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三大志愿”，但他所處的地位和客觀條件而未能如愿
毛澤東的志愿大致有兩類，一類是與中國革命和建設前途緊密相關的，一類是具有個人色彩的志愿和想法。越到晚年，他談論志愿的興趣也越大，仿佛是以此來抒解心中的遺憾。作為一名耄耋老人，他深知自己來日不多，但他雄心不老，正像他非常欣賞的曹操的詩《步出夏門行》中所描述的那樣：“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毛澤東始終是個“壯心不已”的人。從他談到的許多志愿中，我們仍能感受到他“志在千里”的“壯心”在跳動。
1961年8月在廬山，有一天毛澤東和他的衛士張仙朋聊天，談他的志向，他說：
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業，搞一年農業，搞半年商業，這樣使我多調查研究，了解情況，我不當官僚主義，對全國干部也是一個推動;二是要騎馬到黃河、長江兩岸進行實地考察，我對地質方面缺少知識，要請一位地質學家，還要請一位歷史學家和文學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寫一部書，把我的一生寫進去，把我的缺點、錯誤統統寫進去，讓全世界人民去評論我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郭思敏：《我眼中的毛澤東》，第79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從毛澤東志愿的第一類來說，毛澤東在1956年召開的黨的八大上，提出了“向自然界開戰”的經濟發展戰略口號，即在階級矛盾解決后要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以不斷滿足人們對于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然而，由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經驗不足，導致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的失誤。由此，黨和毛澤東認識到，我們要實現經濟文化發展，就必須注重調查研究，必須不斷增加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知識。
下放兩年半;千里走單騎考察長江和黃河;寫一本披露自己心跡的自傳。其實，這三個志愿表達的都是毛澤東的一種渴望：到群眾中去，到實踐中去，進而溝通自己同中國社會實際的聯系。
我們先來議論毛澤東的第一個志愿。
當年，在中央蘇區，只要有幾天戰斗的間隙時間，毛澤東就會找來農民、商人、手工業者甚至地主，開調查會。本地的社會結構、風土人情乃至一塊豆腐賣多少錢，哪家的水酒最受歡迎，土布和鹽、洋火等日用品從哪里進的貨，他都了如指掌。在延安，他穿著和農民幾乎一樣的棉襖，走在街上。來來往往各式各樣的人和他打招呼，想停下來就停下來和他聊天，大到邊區政策的建議、小到農民罵他的一句閑話，他都能聲聲入耳。而當時的歷史背景呢，外有強大的敵人，飛機大炮圍追堵截，一天也沒有讓人安生過;內有不同路線的紛爭，再夾雜著共產國際這個“太上皇”不停地指手畫腳。28年無數的艱難曲折，毛澤東走得扎實，是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的，一步一個腳印，步步落在實處。他從不虛言，就是和蔣介石的軍事決戰，也是到了遼沈戰役后才最終提出來。
建國后，情況不同了。戰場上的敵人是看得見的，經濟建設這個對手卻面目不清，并且一切事情似乎都那么順利。例如：抗美援朝，證明美帝國主義也不過如此;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揭開了斯大林的蓋子，看到了蘇聯存在的問題;沒收官僚資本、鎮壓反革命和土地改革這樣的民主革命任務僅僅用了三年時間就完成了;接著，通過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全面改造，在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制度這樣的大變革，也只用了三年時間。爾后，他身居紅墻內，差不多聽不到直接來自老百姓的聲音，大多數情況下基本是靠聽匯報發文件的。毛澤東曾不止一次地說過，中央領導機關只是一個制造思想產品的加工廠，如果不了解下情，沒有原料，也沒有半成品，怎么能出產品?所以只要有可能，他從不放棄出去走走的機會。
