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北航紅旗博客專門給烏有之鄉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的供稿。】
有一本書，叫《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1994年臺北市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初版。原著:李志綏，中譯：李志綏。李自綏回憶錄自序中有一句話：“身在美國，就可以將這些年的所見所聞，秉筆直書，無需避諱，加以發表。”我帶著好奇心，讀得很認真。當我讀到第481頁至484頁時，我呆住了。這四頁寫的是，清華學生打死打傷工宣隊員后，毛澤東主席召見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和王大賓談話五個半小時。還特別寫到我向毛澤東主席請教的情況。
李志綏寫道:“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我仍躲在北京針織總廠。毛下令他親自領導的六個工廠組織工人宣傳隊,由支左的警衛團官兵(即八三四一部隊)率領開到清華大學,接管清華。”“下午四點，工人宣傳隊和八三四一部隊官兵到了清華。本來我是不用去的。但我想親身體驗清華軍管的過程。”“我和衛生員小李夾在人叢中。”“到清晨四點鐘的時候，突然開來一輛臥車，沿途叫我的名字，我應聲而起。車停下來,毛的司機張從車上下來,看到我說:‘快走,叫你哪。’我問他是誰叫我,張說:‘還不是主席?在人民大會堂一一八廳。也叫學生們的頭頭去。’”“我上了車,隨他到了人民大會堂。”“我走進一一八廳，毛坐在沙發上看書，見我進來,立起身。我急忙走過去。我這時感覺到毛是真的喜歡我。毛拉住我的手,仔細端詳我的全身,說:‘怎么這樣狼狽,全身都濕了?’我說：‘外面在下大雨。’毛說:‘你先休息一下,換換衣服,我已經叫人通知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北京大學的聶元梓,北京師范大學的譚厚蘭,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來這里開個會,中央文革的人參加，你也參加。’毛決意要‘保’我。林彪,周恩來,康生和江青都會參加這個會，我和毛一起參加,是表示我是毛的下屬,這樣他們想搞暗的也不行了。也許我不用再整日擔心被綁架了。這次會議,江青和所有的人熱絡地打招呼,唯獨對我似乎不屑一顧。”“毛與紅衛兵的這次會議在文革中是個里程碑。毛要學生停止武斗,并進行聯合。”
“會的當中,韓愛晶發言說:‘現在大家都在引用毛主席著作中的一些話,來證明自己行動的正確性。在引用時,可以有不同的解釋,甚至完全相反的解釋。主席在的時候,容易解決。主席不在了,該怎么辦?’韓的話剛完,康生與江青就立刻斥責說:‘你大膽胡說八道......’這時毛接過話來說:‘這問題很好,我年輕的時候,就愛從不同角度看問題。至于我說過的話,今后肯定會有不同的解釋，必然如此。你看從孔老夫子到佛教、基督教,后來還不是分成許多派別,有著許多不同的解釋。任何事物沒有不同的解釋,就不會有新的發展,新的創造。否則就停滯,就死亡了。’”
事實真相如何呢?1968年7月27號上午九點多，根據26日宣傳隊負責人會議的部署，北京市61個單位3萬多工人組成的“工農兵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八三四一部隊官兵一起，在北京衛戍區，海軍等軍代表配合下，各路人馬分別抵達清華大學南、西、東三個校門。按指揮部規定，隊伍在特別同時開進清華校園。大約下午兩點多，我和同學陳良從北門進清華，校園里已經是水泄不通。我想搞清是怎么回事，卻聯系不上蒯大富，也聯系不上中央領導，連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吳德也聯系不上。蒯大富后來告訴我說：“下午三點多鐘，我和段永基還有司機，三個人，翻墻出了清華，又遇到陳育延，四個人一起從清華西北方向到體育學院找了一輛存放在那里的小車。外面下著大雨，我們的車繞了一大圈，下午五點左右，到了市革委會。段永基他們在外面等,我上樓去找領導。”
工人宣傳隊和八三四一部隊官兵不是李志綏說的“下午四點到了清華”，而是上午十一點鐘。下午四點鐘的時候，蒯大富已經去市里找領導，他走后，校園里很快就出事了，他下面的負責人組織力量向宣傳隊出擊。先后打死打傷了多名宣傳隊的工人。
發生如此嚴重事件，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澤東主席召見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和王大賓五人，解決這個問題。凌晨兩點多，我和聶元梓、譚厚蘭還有王大賓在人民大會堂西門外一個過道的門里等著。大約二十分鐘左右，謝富治副總理出來問：“都來了嗎?” 我們說蒯大富還沒來，謝富治對我們說：“不等了，進去吧。”走了幾分鐘，謝富治才說：“快進去，毛主席在里面等你們好一會了。”當時，我好像有迷離為夢的感覺，簡直不敢相信。我們快步跟著謝富治往里邊一個門走去。后來才知道這是人民大會堂的湖南廳，也叫118廳。走到門口，就看到毛主席和身后陪同的中央領導已經在門口迎我們。我們非常激動地跟毛主席握手，嘴里說：“毛主席，您好!”
