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外提供援助已經有60多年的歷史。在談論中國援外活動的時候，可以聽到截然不同的聲音，有溢美之詞，也有批評之聲。在討論這么長歷史跨度的、復雜的議題時，存在不同的意見和觀點是正常的，但是，無論批評或贊美都應該以歷史事實為基礎。通過閹割歷史得出的結論，既無助于我們理解過去發生的事情，也無助于我們推進今天的實踐。
第一個重要的事實是，新中國成立之后，面臨的是極其艱難的國際環境。
美國不僅僅采取了敵對中國的立場，而且開展了大量的破壞、圍堵和顛覆中國的活動，換言之，中美之間的斗爭不是打打口水仗，而是真刀真槍、你死我活的，朝鮮戰爭即為一例。除了明打，還有暗斗，比如，周恩來總理率團去萬隆參加亞非會議時，使團的一架座機在香港停留時被安放了炸彈，起飛不久即失事墜毀。當時中國領導人的出訪活動是“高危活動”，是冒著生命危險的。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在世界上處于孤立的局面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為了打破這種孤立的狀況，為中國的持續發展創造空間，新中國需要在國際上廣交朋友，而援外正是服務于這一目的的，是一筆必要的戰略支出。因此，通觀直至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中國援外政策，有兩點與上述史實相呼應：第一，我們對外強調援助是相互的，這是周恩來提出的中國對外援助“八項原則”的重要內容，也就是說，受援國是與我們共同反帝、反霸、反殖的盟友，我們支援他們，是為了增強自己的力量、削弱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力量;第二，我們對內反復強調，援助第三世界國家是我們的國際義務，只有第三世界國家獲得了真正的獨立，中國才有可能最終解放。在我們家徒四壁的時候，仍然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這不是意識形態使然，也不是某位領導人頭腦發熱的決策，而是基于新中國的內外環境采取的對外政策。
第二個基本事實是，中國的援助得到了受援國的普遍歡迎，在非洲可以說是受到了“熱烈歡迎”。
因為中國援助的目的不是為了私利，而是體現了中國幫助這些國家和地區贏得民族獨立、實現民族發展的真誠愿望，是真正的“雪中送炭”。僅以非洲國家幾內亞為例。幾內亞歷史上是法國殖民地，在宣布獨立后，受到法國全面的經濟制裁：法國撤走了人員、物資，全面破壞拿不走的基礎設施，由于幾內亞的糧食供給依靠法國，法國切斷了對幾內亞的大米供應，不僅如此，為全面、徹底、快速地將幾內亞經濟推向崩潰，法國還向幾內亞輸入假幣，制造通貨膨脹。這與新中國成立之初面臨的局面何其相似。中國向幾內亞提供了急需的糧食援助，此后，隨著幾內亞制定了本國的經濟發展計劃，中國繼續提供經濟技術援助，幫助他們實現經濟獨立。這與美國和其他一些西方國家旨在干預和加強控制的援助形成了鮮明對比。中國援助在幾內亞掀起了“中國旋風”，讓美國等西方國家又羨又恨，此后，這股“中國旋風”刮遍非洲大陸。由于援外體現了中國幫助第三世界“窮哥們”的真誠愿望，中國也得到了非洲真誠、徹底的支持。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只是一例，他們不僅在政治上幫助中國，也在經濟上為中國的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必需的資源和技術。近期，中國在非洲經濟活動的迅速發展，不僅是因為非洲國家經濟發展的現實需求，也是因為中國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在非洲的援助活動，為中非關系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和歷史基礎。
第三個基本事實是，中國的快速發展不是照搬照抄國外的發展模式，而是根據中國的國情、有選擇地吸收了外來經驗，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世界是多元的，發展道路也是多元的。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走出符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是實現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對于中國來說，為了保障有利于中國持續發展的國際環境，尊重因國情差異形成的發展道路多元化，是全球化時代中國倡導和諧世界外交理念的戰略選擇。然而自冷戰結束后，西方國家加大了對第三世界的干預，通過提供官方發展援助的方式干涉受援國內部的經濟發展和政治改革進程，輸出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經濟規則，限制了他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能力。在這種條件下，我們需要支持受援國的自主發展，援助是“一筆必要的戰略支出”這一觀點仍然有效。中國在國內面臨解決脫貧任務繁重的條件下加大援外的力度，這是為了給我們的后代在國際舞臺上開拓發展的空間，這種國際道義責任的擔當值得肯定。
總之，援外的歷史意義是無法用數字來衡量的，援外的成敗也是計算器算不出來的。僅作這樣一個假設，如果1971年中國沒有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中國會有今天的發展嗎?用中國對某幾個國家的援助政策來評說中國整體援外政策的成敗，是沒有說服力的，更經不起歷史的檢驗!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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