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9.11”

　　“9.11”/2001

　　美國左翼學者邁克爾•帕倫蒂(《少數人的民主》的作者)這樣評論道：

　　為什么“9.11”襲擊事件會引起如此大的轟動?在過去半個世紀里，世界上發生了數千起恐怖襲擊，為什么惟有這次襲擊事件如此引人注目?一句話，因為它發生在紐約和華盛頓，而且美國死了很多人......再說一遍，“9.11”襲擊事件的死難者幾乎全是美國人，而不是伊拉克人、南斯拉夫人、巴拿馬人、海地人、薩爾瓦多人、危地馬拉人、越南人、老撾人、安哥拉人和莫桑比克人，后面這些手無寸鐵的平民在過去幾十年中有許多死于美國大規模的恐怖屠殺。這里的信息是很明顯的：一個美國人的生命比無數非美國人的生命還要值錢。

　　難怪是美國的白人種族主義學者發明了“劣等人”(Under-man)這個概念，納粹只不過引進了這個術語(Untermensch)并將其“發揚光大”而已。如果說12年前的“9.11”真正改變了什么，那就是美國這個帝國變得更無恥、更邪惡。

　　現在，美國的導彈又一次喘著巨大的粗氣，渴望在中東飲血;而美國的統治集團則民主地討論著以什么方式入侵一個主權國家最有利。

　　“美國會不會軍事打擊敘利亞?”“巴薩爾•阿薩德如果交出了化學武器，美國會停止打擊嗎?”“美國會以什么方式打擊敘利亞?是先發射戰斧導彈還是.....?”這樣是非不分的愚蠢問題堂而皇之地出現在中國國家級的媒體上。中國的主流媒體似乎從美國入侵伊拉克開始，就將“侵略”一詞從美國對其他主權國家的軍事行為中蒸發掉了：“打擊”、“攻打”、“動武”......意識形態部門這樣的哆哆嗦嗦，這樣的怕得罪美國人，還奢談什么“亮劍”和“自信”?

　　“9.11”/1973

　　好了，這并不是12年前那個迷霧重重，煽情過度——這其中絕對少不了中國主流媒體肉麻的配合——的“9.11”;我說的是40年前發生在南美國家智利的“9.11”;說的是由美國操縱的右翼軍事政變;說的是一位希望以和平方式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選總統的死亡;說的是成千上萬人的失蹤、被綁架、被拷打、被殘殺的歷史。如果說在兩個“9.11”之間存在著什么聯系或相同之處的話，那就是兩個“9.11”中的受害者都是美國帝國主義政策的犧牲者。

　　“9.11”40周年的當天，在加拉加斯的國際反法西斯主義集會上，阿連德和查維斯的旗幟并肩飄揚;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發表演講，提醒人們警惕法西斯主義分子試圖重施故技，以及它們身后那個帝國的現實威脅。在智利，左派組織也召開了紀念活動，米歇爾•巴切萊特出席。這位40年前“9.11”的受害者很有把握在今年的總統選舉中梅開二度。

　　“9.11”之后，拉丁美洲成了右翼軍事獨裁政權的天下，可以說是拉丁美洲史上最黑暗的時代之一;該地區的左翼革命運動也紛紛轉入武裝斗爭，叢林和城市中的游擊戰此起彼伏。由美國人手把手訓練出來的所謂“敢死隊”和酷刑專家對反叛進行了駭人聽聞的鎮壓，當時一部紀錄電影便取名為《巴西：拷問的藝術》：因為在巴西，最大的“藝術”已不再是足球或桑巴，而是酷刑。

　　薩爾瓦多•阿連德和人民團結陣線的失敗原因之一是沒有掌握住槍桿子，結果被皮諾切特輕易地摧毀——某種程度上繼承了阿連德事業的查維斯在2002年右翼發動的短暫政變后吸取了教訓，因此馬杜羅總統在演講中特別贊揚了委內瑞拉軍隊的忠誠——而失敗的另一個原因在于左翼力量缺乏統合性。當左翼各派還在爭論不休之時，紀律性和組織化程度更高的政變軍人已經攻陷了拉莫內達宮。

　　40年前的“9.11”不只在拉丁美洲產生了震動，當時西歐最強大的意大利共產黨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提出了所謂的“歷史性妥協”。應該注意到，一些激進的左翼人士在此事件上對中國和毛澤東進行了批判，認為中國未像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那樣與皮諾切特政權斷絕關系，而且沒有救援智利左派，表明了中國外交和毛澤東本人從1970年代開始，“向右轉”;而鄧時代最終放棄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支持，根子是在毛澤東身上。

