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隆冬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寫字，放呀么放光明。什么字，放光明?學習，學習二字我認得清……”1950年代，這首《夫妻識字》曾在大江南北風靡一時。那時，無數人就是唱著這首歌，走進了掃盲班的課堂——
共和國建立之初，全國掃除文盲
掃盲，迫在眉睫
1951年，山西省芮城縣婦聯在縣城召開“慶祝三八婦女節”大會，東巖村幾個婦女結伴去縣城開會。幾個婦女平時很少出門，到了縣城她們這兒瞅瞅那兒看看，見什么都新鮮。忽然，她們看見有個人從南邊提著一束麻花走過來，忙問“麻花從哪兒買的?”那人胳膊一掄，順手一指：“那邊。”幾個婦女也沒看清楚，朝著那人手指的方向走過去。走著走著，她們看見一處地方用葦席圍著，很多人出出進進，心想這肯定就是賣麻花的地方了，就懵懵懂懂往里走。沒想到，里面蹲著個男人。男人一聲大喝：“干什么?”婦女們也愣了說：“我是來買麻花的。”其實，門外就寫著“男廁”兩個斗大的字，她們愣是不認識。
還有更嚴重的，因為不識字，發生了放走敵特的真實事件。
1949年初秋，一封緊急密信送到黑龍江省寧安縣某村長手上。村長不識字，連夜挨家敲門找人來讀，可村里識字的人太少了，更別說是讀信了。終于，村長找到了一個號稱“秀才”的村民，“秀才”看完信，很快就逃跑了。
原來，這是一封“追兇密信”，信中讓村長監控的疑犯正是“秀才”本人。
這些真實故事的背后，是一個嚴峻的現實：第一，新中國成立時，全國5.5億人口中，文盲占80%，農村的文盲率更是高達95%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十里八村也找不出一個識文斷字的人來;第二，中國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如果不識字，做睜眼瞎，不能在文化上翻身，就不能徹底翻身。正是因為這樣，早在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就指出：“從80%的人口中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
速成識字法：一個掃盲的好方法
1951年11月，重慶《新華日報》介紹了西南軍區文化干事祁建華利用注音識字發明速成識字法，幫助戰士在短時間內脫盲的事跡。
兩年前，祁建華開始琢磨速成識字法。當時，剛剛從中原軍政大學畢業的祁建華被分配到二野某軍做文化教員。那時候部隊里的掃盲工作已經開始了。可許多戰士學文化很困難，一天只能學三五個字，還常忘，對于學習信心不足。祁建華想起自己剛剛學文化時的經驗，當時他先學會了注音符號，通過注音識字，一天可以學好幾百生字。用這個方法幫助戰士們掃盲，不是事半功倍嗎?于是，他決定先用這套方法教教新調來的戰士王祥德，看看效果。
王祥德很想學文化，但一天學三個生字還要忘兩個，非常苦惱。聽說祁建華用速成識字法11天學會了一本8000字的字典，他感到不可思議。于是，他決定試試祁建華的這套神奇的方法。祁建華花了一天時間，教王祥德學會了注音符號，而后每天從一本《人民三字經》中挑50個生字。10天王祥德就學會了500字。
1951年，河北定縣翟城村開展冬學。圖為參加冬學的學員們在上課。
當年的宣傳畫。
掃盲教材。
掃盲教材。
看到這套方法行之有效，祁建華決定把它運用到識字班的教學中，在學習生字之前，先教戰士們學注音符號。開始有些戰士對此并不感冒，他們覺得：“注音符號曲里拐彎像洋文，學了沒用。”可學著學著，戰士們發現這些“洋文”竟能拼出漢字的讀音，學習興趣一下子調動起來。應用了這套方法，1952年3月，西南軍區第二野戰軍在全軍率先消滅了文盲。
1952年4月23日，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給祁建華頒發獎狀。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識字法”。速成識字法把掃盲運動推向了一個高潮。這年的11月15日，中央決定成立全國掃盲工作委員會。祁建華被任命為委員會副主任。毛澤東稱他是名副其實的識字專家。劉少奇評價他為“我國繼倉頡以后第二大文人”。
高家柳溝經驗：一個掃盲的好經驗
山東省莒南縣高家柳溝村是一個僅有300多戶農家的小山村。解放初期，全村只有9個人識字。合作社找到其中7人作為記賬員。可他們識字不多，許多社員的名字、農具、肥料都寫不上來。他們只好用畫圈、畫杠代替，時間久了，圈圈、杠杠滿天飛，成了一筆糊涂賬。
為此，高家柳溝團支部向合作社提出要組織社員學文化，首先要解決記賬問題。團支部決定首先要從學寫社員的名字學起，然后再學各種農活、農具的名字，“做什么，學什么”。
于是，高家柳溝的學習班先從社員的名字學起，然后逐步學到土地、農活和各種農具的名字。初春時，社員忙著春耕和送糞，他們就學“春耕”“送糞”兩個詞;捕打紅蜘蛛的時候，他們就學習“紅蜘蛛”;該深翻地了，他們又學了“深翻地”三個字。為了防止回生，每天晚上學員們都集中起來學習，白天勞動間隙，識字班還辦到了田間地頭。經過兩個半月的學習，參加學習的115名青年，有19個能當記賬員，92人能記自己的工賬，不能記賬的只有4人。
