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興國：回憶45年前三次見毛主席——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

　　2013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主席誕辰120周年。我現在已過68歲。此生深感十分幸運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北京航空學院一名學生，1966年7月29日和1967年12月30日在人民大會堂、1968年10月1日在天安門觀禮臺上三次近距離見到偉大導師毛主席。因三次見到毛主席時，正值北航文化大革命的關鍵時刻和人生轉折，故刻骨銘心，終生難忘，

　　（一）1966年7月29日北京人民大會堂北京大中學校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

　　1966年7月29日，是在人民大會堂如開的“北京市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上，我作為兩名少數北航少數派代表，見到偉大導師毛主席。

　　我是江蘇江陰人。父親石英早年參加上海、南通學生運動，以后在家鄉中共澄武工委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擔任地下團總支書記。為配合解放軍渡江作戰。他曾到敵軍江防陣地偵察，險遭不測。按照上級暫時隱蔽、迎接解放的指示，他曾抱著我隱蔽在地洞里，敵軍兩次尋找未果，要不是當晚村莊及時解放，難逃敵人屠刀。母親劉競解放前參加革命，在著名的江陰要塞起義所在的要塞區任婦女主任。我生于抗日戰爭勝利日后第8天，伯父死于日寇槍口下。全家期盼國泰民安，將我取名為“興國”。我牢記自己是革命后代，是黨和毛主席給了我第二條生命，立志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因此，自幼志于學，各課成績均在前列。讀了許多課外書，從中學起就開始學馬列、毛主席著作，關心國家大事。1963年，我從南京大學附屬中學考取北京航空學院，在五系(飛行器自動控制系)火箭解算裝置3511班學習。課余，我還擔任過北航上天通訊社文藝組組長，創辦過北航文藝評論社。系統學習了毛主席關于階級斗爭、反修防修和教育革命的指示以及中蘇兩黨論戰中的“九評”，并參加過北京通縣的“四清”，關注著黨和國家的命運。

　　1966年6月2日，北大的一張大字報他《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廣播后，北航全校群情沸騰。上午，開始出現批評院黨委的大字報。中午，我從校內商店買來白紙、毛筆、墨汁、漿糊，寫出自己的第一張大字報：《最高指示哪里去了?》。主要內容是，全黨全國人民應當自覺服從毛主席和黨中央部署。大字報引用毛主席指示，批評了院黨委搞關門學習和學術批判，阻止師生參加文化革命的言論和做法。3日批評院黨委的大字報繼續增多，院黨委竭力避免引為燒身。千方百計轉移斗爭目標，下午開始對給院黨委提意見的人組織圍攻，愈演愈烈。6月4日晚上，我與3511班戴維堤、尹聚平、呂香孝同學一起合寫了一張大字報：《致院黨委的公開信》，貼在北航行政大樓正門上的墻壁上，批評院黨委對待群眾的錯誤態度，同時批評了學校不符合毛澤東教育思想的傾向。

　　6月8日，以趙如璋為首的國防科委工作組進駐北航，我被推選擔任3511班文革組長。工作組的表現不久就令全校師生失望。6月17日下午，趙如璋在全院大會上提出：“有什么問題就揭什么問題，誰有問題就揭誰的問題”的口號，出現了“全面開花”的局面，紛紛把矛頭對準基層干部、輔導員、學生。6月19日晚上開始出現批評工作組的大字報。很快形成了炮火齊轟工作組的局面。6月20日，數百名同學分別到國務院、國防科委、北京市委匯報情況;中午，我也和許多同學一起打電話向北京市委反映工作組的問題。6月21日晚，我貼出了一張大字報：《一條“無頭”黑線》，分析了當時院內運動的形勢，希望能發動群眾揪出與北航有關的黑線及其后臺。大字報指出“工作組領導不力”，并觸到了工作組的痛處——方向路線問題：揭蓋子還是捂蓋子、查黑線還是護黑線、靠群眾還是怕群眾。6月27日下午，在全院大會上，趙如璋傳達李雪峰報告，部署在全院開展大辯論，對象就是我寫的的大字報。他預先定調說：“《一條“無頭”黑線》是棵大毒草。毒就毒在無頭，毒在……，就是落實到軍委、落實到中央，這才是大字報的出發點和真正的目的。”由此，從6月27日至7月6日，北航開展了“六、二七”大辯論。當時，北航不少師生不認同工作組的觀點，有人指出大字報上“無頭”是加上引號的，“繼續沿著已經揭發的線索追下去，敢于觸及國防科委以及其他一切有關單位”后面并沒有“……”。6月28日，3421班學生曹偉康貼出大字報：《幾點粗略的看法》，公開反對趙如璋的意見，也被工作組定為大毒草。6月29日上午、晚上，6月30日晚上，在工作組親自組織下，在3511班先后召開了三次辯論會對我進行圍攻。7月2日，趙如璋找我談話，說：“同學中和你持有同樣的觀點，懷疑工作組的人是不少的，你的文章正代表了他們的意見。”他要我作檢查并承認三點：一是反軍委反黨中央。二是主觀上站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立場。三是我的行動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革命行動。被我拒絕。7月3日以后，工作組又接連組織批斗會，北航一下子點出了十幾篇“大毒草”，對所謂“牛鬼蛇神”進行圍攻。7月6日，在全院師生員工大會上，趙如璋作總結報告說：“大辯論性質是奪取文革領導權。”“掃出了石興國之流牛鬼蛇神。”會后，工作組對持不同意見的北航少數派的迫害，轉入幕后秘密進行，在全院師生中進行所謂“左、中、右”排隊，按其對待工作組的態度，將師生劃分成4類：好的、犯錯誤的、犯嚴重錯誤的、右派。我與200多位同學被劃進4類——右派。還有更多的人被劃進3類——犯嚴重錯誤的。史料記載：1966年7月13日，北京市文教系統大學組根據包括北航、北大、清華在內北京24所高校上報的排隊資料統計，24校師生總數99323人，有10211人被劃為右派(占總數的10.1%)。同時， 24校的黨委90% 以上都被定為3、4類，教研室主任以上干部60%以上被定為3、4類干部，正是怵目驚心。

