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毛澤東與梁漱溟的恩恩怨怨
詩曰：延安一別各東西，無妨諍友兩相知。不同理論不同道，恩恩怨怨不稀奇。
梁漱溟，原名梁煥鼎，原同盟會會員、國民黨員。五四運動前，曾居北
京，與毛澤東岳父楊懷中相識，并在其家中多次見過毛澤東。
1937年“七.七”事變后，梁漱溟以國民黨參政員身份到達延安，毛澤東與他徹夜交談，他還將自己出版的《鄉(xiāng)村建設理論》著作一書送給毛澤東。雙方就改良主義和階級斗爭問題，進行爭辯，相持不下。四十八年后，，九十三歲高齡的梁漱溟在回顧這次爭論時，還心緒激動地說：“現(xiàn)在回想起那場爭論，使我終生難忘的是毛澤東作為政治家的風貌和氣度。他披著一件皮袍子，時而踱步，時而端坐，時而靠在床上，十分輕松自如，從容不迫。他不動怒，不強辯，說話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語。明明是各不相讓的爭論，卻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談。他送我出門時，天已大亮。我還記得他最后說：“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們今天的爭論可不必先作結論，姑且存留，聽下回分解吧。”
十余年后，梁漱溟與毛澤東的爭論有了結果。1950年春天，梁漱溟奉毛澤東、周恩來之召，由重慶來到北京。他認真思索了他一赴延安時與毛澤東發(fā)生的那場爭論，面對在戰(zhàn)火中誕生了新中國的這一事實，他先后寫了《何以我終于落歸改良主義?》和《兩年來我有了哪些轉變》的文章。他在文中毫無保留地說：“若干年來，我堅決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現(xiàn)在我眼前，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個全國統(tǒng)一穩(wěn)定的政權竟從階級斗爭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我曾估計它一定要陷于亂斗混戰(zhàn)而沒有結果的，居然有了結果，而且結果顯赫，分明不虛。”
1953年9月8日——18日，發(fā)生了一樁公案。就是梁漱溟在政協(xié)全國委員擴大會上發(fā)言說：“這幾年來，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鄉(xiāng)村的農民生活卻依然很苦……有人說，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為此，受到毛澤東不點名的批評。毛澤東說：“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須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fā)展重工業(yè)、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笑話!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工人農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這一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的。”毛澤東雖未點名，但梁漱溟聽后不服，繼而發(fā)生了9月18日下午梁漱溟與毛澤東在會上頂撞現(xiàn)象。一個說“毛主席有無雅量”一個說“你要的這個雅量，我可能不會有。”不過“這一點‘雅量’還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協(xié)委員還可以當下去。”一時使會場上發(fā)生這種前所未有的與毛澤東頂撞，你一句，我一句的場面，會開不下去。不少到會者呼喊：不聽梁漱溟胡言亂語。而梁漱溟堅持不下講臺。有人提議表決，表決時，毛澤東等少數(shù)人舉手贊同梁漱溟繼續(xù)講下去，但大多數(shù)人舉手反對。于是梁漱溟被轟下了臺，一場僵局宣告結束。
事后，梁漱溟政協(xié)委員照當，工資照發(fā)，未受到任何處分。但與毛澤東幾十年的交往，卻就此結束。
