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陳平總書記回憶錄《My Side Of History》 張泰永編譯
七
勛章….道歉信….政治對抗在加速
【導讀】萊特回來的時侯，馬共的整個思想和群眾路線發生了重大改變。從此以后，我們不再把自己當作是華僑。不僅如此，我們把自己當作是本地的馬來亞籍華人。我們屬于馬來亞的一個民族。我們效忠的對象是馬來亞，而不是中國。
1946年1月的第一個星期，我作為三粒星軍隊8人代表團之一，從吉隆坡出發前往新加坡，出席東南亞司令部盟軍最高統帥蒙巴登海軍上將主持的一個特別授勛儀式。按照預定程序，我們每個代表都會獲頒兩枚勛章——緬甸星勛章和1939/1945星勛章，以表彰我們在二戰中的貢獻。
英國軍管政府為我們訂了豪華的住處——著名的萊佛士酒店。1月6日，我們在摩托車警衛隊開路護送下，經圣安德魯天主教堂，被載到離酒店不遠的市政局大廈，現為市政廳大廈。抵達時，英國皇家海軍軍樂隊已經在那里操演。我們身穿自己的軍裝，被迎至靠近市政局大廈臺階前的大草場的一個位置。一面英國國旗就披在講臺上。講臺置于通向大廈大門一段臺階半道的中央，講臺左側放了一張小桌，桌面鋪了布墊，上面擺放著要頒發給我們的勛章。
您也許會問，為什么日本投降已經快5個月了，英國人還那么破費，那么費時費事，那么大張旗鼓地褒獎我們?別忘了，我們16名游擊戰士于1945年9月12日就曾經參加過官方在這同一個地點舉行的勝利慶典，并且被安排站立在顯眼的位置。此外，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的一個特別代表團被邀參加1946年6月8日在倫敦舉行的勝利大游行，其安排已經敲定。難道這次1月6日的展示又是一次宣傳花招?其目的是不是想以如此大肆吹捧使我們得意忘形，進而希望達到破壞我們反對殖民主義的決心呢?如果真是這樣，蒙巴登海軍上將和他的最高司令部的參謀們未免打錯了算盤吧。
那天上午，和我們一起站在市政局大廈外面出席慶典的，還有兩位國民黨華人、三位馬來人和單獨一位星華義勇軍的華人代表組成的不同團隊。他們也是前來領取跟我們一樣的獎章的。英國人是不是想通過這種誤導性的姿態來展示它愿意對所有不同政治信仰的人一視同仁呢?或是讓事情看起來沒有種族傾向?解密文件如今揭露，戴維斯在停戰后不久，就已立即要求應該對馬共的戰士頒發獎章的。但是他的這一建議的好處，經過漫長和繁復的程序才得到當局認同。他的建議最初提出來時，并不受歡迎。如果整個馬來亞的內亂不再升級的話，有關方面原本很可能把它束之高閣的。某些方面大概以為，只要我們多加安撫吹捧，事情就能改觀。
蒙巴登在講話里提到我們在盟軍對日作戰取得的偉大勝利中所作出的貢獻。他一講完那熱情洋溢的演說，便離開講壇，步下臺階，走到我們隊列面前，停了下來，同每位馬共游擊戰士握手寒喧，親自對他們的無私和勇氣表示謝意。然后，最高統帥走回臺上擺放獎章的小桌旁，我們一個個被叫到桌子面前，便于他把獎章親自別在我們胸前。我們一個個握緊拳頭，舉到帽檐向他敬禮，而這位東南亞司令部最高統帥則以正規的皇家海軍禮回敬我們。
當天傍晚，我們還得穿上整齊的軍服，出席在新加坡政府大廈，即現在的國家宮舉行的盛大雞尾酒會。蒙巴登也蒞臨酒會。我們都注意到他身上佩帶各式幑章里，有一枚蔣介石總司令授予他的特別星勛章。他又一次來到我們跟前，同每位馬共代表團的成員握手，用為了這個場合特別學會的幾句華語，向我們每個人表示感謝。我還能和眾多英國陸、海軍將領打交道，并且同前第14軍司令邁爾斯-登布希中將作了短暫的交談。邁爾斯原本準備率領英軍反攻馬來亞，但由于日本宣布投降，原定計劃只好作罷。不過，這位將軍還是指揮他的反攻部隊登陸，我親眼目睹了在摩立海灘登陸的部分場面。他如今是東南亞盟軍陸軍部隊總司令。
從雞尾酒會回到萊佛士酒店的時候，我們又獲悉英國軍管政府給我們第二天安排了一個緊張的參觀軍事項目的行程。根據計劃，馬共代表團，還有國民黨和馬來人的代表團，將同我們一起參觀島上的英國軍事基地。顯然，這樣一個要求我們參加的煞費周章的訪問行程又是一個宣傳花招。在我們馬共看來，英國軍管政府的用意在于向我們展示：如果我們敢于向戰后重返馬來亞和新加坡的英國人的權利挑戰的話，我們必將面對的真正是什么。具體行程是按以下順序參觀：設于三巴旺海軍基地的皇家海軍遠東總部;皇家空軍實里達空軍基地;設于阿歷山大兵營的陸軍總部。到達每個點時，有關基地的司令都將以英國接待貴賓的正規禮儀親自出來接待我們。
馬共代表團開會長談至深夜，最后得出結論，即我們應該利用這一千載難逢的機會，表達黨對英國軍管政府在處理宋光同志的方式的不滿。因此，當戴維斯和我們的官方人員第二天一早來到的時候，我們斷然拒絕離開酒店的房間。我對戴維斯解釋我們抵制參觀的原因。我們的態度看來使他非常生氣。他極力想勸服我們改變態度。我可以感覺得到,他在控制心中的氣惱，就像過去有好幾次在我們霹靂營地遇到問題時我見到的那樣。不過，我們堅決不讓步，并且只是臨時才通知萊特我們的堅定立場，使他來不及改變我們的主意。最后，我們堅持立場不去，國民黨華人和馬來人代表團則按原定計劃出去參觀。
戴維斯對此決不愿善罷甘休。他一回到吉隆坡，就立即主動要求同萊特、劉堯和我在我們總部開會。對戴維斯來說，同他在一個房間里開會的，是前馬共軍事委員會全體成員。他決心要充分利用這個機會。他以溫和的口氣作了簡短的開場白后，便提出由于我們游擊隊代表團在新加坡對三位英軍現役司令有所不敬，我們理應寫封信道歉。接著，他又強調這封信最好只是直接寫給蒙巴登上將本人。
我給這非同尋常的要求嚇了一大跳。使我更加驚異的是，戴維斯已經為我們準備好了一封直接致最高統帥的用打字機整齊地打的道歉信，內容涵蓋了英國人要我們說的話。在這張單頁紙的下端，留有適當的空白位置，等待我們在上面簽字。我的感情由驚異變成憤怒。劉堯和我都望向萊特，看他會不會啟示我們下一步該怎么辦。可是，這位馬共最高負責人卻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耷拉著腦袋，一言不發。
我心想，英國人密謀通過這種對待調皮小學生的辦法來展示他們的實力。這簡直是一種侮辱。我又一次盯住萊特。可他還是沒有反應。劉堯和我沒其它選擇，只好簽了字。我們這樣做是很不情愿的。通過原先的抵制行動，我們是有意向英國人宣泄我們對他們在馬來亞推行的選擇性公正及其相關威脅的強烈不滿。英國殖民統治者對抵制策略實在惱羞成怒。他們認為非讓我們當場受辱不可。于是，就設計出要我們卑躬屈膝的道歉信。據我所知，英國人把這封信當作一封絕密文件，之后從來沒有公開暗示過，更不用說拿來發表了。在一連串促使我們下決心走上武裝斗爭道路的事件中，這是又一起關鍵性事件。
確保我們在那張事前準備好的道歉信上簽名，是戴維斯最后一次以官員身份和我們打交道。此后不久，他特意前來向我們辭行。他要返回倫敦去了。他說，回國是為了從軍隊退役，不過，他同時表示，有意重回馬來亞出任文職人員。
正好是在令人氣惱的道歉信這個插曲發生后兩個星期，萊特召開了他稱之為“中央委員會第八次擴大會議”的中央會議。這次會議在吉隆坡舉行。他邀請各州派代表出席。每個州都派出好幾位高級干部來參加。最后選出一個12人中央委員會，接著又由它選出原已存在4個月的臨時舊機構的那5個成員組成常務委員會，作為黨的政治核心。這5人組合，隨后被稱為中央政治局。此后不久，馬共把其活動區域，從策略上劃分為三個部分，即由柔南黨的高級干部陳勇擔任負責人的南馬局(包括新加坡、柔南和柔北);我們的中馬局(包括馬六甲、森美蘭、彭亨和雪蘭莪)則落到楊果肩上;我本人負責北馬局(包括霹靂、檳城和吉打)。
就在同一個1月會議上，萊特還推出他為黨制定的新政策。他稱之為建立“馬來亞民主聯合戰線”。其意圖是要同其他黨派結成廣泛聯盟。此外，它的目的還在于擴大我們公開戰線的活動范圍。這個政策密切配合在數星期前成立的得到黨支持的兩個政治組織：馬來民族黨和馬來亞民主同盟。萊特企圖以此來安撫黨內那些依然相信對英國人采取調和和合作政策，將使我們一事無成的同志。
他建議我們應該以兩種前途來考慮我們的斗爭。我們可以追隨印度支那和荷屬東印度(即印尼——譯者)的方式，此時他們的民族主義組織正開展武裝斗爭，以反對各自卷土重來的法國和荷蘭殖民統治當局。他說，選擇這條道路意味著必須付出即時的大量的流血犧牲的代價。或者我們可以等待。萊特承認，英國軍管政府正加緊采取鎮壓行動。他辯說，與其和它正面對著干，我們倒不如通過他的聯合戰線途徑，利用目前的政治形勢，以促進他所謂的“革命高潮”的到來。
萊特清楚意識到，黨內普遍存在因示威游行死亡人數不斷增加和英國軍管政府采取其它許多鎮壓措施引起的不滿情緒，因此，他也只好承認武裝斗爭是不可避免的。不過，他把它當作是沒有特定時間范圍的長遠目標。
我對萊特不再抱幻想，是從去年8月他突然改變政策方向開始，接著他又同意那封致蒙巴登的道歉信，使這種醒悟繼續提高，到了吉隆坡會議上，這種醒悟真的令我深感憂慮。在和一位代表私底下交談時，我獲悉有兩名黨員剛由萊特提名被接受為中央委員，他們實際上已經不再是馬共正式黨員。他們中一個曾一度擔任森美蘭州委書記，他的別名叫羅須磨，另一個是他的助手阿山。
