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是世界上建立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從蘇維埃政權成立初期，就表現出較為嚴重的形式主義弊病，在某些歷史時期甚至泛濫成災。形式主義的大量存在，不僅不利于蘇聯政治的健康運行，而且也成為蘇聯民主政治發展進程中的一大障礙，甚至可以說，它是蘇聯解體、蘇共敗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通過對蘇聯政治生活的考察，形式主義主要有以下幾種表現：
政治結構與政治過程的形式主義
蘇聯政治體制、政治權力的劃分與配置、政黨制度、選舉制度、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制度性安排，應當說是在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構建的，但在實際的政治運作中，這些具有現代色彩的政治結構，卻無相應的功能或功能不全，甚至在現代民主政治的形式之下行起了違背民主的做法。例如，按照“議行合一”原則而構建的蘇維埃制度，到最后卻變成了如蘇聯科學院國家與法研究所鮑·托波爾寧教授所說的“婚禮上的閑人”。
政治過程的形式主義是政治結構形式主義的結果。政治過程形式主義最為典型和集中的表現就是人民群眾政治參與的形式化，表面上看起來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其實并不是基于民眾自覺的政治活動，而是被動員起來的，有時甚至是強迫的。倫敦經濟與政治學院學者喬治·肖夫林在談到“斯大林主義的儀式”時說道：“成千上萬的人排著整齊的隊伍，慶祝黨認為具有積極意義的事件，參加為表示支持和平或僅僅為歡迎某個來訪貴賓而舉行的集會。這些游行集會的目的在于給人一種群眾參與的印象”。雖然這種被安排的政治參與對于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初的勞苦大眾具有一定積極的政治意義，可以培養他們的政治參與能力，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社會條件的變化，徒有其表的、形式化的政治參與產生了負面的政治效果。
脫離客觀實際的教條主義
教條主義的典型表現是政策的意識形態至上性。意識形態是一個執政黨的基本理念，而政策則是意識形態在具體實踐領域里的反映。政策符合意識形態的要求本無可厚非，但在蘇聯卻變成了一種缺乏彈性的、絕對化的制度性要求，只有符合了意識形態的框框才允許出臺，至于政策的真實有效性則退居到次要地位了。
例如，在1929年底，斯大林不顧具體國情，宣布廢止新經濟政策，強制在農村推行全盤集體化政策，進而在全盤集體化的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在斯大林看來，社會主義社會是不能允許作為剝削階級的富農階級存在的，消滅富農階級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要求，因此，消滅富農階級的運動就是對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這一政策給當時的農村與農村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是巨大的。又如，進入20世紀50年代，機器拖拉機站和集體農莊的分離已經不再適應當時的生產發展形勢了，但是，斯大林依然相信生產資料公有制程度越高、經濟核算單位越大，就越是社會主義，因此，仍然堅持合并集體農莊，使其規模擴大一倍多。
藐視人民群眾的唯上主義
蘇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等級鮮明的科層制官僚體系，而干部任命制、終身制更是強化了官僚體系的等級結構。由于上級掌握著對下級干部的錄用、晉升與獎懲的權力，而作為國家主人的人民群眾只是名義上的，這就在蘇聯直接促成了唯上的官場文化，即只對上負責，并賦以政治忠誠，而對下、對群眾可以不負責(盡管在官員的政治言辭里到處可以看到“人民群眾”的字眼)。在這種情況下，下級官員對上級領導的逢迎拍馬、討好獻媚就成了蘇聯政治生活中一道特殊的“政治景觀”，其極致的表演則是對領導人的個人崇拜。
