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掃除文盲運動

　　本文摘自《黨的文獻》2001年第2期

　　摘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就開始重視掃除文盲工作。有組織地在廣大工人、農民群眾中開展識字運動，積極地、有計劃、有步驟地掃除文盲，提高了工農群眾的文化水平。

　　舊中國勞動人民被剝奪了享有文化和教育的權利，工農及其子女向來被排斥在國家教育的門外，文盲占全國人口的70%左右。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采取了各種措施，在廣大工人、農民群眾中有組織地開展識字運動，同時在全國范圍內創造條件，積累經驗，積極地、有計劃有步驟地掃除文盲，使廣大勞動人民擺脫文盲狀態，文化水平迅速提高。

　　一、掃除文盲運動的初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黨和政府就開始重視掃除文盲工作。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定的《共同綱領》中就指出：“要加強勞動者的業余教育和在職干部教育”。為此教育部1949年12月5日發出《關于開展1949年冬學工作的指示》，指明當年冬學教育包括政治和文化兩個方面。并對冬學內容、教材、師資等提出具體的要求。還指示各地政府應組織各級的冬學運動委員會，由政府負責人員親自主持。此后，每到農閑，從教育部到各地均下發“冬學”指示，要求農民擠出時間，參加學習。1949年12月23日至31日，教育部在北京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提出：“爭取在1951年開始進行全國規模的識字運動。”

　　1950年6月1日政務院發出的《關于開展職工業余教育的指示》指出：開展職工業余教育是提高廣大工人職員群眾的政治、文化與技術水平的最重要方法之一。1950年9月20日至29日，教育部和中華全國總工會在北京聯合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工農教育會議。毛澤東到會和大家見了面。朱德、李濟深、董必武、郭沫若、黃炎培、李立三在會上講了話。會議明確指出：“推行識字教育，逐步減少文盲。”此次會議的報告經政務院11月10日第58次政務會議批準。12月14日政務院批準并轉發的《關于開展農民業余教育的指示》中首次提出了掃除文盲的對象和標準：“在對象方面，則應首先著重農村干部、積極分子及其青年男女，逐步推廣到一般農民”。規定識字教育的標準是：“農民業余初級班(組)吸收文盲與半文盲入學，使其在3年內認識常用字1000字以上，并具有初步讀、寫、算能力。”1951年1月，成立了全國職工業余教育委員會。到1951年底，全國有170余萬工人參加學習。

　　二、在工農群眾中推行速成識字法

　　“速成識字法”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模范文化教員祁建華創造的。某野戰軍采用這一方法，于1952年3月底消滅了全軍的文盲。全國各地迅速辦起了實驗班。重慶紡織工人速成識字實驗班在21天的脫產學習中，學員每人平均由原認識400多字，提高到2021個字。天津紡織工人速成識字班，經23天的脫產學習，平均每人由原認識521個字提高到2108個字。教育部、團中央、北京市文教局聯合舉辦的北京東郊高碑店農民實驗班中，26個學員經過164小時的學習，認識了1638個字，并能初步寫信。這充分說明了“速成識字法”的效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于4月23日舉行了頒獎典禮，獎勵了速成識字法的創造者祁建華。各地通過報紙、雜志、廣播、幻燈等形式進行深入而又普遍的宣傳。4月24日教育部全國職工業余教委會召開了常委擴大會，聽取了北京和天津在工廠和農村中實驗速成識字的情況和經驗，又討論了今后如何在全國職工中利用速成識字法掃除文盲的問題。中華全國總工會于4月31日發出通知，責成各級工會組織，展開“速成識字法”的重點實驗工作。要在工農教育中推廣速成識字法，同時要在工農群眾中進行廣泛的宣傳。