1986年秋，梁漱溟在談到這樁公案時說：“多年來，我一直不愿意細談這樁事。為什么?并不是怕把自己的錯誤公之于眾，因為自己是個平常人，是好是壞只與個人相關，無礙于國家民族，不足輕重。我顧慮是另一位當事人——毛主席，他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之一。1953年9月，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無人，全不顧毛主席作為領袖人物的威信，當眾與他頂撞，促使他在氣頭上說了若干過火的話。如果說當時意氣用事言語失控，那么也是有我頂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對我批評在后。”
(二二)毛澤東的“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勻吃”
詩曰：不忍荒年餓死人，必須粥飯吃均勻。一窮二白從頭起，自力更生振國魂。
一九五0年是恢復國民經(jīng)濟的第一年。首先遇到的問題，是這一年國家財政收支怎樣安排。毛澤東著重抓了這件事，指定陳云、薄一波、李富春、饒漱石、鄧子恢擬定預算草案。
編制一九五0年預算，遇到兩大難題，一個是對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包干下來的問題，一個是軍費開支問題。這都是帶全局性的大事，而對財政經(jīng)濟十分困難的新中國來說，又是兩項十分沉重的負擔。
怎么辦?出路何在?毛澤東在全國政協(xié)一屆常委會第二次會議上，發(fā)表了他的意見。
關于對原國民黨軍政人員包下來的問題，毛澤東說：這些舊人員能不能不管他們呢?人家不走，擁護我們，不管他們要罵人，只好收。不收比收要差些。不收他們還是要吃飯，沒有辦法的時候就會去搶或偷，用破壞的方法。這比四千斤小米(指政府當時養(yǎng)活一個人的費用)的代價就要多。要把這些人包下來，管他們吃飯。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日毛澤東在致電饒漱石，提出“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勻吃”
關于軍費開支問題，毛澤東說，在現(xiàn)在的預算中，建設費只占百分之二十四，文教衛(wèi)生費只占百分之四點一，軍費則要占百分之三十八點八，行政經(jīng)費占百分之二十一點四。所以，實際上這還是一個戰(zhàn)爭預算。這個預算沒有滿足財經(jīng)委員會、文教委員會等部門的要求，但是軍政費用再要減少就不行了。他又說：要讓大家知道，部隊的生活特別苦，有的部隊沒有菜吃喝鹽水，吃的糧食也不能滿足要求。各位省主席、市長，中央部長，都得知道，，就可以向大家解釋。
毛澤東認為，解決的出路在于軍隊要逐步轉向生產建設。準備到一九五一年，軍隊和政府可以有三百萬人轉入生產。“飛鳥盡，良弓變”，我們是變?yōu)楦闵a，而不是“良弓藏”。
一九五0年，人民解放軍各部隊在完成追殲殘敵、平叛、剿匪的作戰(zhàn)任務后，相繼開展了大規(guī)模的生產建設運動。新疆軍區(qū)部隊，有十萬多官兵投入生產，發(fā)揚“南泥灣精神”，全年開墾荒地八十五萬畝，糧食、蔬菜基本達到自給，為全軍樹立了一個榜樣。
毛澤東關于國家財政狀況，用了三句話來概括：“有困難的，有辦法的，有希望的。”這三句話，簡明有力，如實地反映了國家的財政經(jīng)濟狀況，同時又指出了光明的前途，給人們以希望，在人民中產生巨大的影響，成為動員千百萬群眾投入到克服困難、恢復經(jīng)濟的偉大斗爭中去的精神力量。
(二三)毛澤東創(chuàng)新的刑名——“死緩”