這樣，官員要對黨和人民群眾的政治忠誠，卻搖身一變而成了對領導人的人格化的政治忠誠。當然，這種政治忠誠還是要打上黨和人民的印記的。但這種人格化的政治忠誠也不是純粹的，掩蓋在其背后的仍然是私利的目的。
應當說，在蘇聯政治體制的設置中，每一個部門、每一個崗位都有其特定的職責，但是，這種看起來各司其職、各司其責的科層制官僚體系，在實際的運行過程中卻表現出嚴重的官僚主義作風。這在某種程度上與“唯上主義”有著密切的關系。在唯上主義的刺激下，整個官僚隊伍中會形成不同的宗派體系，例如，地方派、部門派以及勃列日涅夫時期因裙帶關系出現的“官僚氏族集團”等;在下級官員之間，除了爭相對上級領導獻媚之外，還會表現出對上級的政治依附心理和工作主動性的喪失，表現出為了官位與權力而彼此明爭暗斗，表現出不講原則的相互扯皮、推諉、不負責任、效率低下等官僚主義的怪現象。這種官僚主義的現象在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初即現端倪。例如，1922年2月，莫斯科消費合作社為了解決饑荒問題，決定從國外進口罐頭，但是由于與外貿部扯皮一個多月仍不能做出決定，到最后只好提交政治局加以裁決。還有像是否增加運糧的車皮和存放糧食的庫房、干部休養所的歸屬問題、是否允許出售外國書籍、誰出國購買機車問題等十分細小的問題都要由黨中央、政治局討論定奪。列寧對此十分反感，并抱怨說：“有些具體的小事情都搬到政治局去解決了。”
不著邊際的務虛主義
由于蘇聯是在一個落后的國家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其崇奉的意識形態與其社會現實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差距。為了彌補這種差距，蘇聯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面進行了很大的努力。例如，蘇聯在1928-1937年的兩個五年計劃里就建成了工業化國家，并一躍而成為歐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大國。但是，這種以犧牲個人消費為代價、以政治承諾和政治動員為抓手的、命令型的發展模式，實際上是一條偏頗的道路，它不僅沒有帶來政治與經濟之間的均衡發展，也沒有帶來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相應跟進。這種發展模式在初期還能夠激發人們的革命熱情，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政治承諾一直未能得到兌現，人們的革命熱情必然處于衰退之中。但這種命令型發展模式猶如上了發條一般延續了下來，而與之相匹配的政治動員也得以延續，因為假如離開了政治動員，包括經濟組織在內的各種組織的運行就如缺少了潤滑劑。
盡管政治動員并不完全是毫無意義的，但在蘇聯它卻越來越脫離人民群眾的實際，越來越不著邊際。可以說，蘇聯政治動員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例如，發動群眾運動、樹立典型、各種形式的競賽與表彰等。但在諸多的形式中，會議可謂是蘇共最擅長的政治動員模式。從會議的本質看，它是用來商議重大事項的，同時，參加會議的主體應是平等的。但蘇聯的會議多變成了傳達領導的講話、指示與號召，學習官方文件，下達任務的場所。盡管會議越來越程式化、空洞化，但是，官員們卻樂此不疲。因為只要開了會，他們就是在做事，自然也就好向上級交代。姑且不論會議的內容與效果如何，但認認真真走過場，即使造點聲勢、搞點排場、多花一些公帑、說些“假大空”的話、玩些數字游戲等，那也是不會得咎于上級的。于是，在這樣的政治環境的熏陶下，官員們都變成了演說家、宣傳家、空談家和“秀場”高手，他們熟練掌握了一套“假大空”的政治言辭，但也因此，他們與群眾的距離越來越遠。
政治言辭的抽象主義
與上述情況的起因相同，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蘇聯，其崇奉的意識形態與其社會現實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差距，這就使得蘇共在執政過程中，一時難以依靠具體的政策來贏得民眾的政治認同和支持，只能較多地求助于教條化的、向人們描繪了美好未來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運用抽象的國家和民族利益等符號和情感，唱一些好聽的、空泛的高調，許下一些遙不可及的諾言，以此作為贏得群眾認同和支持的武器。
