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三年五月十三日，中央電視臺首播了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隆重推出的，根據目前我國非常著名的黨史軍事專家金一南少將的同名著作改編，而由多家單位聯合拍攝的長達十二集的歷史文獻紀錄片《苦難輝煌》。《苦難輝煌》這部書，可謂是金一南將軍的嘔心之作。在該書成書的前后，金一南將軍就已經根據該書的內容，舉辦了多次的講座。二○○九年該書出版后，竟然被連續印刷了三十次，發行量高達一百三十萬冊。而該書的內容，更是由于被拍攝成了歷史文獻紀錄片并由中央電視臺首播，從而成為了信史。
當年中國革命的勝利盡管歷盡苦難，但也的確輝煌。然而金一南將軍的《苦難輝煌》這部書雖經講座、出版、發行并由于被拍攝成了歷史文獻紀錄片，從而又成為了信史。但是由于該書的內容中尚存一些歷史發展邏輯上的錯誤，故而盡管發行量多達一百三十萬冊，卻也不那么輝煌。
在《苦難輝煌》這部書中，金一南將軍披露了經他多年考據、研究之后發現的當年中國革命過程中極其關鍵的一個歷史事件。這個事件就是在中央紅軍即將開始戰略轉移的一九三四年夏季，毛澤東給黨中央寫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不參加長征而是要留下來堅持蘇區的斗爭。在這封信中，毛澤東不僅對革命一定能夠取得勝利充滿了希望，而且還更是表示歡迎中央再回來。在接到毛澤東的信后，占據著黨中央最高領導地位的左傾機會主義分子博古態度晦暗。毛澤東的“歡迎中央再回來”這句話，不僅充滿了對他所開辟的“以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具體道路的自信，而且也更是一把就徹底扯下了左傾機會主義分子臉上蒙著的那塊遮羞布。對于毛澤東的自信，心地善良而黨性極強且又對左傾機會主義分子們有著深刻了解的周總理知道，左傾機會主義分子們是絕不可能給毛澤留下用自己“歡迎中央再回來”的再度勝利，來證明左傾機會主義分子們無能加無恥的這個機會的。而對心底陰暗、手段毒辣的左傾機會主義分子將會采取什么樣的手段而不給毛澤東留下任何的機會，周總理也更是應該知道得清清楚楚的。從紅軍開始長征時左傾機會主義分子故意把毫無任何軍事知識與經驗的年老的何叔衡與體弱的瞿秋白等人留在蘇區，尤其是從秘密殺害了“寧都暴動”的領導人季振同等人的做法上看，周總理的這個猜測絕不是多于的。于是為了挽救毛澤東，周總理便自告奮勇地前去勸說毛澤東。在同毛澤東進行了一夜的長談之后，周總理回來向博古匯報說：“他同意隨隊轉移了”。根據這樣一段歷史，于是金一南將軍的臺詞里便得出了這樣的一個結論：是周總理在其革命生涯中所表現出來的巨大的歷史自覺和卓越的組織協調能力，才將每個中國共產黨人的能量凝聚在了一起。周總理在長征之前那個夜晚與毛澤東的談話，它的結果決定了中國革命的命運。金一南將軍所做的這個結論應該還有另一段潛臺詞，那就是說實際上是周總理挽救了毛澤東的生命在先，而遵義會議后毛澤東才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才挽救了中國工農紅軍、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后。于是照此邏輯，應該是周總理才真正地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國工農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周總理長期擔任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職務，是深受中國各族人民愛戴的領袖。在長達近五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周總理為中國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是毫無疑問的。經過長期的革命斗爭的磨練，周總理與全黨其他同志一道，不僅積累了豐富的革命斗爭經驗，而且還更是極大地增強了自己的工作能力。然而這一切，卻都是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才取得的。因此，如果說是周總理挽救了毛澤東，而且還更是通過挽救毛澤東進而又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國工農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則未免太過夸大其詞了。
金一南將軍的這個推論，實質上仍然是沿著“集體智慧的結晶”的思路，在為“集體智慧的結晶”之論而張目。中國革命，依靠的是集體的力量;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全體中國共產黨人和全體中國人民共同奮斗并共同流血犧牲的結果，這些都的確不假。然而如果說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人“集體智慧的結晶”，那純屬就是胡說八道了。
毛澤東思想不僅是最具人性光輝的世界觀，而且還更是迄今為止最為科學，最為強大的方法論。毛澤東思想不僅充分反映了毛澤東個人的高度智慧，而且還更能啟迪其他人的智慧。因此，毛澤東思想是指導當年中國革命取得最后勝利的制勝法寶這一點，早已無可置疑地為中國革命的勝利所證實了。
毛澤東思想絕不是一種空洞的理論，而是能夠指導中國革命一步一步走向了勝利的制勝法寶，它經過了中國革命長期實踐的檢驗和證明。在二○一二年十一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開幕式上，大會的第二項內容就是全體代表起立唱過國歌之后，向以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和陳云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以及其他革命先烈默哀。由此可見，如果說毛澤東思想是“全黨集體智慧的結晶”，那么首先就應該說是除毛澤東之外的周總理、劉少奇、朱老總、鄧小平和陳云這幾位以及在毛澤東擔任黨的最高領袖之前曾經擔任過黨中央最高領導人的張聞天、博古、王明和向忠發等人，都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貢獻出了他們個人的聰明智慧。然而如果要衡量和檢驗黨的各個時期的其他領導人都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貢獻出了他們的哪些個人的聰明智慧，那么只看中國革命在他們的領導下都取得了什么樣的成就，哪怕僅僅是階段性的成就，也就足夠了。
當周總理于一九三一年年底銜已經被王明等左傾機會主義分子分子所把持的黨中央之命，來到江西中央蘇區并就任蘇區中央局書記的時候，中央紅軍已經在毛澤東和朱老總及陳毅等人的率領下，經過幾年舍生忘死地浴血奮戰，接連取得了三次反圍剿的勝利。特別是在取得了于一九三一年七月至九月進行的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后，毛澤東麾下的主力紅軍不僅已經發展到了三萬多人，而且三次反圍剿勝利后的大量繳獲，更使中央紅軍的武器裝備有了大力的改善。武器裝備的改善和通過幾年時間的艱苦作戰所積累下來的寶貴經驗，尤其是更有形成于此間的毛澤東軍事理論的指導，因此紅軍的戰斗力有了飛速的提高。在第三次反圍剿取得勝利后，贛南和閩西兩塊革命根據地已經連成一片。從而形成了一個擁有二十一個縣，面積達五萬多平方公里，人口多達二百五十多萬的穩固的革命根據地。在擁有了比毛澤東當初僅率一千來人的“秋收起義”后的泥腿子上井岡山時不知有利多少的上述條件的情況下，周總理到達江西中央蘇區并擔任了蘇區的最高領導之后，完全在有條件率領中央蘇區黨政軍民的全體力量將中國革命推向一個新的高潮的同時，也可以順便充分地展示自己的領導能力。然而在周總理到達中央蘇區并將毛澤東排除在了對紅軍的領導之后而指揮中央紅軍攻打贛州的首次作戰，便以中央紅軍遭受到了嚴重的挫折而告結束。如果不是后來派項英去請毛澤東出山而挽回了敗局，那么中央紅軍的長征，恐怕就要提前進行了。
一九三三年一月，由于在上海灘十里洋場的外國租界里再也混跡不下去了，于是組成了臨時中央的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宗派小集團的重要成員博古、張聞天、楊尚昆以及陳云等，也來到了中央蘇區并且馬上就接管了中央紅軍和中央蘇區的最高領導權力。可是當博古和張聞天等人在以臨時中央的名義掌握了中國革命的最高領導權之后，這些人又為中國革命做出了怎樣的貢獻?