　　“六、二七大辯論”使北航運動陷入泥淖。面對打擊迫害，支撐著北航少數派寧折不彎意志的是毛主席的教導：“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最基本的原理”。 7月中旬，毛主席回到北京后，決定糾正派工作組的錯誤，解放被壓制和迫害的師生。7月22日。北航1681班學生劉金榮等貼出大字報：《關于轉移目標》，對“六、二七大辯論”提出質疑，要求重新大辯論，真正辨明是非曲直。7月27日，國防科委工作組宣布退居參謀地位，并布置重新選舉院文革會。3312班學生肖淑桃等貼出大字報《清除大辯論的后遺癥》，批判工作組的錯誤。

　　1966年7月29日，是我第一次在人民大會堂見到偉大導師毛主席。事先無任何跡象。中午1時，我突然接到通知去北航東南校門集合，同行者有十多個人，大都是院文革籌委會委員、高干子女，另外只見到曹偉康。當時只說是去人民大會堂聽一個報告，發給我一張“文化革命報告會入場券”。 如右圖所示。上面注明：“中共北京市委主辦”。時間：1966年7月29日(星期五)下午3時半。地點：人民大會堂。編號為000894。這張入場券，我至今仍珍藏著。

　　之前，我曾到人民大會堂參觀過。這天來到人民大會堂就座，離主席臺才十幾排。當時我正處逆境。北航挨整的“階下囚”，一下子成了人民大會堂的“座上客”，心情激動可想而知。

　　大會準時開始，李雪峰主持并講話。大家才知道大會的正式名稱是“北京市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 后來知道，開會前一天，7月28日下午，毛主席說：明天北京市召開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持有不同意見的人也可以參加嘛，比如說清華大學的蒯大富。正是根據毛主席指示，國防科委黨委規定，北航文革籌委會十多名委員作為北航多數派代表、我與曹偉康兩人作為北航少數派代表出席會議。

　　李雪峰首先宣讀了北京市委7月28日《關于撤銷各大中學校工作組的決定》。接著，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先后講話。

　　5時20分，突然人民大會堂燈光全部打開，亮如白晝。周總理宣布，偉大領袖毛主席將接見與會全體代表!只見毛主席身穿灰色中山裝，紅光滿面，精神抖擻，出現在主席臺上。他沒有和主席臺上的人握手，邁著健步，徑直走到主席臺前，微笑著向代表們招手、鼓掌。大家知道，這是毛主席表示對撤銷工作組的決定和對革命師生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的肯定和支持。全場代表發出熱烈而持久的掌聲，懷著無比激動和崇敬的心情，不斷高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震耳欲聾。因為都是學生，許多代表不顧人民大會堂的禁令，站到桌椅上向毛主席歡呼。毛主席在主席臺上來回繞了兩圈，其中有一次曾走到話筒邊，好像是要發表講話。無奈全場聲音過大，終于沒有講成，正是一大歷史遺憾!毛主席站在主席臺中央頻頻向代表們招手。當毛主席離開主席臺時，全場震天的掌聲和歡呼聲仍然不斷，大家盼望毛主席再次出現。最后，周總理通知大家：毛主席已經離開，并親自指揮全場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大會也在歌聲中結束。這時，我看了一下手掌，已經拍得通紅，微微生痛。