羅和阿山都曾被日本人逮捕，經不起嚴刑拷打，出賣了黨的秘密。他們是在接受充當日本人特務的條件后才獲釋的。特高科還發給他們每個人一支手槍防身。根據黨對經不起日本人嚴刑折磨的黨員的有關政策，羅和阿山最后被接受回黨的懷抱，不過他們的身份只能是同情者而已。
萊特之所以能夠操縱這兩個中央委員的任命，完全是因為他利用當時黨的嚴密組織的方式。根據為安全需要制訂的嚴密措施規定，每個黨員都不得過問與自己無關的事情。各個州的州委也是根據這個規定工作的，也從來不去干涉其它州委組織內部的事務。因此，沒有任何人知道他們曾經和日本人合作過;這兩個與敵人狼狽為奸本應終身被禁止入黨的人卻被選入馬共最高秘密決策機關。實際上，對他們的各自任命，都是對組織安全的嚴重破壞。萊特作為中央書記，肯定比任何同志都清楚每一個人的詳細情形，怎么能對黨的規定如此肆意破壞呢?羅和阿山進入中央委員會以及他們因此而欠下萊特人情債的明顯事實，引起我的密切關注。
就在八中全會舉行其間，我們于1月29日發動了全馬24小時總罷工。這是對宋光案件以及對強加于其他霹靂工會負責人的罪名和刑罰的抗議。在蒙巴登如今履任的新加坡，我們估計有約20萬人響應我們實行罷市抗議的號召。這一聲勢浩大的支持浪潮，使英國人開始相信，如果我們受到挑釁，我們完全有力量使全島陷入癱瘓狀態。在一份有關此次事件的報告中，蒙巴登不能不承認馬共組織能力之高及其在島上的廣泛影響力。在馬來亞，情形也不遑多讓。然而，馬來亞兇狠的警察和軍隊巡邏隊，卻強迫一些居民區的店鋪繼續開門營業。
出乎意料的是,在我們發動總罷工5天之后,英國軍管政府突然把被判4年監禁刑期而還剩3年9個月刑期的宋光提前釋放了。大多數人認為，這是我們1月29日行動取得的直接成果。當然，他們完全不知道有致蒙巴登的道歉信這回事。我一直懷疑萊特和英國人在搞秘密交易。假如他能成功促使簽署這封道歉信，那宋光就會盡快于最適當的時候獲得釋放。宋光獲得自由的時間非常短促。緊急狀態時期，他又因為是共產黨人而再次被捕，并被驅逐回中國。他于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不幸在中國逝世。
就在工潮日益擴大的時候，有位不速之客來造訪我。他就是東南亞最重要的共產黨人物——暹羅共產黨總書記李啟新。他在日本占領時期就和我們有接觸。他就是兩年前曾通過我的辦事處以“老黑”的名義寫信給萊特的那一位。他也是我們中央書記自稱非常熟稔的哪個人。李這次在吉隆坡短暫逗留期間，還有另一位本地區共產黨人物阿里明陪同。而阿里明原為印尼共產黨排在前三名的著名領導人之一。阿里明曾在共產國際遠東局上海機關工作，之后轉去莫斯科共產國際總部任職。
李和阿里明從曼谷經陸路聯袂來馬來亞，準備同馬共最高領導層進行商談。他們期望馬來亞、荷屬東印度和暹羅三國共產黨之間建立起更緊密的合作關系。我負責帶他們一起去見當時也在吉隆坡的萊特。會面的地點就選在劉堯的豪宅。當輪到我給他們作正式介紹的時候，很明顯，李完全不曾見過萊特。我不禁想起兩年前萊特在美羅說的令人困惑的講話……他是怎么老早就認識“老黑”的……他所認識的這個人又是怎樣有本事的。
接著,我介紹阿里明這位曾獲選為隸屬于莫斯科和上海遠東辦事處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局委員給萊特。事情現在變得更加明顯，阿里明在這之前也從來就不曾遇見過萊特。此時此刻，我的好奇心受到刺激。萊特一離開，我按捺不住問兩位客人，他們過去有沒有見過我們的這位領袖。他倆向我保證，這是他們第一次有幸見到萊特。我們的領袖為什么要騙人呢?
就像我在美羅時所做的那樣，我決心不要再去多想這個令人分心的矛盾。興許會有個說法，興許沒有。我又再一次把自己的觀察收藏在內心深處，并把自己的精力專注于黨的緊急要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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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爆發了一連串的工潮。當然，所有這些工潮都是由黨組織的，但不是由中央而是由各個州委會。中央本身無法應付如此頻繁蓬勃的行動。同英國軍管政府的斷言截然相反，我們完全沒有到處去煽動這些動亂。我們在每個罷工行動中，都聚焦于工人隊伍掙扎求存的實際狀況以及他們的真正要求。正是工人們自己的狀況迫使他們積極起來爭取改善自己的命運。他們的經濟狀況，真是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而正是這種絕境求生的欲望，形成了各州委會組織的罷工獲得激動人心的反應的基礎。如果沒有這個基礎，這些自發性的公眾集會根本就不可能發生。
正當工潮日益高漲的時候，英國軍管政府開始密謀對策。一些高級殖民地專家提出的預測顯示，除非采取某種措施鎮壓罷工及伴之以暴力行動，否則馬來亞和新加坡的經濟將迅速陷入混亂不堪的境地。他們當然考慮到，馬共可能會從這些混亂中謀取自己的利益。
從我們的觀點來看，英國軍管政府對財富的公平分配絲毫不感興趣。貪污受賄日益猖獗。直到最近才有歷史學者揭露，賄賂、剝削、詐騙和各種瀆職行為，充斥此時的英國殖民政府控制的各個部門。法院貪污，文官貪污，軍隊貪污，警察也不甘落后。可軍隊和他們的司令卻動輒開槍殺人。
當種植園的暴力事件蔓延到整個馬來亞，并且逐漸發展到新加坡工業部門的時候，我注意到萊特一直非常低調。他依然極力保持自己神不知鬼不覺的作風,以及從中獲得的保護。但是如今，他的英國間諜秘密身份，無疑使他猶如熱鍋上的螞蟻坐立不安了。日寇占領時期，當同志們要求他把軍事行動升級的時候，他卻堅持要我們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勞工運動方面。如今，勞工運動有了發展，而且，鬧得不可開交了。萊特的長遠政策被證明是一個離奇準確的預言。他應該非常滿意了吧。可惜，他分明是一個不安分的人。操控他的英國官員，必定對他拼命施加壓力，要他壓制工人的罷工行動。
萊特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只有一兩次提及有關罷工的問題。他寧可不與我們正面對抗，因為他知道，首先自己是這個頗具爭議的政策的始作俑者，如今又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功，他怎能推翻它呢!他也知道，如果那樣做的話，就會激起對他的領導的反叛。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發生，他口頭上表示支持繼續罷工行動，而且可以肯定地說，從來沒有表示過任何反對的意見。
察覺到自己在黨內威望日益衰退，我們的中央書記決心打這張證明對提高他過去在黨內威信很有用的國際牌了。他在黨內的閃閃發光的聲譽，說到底是基于他自稱和世界共產主義圈子內的高級人物有密切關系，而且，當然，還基于他自封是共產國際的成員。為了要出國，他需要各種證件。在1946年年中我們于吉隆坡舉行的一次會議上，他要我給他弄一本中國護照，為此，他給了我一張他在吉隆坡影樓拍攝的近照。
吉隆坡蘇丹街有座酒店，是跟財經界和政治界都有良好關系的李孝式家族所擁有。李孝式其后在東姑阿都拉曼的獨立后首屆政府里出任財政部長。李的祖父是靠輸入契約勞工——我們稱之為奴隸勞工到馬來亞和新加坡做苦工起家的。之后，這個家族又經營錫礦場。他們變得越來越富有。到了1946年，入住這家蘇丹街酒店的客人，許多是穿梭于馬來亞和中國之間的商人。這家酒店同當地國民黨領事館有著特別的交情。說來湊巧，我們有位同志和酒店的一名理事有點關系。通過這個關系，我們把一張萊特的照片連同一些錢，交給酒店。隨后不久，我們就拿到一本名叫張展紅的中國護照給萊特。護照雖非完全合法，但很管用。
此時黨的最高領導層中，萊特排第一，陳勇被認為排第二，我被認為是老三。這個排名順序，是萊特本人在去年9月新加坡的中央全會期間宣布的。他這次出國旅行計劃是由新加坡先去香港，最后去上海，希望同中國共產黨取得直接聯系。萊特還宣布陳勇將會和他一起同行。在他倆不在期間，萊特指定我擔任“代理中央書記”。
我現在相信，萊特此時已經開始對他和英國情報機關保持的定期會晤感到擔心。當然，這種會晤到了香港，興許到了上海也必定會繼續下去。問題是要怎么做才不至于引起他的同行者的懷疑呢?所以，他決定把兩人的行程分開。他本人乘客輪直接去香港。而陳勇則乘另一艘客輪，經曼谷去香港這塊英國人的殖民地。萊特堅持說，行程分開來完全是出于安全上的需要。
結果，陳勇乘的船滯留在曼谷。由于無法和萊特取得聯系，他只好坐火車回新加坡。那時，我們對這件事完全沒有懷疑，然而這顯然是萊特制造的整個騙局的一個部分。
中央書記的確按計劃去了香港，隨后又去了上海。可是，他回來后，對此次在國外所進行過的討論，絕口不提。即便是對中央政治局的同事，他連中國黨有什么忠告(如果有的話)，也只字不提。我們得到一種印象，他在上海好像見了周恩來。但他對此不置可否。我后來證實，這不是事實。事實上，與他交談的是周的一個代表董必武老先生。
