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黑金政治的起源與實質

　　摘要：九十年代實現民主化轉型以來，臺灣島上基層的黑金政治一直是一個令人觸目驚心的現象。這個問題不僅讓今天的臺灣人倍感頭痛，對于其它正在走向社會轉型地區的人們來說，也是一個值得關注和借鑒的問題。特別是對于中國大陸來說，這個問題更是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因為臺灣的社會結構和民風在世界各個國家及地區中，與中國大陸是最為接近的。特別是在今天中國大陸已經實現了村民直選，正在就要不要進一步推動和擴大基層民主進行討論之際，臺灣民主轉型中出現的問題絕對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自九十年代實現民主化轉型以來，臺灣島上基層的黑金政治一直是一個令人觸目驚心的現象。這個問題不僅讓今天的臺灣人倍感頭痛，對于其它正在走向社會轉型地區的人們來說，也是一個值得關注和借鑒的問題。特別是對于中國大陸來說，這個問題更是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因為臺灣的社會結構和民風在世界各個國家及地區中，與中國大陸是最為接近的。特別是在今天中國大陸已經實現了村民直選，正在就要不要進一步推動和擴大基層民主進行討論之際，臺灣民主轉型中出現的問題絕對是值得我們借鑒的。但是就目前而言，大陸學界對這個問題可以說誤解頗多。有的人認為黑金政治是民主政治轉型所必然會帶來的后果，因之不贊成推動鄉鎮民主。但我們看到，臺灣民主轉型中出現的黑金政治問題其實并不是在全世界都具有普遍性的。在亨廷頓所說的民主化“第三波”過程中，雖說一般各個國家與地區原有的各種勢力必然會試圖擴大自己的影響，如宗教、民族、或政黨派別等，但是像臺灣這樣由赤裸裸的黑金當道的在全世界范圍內也不多見。可見民主化轉型并不見得必然就會導致黑金政治。特別是在社會結構與民情頗為接近的其他東亞國家與地區，在轉型過程中也未必如此。比如南韓，它在這方面和中國是最為接近的了，而且它的民主化轉型幾乎和臺灣同步，可是為什么韓國就沒有出現那種臺灣式的黑金政治?

　　有的人則把各種傳統的宗族或其他勢力與黑金勢力混為一談，而實際上這兩者并不完全等同，他們是既有聯系也有區別的。當然，這也不全是大陸學界的問題，事實上就是臺灣學界，在對黑金政治的問題上也是有一些爭議的。顯然，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決不那么簡單，它和臺灣自身的政治結構與外部環境都有關。本文就試圖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具體而言，筆者認為臺灣黑金政治的出現主要牽涉到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與國民黨政權體制的特征及基層動員能力有關;二是與國民黨政權在九十年代遭遇的政治挑戰環境有關。

　　國民黨黨國體制與基層政治的特征

　　今天臺灣的黑金問題，無論是其緣起和現狀，都是和臺灣的基層政治運作密切相關的，因此可以說，不了解國民黨政權下臺灣基層政治的特征，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其黑金政治的起因。而國民黨政權在戰后曾長期統治臺灣社會達半個世紀之久，任何想要探討臺灣社會轉型問題的研究，如果避開了國民黨政權的性質問題，那是不可能有結果的。但是，這一問題卻恰恰是最富爭議性的，因為在臺灣的國民黨政權的某些處境與其支配方式在全世界也具有獨一無二的特性，這就造成了對它定性的困難。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有美國學者仍然認為，“很難為國民黨政府的本質下適當的論斷”，“這個政治系統的基本性質仍然難有定論。”1 過去比較常見的界定主要有兩個：一是由西方政治學概念所引入的“威權體制”(authoritarian regime)論;二是由臺灣本土反抗勢力、特別是臺獨人士所倡的“外來政權”說。這些看法，作為探討問題的社會科學概念來說，當然也并無不可。但是它們仍有其不全面的地方，后者帶有很明顯的意識形態眼鏡，而前者則似乎抹煞了臺灣政治獨有的特性。特別是在涉及到臺灣基層政治運作方面時，這些概念都難以提供有力的解釋。

　　近年來一個漸為許多人接受的概念是由美籍學者鄭敦義所提出的，他將民主化之前的臺灣國民黨政權界定為：“擬似列寧主義”或“準列寧主義”黨國體制(quasi-Leninist party-state system)。鄭從如下方面指出了國民黨準列寧主義體制的幾個特征：2

　　1. 成立跟國家官僚體系并行，且予以控制的自上而下的黨機構;

　　2. 由黨透過其“政工系統”與軍中黨部來控制軍隊;

　　3. 將國民黨以外的黨派予以外圍化、無力化;

　　4. 透過黨分會(如青年組織、婦女組織)等來控制社會團體;

　　5. 黨的組織和決策上的民主集中制;

　　6. 此外還有與共產主義青年團相對應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這一組織。

　　從國民黨政權的這一性質出發，我們的確可以從中發現許多跟后來臺灣政治轉型時期相關的特征，其中當然也包括黑金問題。更重要的是，籍著這一視角，我們也可以看出國民黨從大陸到臺灣統治的歷史連續性。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準列寧主義黨國體制的特性就可以解釋所有問題，也不意味著“威權體制”和“外來政權”說就不符合事實了。筆者認為，應當在實際考察中將這三者結合起來，不過要理解其基層政治的特征，還得以其列寧主義黨國體制的發展作為主線。

　　國民黨的前身乃是反清的會黨組織，盡管后來有許多學生、軍人及其他各界人士的加入，但其組織運作方式與領導人的觀念始終難脫舊時代的會黨習氣。從晚清到軍閥時期，往往一遇重大挑戰就內訌，無力與反革命勢力對抗。孫中山在屢次革命失敗以后對此也有過反思，“內部分子紛歧……致黨魁有似于傀儡，黨員有似于散沙。迨夫外侮之來，立見摧敗;患難之際，疏通路人。”3 但是孫中山雖經一再摸索，卻始終未能為國民黨找到一條適當的組織路向。但孫中山在后期發生了一個重大轉變，這就是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所提出的“聯俄聯共”的政策。過去對于國民黨的這一轉變，人們較多的從中國革命的角度來理解國民黨革命方針的轉變，而卻很少注意它對國民黨建黨性質的重要影響。這或許有史料方面限制的緣故，不過自從蘇聯解體后，隨著近年來俄國檔案的解密，人們對于這一問題已有了更為清楚的認識。

　　從現有的材料來看，蘇俄在援助孫中山革命的同時，始終沒有放棄將國民黨按照自己的革命理念改造成為列寧主義政黨的努力，這也是共產國際推動國共合作的重要原因。從解密檔案看，蘇共方面曾多次對派駐中國代表甚至孫中山本人的代表表達了對其革命路線的不滿，批評國民黨的純軍事路線而一再要求它轉向以“政治工作”為主，并將此作為對國民黨援助的一個重要前提。在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過程中，蘇俄顧問鮑羅廷發揮了重大作用。他說服孫中山放棄了組織國民政府案，而通過了由鮑所主持的國民黨“一大”黨綱。“前者是孫一貫主張取法取法‘先進的民主國家’的制度，后者是鮑炮制列寧式的‘革命民主’。如果實行實行前者，則后來國民政府的政制，應是歐美式的議會民主;但是一全大會采取了后者，使國民黨走上了‘一黨專政’之路。”4 經過改組后的國民黨，在黨的組織、紀律、執行及各個方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大大提高了其凝聚力與戰斗力。對于國民黨這次改變的影響，我們通過臺灣政治大學教授，曾任國民黨黨史會總干事一職的蔣永敬的評價可見一斑：5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中國國民黨的改組，是國民黨歷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改造。由于這次的改組，使國民黨起死回生。”

　　但是，盡管發生了這些變化，國民黨仍然不是一個真正的列寧主義政黨。最主要的問題還是以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人并不認同馬列主義理念，蘇俄方面雖盡了很大的努力，仍未能湊效，鮑羅廷也感嘆，“美國精神在他(指孫中山)頭腦中根深蒂固，想予以清除談何容易!”6 在孫中山的設想革命進程中，是一個“軍政-訓政-憲政”的過程，以黨領政的訓政時期只是革命過程的一個環節而已。加上由于孫中山在一年后就去世了，國民黨隨之發生派系之爭，國民黨的這次改造最后是以虎頭蛇尾告終。在孫中山之后長期擔任國民黨領袖的蔣介石對黨的改造并沒有更多興趣，這里也可能有蔣氏被孫派往蘇聯考察期間的不愉快經歷，使他對蘇俄的東西抱有強烈的反感。7 總之，經過改造后的國民黨的列寧主義化程度是很低的，其身上仍然保留著濃重的會黨習氣。當然，也許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國民黨本身也缺乏這方面的人才，沒有人真正熟悉列寧主義政黨的運作方式。蔣介石本人的政治手腕仍然更像是一個舊式的會黨領袖。國民黨在中國大陸失敗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其政黨組織方式的落后性無疑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美國學者Eastman指出，蔣介石在大陸失敗的原因之一是，他將政治理解為精英之間的競爭，而沒有理解到在此之外，籍大眾動員也可以構筑權力源泉，而毛澤東則理解這一點。8 這一不同也體現了兩黨在列寧主義化程度上的差異，而蔣認識到這一點，則是以整個中國大陸的丟失作為代價的。失敗后的蔣介石痛定思痛，進行了深刻反省，并著手進行了國民黨的重新改造工作。9 這次改造大大推進了國民黨的列寧主義化，并真正建立了其黨國體制。在此，我們不能不提到另一個重要的人物，就是“太子”蔣經國。眾所周知，蔣經國在年輕時曾有過長達十年的蘇俄經歷，并曾加入過蘇共，期間他在蘇聯的黨政軍系統都有過歷練，這一經歷使得蔣經國非常熟悉列寧主義統治的運作方式。因此在普遍不脫舊式會黨習氣的國民黨上層當中，蔣經國無疑是一個異數。日本學者若林正丈即指出，“以歷史的后見之明來說，在當時的國民黨里，幾乎沒有人比蔣經國更了解列寧主義統治機構中的權力組織的實際分配運作情形。擁有一個精通此務的長男，是戰后敗北的蔣介石的一大資產。”10

