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亡黨亡國已經20年了，這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大的悲劇留下了許多沉痛的教訓。本文想就蘇聯演變過程中的意識形態和知識分子的作用問題，談一點看法。
意識形態的變化是蘇聯演變的先導，
其核心是否定黨的歷史和社會主義實踐
在社會主義國家里，敵對勢力只有奪取政權，才有可能復辟資本主義：而在共產黨執政的條件下，只有共產黨自己思想混亂、組織渙散、喪失戰斗力，敵對勢力才有可能奪取政權。所以，敵對勢力必然首先從意識形態領域著手。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凡是要奪取一個政權，總是先制造輿論，做意識形態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階級也是這樣。這是一個被蘇聯東歐劇變的事實所證明了的客觀的規律。
讓我們看一看上世紀80年代后期蘇聯意識形態領域的狀況吧!當時擔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的利加喬夫在后來的回憶錄《戈爾巴喬夫之謎》中作了這樣的描述：從1987年秋天起，在蘇聯的不少報刊上開始出現一股歪曲和污蔑蘇聯歷史的逆流，“暴露文章猶如狂濤惡浪，席卷了輿論工具。極右報刊所描繪的不是多維的歷史，不是成就與錯誤相互矛盾地交織在一起的歷 史，而只是陰暗的污點。根據那些文章判斷，過去沒有一點好東西，我們的父輩和祖輩在這塊土地上毫無意義地受折磨，陷入苦海，時代的延續性被切斷了……這種不公正的、惡意中傷的、不真實的歪曲報道驚擾和刺激了社會氣氛。于是矛頭開始對準了共產黨、蘇共，對準了黨的歷史(我再說一遍，這是艱難的，然而是光榮的歷史)，最終指向了人民，指向人民對歷史的懷念。”利加喬夫的這一描述真實地反映了蘇聯當時的輿論狀況。
值得研究的是，這些反共反社會主 義的言論，盡管是違反歷史事實的謬論，為什么能在蘇聯社會上逐漸地成為主流思想、左右了整個輿論呢?除了歷史淵源外，不能不指出，這是蘇共中央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領導集團提出和推行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的結果。戈爾巴喬夫上臺不久就提出所謂“民主化、公開性、多元論”的方針。他主張的民主化，是不分階 級、不講專政和集中的民主，這為反共勢力的猖狂進攻打開了綠燈：他主張的公開性，是放手反共勢力大肆渲染和夸大蘇聯歷史上和現實生活中的錯誤和消極現象： 他主張的多元論，是允許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的言行合法化，聽任資產階級思想自由泛濫。所有這些民主、公開、多元，都是“單行道”，只準發表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言論，不準有人針鋒相對地進行批判：只準反共勢力毫無阻礙地組織游行、集會、罷工、罷課，卻不準共產黨進行反擊。在這條方針、路線指引下，敵對勢力可以肆無忌憚地進行反共反社會主義活動，而共產黨自己的手腳卻被捆住了，只能聽任敵對勢力的攻擊，束手待斃。利加喬夫在回憶錄中 曾詳細敘述了這樣一個令他迷惑不解的事件：敵對勢力否定和攻擊黨的歷史的文章鋪天蓋地而來，蘇共中央政治局對此熟視無睹，聽之任之，從未提出異議;而安德列耶娃的主張對黨的歷史進行實事求是分析的文章剛一發表，蘇共中央政治局卻立即作出反應，又是開會討論要求人人表態，又是組織寫批評文章進行反擊，又是查背景力圖揪出后臺。用利加喬夫的話來說，這是思維的“雙重標準”：對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文章，實行“意識形態多元化”：出現捍衛社會主義的反駁文章，則進行 追查，予以圍剿。其實，這并不會使人迷惑不解，而正好是對戈爾巴喬夫的民主化、公開性、多元論的最好注解。
蘇聯政局劇變過程中，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制造的輿論的核心內容是，全盤否定甚至攻擊污蔑蘇聯共產黨的歷史和社會主義實踐。他們說共產黨不只是犯了錯誤，而且是犯了罪的組織，甚至“同法 西斯組織一樣”：衛國戰爭的勝利不過是“大法西斯打敗了小法西斯”：他們把現實社會主義制度說成是“極權社會主義”、“軍營社會主義”、“官僚專制”的社 會主義，社會主義非但毫無成就可言，而且給人們帶來的“只是災難”：他們攻擊十月革命是少數暴徒發動的政變，使俄國離開了“人類文明的正道”，70年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的迷誤”。諸如此類的謬論，俯拾即是。總之，社會主義是一部“不光彩的歷史”，必須與之“一刀兩斷”、“徹底決裂”。一時間，“告別過 去”、“炸毀過去的一切”等口號充斥輿論，成為宣傳的主調。
