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紀念陳潭秋烈士犧牲70周年祭奠活動在烏魯木齊烈士林園舉行，新疆自治區黨委、政府、人大、政協、新疆軍區的領導人，以及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喬國禎、陳振亞、吳茂林的子女以及親屬，毛新宇等1000余人參加了紀念活動。李實(毛遠新)與毛新宇握手。張新軍/攝
我的父親毛澤民，是毛澤東的弟弟。他的一生，都在從事黨的經濟工作。父親僅讀過4年私塾，卻善于用金融的手段來集資、周轉。早年曾在家中發行“紙票”，參加革命后長期從事經濟工作，被任命為蘇區首任國家銀行行長。
1910年，伯伯毛澤東去湘鄉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這所新式學堂學費較高，家境并不寬裕的爺爺毛順生，無力同時供養兩個兒子讀書，父親便輟學了，和爺爺一起在家從事農業勞動。爺爺精打細算的生財之道，父親很快就學了個八九不離十。他把買來的牛租賃給農民，農民負責喂養，還能用牛耕地，但牛的“產權”和生下的小牛歸我家。后來，他開始發行“紙票”，“紙票”名叫“義順堂”，相當于信用券。“紙票”的作用，一是集資，并保證一定的年息，也可隨時兌換;二是作為雇工的“工資”;三是可到附近的商號換些糧油食鹽或日用品，人家都認。經過幾年的經營，家里的經濟狀況有了改善。
1921年春節，父親在伯伯的帶領下，離開了好不容易操持起來的家，義無反顧地參加革命，并和我的母親王淑蘭一起來到了長沙。伯伯安排他在自己任主事的長沙一師附小負責庶務，管理學校的經費和教師的伙食。1922年5月，母親在長沙生下了我。父親此時正忙于黨的工作，根本無暇照顧妻女。他給我起名“遠志”，借以銘志。
1923年，父親被黨組織派到位于江西萍鄉的安源路礦，擔任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總經理。為了彌補資金不足，消費合作社發行了股票。每股5角，每年有紅利。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有上萬人，大家踴躍認購，很快就籌集到了7800余元股金。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創辦的經濟實體最早發行的股票。
辦消費合作社是與資本家進行經濟斗爭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合作社成立之前，工人從資方領到的工錢不是現錢而是“礦票”，即礦局發給工人的一種只能在礦區內使用的代金券。資方號稱1元“礦票”抵1元銀洋，在市場上卻不能流通，必須到礦局或資本家操縱的銀鋪去兌換現錢，或在他們控制的商號購買東西。經過層層盤剝，1元“礦票”的實際價值起碼要縮水兩成。為了減少商人在各個環節的中間盤剝，讓工人們買到物美價廉的生活用品，父親派人去長沙、漢口等地采購貨物。為減少運費，購回的貨物一般由俱樂部所屬的株萍鐵路職工順車捎回。這樣一來，消費合作社售出的貨物價格比當地市場至少便宜1/3以上。父親用金融的辦法幫助貧苦的工人，合作社賺了錢，又給黨中央提供了活動經費。
1925年，伯伯、父親回到韶山發動農民運動，建立韶山黨支部。當時伯伯身體不好，父親剛做了闌尾切除手術，我們家經常有許多客人。那個時候我只有3歲，比我小5個月的毛岸英成了我的“小尾巴”。父親一旦空閑下來，經常是左腿上坐著我，右腿上坐著岸英，給我們講“孫悟空大鬧天宮”的故事。
日后回憶那次在韶山發動農民運動的經歷時，伯伯、父親都用了“逃”這個字。對父親來說，這個字更加沉重。當時，由于被軍閥趙恒惕通緝追捕，他被派往廣東。臨行前，老實憨厚的父親作出了一個讓家人意想不到的沉重決定——跟相濡以沫的妻子、我的母親王淑蘭離婚。
父母的感情非常深厚，從未紅過臉。可是，父親意識到，自己參加革命工作是要掉腦袋的，而母親是小腳，不可能跟著他在外面奔波，留在家里的危險更大。他不想因為自己而連累妻女。事實證明，父親的憂慮并非杞人憂天。1926年和1929年，母親兩次被敵人抓進監獄。第一次，鄉親們聯合為母親作保，證明她和父親已離婚了才得以幸免。
在我的印象中，父親這一生最具傳奇色彩的經歷，應該就是擔任首任國家銀行行長了。在1931年舉行的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被任命為臨時中央政府財政委員會委員。同時，這個新生的紅色政權決定創辦自己的國家銀行。