進屋后，毛主席要大家坐了下來。這是毛主席會見客人、召集中央領導人議事的一個室，十幾個沙發圍成弧形。陪同毛澤東主席召見的有：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葉群、汪東興、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溫玉成、黃作珍及吳德。毛澤東主席和我們一邊談話，一邊等蒯大富。蒯大富后來說：“從市委回清華和遲群、謝靜宜談判后，團派絕大部分人撤出了清華。我和段永基、陳育延、司機共四個人，又趕到電報大樓。在7月28日清晨5時30分，致電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組、中央軍委，向中央呼救，向毛主席呼救，懇求中央馬上接見。發了電報我也沒地方去啊,先想到天津。后來一想，還是到北航去看看吧。一去聽說：‘怎么中央首長接見你沒去?’我立即上車趕到人民大會堂。”
毛澤東主席還在和我們談話，有人報告說蒯大富來了。
蒯大富走進來，嚎啕大哭。毛主席起身，在座的也都站了起來。毛主席向前走兩步，大家都站在主席周圍。蒯大富握住毛主席雙手，腦袋靠在毛主席胸前。他一邊哭，一邊告狀：“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毛主席轉過身，把手伸出來說∶“你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
我緊挨著站在毛主席右側，我一邊流淚一邊對蒯大富講：“工人、解放軍是毛主席派去的。”
蒯大富說：“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軍制止武斗，都是不帶槍、不打人、不罵人，把人隔開。這次怎么抓我們的人!”
毛主席對著謝富治、溫玉成問道：“是不是抓人了?誰讓你們抓人!統統放了!”蒯大富如同在外面挨打的小孩回到家里一樣，只顧告狀。
接著又坐下來談話。因為蒯大富遲到三個多小時，談話內容有重復。在接近尾聲的時候，我決定向毛主席請教一個問題，我認為這是有關中國前途的大問題，如果不問，什么時候再有機會問呢?如果不問，毛澤東主席百年之后我怎么向人民交待呢?我鼓足勇氣問道：“毛主席，我想請教您一個問題。再過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國出現了分裂，你也說自己是毛澤東思想，他也說自己是毛澤東思想，出現了割據混戰的局面那我們怎么辦?”
我的話音一落，在座的中央領導人神情都變得很嚴肅。想不到我會向毛主席提出這樣的問題，氣氛有些緊張。毛澤東主席很平靜，回答說：“這個問題問得好，韓愛晶你還小，不過你問我，我可以告訴你，出了也沒啥大事嘛。一百多年來，中國清朝打二十年，跟蔣介石不也是打了幾十年嘛，中國黨內出了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張國燾，什么高崗、劉少奇，多了，有了這些經驗比馬克思還好。”
林彪接著說：“有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主席又說：“有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比沒文化大革命好，當然也不能保證，但我們保證要好些。你們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產者在一起，把他們消滅干凈，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滅，全國人民是滅不掉的，不能把中國人民都滅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脫離工人、農民、戰士，脫離生產者，脫離實際，對修正主義警惕性不夠，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剛當幾天司令，就往外國跑，或者保爹、保媽就不干了。聶元梓攻他哥哥姐姐不好來攻她。你那個姐姐也不那么壞嘛，聶元梓，哥哥、姐姐為什么一定和她聯系起來呢?”
周恩來總理說：“我弟弟周永愛，跟王關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到衛戍區去了。”
毛澤東主席說：“我那個父親也不大高明，要是在現在也得坐噴氣式。”
林彪說：“魯迅的弟弟是個大漢奸。”
毛澤東主席說：“我自己也不高明，讀了哪個就信哪個，以后又讀了七年，包括在中學讀半年資本主義，至于馬克思主義一竅不通，不知道世界上還有什么馬克思，只知道拿破侖、華盛頓。在圖書館讀書實在比上課好，一個燒餅就行了，圖書館的老頭都跟我熟了。”
陳伯達批評說：“韓愛晶，你的缺點就是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是不知道這次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是什么。”
姚文元說∶“韓愛晶提出這個問題、我們去年就說過，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有毛澤東思想，就不怕出修正主義。”
毛澤東主席說：“不能保證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大革命了，還是會有波折的，不要講什么新階段，好幾個新階段，我講上海機床廠又是什么新階段。”
姚文元說：“毛主席已經談過這類問題，不要再提新階段。”
周恩來總理說：“林彪同志對主席著作學習好，包括蘇聯在內，對馬列原著都沒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毛澤東主席說：“黨內出了陳獨秀，黨就沒有啦?黨犯錯誤，黨還是有的，還是要革命的，軍隊還是要前進的。第四次王明路線那么長還不是糾正了，張聞天搞了十年也不高明，災難多了，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我們這個黨是偉大的黨，光榮的黨，不要因為出了劉少奇、王明、張國燾，我們黨就不偉大了。你們年輕人就是沒有經驗，上帝原諒你們。韓愛晶你問起我，我答復你了，不要以為我們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有我們這些人在就行，沒有我們這些人，天就掉下來了?”