　　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發出《關于各地開展“速成識字法”的教學實驗工作的通知》，并確定河北省為“速成識字法”實驗區。5月、6月教育部連續發出通報，介紹山西、東北、天津等地推行“速成識字法”開展識字運動的情況。推行“速成識字法”以來，全國城鄉參加掃盲識字學習的人數大量增加。但由于各地文教工作的領導干部對掃除文盲工作在整個國家建設工作中的適當地位和掃除文盲工作本身的長期性和復雜性認識不足，一開始便出現了輕率冒進的現象。為此， 1952年9月23日至27日，教育部和全國總工會聯合召開了全國掃除文盲工作座談會。會議認為，要防止和克服推行“速成識字法”中的過急過躁、草率從事的偏差，切實做好鞏固工作。會議提出今后掃盲工作的任務是：“大張旗鼓，穩步前進，由點到面，限期完成”。為了加強對掃除文盲工作的具體領導，1952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19次會議通過決議，成立中央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任命楚圖南為主任委員，李昌(兼黨組書記)、林漢達、祁建華為副主任委員。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設辦公廳、城市掃盲工作司、農村掃盲工作司、編審司。1953年1月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召開的大區文教委員會主任會議指出，掃盲工作1952年秋后有冒進，原因是把掃盲看得太簡單。為了糾正掃盲工作中的缺點， 2月23日至3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掃除文盲工作會議，對開展掃盲運動中出現的盲目冒進的表現進行了分析，有關領導做了自我批評。并對掃盲工作進行了整頓。經過1953年的認真整頓，糾正了掃盲工作中的盲目冒進的偏向。

　　識字運動中，全國各地采取了多種多樣的學習方式，如工廠的“車間學校”、煤礦的“坑口學習小組”、農村的“地頭學習小組”、婦女的“炕頭學習小組”，運輸隊的“火車隊學習小組”等，努力把更多的迫切要求學文化的人組織起來。幾年開展識字運動的結果，出現了第一批基本上掃除了文盲的工廠：長春新華印刷廠、北京人民印刷廠、撫順露天煤礦北機電廠、石景山發電廠等等。農村里出現了不少的“文化村”。全國掃除文盲的數字在逐年增加。到1953年為止，在職工中已掃除文盲近100萬人，農民中掃除文盲308萬人，許多從“掃盲班”畢業的學員升人了業余學校。

　　三、積極穩步地掃除文盲

　　經政務院批準， 1953年10月19日起，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與教育部合署辦公，并創辦了《掃盲通訊》。11月24日，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發布了《關于掃盲標準、畢業考試等暫行辦法的通知》，其中規定：在識字方面暫以能識到500字以上而未達到掃盲標準者為半文盲;不識字或識字數在500以下者為文盲。掃盲標準，干部和工人一般可定為認識2000常用字，能閱讀通俗書報、能寫二三百字的應用短文;農民一般可定為認識1000常用字，大體上能閱讀最通俗的書報，能寫農村中常用的便條、收據等;城市勞動人民一般可定為1500常用字，閱讀、寫作可分別參照工人、農民標準。這些標準可根據具體情況靈活掌握，適當伸縮。1954年3月，教育部和中央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發布《關于1954年組織農民常年學習的通知》，有效地鞏固了掃盲成果，防止了“回生”。1954年8月，教育部、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聯合召開第一次全國農民業余文化教育會議，提出爭取15年左右的時間，基本上掃除農村2億多青壯年文盲。在掃除文盲運動中，采取集中與分散、常年學習與季節性學習、農民的生產互助組織與文娛組織相結合等形式。

