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國成立前夕，在“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和“一邊倒”三大外交決策中，圍繞爭取國際承認、爭取國際援助和保障國家安全等問題，毛澤東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形勢判斷。他準確地把握了在東西方冷戰格局下聯合蘇聯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出帝國主義不可能為中國革命提供援助，也決不能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新中國。他強調美國在反蘇背后獨霸世界的意圖，認為美國要進攻蘇聯，首先要壓服美蘇之間的“中間地帶”國家。這些判斷符合當時中國革命和新中國面臨的國內外形勢。美國對華政策是美國戰后全球戰略的產物，其奉行擴張主義和遏制政策的基本立場與新中國的外交方針政策針鋒相對。“等待塵埃落定”更多的是說明美國不得不接受蔣介石失敗的現實，但并不等于美國會徹底放棄它的反共盟友，它與中共接觸主要是為了在中共和蘇聯之間打“楔子”，以阻止中國“變成蘇聯的附庸”。美蘇在遠東的戰略意圖與這一地區民族民主運動的訴求交織在一起，使中國周邊安全環境變得十分復雜，而中國很難在安全問題上與周邊國家絕緣自處。朝鮮戰爭的爆發就證明了“一邊倒”戰略的前瞻性。
1949年春夏，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先后提出“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和“一邊倒”的三大外交決策。這些方針構成了新中國成立初期外交政策的主要內容，是新中國在獨立自主基礎上開創新型外交關系的重要思想和戰略指導，對新中國外交乃至國際關系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幾十年來，學術界關于這些外交方針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豐碩成果。近些年，國內研究時而會出現一些“新論”、“新認識”或者“反思”等等，其中有觀點認為，新中國不應挑戰世界秩序，而應照顧國際慣例和國際法，盡量爭取廣泛的國際承認和西方國家的援助;新中國在戰略選擇上有在美蘇之間保持中立的空間，但中國共產黨實行了“一邊倒”或過早實行了“一邊倒”政策，結果沒能抓住美國對華政策的過渡期以及與美國和解的機會，導致了中美對抗等等。上述設想對應了新中國外交要解決的三個問題：承認、援助和安全。本文擬圍繞這三個問題，立足對中國、美國和蘇聯三方文獻檔案的梳理分析，將毛澤東對當時形勢的判斷與美、蘇對華政策進行對比，以期在盡可能還原歷史的基礎上對這些評價做出回應。
一
對于新生的人民政權，新中國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務是保障人民革命的勝利成果，實現和鞏固國家的完全獨立，為全面恢復建設爭取有利的國際條件與和平的國際環境，具體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項：爭取國際承認、國際援助和保障國家安全。在當時的背景下，影響新中國做出決策的主要有兩個決定因素：一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目標，要求決策的根本出發點是獨立自主;二是國際、國內形勢，要求能充分認識自身條件、對外關系和外部環境，確定聯合的對象和威脅的來源，從而占據主動。也就是說，在考察新中國外交時，首先需要考察國際社會對中國革命的態度，以及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與外國的關系，主要是與蘇聯和美國之間關系的演變。畢竟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并不是軍事政變一夕促成的，而是幾十年中國革命斗爭的成果，是在解放區地方民主政權的基礎上隨著解放戰爭在全國的推進而最終建立起來的。
從歷史發展的進程看，援助問題出現的時間最早。孫中山的“聯俄”主張是中國革命爭取外援的早期實踐。第一次國共內戰時期，中國革命基本上處于孤立無援的境地。1935年12月，毛澤東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的報告中做出了“這種形勢已經改變”的判斷，他提到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相互關系，指出“國際援助對于現代一切國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爭都是必要的”。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毛澤東多次強調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努力爭取外援：“中國無論何時也應以自力更生為基本立腳點。但中國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國與世界緊密聯系的事實，也是我們的立腳點，而且必須成為我們的立腳點。我們不是也不能是閉關主義者，中國早已不能閉關。”
抗日戰爭時期，蘇聯和美國是援華的兩個主要國家。考慮到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已上升為全球實力最強的超級大國、而蘇聯自身重建任務繁重等因素，中共曾尋求與美國合作的可能，期待美國能對中國的和平統一、民主發展和國家建設提供幫助并發揮積極作用。1944年，美軍觀察組赴延安考察，中共中央對此高度重視。毛澤東在與美國外交官謝偉思的談話中提出了中國人民關心的三大問題：第一，美國是否有回到“孤立主義”從而對中國不感興趣的可能?第二，美國政府真的關心民主，關心世界民主的前途嗎?例如，它是否認為民主在占世界人口1/4的中國是重要的?它是否想使中國的政府真正代表中國人民?第三，美國政府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和政策是什么?是否存在美國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任何可能性?如果中國發生內戰，美國將對國民黨和共產黨抱什么態度?
