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費正清、劉廣京 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上下卷)：1800-1911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標題為編者所擬，原標題歷史和中國的革命。
近代中國的歷史，即人們現在認為在那里已經發生過的事情，是充滿了爭論的。一些重大的事件已被人們所了解，但對于它們的意義卻存在著爭議。同時，許多較次要的事件仍然未被人知或者被忽視。
引起爭論的第一個原因是普遍存在對歷史的無知狀態，因為在這個尚不發達的領域中，還缺乏一批被人們普遍接受的研究和著述。我說“歷史的無知狀態”，是因為歷史學的任務就是了解所有有關方面的情況、動機和作用，但如果只涉及沖突一方的片面知識，則會使我們對這場沖突中的另一方仍然一無所知，因而就不大可能理解它。
例如，關于1840—1842年的鴉片戰爭，英國方面的文件在當時就已大量公布，而中國方面的文件一直到九十年以后，即1932年才發表。而且，雙方的文件主要提供的都是官方的觀點;在戰爭期間普通中國人民的經歷則沒有詳細的記載，也沒有被很好地進行研究。甚至這一表面上已很清楚的事件，仍然沒有為人們所充分了解。例如，當地的中國人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了英、清兩國戰爭的消極旁觀者?他們進行愛國主義的抵抗的程度又有多深?各種觀點和事例是相互歧異的。
引起爭論的第二個原因是那種把歷史事件主要參與者分割開來的巨大的精神文化鴻溝——這不但是指十九世紀外國侵略者和進行抵抗的中國統治階級之間在語言、思想以及價值觀念上的差異，而且也指在二十世紀中國廣大的人民群眾一旦成為革命者時，在中國統治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之間存在著的類似的差異。簡言之，中國的近代史就是兩出巨型戲劇——第一出是擴張的、進行國際貿易和戰爭的西方同堅持農業經濟和官僚政治的中國文明之間的文化對抗;第二出是從第一出派生出來的，它揭示了中國在一場最巨大的革命中所發生的基本變化。
這些巨大的沖突和變革的運動，即發生在中國和外部世界之間以及在新舊中國之間的這些運動，已經在歷史記載和歷史學家中引起了各種不同的觀點。對西方歷史學家來說，最突出的就是維多利亞時代對世界的看法;英國、法國和美國的擴張主義者就是按照這種看法，在十九世紀中期建立了不平等條約制度的。他們信仰民族國家、法治、個人的權益、基督教和科學技術，以及使用戰爭來為進步服務。舊中國統治階級對于世界的看法也是一清二楚的。它信仰經典的儒家教義和天子在整個世界中至高無上的權力：天子高居于一個和諧的、存在著等級和名分的社會秩序之巔，以他的富有教導意義的道德行為的榜樣來維系自己的統治。在這個舊秩序里面，經典的教義只能容忍限于傳統內部的變化，擴大的家庭制度支配著個人，恪守職責的信條高于享受權利的信條，文官控制著軍事，并且使商人為其所用，道德行為的準則凌駕于人的情欲、物質利益和法律條文之上。誠然，兩種文明是冰炭不相容的。
當比較古老和變化較緩慢的文明在較現代和更有生氣的文明面前步步退卻時，中國知識分子和官員中一代先行者尋求改革的目標，并逐漸形成對于世界以及中國在這個世界中的地位的新的觀點。產生于季世的這種新觀點，不可避免地缺乏它以前的傳統觀點的一致性。隨著中央權力的衰落，思想領域的混亂增長了，只是到了二十世紀中葉，通過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運用于中國的毛澤東思想，一種新的歷史正統觀念才得以建立。
隨著偉大的中國革命的繼續發展，毛澤東主義的歷史觀也將繼續發展;西方的、日本的和其他外國的歷史觀也同樣如此。可以預期，它們之間在一定程度上會吻合的。不過關于近代中國發生了什么事情，這些事情是怎樣發生的和為什么會發生，當代的各種思想對這些問題仍會繼續進行激烈的爭論。十九世紀對中國的和外國的、儒家的和維多利亞時代的各種歷史觀的對立，現在已被各種水火不相容的觀點的論戰所代替。現在的這些互不相容的觀點都涉及到近代史的性質這一領域，這一事實只會加劇它們之間的爭論。但是，在了解今天的歷史淵源的努力中，各種思想的繼續論戰歸根到底只會加強促使各國人民相互了解的共同紐帶。