　　從1950年起國民黨實施的改造計劃的重要目標就是：“建立普遍深入群眾的組織，使社會每個角落都有黨的組織，以掌握大多數的群眾，一方面可以因深入滲透而監控群眾，一方面則籍此吸收群眾成為支持政權的社會基礎。”11 伴隨著這一改造，國民黨的黨國體制在臺灣迅速確立起來。到五十年代中，所有鄉鎮一級都設立了國民黨的地方黨部;同時也對各種社會團體進行了強有力的滲透，如在地方農會中，國民黨員占有壟斷性的優勢。另外也在軍隊中第一次建立了總政治部和政工系統，這一體現了鮮明的列寧主義建軍原則的機構的創建者不是別人，正是具有留蘇經歷的太子蔣經國。12 這一改造過程并不只是黨組織的整頓與改組，而是要貫徹黨對國家機構的一元化指導。其精神是“以黨領政”、“以黨領軍”;黨是政府和軍隊的靈魂，也是導演、引擎，而政府和軍隊不過是演員、車輪。13 但是同時，也有幾個內外因素阻止國民黨徹底列寧主義化。一是國民黨無法在意識形態上列寧主義化，諸如“民主憲政”、“地方自治”這些目標和原則都是由被尊為“國父”和“總理”的孫中山親自制定的，國民黨無法公開反對。另一個因素也許更重要，那就是美國的影響。戰后國民黨能在臺灣茍延殘存，全靠美國的支持，否則它是無法撐下去的。在冷戰的背景之下，美國當然并不樂意見到國民黨的列寧主義化，而同時為了能夠獲取美援，國民黨自己也必然要有所節制。由于這些因素，因此即便是為了做樣子，臺灣仍在最低程度上維持著一定的基層選舉形式。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臺灣自光復以來所產生的獨特的省籍矛盾，造成了從外部移入的國民黨政權與當地民眾缺乏互信基礎，這就限制了國民黨向下滲透的能力。這些是它和真正的列寧主義國家不同的地方，所以國民黨黨國體制只能稱為“準列寧主義”式的。

　　類似的列寧主義體制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存在，但是在此以外，全世界卻只有臺灣一例。14 從這個意義上說，臺灣的“擬似列寧主義”黨國體制在全世界是獨一無二的。我們要了解臺灣政治、特別是其基層政治的形態，就必須首先認識到它的這種獨一無二性。

　　在這種準列寧主義黨國體制下，臺灣基層社會的性質是怎樣的?臺灣學者吳乃德指出，國民黨統治精英非常謹慎地運用體制內的侍從主義(clientelism以有限的派系政治為其表現)來進行統治，從而成功地把除了家族及民間宗教團體等原級性集團之外的社會，處于不易具有自主性之橫向聯結的“原子化”(atomized)狀況之下。15 嚴格說來，這種強化國家而將基層社會組織原子化的做法，其實乃是東亞社會傳統的一貫現象。秦暉便指出，中華帝國存在著以國家“大共同體社會”進行一元化統治，而抑制地方“小共同體社會”的傳統。與此相應的是，在一元化統治削弱的情況下，則往往會出現類似黑手黨式的莊主或土皇帝。16 在受到傳統儒教帝國影響的東亞世界，這是一個較普遍的現象。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黑金現象賴以存在的傳統之基礎，而列寧主義體制則將這一特征大大深化了。

　　列寧主義國家的特點是國家對基層社會的徹底穿透性，因此基層社會也是徹底原子化的，在這種情況下，類似黑金的現象無從產生。如在以前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治安的良好是為人們所公認的。但是臺灣國民黨政權并不是一個完全的列寧主義政權，如前所述，由于種種因素的制約，它的社會穿透能力是有限的，基層社會的原子化加上黨國穿透力的有限性，這就反而為種種灰色勢力的活躍提供了土壤。而這些因素中，又以省籍矛盾所引致的為最主要，這就是人們所熟知的國民黨“外來政權”說，故我們在此需要專門論之。不過“外來政權”標簽似乎意識形態的色彩太強，因此有學者主張以“移入政權”來加以描述。17 本文也主張采用此概念。

　　國民黨自1949年敗退臺灣后所實行的黨的改造，嚴格的說，其實僅限于從大陸撤退來的外省人當中，而在臺灣當地，雖名為改造，實則幾乎是“從零開始”。但問題是自二二八事件以來，雙方互信基礎已失，國民黨向社會基層的滲透已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積極在各地建設黨部的同時，也進行了長期的規劃，從而與各種地方勢力處于復雜的博弈中。國民黨控制臺灣基層社會的第一步便是土地改革。在光復之前，臺灣地方社會存在著不同的家族勢力，這是日治時代臺灣社會精英的基礎，同時它也表現出了與中華帝國時代的連續性。在此情況下，國民黨的土地改革就不僅具有反思大陸之敗的意義，也是摧垮舊的地方勢力，并擴大自身社會基礎之舉。18 此舉無疑擴展了國民黨在臺灣本土的認同度，不過對此也不能估計過高。不信任感不僅來自本省籍人，同樣也來自國民黨方面。這從國民黨向地方滲透的不同模式上可以看出來。

　　國民黨在地方的黨部并不是單一的，而是分為了特別黨部和地區黨部兩種。前者建立于軍隊、國營單位、公立學校等當中，成員主要是外省人;而后者才是真正面向臺灣本土基層社會的黨部。這一區分也顯示了國民黨對待二者的不同態度。事實上，國民黨的黨員主要集中在特別黨部這一塊，后雖經長期發展，但直到1969年為止，特別黨部的黨員的比例一直超過60%，而其中絕大多數又是外省人。19 如果考慮到這一事實，即外省人在臺灣總人口中只占百分之十幾，則這可以證明國民黨在向本省人滲透的過程并不順利。而國民黨政權在外部因素制約下，不得不在地方上實行選舉;如果它在基層的黨務如此受限，那如何才能贏得選舉呢?因應這一問題，出現了與既有地方派系結合的選舉侍從主義。

　　在這一過程中，國民黨掌握了主要的政治資源，但是選舉是以票數來論勝負，而宗族、地域等為基礎的地方派系則擁有從基層民眾獲票之社會關系的資源，這就形成了前者控制、同時也依賴后者的關系。20 不過必須深究的是，這種關系究竟何為主何為從?事實上我們看到，國民黨采取這一模式完全是一種權宜之計，它在現實層面是盡可能地壓縮地方派系的空間。一個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嚴格禁止任何地方派系超出本地范圍之外尋求發展，其力量一直被限制在縣鄉鎮一級。21 另外，對于這些所謂地方派系的凝聚力也不能估計太高。在本來就缺乏小共同體本位意識的東亞社會中，它們其實除了各種人際關系網絡外并無任何實質性的政治資源，而這種關系網絡是從大陸移入的國民黨政權一時還無法替代的，所以才會允許它們存在。但是這種力量并非無懈可擊，國民黨在一時還不能直接出馬的情況下，經常采取“分而治之”、甚至主動扶植新派別的辦法來控制它們。同時，地方派系由于不具有政治制度的設計權，所以只要國民黨一改變游戲規則，如變更選舉方式，重劃選區等，都會給地方派系造成重大沖擊。22 這也說明這些所謂的地方派系其實也很難說是完全意義上的“派”。 因應此一特征，臺灣在基層政府的架構上，也是由上級政府握有絕對的控制權，例如“鄉鎮的活動，幾乎事事都需要取得許可，諸如鄉鎮計劃、年度預算以及人事任免等，在在均須呈報縣府核準。”因此毫不奇怪，許多鄉鎮都是財源枯竭，甚至連發工資都困難。23 這一資源分配格局使得基層對國民黨政權有更大依賴性。

　　基于此可以認為，只要國民黨的統治穩固，它遲早會試圖拔掉這些不完全聽話的地方派系的。事實也的確如此，這就是蔣經國從七十年代起推行的“本土化”政策。蔣經國自此時掌握實權后，倡言拔擢所謂“青年才俊”，而這些被臺灣民眾俗稱為“吹臺青”(會吹牛的臺灣青年)的青年才俊主要是由國民黨所逐漸培養起來的本省籍青年黨工。在1972年國民黨一次提名12名黨工干部競選縣市長，結果全部都獲得成功，取代了舊有的地方派系。這使得國民黨大受鼓舞。24 不料在此后的幾年中，國民黨這一替代政策進行得卻不順利。到八十年代后，黨外勢力日益活躍，最后以蔣經國在執政的最后階段開放黨禁、推行民主化轉型而告終。為什么會這樣?許多臺灣學者都把這個問題歸結為地方派系強力反彈的結果。但是筆者認為，這個問題更應充分考慮國際因素的影響。

　　國民黨自敗退臺灣后，一直將其政權合法性奠基在所謂“光復大陸”、“反共復國”的宣傳上。但是自七十年代以來，它在外交戰場上卻節節敗退。先是1971被逐出聯合國，接著又是尼克松訪華，這一事件引發了臺灣的第一次學生示威，學生運動的出現，“象征著臺灣的人民在政治議題上以從原來的被動轉向參與取向。”25 但是國民黨政權無力扭轉現實，其“邦交國”日漸減少，直到七十年代末，其總后臺美國也拋棄了它而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這些事件使得國民黨政權自我標榜的政治合法性幾乎喪失殆盡，面對新生代民眾的政治參與意愿，它必須另謀出路。同時，中美關系正常化也標志著臺灣對美國的戰略重要性大大減小，因此為了挽回困境，它“必須更賣力地向美國輿論推銷‘自由’、‘進步’的形象。”26 可以說，如果不是外部條件的壓力，以列寧主義國家的動員力量，想要壓制住那些地方派系決非什么難事，它的替代政策遲早可以取得成功。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太高估地方派系的實力，筆者堅持認為，其實際影響力是很有限的。我們可以倒因為果地來看，從民主化后黑金的盛行也可以看出，所謂地方派系在地方上的實際整合力并不大，臺灣基層仍然是一個自我認同度較弱的社會。如果這些派系真有足夠的地方整合力，那像黑道這種社會邊緣群體就不可能如此活躍。