　　1954年11月18日，根據國務院指示，中央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合并于教育部。1955年5月13日，教育部發出通知：省、專、市、縣各級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的辦公機構與同級文教行政部門實行合并。6月2日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加強農民業余文化教育的指示》指出：農民業余文化教育，必須密切配合農村互助合作運動和生產的發展，積極有計劃地掃除農村中的文盲，并逐步提高農民的文化水平。要在過渡時期內基本上掃除青壯年文盲， 3、5年爭取基本上掃除主要鄉干部的文盲。《指示》認為，由合作社、互助組統一管理農民的生產和學習，把二者結合起來，應當成為今后發展農民業余文化教育的基本方法。為此，掃盲工作采取了比較集中的形式，春耕之后，除能夠集中的仍然集中學習，對不能集中學習的人采取比較分散的形式。全國各地農村掃盲工作的部署和師資訓練工作于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結束。掃盲中注意貫徹了“以學致用”的方針。許多農民業余學校采用自己編的教材，先教學員學會本村的人名、地名和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字，有的地方先教會社員1到10的數目字和“日”、“月”、“工”、“分”四個字，這樣社員們就會用這些字記工分賬了。1956年1月1日，團中央發出通知：要求全國農村團的組織普遍建立青年掃盲隊，規定鄉團支部設掃盲委員，掃盲委員兼青年掃盲隊隊長。

　　1955年12月6日，教育部發出了《關于籌辦各級掃除文盲協會的通知》。在1956年3月15日召開的全國掃盲協會成立大會上，陳毅作了重要指示：掃盲工作是文化革命的第一步。他要求把不識字的人組織起來，采用各種掃盲的方法，常年堅持學習，向文化進軍。不識字的人要自覺地參加文化學習。陳毅最后希望全國的知識分子和識字的人都積極參加掃盲工作，成為掃盲大軍中的好戰士。大會一致通過了全國掃除文盲協會的章程，并選舉陳毅為協會會長，吳玉章、林楓、張奚若、胡耀邦、董純才為副會長。4月18日，國務院轉發教育部、全國掃盲協會《關于各級掃盲協會人員編制方案》，要求各地參照設置機構配備人員，開展工作。到1956年12月底，全國已有23個省、市、自治區建立了掃盲協會或籌備組織。江蘇、福建、廣東等省有80%左右的縣、市建立了掃盲協會，河北省保定專區有74%的鄉建立了基層掃盲協會。

　　四、掃除文盲運動的高潮

　　1956年3月9日，國務院舉行第25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掃除文盲的決定》， 3月29日發布。《決定》要求從1956年開始，緊密地結合著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合作化的發展，按照各地情況，在5年或者7年內基本上掃除文盲。并對解決有關掃除文盲的師資、課本和組織領導等問題作出了具體指示。《決定》規定掃除文盲的對象以14-50歲的人為主，超過50歲的文盲如果愿意識字，應該歡迎他們學習。《決定》把掃除文盲標準規定為：工人識字2000個左右;農民識字1500個，能夠大體上看懂淺顯通俗的報刊，能夠記簡單的賬，寫簡單的便條，并且會做簡單的珠算。要求掃除工廠、礦山、企業職工中的文盲的95%左右，農村和城市居民中的文盲的70%以上。4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積極領導掃除文盲運動》，將掃除文盲運動推向高潮。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中也規定：從1956年開始，按照各地情況，分別在5年或者7年內基本上掃除文盲。

　　隨著掃除文盲運動的開展，各地普遍制定了掃除文盲規劃，加強了對掃除文盲工作的領導。各地根據歷年工作經驗和當前新的情況，對掃除文盲的學習組織、學習制度和教材內容都作了改進，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掃除文盲工作的效率，但也出現了急躁冒進現象。為了積極地穩步地開展掃除文盲工作，各地實事求是地修訂了計劃，分期分批地掃除文盲。1957年3月8日，教育部發布的《關于掃除文盲工作的通知》中要求：著重掃除40歲以下工農群眾中的青壯年文盲， 40歲以上的文盲如果愿意參加識字學習，當然也要歡迎。干部中的文盲，除少數有特殊情況的人以外，都應當掃除。還提出：在40歲以下的文盲中，一般要求掃除工人文盲的85%左右;掃除農民、市民、手工業合作社社員文盲的80%左右。到1957年上半年，全國已有2200萬人脫離文盲狀態，并已有160萬人達到高小和初中畢業文化程度。廣大的工人和農民學習文化后，生活和生產方面都起了很大的變化。如成都市紅旗鐵工廠吳紹成，原來是個文盲，學習文化后，從報上吸收先進經驗，改進了雙鏵擋草板的操作方法，生產效率從每日生產600件提高到1300件，打破了當時全國最高的紀錄。