1932年2月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在江西瑞金葉坪創立。當時，算上父親，只有5名工作人員：業務科科長曹菊如，會計錢希均(父親的第二任妻子)，一名出納員，一名勤務員兼管兌換。這恐怕是世界上最小的中央銀行了!父親走馬上任后，遇到最大的問題是銀行的啟動資金。父親找伯伯要錢，伯伯開玩笑地說：“你老婆不是姓錢么?找她去呀!”同年3月下旬，紅軍攻下福建漳州，父親率領前方沒收征集委員會來到漳州，宣傳沒收、征發的政策。對惡霸、地主、軍閥的財產進行沒收;而一般的工商資本家和華僑資本家，不沒收，但接受捐款。這次出征，紅軍不僅得到了大批軍用物資，籌集到了許多金銀首飾以及蘇區奇缺的布匹、醫藥、汽油和食鹽，還籌得100多萬元大洋的軍費。
有了人民政權，就應該有自己的貨幣。發行紙幣，紙張必須堅韌耐磨，而紙張只能從白區進口，國民黨軍對此封鎖很嚴。父親發動群眾，采集纖維多的樹皮、竹子、麻，收集破布、破鞋等原料。要發行紙幣，還要有人設計票面圖案。父親聽說在長汀城里有一個叫黃亞光的人能寫會畫，但被當做“社會民主黨”嫌疑分子關押。他找到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要求釋放黃亞光。人找來了，可是，畫圖連個圓規都沒有。后來，還是父親托人從上海買來了這些工具。紙幣的防偽也是個大問題，有一次，錢希均織毛衣時不小心碰到了火，發出了很臭的氣味，父親受到了啟發，原來毛線燒著了有臭味，他就在紙漿里放了一些破羊毛，這樣紙幣一燒就會有臭味。
1932年7月，國家銀行正式發行統一的新貨幣。當時的老百姓只相信銀元，國家銀行發行的貨幣如何取信于民呢?父親采取的是銀元本位制加物資本位制的方式，一元票子等同于一元銀元，沒有那么多銀元，就要有相等量的物資做準備。他意識到，保證紙幣的信用，才能保證紅色政權的信用。1934年初，第五次反“圍剿”失利，蘇區財政經濟每況愈下，加上反動派煽風點火，紙幣流通受阻，信譽嚴重降低，以至于發生了擠兌。對此，父親指示金庫拿出現洋，堅持按一元蘇區紙幣兌一元現洋。兩天過去了，眼看著庫存的現洋所剩無幾，大家幾次請示他，是不是停止兌換。父親卻態度堅決地說：“不能停!”他到處組織貨源，3天后，包括日用品、布匹、食鹽在內的一大批百貨物資終于運抵蘇區。父親讓運送物資的車隊滿大街轉悠，同時再貼出告示：各消費合作社出售的貨物，只收蘇幣，不收現洋。于是，群眾又紛紛爭兌紙幣。結果，銀行收回的現洋比兌換出去的還要多。
父親不在身邊的日子里，母親帶著我顛沛流離。1929年，由于叛徒出賣，母親被關進了長沙監獄，我被寄養在鄉下的親友家。1930年初，母親為了秘密聯絡的需要，讓人把我送到了她身邊。與她同牢房的羅醒同志也帶著小兒子，名叫華初，比我大一歲，我倆就一起承擔了秘密交通員的工作。直到這年7月，彭德懷帶領紅軍進攻長沙時，母親才帶著我越獄逃脫。
1937年，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這時父親來信，希望把我送到延安去讀書。1938年3月底，我和表姐等到了延安。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我抵達延安前的兩個月，父親離開延安去新疆工作了，我錯過了見父親最后一面。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后，父親仍沒有從新疆回來。我也曾聽到有關父親犧牲的消息，卻不敢也不愿意往壞處想。伯伯毛澤東參加重慶談判回到延安的第三天，我因為擔心他的安危，跑去看他。這天和我一起去的有余建新(父親的戰友)和我的愛人曹全夫。伯伯留我們一起吃飯，做了一大碗扣肉，邊吃邊說話。談笑之間，余建新突然拿出我父親的照片問：“這人現在哪里?”歡樂的氣氛驟然沉悶下來，伯伯臉色陰沉，眉頭緊鎖，嘴角抽動了幾下，半晌才輕聲說：“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了。”如晴天霹靂，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多少年來，我一直在盼望父親歸來啊!我竭力克制自己，不要當著伯伯的面悲傷。可是怎么也克制不住淚水。尋蹤過程中我了解到，1940年，父親去蘇聯治病后又義無反顧地回到了局勢相當險惡的新疆，他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果然，不久之后，父親被軟禁，后被關進了新疆第二監獄。
1943年9月27日，盛世才為了向蔣介石表功，秘密殺害了父親、陳潭秋和林基路三人。父親被害的真相，直到解放后盛世才手下的警務處長李英奇等被抓捕歸案時才真相大白。
作者：毛遠志，毛澤民之女，湖南湘潭人。1922年5月出生。1938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新中國建立后，曾在江西省婦聯、中南軍區、中央組織部、工業交通部等單位工作。1990年7月逝世。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