　　事實上，威權統治時代的臺灣社會的原子化與共同體意識的不發達還表現在，這些“準派系”在那時就和黑金有染了。他們利用承包工程進行掠奪分贓，從事各種違法色情經營，甚至包娼包賭，無惡不作，這些“惡化地方政治體質的種種作為，卻讓國民黨飽受批評，背盡了黑鍋。”27 這些事情都可以顯示出，這些所謂的“地方派系”常常只是小圈子行為，和當地民眾的情感利益是非常淡漠的。我們把他們稱為“準地方派系”或許會更恰當一些。

　　因此，我們可以將準列寧主義體制下的臺灣基層社會的特征表述為：準地方派系基礎上的社會原子化。黑金現象的出現正是和上述社會特征，再加上黨國的社會控制力減弱有關。當然，黑金現象還不完全等于“黑金政治”，從現象到“政治”這一飛躍，又的確是民主轉型時代所大大深化的。下面就要對此予以考察。

　　臺灣黑金政治的演化

　　如果單就威權統治弱化而導致黑社會勢力的興起、以及從事非法產業而言，其實也并非只在臺灣出現，這可以說是轉型時代的許多民主國家都出現的現象，如俄羅斯也是一個例子。甚至于有的較成熟的民主國家也仍存在著較嚴重的這種現象，如意大利南部的黑手黨;僅就這方面，臺灣并非特例。但是臺灣的黑金現象之所以引人注目，并不僅僅是因為此，而更主要的是因為在臺灣出現了黑、金、政客結合而為一體的現象，這是舉世罕見的。這就是臺灣獨有的“黑金政治”，學者陳國霖有一段話對此作了形象的描述：28

　　“世界上的幫派份子，無論多么成功地滲透經濟與政治部門，擁有多少財富與權勢，依然得躲在暗處。他們和企業既有力政治人物之間的關系，不能公開炫耀，以免他們之間關系瓦解。簡言之，盡管上層社會與黑社會之間有連結，兩個世界依然保持分離狀態。兩個世界的人也許共謀犯罪，或參與腐敗的交易，但他們仍然屬于各自的世界，他們不能假裝是另一個世界。

　　然而，臺灣的黑金正旨在性質上與世界其他地區幫派滲入企業和政治的問題不同，上層社會與黑社會的關系已經發展到將兩個世界整合為一，并孕育出同時集幫派份子、企業家、政客于一身的三合一人物。一位具有影響力的立法委員兼立法院司法委員會召集人，可能是一位富有的企業家，并自稱為某有力幫派的‘精神領袖’且被當局列為流氓。一位曾經因為被裁定流氓而入獄的縣長，可能是一家大建筑公司或其他大企業的老板，且被選民認定為臺灣最好的縣長。臺灣上層社會與黑社會的整合，造成一個道德混亂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政客的言行舉止和幫派份子沒兩樣，而幫派份子的言談舉止也像政治人物一樣。”

　　就此而言，臺灣絕對是創造了一項世界紀錄。這種狀況，已經不能再以一般的黑金現象視之，而是不折不扣的政治現象了，因此應把它稱為黑金政治，以與世界上其它地方的黑金現象區分之。臺灣的黑金政治，具有兩大特點，其一是涉及面極廣。在1996年，臺灣當時的“法務部長”廖正豪指出，全臺858名縣市議員中，有286人具有黑道背景。廖正豪警告，這個問題不解決，臺灣可能變成另一個西西里島。29 換而言之，全臺有三分之一的基層民代不是幫派份子就是有過犯罪記錄者。然而廖正豪的估計還算保守的了，因為法務部長講話所根據的乃是有案可察的事實，但是肯定還有許多沒有公開拱上臺面的。許多人的估計遠比這要高，如有學者認為，這一比例超過一半。30 可見這一現象確實是非常嚴重的。

　　臺灣黑金政治的另一個特點是，黑道分子在政治上舉止極為招搖，這也是舉世罕見的。臺灣媒體界作了這樣的評論：“盡管有組織犯罪在許多國家都存在，可是連意大利的黑手黨都寧愿在臺面下把持政治，也不敢公開參與政治選舉。然而，臺灣黑道不論是在中央或是地方議會竟都成了大哥級人物，這對任何一個民主國家而言都是一種羞辱。”31 臺灣立法院的打架現象世界聞名，這里面當然少不了黑道人物的影響。例如有名的黑幫老大――“天道盟”精神領袖、同時也是立法委員的羅福助就最有名的活躍人物之一，多次打傷別人。尤其是2001年3月，他在立法院毆傷女性立委李慶安一事最為轟動，因為過去打架都是男性立委之間的事，現在居然對一個弱女子如此大打出手，致使全臺輿論為之嘩然。為了平息眾怒，立法院紀律委員會象征性給他以停權半年的處分。不料在此期間，因立法院中有人對他不恭，停權中的羅福助怒氣沖沖地沖進立法院，咆哮公堂：

　　“貓不在，老鼠就作怪”、“你們哪有本事叫我停權”、“我今天不來，你們還在吵”、“我羅福助是什么角色，你們不是不知道”、“二百多個立委，那個有我這樣的氣魄?”32

　　其氣焰之囂張，真是令人咋舌。尤有甚者，這樣一個過去被警方數度列為“嚴打”對象，并曾一度入獄的人物卻在立法院內呼風喚雨，竟然還曾當上了立法院司法會議的召集人，這真是一個莫大的諷刺。33 面對這樣的現象，人們有理由要問，黑金政治究竟是怎樣發展到這一步的。本文擬將其劃分為兩個階段，在前一階段主要是由政黨或政客為了選舉而操縱黑道組織參與政治;而后一階段則是由黑道人物自己出馬登上政治舞臺。前一階段延續得較長，從蔣經國時代直到現代都存在;而后一階段則是九十年代才出現的現象，但在近些年有愈來愈多的趨勢。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有一種相當普遍的誤解認為，臺灣的黑金泛濫現象是民主化轉型后出現的，這種說法并不符合事實。臺灣學者趙永茂將黑道與政治的關系劃分為三個階段：早期是社會性幫會(1945-1960);中期為經濟型幫會(1961- 1975);然后就是現今的政治性幫會(1976-)。34 可以看到，他將黑道發展為政治性幫會的階段的起始點劃在了蔣經國時期的1976年，而這一時期如前面所指出的，正是臺灣國民黨政權由于在內外合法性都遭遇危機，社會控制力不斷減弱的階段。由此可見，早在蔣經國時代后期，這一問題就已非常嚴重了，而并不是由民主化所引起的(具體例子下面會提到)。把黑金問題當作民主化所帶來的后果，或作為反對實行民主的證據是沒有道理的。當然，民主化時期由于社會自由度的增大，這一現象在深度和廣度上都得到了發展;另外由于人們有了言論自由，也能夠將這一問題更充分地曝光。在此，需要將黑金政治的緣起作一更具體的追溯，以正本清源。

　　與臺灣省籍矛盾相應的，在解嚴之前，臺灣黑社會的組成、以及作為移入政權的國民黨政府與本省的地方勢力同黑道掛鉤的模式也有所不同。比較簡單的來說，就是臺灣本省人的黑道組織多為地域性的，他們組織規模較小，其成員也是從所住區域附近招收的，而不愿招收不屬于其社區的成員。35 而外省人的黑社會組織卻可以組成更大的幫派，這些幫派沒有固定的地盤，從臺灣各地都招收成員。而且有事實表明，這些外省幫派成立的最初也是和省籍矛盾有關，為了對抗臺灣本地人的騷擾，一些外省子弟進行自助，并逐漸演變成幫派。36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情況和國民黨政權本身的態度有沒有關系呢?從種種間接的證據來看是有的。在威權時代的黑道組織是受到嚴格打壓的，它們絕大多數都呈現地域性和原子化的特征，無法跨越地區，但是在那個時代能夠跨地發展的幫派卻基本上都是外省幫派。而且在解嚴以前，臺灣僅有的兩個具有省級規模、且組織良好的幫派竹聯幫和四海幫都是外省幫派37，這顯然不是偶然的。另外，據曾經擔任過臺灣第一大幫派竹聯幫領袖的陳啟禮自述，七十年代時他曾一度退出幫會，但是到1980年又復出擔任幫主，因為有一些情治機關拜托他為國家“做一點事”：

　　“如果(黨外)政治人物或臺灣獨立人士要挑起暴動而且聚集地方流氓，我們可以事先得知，以便政府防范。就在這種環境下我發展了竹聯幫，使它成為臺灣第一大幫，實力凌駕任何其他的幫派。”38

　　陳啟禮這次復出以后制造了轟動一時江南案。江南是美籍臺灣作家，寫了一本《蔣經國傳》，因為了里面透露了對蔣氏父子不利的內幕，惹怒了國民黨當局。但因為江南居住在美國，奈何不了他，所以派黑幫將他殺害。不料因為江南是美國公民，導致引發為一場國際事件，此事被曝光后，引起極大震動。39 從陳啟禮自述可以看到，國民黨當局交給他的“任務”是防范本省的政治反對派人士;在外省人雖然居于統治地位，但卻人數很少的情況下，這一模式顯然可以認為是國民黨利用黑道參與政治，壓制本省人的貫常做法。

　　而本省人的黑道勢力由于較為地方化、原子化的緣故，其參與政治的方式又有所不同。他們主要是通過和那些所謂地方勢力相結合，參與選舉的做法來介入政治。在列寧主義黨國統治較為穩固的時期，這一現象還比較罕見，但從七十年代后期起，伴隨著威權國家社會控制力的減弱，開始變得比較普遍。臺灣學者指出：

　　“在我們社會中，黑道勢力開始快速膨脹，使民國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事。從這個階段起，開始有一些‘金牛級’的人物出來競選公職。這些‘金牛級’人物除了本身的利益外，根本就沒有什么政治理想而言。他們為了爭取當選，往往一方面花費巨額金錢賄選買票，一方面和黑道勢力掛鉤，請各角頭的弟兄們幫忙拉票，造成金錢和暴力污染選舉的現象。”40

　　從這里可以看出，黑道參與地方政治的最主要形式就是拉票，這一模式直到今天仍然延續著。對于這一點，黑道人士自己也如是說，“如果不是因為選舉，我實在想不出黑道有什么資源可以讓白道加以運用?”41 地方上的這些人物為何如此熱衷選舉，以至于不惜和黑金掛鉤。這主要還是因為有著巨大的利益在內，特別是在地方建設上，政府官員有著可觀的回扣，這也是作為移入政權的國民黨拉攏地方派系的重要手段。42 這些現象同時也表明了筆者一再強調的事實，即臺灣所謂地方派系的共同體意識其實是很低的，幾乎完全是利益導向的，很少有想要真心服務本地的政治理想。這也是國民黨準列寧主義政權對社會嚴密控制，造成社會基層原子化，而同時自身又在七十年末以后日益削弱所導致的。