美國是如何回應上述問題的呢?它徹底摒棄“孤立主義”，轉而奉行“全球主義”，以強大的軍事和經濟實力為后盾，向全世界推行擴張政策，謀求建立和鞏固其“世界領袖”的地位。美國視中國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遠東安全和秩序重建中最重要的盟友，希望中國能統一在一個親美政府之下，實際上是將中國納入美國的勢力范圍，以有效遏制蘇聯在亞洲影響的擴張。在美國看來，讓共產黨在國共之爭中獲勝是不符合美國利益的，扶持、援助國民政府在對日戰爭結束前已成為既定方向。這樣，美國從一開始就走上了干涉中國革命的道路，在美蘇冷戰風云下，美國的扶蔣“調停”壓共很快就演變為扶蔣內戰反共，徹底站到中國人民的對立面上。
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對華政策上采取與美國妥協、合作的基本策略，承諾不支持中共而只承認和支持蔣介石國民政府，以確保其在《雅爾塔協定》下獲得的在華權益。由于美國將蘇聯排除在對日占領之外，蘇聯更加重視中國東北在其安全戰略中的地位，而美國在華直接派遣美軍幫助蔣介石搶占恢復地盤的行為，又增加了蘇聯對美國威脅、染指其在東北勢力范圍的擔憂。為牽制美國和倒向美國的蔣介石政府，蘇聯為中共及其武裝力量進入東北創造條件，并移交繳獲的日軍大量武器裝備給中共。
盡管蘇聯對中共的幫助是謹慎而有限度的，但已使中共看到了利用東北特殊地緣優勢爭取蘇聯擴大援助的可能。從1947年到1948年，在國際冷戰格局形成的同時，中國解放戰爭已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毛澤東開始從戰略高度謀劃聯合蘇聯的前景。1948年初，除少數幾個大城市外，人民解放軍已基本控制東北全境，東北不僅將成為大決戰的首戰之地，而且面臨迅速恢復經濟、為解放全國提供后方保障的迫切任務。因此，毛澤東改變了進入東北初期關于“東北斗爭主要靠自力更生”，“關內應完全靠自力更生”，不能向蘇方“作任何要求”的命令，積極主動地向莫斯科尋求幫助。他在給斯大林的電報中坦言，中共毫無管理經濟的經驗，無法管理舊城市極其復雜的經濟，為此，請求蘇共中央派專家團到中國解決經濟任務，并在已解放的地區修復鐵路。
面對新形勢，蘇聯開始調整對華政策。1948年5月，斯大林批準派遣蘇聯交通部副部長科瓦廖夫為全權代表前往中國東北，幫助落實有關恢復中長鐵路運行和抽當地干部成立恢復運行組織的措施的命令。他指示科瓦廖夫說：“我們當然要給新中國一切可能的幫助，如果社會主義在中國勝利，我們兩國走上同一條道路，社會主義在世界的勝利就能得到保證，任何偶然事件都不會嚇倒我們。因此，我們要不惜一切力量和資金來幫助中國共產黨人。”毫無疑問，中國革命的勝利極大地提升了中國在蘇聯安全戰略中的地位。
1948年9月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對未來蘇聯援助中國的形勢做出判斷：“我們宣布中央政府成立之后，以蘇聯為首的國際人民民主力量是會同我們合作的”，“關于完成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的準備，蘇聯是會幫助我們的，首先幫助我們發展經濟。”
就在幾天前，即9月8日，林彪曾致信斯大林，說明東北在恢復鐵路運輸和工業企業方面缺乏金屬、設備、材料和有經驗的干部，提出為制定東北國民經濟恢復計劃，希望蘇聯能派一批專家來華援助，包括計劃專家、國民經濟專家、各類工業專家、財政專家、軍事鐵路學校教員、工業學院教授等至少100名以上的各部門專家。這封信再次反映了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向城市后即將面對的新任務、新問題，中共要擔負起城市接管、經濟建設、國家管理的重任，卻缺乏資源，尤其缺乏經驗和人才。