萊特回來的時侯，馬共的整個思想和群眾路線發生了重大改變。從此以后，我們不再把自己當作是華僑。不僅如此，我們把自己當作是本地的馬來亞籍華人。我們屬于馬來亞的一個民族。我們效忠的對象是馬來亞，而不是中國。
我們開始根據這個路線在我們出版的簡訊和報紙上發表文章，但立即遭到老一輩黨員的反對。那些抗日戰爭爆發后離開中國流亡到馬來亞的中共黨員，全都表示不滿。他們強烈反對把自己的命運跟馬來亞聯在一起，從而切斷他們和中國的聯系。他們也寫文章強調自己是中國人，祖國利益高于一切，應該把精力集中起來幫助中國。他們決心保持自己的華僑身份。
萊特從上海回來也給我們的黨務帶來另一個重要改變。他告訴我們，中央委員會的職能需要大大加強。以此為借口，他建議把中央委員會分為兩個平行的機構來運作。5人中央常務委員會作為黨的最高領導機關，今后不再處理組織方面的事務。相反，她作為中央政治局，應該直接專注于政治方面的決策工作。我們被授予負責宣傳方面的任務。今后，我們要負責監督新統一戰線政策的執行，以及這個政策通過公開戰線的活動取得的進展。
中央委員會的非政治局成員被委任為黨的組織局成員。不論是政治局或是組織局都由萊特直接控制。他認為政治局和各州州委之間的聯系，如果不能完全避免的話，至少也應該加以限制。只有組織局可以和州委一級的黨組織打交道。所有這些新安排，對削弱政治局的權力和威信帶來即時的效應，并且切斷了政治局和黨的基層組織之間的聯系。這擺明是分而治之的一種模式。
然而，萊特的這些伎倆都無法阻擋隨后于1946年至1947年爆發的罷工浪潮的高漲。隨著時間的推移，可以非常明顯地看到，不論是英國人或是中國人的商人、種植園主和礦場主在招聘員工的時候，都對原馬共游擊隊員采取歧視的態度。他們認為，當過共產黨的森林游擊戰士的人，必定是潛在的麻煩制造者。我想，他們有這種想法完全可以理解。中央接到的報告說明，我們的黨員隊伍在這個問題上的不滿情緒日益加深。他們紛紛要求黨采取堅決的行動，并要求中央加緊找出解決問題的對策。
于是，萊特再一次獨斷獨行，他選擇雪蘭莪州委會領導進行特別嚴厲的批評和指責。盡管黨內焦慮不安的情緒事實上來自馬來亞和新加坡各個角落，萊特卻僅僅選擇雪蘭莪州委會，尤其是其書記楊果。大家知道，楊果是中央政治局5人成員之一。在吉隆坡舉行的一次中央委員會會議上，萊特毫不留情面地指責楊果辦事無能，讓雪蘭莪州黨組織陷入混亂狀態。
楊果聽了怒火中燒。他知道，這些指責毫無根據。但他不愿在黨的最高領導層的同事面前為自己辯護。萊特得寸進尺，指責楊果必須對他稱之為“組織危機”的黨內麻煩負責。楊果應該因此而受到處分。萊特提議，楊果必須從州委書記的職位上降下來，并且撤銷他在中央委員會的所有職務。就黨內而言，受到如此嚴厲處分是一件非常可恥的事情。
萊特接著要求每個中央委員發表自己的看法。有些中委迫不及待地表示同意，其余的則保持沉默。我忍不住站起來為楊果辯護，雖然我承認當時我是用非常小心謹慎的方式發言。我的發言首先指出一點，即在我看來，我們討論中的黨的危機，存在于整個馬來亞和新加坡，不只存在于雪蘭莪而已。我認為，中央委員會包括我個人對這個問題，都應該負上責任。我這樣說不言而喻的含意是，如果情形確實如此，萊特自己也該受處分。
大家都等待著我們的領袖聽了會大發雷霆。不過他沒這樣做。不知是我的言語，還是大家普遍感覺到他有點遲疑不決，我可不知道。但是，在全體中央委員面前發泄完他的不滿后，這位黨的領袖決定把對楊果的不光彩降職處分收回，而代之以嚴厲警告處分。楊果一點也不愿接受。他當場提出辭去中央委員會委員和中央政治局成員的職務，并要求把自己降到州一級工作。
接下來是一陣令人難堪的沉默。在場的委員們一個個站起身勸說楊果打消辭去中央委員的念頭。就算萊特自己也緩和了他對楊果的批評。結果，決定挽留楊果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局的職務，不過同意按照他的愿望，允許他搬回他的老家檳城居住。很明顯，萊特意識到，楊果背后有一股強有力的輿論力量的支持。與其同這股力量對著干，萊特最終選擇了給雪蘭莪州委書記象征性地斥責幾句就算了。
隨后不久，楊果離開雪蘭莪搬回他的老家喬治市。事實上，他這次返回檳城，是一次非常有用的讓爭議“冷卻”的機會。但也因此觸發了一連串事件的發生，以致最終清除了黨內愿意同英國殖民主義調和的任何思想。
(節譯自My Side Of History第十章)
八
密 謀 推 翻 叛 徒
【導讀】楊果全然不顧我的遲疑，直截了當地指出：“他是一位國際間諜。”
“我們必須揭露這個人!”我鼓起極大的勇氣，向我的同志說出這句聽起來令他心動的話。此時，早晨的太陽已升上晴朗無云的天穹。…………
就在黨遭到英國軍管政府加緊施加壓力的時刻，萊特卻選擇這極不恰當的時候來破壞中央委員會的團結。他自己對楊果的情況掌握的不夠多，但為了轉移大家對組織內混亂狀態的注意力，他需要尋找一只代罪羔羊。不過，把楊果當著靶子，是一次嚴重的判斷錯誤。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萊特對這樣一個有著長期黨齡的同志如此暴怒呢?正當我一面試圖去分析總書記的動機，一面在執行自己作為政治局委員受限制的一點責任時，我接到了父親的電話。他正經過吉隆坡前往檳城，問我愿不愿陪他一起北上。那是1946年10月中旬，正值雨季前后，天空布滿了熱帶雨云。能到這個島上消磨幾天時間，的確是頂誘人的想法。況且，坤華和我們剛出世的女兒最近搬去檳城，到她媽媽處小住些時日。父親要我駕車送他去哪兒。當時，黨提供一部從日本人手里沒收過來的奧斯汀8型小轎車給我代步。
我就住在岳母家。我們到達后不久，楊果便打電話給我，我們約定兩天后碰面,共進早餐。后來我們如約乘坐巴士去位于島的東北角的丹戎武雅。那天剛好不是周末，那地方幾乎空無一人。色彩斑斕、船頭翹得高高的漁船，一排排地擺放在沙灘上，該是漁民們早前在退潮時停放在那里的。我們來到一間食攤的桌旁坐了下來，各自要了一碟炒面和一杯凍咖啡。
最初，我們盡是聊些無關緊要的小事。接著，楊果突然直視著我問道：“你覺得阿列這個人怎樣?”他用萊特在黨內使用的為人熟悉的化名稱呼萊特，而“列”則是列寧的簡稱。
我對自己該怎么回答沉思了一會兒，然后小心翼翼地說：“我跟平時一樣，把他看作是我們的領袖。”
我知道，我的這位朋友對萊特還很氣。我不清楚他接下來到底想談些什么。以黨的準則來說，這類談話看來的確是很危險的。
楊果全然不顧我的遲疑，直截了當地指出：“他是一位國際間諜。”
我注視著我那杯子，慢慢地攪動著杯里的凍飲，尋思著該怎么回應。我感覺得到楊果的緊張。我問他：“你有什么證據?”
“我敢肯定他是一個間諜。”他以一種不容爭辯的口氣回答。接著，他又說：“戰前，他為英國人服務。淪陷時期，他又充當日本人的特務。我清楚這點。現在，他又重投英國人的懷抱。”
當楊果繼續歷數萊特戰前時期在好幾次警察突襲行動中，都是恰好因為缺席會議而能輕易地逃過被捕的厄運時，我意識到這個話的分量。類似的事情不斷重復發生，就絕非偶然的了。有一次當警察突擊搜查時，萊特實際上也在場，警察對他沒多問幾句，就神密地把他放了，更不用說對他進行審訊了。那時候，對所有被捕的共產黨嫌疑分子進行審訊，是殖民地警察慣用的標準程序。
我承認，我過去有聽過諸如此類的事件。不過，由于我的職務局限于霹靂，從其它州傳到我這里來的消息，往往不是過時，就是含糊不清了。我回想起當時大家都認為萊特每次遇到可能被捕的情況都能“化險為夷”的這種本事，應歸功于他異乎尋常的機警。這正是他的神秘色彩又一詭秘之處。
楊果懊惱地搖了搖頭。接著說：“看看日本人統治時新加坡發生了什么事吧。中委們接二連三被逮捕。接著又發生了黑風洞慘案。萊特本來也要到場的，可他又一次神秘地被耽擱了。日軍襲擊和殺害了我們那么多高級干部。難道這又是偶然的嗎?”這一句問話，我的朋友是帶著嘲笑的口吻說的。
我仔細聽完他的話，腦子里掂量著該怎么說之后，我決定把我對萊特自稱和共產國際高層人士有來往感到懷疑的想法，跟他說了。這個來往看來是虛構出來的。我說起和中央書記在美羅會面時的情景，以及他看到老黑那封信時的反應。接著，我又詳細地說了今年早些時候老黑和阿里明到訪吉隆坡時都異口同聲地對我說，他們過去從來就沒見過萊特。事情不合乎邏輯。難道他繪聲繪色地說的有關他和國際共產黨人士的關系的故事，是為了用來鞏固他在黨內的領袖地位?
楊果和我沉默了一會兒。
最后，我打破沉默。“我們必須揭露這個人!”我鼓起極大的勇氣，向我的同志說出這句聽起來令他心動的話。此時，早晨的太陽已升上晴朗無云的天穹。海面上泛起一點的漣漪。空氣紋絲不動，壓得人們透不過氣來。早先還在那里閑蕩的漁民，這時也回到自己的木屋里去了。偌大的沙灘空蕩蕩的，只留下我倆的身影。
向海那面的大陸望去，可看到吉打峰明顯的深藍色山巒起伏的側影。處身于越來越潮濕的空氣中，遠方看起來是那么的誘人，那么的涼快。我注目進一步朝東來回眺望，我知道那里是中央山脈北端的地方。它從暹羅南部邊境一直向南延伸至馬來亞半島的山脊。在那山巒重疊，瘴氣騰騰的原始熱帶密林中，我們的游擊戰士不顧瘧疾肆虐，為保衛營地而犧牲。沿著這同一條山脈的許多巖洞和地下貯藏室里，深藏著我們戰時歷盡千辛萬苦搶救回來的武器。萊特到底把這些事向英國人透露到什么程度?