毛澤東看過高家柳溝記工學習班的事跡后，把這篇文章的題目改為《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創辦記工學習班的經驗》，收入《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并寫下了800多字按語：
“這個經驗應當普遍推行。……第一步為了記工需要，學習本村本鄉的人名、地名、工具名、農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語匯，大約兩三百字。第二步，再學進一步的文字和語匯。要編兩種課本。第一種課本應當由從事指導合作社工作的同志，幫助當地的知識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編。第二種課本……根據一個小范圍的地方的事物和語匯，加上一部分全省和全國性的事物和語匯編出來，也只要幾百字。第三步，由各省(市、區)教育機關編第三種通常應用的課本。山東莒南縣高家柳溝村的青年團支部做了一個創造性的工作……記工學習班這個名稱也很好。這種學習班，各地應當普遍仿辦。”
掃盲教材，五花八門
毛澤東對高家柳溝村事跡的批示很快傳達到了全國。全國各省、市、縣，甚至村都編起了結合當地實際情況的掃盲教材。
這些教材五花八門，有的是面對工人的，有的是面對農民的，還有的是專門教城市家庭婦女的。根據各自目標群體的不同，課本中課文的內容也不盡相同。
1951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職工業余學校識字課本》，第一課是“工人”和“做工”兩個詞，極具工人特色。隨著課程的深入，在這套課本第三冊中出現了“水蒸氣”“霧的成因”“空氣和風”等介紹自然常識的內容。
北京市民主婦女聯合會1956年編寫的教材《市民識字課本》，是一本為城市家庭婦女量身設計的教材。課文內容有認數碼、認日歷、認鐘表、買菜、算賬、坐車，甚至怎么看孩子成績表都有。每一課內容深入生活，極其實用。為了方便婦女們學習，課本圖文并茂，在教認鐘表時就畫個表盤，在教認糧票、油票、布票時，又畫出了這些票證的圖樣，一目了然。
雖然各地的掃盲教材不盡相同，但它們的基本結構都差不多，由課文、生字、課后練習幾部分組成。擁護共產黨、愛祖國、反封建、愛崗敬業等思想政治教育，是教材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如1953年東北行政委員會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為東北農村編寫的《農民速成識字課本》，課文采用的是像三字經一樣的韻文體：“日月光，照四方，天上明，地下亮，毛主席，共產黨，領導咱，有力量……”讀起來朗朗上口，學員們不但通過課文學會了生字，也完成了新社會對于公民的政治教育。
掃盲，也曾“大躍進”
1958年春，中國掀起了一場超英趕美的“大躍進”。工業躍進，農業躍進，文化教育也要躍進。掃盲運動隨著席卷全國的洪流，開始了一場不切實際的“躍進”。
2月，全國掃盲先進單位代表會召開，會議提出一個響亮的口號：來一個文化上的“原子爆炸”，向全國發出5年內基本上掃除全國青壯年文盲的倡議。3月7日和5月20日，人民日報先后發表社論《掀起規模壯闊的掃盲大躍進》《用革命精神掃除文盲》。
一個群眾性的掃盲高潮很快形成，許多掃盲口號應運而生：“社會主義是天堂，沒有文化不能上”“工業化、農業化，沒有文化不能化”“技術是個寶，沒有文化學不了”……
掃盲“衛星”競相升空。1958年1月，黑龍江省寧安縣率先宣布成為基本無文盲縣。隨后，黑龍江省提出了“乘衛星，坐火箭，趕上寧安縣”的口號，經過3個月的大干，成為全國第一個無文盲省。
在示范效應下，其他各省的掃盲“躍進”步伐也大大加快，參加掃盲的人數和已實現基本掃除文盲的地區數不斷攀升。
據報道，1958年1月到9月全國共掃除青壯年文盲1億人。中國一夜之間就“甩掉”了文化落后的帽子，完全陷入一種自我陶醉的狂熱幻想中。
對于這一時期掃盲運動中出現的浮夸現象，1958年11月，毛澤東做出過批評，他說：“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實……比如掃盲，說什么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
1960年，掃盲工作開始注重鞏固成果。1964年的一份調查結果顯示：15歲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經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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