　　這種指責實際上由來已久，主要出自左翼——反毛者絕大多數是右派，而右派一直將毛澤東時代支援世界革命作為毛澤東的主要“罪狀”之一;另外皮諾切特由美國扶植，右派為了反毛，有時可以偽裝成“反日”的“民族主義者”，但基本不會偽裝成“反美主義者”，所以無從出手——由于中國的左翼幾乎壓倒性地崇拜毛澤東，所以少數托派和其他左翼少數派對毛澤東的指責，實際上中國的左右翼主流都很少留意。不久前，因獨闖世行發布會而聲名大躁的杜建國先生，作為一名非毛派的左翼重新發掘出了對毛澤東“向右轉”的指責，甚至以“反動”稱之，其中自然也涉及到40年前的“9.11”。

　　對于中國1970年代的外交政策當然允許批評，但從某種持有絕對原則的左翼觀點出發，輕松地說中國在某些方面“向右轉”了，未免操之過急。我們必須記住一點：一個大國和一個大國的領袖是不會像一介布衣那樣，完全從絕對原則或者情感出發去思考國事的;如果那樣做，這個大國和她的領袖就是失職的。1970年代，中國和世界都面臨著巨大的變化：中國完全打破對華包圍圈、美國在越南的失敗、蘇聯咄咄逼人、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基本接近尾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左翼運動開始退潮、拉丁美洲的反動化加強等等，在世界形勢發生改變的時代下，中國對原有外交政策進行調整無可厚非。至于其中被認為“向右轉”的部分，需要明確這是一種戰術性“向右轉”，還是一種戰略性“向右轉”。美國著名的左翼學者詹姆斯•彼得拉斯，其激進立場人所共知——他甚至嚴厲批判過喬姆斯基和霍華德•津恩——在幾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彼得拉斯批評了當時查維斯政府的“向右轉”，而他引為前例的正是德國入侵蘇聯前斯大林的“向右轉”和1973年毛澤東的“向右轉”。我們不去評論此文觀點是否正確，但即使是像彼得拉斯這樣的“純左翼”，依然承認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外交有著一個“明確的反帝路線”，因此1970年代中國如果出現了某些“向右轉”的情況，那也只能是戰術性的——就像彼得拉斯批評的查維斯一樣，查維斯并沒有因為將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的相關人員交給哥倫比亞政府，而變成“反動”人士，他仍然是一個革命者。中國真正的、戰略性的“向右轉”，發生在毛澤東主席去世之后，這一點毋庸置疑——日本赤軍的領導人重信房子在其回憶錄中提到了智利的影響，但她也證實，中國在巴勒斯坦與阿拉伯世界逐漸失去威信始于1980年代——因此，杜建國先生等左翼少數派將1970年代的“向右轉”上升到“反動”的觀點，苛責過甚，是對戰術與戰略不加區分的結果;而如果按照這種絕對原則，恐怕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或革命領袖都有過“反動”的時候。古巴在非洲的國際主義支援應作公正評價，但費德爾•卡斯特羅拒絕接受信仰馬列主義的魁北克民族解放運動成員流亡古巴，難道不也成了“向右轉”和“反動”嗎?而事實當然不是如此。

　　歷史的老帳可以翻，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風風雨雨那么多年，現在應該是一個平心靜氣地回顧以往、面向現實和未來的時候了。我們尊重杜建國先生等左翼少數派，即使他們過于偏激地批評毛澤東，我們還是不會像杜先生把崇拜毛主席的左翼一律叫做“偽左”那樣，我們依然認為杜建國先生等人是中國左翼的一員，盡管不是主流，但左翼內部存在多樣性一般來說并非壞事。

　　最后我想提一個人：呂多•馬爾騰。比利時工人黨(PTB)的創建者和理論領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知名活動家。金日成生前接見的最后一位外國人士就是馬爾騰，他是前年去世的。馬爾騰本人和比利時工人黨長期受到毛澤東主義的影響，不過冷戰結束之后，馬爾騰專心致力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再整合，布魯塞爾的國際共產主義研討會及國際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是他晚年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大貢獻。在其中一次會議上，馬爾騰既強調了要繼承毛澤東同志的反修理論，同時也坦率地表示他當年對古巴的某些批評并不正確，肯定了古巴在非洲的國際主義援助。這樣一種誠實豁達的態度正是我們今天需要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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