在博古和張聞天等人來到中央蘇區之前，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召開的在黨史上稱之為是“寧都會議”的蘇區中央局會議上，就已經徹底剝奪了毛澤東對紅軍以及蘇區黨組織的領導權，而只安排毛澤東去做在蘇區中央局嚴密控制下的政府的工作。因而博古和張聞天等人來到蘇區之后，絕不存在任何的“干擾”問題，完全可以大展身手，從而將中國革命推向一個他們整天大喊大叫的新的高潮。尤其是在博古和張聞天等人正需要一個展示個人能力的舞臺的時候，天賜的良機來了。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國民黨匪軍用重兵進攻黎川之戰，拉開了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的戰幕，而中央紅軍也悉數迅疾地投入到了反圍剿的作戰之中。
第五次反圍剿作戰開始時，中央紅軍可以說已經是今非昔比了。僅主力部隊的紅軍指戰員就將近有八萬人，此外還有大量的地方部隊以及經過六年的根據地建設而形成的深厚廣泛良好的群眾基礎，特別是紅軍的武器裝備更是有了大力極大地的改善。僅是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就繳獲了步槍一萬五千多支，機槍一百七十五挺，迫擊炮五十五門。而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更是繳獲了步槍一萬余支，各式火炮四十門，機槍三百余挺。武器裝備的改善，極大地提高了中央紅軍的戰斗力。這樣的條件，不用說毛澤東在開始從事武裝革命之初，就是毛澤東在指揮中央紅軍接連取得三次反圍剿重大勝利時，也從來都未曾具備的。在具備上述這些條件的基礎上，如果中央紅軍的戰略戰術正確，那么取得第五次反圍剿的勝利，可能性是極大的。然而不管是前期指揮第五次反圍剿作戰的博古和張聞天、項英以及周總理、朱老總等，還是后期掌握了全黨和全軍最高領導權的由博古、李德和周總理三人所組成的“最高三人團”，不僅不具備制定出一個正確的反圍剿作戰方針的能力，甚至連能夠認識到毛澤東所提出的反圍剿作戰方針是一個正確的作戰方針的能力都不具備。因而這才有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這才有了被迫放棄中央蘇區，這才有了中央紅軍的被迫長征。中國革命就是在這樣的黨中央，就是在這樣一些組成了黨中央的人的領導下，才不僅沒有出現一個新的高潮，反而還遭到了毀滅性的失敗。毛澤東所親手開辟的中央蘇區，在號稱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的左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領導下，不僅沒有得到發展壯大，反而還被徹底葬送了;毛澤東所親自締造的中央紅軍，在號稱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的左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手上，差點就被糟蹋光了。就是這樣一幫只具被這種認識能力的蠢貨，能為指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制勝法寶的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貢獻出他們的“集體智慧”?歷史不會開這樣的玩笑吧?人世間更不會存在著這樣的混蛋邏輯吧?如果說這些人真的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做出了什么貢獻，那就是用他們的愚蠢、錯誤和失敗，從反面證明了毛澤東思想的英明偉大。
對于毛澤東思想到底是不是集體智慧的結晶這一問題，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中的重要成員，第二代領導集體的魁首鄧小平在妖魔化毛澤東甚囂塵上的時候，曾經說過一段很中肯的話。“如果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探索更長的時間”。而此前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在會議閉幕式上所做的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中，又更是這樣明確講到：“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么夸張。毛澤東思想培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我們在座的同志，可以說都是毛澤東思想教導出來的。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絲毫不是什么夸張。”
拋開“遵義會議”前黨的幾任錯誤的領導人，在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中，朱老總和林彪、陳云走上革命道路的時間稍晚。而劉少奇和鄧小平、周總理卻差不多是同時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九二一年，劉少奇被黨組織派到莫斯科的東方大學學習;而鄧小平則更是早在一九二○年就與周總理、蔡和森等人一道，到了全世界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巴黎公社的誕生地法國去尋求革命真理。因此，無論是從年齡，還是從走上革命生涯的時間來說，劉少奇和鄧小平、周總理等都完全可以算得上是同一代人。所以鄧小平所說的“毛澤東思想培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這句話，當然也應該包括劉少奇和周總理在內。因而無論是鄧小平，還是劉少奇和周總理，他們的革命理念，產生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但是他們的革命智慧，可以說主要都是來自于毛澤東思想，那這些人又怎么能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貢獻出他們的智慧呢?如果劉少奇、周總理和鄧小平等真的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貢獻出了他們的聰明才智，那么按照鄧小平所講的事實和“理論”，這豈不就成了是自己培育了自己。
自改革開放以來，否定毛澤東思想，否定毛澤東的陰謀，就始終就沒有停息過。否定毛澤東，首先就要貶低毛澤東。而為了貶低毛澤東，搞陰謀的這些人先是抬出了周總理，用拔高周總理的革命業績的辦法，以分剝毛澤東在中國革命過程中所起到的無法替代的作用。通過把周總理捧上圣壇，從而將毛澤東“拉下神壇”。尤其是近年來，為了通過將毛澤東送上魔壇的辦法而徹底搞垮中國共產黨，徹底搞垮中華人民共和國，徹底搞垮中華民族。這些見不得陽光的陰暗小人又抬出了朱老總來深入妖魔化毛澤東。于是什么《朱德，不可替代的總司令》、《朱德軍政雙優，教毛澤東打仗，最早提出抗日持久戰》、《沒有朱德，毛澤東有可能變成土匪》和《紅軍之父，朱德最早提出游擊戰“十六字訣”》等純屬不要臉的歪理邪說，這才紛紛出籠。
周總理和朱老總都是毛澤東生死與共的親密戰友，都在中國革命的長期過程中建立起了巨大的個人歷史功勛，因此無論怎樣贊頌他倆，都不屬過分。但是就是像鄧小平所說的“毛澤東思想培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那樣，周總理和朱老總的巨大個人歷史功勛，同樣也都是在執行毛澤東的正確革命路線的過程中所建立的。離開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引，離開了毛澤東的英明領導，無論是周總理，還是朱老總，都只能是一事無成。因此對周總理和朱老總的贊頌，決不能超出歷史的架構。尤其是這些陰謀小人的最終目的，也并不真的是為了贊頌周總理和朱老總。他們不過就是想通過把周總理和朱老總捧上圣壇而把毛澤東送上魔壇的做法，以達到他們徹底顛覆中國革命的歷史，徹底顛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進而徹底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歷史合理性與現實合法性的罪惡目的。
三十多年來，對各種各樣貶低、否定和妖魔化毛澤東的無恥做法，中國人民早已是司空見慣了。三十多年再吃的二遍苦，重遭的二茬罪，更是讓中國人民看清了那些貶低、否定和妖魔化毛澤東的陰謀小人的罪惡目的和無恥嘴臉。因此這些貶低、否定和妖魔化毛澤東而拔高周總理和朱老總的無恥陰謀小人，早已被正義的中國人用無法否認的歷史事實，揭批得體無完膚而銷聲匿跡了。然而盡管無恥小人銷聲匿跡了，可是近年來在國內名氣極大的金一南將軍，卻在其所著的由于被拍成了長達十二集的歷史文獻紀錄片從而成為了信史的名著《苦難輝煌》中，也因襲了“朱德最早提出了游擊戰爭‘十六字訣’”的這種無稽之談。名氣如此之大的黨史軍史專家，在這一點上卻竟然也能去拾人牙慧。此舉不僅實在是無恥，而且也更是太欺負我們中國人沒有文化，也太欺負我們中國人不懂邏輯了。