陳伯達又批評說∶“韓愛晶你讀過多少馬列的書，你懂得多少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主席對著陳伯達說：“你們不要光說人家韓愛晶，他還小嘛，才二十二歲，你們就是不說你們自己，你們自己懂得多少馬列主義?”
江青接著說：“韓愛晶給我寫過好幾次信，提出這樣那樣的問題。一到我跟前，就問將來，為什么韓愛晶總喜歡提這類問題呢，總說幾十年以后的事，還問我第三次世界大戰什么時候打。”
毛澤東主席說：“想得遠好，想得遠好，這個人好啊，這個人好哇。我有幾種死法，一個炸彈，一個細菌，一個火車飛機，我又愛游點水，淹死，無非如此，最后一種壽終正寢。這無非還是細菌嘛。薄一波差點死了，聽說劉少奇也救活了，一種肺炎，一種心臟病，還有腎感染，四個醫生和兩個護士搶救，可以說脫離危險期了。你們聽說了嗎?”
有人答道：“沒聽說。”
姚文元又指責我：“韓愛晶，你是個悲觀主義者，對共產主義沒有信心。”
我反駁姚文元說：“我相信共產主義一定會勝利，如果我對共產主義沒有信心，我就不會獻身共產主義事業。可是我認為，歷史的發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條直線，難道中國革命，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到共產主義就是一條直線走向勝利嗎?不會出現反復嗎?不是波浪式嗎?按照辯證法肯定有曲折。”
毛澤東主席說：“韓愛晶這個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輕的時候，認為自己對的，就要堅持。”
毛澤東主席又說：“一次前進是沒有的，歷史總是曲折的，一九二七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勝了以后，又出現高饒反黨聯盟，廬山會議以后，出了彭德懷，現在有走資派。像蒯大富那個徹底砸爛舊清華，四一四就不贊成，四一四就說，教員也有好的，可你們說的徹底砸爛，不是砸爛好人，而是一小撮壞人，你把含義講清楚，他就駁不倒了。趕快把六七個領導找來，集中起來，你們今天晚上睡個覺，明天再開會，散會算了，以后再來。”
我向毛主席請教問題后，康生沒講話，也沒有像李志綏書上寫的康生因此訓斥我“你大膽胡說八道”。
毛澤東主席站了起來，大家也都站起來。我們圍到毛主席身邊，一一跟毛主席握手告別。 過來一個女工作人員，扶著毛主席胳膊，向客廳里邊走幾步，掀起一個黑色的布簾，走過去。我們又分別跟林彪、周總理、江青等中央領導人握手告別。 沒想到，那個黑色的布簾又掀開了，毛主席又回來了，我們又趕緊迎上去。 毛主席走過來說：“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們又反過來整蒯大富，所以又回來了。”
毛主席對在場的中央領導說：”不要又反過來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們。” 毛主席說完了，我們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著那個女工作人員又掀起那個黑色布簾扶著毛主席走了。我們再次跟林彪、周恩來總理、江青等中央領導人握手告別。之后，我和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王大賓跟在謝富治身后一起走出毛主席召見的廳，走進另一個大廳。
謝富治說：“已經九點了，毛主席還沒有睡覺，我們吃點飯，然后討論怎樣傳達毛主席的指示。”我們五個人坐下，工作人員端來一盤雞蛋炒飯和湯，還請謝富治到后面就餐。謝富治說：“不用了，就在這里一齊吃吧。” 飯后，謝富治說：“今天，毛主席接見你們，從三點到八點半，談了五個半小時，內容很多。我們先整理一個簡單的統一稿，一齊整理，一齊備案，一齊簽名。” 我們整理了一份一千多字的稿子，念了兩遍，又做了些補充改正，五個人都簽了名就交給謝富治了。謝富治說：“我看先照這份稿子傳達，其他內容今后再說。”這就是第二天印著大紅標題在北京市散發的統一稿。
毛澤東主席召見談話的全部內容約有兩萬多字，毛澤東主席召見談話有錄音。毛澤東主席這次召見，從清晨三點到八點半，我始終在場，談話過程中只有年輕的女工作人員進出，倒水、送鉛筆和紙。沒有出現過任何男工作人員，陪同毛澤東主席召見我們的都是當時中央最高層的黨政軍負責人。職務最低的是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吳德和北京衛戍區政委黃作珍。保健醫生李志綏根本沒有參加這次召見。
