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使用“黨性”和“人民性”概念的考察

        【核心提示】從馬克思、恩格斯使用“黨性”和“人民性”概念的具體情況中去正確認識和理解其含義，進而了解其在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作家著述中的歷史演變，有助于我們正確理解和把握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性和人民性從來都是一致的、統(tǒng)一的”這一重要論斷。

    從馬克思、恩格斯使用“黨性”和“人民性”概念的具體情況中去正確認識和理解其含義，進而了解其在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作家著述中的歷史演變，有助于我們正確理解和把握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性和人民性從來都是一致的、統(tǒng)一的”這一重要論斷。

尹韻公研究員《一個經(jīng)典觀念的邏輯起點和歷史起點——關于“黨性和人民性從來都是一致的、統(tǒng)一的”》一文（《北京日報》2013年9月30日，以下簡稱“尹文”），拜讀之后，頗受啟發(fā)；但尹文對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黨性”和“人民性”概念的考察似有疏漏。

尹文在談到“黨性和人民性概念的理論來源”時指出：“根據(jù)已查經(jīng)典作家的論述，馬克思、恩格斯均沒有使用過‘黨性’一詞，而是使用的‘黨派’，如恩格斯在《瑞士報刊》中寫道：‘在大國里報紙都反映自己黨派的觀點，它永遠也不會違反自己黨派的利益。’應該說，這里的‘黨派’已經(jīng)很接近‘黨性’了。”

尹文還說：“馬克思曾經(jīng)把‘人民性’概念移植到無產(chǎn)階級新聞學領域，他在1842年發(fā)表的《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一文說過：‘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不過，據(jù)胡喬木考證：此處的‘人民性’，按德文原意，還可譯為‘民族性’、‘大眾化’，且唯獨此次，以后再未使用過上述‘人民性’概念。”

為了弄清楚馬克思、恩格斯使用“黨性”和“人民性”概念的情況，還需回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進行具體考察。

1 馬克思、恩格斯曾明確使用“黨性”一詞

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可以看到，馬克思、恩格斯不僅使用“黨派”的概念，還使用“黨性”的概念。從現(xiàn)有文獻看，至少使用過3次。

1.1845年下半年，恩格斯在其撰寫的《“傅立葉論商業(yè)的片段”的前言和結束語》中，首次使用了“黨性”概念，提出了理論的“黨性”問題。恩格斯在批判“絕對的社會主義”時犀利地指出：“德國的‘絕對的社會主義’真是可憐得怕人……這種社會主義，由于自己在理論領域中沒有黨性，由于自己的‘思想絕對平靜’而喪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點精神和力量。可是人們卻想用這些空話使德國革命，去推動無產(chǎn)階級并促使群眾去思考和行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59頁）

2.1853年3月11日，恩格斯在致馬克思的信中寫到：“除克路斯以外，拉薩爾比他們所有的人都能干得多，這一點當哈茨費爾特伯爵的財產(chǎn)最終并入國家財產(chǎn)的時候，會特別明顯地表現(xiàn)出來。他有他的怪癖，可是也有黨性和抱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29—230頁）

3.1863年1月2日，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對作為“法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頭腦和心臟”的布朗基派對普魯東派控制法國工人運動方向的企圖進行的抵制給予充分肯定。他寫到：“在巴黎，在社會黨內(nèi)，黨性和團結精神仍然占著統(tǒng)治地位。甚至象卡諾和古德肖這樣的人，都聲稱在最近的運動中必須推崇布朗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05—306頁）

由此可知，馬克思、恩格斯曾明確使用“黨性”概念。尹文斷言“馬克思、恩格斯均沒有使用過‘黨性’一詞”，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

2“人民性”概念多次見于馬克思、恩格斯著作

“人民性”的概念也出現(xiàn)不止一次——至少（5篇文獻中）出現(xiàn)過6次。

1.1839年，馬克思在《關于伊壁鳩魯哲學的筆記》之二中寫到：“所以這些哲人和奧林帕斯山上的諸神的塑像一樣極少人民性；他們的運動就是自我滿足的平靜，他們對待人民的態(tài)度如同他們對待實體一樣地客觀……只要這些神諭還沒有人民性，它們就是人民的。這些哲人也是這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5—66頁）

2.約1842年3月26日至4月26日，馬克思在《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第一篇論文《關于新聞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級會議辯論情況的辯論》）中再次使用了“人民性”概念，提出自由報刊應具有人民性、代表人民精神的觀點。他指出：“自由報刊的人民性（大家知道，就連藝術家也是不用水彩來畫巨大的歷史畫卷的），以及它所具有的那種使它成為體現(xiàn)它那獨特的人民精神的獨特報刊的歷史個性——這一切對諸侯等級的辯論人說來都是不合心意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3頁）

3.1851年10月25日，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寫到：“大多數(shù)人從此就聯(lián)合起來了，于是愛·梅因就可以在《紐約州報》公布一個大秘密：現(xiàn)在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德國未來運動的意義，這就是人民性的原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24頁）

4.1852年7月25日至8月2日之間，馬克思在《選舉。——托利黨和輝格黨》和《憲章派》的德文手稿片段中寫到：“古代日耳曼的習俗能夠無阻礙地作為傳統(tǒng)延續(xù)下來，就是因為它能給英國的階級議會披上一件廉價的和沒有危險的人民性外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2頁）

5.1852年7月25日至8月2日之間，馬克思在《憲章派》中指出：“一切條頓民族最初所共有的古代習俗所以能夠作為傳統(tǒng)延續(xù)到19世紀，就是因為它不必承擔很大的費用和風險，就能給不列顛的階級議會披上一件人民性的外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6頁）

由此可知，尹文“唯獨此次（指馬克思1842年的《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一文——引者注），以后再未使用過上述‘人民性’概念”的考證結論，也是欠準確的。事實上，馬克思使用“人民性”概念，《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一文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通過上述考察，可以使我們從馬克思、恩格斯使用“黨性”和“人民性”概念的具體情況中正確認識和理解這兩個概念的含義，進而了解其含義在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作家著述中的歷史演變。這無疑有助于我們正確理解和把握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性和人民性從來都是一致的、統(tǒng)一的”這一重要論斷。

這也給我們特別是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一點啟示，即凡涉及有關具體事實的結論，一定要經(jīng)過認真考察，而不是簡單地照搬結論。在今天這樣高度信息化的時代，對經(jīng)典作家有關概念使用情況等的考察，已經(jīng)不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關鍵是要有一種嚴肅認真的精神和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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