一九二七年十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的余部一千余人到達了井岡山。很快，毛澤東不僅就率部在井岡山站穩了腳跟，而且還更是在一九二八年的一月，便充分運用“敵來我走，敵駐我擾，敵退我追”的游擊戰原則，在寧岡縣的新城打了一場殲滅戰，抓了三百多名俘虜并繳獲了大量的武器裝備。此戰不僅打破了國民黨軍隊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第一次進剿，而且還更是鞏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并使紅軍擴大為了兩個團以及在寧岡、遂川和茶陵這三個縣，都建立起了革命政權。
毛澤東在堅持井岡山斗爭的初期便開始采用的“敵來我走，敵駐我擾，敵退我追”這樣的游擊戰原則，不僅打破了國民黨軍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進剿從而鞏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并發展壯大了革命力量。而且這一原則，也為后來中國人民解放軍所有戰略戰術原則的制定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在后來長期的軍事斗爭實踐中，毛澤東在堅持井岡山斗爭初期便所采用過的“敵來我走，敵駐我擾，敵退我追”這一游擊戰原則，也演化成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這樣的“十六字訣”。
朱老總與毛澤東這兩部紅軍會師的時間，已經是到了一九二八年的四月下旬了。朱老總與毛澤東兩人初次見面的地點，是井岡山地區的寧岡縣的龍江書院。朱毛兩部紅軍的井岡山會師，在當時的那種歷史環境下，直白地說，就是朱老總率領著自己的南昌“八一起義”的余部和在“湘南暴動”中所組建起來的一部分農軍，到毛澤東的“家”里“蹭飯吃”、求庇護。
毛澤東的“家”是怎么來的?是毛澤東運用游擊戰戰術在敵人統治薄弱的井岡山上打來的。“家”里不僅能休息，而且還有飯吃。朱老總為什么要到毛澤東的“家”里“蹭飯吃”?因為朱老總沒有能力打出一個屬于自己的“家”，所以才無處休息，才無處吃飯。
一九二七年十月，在三河壩完成了阻敵追擊任務的朱老總，先是率領殘部八百余人隱藏在了他的老同學，時任國民黨軍第十六軍軍長的范石生所部之中，后來朱老總又率領這支部隊參加了一九二八年一月舉行的“湘南暴動”。“湘南暴動”之后，不僅朱老總所部無處可去，而且就連在“湘南暴動”中所組建起來的大量農軍，也更是無家可歸。于是這才不得不一同上了井岡山，去投奔毛澤東。
對于中國革命的具體道路到底應該如何走?堅持井岡山斗爭時期的毛澤東就已經了然于胸了。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八日，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從井岡山上分三路集結到湖南省炎陵縣中村鄉，準備接應朱老總和陳毅等人領導的南昌“八一起義”的余部和“湘南暴動”的起義軍。在部隊駐扎期間，從十九日開始，毛澤東采取上午給這個營講課，下午給那個營講課，分別留半天時間進行討論的方式，集中一周時間對部隊進行教育。課堂就設在八擔坵的稻田邊。戰士們席地而坐聽毛澤東講課。
毛澤東以《中國革命的特點》為題，深入淺出地分析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任務和前途，反復闡述建立、鞏固、發展農村根據地，堅持井岡山斗爭的重要性。他向廣大指戰員指出：“由主客觀力量對比所決定，中國革命現在還處于低潮時期。但是，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經過全國人民的努力與斗爭，革命的高潮必然會到來。”對此，毛澤東堅定地說：“我們在農村建立根據地，擴大武裝力量，發動農民群眾，開展游擊戰爭，堅持井岡山的政權，正是為了迎接中國革命高潮的到來，奪取革命的勝利。”為了著重說明了堅持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意義。毛澤東曾經形象生動地比喻道：“革命要有根據地，就像人要有屁股，人若沒有屁股，便不能坐下來;要是老走著，老站著，定然不會持久;腿走酸了，站軟了，就會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據地，才能夠有地方休整，恢復氣力，補充力量，再繼續戰斗，擴大發展，走向最后勝利。”
在《苦難輝煌》一書中，金一南將軍為了充分證明游擊戰爭的“十六字訣”確為朱老總所首創，曾經特意這樣強調并且還專門援引了朱老總在蘇聯莫斯科郊外的莫洛霍夫卡村的秘密軍事訓練班擔任學員隊長和軍事輔導教員時說過的一段話。在原書中，金一南將軍是這樣講的：“作為毛澤東軍事思想重要組成部分的‘十六字訣’是怎樣產生的?朱德的關鍵性貢獻長期不為人所知。一九二五年，朱老總在蘇聯莫斯科郊外的莫洛霍夫卡村的秘密軍事訓練班擔任學員隊長和軍事輔導教員時，就提出‘部隊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必要時拖隊伍上山’，成為了后來‘十六字訣’產生的基礎。”
“打得贏就打，打不過就走”，除了像《射雕英雄傳》里郭靖那樣的憨人，可能任何人都懂并且也都會去這樣做。正是由于郭靖憨，因此郭靖的那個惜字如金的四師傅送給即將獨自去闖蕩江湖的郭靖的臨別贈言才顯得特別重要，“打不過，逃”。而至于“必要時拖隊伍上山”，《水滸傳》里更是比比皆是。不用說像王倫這樣的“白衣秀士”和魯智深與武松等這樣的江湖豪杰，就連小霸王周通這樣的江湖土鱉，也都懂得占山為王的道理。然而不管是“必要時拖隊伍上山”，還是占山為王，都與蘊含了戰略進攻和戰略退卻這種高度戰略智慧的游擊戰爭“十六字訣”，根本就沒有任何可比之處。
當年中國革命的燎原之勢，絕不僅僅是因為一次“秋收起義”;中國的名山大川，更不僅僅是只有井岡山這一處。朱老總和陳毅等人率領南昌“八一起義”的余部參加“湘南暴動”最初地點的湖南省宜章縣境內，不僅就分布著五嶺之一的騎田嶺的主峰二尖峰和莽山的主峰猛石坑等海拔超過一千米的高峰一百五十多座，而且還更是座座地勢險要，山高林密，無不是開展游擊戰爭的絕佳去處。當“湘南暴動”之后到了敵人重兵圍來的“必要時”，朱老總的確是想到了拖隊伍上山。只不過朱老總沒有就近上宜章縣境內的任何一座高山，而是長途行軍幾百里，上了井岡山。
為了使人能夠身臨其境一般地感受到朱老總的軍事指揮造詣遠遠地勝過毛澤東，在《苦難輝煌》一書中，金一南將軍竟然還借用一些最初跟隨毛澤東上了井岡山的“老井岡”之口，這樣“描述”了朱毛兩部會師之時一些“老井岡”的興高采烈：“來了一個會打仗的”，“聽說朱軍長有一個御敵的‘十六字訣’”。尤其是為了渲染朱老總的軍事指揮造詣遠遠地高過了毛澤東，金一南將軍還跟更是借用粟裕大將之口來這樣贊譽朱老總：“當大家懷著勝利的喜悅，通過由朱德親自殺開的這條血路時，只見他威武地站在一塊斷壁上，手里掂著駁殼槍，正指揮后續部隊通過隘口。”如此地渲染，的確會令人產生身臨其境之感。只是不知這樣的渲染，是為了反映一個能夠“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總司令的智慧，還是為了體現一個像許世友那樣的敢死隊長的樣子。
朱老總由于早在“辛亥革命”前就考入了云南講武堂并參加了云南的“九•九起義”，從此很早開始了個人的軍旅生涯。然而在軍閥混戰時期，朱老總只是任過滇軍的旅長和云南陸軍憲兵司令以及云南省的警務處長兼省會的警察廳長等職。因此朱軍長的稱謂，只能是出現在朱老總參加革命之后。南昌“八一起義”前，為了能夠動員更多的力量參加起義，黨組織派朱老總去策動朱老總在云南講武堂時的同學，當時正率部駐扎在江西九江的國民黨軍第九軍軍長金漢鼎參加起義，但卻遭到了金漢鼎的拒絕。南昌“八一起義”舉行之后，作為起義指揮機關的前敵委員會為了壯大聲勢，同時也是真心地期望朱老總能夠利用自己在滇軍中的人脈關系，從而爭取一部分滇軍參加起義，于是前敵委員會不僅假門假事地編造出了一個第九軍的番號，而且還更是煞有介事地任命了朱老總的另一位云南講武堂時的同學，此時正是國民黨軍第九軍第二十八師的師長且又沒有任何起義傾向的韋杵為起義軍序列中的第九軍的軍長，朱老總為該軍的副軍長。于是，不僅參加南昌“八一起義”隊伍的序列里就有了這樣一支番號為第九軍的部隊，而且朱老總的平生，也就第一次與軍長一職發生了聯系。由于直到南昌“八一起義”的部隊在離開南昌時，韋杵也沒有趕來參加起義，因而也就沒有再繼續假門假事下去的必要了，于是前敵委員會便干脆就任命了朱老總為第九軍的軍長。從假門假事地編造了南昌“八一起義”的隊伍中還有著這樣的一個第九軍，到鄭重其事地任命朱老總為這個軍的軍長，這就是朱軍長這一稱謂的最早產生。三河壩阻擊戰之后，朱老總不敢再自稱是朱軍長，而是化名為了王楷，率領南昌“八一起義”的余部八百余人隱身于朱老總的又一位云南講武堂的同學，時任國民黨軍第十六軍軍長范石生的隊伍中，從而消聲覓跡得連蔣介石在很長時間內都不曾知曉。直到一九二八年一月由于參加了“湘南暴動”，朱老總和南昌“八一起義”的余部才又出現在了公眾的視野里。
在不僅沒有電視和互聯網，而且就連廣播和報紙都非常稀罕，且又由于敵人的封鎖而共產黨內的消息更是非常難以傳遞的當時中國，又是誰把朱老總已經被任命為了軍長且又有一個御敵的“十六字訣”的這個消息傳遞到隱身于山高林密，就連敵人都很難發現的毛澤東麾下的那些早在一九二七年的九月就跟隨毛澤東上了井岡山的那些“老井岡”的耳中的呢?朱軍長真的是當時就名震華夏了嗎?這是不是當年中國革命的實際?不知金一南將軍對對此將能夠作出怎樣的合理解釋呢?