敵對勢力全盤否定和攻擊蘇聯共產黨的歷史和社會主義實踐，目的是“一箭雙雕”。一方面，他們通過這種歷史虛無主義的輿論，公開地提出推翻共產黨的領導，要求“把共產黨排擠出政治舞臺”，甚至要求“審判共產黨”、取締共產黨;公開要求拋棄社會主義制度，恢復資本主義制度。另一方面，他們利用這種輿論瓦解與敵對勢力作斗爭的力量，使共產黨員都成了是犯錯誤組織、甚至犯罪組織的一員，抬不起頭來：他們利用這種輿論把社會主義搞臭，社會主義成了一個貶義詞，使人民對社會主義失去信任。這種輿論一旦成為主流，敵對勢力對黨和社會主義發 起的進攻，變成了一件伸張正義、理所當然的事了，同時使得正直的人們難以挺身而出起來捍衛黨、捍衛社會主義。當戈爾巴喬夫等宣布解散共產黨、解散蘇聯時， 在蘇聯全境幾乎沒有出現任何有組織的抗議，更不用說有力的反抗了。這對具有90年光榮革命傳統的蘇聯共產黨，對具有70年歷史的世界強國的蘇聯來說，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事。然而了解了當時那種“黑云壓城城欲摧”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輿論狀況時，就不難理解了。這也可以說明，為什么西方敵對勢力把做意識形態的工 作，放在實施“和平演變”戰略的第一條。
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是從全盤否定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入手，進而否定黨的歷史和社會主義實踐的。在這方面，赫魯曉夫開了惡劣的先河。他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作的秘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當時就引起極其嚴重的后果，引發了世界范圍內的反共反社會主義 浪潮。事后近30年時間里，蘇共從來沒有對斯大林作出全面的科學的分析和評價，致使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思潮一直在蘇聯黨內、國內占了主導地位。這就為戈爾巴喬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路線打下了思想基礎。蘇聯的演變不是偶然的，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那一套也不是一下子產生的，從政治思想淵源來說，可以追 溯到赫魯曉夫時期。蘇聯的演變，實際上從赫魯曉夫時期已開始埋下了種子。上世紀80年代末蘇聯的動亂，正是以“粉碎斯大林主義意識形態及其有關的一切東西”、“徹底拋棄斯大林模式”、“與斯大林主義以及新斯大林主義的一切形式劃清界線”為突破口的。當時斯大林己去世30多年了，為什么又把斯大林拿出來大 肆撻伐呢?顯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名為批判斯大林，實為批判蘇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與上世紀50年代中期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相比，這一時期的反斯大林浪潮達到了十分離奇的地步，連無中生有、造謠惑眾的手段也使出來了，并進而引申出去，攻擊和誹謗列寧，再進而否定馬克思、恩格斯，搞得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全部成為“歷史的錯誤”。這樣，按照這些革命領袖的思想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在他們直接領導下開展活動的共產黨，當然也就站不住腳了。
斯大林代表了蘇聯黨和社會主義實踐的一個時代，如何評價斯大林，這不僅是對他個人，而且是對一整個時代的評價。敵對勢力從否定斯大林(進而否定列寧)入手來 否定黨和社會主義實踐，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斗爭策略。這里的教訓是，必須實事求是、科學地評價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警惕歪曲和丑化無產階級革命領 袖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論、文章及著作的出現，更不能讓它自由地廣泛傳播。
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是以非政治化、非意識形態化為過渡，逐步地誘導群眾接受他們的恢復資本主義制度的主張的。敵對勢力在全盤否定黨的歷史和社會主義實踐的同時，竭力宣傳他們所主張的未來社會的面貌，即全面恢復資本主義 制度后經濟、政治、文化生活將會是如何的美好。他們往往不是一下子公開說出自己的意圖，而是以非政治化、非意識形態化作為過渡，先提出一些模棱兩可的、怎么解釋都可以的新概念來代替科學的、旗幟鮮明的、內容確定的原有概念，一點兒一點兒地修正和改變原有的觀念，讓群眾在沒有警覺的情況下跟著他們走到邪路上去。
