【核心提示】《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出版，引起了全世界的廣泛興趣，尤其受到亞非拉國家、政黨領袖和組織機構的高度關注，為第三世界國家獲得民族獨立、推翻殖民統治，提供了重要歷史經驗。因此，借鑒和學習中國革命勝利的經驗，就成為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一股世界性潮流。
《毛澤東選集》1—4卷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載體和集中展現，收錄了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主要著作。這些著作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的理論指南，對推動中國社會歷史性進步產生了巨大的深遠影響?！睹珴蓶|選集》的編輯出版，引起了全世界的廣泛興趣，尤其受到亞非拉國家、政黨領袖和組織機構的高度關注，為第三世界國家獲得民族獨立、推翻殖民統治，提供了重要歷史經驗。因此，借鑒和學習中國革命勝利的經驗，就成為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一股世界性潮流。
《毛澤東選集》翻譯工程史無前例
新中國成立后，為提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拓寬中國的國際話語空間，中央政府于1961年12月組織成立了第一個中譯外常設機構——毛澤東著作翻譯室，開始系統地、有計劃地翻譯《毛澤東選集》。四卷選集的翻譯工程歷時16年之久，為此中央專門設立了《毛澤東選集》翻譯領導小組。這一大型中譯外工程包括東語、西語兩大翻譯團隊，涉及語種達30多種。除了120多人的翻譯班子之外，還成立了一個由20多位國內著名學者組成的翻譯注釋組，負責為正文加注和各類答疑工作。另外，中央大部分直屬單位均直接或間接參與了這一具有重大政治意義的對外翻譯工作?？梢哉f，《毛澤東選集》翻譯工程的規模之大、級別之高、組織之嚴，是中國翻譯史上史無前例的。
據有關資料統計，從1964年到1973年，外文出版社共出版《毛澤東選集》1—4卷各種外文版42904554冊，出版的毛澤東詩詞選共626882冊。從1949年至1988年，經由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前身為“國際書店”)向境外發行的外文版毛澤東著作共39個語言版本、2300多種、3447萬多冊。在非洲，《毛澤東選集》的發行以阿拉伯語、法語、英語版本為主。
《毛澤東選集》成為非洲的超級“暢銷書”
20世紀六七十年代，為了爭取民族獨立、擺脫殖民統治，非洲許多國家紛紛效仿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經驗，把引進和翻譯毛澤東著作作為重要的國家舉措之一。在這種國際背景下，《毛澤東選集》在非洲大陸的發行與傳播主要分為兩個階段。
1949年至1977年，《毛澤東選集》及其他類型的刊物在非洲大陸大量發行，主要目的是服務于中國國際政治與外交的戰略目標，其文化政治性尤為突出。
新中國出版物之所以能在非洲大陸迅速打開外交局面，主要得益于兩個方面：一是此類刊物包含大量政治斗爭的思想和經驗，符合非洲國家反抗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的迫切需要;二是中國選擇了大量的左派書店、政黨出版社等與政治性內容相適應的發行渠道。
毛澤東著作1960年代在非洲的影響一直延續到70年代。在這一階段，埃塞俄比亞、貝寧、馬達加斯加、加納等國都曾由政府領導人發出號召，學習中國取得革命勝利的經驗。在埃塞俄比亞，僅1962—1966年間就訂購中國圖書累計97萬冊，其中大部分是毛澤東著作。馬達加斯加把毛澤東的哲學著作作為中學生閱讀輔助教材;一些學校經常開辦中國問題講座。貝寧的一些國營公司在1975—1978年間訂購中國圖書達20多萬冊，主要用于干部教育和政治學習。據統計，1962—1966年間，中國書刊在加納的發行量為138萬冊，坦桑尼亞53萬冊，尼日利亞85萬冊，阿爾及利亞64萬冊，埃及56萬冊。此時，《毛澤東選集》成為非洲大陸名副其實的超級“暢銷書”。
1978年以后，隨著國際形勢的轉變，非洲大陸大部分國家擺脫殖民統治，完成政治體制的轉軌。在經濟全球化的驅動下，非洲大部分國家為了擺脫“貧困化”、“邊緣化”局面，開始將謀求外援調整為對外政策的基本出發點。與此相適應，中國的對非政策轉向經濟交往的層面，加強與非洲的全方位合作，進入機制化建設的新時期。
隨著中非經貿方面的合作和往來增強，非洲已經成為中國新時期重要的國際戰略合作伙伴，中非交流進入深度合作階段。在今天中國的海外投資、勞務以及工程承包等活動中，仍然能夠看到以毛澤東著作為主的中國紅色文化傳播的影響。今天中國海外投資最多的地區，都曾經是當年中國書刊發行傳播比較多的地方。比如，截至1987年，中國書刊在非洲發行網的名單上有68個國家，但來往最多的是埃及、坦桑尼亞、尼日利亞、加納、蘇丹等20多個國家，這些國家也是中國工程承包、勞務以及海外投資最多的地區。
《毛澤東選集》的對外傳播服務于國家戰略
《毛澤東選集》的翻譯與對外傳播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一項系統性的國家文化工程，主要針對非洲、中東與拉美等地區。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對外宣傳國際戰略舉措和思想文化傳播的成功典范，這一戰略對當下中國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首先，以《毛澤東選集》翻譯活動為對外交流的平臺和載體，在向海外傳播毛澤東革命思想和世界觀的同時，以多樣化的渠道傳播中國的傳統文化價值觀，為世界各國了解中國、理解中國、走近中國打下了堅實的智識基礎。
其次，這一重大翻譯工程以文化搭臺、政治唱戲的方式，在世界范圍內樹立了中國的國際形象，提升了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話語權和文化軟實力，拓寬了中國的國際空間，為中國當下“走出去”戰略的實施提供了參照模式。
最后，通過國家的文化外交手段，不僅加深了中國同亞非拉國家的文化交流，而且為中國和平發展、倡導和諧世界理念、增進世界對中國的認同，創造了歷史條件。
應該說，《毛澤東選集》的翻譯與對外傳播，是近代以來中國文化以國家戰略形態對外主動傳播的第一次，不僅對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而且標志著中華民族的時代精神在沉寂數百年之后重新展現思想的穿透力，在世界文明多樣性的發展進程中實現精神引導，從而留下了鮮明的歷史印記。
（本文系浙江師范大學2011年度人文社科重點研究項目“毛澤東著作在非洲的翻譯與傳播”（SKZD201106）成果之一） （作者單位：浙江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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