今天的人們如果追溯朱老總何時才最早被廣大的紅軍指戰員普遍稱為是朱軍長的，廣為人知的史實且又符合歷史發展必然邏輯的，只能是在朱毛紅軍會師之后。
一九二八年的四月，朱德在到達了井岡山地區并與毛澤東所率領的工農革命軍會師之后，中共湖南特委命令朱老總率領的南昌“八一起義”的余部和一部分“湘南暴動”后組成的農軍與毛澤東所部的工農革命軍組成了紅四軍并由朱老總擔任了該軍的軍長。
游擊戰爭的“十六字訣”是朱老總最早提出的?還是毛澤東最早總結出來的?是朱老總教毛澤東打仗?還是毛澤東教朱老總打仗?盡管多年來始終有人故意在這個問題上去攪混水，但是要分清這個問題，其實一點也不難，因為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經過，早就把一切都告訴了我們這些后人。
在朱老總被張國燾裹挾而被迫隨同紅四方面軍南下的過程中，當張國燾另立中央而強迫朱老總表態反對毛澤東的時候，朱老總曾經說過這樣一句非常感人的話：“朱毛，朱毛不可分，哪有朱反對毛的?”
“朱毛不可分”的這句話，絕不是任意而說，那可是朱老總在曾經有過由于朱毛分離的經歷而遭受過數次失敗的慘痛教訓之后，才得出的這個刻骨銘心的結論。
一九二八年七月，剛剛會師才三個月的朱毛紅軍，便由于左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干涉和朱老總與陳毅等人認識上的錯誤，而開始了第一次分手。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十日，就在江西敵軍準備大規模圍攻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時候，湖南省委特派員杜修經卻攜帶湖南省委給紅四軍前委的兩封指示信來到井岡山，命令紅四軍向湖南進軍。針對當時敵強我弱和其他的一些實際情況，毛澤東堅決拒絕了湖南省委的錯誤指示。然而朱老總和陳毅等卻拒不聽從毛澤東的正確意見，認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無法堅守，于是便帶領著由他們所帶領上井岡山的部隊所組成的第二十八和第二十九兩團跟從杜修經下了井岡山向湖南進軍。然而在朱老總率領第二十八和第二十九兩團下了井岡山之后將近兩個月的時間里，不僅沒有獲得相應的戰果，反而還竟然發生了由南昌“八一起義”余部編成的第二十八團二營嘩變并且殺害了前來制止嘩變的紅四軍參謀長兼第二十八團團長王爾琢的嚴重事件。而由“湘南暴動”的農軍所組建的第二十九團的損失則更為慘重，全團嘩變而只有團長胡少海和黨代表龔楚領著肖克所部的二百余人跟了回來。就在由于軍心嚴重渙散而且又處在敵人重兵的圍追堵截之下而部隊陷入絕境的時候，毛澤東親率第三十一團三營下井岡山來到湖南進行接應，再次將朱老總及其所部引領上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而就在毛澤東親率第三十一團三營下山接應朱老總以及所部的時候，留下來保衛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第三十一團一營和第三十二團也在朱云卿與何挺穎的指揮下，打了一場漂亮的黃洋界保衛戰，從而粉碎了國民黨軍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一次大規模的圍攻。為此，毛澤東即興填下了《西江月•井岡山》一詞：“山下旌旗在望，山頭鼓角相聞。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早已森然壁壘，更加眾志成城。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宵遁。”
在朱老總和毛澤東兩部紅軍會和之后，在共同的革命斗爭中，朱老總和毛澤東兩人關于中國革命的前途和紅軍與革命根據地如何發展壯大上的分歧，也開始顯現出來。朱老總不僅不贊同毛澤東為紅軍所確立的“打仗、籌款和做群眾工作”這唯一能使紅軍和革命根據地迅速發展壯大的“三大工作”，而且還更不認同毛澤東所竭力堅持的黨指揮槍和實行在黨的領導下的民主集中制等根本原則，而卻主張在部隊中實行不要黨的領導的極端民主。朱毛會師后，朱老總甩開毛澤東而第一次單獨率兵打仗便遭受到了嚴重失利的這次行動，在黨史和軍史上，被稱為是堅持井岡山斗爭時期的“八月失敗”。然而“八月失敗”的慘痛教訓，卻并沒有為朱老總和陳毅等所吸取。特別是后來當他倆的四川老鄉劉安恭的到來以及對朱老總和陳毅的明確支持并強力反對毛澤東，則更是加劇了朱老總和陳毅等與毛澤東之間關于紅軍和根據地如何發展建設上的分歧。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日，“平江起義”后編成了紅五軍的彭德懷所部也來到了井岡山與朱德和毛澤東所領導的紅四軍匯合。然而“產谷不滿萬擔，人口不滿兩千”的井岡山地區，卻不僅實在承擔不起這么多的紅軍吃飯，而且也更限制了紅軍自身的發展。于是紅四軍前委和紅五軍前委聯席會議決定：由實力較弱的紅五軍留守井岡山，而實力較強的紅四軍則向贛南和閩西進擊。
一九二九年一月，朱老總、陳毅和毛澤東等率領紅四軍開始了向贛南和閩西的進擊。當年五月初，在紅四軍攻占了福建長汀縣城之后，從蘇聯留學歸來的劉安恭也受中央的指派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來到了紅四軍中。然而劉安恭的到來，不僅帶來了中央要求朱德與毛澤東離開紅四軍而紅四軍分散游擊的“二月來信”，而且還更是第一次帶來了“留蘇派”對毛澤東的“山溝里的馬列主義”的質疑、批判和打擊。劉安恭代表“留蘇派”對毛澤東的“山溝里的馬列主義”的質疑、批判和打擊，則使紅四軍中原本就業已存在的朱老總和陳毅與毛澤東之間關于紅軍和根據地如何發展建設上的分歧公開化了。
劉安恭與朱老總和陳毅不僅都是四川的老鄉，而且還更是朱老總在德國時的舊識，北伐戰爭時期，又先后一同在四川軍閥楊森的部隊和云南軍閥朱培德的部隊中做過統戰工作，加上由于看不慣毛澤東的“山溝里的馬列主義”的緣故，所以劉安恭一到紅四軍中，馬上就與朱老總和陳毅等人攪在了一起而排擠毛澤東。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紅四軍在龍巖城里召開了第七次黨代表大會，由于軍情緊急，“七大”只召開了一天便在未能解決任何實質性問題的情況下就結束了。在“七大”召開之前，由于陳毅認為毛澤東作為前委書記應該為朱老總與毛澤東之間的爭論負主要責任，于是便在他所起草的《紅軍第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決議案》中，首先對毛澤東作了一番嚴厲的批評。然后又按照“各打五十大板”的“原則”，采取了對毛澤東和朱老總各自進行了黨內處分做法，以圖求得紅四軍內部的團結。然而陳毅所采取的折中的這種調和主義做法，不僅沒有能夠求得紅四軍的內部團結，反而還助長了錯誤思潮的蔓延。在“七大”上，陳毅被選為了前委書記，朱德、毛澤東、劉安恭、林彪、伍中豪、胡少海和傅柏翠等十三人為前委委員，盡管落選了前委書記并受到了黨內處分，但毛澤東還是接受了“七大”的決議，可林彪等人卻堅決表示不認同會議的選舉結果。在“七大”召開了之后，為了不致使由于自己繼續在紅四軍中工作而導致紅四軍發生分裂，于是毛澤東主動提出了去閩西特委指導地方的工作要求并獲得了前委的批準。
毛澤東離開了紅四軍之后，朱老總和劉安恭、陳毅等幾個思想認識比較一致的人開始執掌紅四軍。為了充分表現一下自己，朱老總和劉安恭、陳毅等決計向閩中出擊。而此時第二縱隊的縱隊長胡少海和譚震林、鄧毅剛等人由于受紅四軍前委應閩西特委幫助組建地方紅軍這一請求的委派，于七月初被派到了地方上工作，因此胡少海所遺的第二縱隊縱隊長一職，也改由劉安恭兼任。