蘇聯大力幫助完成東北鐵路干線的恢復和運營，并同意毛澤東關于幫助修復華北鐵路的請求，但拒絕此時派遣專家小組。斯大林對援助中共還存有很大顧慮并堅持謹慎行事，他懷疑毛澤東不過是另一個鐵托，將來會與蘇聯利益背道而馳，而且還顧忌美國的反應。1949年1月，斯大林派出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前往西柏坡了解情況。毛澤東、劉少奇等與米高揚進行多次談話，全面詳細地介紹了中共的歷史和中國的現狀，以及關于奪取全國勝利和建立新中國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其間清楚表明了中共的親蘇立場、向蘇聯學習的愿望以及站在蘇聯一邊的決心。
米高揚的訪問使斯大林加深了對中共的了解，進一步明確了支持中共的政策。隨后，蘇聯加大了援助中共的步伐和力度，中共也堅定了聯合蘇聯的決策。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做總結時指出：“中蘇關系是密切的兄弟關系，我們和蘇聯應該站在一條戰線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機會就要公開發表文告說明這一點。現在對非黨人士也要說明這一點，也要做這種宣傳”。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北平開幕，新中國成立在即，中共必須要盡快落實蘇聯是否會承認新政權、是否會提供全面援助等重大問題。6月26日，劉少奇率中共代表團秘密抵達莫斯科。第一天會面，斯大林就幾乎同意了此前中共提出的所有要求，包括提供3億美元貸款，派遣專家，幫助清除上海外圍的水雷、建立艦隊、開辟中蘇空中航線，以及幫助建立飛機裝配修理工廠并提供殲擊機，等等。斯大林表示，蘇聯準備在國家機構、工業和中國想要學習的所有方面提供全面幫助，他還主動提出愿意幫助中共盡快解放新疆。為確保劉少奇訪蘇目標的實現，毛澤東對蘇聯的表態做出積極回應，于6月30日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而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公開宣布了“一邊倒”的方針。在之后的中蘇會談中，斯大林承諾，新中國政府一成立，蘇聯就立即予以承認。8月25日，完成出訪任務的劉少奇返抵沈陽，隨同抵達的還有科瓦廖夫和220名蘇聯援華專家。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10月2日，蘇聯成為第一個承認新中國并與之建交的國家。
二
蘇聯對中國解放戰爭的支持和對新中國提供全面援助的承諾，為新中國成立后中蘇結盟打下了良好的合作基礎，反過來中蘇結盟又保障了蘇聯全面援華承諾的兌現。同一時期，新中國是否有可能爭取美國的援助呢?毛澤東給出的判斷是“我們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的想法是“幼稚的”，他以孫中山的革命經驗為鑒，指出帝國主義是不可能為中國革命提供援助的。
那么，美國是否有意愿或可能為新中國提供援助呢?回答這個問題的前提首先是解決中美之間的承認問題。承認問題是由中國革命所導致的舊政權的推翻和新政權的建立而產生的，這種政權更迭并不會改變中國作為國際法主體的資格。在國際法實踐中，承認標準主要依循有效統治原則，也就是說“一個政府事實上控制了這個國家，并受到大部分居民習慣上服從并有長久存在的合理希望，可以說代表這個國家，因而有權被承認”，不過，“遵守國際義務的意愿經常是新政府自己尋求承認和其他國家給予承認所提及的一個因素”。