詩曰：法典亂時重嚴刑，匪患從來難肅清。唯有新朝逢盛世，網(wǎng)開一面創(chuàng)刑名。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反動派敗逃臺灣，在大陸上留下一大批反革命分子，有的上山為匪，有的潛伏下來，有的還壓在人民頭上繼續(xù)為非作歹。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這些人以為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即將爆發(fā)，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時機已到，便紛紛冒出頭來，破壞工廠、鐵路、倉庫，陰謀破壞抗美援朝的軍運工作和經(jīng)濟建設。他們殺人放火、燒毀民房、搶劫糧食、財物，制造大規(guī)模的社會混亂。他們甚至襲擊、圍攻縣、區(qū)、鄉(xiāng)人民政府，殘殺革命干部和積極分子。一九五0年這一年，在新解放區(qū)有近四萬名干部和群眾被他們殺害，其中僅廣西就有三千多名干部被殺害。美國情報機構也派遣特工人員潛入中國，發(fā)展組織，刺探情報，并企圖暗殺中國領導人。
一九五0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關于鎮(zhèn)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揭開了大規(guī)模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的序幕。為了準確掌握運動的發(fā)展情況，毛澤東要求全國二千多個縣委和市委的書記都向他寫一個報告，與他直接通信一次。
鎮(zhèn)反運動很快在全國形成高潮。逮捕并迅速處理了一大批犯有死罪民憤極大的反革命分子。但又出現(xiàn)了殺人過快過多的問題，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毛澤東批轉的中共中央西南局轉報的湘西第四十七軍的報告上說：“所謂打得穩(wěn)，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準，就是不要殺錯。打得狠，就是要堅決地殺掉一切應殺的反動分子。”但殺人多了，即使都是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也總會在社會的一部分階層中引起不安。于是，毛澤東提出對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大部采取判處死刑緩期執(zhí)行的政策。“死緩”，這在古今中外的法典里，找不出這樣一種刑名。它雖然仍屬于死刑，但與死刑有重要區(qū)別。這是毛澤東對的一個創(chuàng)造。后來，“死緩”就作為一個重要的刑名，寫入法律，在中國實行。
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毛澤東親自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對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應大部采取判處死刑緩期執(zhí)行政策的決定》。到一九五一年十月，歷時一年的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基本結束。
有著久遠的歷史和社會根源的匪禍，曾經(jīng)使舊中國的歷代政府大傷腦筋，其中尤以湘西、鄂西和廣西的匪患為甚。解放初期，全國有二百萬土匪，殺人放火，殘害人民。經(jīng)過剿匪，鎮(zhèn)反，這些盤根錯節(jié)的匪患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被根除。而長期在城市中稱霸一方，為非作歹欺壓百姓的黑社會勢力，也在鎮(zhèn)反中被摧毀，銷聲匿跡。社會秩序空前安定，人民交口稱贊，說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功德無量。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在全國政協(xié)一屆三次會議上，總結三大運動的偉大勝利的時候，鄭重宣布：“大陸上的反革命殘余即將基本肅清。”
(二四)“殺了女匪首豈不太可惜”
詩曰：占山多是男兒漢，落草少見女丈夫。幸遇開元盛世策，改邪歸正走新途。
新中國成立前后，由于蔣介石政權的有意組織和國民黨散兵游勇聚集為匪，土匪數(shù)量激增，達到了有史以來前所未有的程度。土匪最多時，曾達到200多萬人。土匪武裝大搞暗殺恐怖活動，襲擊我政權機關，殺害我軍政人員和進步群眾，搶劫財物，強奸婦女，放火投毒，擾亂社會秩序。