在制定出了作戰計劃之后，由陳毅以探望毛澤東病情的機會，告知了毛澤東。毛澤東在得知了陳毅和朱老總等制定的分兵出擊閩中的作戰計劃后，當即表示堅決反對，并且與陳毅發生了激烈的爭吵。但是毛澤東的反對，沒有起到任何的作用。七月底，由于陳毅奉命到上海參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軍事會議而也要離開紅四軍，于是紅四軍前委又決定由朱老總代理前委書記。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九日，紅四軍前委由朱老總主持在上杭召開了會議，決定兵分兩路。朱老總親率紅四軍的第一、第二和第三這三個主力縱隊和軍部出擊閩中，而由閩西當地戰士所組成的第四縱隊則留在閩西分散游擊。八月三日，紅四軍第一，第二和第三等三個主力縱隊在朱德的率領下從龍巖白沙鎮出發，開始了向閩中的出擊。然而就是在進軍的途中，林彪所率領的第一縱隊卻借口汀江漲水無法涉渡為由，脫離了全軍而返回了閩西。毛澤東當初對紅四軍將會發生分裂的擔心，終于成為了現實。由于拒不從命的林彪手握重兵，朱老總對此也無可奈何。無奈之下，朱老總和劉安恭等只得率領第二和第三兩個縱隊繼續向閩中出擊。在經過了一個多月的苦戰中，雖然曾一度攻克了寧洋、漳平兩座縣城，但損失卻遠遠地大于斬獲，故而得不償失。特別是大田縣石牌之戰的失利，迫使紅四軍不得不于九月六日返回到閩西的龍巖。然而盡管在率軍出擊閩中的作戰中遭受到了嚴重的挫折，但是朱老總和劉安恭等卻由于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而仍然還是高估了自己的軍事指揮能力，于是又于十月中旬制定了一個分兵進擊廣東省東江地區的作戰計劃，并立即率領大隊紅軍進入了廣東的東江地區。但是同出擊閩中一樣，朱老總的這次分兵進擊東江的行動不僅同樣遭遇到了圍繞著梅縣進行幾次作戰的嚴重失敗，而且就連于當年七月才就任第二縱隊縱隊長的劉安恭，也在十月二十日的戰斗中犧牲了。紅四軍更是由進擊東江前的六千多人，銳減到東江失利后的四千人左右，就連按朱老總自己計算的結果，也是損失了三分之一左右的兵力。進擊東江的失敗，是紅四軍在“八月失敗”之后，遭到的又一次嚴重損失。由于在出擊閩中和冒進東江中連吃敗仗、實力大減、銳氣受挫，于是導致紅四軍中議論又起，軍心渙散，許多人甚至提出離開部隊到地方工作的要求，尤其是一縱隊的縱隊長林彪，竟接連三次寫信給前委，以與黨代表熊壽祺意見不合為由，提出辭職。一時間，紅四軍陷入到了嚴重的危機之中。直到“古田會議”，也就是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的召開而毛澤東重返了紅四軍前委書記一職之后，才化解了這場危機。而就在朱老總在廣東損兵折將的時候，閩西革命根據地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卻出現了“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興旺局面。
在毛澤東與朱老總攜手率領紅四軍不僅開辟了中央蘇區，而且還更是接連粉碎了國民黨軍的三次大圍剿以及將紅四軍發展為了紅一軍團，紅一方面軍之后，左傾機會主義分子不僅前來摘“桃子”了，而且還更是趕走了毛澤東這個“種桃人”。可是在趕走了毛澤東這個“種桃人”之后，“桃子”卻也丟掉了。所以，僅是這一階段的黨史和軍史，不僅就足可以輕松地戳破“朱德教毛澤東打仗”的這個都無恥到了至極程度的謊言，而且也能清晰地回答任何人的是毛澤東教朱德打仗，還是朱德教毛澤東打仗的這個疑問。
自一九二八年四月底朱毛會師之后到“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再掌軍權，朱老總的革命生涯可謂是一帆風順，從紅四軍的軍長到紅一軍團的軍團長，從紅一軍團的軍團再到紅一方面軍的總司令，從紅一方面軍的總司令再到中國工農紅軍的總司令和中革軍委的主席。可是同期毛澤東的革命生涯，那可真稱得上是屢遭挫折了。然而盡管在此期間朱老總的革命生涯是一帆風順，但是當時的中國革命，卻并沒有隨著朱老總革命生涯的一帆風順而一路凱歌，反而卻隨著毛澤東革命生涯的屢受排擠而屢遭挫折。
毛澤東思想的精髓與活的靈魂，就是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毛澤東所始終堅持的獨立自主，首先就是要實現中國共產黨能夠獨立地領導中國革命。而中國共產黨只有能夠獨立地領導中國革命，才不僅能夠爭取和維護中國人民的利益，而且還更能夠爭取和維護中華民族的利益。在所有的中國共產黨人中，毛澤東不僅是維護中華民族利益的第一人，而且還更是找到并開辟了如何維護中華民族利益的這條具體道路的第一人。其余的不論是陳獨秀、瞿秋白和李立三，還是王明、博古與張聞天，甚至包括周恩來在內，這些人不僅不具備毛澤東那樣的獨立自主的精神，而且還更不具備像毛澤東那樣的能為中國共產黨找到一條獨立地領導中國革命的具體道路的能力。而這些人之所以不具備毛澤東那樣的能力，實際上并不在于他們的個人智慧，而關鍵卻在于他們個人的性格與品質。
早期的中國共產黨的那些領袖和領導人，甚至就是一些普通的黨員，幾乎都是來自于舊知識分子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些人大多都出身成長于剝削階級的家庭，從小過得即使不是錦衣玉食，但最起碼也衣食無虞的生活，因此并沒有真正地接觸過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群眾，并不真正地了解社會底層勞動人民群眾、特別是不真正了解那些生活在廣大農村的社會底層勞動人民群眾的那種生活困苦，所以也就不可能知道中國革命的真正力量在哪里，因而也就更不用說能夠為中國革命探索出一條正確的道路了。特別是由于不知道中國革命的真正力量到底蘊藏著哪里，所以這些人才不僅不具備探索出來一條中國革命的具體正確道路這樣的能力，甚至都不具備對毛澤東探索出來的“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這條中國革命的唯一正確道路能夠做出正確認識和判斷的能力。
盡管當年像陳獨秀、張國燾、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和張聞天等早期的那些中國共產黨的領袖都自覺地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盡管他們都不乏共產黨人的那種高風亮節，盡管他們都具有為追求真理而不惜獻身的那種堅貞，盡管他們都具有追求中華民族獨立自由和富強的強烈精神，盡管他們都可能早已意識到中國共產黨能夠獨立自主地領導中國革命的重要意義，盡管他們都已經從舊知識分子營壘里脫胎而出，但是儒家文化中的那種與勞動、生產和戰斗完全脫離而只管坐而論道的惡習，還在他們的身上留下了太深的印記，所以這些人才幾乎都選擇了留在黨中央的機關里做那種高高在上的“坐而論道”的工作，而沒有一個人能夠像毛澤東那樣能夠真正地深入到社會、尤其是深入到生活極為困苦的農村去發動群眾，去做艱苦細致的群眾工作。然而最可怕的是，這些人身上的那種與勞動、生產和戰斗完全脫離而只管坐而論道的惡習與淺薄的性格以及強烈的投機心理，不僅使他們不能去探求出一條能給引領中國革走向勝利的正確道路，反而還只能導致他們產生強烈的依附性和希望借助他人的力量，從而使中國革命一蹴而就就能取得勝利的投機思想。就是他們身上的這種強烈的依附性和投機思想，所以才使以得他們為核心的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不僅把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以共產國際的名義來指導中國革命的蘇聯人身上，甚至還更把中國共產黨的自身都依附在了蘇聯人的身上。因而僅僅一個頂著共產國際代表帽子的蘇聯人米夫，才就能夠操縱整個的中國共產黨。而蘇聯人通過操縱中國共產黨來操縱中國革命的目的，可能并不是為了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而更主要的應該是為了蘇聯的民族利益。
金一南在《走向輝煌》一書中，披露了這樣一個對中國革命影響極其巨大、極其惡劣的歷史情節。一九三三年三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專門給中共中央發來了這樣一份電報：“對毛澤東應采取盡可能忍耐的態度和對它實施同志式的影響，讓他有百分之百的可能性在黨的中央委員會或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領導下，擔任極為重要的工作。”
一九三三年三月的時候，博古、張聞天、楊尚昆和陳云等臨時中央的負責人已經奉蘇聯人之命全部到達中央蘇區與周恩來、項英、任弼時等人會合在了一起。因此這封電報，可能除了毛澤東之外，黨內的核心人物都能看得到。但是蘇聯人為什么針對毛澤東個人而專門發給中國共產黨一封這樣內容指示電報，不知這些核心人物對此是否進行過深入地思考?