李志綏書中還說，毛澤東回答韓愛晶：“至于我說過的話,今后肯定會有不同的解釋，必然如此。你看從孔老夫子到佛教、基督教,后來還不是分成許多派別,有著許多不同的解釋。任何事物沒有不同的解釋,就不會有新的發展,新的創造。否則就停滯,就死亡了。”當時毛澤東根本沒有說這句話，李志綏引用的這句話可能是毛澤東在另時另處說的，具體在什么場合什么時間說的要查證。
李志綏書中說：“到清晨四點鐘的時候,突然開來一輛臥車”， “我上了車,隨他到了人民大會堂”，“我走進一一八廳，毛坐在沙發上看書”，“毛說:‘你先休息一下,換換衣服,我已經叫人通知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北京大學的聶元梓,北京師范大學的譚厚蘭,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來這里開個會,中央文革的人參加，你也參加。’”
照李志綏的說法，他清晨四點從清華大學上車，那么最快四點半才能趕到大會堂見毛主席，還要換衣服，等我們，豈不是五點才開會?實際上，五點鐘的時候我們在毛主席那里已經談話將近兩個小時了。李志綏確實是費了心機的，他在書中把自己編寫到清華流血亊件及毛澤東主席召見談話中去，可是他連工宣隊進清華的時間以及毛澤東主席召見談話的時間、內容都編錯了。這些情況，只要好好查一下當年紅衛兵報紙也不會編錯。
毛澤東召見之事，距今已過去44年。眼下，除譚厚蘭1982年11月被整得病死之外，其他人都健在，聶元梓今年91歲，蒯大富住進了養老院，我和王大賓早已退休。2009年3月27日，我和蒯大富談起李志綏的書，蒯大富當場給我寫下一段話：“關于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毛澤東接見我們五個學生頭頭時，自始至終李志綏沒有在場,也沒有資格在場。他的回憶錄中有關描述是百分之百的吹牛和撒謊。”
2009年9月8日，王大賓給我來信也談到李志綏的回憶錄。王大賓在信中說：“或是李志綏醫生為生活謀出路，或是想發大財，不顧后果出賣靈魂，出賣民族，出賣國家，干出了比狗屎還臭的大漢奸的勾當。”“李志綏此人做假都不會做。一個保健醫生竟然參與中央首長一同接見我們。真是胡編故事。”“李志綏或李志綏的幕后指使人或操縱者編故事的水平不高，李是無任何資格，毛主席是不可能要他參加此接見的。李志綏的此書，只有騙外國人，因外國人許多不了解中國的國情。”
2009年10月20日，我請北京體育大學劉長信去聶元梓家里，請聶元梓為此事作證。90歲的聶元梓寫下一段話：“李志綏在他書中說，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主席接見‘五大領袖’時他在場。不，他不在場!大家知道，我是在場的。李志綏編造史實，欺騙讀者，令人憤慨!”
本文舉出的工人、解放軍宣傳隊進清華后毛澤東主席召見我們的事情，只是李志綏回憶錄中許多故事之一。李志綏的回憶錄中有很多故事，同樣是一個情節接著一個情節，說得活靈活現，叫人怎么相信呢?我的一個朋友說：“李志綏回憶錄的內容編織得可算是精巧絕妙，李志綏背后的操縱者運作得也確實詭秘。李志綏的任務是負責毛澤東的健康，職責很明確。看來是李志綏所寫回憶錄不能滿足海外主子的需要，海外主子讓人摻假再摻假。書中的李志綏變換了角色，回憶錄仿照別人的經歷及相關史料，把李志綏塑造成參與高層政治活動、甚至影響毛澤東決策的重要人物，還編造一些領袖生活隱私放在回憶錄里。如此脫胎換骨，李志綏的回憶錄就變成了一本奇書，變成海內外研究毛澤東、研究中國社會政治生活的重要史料。”
法國哲學家福柯說過：“誰控制了人們的記憶，誰就控制了人們的行為的脈動”，“因此，占有記憶，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關的”。古人講：“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掌握過去的人才能掌握未來。我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毛澤東領導了二十八個年頭，搞了終身制，有成功也有曲折和失敗。這是多種因素導致的，包括歷史的原因和社會文化的原因。后人對毛澤東的功過是非應該認真嚴肅地總結，百家爭鳴，無論經驗還是教訓都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對毛澤東的錯誤，人們可以批評，但不應該造謠編故事，更不應該給去海外主子當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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