楊果和我清楚知道，我們正在謀劃的這件事將會給我們個人帶來的危險。我們采取的任何動作都必須出其不意和迅速果斷，否則，我們根本就不能活著看到其最后結果。這就是黨對密謀推翻黨的最高領導的人所給予的懲罰。
我們倆同意，必須密切注意中央書記的一舉一動，并且等待適當的時機，給他重重的一擊。與此同時，我們將繼續照常履行自己在黨內的職務。
離開丹戎武雅之前，我們就每個中央委員的詳細情況，作了分析研究。我們得出的結論是：除了由萊特違反黨的章程硬硬塞進中央的兩個叛徒外，所有其他中委都是好人。我們相信，為了維護組織至高無上的利益，一旦他們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一定會站到我們這一邊的。現在是萬事俱備，只等時機到來。
時機的到來比我們預期的快得多。楊果和我在海濱商量后只有兩個月，萊特就在吉隆坡召開了一次中央委員會會議。這次，他的做法非常古怪。
會議地點在已故百萬富翁錫礦主陸佑原先建的安邦路豪宅后面一座用木制雙層洋房的地下飯廳里舉行。中央委員們就坐在一張長飯桌前。會議開始沒多久，萊特就宣布自己有其它急事，請求退席。他指示我們繼續進行初步討論，并且在他不在場的時候定下主要議程。這樣做非同尋常。過去他總是堅持會議議程必須由他來準備。
由于我們的領袖突然離開會場，我們急忙選出一名代主席來主持會議。有人建議柔佛的陳勇。他是政治局委員和南方局負責人，也是公認為黨最高領導層的第二號人物。這一提議得到大家的贊成，于是會議繼續進行。我們的初步討論，在萊特不在場的情況下延續了兩天，而他卻不見蹤跡，不知為何花那么長時間不歸?
第一天午膳休憩期間，楊果和我一起走回我在安邦路不用十分鐘就到的住家。那時候，我們夫婦就住在一個擁有六間房屋的大院里。我們的近鄰碰巧是一位和馬來女子結婚的橡膠研究所中級官員。他曾坐過日本人的監牢。
當我們漫步回家時，我感覺得到楊果非常興奮。就在我剛把大門關上后，楊果突然脫口而出：“黨的領導人全都集中在這里開會了，萊特又不在，這正是我們需要的千載難逢的時機。”
午膳期間，我們討論了要如何行動的問題。自丹戎武雅會面后，我倆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來觀察萊特是怎樣處理黨的事務的。我們不約而同得出一個非常明確的結論：萊特在財政問題上最易受到批評。日本人投降后，萊特從未提交過一份有關黨的財務狀況的報告。我還發現，甚至在淪陷時期，他也從未這樣做過。這意味著，他掌握著黨的財政大權超過了四年，卻從來沒有交代過帳目。
我倆同意，下午會議一開始，我就立即把黨的財政問題提出來。我將向大家說明，為了準確核算賬目，每個州都必需準備一份關于戰后本州財務狀況的詳細報告。當然，這個核算報告應包括上繳給黨總部的資金的細目。任何人都沒有正當的理由對這個請求表示不滿，因為各州州委會必需定期向黨中央捐獻活動費,這是為大家所同意的。的確，莫大的榮譽屬于匯款最多的州委會。
一旦我們的基本工作就緒,財務問題的議程得到堅定支持的時候，我們覺得我們將處于一個有力的地位向萊特挑戰。根據我的粗略計算，自日本人投降以來，各州馬共支部上繳給萊特的現金約達100萬元至200萬元叻幣。
在關于黨的財政狀況進行正當調查問題上取得一致意見的基礎上，我們計劃由楊果把有關領導作風的敏感議題提到會上。不過，他得小心從事。我倆一致意識到，這個問題有可能讓萊特獲得支持他的同情分。中央委員們在等待著有關財務問題的結論時，恐怕不愿探討領導作風的問題。領導作風問題所涉及的范圍很廣，讓我們可借機就過去中央委員會從來沒有提出過的問題展開討論。
密商完畢，楊果和我回到會場出席原定下午召開的會議，并且準備把我們的計劃付諸行動。我們提出的問題的討論一直延續到第二天晚上。當時主持會議的主席陳勇需要做總結，同時確定議程。
會議同意要通過討論加以澄清的第一個問題是：為什么萊特在馬共一月全會上所作的關于國際形勢的政治分析，同中國共產黨宣傳部負責人就同樣問題所作的分析,有那么大的差異。這說明萊特遠遠落后于國際形勢的發展，而這點,又反過來對他所謂的國際身份提出一個大問號。
議程的第二項議題，涉及到領導作風問題。在初步討論時，有人指出黨內盛行封建權威的作風。另外，還有幾項附加議題。最后一項是關于按照我建議的辦法由各州編撰提交黨的帳目。
萊特第三天如期回來主持召開主要會議。他要求看會議議程。他閱后沒有什么明顯反應。他試圖為自己所作的政治分析辯護，直至他意識到說下去也不能贏得聽眾的支持時，才只好作罷。接著，他突然改變口風，暗示主持制定議程的同志在搞陰謀活動。陳勇只是受我們利用，把我倆的秘密謀劃放到議事日程上。陳勇強烈否認對他所作的指責。最后，他忍無可忍，大發脾氣，并要求辭職。
陳勇的暴怒，使萊特大吃一驚，于是他又一次突然改變手法。他宣布說：“我越來越老了，而且，你們都知道，我長期來就有病。我想征得你們的同意，告個假。也許，我可以利用這段時間來改進我的華語。”這句話，正中要害。它使我再一次回想起同他在美羅的會面，以及他在閱讀老黑那封信時的情景。我們都知道萊特身體不好。我們也知道他需要改進自己的華語。但是，我們也著實被他提出的告假建議嚇了一跳。
我們的中央書記就坐在長方形會議桌上端的位置。我則坐在桌子另一頭正對著他的尾端位置上。此時的陳勇，因受到萊特的指責和侮辱，還很難受。他正好就坐在我的右邊。
萊特接著挑我出來，聲稱他認為我是能力非常強的一個同志。他還評論說，近十年來，我為黨勤奮工作，表現出色。“陳平同志將會成為黨未來的一位優秀領袖，因此，我很有信心，在我告假期間，可以把黨的重任托付到他的手上。”
他繼續不停地吹捧我。當然，他這樣說完全是有意貶低陳勇這個大家所默認的他的副手。作為一個不會動輒發怒的人，我耐心地坐在那里聽他對我的虛偽吹捧，一直到我再也無法忍受下去的時刻。現在，輪到我發脾氣了。當萊特還在喋喋不休地說下去時，我突然拍案而起，大聲叫道：“夠了，別再吹捧我了!我配不上你說的那些話。”
陳勇是我的一位親密朋友。有一個時期，他還是我的頂頭上司，我就是在他的領導下，在馬共霹靂州委宣傳部工作的。當時，他已經是一名州委委員。雖然我名義上是我們出版的新聞簡訊的“編輯”，實際上，我的工作卻是為油印機刻寫蠟紙。回想起來，我倆已經認識很久了。
我還來不及發完脾氣，萊特突然哭起來，使在場的所有人大吃一驚。他坐在桌子的首座默默地哭泣。他雙手托著自己的腦袋，一面抽泣，一面不停地喃喃自語：“你們冤枉我了…….你們冤枉我了。”如果他算計著他的這個表演，可以博得同情分的話，那么,它的確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不認同我的攻擊的抱怨聲，從桌子的四面八方響起。小章，這位黑風洞慘案的幸存者、著名的西彭亨游擊隊領袖，為還在哭泣的萊特進行大力辯護。他間接指責我在黨的團結對實現黨的目標從未有像現在這樣重要的時刻，竟然肆意在馬共隊伍內制造分裂。小章咆哮如雷地說：“我們的領袖有病。他應該去度假，養好身體。我們應該給他支持。”
一個反領導的陰謀暴露出來了。多么愚蠢的一個錯誤啊!但是，我認為沒有理由要道歉。我保持沉默。楊果和陳勇也跟我一樣，一言不發。會議在極其緊張的氣氛下，不歡而散。盡管如此，會議依然作出一項決定：明天早上八點正復會。
那天傍晚，楊果來到我的洋樓，痛斥我的愚蠢。他痛惜地說：“我們不是說好了不要暴露自己嗎?看看，你現在做了些什么。”接著，又說：“我倆現已成為被暗殺的明確目標，你最好采取防范措施。我已經開始做好我的了。”
第二天早上,會議如期準時復會。楊果有在場，我身旁的座位空著。顯然，陳勇飽受驚嚇了，他寧可躲開。派了一位信使到他在附近的家，結果信使帶回一封他親自簽名的辭職信。這封信在會場上被高聲宣讀，然后，繞著會議桌輪流傳閱。我們的第二把手說，他已經灰心失望，而且覺得繼續擔任中央委員也沒什么意思了。看樣子，他似乎在等待著不可避免的事的發生。
萊特把這件事撇在一邊，引導大家討論一些跟原定議程毫無關系的其它事項。在這一天會議快結束時，他宣布還有緊急的事情等著他去辦，這次是要到新加坡。就像往常那樣，沒有誰想窮根究底，會議於是休會，并商定下一次會議將于三個月后在同一地點舉行。
那是1947年1月底，馬共最高級干部再次蜂擁來到吉隆坡。由于上次會議面對的問題，當我們在安邦路旁同一座洋樓的同一張長桌四周列隊入座時，會場上籠罩著一種對會議結果忐忑不安的氣氛。然而，沒有誰能預料得到，這一天發生的事情竟然會給東南亞地區以及大不列顛帝國及其英聯邦國家帶來如此深遠的影響。
陳勇又一次沒到會。我本人對此一點也不感到意外。然而,令我以及所有其他與會者感到意外的是，桌子上端應由萊特坐的座位上，竟然空著。黨在吉隆坡給他安排了一個固定的居所，方便他來訪時居住。這是一所用磚塊和水泥砌成的單層小平房，位于文良港鵝麥公路旁。中央書記是個以非常守時聞名的人。他赴約時很仔細掌握時間，分秒不差，不遲也不早。我想他這一套是從列寧那里偷師回來的。萊特主持的會議，向來是早上八點正開始，中午十二點午膳休憩，午后二點復會，五點散會。每一次開會，他總是提前十分鐘準時離開家。
這次一月會議，他卻令我們苦等，十五分鐘過去了....三十分鐘又過去了....一個小時也過去了，依然不見他現身。九點了，終于有人提議到萊特在鵝麥路的居所找他，并且沿著原路往返時，看看他是不是出了意外事故。柔佛州委委員阿電受大家委托前去了解情況，可是，他不會駕車。我建議由我駕奧斯汀8型小轎車載他去。