戈爾巴喬夫就是其中的典型。早在1983年即他上臺之前，他就決心要“按新的原則建設國家”，提出“我們的社會要改頭換面，徹底改變 自己的性質”。但是，他的主張是根據群眾的接受能力逐步出臺的，誘導群眾一步一步地走入他所設下的陷阱。例如，在政治上，他先說堅持共產黨領導，反對多黨制;后來又說“多黨制不是原則問題”，再接下來宣布“憲法任何一條都可以修改，包括第六條”(即規定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的那一條)，再到“不要像魔鬼害怕燒香那樣害怕多黨制”，最后宣布取消共產黨領導，實行多黨制。在經濟上，對所有制結構，他先是說要堅持公有制，接下來主張不分主體與補充的多種經濟成分的“混合經濟”，進而宣傳“非國有化”，最后才宣布實行私有化，消滅公有制;對運行機制，他開始時只講充分利用商品貨幣關系，然后提倡抽象的、不講以哪種所 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最后宣布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必須實行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思想上，他從聲言忠于馬克思列寧主義，到“吸收擺脫了教條主義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思想遺產”，再到批評“馬克思沒有預見到資本主義的活力”、“列寧沒有完整的社會主義建設綱領”，最后宣布馬克思列寧創 造的社會主義理論已經過時，必須拋棄，如此等等。有人說戈爾巴喬夫的思想多變，其實這只是他的一種伎倆和表象，而他要達到的目的則是一貫的。正如他在 1991年11月不打自招供認的：“應該改變制度，我當時(指他上臺不久--作者)就得出了這個結論。但是如果一開始，社會還沒有作好準備，就這樣提出問題，那將一事無成。”難怪在蘇共解散、蘇聯解體以后，戈爾巴喬夫說：“就我的工作而言，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己經實現，我感到安寧。”
蘇聯演變從意識形態領域開始，這是一個花費了慘痛代價獲得的、非常值得我們深思的教訓。
在蘇聯演變過程中某些知識分子起了極其惡劣的作用，
但對知識分子應該作具體分析
毫無疑問，對于蘇聯亡黨亡國、向資本主義演變這一歷史性事件，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領導集團的指導思想(即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是具有決定作用的。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在整個演變過程中，某些知識分子起了極其惡劣的作用。畢竟，文章是知識分子寫出來的，輿論是那些控制輿論工具的知識分子造出來的。蘇聯有那么一些知識分子(人數相對來說不多，絕對量卻不少，而且能量極大)，一心信仰以“自由、平等、博愛”相標榜的資本主義，起勁地反對共產黨的領導，惡毒地攻擊社會主義制度。他們充當了攻擊黨和社會主義、鼓吹恢復資本主義制度的急先鋒。這種狀況使得一位研究蘇聯改革問題的美國學者大衛•科茲得出結論：知識分子是蘇聯社會里擁護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三大集團之一。
籠統地講蘇聯知識分子擁護走資本主義道路、成為蘇聯復辟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這是不對的。知識分子從來都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他們總是從屬于某個階級，服務于某個階級，為某個階級“鼓與呼”的。他們是依附于“皮”上的“毛”。離開了“皮” 的“毛”，即所謂獨立的“公共知識分子”，那是不可能存在的，世界上也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知識分子。從本質上看問題，應該說，在蘇聯，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 上，主張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知識分子是大多數。在劇變過程的惡劣條件下，不僅有安德列耶娃那樣的知識分子挺身而出，來捍衛黨和社會主義，而且有大批讀者來信 表示支持。然而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在蘇聯，的確有一批知識分子在兩條道路的激烈斗爭中站到了資本主義一邊，成為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先驅者”和鼓吹者。
那么，為什么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成長起來的一批知識分子會成為社會主義制度的“掘墓人”的呢?