1950年1月，華東地區(qū)土匪襲擊鄉(xiāng)、區(qū)、縣級人民政府達一百多次，僅蘇南地區(qū)就有120多名干部被殺害。解放軍第十兵團后勤部長李厚坤在浙江東陽縣朝陽村遭土匪伏擊而犧牲。這一年的頭三個月，僅廣東地區(qū)就有4座縣城、62個區(qū)政府、86個鄉(xiāng)政權被土匪破壞。同年二三月間，四川省內江縣土匪襲擊了該縣的5個區(qū)政府，打死干部20多名，抓走干部38名，輪奸婦女干部10名。第六○軍第一七九師政治部主任朱向籬在執(zhí)行任務時，被土匪抓獲，慘遭挖眼、割舌、掏心，最后慘死在土匪刀下。該軍炮兵團的一名司務長，被土匪抓去活活煮死。四川儀隴縣土匪一次投毒使4000多人中毒。
土匪的瘋狂破壞，嚴重地威脅著人民政權的鞏固和社會的安寧，給人民群眾帶來了嚴重的災難。在開國大典上，朱德總司令發(fā)布命令，要求人民解放軍剿滅匪特。1950年6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指出：必須堅決地肅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
按照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部署和方針，人民解放軍從1949年5月開始，先后調動6個兵團部、41個軍部、140個師、2個旅又20個團，共計150多萬兵力，開展了歷史上規(guī)模空前的剿匪斗爭。
解放前貴州就以土匪多而聞名。在眾多的土匪中，有一個匪首因為受到毛澤東的特赦而使她的人生充滿了傳奇色彩。
1953年6月5日，在通往貴州惠水縣城的幾條大道上，絡繹不絕的人群爭先恐后地朝一個方向奔去。那里既不是廟會也不是趕集，更不是看什么大戲，而是人們聞訊前去目睹名噪全省的女匪首陳大嫂。大家都想看一看這個傳說中飛檐走壁、貌似西施，卻殺人不眨眼的女魔王。
陳大嫂原名叫程蓮珍，乳名程伊妹，系長順縣廣鄉(xiāng)順朝擺村人。少女時由于長得窈窕高挑，皮膚細嫩白皙，面容清秀，被當?shù)厝罕姺Q為大美人。由于名聲在外，就被該縣水波龍鄉(xiāng)板溝寨有錢有勢的大地主陳正明知曉，經(jīng)過多方促合，將程伊妹娶為二房，人稱陳大嫂。由于陳正明家中有槍有家丁，程伊妹跟著他走村串寨，就成為出入各種場合的壓寨夫人。她天生聰明，不但學會了騎馬，也學會了打槍。陳正明在世時她生有一女孩，陳正明病死后，陳姓近房為搶奪陳正明的千頃良田，糾集了一伙人圍攻程伊妹的住處，并亂槍射擊。程伊妹知道來者不善，便和家丁一起關上大門，在院內和樓上進行還擊，憑著有利的地形和過硬的槍法，程伊妹手拿雙槍，帶領著家丁打死了三個圍攻的歹徒。圍攻的人見同伙有死有傷，況且程伊妹已有防備，再圍攻也占不到便宜，便抬著尸體撤退了。從此，陳大嫂“雙槍女人”的名聲遠近聞名。
1953年3月下旬，李達從朝鮮歸來，在北京住了幾天，受到毛澤東的接見。他匯報了西南地區(qū)的剿匪工作，專門談及陳大嫂的情況。
李達說：“主席，這個女匪首，下面有的要殺，有的要放。”
毛澤東用肯定的語氣說：“不能殺!”說完，他拿起一支煙，慢慢地劃著火柴，點上，深深地吸了一口，陷入思索中。
李達看出主席還有話說，就靜靜地坐在那兒聽候指示。
毛澤東手中的煙吸到三分之一后，以他特有的幽默語氣說：“好不容易出了一個女匪首，又是少數(shù)民族，殺了豈不可惜?”
“主席的意思是?”李達試探地問。
“人家諸葛亮擒孟獲，就敢七擒七縱，我們擒了個陳大嫂，為什么就不敢來個八擒八縱?連兩擒兩縱也不行?總之，不能一擒就殺。”
李達領悟了毛澤東的話，非常認真地說：“主席，我們照您的指示辦。”
1953年4月，西南軍區(qū)參謀長李達來到貴州省軍區(qū)，他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傳達毛澤東關于釋放陳大嫂的指示。在省軍區(qū)主要負責干部會議上，李達傳達毛澤東的指示后，又談了他的想法：“我們共產黨人，比諸葛亮應該有更廣闊的胸懷、更宏大的氣魄。貴州的剿匪斗爭雖然已是尾聲，但工作更加復雜，有些地方的土匪問題與民族問題聯(lián)系在一起，這就更要注意政策，特別是寬、嚴有度，這才有利于盡快消除隱患，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人。”
1953年6月5日，惠水縣城關鎮(zhèn)召開了數(shù)千人的群眾大會，由法院院長宣判，當場釋放了陳大嫂。就這樣，一個“罪該萬死”的女匪首，竟又奇跡般地活了下來!