雖然歷史學界關注的中心問題一代與一代有所不同，但就近代中國而言，某些尚未解決而又需要闡明的問題，似乎可能在以后的一段時期內先引起注意。一個需要闡明的重大問題就是外來影響的程度和性質。十九世紀外國人在中國的活動顯著增加，并且變得越來越有影響，越來越向社會各方面滲透，最后終于促使中國人的生活徹底改觀。然而外國人的沖擊和中國人的反應的進程是逐漸開始的，幾乎不能覺察出來。對這一過程的覺察，是經過了其強度和復雜性不斷增長的一系列階段才顯示出來的。
在最初階段，中國和外國的觀察家都認識到：古老的農業經濟—官僚政治的中華帝國，遠非進行擴張的、推行國際貿易和炮艦政策的英帝國和其他帝國的對手。外國對中國侵略的速度一直在加快。在1840—1842年鴉片戰爭以后不到十五年，就有1857—1860年的英法聯軍之役，又過了十年左右，發生1871年俄國侵占伊犁和1874年日本奪取琉球的事件;又不到十年，爆發了1883—1885年的中法戰爭。九年以后，日本在1894—1895年大敗中國，緊接著是1898年爭奪租借地和1900年的義和團之役。伴隨著這些戲劇性的災難而來的，是傳統中國的自我形象——即它以中國為中心看待世界的觀念——的破滅;這一破滅與那些災難相比，雖然幾乎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但卻有著更加深遠的影響。
因此，回顧起來，中國在十九世紀的經歷成了一出完全的悲劇，成了一次確是巨大的、史無前例的崩潰和衰落過程。這場悲劇是如此緩慢、無情而又徹底，因而它就愈加痛苦。舊秩序為自衛而戰，它緩慢地退卻，但始終處于劣勢;災難接踵而至，一次比一次厲害，直到中國對外國人的妄自尊大、北京皇帝的中央集權、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正統觀念、以及由士大夫所組成的統治上層等事物，一個接一個被破壞或被摧毀為止。
還有第二種認識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革命者中很普遍，即他們發覺自己處在一個不同的世界，猶如民族主義者發覺自己置身于一個擴大了的民族主義的國際社會一樣。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清王朝舊政權在十九世紀后期所承受的外國特權的負擔日益沉重。不平等條約體制的不斷擴大就表明了這一點：通商口岸從1842年的五個增加到1911年的大約五十個;締約列強各國的僑民及其財產、貿易和工業都逐步享有領事裁判權;外國船只在中國水域航行的范圍，從沿海的炮艦擴大到行駛于主要河流的商輪上;不但在中國海關，甚至在某些內地稅卡、郵局和鹽務官署都雇用了外國官員;傳教士的活動滲入到每一個省份和文教衛生部門。還有許多其他的特征，如1900年以后外國在北京駐軍，1911年以后海關收入先撥作償付外債和賠款之用。這一切都表明了外國人對中國人民生活的特殊影響。對近代的民族主義者來說，還有什么能比這一切更能激起愛國的義憤呢?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這種外國的侵略就日益被稱為“帝國主義”，并且帝國主義的侵略被認為是必須加以消除的國恥。
伴隨著這個觀點而來的還有另一種認識，即帝國主義在中國之所以得逞，是借助于中國人的弱點，這弱點不但在于軍事方面，也在于精神方面，也即中國人缺乏愛國主義的獻身精神：這表現在他們為外國人工作，并且從罪惡的鴉片貿易、販賣苦力以及在沿海港口建立工業來剝削勞工的罪惡活動中同外國人一起牟利。道德的墮落也同樣明顯地表現在軍閥的割據、地主的自私自利、家庭第一的裙帶關系等方面。中國的這一切弱點大多是根源于腐朽的統治階級的各個階層——即滿洲人的異族朝廷、古代經典訓練出來的陳腐官吏、享有壟斷較高文化知識特權的文人學者和剝削貧苦佃農的地主。所有這些制度和積習的總和可以用“封建主義”一詞來概括。
這樣，在二十世紀，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這對孿生兄弟就被認為是十九世紀中國災難的根源。在人民共和國時期，這些術語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對它們的闡述，就被用來描述中國的近代史。在一個農民依然占絕大多數并對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日本的侵略記憶猶新的廣袤國度里，國內統治階級和外國的侵略仍突出地成為過去遺留下來、而今天仍然必須與之搏斗的兩大罪魁禍首。