毛澤東為中國革命探索出來的“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這條具體革命道路的正確，盡管左傾機會主義分子們認識不到，然而蘇聯人卻不僅認識到了，而且還更是認識到了中國革命如果按照這條道路走下去，中國共產黨最終將完全脫離自己的掌控。對于中國的革命，蘇聯人可是把它放在自己的世界戰略中有著通盤的考慮的，因而中國革命的進程，尤其是中國革命的方式必須要符合蘇聯的這個世界戰略。歷史上曾經嚴重傷害過中華民族且又有著強烈的民族主義基因的蘇聯人，最希望的就是中華民族即使不能成為他的一個聽話的仆從，但最起碼也只能是他的一個貧弱的盟友，而絕不會希望中華民族能夠成為他的一個強大的鄰居。然而只要沿著毛澤東所開辟的“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這條道路走下去，那么中國不僅革命肯定能夠取得成功，而且毛澤東還一定能夠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袖。而只要毛澤東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袖，那么中華民族就必定要走向振興，走向強盛。
中國革命只有不死不活，才對蘇聯最為有利。但是蘇聯人也更是清楚地知道，盡管王明博古、張聞天、項英和周恩來等人極易受他們的操縱，可是中國革命如果由他們來領導，那就只有死路一條。這樣的結果，是蘇聯人所不希望出現的。然而中國革命如果由毛澤東來領導，那么不僅能夠很快取得成功，而且中華民族也將很快走向強盛。這樣的結局，更是蘇聯人所不愿意看到的。因而此時對于蘇聯人最好的選擇，就是通過受自己操縱的那些中國共產黨的領袖自己來約束毛澤東。讓毛澤東在接受限制的情況下，為中國革命貢獻出他的聰明才智和卓越的能力。這一點，從抗日戰爭爆發后蘇聯寧可提供大量的武器裝備去武裝國民黨，而也不愿提供一槍一彈給中國共產黨的這種做法上，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證實。可能就是由于上述的原因，所以受蘇聯人操縱的共產國際執委會才會給中共中央發來這樣一封內容非常奇特的電報。
在那時的中國共產黨黨內，能夠認識到毛澤東為中國革命探索出來的“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這條具體道路的正確，可能也就只有彭湃了。只可惜彭湃同志犧牲的太早，否則以彭湃同志的革命經歷以及當時在黨內的地位，尤其是他的認識能力，不僅能夠為毛澤東探索“以農村包圍城市”這條中國革命唯一正確道路的行動提供有力地支持，而且還能夠教育幫助更多的同志更早地認識到毛澤東所探索出來的“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這條中國革命的唯一道路的正確。然而可惜的是，因為當時黨內熱衷于擠在黨中央機關里“坐而論道”的同志太多，并且還更是由于“近水樓臺先得月”的緣故而擠占了黨內高位，從而造成了像毛澤東這樣既具備超凡的智慧而又肯于埋頭苦干的同志不僅失去了領導中國革命的機會，甚至還被剝奪了在黨內的發言權。因而這才導致中國革命遭受到了那么多的挫折，造成了中華民族的精英的大量犧牲。
中國革命盡管是中國自己的事情，但是中國革命若想取得勝利，可是還必須要結合整個世界的發展變化趨勢去全盤考慮，才能做得到。
毛澤東思想是一部完整的思想理論體系，是一種成熟的意識形態，而絕不是像“先富帶后富”那樣偶爾的靈光暫現。毛澤東思想既是一個能夠指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制勝法寶，也更是一部能夠引領中華民族走向復興，走向強盛完整的戰略。它是毛澤東站在整個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的這個歷史的高度上，在對整個世界的當代局勢以及未來發展變化的趨勢進行了深入、細致、準確地研究、分析、預測的基礎上創立的。毛澤東思想所具有的那種能夠引領人們如何提升對問題的認識的高度、深度和廣度等這些內容，是以往中國包括孫子兵法和儒家文化在內的一切文化都不曾具備的。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中央紅軍開始了戰略突圍。然而在這場決定中華民族命運的戰略突圍中，一幅古怪好笑的場景卻出現了送別的根據地人民的眼中。在八萬六千多人紅軍隊伍中，除了三十名領導干部的妻子和大量的機關后勤人員外，還夾雜著八千多名挑夫。而這多達八千多人的挑夫，挑的卻是大量的與作戰根本無關的物質。這其中有為電臺充電的發電機，有笨重的石質印刷機，有印鈔機，甚至還有紅軍醫院里給傷員使用的尿壺，只是不知其中有沒有為李德烤面包的機器。軍事突圍，首先就要要做到輕裝簡從，這樣才能做到快速地甩開追敵。后來西路軍在失敗時，陳昌浩和徐向前便丟下了老弱傷殘和后勤機關人員，只帶著一個三十余人的精干的小分隊作為警衛突圍而去。戰略突圍，首先是要求生存，然后才能求發展。帶著發電機和印刷機，甚至還帶上了印鈔機，這哪里是進行戰略突圍，而分明是在搬家，純粹是想另找地方過日子嘛。然而當時的中國雖大，但是除了毛澤東親手開辟的中央蘇區之外，已經幾乎全都是國民黨的天下了，哪里還能容得下中共中央和八萬多紅軍安家過日子。也正是由于走投無路，于是左傾機會主義分子便想到了“兩把菜刀鬧革命”的賀龍，可是此時賀龍創建并領導的湘鄂西根據地和紅三軍，卻同樣因為左傾機會主義分子夏曦的肅反而實力大減，同樣也自身難保，因而也就更不用說能夠接納黨中央和八萬多中央紅軍了。然而缺乏自力更生精神的左傾機會主義分子卻意識不到這些實際情況而病急亂投醫，把生的希望寄托在別人的身上，幻想著只要能與賀龍所部匯合便能起死回生。于是在以近五萬紅軍指戰員的生命為代價突破了國民黨重兵駐守的湘江防線之后，不顧敵軍的重兵布防，仍然還要向賀龍所在的湘西前進。就是這樣的一群不是白癡，就是弱智，再加上不少的膽小鬼，能為充滿了大智大勇和無私無畏精神并且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貢獻出他們的集體智慧?