1957年以后，毛澤東的威望已邁上個人崇拜的臺階，凡是他視為正確的，都要不遺余力貫徹到底。于是，一切困難便都不在話下了，一切制約也似乎都不存在了;于是，只有想不到的事，沒有辦不到的事兒。然而，經濟建設有著它特殊的規律;而在事實上，我們黨在建國之初就缺少這方面的知識和經驗。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造成了國民經濟嚴重失衡和混亂，一時天災人禍，怨聲四起。毛澤東說，我在北京，差不多聽不到什么，以后要多出來走走。他實在不甘于身居紅墻內靠聽匯報發文件左右中國大局。
為扭轉我國經濟建設的被動局面，毛澤東親自下去搞調查研究，而1958年則是他出京最多的一年，全年只有兩三個月在中南海辦公，其他時間都在外省走來走去，足跡遍及17個省市。他雪夜訪黎明機械廠，三顧茅廬看出鐵;他記掛著傷寒病的流行，關心農民的口糧夠不夠吃。這樣，人民群眾又看到了毛澤東的高大身影。通過觀察，毛澤東注意到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錯誤傾向。他懷疑：水稻畝產10萬斤有可能嗎?面對玉米畝產2000斤的保證，毛澤東笑著說，拿到手才算數。他深信大鍋菜炒出來就是不如小鍋菜香。然而，他似乎從來沒有走出過人的包圍圈;警衛以及警衛攔都攔不住的歡呼的人群。
1952年在武漢，毛澤東游黃鶴樓時，不得不戴著口罩，但還是讓一個孩子認了出來。剎那間，人群潮涌，警衛使出渾身解數才將其保駕下山。毛澤東對此感嘆道：真是下不了的黃鶴樓!1958年8月13日，毛澤東在天津又重演了一幕“下不了的黃鶴樓”。那天，他參觀了南開大學、天津大學，想到外面吃頓飯，就去了正陽春飯館。不料，飯吃到一半，毛澤東無意向窗外望了一眼，卻正被對面樓上曬衣服的一位婦女瞧個正著，一聲毛主席萬歲，喊來了街前街后的人，萬歲之聲不絕于耳，交通陷入癱瘓。毛澤東沒法吃飯，只得連連到窗口和熱情的人群打招呼。直到下午三點，警備區派出了一個排的精干小伙子才把他的座車從人群中推進去又推出來。事后，清掃現場，竟收了七筐半人們丟失的鋼筆、手表和鞋帽等物。
為了扭轉大躍進和三年自然災害造成的經濟困境，1961年1月毛澤東做了自我批評：解放以來，特別是最近幾年，我們調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引自：《一生風雨，永世傳奇》，《中國收藏》(36)。大概是官做大了。從前在江西那樣的調查研究，現在就做得少了。他在隨后召開的八屆九中全會上提議：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1961年要搞個實事求是年。根據他的意見，這年，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等幾乎所有政治局委員都下了基層，搞調查研究。
毛澤東搞的還是間接調查。他讓田家英、陳伯達和胡喬木各帶一個工作組，分別到浙江、廣東和湖南農村，每組都調查一個最好的生產隊，一個最壞的生產隊，半個月后到廣州會合向他匯報。這次調查的結果，就是毛澤東主持起草了《農村人民公社條例(草案)》六十條，對人民公社等農村存在的一些問題作了調整和規范。這個冷一冷頭腦，糾正一些左傾錯誤的過程，延續到1962年1月底2月初，開了個擴大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史稱七千人大會)。會議開得順利，開得熱烈，開得民主，大家反映：“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原本到1月28日結束的會開到了2月7日，七千人的春節都是在大會上過的。會議對1958年以來所犯錯誤的責任統一了認識：首先要負責的是中央，其次是省市自治區各級黨委，然后是省以下的各級黨委，各有各的一筆賬。