當中國運用帝國主義的概念時，它已被擴大了。回顧起來，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后，無論是在國民黨還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思想中，帝國主義的作用有增無已。它是毛澤東思想的組成部分。帝國主義從鴉片戰爭時起就活動開了，這比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列寧主義的金融—資本型的帝國主義的興起要早得多。毛澤東關于帝國主義的概念，不但遠溯到包括維多利亞早期商業擴張時代的戰爭和炮艦外交，它還把帝國主義概念擴大到幾乎包括十九世紀外國與中國的一切形式的接觸，把基督教的傳教活動當作文化帝國主義就是一例。由于西方國家經常的侵略擴張活動在歷史記載中是一目了然的，歷史學家一般認為有理由作出這一廣泛的結論，即中國人民遭到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剝削和欺凌。作為一般性的結論，這是幾乎不容置辯的。歐洲的侵略擴張和它后來的變種，是近代世界歷史的一個主要事實。
然而，我們這一卷既要重視現在，又要重視過去，因此，本卷的研究將要再現生活在歷史事件發生時的人們的觀點、動機以及他們在歷史上對這些事件的理解。由于中國的歷史觀在革命過程中發生了變化，因此必須了解中國人當時的生活狀況，同時還必須了解他們在舊秩序下的自我形象。一旦著手進行這樣的研究，帝國主義的形象就會被勾劃出來。帝國主義從一種自外部傾覆中國的單方面力量而變成了一種相互作用的產物，而且當今天對中國和外部世界的這種相互作用進一步進行研究時，帝國主義這個概念就將分解為種種因素和情況。
我們首先看到的是，中國社會是個龐然大物，它各地的情況又千差萬別。由于它的幅員遼闊，它不易受到外來影響，并且對于與外國接觸的反應也是形形色色的和分散的，而不是一致的和集中的。總的說來，中國自給自足的程度是非常高的，這首先表現在對外貿易方面，它在國民經濟中仍是一個比較次要的部分。其次，清帝國由于在十八世紀五十年代征服了伊犁，以及在恰克圖和廣州分別成功地對付了俄國人和英國人，就建立起一道貌似強大的軍事防線。最后，在清朝統治下，具有絕對權威的儒家思想幾乎不能接受任何外國的政治觀念。所有這些因素都有利于形成高度的自給自足。但是還有另一個歷史傳統使得中國對外國的侵略反應遲鈍，這就是蠻夷入侵的傳統，以及這些入侵的蠻夷被吸收或同化于中國社會和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的情況。由于這個原因，擁有絕對權威的儒家思想變成了一種超民族主義的體系，它是不會輕易賞識外國的民族主義者的感情的。
這樣，一幅中國的國家和社會圖景就浮現了出來，它在十九世紀早期是自給自足地專注于它自己的國內生活，而不能對西方的侵略做出敏捷的反應。后來中國人與侵略者打交道時自有定見，就沒有遷就外國的制度。例如，清朝并未把對外貿易和外國的投資當成對國家有重要作用的事業而首先予以關注。清政權主要關切的是維持它所統治的和賴以取得主要生計的農村社會秩序。對外關系似是不關痛癢的事情。最初，西方人被認為事實上能納入中國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秩序之中而處于無足輕重的地位，而且只許他們在邊遠地區活動，正象其他外國人過去曾經做過的那樣。
幅員廣大、自給自足、統治階級的麻木不仁和漠不關心，所有這一切使清帝國在與西方國家接觸時毫無應變的準備。更確切地說，當這種接觸在近代成為事實時，導致中國衰落的一個原因恰恰就是中國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經取得的成就本身，要理解中國的衰落，就必須懂得中國早先取得的成就，因為這種成就之大竟使得中國的領袖人物對于災難的降臨毫無準備。正如改革家梁啟超后來在1896年所說：“今有巨廈，更歷千歲……非不枵然大也，風雨猝集，則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猶然酣嬉鼾臥，漠然無所聞也。”①
①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1冊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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