盡管早在上世紀30年代中期，蘇聯就實現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剝削階級的經濟基礎，但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而意識形態又有相對獨立性，資產階級思想并不會隨著其經濟基礎的消失而立即消失，它們還會在各個領域頑強地表現出來。思想戰線上兩種意識形態、兩條道路的斗爭 遠沒有徹底解決，在一定條件下還會表現得十分激烈。更重要的是，在蘇聯的實際工作中出現了許多重大失誤，使得一批知識分子轉到了社會主義的對立面去了。這 是值得我們認真吸取的教訓。
第一，在蘇聯政局劇變過程中起惡劣作用最大的知識分子，大多是上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成長起來的，其中相當一部分人還占據了黨政機關、輿論陣地的領導崗位。在這一批知識分子中間，之所以有相當數量的人積極地反共反社會主義、鼓吹資本主義，顯然與他們成長的環境、條件有關。1956年蘇共二十大以后，赫魯曉夫提出的一系列修正主義觀點，在蘇共黨內不僅沒有受到批判和抵制，相反，卻得到蔓延，乃至成為占主導地位的思想，例如，全盤否定斯大林，這實際上是為攻擊黨的歷史和社會主義制度打開了缺口;“一切為了人，一切為了人的幸福”這一超階級的人道主義思想，甚至成為黨 的綱領性目標;否定階級斗爭、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全民黨”、“全民國家”的思想，矛頭直接指向馬克思主義;核恐怖理論，成為推行“全人類利益高于一切” 的理論基礎;如此等等。赫魯曉夫這些修正主義觀點，是戈爾巴喬夫“新思維”的思想來源，也是公開的反共反社會主義思想的先聲。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的公開 報告和秘密報告，把黨和人民的思想搞亂了，思想教育也開始名存實亡。可以說，赫魯曉夫時期為蘇聯今日的演變，打下了思想基礎。可想而知，在一系列修正主義 觀點占主導地位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中，出現相當一部分從思想深處來說與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的人，是不奇怪的。這就可以理解：當戈爾巴喬夫提出人道 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為什么許多人會毫無抵制地接受并積極加以宣傳，從而迅速成為黨內的指導思想：為什么他們在戈爾巴喬夫倡導的“民主化”、“公開性”的 氣氛下，很快就轉到了黨和社會主義的對立面。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追溯一下歷史，是可以看清楚的。
第二，在蘇聯社會里，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并且從斯大林時代起，一直受到社會的重視。知識分子作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一支重要隊伍，他們如果與工農相結合，全心全意為工農大眾服務，毫無疑問，他們是建設社會主義的中堅力量。但如果他們的人生觀、價值觀是個人主義的，他們脫離工農，只是為個人謀取私利，他們就會感到資本主義也許對他們更為 有利一些，會自發地傾向于資本主義，因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他們憑借所掌握的技術、知識，有可能進入遠比工人、農民優越的上層，進入統治階級。遺憾的是， 自上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蘇聯忽視了人生觀、價值觀的教育，他們的政治思想工作形式上是正規的，內容上卻是教條的，不解決實際問題，形同虛設。知識分子中間個人主義思想泛濫，不少人失去了理想和信念，只顧追求個人物質利益而全然忘記了大多數人的利益，這種精神狀態極易卷入資本主義的漩渦。大衛•科茲對此 有一段論述，他說：蘇聯一些知識分子在政局劇變中的表現，“背后還有著實實在在的物質利益。由于對外開放，知識分子們發現，在資本主義的西方，他們的同事 在差不多所有的方面都享受高得多的生活水平。也許更重要的是，他們發現西方的學者和知識分子比較而言更有特權，這種看法一般來講是正確的，盡管經常有所夸 張。莫斯科的知識分子經常向西方同事抱怨自己的物質生活只比藍領工人好一點或差不多或一樣，以此作為社會不公正的證據。懷有這種心態的知識分子容易對社會主義制度反感，而對于資本主義卻心馳神往。
第三，還得看一看國際環境。蘇聯是在經濟文化落后的條件下，在帝國主義包圍中建設社會主義的。 在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在經濟上、技術上、軍事上占有優勢，在意識形態領域資產階級思想處于主導地位。上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帝國主義加緊對社會主義國 家推行和平演變戰略，其中最重要的手段是思想滲透。而知識分子又是與資本主義世界打交道最多的一個階層。在這種國際背景下，社會主義國家里產生一些崇拜、擁護資本主義的知識分子，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問題在于，蘇共二十大以后，蘇聯在對外關系中推行“三和”路線，不講國際范圍的階級斗爭，把所謂的“全人類利益”、“全人類共同價值”放到首位，忽視了西方國家在社會主義國家里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危險，這就大大加劇了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和價值觀 對蘇聯知識分子的影響，使他們產生了親西方的情緒。有了這種情緒的人，在選擇走什么道路的時候，很容易站到資本主義那一面去。
當然，這決不是說，社會主義國家里知識分子注定是反社會主義的。從蘇聯的實際情況看，大多數知識分子是擁護社會主義的，充當反共反社會主義急先鋒的只是少數(絕對量也為數不少)，但是當他們掌握了輿論工具(有的直接占據了黨政要位)，他們在意識形態、思想政治領域所起的作用就極為惡劣和巨大。這種情況表明，在愛護、 信任知識分子，充分發揮他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聰明才智的同時，要加強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使他們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樹立無產階 級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密切聯系工農大眾，培養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這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搞好社會主義建設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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