　　1958年2月27日至3月6日，教育部、全國掃盲協會、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聯合召開了18個省、市、自治區的掃盲先進單位代表座談會。國務院副總理、全國掃盲協會會長陳毅作了指示。他要求來一個文化上的“原子爆炸”，改變中國又窮又白的面貌。到會的85個代表向全國提出了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內基本上掃除青壯年文盲的倡議。一個群眾性的掃盲高潮很快形成。許多地方提出了這樣一個動人的口號：“一切識字的人都要動員起來教人識字，一切不識字的青壯年都要組織起來努力學習”。許多省市的黨、行政領導部門充分估計了掃盲工作的有利條件，打破了保守思想，制定了掃盲工作的規劃。主要是依靠群眾，走群眾路線，鼓起革命干勁，不斷克服那種認為生產不能掃盲的保守思想。辦法是：全面規劃，分期分批，多種方式，長年學習。黑龍江省成了全國第一個基本上掃除青壯年文盲的省份。到7月中旬為止，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已有9000余萬人參加文化學習， 3200萬人達到掃盲畢業標準。在全國范圍內，已經有近1/4的縣、市基本上掃除了青壯年文盲。

　　1958年10月以后，由于全民煉鋼鐵運動和秋收，農民業余學習陷于停頓，各地出現復盲現象。為此，中共中央、國務院于1959年5月24日發出《關于在農村中繼續掃除文盲和鞏固發展業余教育的通知》。1959年12月29日教育部召開的全國農村掃除文盲和業余教育工作電話會議， 1960年1月12日教育部在福建召開的農村掃盲和業余教育工作經驗交流會，都重申了貫徹執行中央掃除文盲的決定，要求各地將掃盲工作堅持開展下去。

　　五、注音識字運動

　　從1960年1月開始，一個利用拼音字母掃除文盲和鞏固擴大掃盲成果的注音識字運動首先在山西展開。注音識字的掃盲方法是山西省萬榮縣創造的。它解決了掃盲運動中兩個大問題，一個是消滅了掃過盲又大量回生的現象，一個是保證了認識1000多字的農民可以無師自通地大量閱讀注音書報，在自習中不斷增加識字的數量，而且還是推廣普通話的工具。2月初山西省在萬榮縣召開了全省注音掃盲現場會， 2月11日山西省委發出指示，要求各市、縣迅速開展學習拼音字母運動。吉林、山東、安徽、四川、遼寧等省注音識字運動也在積極開展。

　　1960年5月11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于推廣注音識字的指示》。指示指出，山西省萬榮縣注音識字的經驗是我國文化革命中一項很重要的創造，號召全國迅速推廣這個經驗，力爭提前掃除文盲。遵照中央指示，全國各地一個學萬榮、趕萬榮的注音識字運動蓬勃開展。

　　模范民校教師邢春環創造了快速拼音教學法，使山東省平原縣成了利用漢語注音方法掃盲識字和進行工農業余文化、技術、理論教育的一面紅旗。全縣青壯年和許多老年幼兒以至聾啞盲人共30多萬人，投入了學習漢語注音和講普通話的運動。人人身上戴布條，文盲戴黃布條，非文盲戴紅布條，黃的見了紅的問，紅的見了黃的教。平原縣不僅廣為利用漢語注音掃除文盲，而且在全縣基本掃完文盲后，在工農業余文化教育和技術教育中仍然堅持發揮漢語注音的作用。

　　新中國成立50年來，我國共掃除文盲2. 03億，成人文盲率由1949年的80%以上降到了15%以下，青壯年文盲降低到5%以下。我國的掃盲工作贏得了良好的國際聲譽。1984年以來，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舉辦的國際掃盲獎評選活動中，中國先后有11個單位獲獎，其中有6個單位獲大獎。這些獎勵和榮譽充分說明了我國掃盲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對世界掃盲行動也作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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