為了防止發(fā)生意外，政府派了一個工作組到長順縣做工作，后來又到惠水的老影院大會場召開群眾大會，宣傳政策。為什么不殺，是毛主席直接指示的，要寬大處理，不允許任何人動她，有困難還要幫助她。共產黨是有政策的，陳大嫂想到哪里就到哪里。當時她不愿意回長順縣，也不愿意在惠水街上，要到鄉(xiāng)下布依寨去。最后省里研究，同意陳大嫂的要求，在赤土的一個布依寨給她分了一套房子，兩層的，鍋碗盆也都是共產黨送的，陳大嫂就在那里住了五年。
陳大嫂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政府會放她，她擦去感激的淚水，發(fā)誓要報答毛主席的救命之恩。被放了沒幾天，她就到落草為匪時經(jīng)常活動的惠水、長順交界地帶，找到那些沒有投案的土匪及家屬，講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講共產黨的寬大政策，還三番五次鉆進一些土匪藏匿的山洞，面對面地勸降。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就有22名匪徒向人民政府投降。有幾個號稱“八大金剛”的匪首，特別兇狠狡猾，群眾說他們殺人就像殺雞一樣，連眼皮也不眨。尤其是岑正學、陳老毛、陳登安三個人，拒不投降，陳大嫂動員他們家屬去勸降多次，均未奏效，于是她帶著部隊進山搜剿，將這三個頑匪一一擊斃。
以后，不僅惠水、長順，連紫云一帶潛藏很深的匪徒們，還有幾個匪“首”，也聞風回頭，相繼向政府投降了。
陳大嫂經(jīng)常說，她的這條命是毛主席給的，她要做一些對社會和國家有益的事情。她一直想到北京去看一下毛主席他老人家。后來毛主席逝世了，陳大嫂得知后，在家里為毛主席設了靈堂，哭得昏死過去好幾次。
1995年3月，毛主席的孫子毛新宇到貴陽來調研。陳大嫂知道后，就坐車到了貴陽去看毛新宇。
毛新宇告訴陳大嫂，他是學歷史的，現(xiàn)在在大學學習，他想多讀一些書，準備將來把中國歷史寫出來。第二天早晨邵華請陳大嫂一同吃了飯，叮囑陳大嫂要注意身體，多為人民做一些事情。
陳大嫂回來后對她女兒陳大蓮說：“毛主席給了我第二次生命，現(xiàn)在他的孩子又關心著我，毛主席一家的恩情一輩子都報答不完。”
(二五)毛澤東與胡志明論貪官
詩曰：兩位高人侃大山，語言犀利論貪官。古今中外皆如此，哪個衙門不愛錢。
有一次，毛澤東和胡志明談官，頑固認為“無官不貪，只有多少之別”
胡志明說：“我的父親當了知縣，他沒有貪。”
毛澤東說：“不見得，那時你還小，他貪你不知道。”
胡志明解釋說：“當了幾個月，他就被撤職了。”
毛澤東肯定說：“那是他來不及貪。”
毛澤東對貪官的看法，很值得今天借鑒。由此也可看出，毛澤東為什么對黨的干部要求一直那麼嚴。劉伯承曾和一位高級將領談工作說：“1949年解放軍進城后，我門六個司令員去看毛主席，當時我想毛主席可能要講幾句鼓勵的話，可沒想到，毛主席開頭就說：‘你們這些人要守規(guī)矩，聽指揮啊!不然，我就從你們幾個人開刀。’我聽了以后，心里直打顫，他是多么嚴格啊!”
(二六)毛澤東告戒：“不要做李自成”
詩曰：西柏坡前紫氣生，迎來開國眾精英。二中全會明方向，不做當年李自成。
一九五0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訪蘇歸來，到了哈爾濱。哈爾濱市設宴招待，把最好的東西做給他吃，有熊掌、飛龍等。第一頓飯有胡志明在座，毛澤東吃了。回到住地，他對衛(wèi)士說：“這樣好的飯有沒有必要啊?沒有必要嘛!我們國家現(xiàn)在這么窮，搞得這么豐富干什么!你去交待一下，從明天開始，還按我們在家的標準去辦。第二天，他們改過來了，毛澤東很高興，說：“這樣子蠻好的。”又說：“胡志明同志是客人，一定要照顧好。”后來到了沈陽，飯菜比哈爾濱安排得還好。毛澤東很生氣，接見干部時專門講了這件事。他說：“我是不學李自成的，你們要學劉宗敏，我勸你們不要學。二中全會剛剛開完，就忘了。我們還要繼續(xù)貫徹二中全會的精神。我們不能這樣做。”這些話，毛澤東在從西柏坡去北平那一天，就說我們要進京趕考。在從琢縣到北平的火車上，還講不要做李自成。到了香山，他又說不要做李自成。