　　前面業已提到了，國民黨這一時期嘗試了用本黨所培養的“青年才俊”取代這些地方勢力，以優化政治的努力。雖然這一努力進行得不盡人意，但作為政權掌控者的蔣經國仍有能力操控局面，假以足夠時日，能夠有所成或也未可知。或許蔣經國本人在晚年一手推動政治轉型時，會有相關的考慮的。但是，由于這位政治強人的突然去世，這一切我們可能永遠也無法得知了。強人離去之后的國民黨，由于無人再有凌駕一切的威望和權力，已不可能稱心地操控突如其來的社會轉型。而更重要的是，強人在去世之前已經開放了黨禁，這就使得臺灣進入了急劇轉型的單行道。臺灣在轉型時代出現的諸多問題，其實西方世界也并非全然沒有遇到過，但是將這些問題在短期間內以突然性的姿態爆炸開來，其后果確實是破壞性的。黑金政治的極深入演化即是其最突出的表現。

　　由于強人猝逝而被拖入突然性巨變的國民黨，在此時面臨著內外的雙重挑戰。在內部是出現了派系之爭，這些爭端導致國民黨在進入九十年代后先后產生幾次大分裂;而外部則有民進黨這樣新興政黨的民粹式挑戰。在這種激烈的內外挑戰之下，國民黨居然能夠實現由支配性政黨到競爭性政黨的轉型，并在選舉中站穩腳跟，這被許多人都視為一項了不起的奇跡。43 對比一下蘇聯、東歐各地，列寧主義式的政黨在轉型之后全都垮臺，可知的確不簡單。國民黨在轉型時代為了能夠繼續保住執政地位，可謂是絞盡了腦汁，甚至到了為得選票而不擇手段的地步，黑金政治的出現即是其后果。不過如前面所指出的，以黑金來拉票是蔣經國時代業已存在的現象，并非李登輝時期的發明，不過在這一時期，黑金動員的廣度與公開化程度都是以前所不能比擬的。當然，使用黑金來拉票畢竟屬于下策，對政黨形象肯定會造成長遠的損害，而國民黨動用這一手段委實也有其苦衷。

　　首先是國民黨內出現的派系之爭動搖了它舊的選票基礎。在準列寧主義黨國時代，“黨外無黨、黨內無派”是國民黨的組織原則。44 但是隨著解嚴和黨禁開放，既然黨外無黨的情況已經不復存在，加上最能使組織原則有效的強人已經去世，國民黨自身的體制也無法不變化。在種情況下，國民黨內部出現了派系之爭，而初期的主要表現又為關于本土化路線的分歧。蔣經國時代的本土化路線，雖然在派系替代上并不成功，但是絕非全無成效。國民黨在七十年代以前還是外省人占壓倒多數的政黨，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初，本省人已經占據大多數了。45 這樣，隨著蔣經國去世后第一位本省人總統李登輝的上臺，本土化已經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這一情節加上派系斗爭，導致了九十年代初國民黨內外省籍精英為主的“非主流派”的出走和新黨的成立。新黨分走了相當一部分外省人的選票，使得國民黨過去經由特種黨部所建立起來的的“鐵票”基礎出現了動搖。46

　　盡管外省支持者的忠誠度出現了一定的轉移，國民黨本土化的路線不可能改變，因為本省人的選票畢竟占了大多數。但是國民黨在通過本土化路線來加強其動員能力的意圖進行得并不順利。許多學者都注意到，在推行本土化政策后，國民黨的地方派系化程度不降反升。47 也就是說，它的政治集中動員能力不但沒有提高，還下降了。這是為什么?這一問題正是由于臺灣基層社會的原子化狀況所造成的，是國民黨過去的統治造成了這一問題，但是由于社會轉型的突然來臨，使得它沒有充分時間來因應和調整。有一個具體現象是可以充分說明這點的。“解嚴后地方派系雖屢屢有串聯動作，但主要運作范圍仍在地方;國會內部雖有派系出身的議員組成次級團體，但規模和影響力都極有限。”48 結果我們看到，國民黨為自己過去的成功而嘗到了現在的苦果。在內外雙重的壓力下，國民黨為了能繼續握有權力，被迫向黑金靠攏。而像如竹聯幫這樣過去就和國民黨有瓜葛的黑道組織，自然也就成為其競選機器的一部分。另外國民黨也可以利用其執政的資源優勢來拉攏其他幫派，如前述羅福助就一直非常賣力地為國民黨服務。在“勝選就是一切”的壓力驅使下，只要這些人物能夠認同國民黨，而且有能力得以當選或幫助別人當選，國民黨也就顧不得那么多了。一位國民黨總部的官員明確地這樣說：

　　“我們有自己的顧慮，我們也不想提名任何有黑道背景的人。然而假使我們提名一位形象清新卻沒有公眾支持者的候選人，結果如何?那就是為何我們必須先評估這個人有無勝選的把握，先不去管他的犯罪記錄。……我們知道如何去操作、如何去實行確保贏得各種地方選舉的手法，所以才能繼續在地方上保有強大的影響力。”49

　　這樣說來，是否臺灣黑金政治的出現就全是由國民黨造成的呢?事實上，許多人都作如是觀，這個問題也被公認為是讓國民黨最后失去政權的重要原因之一。這種說法自然有其根據，如連當時作為國民黨主席和“總統”的李登輝也為了選舉而和黑道分子來往。50 但是這種指責對于國民黨并不完全公平。在這方面，我們也應當考慮其對手民進黨的因素。民進黨作為其組成一部分的是以前的地方派系，它們作為蔣經國本土替代政策的反對者而登場，被民進黨所招徠。特別是曾任民進黨主席的許信良，“招降納叛”的作法被公認為是他的拿手好戲。51 這些地方勢力前面業已指出了，它們中不少在蔣經國時代就已經和黑金有染，因此這些問題勢必也會帶入到民進黨中來。而更重要的一面還是民進黨行動上的的民粹主義性質，經常訴諸街頭行動，這在最近幾年已經為大家所非常熟悉。在最初時代，這種作法或許不失為一個對抗威權政府的手段，但是黑道卷入的問題從此也就不可避免。盡管民進黨過去一再就黑金政治問題指責國民黨，但是有許多事實都表明民進黨自己也使用這種手法。一些學者指出，過去在競選中，民進黨經常動用黑道分子來騷擾對手的證見發表會、或造勢大會。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對民進黨行為的反應，國民黨也被迫動用黑道分子來維持秩序。52

　　民進黨與黑金的關系不僅基層有，高層也有，而且也相當公開。我們可以以陳水扁為例。陳過去當立法委員時，一次在立法院被羅福助詰問，你不是一樣也接受我的錢財嗎?結果陳水扁無言以對。另一個例子則是陳水扁當了“總統”之后的。在2003年松聯幫前幫主王知強父親的告別儀式上，以及另一位黑幫老大的喪父公祭中，都赫然見到陳水扁致贈的挽聯，此外還有呂秀蓮和行政院長游錫坤等人的。53 由此也可見民進黨卷入黑道的程度也很深。有學者甚至覺得，所謂黑金政治問題不過是民進黨制造出來的競選籍口，“基本上那是酸葡萄心理。在臺灣，政治人物、商人及黑道份子都想在公共工程這塊大餅中分一杯羹。2000年總統大選前，國民黨和地方派系幾乎瓜分所有的大餅，民進黨連一小部塊都搶不到，所以民進黨就攻擊國民黨及地方派系是黑金政治的象征。假如民進黨成為執政黨，也會變得和國民黨一樣。事情就是這么簡單。”54 縱觀民進當這幾年來的表現，特別是2004年大選期間爆出的陳水扁夫人吳淑珍的經濟丑聞，這種說法不能說沒有道理。當然，考慮到國民黨過去長期為執政黨，所以它所負的責任可能還是要多一些。

　　在臺灣選舉中，盡管國、民兩黨在理念上針鋒相對，但值得注意的是，其基層的拉票行為卻又有高度的一致性。換言之，在基層拉票主要靠的是能不能找到好的樁腳，是關系、面子及利益等因素，而并不是候選人的政見。一位民進黨縣議員的助理解釋，為什么候選人必須依賴樁腳買票：“候選人基本上得依賴樁腳贏得選舉，假如你沒有樁腳，一定不會當選。選民并不是喜歡特定候選人，而是給樁腳面子。”一位南臺灣的資深記者也說，“票通常不是投給特定的候選人，而是投給特定的樁腳。”55 樁腳可能是個人，也可能是團體，但是其數量總是有限的，因此在選前爭奪樁腳就非常關鍵。而另一方面，由于在政治市場化的背景之下，投入選舉的人數眾多，綁樁者眾，于是也帶動價碼節節上升。現在基層的工職競選動輒就要幾千萬、甚至幾億，這樣的價碼已超出了傳統派系所負擔的能力。結果在飲鴆止渴的情況下，黑道勢力被引入了樁腳腳動員系統。輕則要黑道去為綁樁或買票護航，重則人為制造進入選舉買票市場的障礙，如請黑道勢力以暴力方式阻絕其他候選人進入村莊鄰里，使自己能夠順利地進行排他性的買票，以提高買票成功率。56 當然，在大多數情況下，黑道人物或組織往往自己就是出色的樁腳。在九十年代初，這種情況就已經相當普遍。如在1993年彰化縣長的競選中，一位國民黨的候選人因為一再遭到歹徒恐嚇，被迫退出競選。大家由此斷定，“大哥不點頭，政客也只得乖乖讓路。”57

　　這些黑道勢力最初被引入選舉動員系統時，還是處于一種保駕護航的地位。但是在此過程中，他們自己也逐漸熟悉了這種政治運作;而且由于擔負拉票任務，使他們對自己的能量也開始有所了解。于是久而久之，黑道人物也學會了這一切，開始自己直接參與選舉，擔任公職。最初可能是其主人有了升遷機會，于是其留下來的位子就為黑道人物順利接受。更重要的是，這些公職本身也有著許多利益上的誘惑，黑道人物還可以借此而“漂白”自己。58 受到這些誘惑，黑道人物、或者讓自己的親人紛紛參政，使得投入選戰的黑道份子愈來愈多，層次也愈來愈高。從地方民代到立法委員，都出現了黑道人物。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已經不再是黑道“保駕護航”，而直接就是黑道控制政治了。