毛澤東再次做了個自我批評：少奇同志蹲過點，我沒有，我是搞工作組，間接的。提倡調查研究多少年了，進城以來這幾年，自己不做，也不提倡了。到了去年——1961年，才重新提倡。一個省委第一書記不下去蹲點;省委各書記不下去蹲點，怎么會叫地委一級、縣委一級去蹲點，去做調查研究呢?我們應當到大隊里去，到生產隊里去，到工人里去，軍隊的同志到連隊里去。我是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做過保證的，我說，我一定得下去蹲點，但是到今天我還沒有實行。張素華：《60年代初期毛澤東思想作風探微》，《黨的文獻》，1996(5)。
在毛澤東看來，大躍進有錯誤要糾正，這是無可非議的，但有一條根本原則不容動搖，那就是這些錯誤和其成績相比，只是十個指頭中一個至多兩個三個指頭的關系。1962年，中國曾經有一個改變大躍進錯誤方向的契機，然而，這個契機注定就像流星一般，僅僅在中國的天空一劃而過。
我們再來議論毛澤東的第二個志愿。
毛澤東打算騎馬實地考察黃河、長江兩岸。這個志愿毛澤東由來已久。特別是對黃河，毛澤東懷有很深很深的感情。1936年2月毛澤東率紅軍東渡黃河出征山西。東征前夕，面對白雪皚皚的冰雪世界，毛澤東寫下了膾炙人口的詞章《沁園春·雪》。其中，“大河上下，頓失滔滔”一句，說的就是黃河。
轉戰陜北期間，毛澤東又專門去看黃河。他若有所思地說：“自古道，黃河百害而無一利。這種說法是因為不能站在高處看黃河。站低了，只看見洪水，不見河流。”他無限深情地說：
沒有黃河，就沒有我們這個民族呵!不談五千年，只論現在，沒有黃河天險，恐怕我們在延安還呆不了那么久。抗日戰爭中，黃河替我們擋住了日本帝國主義，即使有害，只這一條，也該減輕罪過。將來全國解放了，我們還要利用黃河水澆地，發電，為人民造福!那時，對黃河的評價更要改變了!參見《緬懷毛澤東》，第65~66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1948年東渡黃河前往華北時，毛澤東又一次對著咆哮的黃河陷入沉思：“你們可以藐視一切，但是不能藐視黃河。藐視黃河，就是藐視我們這個民族……”
1952年10月，毛澤東利用中央批準他休息一周的時間視察了黃河。這是建國后，他第一次出巡。視察后，毛澤東發出了“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的偉大號召。
1959年，毛澤東曾充滿深情地這樣評價黃河：“黃河是偉大的，是我們中華民族的起源，人說‘不到黃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黃河也不死心。”他還說：“如果有可能，我就游黃河、長江。從黃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質學家、生物學家、文學家，只準騎馬，不準坐車，騎馬對身體實在好，一直往昆侖山，然后到豬八戒的那個通天河，翻過長江上游，然后再沿江而下，從金沙江到崇明島。我有這個志向，現在開支票，但哪一年兌現不曉得。”《毛澤東之魂》，第125頁。《中國體育報》，1993年7月13日;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
1961年3月，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再一次提到視察黃河、長江的事，他說：“我很想恢復騎馬的制度，不坐火車，不坐汽車，想跑兩條線。從黃河的河口，沿河而上，到它的發源地，然后跨過山去，到揚子江的發源地，順流而下。不要多少時間，有三年時間就可以橫過去，頂多五年。”梁衡：《要是毛澤東實現“騎馬過江河”該怎么樣?》，《學習時報》，2010年4月27日。
1962年4月，毛澤東和即將調到西安工作的機要秘書高智告別時，他要高智為他去陜西走黃河做好準備。他說：“我們東渡黃河的事，你還記得嗎?我的老青馬被擠下黃河，它回頭游上了岸。”略停片刻，又說道：“轉戰陜北時，你經常打前站、號房子。這一次，你還打前站，我隨后就來。我到陜西后，要騎馬沿黃河走一趟。我要走一趟……”胡哲峰、孫彥：《毛澤東談毛澤東》，第274~275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0。