毛澤東為了保證這個時代的延續(xù)，在建國之初，就用其雄渾的湖南韶山口音，鄭重而莊嚴地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發(fā)出了這樣一個錚錚懲貪鐵誓：“誰要是搞腐敗，我毛澤東就割誰的腦袋。如果我毛澤東搞腐敗，人民就割我毛澤東的腦袋!”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的一天，北京已有幾分寒意，中南海菊香書屋又是一個燈火通明的夜晚。毛澤東正在批閱東北局送來的關于開展增產節(jié)約運動，進一步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斗爭的報告。報告中提到，沈陽在部分單位中揭發(fā)出三千六百二十九人有貪污行為，東北貿易部檢舉和坦白的贓款達五億人民幣(舊幣)，浪費現(xiàn)象和官僚主義也很嚴重，東北鐵路系統(tǒng)積壓上千億元的材料無任處理。毛澤東深感事情的嚴重性。這決不是一個地區(qū)的問題，而是全國性的問題。十一月十二日，他將東北局的報告批轉全國。這表明他決心通過“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懲治和克服黨內已經(jīng)滋生起來的腐敗現(xiàn)象。
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jié)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毛澤東親自修改審定了這個決定。他還在加寫的一段話中指出：“自從我們占領城市兩年至三年以來，嚴重的貪污案件不斷發(fā)生，證明一九四九年春季黨的二中全會嚴重地指出資產階級對黨的侵蝕的必然性和為防止及克服此種巨大危險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確的，現(xiàn)在是全黨動員切實執(zhí)行這項決議的緊要時機了。再不切實執(zhí)行這項決議，我們就會犯大錯誤。”
這個指示發(fā)出以后，全國范圍的“三反”運動正式開始。
毛澤東對運動抓得很緊，親自為中央起草指示，寫批語，口氣都十分嚴歷，提出的要求都必須雷厲風行地辦到。“違者，不論部長、行長、署長、處長、局長、科長、股長或經(jīng)理，一律撤職查辦。”中南軍區(qū)因遲遲未送“三反”報告，他很不滿意，晚上八時寫了一個批語給中南軍區(qū)第三政治委員譚政并告各大軍區(qū)，指名批評他們。毛澤東剛寫完批語時，中南軍區(qū)和譚政送來了兩份報告，他很高興，立即將批評中南軍區(qū)的電報停發(fā)。并給譚政寫了一封信，表揚說：“此件很好……盼望你們的捷報。”
此時，已是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凌晨兩點，他在信封上寫著：“尚昆派人飛送。”毛澤東想了一下又把值班秘書羅光祿叫來，對他說：“尚昆同志睡了，你直接去辦。要譚政同志親手，要取回他的收條。”一日上午八時，羅光祿帶著毛澤東給譚政的親筆信，乘專機直飛武漢。毛澤東從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十一時開始工作，到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上午七時半才休息，連續(xù)工作了二十個小時。
當運動進入高潮時，他又一再批示：“嚴禁迫(逼)供信”。定案時，他特別強調：“認真負責，實事求是”，一九五二年五月十日，他在中央轉發(fā)的一個報告的批語中寫道：“現(xiàn)當‘三反’運動進至法庭審判、追贓定案的階段，必須認真負責，實事求是，不怕麻煩，堅持到底，是者定之，錯者改之，應降者降之，應升者升之，嫌疑難定者暫不處理，總之，必須做到如實地解決問題，主觀主義的思想和怕麻煩的情緒，必須克服。這是共產黨人統(tǒng)治國家的一次很好的學習，對全黨和全國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義。”但對于證據(jù)確鑿，數(shù)額巨大的腐敗分子，不管你資格有多老，貢獻有多大，職位有多高，他毫不手軟。親自批準對開國第一大案劉青山、張子善的處理。在黨內外引起強烈反響。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每當人們提起毛澤東果斷處理劉青山、張子善一案時，總會感慨萬千。當年在毛澤東直接領導下處理此案的薄一波說：“我覺得‘三反’斗爭經(jīng)驗中最可貴的一條，就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對清除黨的肌體上發(fā)生的腐敗現(xiàn)象，表現(xiàn)了高度的自覺性和巨大的決心與魄力，真正做到了從高級干部抓起，敢于碰硬從嚴治黨。”“后來，我們黨也多次下決心懲治黨內存在的腐敗現(xiàn)象，但往往失之過寬，未能收到應有的效果。這就更加證明了，在清除腐敗現(xiàn)象地斗爭中，必須堅持這一條寶貴的經(jīng)驗。”