王明、博古和張聞天等人盡管能夠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原文背得滾瓜爛熟，但是卻并沒有真正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講的那“兩個徹底決裂”的深刻含義，所以不僅沒有真正地樹立起無產階級的人生觀，而且也更沒有徹底改變他們的那種個人生活習性。因此這才寧可像驚槍的兔子似的整日在上海灘的外國租界里東躲西藏，也不愿主動到艱苦的革命根據地去像毛澤東那樣，和普通的紅軍指戰員一道去吃紅米飯，一起去喝南瓜湯。如今已被停播的拍攝于上世紀末的一部為紀念周恩來誕辰一百周年而由當時的李鵬總理親筆題寫了片名的《周恩來在上海》的十八集電視連續劇，就在某種程度上真實地還原了這段歷史。黨中央的領導人躲在外國人的租界里自愿接受外國人的操控而不愿深入中國革命的實際，反映出的不僅僅是他們的不成熟，而且還更反映出了這些人由于中華民族的長期挨打而都患上了嚴重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癥”。就是這樣的一些人，能為視獨立自主為中華民族性命的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貢獻出他們的何種集體智慧?
在《走向輝煌》一書中，為了凸顯周總理的光輝業績，為了證明自己所做的這個推論的正確，金一南將軍還在這部書的《命運的抉擇》一章中，專門又做了這樣一個設想：“如果沒有周恩來的堅持(指說服毛澤東參加長征)，長征中的中央紅軍命運又將如何?如果毛澤東留在中央蘇區，在中央蘇區遭到如此嚴重圍剿的情況下，毛澤東的命運又將如何?”
金一南將軍的“如果毛澤東留在中央蘇區，在中央蘇區遭到如此嚴重圍剿的情況下，毛澤東的命運又將如何”的這一“擔憂”，不言而喻地就是在主力紅軍長征之后，中央蘇區在國民黨軍的重兵圍剿之下，毛澤東肯定難逃厄運。其實金一南將軍的這個“擔憂”不僅純粹就是多余的，而且金一南將軍的這個“如果”也實在是太假，都難以自圓其說。未來盡管不好預測但終能展望，歷史雖然不能重復但盡可總結。即使是不參加長征，毛澤東同樣也能挽救中國共產黨，同樣也能挽救中國工農紅軍，同樣也能挽救中國革命，同樣也能挽救中華民族。遵義會議后，從江西中央蘇區突圍出來的紅軍被左傾機會主義分子糟蹋得還只剩下了兩萬多人。既然毛澤東能夠率領被“最高三人團”糟蹋得就只剩下了這兩萬余人的中央紅軍沖破幾十萬國民黨匪軍的層層圍追堵截，并最后只率領草地分兵后僅僅剩下的七千余人就能夠保護著黨中央勝利地到達陜北，那么毛澤東就不能領導堅持蘇區斗爭的軍民粉碎國民黨匪軍對蘇區的圍剿了嗎?盡管八萬六千多人的主力紅軍長征之后，留下來在蘇區堅持斗爭的主力紅軍第二十四師和地方部隊僅有一萬六千余人，就是加上兩萬多人的各縣工農武裝，也不過只有四萬人左右，力量確實比突圍而去的主力紅軍弱小得多。可是當初毛澤東在井岡山地區打出了不僅可供自己安身立命，而且還更是足以容納朱老總與陳毅率領的近千人的南昌“八一起義”余部和“湘南暴動”后組成的幾千人的農軍這樣一個中國革命的第一塊根據地時，手中的力量才不過只有“秋收起義”后的一千多泥腿子。不用說中央紅軍最后到達陜北時還只剩下了七千人，就是全面抗戰開始后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時，全部的兵力也不過只有五萬五千人。抗戰開始后，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作戰對象變為了日本鬼子。而日本鬼子的戰斗力又比國民黨匪軍強得多，可是八路軍和新四軍卻不僅生存了下來，而且還更是消滅了大量的日偽軍，解放了一億多的人口，并且自己也發展壯大到了一百多萬人。主力紅軍長征之后，蔣介石匪軍的確是對中央蘇區進行了殘酷的清剿。但是，在項英和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周恩來以及博古、張聞天和陳云等人組成了臨時中央的那些人到達江西中央蘇區之前，蔣介石匪軍對井岡山地區進行的進剿、會剿以及對中央蘇區接連進行的三次大圍剿，哪次不殘酷?然而哪次不是都被毛澤東親自指揮的中央紅軍粉碎了。毛澤東指揮的三次反圍剿作戰，中央紅軍的兵力最多時，也不過只有三萬人左右。但卻每一次都能戰勝十倍于己的敵人。不管是工農紅軍，還是八路軍、新四軍，五萬多人的軍隊如果在毛澤東的指揮下，都是一支足以令任何敵人都望之而膽怯的巨大力量。可是在左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錯誤指揮下，不管有多大的力量，也都會被糟蹋光。
毛澤東思想固然偉大正確，但是中國革命的勝利，卻也是中國共產黨人集體奮斗和共同流血犧牲的結果;中國革命的成功，卻也是中國共產黨人共同奮斗之功。于是按照歷史發展的軌跡，順著金一南將軍的推理邏輯，任何人也都可能會產生這樣一個設想：如果毛澤東不參加長征而是留在蘇區堅持斗爭，那么必然也就不會有遵義會議，那么進行戰略突圍的主力紅軍也就必然要被國民黨匪軍而被消滅，那么黨中央也必然不復存在。由于毛澤東因此也將成為光桿司令，所以也就不會有中國革命的成功。
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統帥機關，黨中央在中國革命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固然必不可少。但是由于組成黨中央的人員不同，所以黨中央在中國革命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也就必然會因此而不同。
由中共湖州市委、市政府和中國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與中央電視臺等多部門聯合推出的電視紀錄片《壯別天涯》，記錄了隱蔽戰線上的英雄錢壯飛在截獲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中央秘密特務組織中央特科負責人之一顧順章叛變的消息之后，及時采取措施而挽救了隱藏在上海外國租界里的由王明、博古、張聞天、向忠發、周恩來和陳云等人所組成的黨中央以及瞿秋白、鄧穎超、葉劍英、李維漢和鄧小平等人的紀實。盡管錢壯飛挽救黨中央的過程，的確驚心動魄，然而就是錢壯飛所挽救的這個黨中央給中國革命造成的損失之慘烈，卻也更是令人心驚膽破。
經錢壯飛的竭力挽救，從“八七會議”后就一直隱匿在上海灘外國租界里的黨中央雖然幸免于難，但是由于顧順章和向忠發的相繼叛變，卻也再難以在外國租界里繼續混跡下去了，于是不得不全部遷入了位于江西與福建和廣東三省之間的中央蘇區。自黨中央遷入中央蘇區之后，中國革命不僅沒有出現左傾機會主義分子一再高呼的高潮，反而還就差點就葬送在了他們之手。所以，盡管錢壯飛挽救了由左傾機會主義分子所組成的黨中央。但是由左傾機會主義分子所組成的黨中央卻不僅沒有能夠推動中國革命，反而還差點就葬送了中國革命。而錢壯飛本人也與幾萬名英勇的紅軍戰士一道，被他所挽救的那個黨中央害死了。
在艱苦血腥的革命戰年代，論為黨、為人民而去做革命工作的能力，同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的何叔衡未必就不如董必武，王稼祥則肯定趕不上阮嘯仙。至于遵義會議后也曾出任過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的張聞天，其個人能力誰敢說與瞿秋白能在伯仲之間?有許多人都一致認為瞿秋白在被俘之后所寫的《多余的話》這篇文章，暴露出了瞿秋白的革命意志頹廢和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思想。盡管《多余的話》中流露出了瞿秋白的一些頹廢思想，然而這樣的頹廢可絕不是瞿秋白對中國革命的失望。面對黑洞洞的槍口即將射出的奪命子彈都敢于笑臉迎對的瞿秋白，盡管相信共產主義必將在中國取得勝利的信念會毫不動搖，但卻不可能不對被由博古、項英和張聞天等人所組成的黨中央把持了領導權的中國革命的前景而感到頹廢。所以，只要毛澤東能夠留在來領導蘇區的斗爭，那么由于必然能夠粉碎國民黨匪軍對蘇區的圍剿，因此瞿秋白等人也必然會避免不必要的犧牲。如果由陳毅、粟裕、瞿秋白、方志敏、阮嘯仙、何叔衡、劉疇西、尋淮洲、毛澤覃和李才蓮等人所組成的黨組織圍繞在毛澤東的周圍來領導中國革命，那么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中國革命不僅同樣能夠取得勝利，而且還必然會順利許多。如果那樣的話，不僅瞿秋白絕不可能再去寫一些什么《多余的話》了，甚至就連龔楚對中國革命的背叛，都極有可能因此而避免。