1964年，年逾古稀的毛澤東開始準備將計劃付諸實施。他指示身邊人員練騎馬，查資料，做了各個方面的準備。他還準備組織一個智囊團隨行，吸收一些科學家參加，其中有搞天文的，搞地理的，搞歷史的等。中央警衛局還秘密組建了一支騎兵大隊，以便在需要時跟隨他考察黃河。為隨時跟著毛澤東出發，這支部隊在北京郊區的西山訓練了好幾年。1964年夏天，還把為毛澤東馴養的坐騎運到北戴河，讓他騎上走了幾圈。他自己也沒有料到，這是他最后一次騎馬。當時還拍了毛澤東騎在馬背上的照片，兩側有人簇擁著。
就在這個夏天，北部灣事件發生，美國擴大了侵略越南的戰爭，中國南部邊疆直接面臨著戰爭的威脅。事實上，當時中國的決策層也在考慮出兵與不出兵兩種可能。毛澤東這時已經沒有這種探幽訪古的閑情逸致了。這年8月6日，毛澤東在抗議美國侵犯越南的聲明稿上批示說：“要打仗了，我的行動要重新考慮。”《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第120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這里說的“行動”指的就是騎馬考察黃河的計劃。
1965年，高智乘車由西安到北京時，他按照毛澤東的囑托，不敢休息，沿路調查，做了詳細記錄。有什么山，有什么溝，有多少涵洞，最長的洞是多少公里，哪段路好走，哪段路不好走，哪里可以歇腳……在北京，高智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詳細詢問了西安到北京的沿途情況。他說：“我也有些好高騖遠，我要騎馬沿黃河走一趟，可是脫不開身，一直不能如愿……我對陜北是有感情的，我在江西待的時間短，在延安待的時間長，我還要回去看看，吃陜北的小米，沿黃河走一趟。”引自易明：《毛澤東的三大心愿》，《廠長經理日報》，2007年4月28日。
隨著毛澤東“重上井岡山”，他又開始了人生歷史上新的一搏。七十多歲的毛澤東將他的余生全部傾注進了他后來所說的兩件事之一——“文化大革命”上。此后，他再也沒有提騎馬考察黃河的事，騎兵大隊也神秘地解散了。
我們最后來議論毛澤東的第三個志愿。
毛澤東在他三個志愿中提出的最后一個志愿是：寫一部書，“把我的一生寫進去，把我的缺點，錯誤統統寫進去，讓全世界人民去評論我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我這個人啊，好處占百分之七十，壞處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滿足了。我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我就是這樣一個人，我不是圣人。”“文革”初期，毛澤東說過“不相信那幾本小書(指《毛澤東選集》)，會有那么大的神通。”這既是毛澤東的自謙，也反映出他尚不滿足于過去的研究成果，所以提出了要寫一部書。
如果毛澤東能在晚年寫一部關于自己的書(從他如上字句分析，屬人生傳記類作品)，那對后人研究毛澤東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歷史也將從這本書中吸取極有價值的材料。這些，只能對他自己和后人永遠的遺憾了。
總之，個人威望到了至高無上的地步，普通的要求也就成了奢望。這是戰爭年代的毛澤東不曾有過的體驗。如果毛澤東能實現第一個志愿，像在紅軍時期那樣對工業、農業和商業進行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后來中國的情況可能就大不一樣了。如果毛澤東能實現第二個志愿，他就可能成為“當代徐霞客”了。毛澤東從小酷愛旅行考察，年輕時曾徒步周游湖南五縣。建國后，他可以隨時坐火車巡視大江南北，但卻沒有徒步或騎馬實地考察黃河、長江的“自由”。如果毛澤東能實現第三個志愿，對后人研究毛澤東有不可估量的作用。由于主客觀的原因，毛澤東的三個志愿未能實現，這對于他和給后人們留下了深深的遺憾。
本文摘自《毛澤東的輝煌人生和未了心愿》，孟慶春 著，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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