在陳勇不在期間，由阿電代理當時的柔佛州委書記的職務。他雖然是陳勇最信任的左右手，但他也依然非常忠于萊特。我們沿著往萊特居所只有十分鐘車程的公路慢駛，四只眼睛朝公路和路旁掃來掃去，看看有無發生過交通事故的任何痕跡。但是，什么也沒有。我們繼續前進時，阿電婉言勸我，這一次不要再像上次那樣和我們的領袖對著干了。
我們終于到達萊特的住家。我們在那里遇見了他的正懷著孕的華人妻子江雪蓉。她本人也是馬共的一名黨員。她就是四年半前護送我到一座山頂洋樓與萊特第一次會面的女交通員。我問她，她的丈夫在哪里。她聽了真的像是吃了一驚。她堅持說，萊特已準時駕車離家前往我們在安邦路的地點開會。此刻，阿電和我變得非常擔心，并且勸她跟我們一起前去會場，向與會的所有同志說明情況。
回到會上，她把她丈夫何時用早餐、何時駕車離開的情況復述了一遍。然后，就離開了。接下來，中央委員們憂心忡忡地進行了討論。萊特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有位委員說，他興許被英國人綁架了。我想，這不太可能，不過，我決定一言不發，當然，更加不會去解釋我持反對看法的理由了。
楊果和我都相信，肯定是發生了某種非常嚴重的事情。那天下午很遲才散會。散會前，會議同意指派一個調查小組，摸清這一神秘事件的底蘊。會議選出三個人。由于陳勇硬硬要求自己靠邊站了，小組負責人的責任就落在我的頭上。調查小組其他兩位名成員是阿電和楊果。
那晚，楊果又兜回我的住處，我們就萊特失蹤的整個嚴重后果進行了討論。我們對調查工作該從何處著手，實在不知所措。我們在政治部里沒有關系。而我們絕不可以到當地的警察局，向其報告令人懼畏的馬共秘密領袖“已經失蹤，估計已被政治部綁架了。”
楊果和我深感憂慮不安。我們肯定，萊特及其政治部主子將會密謀針對我們發動一次反擊行動。我們可能已經被列入要被消滅的名單里。我們被干掉后，萊特就會重新出來，恢復其無對手的馬共領袖的地位。我倆決定，我們也必需消失一陣子，直到塵埃落定。更為重要的是，我們想確定，是否有人在追尋我們。離家前，我把情況透露給我妻子，并勸說她最好回檳城母親家暫住。不過，她決定留在吉隆坡。
那晚夜深人靜時，楊果和我敲打吉隆坡甘榜峇魯地區一所房子的大門。這所房子里住著兩位我倆都認識的黨員朋友,他們都在馬共出版的雙月刊《戰友報》編輯部工作。這份刊物在馬來亞人民抗日軍退伍同志會的會員中發行。我們要求住下來，并要他們發誓保守秘密。有好幾天，我們晚間就躲在屋里，白天就溜出來逛首都的書店或到戲院看電影，不時向家里查詢有沒有人來聯系過或跟蹤我們。結果什么也沒有。最后，我們認識到，我們躲起來的做法于事無補。如果真有事的話，那樣做只能使自己更容易成為打擊對象。所以，我們決定出來,不再躲了，并且重新回到自己在黨的日常工作崗位上。
到了此時，其他中委們正在為要采取什么行動和這件事如何會發生，鬧得不可開交。混亂和緊張情緒以及潛伏著怒火的氣氛四溢。大家心里最為擔心的是，萊特神秘失蹤的謎團如果不能趕快解開，中央委員會將會陷入癱瘓狀態。
我受命負責雙重任務。首先，我得解開萊特神秘失蹤之謎。其次，我要收集有關他失蹤的所有證據，然后提交給中央，由中央最后決定要采取什么行動。
我覺得具有同等重要意義的是，必需打破差不多十五年來存在于黨內的個人崇拜現象。萊特長期來有意識地培養對他個人的崇拜，以維護他的統治地位。這種對他的個人崇拜成了他的最有力武器。歷史因素造就了他，也給予他機會成為受大眾歡迎的事業的倡導者。他最初參加馬共的時候，黨正處于混亂渙散的狀態。他想方設法整頓秩序。之后，當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他又開展支持祖國救亡工作。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百物騰貴，生活艱難，他把自己的努力集中在提高工人工資的活動。在當時條件下，較易組織工人起來罷工。通過這一系列高姿態工作所取得的效應，當地共產主義運動發展得很快，萊特因而贏得基層群眾的普遍贊賞。
這位神秘失蹤的中央書記給黨最高領導層以一種印象，即他曾在法國、俄羅斯、中國以及印度支那的共產黨組織里活動過。他的故事是這樣的：據說，他在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會工作之后，被派回去法國，中途在新加坡稍事停留。在新加坡期間，他了解到新加坡馬共組織處于嚴重混亂狀態。于是，根據他的故事，他改變原來的計劃，留下來以共產國際“當地代表”的身份，給當地革命運動帶來方向和秩序。他展示了自己在從事地下活動方面的相當不錯的本領。他的資歷看來是完美無暇。他擁有的越南人背景，他所受的法語教育，無異給他加添一身光環。全黨同志誠心誠意接受他，把他看作是最具影響力的人物。
如今，楊果和我心里完全明白，萊特的故事是個大騙局。可是，該怎樣才能徹底粉碎同志們對他的幻想呢?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究竟能不能找回什么證據，提供給已經一籌莫展的中央委員會審查呢?
真是無巧不成書，數星期后，我們竟然從越南人關系打開了第一個突破口。話說，有一批越南共產黨人從他們在曼谷的基地出發，經陸路抵達吉隆坡做事先安排的訪問。就像他們過去所做的那樣，他們來是為尋求我們對他們在印度支那進行的戰爭的幫助。自從印支革命緊接著日本人投降后爆發，馬共非常樂意對越南同志提供財政上的支持，同時保持和越盟組織的緊密聯系。每一次一批越南的同志秘密來訪問我們的時候，都會和他們的老鄉萊特相聚。
不久以前，萊特還成為動員新加坡約600名志愿人員前往印支戰場支援越盟斗爭的背后動力。只是因為英國當局在最后關頭加以阻撓，這支志愿人員才沒去成。
在這次訪問期間，越南同志有意提出接收萊特先前答應給越盟的武器。馬共早已給他們撥出約400件武器。這些武器儲存在柔佛豐盛港至哥打丁宜之間的東海岸邊三處秘密地點。我們也準備了一艘tongkang船和船員運送這批武器，打算駛過南中國海直達越南最南端的金甌半島。
越南同志也已一切安排就緒。他們將在豐盛港上船。可是，正當他們在吉隆坡等候期間，突然接到來自曼谷總部傳來的消息：這批武器原定的登陸地點，現正遭到法國軍隊的猛烈進攻。運送武器的任務被迫取消。跟以前每次訪問一樣，這次越南同志也要求見萊特。起初，我對他們說，我們的領袖出差去了。他們聽了，二話沒說，決定南下新加坡逗留數日。他們由新加坡回來后，再一次請求我安排他們和萊特舉行一次會面。經過幾天的時間打交道熟絡后，我才坦白承認我們的中央書記已經突然消失，這件事令我們非常尷尬。我補充說，大家普遍相信，他已被英國人綁架了。
令我吃了一驚的是，這批來訪的朋友談起他們在新加坡期間了解到的有關萊特活動的幾件事情。他們很肯定，萊特并不在英國人手上。他們離開前，給了我一位越南男人的姓名和新加坡地址。他們告訴我說，這個關系將極大地有助于我獲得有關萊特的消息。
我立即趕赴新加坡去見那個越南男人。他年近四十，是位中產階級知識分子。戰爭期間，他在全印度電臺對外廣播中心工作，負責把英語新聞翻譯成越南文。他也曾當過播音員。戰后，他的廣播單位關閉了，他遷來新加坡。他是一位民族主義者，打算回越南打法國人。由于這個背景，以曼谷為基地的越共分子認為他值得信賴。
我的新關系證實了我所聽說的關于萊特淪陷時期與日本人勾結的故事。他說，新加坡的越南人社會長期來就懷疑萊特一直在為日本人和英國人做事。此時，島上越南人商業社會約有300人左右。在幾個星期里，我就收集到有關我們這位失蹤領袖各方面活動細節的大量證據。有一次，萊特甚至于向當地越南人吹噓英國人原本要授予他一枚特別戰功勛章，但他拒絕了這個提議。
我也了解到有關萊特私人生活方面種種令人不安的奇聞。過去，對他這方面的情況，我們完全被他蒙在鼓里。江雪容小姐這位檳城的客家妹，就是那天早上萊特在吉隆坡失蹤時向中央委員會說話的那位婦女，原來是中央書記的第四個姨太太。在新加坡，我才知道他的第一個老婆是位越南人。她父親是位政府承包商，在加東海邊買了套別墅給家人住。另外，萊特還有一位漂亮的越南情婦。她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失去了一只手。她住在新加坡市區禧街萊特買下的一所公寓。此外，我們的中央書記還出資給這位情婦在同一地區經營酒吧和餐廳。他的第三個女人是位廣東人，也是住在萊特負責維持的住所。日本人投降不久，他才迎娶我們的同志江小姐。
這些資料大部分都是用越南文寫下來給我的，我后來想辦法叫人把它翻譯成中文。正當翻譯工作完成的時候，我收到一個有力的書面證據，證明萊特盜竊了黨的超過100萬元叻幣的資金潛逃了。擁有我備好的檔案，我要求于1947年3月6日召開一次馬共中央委員會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我將提交一份我的調查報告。
(節譯自My Side Of History第十一章)
圖片說明：
攝影機從不同角度拍出來的照片經常令人弄不清真相。上面的照片里的風景，就是我記憶中的丹絨武雅的樣子。1946年10月，楊果和我就坐在海邊的茶餐室里喝咖啡，討論如何揭穿萊特的背叛行徑以及如何把他趕出馬共的領導中心。下面的照片，從不同的角度拍攝同一題材，沙灘的景色依舊，背后的景象卻已產生戲劇性的變化。
九
消滅了英國特務．．．．來了個大英帝國最高勛章!