爭取國際承認，就是要爭取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國和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沈陽等大城市解放后出現的外國使領館和僑民等涉外問題，其性質就是承認問題。對此，1948年底到1949年初，中共中央確定了一個重要的外交方針，將承認問題由新政權的單向“被承認”變成與外國政府之間的雙向承認，毛澤東把它概括為“另起爐灶”，即不承認國民黨政府同各國建立的舊的外交關系，而是在新的基礎上同各國另行建立新的外交關系。與“另起爐灶”直接緊密關聯的是如何處理舊中國的“國際義務”的問題。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提出：新中國將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賣國條約的繼續存在，并采取有步驟地徹底地摧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控制權的方針。在具體實施步驟上，毛澤東主張應首先清除帝國主義在華殘余勢力和影響，而對爭取帝國主義國家承認的問題，“不但現在不應急于去解決，而且就是在全國勝利以后的一個相當時期內也不必急于去解決”，也就是要“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上述方針的目的就是要“在外交上立于主動地位，不受過去任何屈辱的外交傳統所束縛”，從而使中國徹底改變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起獨立自主的外交關系，并為實現經濟上的完全獨立創造條件。
1949年4月30日，毛澤東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起草的聲明中明確宣布：“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和人民政府愿意考慮同各外國建立外交關系，這種關系必須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首先是不能幫助國民黨反動派……外國政府如果愿意考慮同我們建立外交關系，它就必須斷絕同國民黨殘余力量的關系，并且把它在中國的武裝力量撤回去。”6月15日，毛澤東在新政協籌備會上再次聲明：“我們所反對的只是帝國主義制度及其反對中國人民的陰謀計劃。任何外國政府，只要它愿意斷絕對于中國反動派的關系，不再勾結或援助中國反動派，并向人民的中國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虛偽的友好態度，我們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的基礎之上，談判建立外交關系的問題。”
中共關于建交的原則是否會被美國接受呢?毛澤東指出：“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徹底的反帝國主義的性質，使得帝國主義者極為仇視這個革命，竭盡全力地幫助國民黨……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
早在外交問題列入中共籌建新中國的議事日程時，美國也已在考慮該如何面對中國的局勢變化。1948年9月濟南戰役后，美國不得不接受其“盡一切力量阻止中共取勝”政策破產的現實，開始重新審視對華政策。10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美國對華政策》文件指出：美國提供的援助已不足以阻止共產黨的推進，更不用說去扭轉戰局了，“全面援助”等同于公開干涉，將增加對干涉者的抵抗，而越是公開干涉根深蒂固的中國革命，在政治上就會陷得越深，中國人民就越會把國民政府看做是可恥的傀儡政權，美國的任務就越艱巨，干涉所要付出的代價就越大。因此，文件認為，美國的近期對華政策應采取下列措施：繼續承認國民政府;在國民政府消亡后，根據當時的具體形勢對承認問題做出決策;盡最大可能阻止中國變成蘇聯的附庸。1949年1月，美、英等國開始磋商承認人民政府的問題。同月，為了獲得在華處境轉圜的自由和維持在華立足點，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使領館拒絕了國民政府南遷廣州的要求，繼續留在南京。剛剛上任的美國國務卿艾奇遜以“等待塵埃落定”比喻此時的美國對華政策。