“五反”運動是在“三反”運動發(fā)展過程中引發(fā)出來的。東北人民政府衛(wèi)生部醫(yī)政處處長李延琳勾結私商光明藥行經(jīng)理叢志豐共同作弊，高價賣給公家，低價從公家再買出，投機倒把，偽造發(fā)票，偷稅、報假帳，總計使國家損失61.3億余元(舊幣)。該藥行三年前還是一個小行商，一躍而為巨賈，并在天津、上海、廣州等地均設有分店。叢志豐對李延琳逢迎、
送禮、請客、代找舞女，甚至令自己的姨太太陪李跳舞。而“五反”運動中揭發(fā)出來的問題，更是令人觸目驚心。上海大康藥房老板王康年，用投機手段騙取志愿軍購藥款項達三億元，竟然將失效藥品供應正在浴血奮戰(zhàn)的抗美援朝前線的志愿軍。沈陽裕興源油坊經(jīng)理與同業(yè)串通，為國家加工豆油時，抬高成本，降低出油率。三年來，僅抬高成本，就牟取暴利十五億元;降低出油率，使國家每月?lián)p失三萬斤豆油。在工業(yè)比較集中的重慶地區(qū)，私營鋼鐵機器業(yè)的不法資本家利用“星四聚餐會”形式，進行一系列嚴重違法的地下活動。牟取暴利七點四億元。甚至部分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要同工人階級平起平坐，經(jīng)濟上要與國有企業(yè)平分秋色。不過，這些在今天看來，好像都不是問題的問題了。大批國營企業(yè)倒閉，上千萬工人下崗失業(yè)，成為正常現(xiàn)象。
毛澤東決心發(fā)動“五反”運動，打擊不法資本家的氣焰。
十二月二十日，華東局在給中央的《關于展開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斗爭的報告》中說：“鑒于黨政內部的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從外部勾結而來的，因此，必須注意調查奸商并發(fā)動群眾檢查控告不法商人的運動，對證據(jù)確鑿的罪大不法商人，亦應嚴加懲處，以便內外配合，徹底肅清貪污分子。”
十二月三十一日，毛澤東在聽取了薄一波關于“三反”運動情況的回報時插話說：“這件事不僅要在機關檢查，而且應在商人中進行工作。過去土地改革中，我們是保護工商業(yè)的，現(xiàn)在應該有區(qū)別，對于不法商人要斗爭”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他在批轉《中共中央中南局關于加強私營廠、店工人、店員工作的指示》中進一步把“五反”斗爭的任務及其必須達到的目的具體化了。三月五日，毛澤東將《北京市委關于“五反”運動中對工商戶分類處理的標準和辦法》批轉各地。他在為中央起草的批示中指出：對工商戶的處理，要掌握過去從寬、今后從嚴，多數(shù)從寬，少數(shù)從嚴，工業(yè)從寬，商業(yè)從嚴，普通商業(yè)從寬，投機商業(yè)從嚴的原則。
毛澤東在部署結束“五反”工作時說“打擊要適可而止，不能走得太遠;走得太遠，就要發(fā)生問題。我們已經(jīng)對資產階級打了一下，現(xiàn)在可以在新的基礎上和他們講團結了。”
(二七)毛澤東：“我們殺了幾個有功之臣也是萬般無奈”
詩曰：秉然正氣傲蒼穹，正己正人正黨風。懲腐肅貪開盛世，官清民樂兩由衷。
“我們殺了幾個有功之臣也是萬般無奈。我建議重讀一下《資治通鑒》。治國就是治吏!禮儀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之不國。如果一個個都寡廉鮮恥，貪污無度，胡作非為，國家還沒有辦法治他們，那么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也是這樣。殺張子善、劉青山我講過：殺他們兩個，就是救兩百個、兩千個、兩萬個啊，……!事出無奈，不得已啊!!問題若是成了堆，就是積重難返了啊!!!崇禎皇帝是個好皇帝，可他面對那樣一個亂攤子，只好哭天抹淚地去了呦。