【導讀】坦白地說，我對處理萊特的手法感到失望。當時我正是在曼谷的現場，所以我更情愿在他被處死之前，親自跟他對質。他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告訴我。
就在我們定于1947年3月6日舉行中央委員會會議的日子越來越近的時候，我開始收到有關萊特下令黨的負責收藏武器的單位向他提交我們秘密武器庫的詳細資料的令人吃驚的報告。他的這個要求是通過新近成立的組織局暗地里提出來的。我在6個月前中央書記精簡中央委員會職能之后就在中央政治局工作，而中央政治局對這件事卻全不知情。
我發現，各州州委都接到命令，要求他們提供一份有關庫存的武器數量和彈藥的詳細清單，最令人吃驚的是，有關我們森林中各個武器庫的地點。另外，萊特還要求知道負責控制每個武器庫的高級干部的身份。
這種種要求當然是直接違反了我們的基本保密規定。我如今才完全清楚了解到萊特把中央委員會一分為二背后的動機。按照這樣的安排，有關這類受質疑的命令，就可以只讓組織局知悉，而我們這些政治局的委員則完全受蒙蔽，一無所知。這是操控黨最理想的一個手法。與此同時，它又可以確保那些具有足夠權力和信心去質疑這一類指令的同志，與日常的組織運作隔絕開來。
我們主要武器庫埋藏的地點就在柔佛、霹靂和雪蘭莪。幸運的是，這幾個州的黨分部全都對提供這樣一份清單拖延推諉。他們沒有照辦不是因為對萊特充當英國特務已有所懷疑，而是因為同志們認為執行這種令人難于置信的不妥當命令，很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后果。各州和各地區的習慣做法，確保了這類性質的秘密情報決不能宣之于紙上，尤其是關于武器彈藥儲存量的詳情，只能是靠記憶。
我當時相信，而且現在依然相信，萊特企圖一舉獲得大量關系到黨的生存的我們武器狀況的重要情報的指令，完全是在其英國特務主子的極端壓力下作出的。按我的理解，這是一個妄圖把我們的武裝斗爭掐死在萌芽狀態中的陰謀。但是，英國人失算了。他們把萊特逼得太厲害了。萊特為了執行英國人的指示，被迫采取了這個令人驚訝不已的措施。如果英國人能夠用較為巧妙的手段來刺探我們秘密武器庫的情報的話，或許真的會獲得這些情報，而不消數月，馬共就可能分崩離析。即便馬共還存在，也肯定不會有一場游擊戰爭發生。因為沒有武器，想打也打不了。
我把已搜集到的大量證據，再加上有關萊特不尋常地企圖打探我們秘密武器庫詳情的最新報告，提交給中央委員會于3月6日在吉隆坡舉行的會議。除陳勇外，其他所有中央委員都出席了這次會議。盡管大家都意識到馬共面對著其從未有過的最深刻危機，但我的其他委員同志并不了解萊特對組織的背叛已經達到什么程度。
我根據搜集到的所有材料向會議作了長篇發言后，就坐了下來，會場陷入可怕的沉默。很明顯，出席會議的同志難于理解我們這位正在潛逃的領袖犯下的罪行的嚴重性。他的罪行中哪些是最具破壞性?它對革命組織的戰斗力造成多大損害?要采取什么最為適當的措施才能減少損害?過了一陣子，沉默終于打破，我們開始就上述問題，互相交換著看法。這次會議對萊特作出三項決定：一、確定他是日本人的特務;二、同意開除他出黨;三、他應得到最高的懲罰——死刑。
在會議最后，正式推選我為馬共領袖。接著，我發言指出，我們必需加強努力鞏固黨，使她得到重整，煥發斗志。為此作出決定：必須召開一次中央全會擴大會議。
這之后，我覺得我們有責任告訴萊特的馬來亞華人妻子，也是我們的同志江小姐，有關她丈夫的罪行以及我們對她丈夫所作出的決定。我們一向非常尊重江小姐。萊特在吉隆坡突然失蹤不久，她就搬到檳城父母家住，在那里誕下一位女兒。楊果和我一起考慮要怎樣把事情透露給她知道。
江小姐和楊果從學生時代起就互相認識，由楊果單獨出面找她談話比較合適。我對這樣的處理真的松了一口氣。我用了好幾個星期時間來收集有關她丈夫的罪證，而且與這件事關系太密切，因此實在不知該怎么來幫助一個肯定為此事悲痛欲絕的同志。江小姐父親在喬治市檳城路附近開了間裁縫店。楊果就在這間店里和她見面，并且向她說明我們揭開的真相。楊果一五一十地把她丈夫從戰前英國殖民統治時期、日本占領年代，直到戰后英殖民主義者卷土重來的歲月的種種背叛罪行訴說給她聽。楊果還告訴她：越共同志是如何協助我們揭發萊特的欺騙行徑的，以及有關萊特的罪行是證據確鑿的。
楊果原以為江小姐聽了會痛哭流涕和懇求寬大處理的，可是沒想到，她卻默默地接受所聽到的一切，而且對所聽到的一切沒有提出任何一個疑問。過了一段長時間的沉默，她突然低聲問道：“那么，我想你們非殺他不可了。”
楊果斬釘截鐵地回答：“是的，非殺不可。”接著說道：“我們現正在找他。”一年后，英國殖民當局逮捕了江小姐，之后又把她遣送回中國。1970年代，因腎衰竭在那里逝世。
在和萊特的華人妻子交代清楚之后，我們現在可以放心地去追捕叛徒萊特了。我們清楚知道他岳父在加東海邊洋樓的準確位置，我們派人在房子周圍密切監視，期望著他會回去那里。
新加坡市委領導人馬丁負責這次的追捕行動。他曾接受101軍事訓練學校的訓練。在日本占領時期，查普曼對他相當熟悉。馬丁奉命成立一支特別鋤奸隊，一有機會就立即把萊特干掉。每個鋤奸隊員都有一張他的照片。我們對加東洋樓的盯梢超過兩個星期。我們目不轉睛地注視著進出大院的許多車輛。可是，毫無收獲。最后，馬丁報告說，在新加坡所有查找萊特的努力都失敗了，我們猜測此人非常可能已經逃離本地了。
正當我們考慮下一步追捕萊特的行動和采取措施減少損害的時候，我們從各個州開始收到關于萊特盜用黨的資金的更加準確報告。通過這些最新的材料，我們可以精確地計算出萊特掌權時期每個州上繳給黨的新加坡總部的捐獻數量。另外，我們也查明馬共在同一時期贊助暹羅和印度支那等國兄弟黨的資金總額。我們也能準確地計算出新加坡黨的辦事處的實際開銷數字。只需用簡單的減法算一算，我們就知道萊特所盜用的黨的資金，至少比我們原來設想的數目遠遠高出許多。最新的數字顯示，一共達到近200萬元叻幣，而進一步的調查也揭露，萊特不僅挪用黨的金錢為自己進行個人投資，而且還給予他的各個女人做投資。以當時金融標準來衡量，他假公濟私所挪用的款項，龐大得驚人。
這里，我想說明一下，我們當初是如何積累這一大筆財富的。事情發生在日本投降后不久，我們的游擊隊復員之前，一個自發性的沒收橡膠庫存的個別行動，引發整個半島各州馬共支部紛紛仿效。他們這樣做肯定不是黨領導下的命令，不過，無一不獲得黨領導的歡迎。我們的同志覺得，沒收日本人從英國人手上搶奪過來的這些橡膠庫存，是天經地義的事，因為這些橡膠本身屬于戰利品。
在日軍節節勝利的時候，堆積如山的橡膠被逃離的英國人遺棄了，而日本人卻為如何把它們安全運回自己老家大傷腦筋。那時候，商船航運寥寥可數，而貨船又經常遭到盟軍潛水艇和戰機的襲擊。日本人試圖在檳城建造大型的木船，然后用這些木船運載橡膠經靠近中國沿岸的航線回日本。建造木船的整個勞作過程費時耗力，運送回日本的航線又是那么迂回曲折，事實證明，這個辦法行不通。其結果就象上面說的，大批堆積如山的橡膠就這樣滯留在被占領下的馬來亞，一直到日本人投降。
在跟隨日本投降而來的狂亂日子里，有些華人資本家企圖壟斷這些橡膠庫存市場，于是他們和日本人進行秘密交易。我們不搞秘密交易。我們就搞沒收。我們沒收日本人的。我們沒收這些資本家的。然后，我們把沒收來的橡膠存放在我們控制的倉庫里。我們有人手做這一切。我們有武器來保衛我們的利益。資本家根本不是我們的對手。卷土重來的英國軍管政府的官員們為恢復其殖民統治正忙得不可開交，也無暇顧及我們的游擊隊也同樣在為拉走國內遍地橡膠忙不過來。有了大批的橡膠掌握在手，我們現在等待著戰后市場的演變。后來，我們把這些橡膠賣了,超過200萬元叻幣巨款就如此這般快地籌集到手。
我們估計上繳給萊特的錢財，僅橡膠收入一項就有100萬元叻幣之巨，這點有一定程度的準確性。橡膠收入的其它款項大部分消耗在各州組織手上。黨的一些高級干部都想在日本投降后的混亂狀態中再狠賺一筆。不過，他們大部分人的努力都失敗了。他們是優秀的地下工作者。他們比一般的游擊戰士優秀。但是，他們畢竟不是商人。
經過好幾個星期時間應對萊特事件引起的危機之后，我決定把3月6日中央全會建議召開的全會擴大會議定在6月舉行。此時此刻，我已經非常關注有3位中央委員對黨的安全所帶來的威脅。第一位是理想破滅的陳勇，接著是兩個叛徒：阿山和羅須磨。
看來，陳勇已經下決心離開馬共。不過，他和我們一樣清楚，他不可能就這樣簡單地一走了事。他作為中央委員懂得大量黨的秘密。另外，他還有一件事需要作出交代：就是他借了我們約5萬元叻幣欠款。這筆錢是他在日本投降不久就從柔佛州黨分部的資金里提走的。據說他把這筆錢投資于自己的生意，如今這些生意都面臨失敗了。他的生意有兩個：一個是種植番石榴樹的果園，另一個是在太平的印務公司。他最后只還了很少的一點“欠款”。