這里所謂旁觀、等待反映的不過是美國在華進退維谷的窘境，將其設想為美國與中共和解的機會，是脫離歷史實際的。
第一，美國對華政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全球戰略的產物。為捍衛“自由世界”和保障美國安全而發起的對蘇聯的遏制，其核心任務是“防止共產主義蔓延”，這是扶蔣反共政策的根源。在美國看來，“共產主義在世界的擴張、尤其是中國共產主義的勝利嚴重影響了美國的未來安全”。1949年8月美國發布的美中關系白皮書被看做是棄蔣宣言，但同時也清楚地表明美國在遏制共產主義的大戰略下不可能改變對中共的敵視立場。
第二，美國接受蔣介石失敗的現實，并不等于徹底放棄它的反共盟友。同樣的，美國拒絕對蔣繼續承擔“全部義務”，也并不意味著美國全部解除了對蔣的“義務”。為了不“挫傷國民黨軍隊的士氣”并確保其繼續抵抗，也為了避免損害它所援助的其他亞洲反共政府對美國的信任，美國一直堅持對“國民政府”的“繼續承認”政策。美國拒絕對蔣介石增加新的援助，是因為這樣做：(1)是無效的;(2)最后只能增強共產黨的軍事力量;(3)可能最重要的是，將鞏固中國人民對共產黨的支持，維持其關于中國與蘇聯利益與共的錯覺。但這并不妨礙美國繼續實施《1948年援華法》，杜魯門的決定是“既不暫緩或終止也不著力推進對中國軍援物資的運送”。1949年4月，美國國會又通過決議將已到期的《1948年援華法》延長期限至1950年2月，規定“對于中國的沒有為中國共產黨所控制的區域予以援助”。
第三，美國與中共接觸的目的，與其說是為了與中共和解，不如說是為了在中共和蘇聯之間打“楔子”，以阻止中國“變成蘇聯的附庸”。美國不是要表達真誠、友好、平等的善意，而是不甘心中國脫離自己的勢力范圍。美國的決策者相信：要十分技巧地運用好“恐懼和恩惠”，就可以影響新政權對美國的態度，要讓美國的力量得到重視而非輕視，由于運用軍事力量需要付出高昂代價，所以最有效發揮力量的途徑是通過政治、文化和經濟的形式。因此，承認問題就被美國看做是可以對中共討價還價和施加影響的砝碼與杠桿。即使主張與中共接觸的艾奇遜、司徒雷登等人，也堅決主張對新中國“不主動”、“不急于”給予承認，而且這種承認還是“事實上而不是法律上”的承認。1949年5月13日，艾奇遜指示司徒雷登，承認一個新政府應依據三個因素：(1)事實上控制該國領土和行政機構，且能維持公共秩序;(2)有能力和意愿履行其國際義務;(3)得到該國人民普遍贊同。艾奇遜指出，國際法認為“在沒有撤銷對合法政府承認的情況下，承認事實上的當權者可以是合法的”，但要考慮到“承認共產黨政權為事實上的當權者，在政治上將鼓勵共產黨而挫傷國民政府”，美國在共產黨不做出履行國際義務的保證之前不準備給予共產黨以“法律上”的承認。顯然，美國的政策與中共提出的“另起爐灶”和“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等方針政策是錯行和針鋒相對的。
美國不僅極力爭取其他相關國家在承認新中國的問題上與美結成聯合陣線，而且還要求西方國家、主要是英國配合美國的對華貿易禁運政策。1949年3月，杜魯門批準的NSC41號文件確定：應建立美國對整個中國的出口管制制度;禁止向共產黨中國出口可直接用于軍事目的的所有物資，重要的工業、運輸和通信物資和設備需經嚴格篩選并仔細審查，以防這些商品出口到蘇聯、東歐和北朝鮮。美國向英國一再強調，西方國家不能放棄對華出口管制這一可以影響中共政權走向的“最有效手段”。