　　北航參加7月29日大會的代表回到學校，就聚集在一起回憶、整理大會中央領導講話記錄，立即用廣播向全院師生傳達。因我的記錄速度較快，大部分材料都是按我的筆記整理的。這次大會本來是北航多數派和少數派師生消除隔閡的契機，可惜沒有抓住。國防科委某些領導堅持與北航少數派對立的立場，工作組撤走前包辦產生的北航文革籌委會，主要由高干子女組成，繼續執行工作組路線。8月1日成立的北航紅衛兵，以高干子女為核心，加入條件要求承認工作組是革命的;《一條“無頭”黑線》是大毒草;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救绱?rdquo;是完全正確的等，將普通工農和一般干部子女尤其是少數派排斥在外。工作組匆忙撤離，后來在北航師生要求下，雖兩進兩出，但檢查不深刻。7月29日大會堅定了北航少數派的斗爭意志，我們通過重新辯論，駁倒了“毒草論”，系統批判工作組的錯誤，兩次到中共中央接待站上訪。根據毛主席支持紅衛兵的信的精神，8月20日，我們成立了自己的紅衛兵組織——北航紅旗，決定采用巴黎公社全面選舉制，實行大民主;領導機構不采用司令部制而實行勤務員制;加入條件定為本人自愿參加，集體討論吸收。革命不分先后，不排斥過去有過不同觀點的人，不搞唯血統論;當前任務主要是批判工作組的路線錯誤，然后在正確路線指引下，切實執行《十六條》，進行一斗、二批、三改，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后來，由于趙如璋違背與紅旗戰士達成的協議，拒不出來澄清問題，從8月25日至9月22日數百名北航紅旗戰士不得不陸續滯留在國防科委門前的航模體校，與國防科委某些領導對峙的28天28夜。北航紅旗又一次面臨被打成反革命的考驗，當時，我想：是黨和毛主席給了我第二條政治生命，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無產階級自己。根據分工，從8月29日至10月7日，我先后在航模體校和北航校內主持北航紅旗總勤務站全面工作。北航紅旗的斗爭很快得到毛主席的關注，8月底，他親自發出指示：“不要怕，不要讓學生席地而坐，搭起棚子，讓學生鬧上三個月。”最后，北航紅旗的斗爭以勝利告終。根據北航紅旗總勤務站的決定，韓愛晶在10月1日代表北航紅旗上了天安門城樓見毛主席，并在改選后，從10月7日擔任北航紅旗總勤務站負責人。

　　（二）1967年12月31日北京人民大會堂國防科委系統代表大會

　　1967年12月31日，是我第二次在人民大會堂見到偉大導師毛主席。這是國防科委系統的代表大會。這次能參加大會主要是因為北航積極參與了“紅航一號”靶機和無人駕駛飛機發動機研制任務。我與院革委會委員和紅航兵團、紅旗兵團骨干一起參加了大會，1967年5月20日，北航在北京高等院校中率先成立了院革委會，7月3日在全國高等院校中率先復課鬧革命。北航紅旗戰士和全院師生開始集中精力抓革命、促教學、促科研。

　　20世紀60年代隨著我國地空導彈發展，決定自行研制高空高速靶機(靶-6)。1964年底確定總體方案。1965年11月國防工辦、國防科委聯合下達靶6的研制任務，由六院負責，北航參與，為此抽調2、3、5系教師成立213研究所具體負責。北航革委會成立后，決定把研制生產全過程抓過來，于是請北航原黨政領導和知名學者教授，聯名向上級打報告。1967年6月，國防工辦、國防科委再次聯合通知，決定把靶6的總體設計、試制、總裝調試的任務全部交由北航承擔。為此，北航革委會將靶6改名為“紅航一號”、將213設計所改名并擴大為上千人的紅航兵團，并成立了指揮部，由常委仇北秦、屠海鷹和委員李樂，李明啟等負責。紅航兵團幾乎囊括了北航全校有關師生員工，最大限度地發揮了人員配套、設備齊全的優勢，在全院掀起了研制生產的熱潮。加上北航紅旗當時得到中央支持，在全國的協作通行無阻。1968年6月‘紅航一號’原型機組裝完成，布局為腹下吊掛單發，雙垂尾。另一架用圖-4母機掛飛。1969年9月第三架首次投放成功。1970年又投產四架，進行了大量靜力、吹風、振動、掛飛和投放試驗。1972年11月20日“靶-6”高空由國產轟-6飛機投放成功。“靶-6” 最大平飛行速度M2.2-2.5，飛行高度18000-20000米，有效水平航程150公里，技術性能處于當時國際先進水平。

　　1967年10月北航革委會又組建紅旗兵團，由常委楊瑞云和委員刁震川等負責，開始研制無人駕駛飛機發動機。這是北航師生對我軍擊落的美國無人駕駛偵察機拆卸，測繪的基礎上研制的，1968年4-5月發動機試車成功，空軍副司令員曹里懷來北航視察，表示震驚。以后北航繼續研制無人駕駛飛機整機，命名為“長虹一號”(無偵-5)。1980年定型生產正式裝備部隊，是中國第一架高空無人駕駛偵察機。