陳勇的問題使我們面臨非常關鍵的決斷。就我們來說，他拿走的這筆錢，理應歸還。黨堅持這一點。萬一我們真的進行武裝斗爭的話，把他這種執迷不悟的人帶進森林可能給我們的安全帶來很大的風險。然而，允許他離開黨，變成一個跟我們沒有任何關系的生意人，同樣會成為一種持續的威脅。我們決定給他一個機會：他可以繼續作為一名普通黨員，但沒有什么行政級別。我們希望這樣一來可以繼續就近觀察他。我們也要求他承諾，他欠黨的那筆款項一定要歸還。然而，我們的寬大處理，在隨之而來的歲月里，給我們造成極其嚴重的后果。
至于阿山和羅須磨，我們覺得很難確定他們真正的忠誠對象。他們都出席了3月6日舉行的有關審查萊特罪證的中央會議。如果他們依然忠于萊特，同時繼續和他保持聯系的話，那么他們也會給我們的安全帶來極其嚴重的威脅。使事情更為復雜的是，我們無法否認這一事實，即我們并沒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證據，足于證明他們有什么不忠行為甚至于些微的越軌行動。我們沒有正當的理由對他們采取行動。我們決定對他們進行緊密的監控，并且把他們隔絕在黨的核心活動之外。
面對這些安全上的問題，我們決定為6月舉行的中央全會擴大會議采取非同尋常的預防措施。這些措施包括把會議分在兩個不同地點同時舉行。我主持在怡保舉行的會議。有約半數全會的與會代表參加。楊果主持在吉隆坡召開的另一個會議。我們這樣做以便一個團隊出了事，其余半數中央委員可以保存下來。阿山和羅須磨出席了怡保的會議。他倆對吉隆坡會議全不知情。
分兩個地點舉行的全會，其主要目的是向領導干部解說黨領導層危機，并通知他們為此而已經采取的糾正步驟。楊果和我都是根據同一議程主持會議，也是以完全一樣的決議草案提交會議通過。這些決議跟先前中央委員會會議所通過的基本一致。它們確認萊特從事間諜活動，批準把他開除出黨，并重申他應得的懲罰是死刑。
其中一個決議決定提拔兩位同志成為新中央委員，以代替被開除的萊特和已經辭去中央委員職位的陳勇。全會還決定成立由我、楊果、阿仲、阿電和小章組成的新中央政治局。
新政治局接著繼續開會，會議授權我出國與本地區各兄弟黨接觸。我不在期間，楊果擔任代理總書記。我這次出國要完成的具體任務是同暹羅、印度支那以及中國的共產黨取得正式的聯系。我將向這些黨通報我們黨的危機和解釋我們已采取的補救措施，并要求他們在追蹤發現我們的前領袖方面提供幫助。與此同時，我還請求他們協助把萊特干掉。
我盡快地通過一年前給萊特辦理旅游證件的同一渠道，申請了一本護照。我去到李孝式家族擁有的位于吉隆坡蘇丹街酒店附近的一家攝影室去拍護照相。我去取照片之后一兩天，我覺得這些照片真的不能用來做我的護照相。那時候，我剛從瘧疾病的嚴重襲擊中復原過來，照片中的我形容憔悴，無精打采，完全不像我這次出國期間要打扮成的一個年輕華人商人的相貌。于是，我決定等多兩個星期，吃好睡足之后，再去拍過。第二次拍出來的效果的確好很多。
我提起這小小的插曲，是因為在隨后的日子里這件事曾帶來一些奇妙的轉折。很明顯，我第一次去攝影室拍照的時候已經被跟蹤。看來有位政治部特務曾去找攝影師，要他把我照片的底片復印一份給他。這個特務達到目的后，便滿意地把它交給有關當局，也不去管我是否還有拍其它的照片。就這樣，被我拒絕用來做我的護照的這張體弱多病的瘧疾病患者形象的照片，便成為緊急狀態時期通緝我的各式各樣海報、傳單和報章新聞故事上的唯一一張照片。這些捉拿我的宣傳品里頭寫明：不論生或死都重重有賞。事實上，我始終覺得這張跟我容貌相去甚遠的照片，反倒是幫了我一個意想不到的忙。
有著較健康容顏的王文華的照片，跟旅行證件持有者的職業和身份吻合。有了這本護照，我開始了我第一次的出國之旅，先是乘搭北上的火車前往北海，到了那里又轉搭另一列火車去曼谷。我是于7月初到達暹羅首都，住進市里一家廉價旅館。一切安頓停當后，我就開始著手和在市里活動的越南和暹羅共產黨組織取得聯系。我分別向他們詳細講述了萊特事件的經過，還告訴他們我們在萊特問題上所作的決定。
越南人方面通過今年早些時候前來吉隆坡接收我們援助的武器的越共代表團的同志已經事先得知事件。我正式請求越南和暹羅共產黨協助追捕我們這位前領袖。我計劃在曼谷逗留兩個星期，而且我急于預訂在這之后飛往香港的班機機票，結果暹羅同志熱心幫我買機票。在我接近離開的日子，一位暹羅共產黨高級干部陪伴我乘坐一輛三輪車從他們位于四丕耶路的一座木屋的總部，前往當時設于蘇里旺路的國泰航空公司辦事處。
三輪車從航空公司辦事處往回走的時候，我們沿著一條主要大街靠左行進，而三輪車夫悠閑自得地慢踩著車子。我因為買到機票可以松口氣了，有了心情觀賞著路邊的景色。我的雙眼注視著馬路對面，隔著迎面駛來車輛的人行道。突然，我的視線被一個熟悉身影的輪廓所吸引。難道真的會是萊特!當我第一眼見到此人的時候，他站著背向我們，好像正在那里和一位煙販買煙。此人的身體語言簡直和萊特像極了。我們的車子繼續往前走的時候，我的視線還是死盯住此人不放。車子后來走到一個位置，我可以回頭直接望見此人的臉。沒錯，此人正是萊特!他口中正噴出從剛點燃的香煙吸入的第一口煙霧。他抬起頭來，好像朝我的方向望過來。我立即躲進車蓬里，同時發狂似的高聲對泰國同伴叫道：“停車，停車，立即停車!叫車夫即刻轉回頭。我剛剛見到那個叛徒。”當泰國同伴重述我的要求，并且等待三輪車在來往車輛之間兜回過來的時候，我看到萊特已登上一輛機動三輪車，在一團黑藍色的煙霧中揚長而去。腳踩的車，其速度自不能同機動車相比，所以，我的“獵物”不多時就消失在正午交通高峰期的車輛當中。
暹羅同志在其辦事處下車后，我急忙去位于素坤逸路的越共總部，這里離占地廣闊的英國大使館約一英里左右。我通知和我聯系的越南同志，我見到了萊特。他回說不用擔心，他們的辦事處有辦法知道躲藏在曼谷的每個越南人的確切地址。他保證說，找到他只是時間問題。我明白他的意思。我知道越共當時在暹羅首都市區出動了大規模的準軍事地下隊伍在活動。他們會派員到所有的酒店，從中等價錢直到最廉價的，都搜查一遍。我在未來48小時之內，就要離開曼谷。越南同志答應我，他們會立即采取進一步行動，而且當我倒回來時，他們或許已經完成使命了。
我乘國泰航空四螺旋漿空中霸王客機飛往香港，這種飛機在當時可說是最好的客機之一。到了香港，我最初入住銅鑼灣新建的一家非常豪華的酒店。這家酒店跟越南末代皇帝保大下榻的酒店為鄰。保大被認為是同日本人合作，自1946年3月法國殖民主義者恢復其對整個印度支那的統治時起，他就在香港當寓公。我住的酒店實在是太貴了。后來，我搬到九龍彌敦道一間便宜酒店住。此時，我已經同當地的共產黨組織取得聯系。我又一次向他們作了關于萊特事件的全面報告，并通過他們把這一報告轉給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總部。然后，我就安下心來等待答復。由于回復需時，我在香港呆了五個星期。
在香港期間，我花了不少時間讀報或看電影。有些天，我搭天星小輪過香港，只是為了欣賞維多利亞港兩岸明媚的風光。我在灣仔和中環地區四處溜達了一陣，然后又搭小輪返回九龍，到了酒店，我就躲在房里閱讀各種中英文報章。正是在一次瀏覽這些報章時，我在看當天版的《南華早報》，忽然我的目光落在刊登由海空抵港和離港旅客名單那一頁報紙上。在那個年代，這家報章平時都會登載前一天抵港或離港旅客的名單。旅客名字按字母先后順序排列，分輪船和客機兩部分。
我百無聊賴地在刊登由新加坡、東京、加爾各答和曼谷抵港旅客名單上掃了一遍，突然發現從曼谷來的航班旅客名單里‘c’字母之下赫然有“張燦紅”的大名。這是我很熟悉的名字。名字和使用它的人物都是假的。我應該清楚。不久前為了萊特出國需要，我曾用這個假名字給他取得一本中國護照。
看來曼谷的越南同志沒能找到他，讓他成了漏網之魚，最終給他飛來香港了。第二天，我把這個情況告知當地的聯系人。他在名為《華商報》的一家中文財經報章工作。這間報館被當作中共在香港的非正式聯絡點。數天后，我的聯系人通知我，萊特曾應邀去了《華商報》辦事處，并同他的一位同事談了話。萊特對這位同事瞎編了一套英國人如何在吉隆坡逮捕他，接著又把他放逐到曼谷的不可思議的故事。
我知道，香港的中共人員會避免卷入在英國人統治下的這塊地方發生的任何等同暗殺的行動。他們當時必須同英國人保持一種微妙的平衡關系，盡可能避免任何不必要的正面沖突，尤其是因這類暴力行動引起的對抗。不過，我的聯系人仍然給了我一些有價值的情報。他說，萊特事實上向中國黨提交了一個報告，表示他有意返回曼谷，然后打算重臨新加坡，再次參加當地的組織。萊特得到一筆錢作為費用，并且正準備離開香港。雖然我的聯系人不愿給我他動身日期的確切資料，我依然或多或少得悉他準備飛離香港的大概日期。我讓他比我先一至兩天的時間離開，然后我才乘搭英國海外航空公司的客機飛回暹羅首都。抵達后，我即刻告知越南同志。于是，他們開始了第二次的追捕行動，像上次那樣，從一間間酒店搜查起。