至于司徒雷登在與中共接觸時拋出的“援助”牌，不過是他個人的外交伎倆，而非美國政府的實際意愿。此時的美國對外援助是為遏制共產主義戰略服務的政策工具。1949年9月，美國國會通過《共同防御援助法》，在1949~1950年財政年度中，其軍事援助對象包括北大西洋公約國家，希臘、土耳其和伊朗，南朝鮮、菲律賓，以及“泛指中國地區”即非中國共產黨控制地區和東南亞的非共產黨力量，總額7500萬美元。。至于同期出臺的對“落后國家”提供經濟援助的“第四點計劃”，杜魯門在其回憶錄中清楚說明：“第四點計劃”是美國“對受共產主義統治威脅的國家援助的具體表現”，是和美國“防止共產主義在自由世界擴張的政策相輔相成的”。可以說，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并非美國援助的對象。即便有這種可能，在冷戰背景下，美、蘇對中國的援助無疑具有強烈的獨占性和排他性。而就新中國成立時的情形看，蘇聯援助中國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三
有論者認為，朝鮮戰爭前的美國對華政策處于一個過渡期，并不具有進攻性和擴張性的意圖。參見隋涉英：《論“一邊倒”政策的歷史局限性》，《齊魯學刊》2004年第6期。這一判斷的結論與新中國成立前夕一些民主人士的意見是一致的，那就是不應選擇對蘇聯的“一邊倒”，因為這樣對于美國來說“太刺激了”。
對此，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的回答是：“對付國內外反動派即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們……并不發生刺激與否的問題，刺激也是那樣，不刺激也是那樣，因為他們是反動派。”他打比喻說要學景陽岡上的武松，因為“在武松看來，景陽岡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1949年8月，毛澤東在《丟掉幻想，準備斗爭》中指出：“帝國主義者的邏輯和人民的邏輯是這樣的不同。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定律。我們說‘帝國主義是很兇惡的’，就是說它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帝國主義分子決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決不能成佛，直至他們的滅亡。”
如果說上述判斷主要是基于意識形態的認識，那么毛澤東關于“中間地帶”的理論則更多的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戰略形勢的分析。他認為：“美國和蘇聯中間隔著極其遼闊的地帶，這里有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美國反動派在沒有壓服這些國家之前，是談不到進攻蘇聯的”。 “現在美國反蘇是放煙幕彈，是想獨霸世界”。可以看到，與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對蘇遏制政策如影隨形的是美國的擴張政策，也就是干涉、侵略和戰爭政策。這一政策在東西方兩大陣營形成后進一步得到加強。
美國擴張政策在中國的失敗意味著它要在遠東其他地區采取足夠有力的措施予以抵消和制衡。早在1947年底至1948年初，基于冷戰需要和對蔣介石失敗的預期，美國開始對其亞洲安全戰略做出重大調整，轉而扶持日本充當其在亞洲遏制蘇聯的新據點，并提出太平洋海島防御圈的設想。1949年3月1日，麥克阿瑟在東京對《紐約時報》的記者清晰地描述了這一設想：“我們對亞洲侵略的防御部署，過去常常從美洲大陸的西海岸來考慮。把太平洋視為是敵人進攻美國的通道。現在，太平洋成了盎格魯—撒克遜的內湖，而我們的防線則是沿著亞洲海岸穿過一連串的島嶼。它從菲律賓開始，通過琉球群島，其主要據點是沖繩島，然后又彎回來穿過日本和阿留申群島到阿拉斯加。”美國將安全防線從本國西海岸推進到中國東海岸，對中國而言，是和平與安全的保障呢，還是戰爭和軍事威脅?