　　黑道人物直接登上舞臺雖然是比較晚的事，但迅速就顯示出了其能量。在基層政治中他們的數量已經變得相當可觀，在有的縣(如嘉義)九成縣議員都被認為是黑道。59 而在另一個黑道政治嚴重的云林縣，“一位云林人士自嘲說：天氣一熱，脫掉上衣，各民意機關一片‘花衣服’，有龍有鳳，有玫瑰和忍字……有人問，云林的黑道勢力為何會隱而不見，云林一位陳性地方人士說：‘全部參政去了。’”60 他們有些人在地方上可以呼風喚雨，甚至讓政府也無可奈何。例如曾擔任臺中縣議長的顏清標，他本人及其家人都是公認的黑道人物。因為顏過去支持親民黨的宋楚瑜，在民進黨上臺后受到檢控，被關押起來后又判了20年徒刑。他在獄中宣布參選2001年底的立委選舉，盡管民進黨竭力試圖打壓他，他照樣高票當選。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在顏當選的第二天，法務部長陳定南派人送了一幅“為民喉舌”的匾額給顏作為賀禮。民進黨奈何不了他，最后還是將顏清標取保放了出來。61 有很多江湖人物本人在競選中甚至不需露臉，還有些在押的犯人由家人代選，都能輕松獲得成功。62

　　陳國霖在對各縣市進行了大量實地考察后得出這樣的看法：“幫派成分已經接管了政治活動。”63 當然，他說的是地方政治。至于“中央”一級，雖然也有黑道卷入，情況倒遠沒有那么嚴重。不過問題是，立法院的黑道比例雖小，但是影響卻絕非地方人物可比。因為立法院作為立法機關，乃是制定法律的地方，現在居然也混入黑道，其后果更不容忽視。像羅福助那樣的黑道人物一般是無黨籍立委，但是在臺灣朝野勢均力敵的情況下，這些人人數雖不多，卻往往能在關鍵時刻發揮大作用，所以其影響也舉足輕重。總之，種種情況都表明，臺灣的黑金政治無論在廣度上、還是深度上都是非常驚人和世界罕見的。這樣說絕非夸張。

　　黑金政治的實質與反思

　　如今臺灣黑道人物在基層民代占據大半，這是否證明他們真的已經接管了政權呢?表面上看來，他們的確風光得很，有時候甚至政府也對他們無可奈何。然而實際上卻并不全然如此。不少黑道人物參政的心路歷程也能看出一些問題來，如曾任過高雄副議長之職的吳鶴松談到自己參政的初衷，“沒有當選議員前，我的弟弟不學好，交往了一些道上兄弟，惹出些事情后，就會找到民意代表出面關說。但是有的民意代表架子很大，競選的時候好話說盡，當選之后卻是氣派十足愛理不理。……一些朋友說，既然我們經常要找議員說話，又要看他們的臉色，干嗎不自己出來當民意代表?……我就是這種情形下出來競選的。”64 很多黑道政治人物都有過這樣的例子。由此可見，盡管在政治上有某些利用價值，黑道人物還是很難完全改變其社會邊緣角色的地位。黑金政治始終被主流媒體視為臺灣政治的不幸或恥辱，而且各大政黨在選舉時也喜歡給對方貼上黑金的標簽，借以打擊對手。否則也就很難想象，這些競選時好話說盡的民意代表在選上后卻會對他們愛理不理。

　　自然也很容易產生這樣的問題：政客為什么敢這樣做，難道他們不怕黑道勢力報復嗎?在此想指出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在民主轉型過程中的路徑依賴問題。首節已指出了臺灣政權在國民黨黨國體制下的準列寧主義性質，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從過去的威權時代到今天的民進黨政府，臺灣政治體制的特性在轉型過程中保持了很強的連續性，這一點卻是常常被人們所忽視的。這一體制的突出特點之一是行政權的獨大與缺乏制約性，而司法權卻相對偏弱，但頗具諷刺性的是，這一體制并未隨著民主轉型而產生實質性的變化。如2004年大選期間發生的槍擊事件，雖然疑點重重，但卻很難進行公正的司法調查。雖然不能肯定此事是否為陳水扁本人所為，但從中透露出來的訊息是：即便有人真的這樣做了，也無法得到正當調查。這顯然也和臺灣政治體制的缺失有關。

　　這一點在臺灣的“掃黑”體制上也反映出來。臺灣打擊犯罪的方式最顯著的特征之一可以歸結為：以“嚴打”為核心的反復的政治運動。之所以稱之為政治運動，是因為它具有一些明顯的特征：特別表現為繞過正常司法程序、甚至不要證據就辦案;還表現在經常定下各種硬性的指標，如必須抓獲多少人等等，這也使得警察鼓勵告密、甚至捕風捉影等行為。這些都往往不可避免地造成運動擴大化的現象。如蔣經國后期的“一清”專案運動，事后一高階警官承認，在1984年底之前逮捕的嫌疑犯，都是經過長時間的跟監及嵬證，但之后逮捕的上千名罪犯，則沒有充分的時間或能力去嵬集他們的罪證。65 這類現象并未隨著臺灣的民主轉型而消失，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幾乎每隔幾年就來一次比較大的運動。如前述曾揭露黑道嚴重滲透臺灣政治的法務部長廖正豪，為此而發動了一場“治平”專案運動，這場運動雖然在打擊犯罪方面也有成效，但是許多人也質疑廖是籍此作秀，是撈取個人聲望的政客行為。有立委批評，他的政策基本上是以非法手段來打擊所謂的罪犯，這如何使人心服?66 民進黨上臺后也是如此，陳水扁高喊要嚴辦一批人，這種不去嵬集證據、只搞政治運動的做法，同樣引起了基層司法人員的極大反感。67 在政治運動、硬性指標等的壓力下，經常造成警察的濫捕行為，連羅福助這樣的人也說：“臺灣的亂源在哪里?大家都太功利了，為了邀功可以逼出十大槍擊要犯，本來只是一個小案，后來卻逼得這些人走向不歸路，也制造了社會的不安。”68

　　在大陸，這種搞硬性指標的政治運動曾被認為是左傾的產物，不過從臺灣的例子我們倒可以看到兩岸政治文化的相似性，或許這其中有傳統政治文化的根源吧。但無論如何，這些現象都表明了，在臺灣的政治架構中，行政力量是獨大的，這一情況并未隨著民主化和政黨輪替而產生實質性的變化。反過來說，就是黑道力量盡管表面上非常喧囂，但實質上他們仍是政治權力場中的弱勢群體。很多現象都表明了這一點。在臺灣的黑、金、政客相勾結的體制中，黑道勢力雖然經常沖鋒陷陣在第一線，但最后分贓時他們卻得不到大頭，反倒一旦出了問題，往往成為替死鬼。董念臺是一位推動受刑人權益的出獄人，他說：

　　“最令我感到憎惡的人，使那些曾經利用黑道分子，到最后又反過來指責他們的白道人物。這些白道人物靠黑道份子解決財務紛爭、競選和做一些骯臟的事，但當白道人物要為犯罪問題尋找替罪羊的時候，第一個指責的就是黑道人士。我認為對黑道嚴厲指責，對白道寬容以待，這樣是不公平的。”69

　　一名臺北市議員也有相近的看法，“事實上，黑道不是主要問題，反而那些財團才是問題。很多有錢的生意人利用幫派分子拓展生意……甚至想獨占某些市場。當然，幫派分子可因為這些有勢力的生意人合作而得到一些回報，但是一旦發生問題，幫派分子就會成為替死鬼。”70 在政壇上如果遇到政府換屆也可能發生這樣的事，如那位曾自詡“那個有我這樣的氣魄”的羅福助，過去一直是國民黨的死忠派，但是在民進黨上臺后好日子就到頭了。2001年警方準備提報羅為流氓，羅福助聽到風聲，嚇得倉皇出逃香港，此后幾個月不敢回臺，其間還幾次透過媒體公開喊冤。71 由此也可以看出黑道與政府的實力對比如何。

　　自然的一個問題就是，既然黑道勢力是權力場中的弱勢群體，那為何今天臺灣的黑金政治又會如此觸目驚心呢?最大的問題可能還是在于政府的“選擇性掃黑”上。換而言之，黑金政治猖獗的實質不是因為政府沒有能力解決這一問題，而是因為在過去這些年中，黑道勢力與政商介入之深，使得政府不愿意牽一發而動全局。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掃黑運動都是有選擇性的，主要是針對不聽自己話的那些黑道。由于臺灣政黨輪替的結果，政黨間互相的攻擊與揭發使得這些過去屬于機密的問題更容易為人所知。如民進黨上臺后，法務部長陳定南就暴料， 1996年總統大選期間，國民黨曾派人找竹聯、四海等外省幫派助選，遭拒后(因為他們選擇了新黨)，1997年就開始秋后算賬，掃黑對象就掃定不肯幫忙的這些幫派。72 民進黨的例子除了羅福助，還有前述與宋楚瑜的關系密切的顏清標，后者雖然最后因證據不足而被假釋，但是很明顯，顏之所以能躲過這一劫，關鍵還是因為他選上了立委，假如他落選了，那這場牢獄恐怕坐定了。但是民進黨在打擊其所謂黑金政治時，得益最大的恐怕還是與它關系密切的勢力，于是許多人開始批評民進黨又制造了新的“白金政治”。73

　　正因為此，在臺灣同樣也有許多人認為黑金政治問題并不是臺灣最嚴重的政治問題。許多觀察家認為，黑金政治的發展，并滲入社會重要部門，白道和灰道(指身份模糊者)遠比黑道占有更重要的角色。一位前新黨立委這樣說：“臺灣的黑金政治并不如民眾所想象的那樣嚴重。……民眾常說有黑道立委，但他們并不是立法院內最糟糕的人;其實，以其他立委，以〇〇〇為例(國民黨籍立委，不被外界認為是黑社會分子)，他才是大家公認最卑鄙的人。你可以說他是個流氓立委，或是比流氓更惡劣的人。事實上，那些正在毀滅臺灣的人并不是黑道份子，而是貪污的官員、貪婪的商人和像李登輝那樣的人。”74 有著類似看法的人不少。甚至連在臺灣政界深具“清流”形象，一向反對黑金政治不遺余力的李遠哲也承認，臺灣黑道份子的影響比不過白道，貪官污吏之害遠甚于此，后者實際上是前者的原因。75