兩天后，越南同志的搜查行動終于有了結果。他們確認萊特已經入住一家中等水平的酒店。當他們上門找他時，他不在房里。說來真湊巧，我們的潛逃者在前一天曾經同暹共聯系。在越南同志搜查小組到達之前不久，他剛離開酒店去一家商店同他的暹共聯系人約會。
根據我原先的請求，暹共同志派了一個3人小分隊來與萊特接頭。小分隊的成員顯然都很年輕，而且沒經驗。他們不但沒靜悄悄行動，而且也不和他們的目標對話，相反，當萊特一進屋，便像餓虎抓綿羊似的猛撲過去。其中一個一出手就把萊特的頭緊緊挾于腋下，另一個趕忙沖上前掐住他的喉嚨，而抓住他的脖子的那位加大力度越抓越緊。萊特不斷拼命掙扎，開始扭動，曲成一團。接著，他口吐白沫，腳一軟整個人跌倒在地上，停止了呼吸。在那間商店后面，他們很輕易就找到一些用來做麻袋的麻布。他們用麻布把這具軀體卷起來后，就等待夜色的降臨。最后當夜深人靜的時候，這個被罷免和被消滅的馬共領袖，實際上是英國人最成功的一個大間諜，在沒有舉行任何儀式的情形下，就被拋進曼谷昭披耶河湍急的水流中消失了。
我對所發生的這一切毫不知情。第二天一大早，我去到越南同志的辦事處，他們告訴我，已找到萊特入住的酒店，并且整晚都監視著，但他沒回去。“他也許找伴去了，”他們笑著說。
在我準備啟程回馬來亞之前幾天，我拜會了暹共總書記李啟新，跟他話別。當我提到萊特問題時，他用普通話平靜地回說：“他已經死了。”我進一步要求知道詳情，他婉言謝絕了。我知道萊特死亡的全部真相，已經是三年后的事了。1950年，馬共的一個代表團和暹共的一些高級干部曾在北京會面。其中一個暹羅同志就是那天早上派去與萊特在安全屋接頭的年輕小分隊的成員。
許多年后，我也才知道，就在萊特被殺不久，據英國情報機關報道說，一位非常高級的政治部官員曾從新加坡飛往曼谷，準備按早先和萊特約好的計劃見面。這位官員之所以趕來，是因為獲得情報說，萊特現處險境，有位馬共高級干部正在東南亞到處追蹤他。這一情報相當準確。顯然，英國人非常接近行動的現場，不過還是慢了半拍。當他回到新加坡后，只得向上級報告萊特沒能來赴約。
坦白地說，我對處理萊特的手法感到失望。當時我正是在曼谷的現場，所以我更情愿在他被處死之前，親自跟他對質。他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告訴我。一般來說，對于被我們關押的叛徒，我們會留活口以便讓他們把事情說出來。就以萊特個案來說，其實只需塞住他的口，就可使他靜下來。可惜，對這位手無縛雞之力的人使出過量的武力了。這大概是暹共方面最初不太愿意把有關情況詳細告訴我們的原因。他們覺得把事情搞糟了，令大家都尷尬。
萊特被暗殺之后，我搭火車回檳城，就在岳母家住了一個晚上。我在那里打電話給正在實兆遠母親家住的妻子。8月份我不在時，她又給我們誕下一個男孩。我真恨不得快點見到她們。我大哥文榮聽說我來了電話，立即搶過話筒興沖沖地高聲說：“你獲得英國一個非常高榮譽。英皇賜你一個大英帝國勛章!”
我脫口而出：“你說英皇給了我什么?”我還以為大哥真的在和我開玩笑。老實說，我對OBE即大英帝國勛章到底是什么，也全然不知。看起來，文榮也和我一樣。
接著，我和妻子談話，問起孩子的狀況，說完便把話筒放下，在那里思考。我想，我剛剛確保化解了大英帝國政府在遠東地區最大膽和富有成效的間諜行動，我成功消滅了其最重要的間諜之后回來，而英國政府卻賜我一個特別高級的獎章。這實在是說不通。
第二天，我坐火車去怡保，滿臉笑容的文榮早已在車站等候我的到來。當天傍晚，我的一位叔叔請我到怡保的一間西餐廳用晚餐。奇怪的是，他對OBE只字不提，不過他今天特意請我來這里吃西餐，已經說明問題。我獲得的這個獎章給家人帶來一種特別欣慰的感覺，讓他們得以反駁長期來圍繞我個人所作所為的爭論。
翌日，文榮和我一起驅車去實兆遠。我在那里和妻兒、父母親重聚。我剛好來得及參加慶祝兒子彌月派紅雞蛋的喜事。
我從實兆遠寫信告訴楊果，我將與家人一起呆幾天。他回信表示同意我的安排，并且還不忘祝賀我獲得獎章。我同家人生活了約一個星期之后，便駕車去吉隆坡，并向黨報告了我這次去曼谷和香港的經過。我跟楊果見了面，并把萊特已經在人間蒸發的事單獨和他說了。總之，我盡量把所知道的全部情況告訴了我這位朋友。
我到達吉隆坡時，一封英國當局通知我獲OBE獎章的函件早就等著我閱讀。在我不在期間，這封函件已被人拆開來，辦事處的所有同志都知道它的內容。其實，日本投降后不久，倫敦戰爭公署就曾寫給我一封函件說，為了表彰我在被占領下的馬來亞以東南亞最高司令部名義進行的軍事行動，我曾被傳令嘉獎。
我實在拿不定主意該如何處理有關獲頒OBE的事。其時，我們黨內有兩位跟我們一起工作的精通英文的知識分子。他們的首要工作是編輯出版黨的雙月刊《民主人士》。其中一位是葡萄牙裔的歐亞混血兒，名叫克魯茲。我向他請教該如何處理OBE。
克魯茲是一個有著令人感興趣即便是不尋常背景的本地人。淪陷時期，他被帶到西貢，在日本人電臺當播音員。日本投降后，他重回新加坡，并向我們黨靠攏。他表示很想和我們合作，而當時我們缺少精通英語的人才。他對我們開誠布公，并不隱瞞自己曾和日本人合作，還告訴我們他如何受僱于日本人的全部歷史。正是萊特于1945年末接受他入黨。緊急狀態初期他就不見了，原來他自己跑去了捷克。后來，他大概是對布拉格所看到的一切感到失望。他又去了英國，隨后又再次返回新加坡，為人民行動黨政府工作。
我對克魯茲說，我想回信表示，我愿意接受這個勛章。他勸我等一等，讓英國人采取進一步行動。他告訴我，如果定了何時舉行頒獎儀式，最高專員公署一定會通知我。我照他的勸告做了，并把事情放在一邊。很明顯，英國人一定以為我對他們的善意非常冷淡。其實，剛剛相反，因為要是我拒絕接受的話，我會即刻去信表明態度的。然而，用不了多久，授獎者改變了初衷。他們要把這個獎章收回，使自己陷入一種莫名其妙的地位，因為我壓根兒從未正式表示要接受。
把OBE的事撇在一邊之后，我全情專注于恢復馬共的秩序和士氣這絕對更為緊迫的問題。而當務之急，就是向黨的隊伍傳達和說明萊特事件的全部真相。
中央政治局決定逐級傳達萊特事件。首先，向州委會傳達，然后由州委會傳達區委會，而區委會則負責向屬下一般黨員傳達。這個傳達過程用了好幾個月時間，其間，我們也一直關注著黨內對我們傳達的內容所作出的重要反饋。直至1947年12月，用了差不多四個月時間，我們才完成對這些反饋意見的整理工作。在這期間，我們根據當前形勢的需要，策劃制定黨的各項政策。
研究馬來亞這段歷史的西方歷史學家，幾乎全部都斷言：我在這四個月其間大肆鼓吹進行武裝斗爭。這是對歷史事實徹頭徹尾的歪曲。他們的錯誤理解顯然是受到有關馬共內部分為今天大家習慣稱之為“鷹派”和“鴿派”的一些情報分析所誤導。當然，我就被這些歷史學家們說成是嗜血成性的鷹派頭目。
我由曼谷回來后，在黨的最高位置履行職務的過程中，我發現自己已經成為無可爭議的馬共領袖。在此時刻，我本可以發出任何合情合理的指示，包括進行武裝斗爭的號召，而我有信心一定能得到正面回應。我愿意承認，我個人曾因萊特于1945年8月執行一條同卷土重來的英國人妥協的路線大受打擊，深感傷心和難過。但是，正如我曾經指出的，我已以合理化的方式來處理問題，并且接受了以組織群眾以及和平斗爭的政治鼓動工作作為我們事業發展的基石。
如今我身為總書記，不論是我或政治局其他任何一個成員都不認為，在此緊要關頭，我們事業的重心有必要加以轉移。事實證明，萊特一手制定的1945年8月宣言為黨確立的政治方向，不管其主觀意圖如何，是卓有成效的。馬共成功地控制了整個馬來亞和新加坡的勞工組織。我們的政治影響力和追隨者從來沒有像現在如此強大。我和我的中央政治局的同事們以及中央委員會，不僅沒有考慮過要推動武裝斗爭，反而決心加強我們追隨的這條政治模式。在我看來，現在只需加以恰當地重新調整罷了。
當然，這不等于說我們拒絕武裝斗爭。我們認為武裝斗爭是不可避免的。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們始終保留我們森林里的武器庫。就算到了1947年的最后幾個星期，我們展望未來時，還以為預計有8到10年的時間，我們才會被迫進行游擊戰爭。我們心中老實說絲毫沒有急于從事武裝斗爭的念頭。
(節譯自My Side Of History第十二章)
圖片說明：
這張就是多年來引起眾說紛紜的照片。拍攝于我剛從瘧疾病的發作中康復過來，顯然是政治部特務后來到吉隆坡攝影室沒收過來的。這張照片太不像我出國要扮成的年輕商人的模樣。后來，政治部就是用這張照片刊登在大大小小捉拿我的印刷品上。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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