例如，斯大林提出了“一國建成社會主義”(1936年)、“向共產主義過渡”(1939年)的理論，赫魯曉夫提出了“全面展開共產主義建設”(1959年)的理論。從斯大林到赫魯曉夫，理論的調門是越來越高，距離現實卻是越來越遠。盡管勃列日涅夫以其“發達社會主義”理論對赫魯曉夫的建設共產主義理論進行了修正，似乎向后作了退卻，但并沒有拉近和現實的距離。
值得指出的是，在蘇聯抽象的政治言辭里，還帶有鮮明的革命色彩。例如，在蘇維埃政權成立之際，列寧接受了托洛茨基的建議，把政府稱作“人民委員會”，部長稱作“人民委員”，因為這樣的稱呼更具有革命色彩。列寧提出把“帶有侮辱的意思”的“雇農”改稱“農業工人”。在“大清洗”期間，幾乎所有的逮捕和槍決都是以“黨和人民”的名義進行的。又如，蘇聯很多城市都以領導人的名字命名，如把彼得堡改為“列寧格勒”、把辛比爾斯克改為“烏里揚諾夫斯克”、把伏爾加格勒改為“斯大林格勒”等，同時，還有許多工廠、車間也多以“紅色”意味的名稱命名。這一類革命性的政治言辭當屬典型的形式主義作風。
形式主義產生難以估量的負面政治后果
客觀地說，蘇聯政治生活中的形式主義在特定的社會條件下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它帶來的更多的是難以估量的負面的政治后果。具體來看，主要有：
民眾對政治冷漠，整個社會彌漫著犬儒主義的氣氛。一方面，政治結構、政治過程的形式化的直接后果是，政府與民眾缺乏交流而彼此隔膜，民情、民意難以表達，即使有所表達，也常常被隔絕于政府的政策過程之外。民眾的政治參與屢遭挫折，難免會產生對政府及其領導人的不滿，并對自己的政治效能產生懷疑，并對政治心灰意懶。另一方面，從國家領導人那里，民眾只能批發到大量空洞的高調和很少能夠兌現的許諾，而且國家領導人在要求民眾忍受現代化過程中的種種痛苦和損失時，以他們為代表的政府官員卻在一邊玩法弄權，大搞權權交易、權錢交易，甚至為一己之權力和私利不惜大搞政治陰謀，進行殘酷的權力斗爭。日益讓人對政治心生厭惡，難以樹立起對政治的信心。
整個國家失去了創新的動力，進而失去了創新的能力。形式主義之下的教條主義有一個基本的假設：蘇共所崇奉的理論體系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絕對真理。人們只能遵從它，而不能懷疑它。對此，戈爾巴喬夫進行了反思：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是一個極其公式化的‘模式’。它是建立在不允許對之進行再認識的意識形態、原則和規范的基礎之上的。斯大林對這些原則和規范的解釋更使它們成了僵硬的教條。這是半宗教式的信條，它完全不能容忍不同的意見，并無情地鎮壓在某些問題上和某些方面不能聽命就范的所有人”。這種情形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人們的創新。勃列日涅夫可謂保守的典型。俄國學者格·阿爾巴托夫是這樣評價勃列日涅夫的：思想保守、墨守傳統;對新生事物簡直就是個過敏反應癥患者。”勃列日涅夫(以及像他一樣的成千上萬個大大小小的勃列日涅夫)的保守，使得蘇聯社會進入了“停滯”的時期。
官員的貪污腐敗現象屢禁不絕。蘇聯的官僚隊伍當中盛行的唯上主義，可以說是官員貪污腐敗的溫床。在列寧時期蘇聯已出現腐敗現象，列寧把“貪污受賄”看作是蘇維埃政權面臨的“三大敵人”之一，并對之進行了嚴厲的批評。然而，官員的貪污腐敗現象并沒有得到有效遏制。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更是形成了隊伍龐大的官僚特權階層。這一階層被認為是蘇聯解體、蘇共敗亡的重要因素。
當然，形式主義帶來的政治后果不止于上述的三個方面，還有諸如政治信息的傳遞不規范、不透明，以至于人們挖空心思去揣摩領導人的政治意圖和政策取向，從而在造成政治運行成本高昂的同時，也導致小道消息、政治流言的盛行;人們說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從而造成國民人格的分裂與政治上的偽善等。
前車之鑒，后事之師。蘇聯政治生活中形式主義的教訓是深刻的，是值得我們認真汲取的。在反對形式主義的今天，我們謹記鄧小平同志的話是有益的：“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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