　　由此可見，臺灣黑金政治的發展雖然確實令人不安，但是它的實際影響并不是最大的。在一個列寧主義式國家的轉型過程中，其過去的政治結構并不會隨著民主轉型而簡單地消弱，臺灣黑金政治的橫行并不能掩蓋這樣一個事實，臺灣仍然是一個行政官僚主導型的社會。值得指出的是，這一現象在其它列寧主義式政權轉型的過程中也同樣表現出來。如俄羅斯的寡頭，過去曾被認為是掌控著俄政壇，但是普京上臺后，這些過去風云一時的人物逃亡的逃亡、下獄的下獄，很快便失勢。而普京的重要權力基礎公認是過去蘇聯時代的行政官僚、特別是安全部門的官員(這點當然和普京的個人經歷有關)。76

　　但是前面也曾指出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在世界各國與地區中，沒有一個能像臺灣這樣黑道份子走向政治前臺，出現黑、金、政客三位一體的現象。這給臺灣政壇帶來的負面現象、特別是嚴重的政治暴力與流血事件是不容回避的。但是畢竟，在民主政治下政治人物的上臺是經過選票遴選的，那些黑道出身的政客歸根到底還是由臺灣民眾自己選出來的。這樣說來，黑金政治的泛濫是否也意味著臺灣民眾素質低劣、不可救藥呢?如果并非如此，那么黑道當政是否又意味著它并非一種絕對的惡，甚或其中也包含了某些合理的成分呢?這樣的話，是否意味著人們現今對它的渲染在許多方面其實是過于夸大了?看來這個問題遠比想象的要復雜。在此需要對黑金政治的實質作某些定性。

　　臺灣不少人將李登輝譏為“黑金教父”，他卻為自己辯解說，“如果選民要選流氓，那政府也沒有辦法。”77 這話雖然頗有些無賴，但至少也反映了一定的實情。不過問題是，為何選民非要選“流氓”，而不選大家心目中的“正派人士”?一般的看法是，這些人不僅有錢，還有暴力作為后盾，選民不敢不投給他們;民進黨則經常把問題怪罪于國民黨的人為操縱。這些應該也包含了一部分實情，但是否就全然如此呢?陳國霖在臺灣社會各界進行了廣泛的調查，得出的結論卻并不那么簡單，甚至可以說很大程度上并非如此。我們可看一下其中一些例子：78

　　一位嘉義的計程車司機談到什么是“理想的”政治人物，“一位好的民意代表是，當我需要他幫忙時，他可以迅速地處理。換句話說，一個好的民意代表不會把我們的請求放在一邊。我才不在乎他是不是黑道兄弟。大部分的民意代表，尤其是黑道出身的民意代表都知道如何給予選民最好的‘服務’，也就是要對選民‘好’。”

　　一位熟悉地方政治的兄弟的看法：“那些當上民意代表的兄弟，都是些喜歡整天跑來跑去幫忙鄉里的人。他們都是樂于服務老百姓的人。如果一位擁有博士學位的知識分子出來選公職，哪怕是選最基層的民代，我想他都不會當選。因為他不會好好為他的選民服務，而且他也不懂得如何服務。”

　　一位嘉義的角頭說：“不是仗著你有錢就能當選，如果你是下流卑鄙的兄弟，那也不會當選。”一位警察局的官員說：“大部分的黑道民代在做人方面是非常阿沙力的，而且非常好相處，否則他們不可能成為大哥。”

　　一位在臺中的警官也有一致的看法：“在臺灣西部沿岸一帶……有許多黑道背景的民意代表。當然這些民代對于他們的選民都提供很好的服務。只要他們答應要幫忙的一定做得到。至于這些民代涉及包娼、包賭及圍標等各類型的非法活動，大部分的選民是不在乎的。只要黑道政治人物幫助民眾，人民一樣會把票投給他們的。”

　　一位臺大專門研究黑社會的學者如是說：“就地方民眾而言，公平正義、身份地位和忠誠都非常重要，黑道民意代表也都花心思在這些價值上，因此會受到民眾喜愛。黑道民意代表不會侵害他的選民，也不會在自己的選區內搞非法活動。事實上，他們反而積極無私地為選民的福祉戰斗，特別是爭取中央政府對地方建設的重視。”

　　一位刑事警官認為：“在臺灣黑道分子是最值得信賴的仲裁者，如果有人和覺得自己遭受不公平的對待，可以請角頭幫忙主持正義。為了回報角頭，居民自然會把票投給角頭支持的候選人。在下一次競選時，如果這些角頭親自參選，就算是沒有賄選，這些居民也會把票投給角頭。這些角頭對他們的選民非常親切和藹，只有對外人才會粗暴無禮。這些角頭會盡可能地做一些有益于社區的事物。這就是為什么就算大家知道這些人是黑道分子，仍然會把票投給他們。”

　　一位國民黨中央黨部的黨工這樣說，“你不能用美國人或一個學者的角度來看我們的地方政治。如果他們說話及行為像學者，那么鐵定落選，這些低教育程度的民眾是不會投票給他們的。假如他們不像農民勞工一般喝酒、嚼檳榔、滿口三字經和臟話，是不會被認同的。他們可能在外面作了許多骯臟的事情，但是對他們的選民非常好。”

　　其他一些研究者也有類似的看法。如趙永茂指出，黑道經常以下幾方面滿足選民：一、幫選民找工作;二、調解仲裁世俗糾紛，例如當先生毆打妻子時，黑道民意代表會命令手下修理這個先生;三、會幫助市井小民說情或托關系;四、常會積極改善附近的街道及寺廟。79 除了上述“優點”，黑道分子在用錢方面也很慷慨，且能將有限的金錢發揮最大效益。換言之，黑道政客雖然也花錢，但“他們花的金額絕對比那些職業性的政治人物來得底，而且花的方向也不會全部拿來買票。他們的錢大部分用在沒有底線的應酬，以及整日為他們跑腿的拉票的小兄弟身上。另外還有一部分錢則投在公共建設上，哪條巷弄的公共設施損壞了，只要被候選大哥發現了，一定會在幾天內花錢修好，這種作法很容易討好選民。”80

　　由上面可以看出，那些黑道政客盡管也有其缺點，但他們同樣也有能為地方選民接受的許多優點。在這方面，臺灣選民絕對不是傻瓜，恰恰相反，他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所以這些黑道人物才會在選舉中上臺。當然，對這種“利益”的理解也體現出了很多中國特色，如人情、面子等因素。如云林縣出身黑道的張榮味在1999年以無黨籍身份參選縣長，受到國民黨和民進黨兩大黨的聯合夾擊，尤其是民進黨以反黑為宣傳口號，對其攻擊不遺余力，但張榮味還是當選了。失敗后的民進黨也不得不承認：

　　“張榮味順利當選縣長的理由之一，是因為他知道如何做人。因此有很多樁腳都愿意為他賣命、拉票，有些人甚至自掏腰包來幫張榮味競選。例如某位云林商人到大陸投資失敗、破產后返回臺灣，他身邊的朋友或親人沒有半個人愿意伸出援手，張榮味知道后立刻就拿三百萬元出來資助他。假如張榮味一年可以賺三億，那么他大概要花六億，因為對他來說，成為政治人物的另一面就是意味著賠錢。”81

　　這樣看來，黑道當政并非絕對的惡;相反，許多并非黑道的政客在做人方面往往還不如他們。如以前國民黨黨國體制下培養出來的人，由于擁有體制內的優勢，往往官僚氣十足，缺乏為民服務的意識。毫無疑問的，這些通過正規體制培養出來的官員文化層次要更高，行為舉止也更符合主流社會的標準，但他們并不一定能夠真正關心民眾利益。在民主政治下，民眾關心的是自己的利益，而非動聽的口號、或風度、學識這些外在的東西。黑道人物往往出身社會底層，他們比一般人有更多機會理解底層民眾的訴求，如果他們有為民眾服務的意愿，那就更可能被接受。從這個意義上說，如今臺灣地方民代黑道出身者能占據大半也反過來證明了國民黨黨國體制人才培養的失敗，也證明了臺灣基層社會在準列寧主義統治下社會原子化、缺乏認同感的事實。這也是為什么前面筆者一再強調，不應高估之前那些所謂地方派系在地方上的影響力。出身社會邊緣的黑道人物能在政治上獲得如此成功，這本身就足以說明臺灣基層社會有很深的原子化傾向。換而言之，在一個基層呈現“原子化”的社會，我們看到，一定程度上，這些黑道人物倒是扮演了某種整合的角色。通過選舉及與此相關的社會服務，他們也使得其選區內的民眾獲得了一種次級“共同體”的認同度。不過這種共同體感只是次級的，因為其并未獲得主流社會的認可。

　　如果將以上特征進行橫向的比較研究的話，可以進一步看出這些特征與臺灣過去政權體制之間的關系。本文一開頭就提到了臺灣與韓國在轉型期間的差異性問題，因此在最后還想就此問題也做一比較。不過考察一下兩地過去的情況，還可以發現盡管同為威權統治的政權，但還是有所不同。臺灣是由一個準列寧主義政黨主導的黨國體制，而韓國則大部分時間里為軍人獨裁，政府為官僚主導型。在基層政治方面，臺灣自光復后，實行了大約四十年的基層選舉;而韓國自建國以來，除了短暫的例外，幾十年間一直沒有任何地方選舉，所有官員都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雖然南韓憲法中也有地方自治的條款，但是軍政權借口要等到統一之后才能實行，因此形同虛設。82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如果黑金政治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是由民主選舉引起的，那合乎邏輯的結果是：與實行了四十年基層選舉試驗的臺灣相比，幾十年未有任何基層選舉的南韓在突然啟動民主化轉型之后，將會落入更加糟糕的狀況之中。然而事實卻恰好相反，在轉型過程中，臺灣黑金政治的猖獗可謂舉世罕見，而韓國反倒沒有這樣的情況。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可見用民主選舉是無法解釋這一現象的，因此有必要對兩地的基層政治結構之特征作一比較。臺灣的情況，前面已經闡述得比較清楚了，這里再看一下韓國的情況。