1950年1月5日，杜魯門正式公開發表聲明說：美國重申《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關于臺灣歸還中國的規定，美國“目前”無意在臺灣尋求特權或建立軍事基地，美國政府也無意使用武力干預現在的局勢，而將遵循不卷入中國內戰的方針，不向臺灣提供軍事援助或咨詢意見。1月12日，艾奇遜在其關于美國亞洲政策的演講中再次公開確認了美國從阿留申群島經日本、琉球到菲律賓的太平洋防線，對于包括臺灣在內的太平洋其他地區，他聲稱“沒有人能保證這些地區不受軍事攻擊”，“這樣的保證是不明智的或不必要的”。上述表態被看做是“棄臺論”的明證。但是，這種論點的片面性在于它忽視了美國奉行擴張主義和遏制政策的基本立場，忽視了美國亞洲政策的兩面性、復雜性和對抗性。
臺灣在美國對華政策和安全戰略中占據重要地位。美國奉行“通過外交和經濟的手段”阻止共產黨取得臺灣和繼續承認“國民政府”的政策，已經與臺灣建立起緊密聯系。從政治上而言，臺灣是美國留在中蘇關系中的關鍵“楔子”。出于不愿直接軍事干涉中國革命的相同考慮，美國也不愿對臺灣采取軍事占領的措施或承擔“保衛”臺灣的“義務”，它表現出對臺灣沒有“侵略”和“分裂”意圖，希望借此凸顯蘇聯“正在將中國北部省份從中國分離出去”的“事實”，從而激發中共和中國人民反對“蘇聯控制”的民族主義情緒。毛澤東在蘇聯的長時間滯留，使以艾奇遜為首的美國國務院派認為可以加以利用來分化中蘇。在軍事上，臺灣的地理資源條件決定了它對美國防御島鏈的戰略重要性，其地位在共產黨控制中國大陸后進一步上升，這是美國軍方反復強調的意見。無論美國希望臺灣發揮哪種作用，在其冷戰思維中，臺灣問題早已不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中國共產黨解放臺灣不是中國人民實現祖國統一的斗爭，而是共產主義的進攻和擴張，如果獲勝會在亞洲演變為“一連串的災難”。
美國劃出的太平洋防線與其說是防線，不如說是遏制蘇聯擴張的底線。艾奇遜的演講清楚地說明，美國對(南)朝鮮負有直接責任，如果抹殺美國在朝鮮半島已付出的努力，在建立這個國家的大業中半途而廢，是美國亞洲利益“徹頭徹尾的失敗”。而此時，斯大林正背著中國醞釀改變對朝鮮半島的政策，轉而由防御改為進攻。美、蘇的戰略意圖與遠東國家民族民主運動的訴求，實際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已經交織在一起，使這一地區的矛盾變得更為尖銳和錯綜復雜。由于地緣關系，新中國很難在安全問題上與周邊國家絕緣自處。
艾奇遜對杜魯門聲明中“目前”一詞的解釋是：如果美國的勢力在遠東遭到攻擊，它“必須有完全的自由在任何地方采取任何必要行動以保衛其安全”。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27日，杜魯門推翻了他在1月5日的聲明，聲稱“共產黨占領臺灣，將會對太平洋安全和在該地區執行合法和必要職責的美國軍隊構成威脅”，為此，他“已經命令第七艦隊阻止對臺灣的任何進攻”，同時監督“臺灣停止對大陸的一切海空攻擊”，而“臺灣未來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復、對日和約的簽訂或經由聯合國的考慮”。這樣，美國政府不僅公然派軍隊入侵臺灣，還公開拋出了它謀劃已久的“臺灣地位未定”論。10月7日，美軍不顧中國方面的嚴重警告，悍然越過“三八”線，根本改變了朝鮮內戰的性質。
當戰火逼近中國邊境，美國飛機入侵中國領空時，中國必須為保家衛國而戰。朝鮮戰爭的爆發證明了“一邊倒”戰略的前瞻性，中蘇結盟為中國與美國的軍事對抗提前“請好了一個幫手”，占據了主動。“一邊倒”的實施還使中國以最小代價解決了蘇聯在東北的特權，而且對迅速實現新疆和平解放和防止分裂發揮了積極作用。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得出結論，毛澤東當時的判斷和決策符合中國革命和國內外形勢的歷史要求。在新中國成立之初，要解決爭取國際承認、爭取國際援助和保障國家安全的問題，聯合蘇聯是必然選擇。“一邊倒”、“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三者緊密關聯，共同構成了新中國成立初期外交政策的有機整體。三大外交決策的歷史貢獻是使中國在大國強權政治稱道的冷戰格局下，不但贏得了國家獨立，徹底擺脫了半殖民地的屈辱地位，而且鞏固了新生政權，保障了國家安全，擴大了國際影響。三大外交決策背后的強大支撐是中華民族“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三大外交決策所指向的道路是毛澤東所宣告的“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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