當年的中國所處的那個風云復雜的時代，當年的中國由于遭受了巨大的苦難從而促使每個中國人都人心思變的那個年代，當年的中國革命，給每一個中國共產黨人，尤其是給黨內的那些高級領導人都留下了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智慧的機會。特別是毛澤東通過用自己的舍生忘死和愛妻殞命、幼子坐牢并流落街頭而終至失散這樣的個人代價，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和超凡的創造力而親手創建并發展壯大到已經擁有近七萬人的主力紅軍和親手開辟的面積多達五萬多平方公里的革命根據地，更是給周恩來和王明、博古、項英與張聞天等人搭建好了充分展示他們個人能力的廣闊歷史舞臺。然而這些人盡管能將為他們搭建歷史舞臺的毛澤東趕下去而由他們來單獨進行表演，但是由于蔣介石這個觀眾卻不買他們的賬，于是這些人也就只能在這個廣闊的歷史舞臺上蹦跶幾下，然后便很快就灰溜溜地滾了下去，而又不得不請回毛澤東來挽救中國共產黨，挽救中國工農紅軍，挽救中國革命，當然也包括挽救了他們自己的生命。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歷史，中國革命的歷史，同時也是一部改變了中華民族命運的歷史，因此在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占有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總結歷史的目的，是為了能使后人從中增長智慧，吸取教訓，以便能夠更加順利抵走向未來。所以在總結歷史和分析歷史問題產生原因的時候，必須要做到詳實，客觀。而任何歪曲、篡改歷史的行為，不僅無助于后人能夠從中認清未來的發展方向，反而還只能是陷入更加的迷茫
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每一步過程，早已充分印證了毛澤東思想是毛澤東為中國革命所貢獻的卓越智慧。如果說周總理和朱老總等人確實為中國革命，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貢獻了多少他們個人的聰明智慧，那也不過只能是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由于充分地發揮了他們個人出色的具體工作能力從而才所取得的卓越成就，用事實印證了毛澤東思想的英明偉大。所以，毛澤東思想是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為中國革命、為中國人民、為我們中華民族做出的無以倫比的歷史性貢獻，而絕不是什么全黨智慧的結晶。反之全黨同志和中國人民，乃至整個中華民族正是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才認清了中國革命能夠走向勝利的方向，才認清了中華民族的未來發展方向。
如今公開認可的毛澤東思想，不僅是“集體智慧的結晶”，而且還更是排除掉了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建設，尤其是排除掉了毛澤東晚年的文革思想。因此說，毛澤東思想也就只剩下了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指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思想。從當年中國革命遭受挫折和取得勝利的過程來看，毛澤東思想就更不是什么集體智慧的結晶了。
當年中國革命遭受挫折的時候，也就是毛澤東被極左分子們排除在了領導集體之外的時候。而在這個期間周總理和朱老總卻還都在領導集體之類。雖然毛澤東被排除在了領導集體之外，然而周總理和朱老總卻完全可以用他們的聰明才智，去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可是歷史雖然給了周總理和朱老總這樣的機遇，可惜的是周總理和朱老總卻沒有展示出他們的什么聰明才智。
毛澤東重新走上領導崗位之后，在毛澤東的英明指揮、調度之下，周總理、朱老總、林彪、彭德懷、劉伯承、鄧小平、劉少奇、任弼時、張聞天、王稼祥、楊尚昆、鄧發和陳云等，就連死不悔改的左傾機會主義分子博古和凱豐等也都能分兵把口，從而用自己的辛勤工作，為中國革命建立了屬于自己的不朽功勛，從而絕大部分也都成為了無產階級革命家。如果不是由毛澤東來重新領導中國革命，這些人恐怕就連個革命烈士的榮譽都不可能得到。
我國有句流傳甚廣也甚久的俗語，叫作“棍棒底下出孝子”。“棍棒底下出孝子”現象，突出地反映了我們的傳統文化中缺少形式邏輯的知識和我們中國人缺乏邏輯推理能力的這一問題。在特別講究孝的我們中國，每一對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兒子能夠成為孝子。但是由于我國的傳統文化中沒有形式邏輯方面的內容，因此父母也就只能用“烏鴉反哺”和“羊羔跪乳”這樣的現象而不是用富含邏輯知識的道理才能將自己的兒子培養成為孝子，而兒子更不知道為什么要成為孝子，于是孝子也就只能在棍棒這種嚴重的家庭暴力下產生了。
當年的中國革命屢遭挫折的原因盡管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一度把持了中國革命領導權的那些左傾機會主義分子們認識問題的能力太低，因此才不具備僅通過理論分析就能夠認識到毛澤東所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這條具體道路，是中國革命唯一正確道路的這個能力，才不具備只通過邏輯推理就能夠認識到毛澤東思想偉大正確的這個能力。直到蔣介石的窮追猛打打疼并打怕了他們，這才幡然悔悟。左傾機會主義分子們的愚蠢，這可真是印證了“棍棒底下出孝子”的這句古話。只不過令他們倍感尷尬的是，用“棍棒”教育了他們的，不是中國共產黨這個他們的爹，而是蔣介石這個中國共產黨人不共戴天的仇人。
遵義會議后，毛澤東重新掌握了中國革命的領導權，于是力挽狂瀾，不但挽救了中國革命，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國工農紅軍，挽救了中華民族，而且同樣也挽救了包括他本人在內的數萬紅軍將士的生命。這其中既有周總理、朱老總、張聞天、王稼祥和彭老總等后來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也有堅定的左傾機會主義分子如博古何凱豐等人，還有當時擔任只負責中央領導人日常生活的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幸虧博古、凱豐等人后來也算是醒悟了，跟著大伙一同走上了毛澤東的正確革命道路。否則他們如果繼續追隨王明，那不啻于就是“孤魂追隨野鬼”。而王明后來果然死在了他畢生向往的異國他鄉的蘇聯并埋在了那里，也的確是成了“野鬼”。
當年中國革命的歷史非常復雜，因此各個時期的歷史細節也更有待于去進一步地發掘。但是任何歷史事件的結論，卻必須要完全符合歷史的大的架構。而歷史的細節也只有發生在歷史的大的架構之內，才能符合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像電視連續劇《亮劍》里的李云龍的那種“亮劍精神”，由于完全超脫了我國抗日戰爭的這個歷史的大的架構，因此也就只能算是意淫而已。
在為了通過否定和妖魔化毛澤東來達到否定中國共產黨、否定中國革命、否定當年中國革命的歷史合理性和現實合法性的歷史虛無主義甚囂塵上的今天，所有要捍衛中華民族的歷史、要捍衛中國革命的歷史、要捍衛共和國的歷史、要捍衛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要捍衛人民軍隊的歷史的人在進行歷史研究的時候，都必須要慎之又慎。所作出的任何歷史結論，都必須要能夠經得起歷史的檢驗，都必須要能夠經得起邏輯上的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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