　　著名的韓國研究權威服部民夫將韓國政治結構的重要基礎歸納為“人際關系網絡”，而非政治理念。83 這種網絡關系的基礎性社會集團乃是家族與宗族，在此基礎上延伸出以婚姻為基礎的次級血統聯合。地緣是基礎性社會集團的第二個延伸，而學緣(同窗關系)則是第三個延伸。服部民夫指出，這種人際關系網絡構成了從朝鮮王朝時代直到當代韓國政治的政治(社會)基本結構。84 可以看出，這種網絡關系具有典型的儒教國家的特征。這種政治結構在地方上構成了由若干精英人物為核心的士林政治，而在上層則形成為以此為基礎的朋黨政治。85 應當說這不僅是韓國、也是一切儒教國家共有的政治結構特點。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韓國實現民主自由的政治轉型之后，這種由若干精英人士為核心、人際網絡關系為支配方式的地方政治特征不但沒有變弱，反而有強化之嫌。86 這一點正是它和臺灣不同的地方。

　　美國學者亨德森把朝鮮民族的特性概述為，種族的單一性和文化的同質性，而這樣的社會是由單個的個體組成的，而個體與王權之間不存在中間團體。87 本文前面業已指出，這其實是東亞儒教國家所共有的特征。不過如果我們將韓國與臺灣的情況作一比較的話，又可以發現臺灣的社會原子化程度要超過韓國，其現實表現就是黑金政治存在的差異。造成這一現象的起因首先和兩地威權政府統治的差異有關，在臺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是對基層社會具有高度穿透力的列寧主義黨國體制。而韓國的軍政府統治雖然也是非常獨裁的，但是在對基層政治的影響上卻不同。由于沒有“黨”這一因素的存在，軍政府對民間社會的穿透只能通過對國家行政部門的掌握，以行政壓制的手段來進行。88 可以看出，軍政府的壓制性統治只是追求對民間社會的穩定控制，而并不追求對其進行改造。由于這一點，在現代韓國的政治社會結構中，傳統的精英主義形式得到了保留。亨德森指出韓國政治社會的權力結構中，是有力量的個體居于中心，而其他的機會主義個體則如同相互置換的分子，以漩渦的方式被中心吸納或拋出。89 這一點在今天還表現為韓國政黨政治的不發達，所謂政黨其實基本上是圍繞某些特定的精英個人展開的，因此這些精英也常常根據需要重建新的政黨。90

　　從實際運作來看，臺灣的黨國體制除了同樣具備上述行政支配方式之外，還多了一層政黨動員的支配形式，這種支配形式不僅是壓制性的，而且還著眼于基層社會的改造，這是韓國所無的。正因為如此，儒教傳統政治的特征在這一準列寧主義黨國體制下被嚴重削弱，當前臺灣黑道人物占據了地方政治核心的現象可以視為其極端表象。這些黑道人物過去都是一些社會邊緣人物，他們在政治上獲得某種成功主要并不是靠其威望或專業素質(事實上他們也無法獲得這些資源)，而是靠其豐富的人生經驗、社會閱歷及對人情世故的理解。但是即便如此，黑道在臺灣政治中的所謂“協調”仍帶有嚴重的暴力背景，這也是今日臺灣政治最為人詬病的地方之一。

　　而且另一方面，雖然黑道政治人物有如前述對選民“很好”的事實，但這畢竟是建立在患有“政治冷漠癥”的民眾基礎上的。一旦其他人對其有所批評，情況可能就不同了。如以曾擔任過屏東縣議長的鄭太吉(國民黨籍)為例，當地警察這樣說：91

　　“根本沒有人膽敢向他挑戰，假如民進黨議員在議會中質詢他，他只要向手下做個手勢，他們就會將這位愛找碴的縣議員拖倒議長辦公室內毒打一頓。被打之后，這個議員回到議場就不會再說什么話了。”

　　鄭手下還有兩個臭名昭著的團體：“棒球隊”和“白布鞋隊”。前者由一群手持球棒的惡棍組成，專在選舉期間用來對付其政敵和不友好的媒體;而后者則用于維持一些政治性場合的會場秩序。這也是臺灣地方政壇較有代表性的例子，更為惡性的血案也不少見，尤其是1996年的桃園縣長劉邦友慘遭滅門案，堪稱最為重大的一起黑道政治事件，起因也和劉推動掃黑有關。92 而韓國政壇中，關系政治與勾心斗角的朋黨政治雖然也并非理想的政治形態，雖然也遭人批評，但是畢竟不像臺灣那樣出現暴力政治橫行的惡劣傾向。就此而言，韓國比臺灣的現狀還算要好一些。

　　因此可以這樣認為，黑道人物絕不能看作臺灣地方精英人物的代表，毋寧說在臺灣的地方社會結構中，根本就沒有具有普遍性的整合精英力量。黑金政治的泛濫本身就是臺灣基層社會高度原子化的象征。更值得注意的是，傳統黑社會主要是依靠江湖義氣之類的紐帶來維系，但是在今天高度商業化的時代里，黑社會本身的共同體意識也發生了變化。陳國霖所做的實地調查表明，諸如忠貞、勇氣、信任等傳統幫派價值觀業已式微，現在的臺灣黑社會只重視金錢。過去，小弟尊重他們的大哥，而現在后者如果不能符合前者的金錢要求，就可能被殺害。93 古人云，盜亦有道;而今天卻是盜亦無道，這可能是比黑金政治當道本身還要更可怕的事情。

　　而在韓國的地方社會結構中，除了政治上精英人物外，宗教團體的影響也很活躍。如基督教公認在韓國近代的轉型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韓國學者將宗教的社會作用總結為社會整合、社會控制、社會變動等功能。而自1960年代以來，韓國基督教在社會整合和社會批判兩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建立共同意識的社會整合方面，主要是具有保守主義傾向的教會履行了這一功能。“當時急速的經濟開發引起人們精神價值的混亂及身心疲憊，而急速的城市化使得他們倆離開農村的共同體。教會發揮祭司功能給予他們精神上的安慰以及新的共同體。”94 基督教在現代韓國社會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在整個東亞地區都是絕無僅有的。截止八十年代，新教徒人數已占韓國人口總數的四分之一;而天主教徒人數則排在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之后，列世界第四位。95 宗教共同體居這樣高的比例，對于韓國社會在轉型過程中的穩定性無疑是由很大幫助的。而在臺灣黨國體制下，宗教共同體卻無法得到這樣的發展。特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儒教共同體的發展。盡管中國是儒教的發源地，但是今天卻是韓國被稱為儒教的“活化石”。通過大量前往韓國旅游或采訪的人的記述，我們已經對韓國儒教共同體的活動情況有所了解。96 反倒是在中國，無論是海峽兩岸這樣的共同體都早不復存在，特別是考慮到國民黨還一直以傳統文化的繼承者自居的話，這的確令人汗顏。97

　　由上可以看出，與一般的威權統治相比，列寧主義式的黨國體制對民間社會的穿透性要強有力得多。當然，我們不能簡單地說這兩種體制何者更佳，黨國體制在社會穩定性上要強得多，與多次發生軍事政變的韓國相比，臺灣在威權時代的政局過渡要平穩得多。但是到了政治轉型時期，軍事統治由于較多地保留過去的精英圈，反倒要更溫和一些，而臺灣的黨國體制卻要更為僵硬和缺乏彈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正是臺灣黨國體制過去的成功造就了它今日的困境。

　　結語

　　本文上面分析了臺灣黑金政治的起源及其性質，并指出了它實際上是和臺灣的準列寧主義黨國體制的缺失有關。換而言之，臺灣的黨國體制既不是一般的威權體制，又不是真正的列寧主義體制，這造成了它的基層社會既是原子化的，但又不能完全實現從國家到個人的垂直控制。而黑金政治正是從這種社會結構的斷裂當中破土而出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來大陸的社會發展也有這方面的趨勢。如若林正丈即指出，和以前相比較，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與臺灣的“較有相似的可能性”。98 而事實上由于過去比較徹底的列寧主義體制，今日的大陸農村社會結構無疑要更為原子化。如國內專門研究三農問題的學者就認為，在目前的中國大陸，“已經原子化的村民的選舉較臺灣更容易受黑金勢力的侵蝕。”99 對于我們思考目前的基層選舉改革的問題，這些無疑是非常值得警惕的現象。

　　而且另一方面，黑道勢力當政是否就必然比黨國官僚當政更加糟糕呢?至少從臺灣的事實來看的話，似乎并非如此簡單。尤其還要看到，列寧主義式國家的行政力量是遠遠大于其他社會集團的，黑金勢力表面的興盛并不代表它的實質力量。就如臺灣的例子所顯示的，政府如果真想處理他們的話，這些人甚至連招架之功都沒有。黑金政治的泛濫并不是因為他們的實力大到無人可以控制地方，而是恰恰是由于政黨之間的惡性競爭與人為縱容的結果。就此而言，基層社會原子化只是出現黑金政治的必要條件;但其充分條件則為國家權力的包庇與縱容，在臺灣表現為政黨間民粹式的惡性斗爭。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臺灣目前的黑金政治或許也可看作是走向一個更成熟的民主社會的過渡階段。而臺灣政府如何處理這一問題，值得我們繼續觀察，它應該可以給我們提供有益的借鑒。

　　【注釋】

　　1 參見《政府與臺灣的經濟發展》，載丁庭宇, 馬康莊 主編，《臺灣社會變遷的經驗：一個新興的工業社會》(臺北：巨流，1986)，頁93。

　　2 參見Cheng Tun-jen, “Democratising the Quasi-Leninist Regime in Taiwan,” World Politics (1989), XLI-4. 為了敘述方便，本文有的地方也直接以“列寧主義體制”稱之。

　　3 蔣永敬，《國民黨興衰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3)，頁16-7。

　　4 同上，頁120。在整個過程中，鮑羅廷表現出了高度的政治說服技巧。該書第二章根據新材料，對孫與蘇俄接觸的全過程進行了詳細的重構。這些檔案材料中國大陸也出了，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硏究室第一硏究部 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北京圖書館，1997)。

　　5 同上，頁114。

　　6 同上，頁121。鮑甚至在背后謾罵孫，“有時我覺得，無論給這頭老狼喂多少東西，他還是盯著‘自由民族’，他始終期待著以此來拯救中國。”(頁127)

　　7 根據俄國解密檔案顯示，蔣在蘇期間，因蒙古獨立問題而與共產黨人發生嚴重沖突，雙方差一點打起來。蔣回來后也大發牢騷，“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于人，其能有成者，絕無此理。”參見同上書，頁97-9。

　　8 參見Lloyd E.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218.