　　12月31日，人民大會堂里溫暖如春，國防科委副主任羅舜初主持大會，國防科委主任聶榮臻作了報告。國防工辦主任粟裕講話表示祝賀，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發言提綱是在主席臺上親手起草的。他們講完話后，只見羅舜初走到主席臺中央，高興地向全體代表宣布：“同志們，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偉大領袖毛主席來看望大家了!”話音未落，大會堂里燈火齊明，掌聲雷動。在震耳欲聾的“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中，毛主席出現在主席臺上。他時而向臺下激動的人群頻頻招手，時而與參加接見的有關部門領導親切握手，談笑風生，臺上臺下氣氛異常熱烈。

　　（三）1968年10月1日國慶19周年北京天安門觀禮

　　1968年10月1日，我身穿綠軍裝，帶著紅帽徽，以紅衛兵代表的身份參加了國慶十九周年的觀禮，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近距離見到偉大導師毛主席。

　　在此之前，1968年8月10日，北航迎來了進駐學校的工宣隊和軍宣隊，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推動全院師生實現革命大聯合。我意識到，北航紅旗這種組織形式已經完成歷史使命，就代表幾位院紅旗勤務員起草了《關于解散北航紅旗，實行革命大聯合的建議》，建議自動解散北航紅旗，組建統一的紅衛兵組織。五系在全院第一個自動解散了系紅旗戰斗隊。9月5日，北航紅旗總勤務站召開全體會議，作出解散北航紅旗的決議。當晚，在全院師生員工大會上，韓愛晶代表北航紅旗總勤務站發表宣言，向全中國、全世界宣布：北航紅旗解散。北航紅旗自動建立，又自動解散，這充分體現出這個紅衛兵組織的民主性、自覺性和主動性。北航紅旗解散以后，全院學生實行革命大聯合，工宣隊和軍宣隊首先在五系試點，重建統一的紅衛兵組織，定名為“首都紅衛兵”，五系成立“首都紅衛兵北航第五團”，由我任團政委。因此，我被推選為作為首都紅衛兵北航代表，參加國慶十九周年觀禮。圖中是我保存至今的請柬和當時佩戴的“紅衛兵”袖章。

　　我觀禮的地點被安排在天安門灰觀禮臺西1臺。在觀禮臺上，我從望遠鏡中，看到毛主席身體仍然十分健康，但是沒有像往年一樣始終站在城樓前面檢閱游行群眾，表現出明顯的老態，不禁心中掠起一陣擔憂。北京“五大學生領袖”這天仍然應邀上了天安門城樓。但今非昔比，站的位置已經靠邊。經毛主席批準，這年國慶節邀請全國近萬名工人代表到京參加國慶觀禮，接受毛主席檢閱，被安排觀禮臺的后排。當太陽剛升起來時，他們歡樂地跳起了“忠字舞”，這還是我第一次看到。

　　三次見到毛主席，給我一生以鼓舞。1968年12月，我從北航畢業分配到江蘇常州，實踐毛主席的教導：知識分子同工農相結合，在基層當了八年普通工人。后來，我擔任公司團總支副書記，組織了青年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和共產主義青年青年突擊隊，獲得工人認可，被評為先進生產者，在1975年7月1日成為共產黨員。以后，我曾經擔任過直6飛機總裝廠生產計劃科負責人。在改革開放中，雖然命運多舛，工作單位多變，我始終將“位卑不敢忘憂國，銳意進取終不悔。艱苦奮斗一輩子，做出第一等工作”作為座右銘，以繼續革命精神做好各項工作。熱情積極投入改革開放的各種實踐和研究。我發起創辦了三個學會、一個學術期刊、一個公司、三個學校，參與了市七年計劃的編制和經濟發展戰略的制定，上海經濟區、長江密集產業帶問題的研究;作為江蘇代表參加過全國軟科學研究工作座談會;發表過一百多篇以改革開放為課題的論文;提出了“自覺人假說”、“國有企業民營論”、“科技人才資本論””等創新性觀點。在各種工作崗位上數十次被評為本系統中的市級、省級乃至全國的先進工作者，同時團結周圍同志共同努力，使所在的單位多次被評為本系統中的市級、省級乃至全國的先進集體。2005年6月，在我入黨30年時，被授予“優秀共產黨員”稱號。退休前后，我主編了專著《最新管理理論的形成和發展》，教材《組織行為學》、《技術經濟學》，并主持了18種經濟管理專業教材的編審工作。近8年來，我專注于和諧社會理論研究，完成了一百多萬字的專著《和諧論——探究一種新的社會形態》的書稿，希望為深化全面改革繼續盡綿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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