　　9 對此可參見宋春、于文藻 主編，《中國國民黨臺灣四十年》(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第一章第二節。

　　10 若林正丈，《蔣經國與李登輝》，賴香吟 譯(臺北：遠流，1998)，頁35。

　　11 龔宜君，《“外來政權”與本土社會――改造后國民黨政權社會基礎的形成(1950-1969)》(臺北：稻香，1998)，頁21。

　　12 若林正丈，《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洪金珠、許佩賢 譯(臺北：月旦，1994)頁93;96;114。

　　13 同上，頁91。

　　14 倪炎元，《東亞威權政體之轉型：比較臺灣與南韓德民主化歷程》(臺北：月旦，1995)，頁104。

　　15 參見Wu Nai-teh, 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Ph.D Thesis, Dep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7)。此處轉引自若林正丈，《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頁41。

　　16 參見秦暉，〈“大共同體本位”與傳統中國社會〉，載其《傳統十論――本土社會的制度、文化及其變革》(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

　　17 龔宜君，《“外來政權”與本土社會》，頁24-6。

　　18 若林正丈，《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頁112-3。

　　19 龔宜君，《“外來政權”與本土社會》，頁57;69。

　　20 參見若林正丈，《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第三章第二節之介紹。

　　21 陳明通，《派系政治與臺灣政治變遷》(臺北：月旦，2001)，頁180。

　　22 同上，頁177-8。

　　23 董翔飛，《臺灣省縣市政府組織之研究》(臺北：嘉新，1973)，頁126。

　　24 陳明通，《派系政治與臺灣政治變遷》，頁184。

　　25 吳文程，《臺灣的民主轉型：從權威型的黨國體系到競爭性的政黨體系》(臺北：時英，1996)，頁100。

　　26 若林正丈，《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頁193-5。

　　27 陳明通，《派系政治與臺灣政治變遷》，頁180-1。當然，為了能夠擴大基層的認受度，在初期國民黨對這種行為也往往縱容之。

　　28 陳國霖，《黑金：臺灣政治與經濟實況揭秘》(臺北：商周，2004)，頁20-1。

　　29 見〈廖正豪提出警訊：掃黑若不徹底，臺灣將變西西里〉，載臺灣《聯合報》(1996年11月17日)，頁3。

　　30 陳國霖，《黑金：臺灣政治與經濟實況揭秘》，頁117。

　　31 “Mining for ‘Black Gold’,” Taipei Times (April 23, 2000), p. 9.

　　32 見〈羅福助咆哮：貓不在老鼠就作怪〉，載臺灣《中國時報》(2001年10月4日)，頁3。

　　33 陳國霖，《黑金：臺灣政治與經濟實況揭秘》，頁181-2。

　　34 參見趙永茂，〈臺灣地方黑道之形成背景及其與選舉之關系〉，載《理論與政策》第七卷第2期(1993)，頁20-34。

　　35 陳國霖，《黑金：臺灣政治與經濟實況揭秘》，頁30-1。

　　36 同上，頁39-40。

　　37 參見同上，頁39-52。

　　38 參見同上，頁45。

　　39 若林正丈，《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頁207。

　　40 黃光國，〈斬斷民代、情治人員和黑金的三角關系〉，載臺灣《聯合月刊》第41期(1984年12月)，頁23。

　　41 見〈議會龍頭有角也有頭?〉，載臺灣《時報周刊》第880期(1995)，頁41-2。

　　42 對于這方面的具體運作的一個實例考察，可以參見周素卿、陳東升，〈基層選舉下的地方政治與經濟利益〉，載陳明通、鄭永年 主編，《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臺北：月旦，1998)，頁71-126。

　　43 參見朱云漢，〈從黨國體制到支配性一黨體制〉，載同上書，頁270-3。

　　44 若林正丈，《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頁229。在此情況下，任何搞“小組織”的行為都會受到彈壓。例如與李登輝同輩的本省籍干部林洋港，有著長期地方歷練，積累了豐富的人脈，因為被蔣經國懷疑搞小組織，加以冷凍起來。反倒是技術官僚出身的李登輝，因為沒有自己的班底，而受到蔣經國的不次拔擢。見陳明通，《派系政治與臺灣政治變遷》，頁169。

　　45 吳文程，《臺灣的民主轉型》，頁150。在1983年時，本省人黨員已占70%。

　　46 龔宜君，《“外來政權”與本土社會》，頁223-5。

　　47 參見陳明通、林繼文，〈臺灣地方選舉的起源與國家社會關系轉變〉，載《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頁26。

　　48 同上，頁26-7。

　　49 陳國霖，《黑金：臺灣政治與經濟實況揭秘》，頁197。

　　50 參見王振寰，《誰統治臺灣?》(臺北：巨流，1996)。

　　51 陳明通，《派系政治與臺灣政治變遷》，頁245。

　　52 王金壽，〈國民黨候選人買票機器的建立與運作：一九九三風芒縣長選舉的個案研究〉，載《臺灣政治學刊》第2期(1997)，頁5。

　　53 陳國霖，《黑金：臺灣政治與經濟實況揭秘》，頁240;334。

　　54 同上，頁240-1。

　　55 參見同上，頁210。

　　56 陳明通，《派系政治與臺灣政治變遷》，頁242。

　　57 李文邦，〈大哥不點頭，政客也只得乖乖讓路〉，載臺灣《新新聞》第340期(1993)，頁74。

　　58 陳明通，《派系政治與臺灣政治變遷》，頁243。

　　59 陳國霖，《黑金：臺灣政治與經濟實況揭秘》，頁145-6。

　　60 蔣真華、葛樹人，〈黑槍給臺西政壇一個大教“訓”〉，載臺灣《時報周刊》第817期(1993)，頁43。

　　61 參見陳國霖，《黑金：臺灣政治與經濟實況揭秘》，頁130-1。

　　62 同上，頁199。

　　63 同上，頁235。

　　64 趙慕嵩，〈一清大哥看管警察的荷包：兄弟保駕，議堂分高下，有了選票，前科不計較〉，載臺灣《時報周刊》第628期(1990)，頁48。

　　65 參見陳季芳，〈第二次撒網捕“鱸鰻”〉，載《時報周刊》第477期(1987)，頁42-3。

　　66 陳國霖，《黑金：臺灣政治與經濟實況揭秘》，頁266-7。

　　67 郭子弘，〈掃黑金，搞誓師，基層感冒〉，載臺灣《中國時報》(2000年7月15日)，頁8。

　　68 鄧至杰，〈焦點人物現身：立委羅福助說法：什么是黑道!〉，載《時報周刊》第988期(1996)，頁51。

　　69 陳國霖，《黑金：臺灣政治與經濟實況揭秘》，頁336。

　　70 參見同上，頁113。

　　71 同上，頁178。

　　72 參見〈陳定南開講，掀幫派與政治黑幕〉，載臺灣《世界日報》(2000年11月7日)，A4。

　　73 參見陳國霖，《黑金：臺灣政治與經濟實況揭秘》，頁276。

　　74 同上，頁335。

　　75 參見同上，頁242-3;335-6。

　　76 參見安德魯•庫欽斯(Andrew C. Kuchins)主編，《俄羅斯在崛起嗎?》，沈建 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第三、四章。

　　77 見〈選流氓〉，載臺灣《世界日報》(1999年6月27日)，A6。

　　78 以上可以參見陳國霖，《黑金：臺灣政治與經濟實況揭秘》，頁199-207。

　　79 參見趙永茂，《臺灣地方政治的變遷與特質》(臺北：翰蘆圖書，1998)。

　　80 趙慕嵩〈黑色這條路，漂白有好處〉，載臺灣《時報周刊》第838期(1994)，頁42。

　　81 參見陳國霖，《黑金：臺灣政治與經濟實況揭秘》，頁141-4。

　　82 參見毛壽龍 等編譯，《新興現代化國家行政改革研究》(北京：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1999)，頁264-9。

　　83 參見服部民夫，《韓國：人脈與政治文化》，李明峻 譯(臺北：月旦，1994)，頁27。

　　84 參見同上書之〈終章〉。

　　85 參見趙虎吉，《解開韓國神秘的面紗――現代化與權威主義：韓國現代政治發展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頁32-4。

　　86 參見服部民夫，《韓國：人脈與政治文化》，頁278。

　　87 參見George Henderson, Korea: Politics of Vertex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88 倪炎元，《東亞威權政體之轉型》，頁131。

　　89 Henderson, Korea: Politics of Vertex, p. 361.

　　90 參見郭定平，《韓國政治轉型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頁186。

　　91 參見陳國霖，《黑金：臺灣政治與經濟實況揭秘》，頁163。

　　92 丹尼•羅伊(Denny Roy)，《臺灣政治史》，何振盛、杜嘉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4)，頁276。

　　93 參見同上，頁61。

　　94 參見任成彬，〈關于基督教與韓國社會發展的影響的思考――以現代化過程為中心〉，洪軍 譯，載復旦大學韓國研究中心 編，《韓國研究論叢》第九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243;247。

　　95 參見張廣智，〈宗教的力量：通向心靈重塑之路――以基督教在近代中韓兩國的傳播為討論中心〉，載《韓國研究論叢》第六輯，頁210。

　　96 如可以參見方毓強，《發現韓國：一名中國記者的人文觀察》(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頁60-73。

　　97 筆者2005年曾聽過當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維明先生的一次演講，他認為當代在儒學發展方面做得最好的首推韓國、再次日本，然后依次是香港、臺灣、馬來西亞和中國大陸。可見，過去一直標榜繼承與復興中華文化的臺灣，在這方面其實連作了一百多年殖民地的香港都不如，這真是極具諷刺意味。

　　98 若林正丈，《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頁43。

　　99 見賀雪峰，《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轉型時期鄉村社會性質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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