我們共產黨不是明朝的崇禎，我們決不會腐敗到那種程度。不過，誰要搞腐敗那一套，我毛澤東就割誰的腦袋!!!!我毛澤東若是搞腐敗，人民就割我毛澤東的腦袋!”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在全國各條戰(zhàn)線開展一個精兵簡政、增產節(jié)約運動。隨著增產節(jié)約運動的深入發(fā)展，各地暴露和發(fā)現(xiàn)了大量的驚人的浪費、貪污現(xiàn)象和官僚主義問題。同年11月，揭發(fā)出了天津地委書記、石家莊市委副書記劉青山，原天津專區(qū)專員、天津地委書記張子善的巨大貪污案。
1949年8月，天津地委和天津專署在楊柳青成立。劉青山和張子善分別從冀中八分區(qū)和十分區(qū)調來，擔任了地委書記和專員。這兩人居功自傲，貪圖享受，革命意志消沉，腐化墮落。他們揚言：“天下是老子打下來的，享受一點還不應當嗎?”兩人于1950年春至1951年11月，假借經(jīng)營機關生產的名義，勾結私商進行非法經(jīng)營。他們利用職權，先后盜竊國家救災糧、治河專款、干部家屬救濟糧、地方糧，克扣民工糧、機場建筑款，騙取國家銀行貸款等，總計達170余億元(舊幣)。劉青山吸毒成癮，借口有病，長期不工作。他們把自己負責的地區(qū)視為他們個人的天下，宣揚天津地區(qū)的黨內只能有“一個領袖”、“一個頭”。
1951年11月29日，華北局向毛澤東、黨中央報告了天津地委嚴重貪污浪費的情況。11月30日，毛澤東在為轉發(fā)這一報告的批語中指出：“……這件事給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區(qū)黨委提出了警告，必須嚴重的注意干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fā)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fā)現(xiàn)、揭露和懲處，并須當作一場大斗爭來處理。”
在公審大會召開之前，曾有高級干部考慮到劉、張兩人在戰(zhàn)爭年代有過功勞，向毛澤東說情。毛澤東說，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我建議你們重讀一下《資治通鑒》。治國就是治吏!“禮儀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之不國。”
劉青山、張子善被處以死刑。槍聲一響，舉世震驚。老百姓說，這兩個人頭換來了中國官場上至少20年的廉政。
毛澤東先后處死過謝步升、唐達仁、左祥云、黃克功、肖玉壁、劉青山、張子善等七個貪官。
謝步升是我黨反腐敗歷史上槍斃的第一個“貪官”。
1932年5月9日下午3時，經(jīng)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最高法庭判決，葉坪村蘇維埃政府主席謝步升在江西瑞金伏法。
謝步升利用職權貪污打土豪所得財物，偷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偽造通行證私自販運物資到白區(qū)出售，謀取私利。他為了謀婦奪妻，掠取錢財，秘密殺害干部和紅軍軍醫(yī)。事發(fā)后，查辦案件遇到一定阻力。
毛澤東很關注謝步升案，他力主嚴懲，并指示說：“腐敗不清除，蘇維埃旗幟就打不下去，共產黨就會失去威望和民心!與貪污腐化作斗爭，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天職，誰也阻擋不了!”
1932年5月9日，以梁柏臺為主審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最高法庭二審開庭，經(jīng)審理，判決：“把謝步升處以槍決，在3點鐘的時間內執(zhí)行，并沒收謝步升個人的一切財產”。
這是紅都瑞金打響的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懲治腐敗分子的第一槍。
左祥云是我黨歷史上對因貪污等腐敗問題而判處死刑執(zhí)行槍決的較高級別的干部。
中央蘇區(qū)時期，為籌建中央政府大禮堂和修建紅軍烈士紀念塔、紅軍檢閱臺等紀念物，專門設立了“全蘇大會工程處”。工程于1933年8月動工。當年11月就有人舉報左祥云與總務廳事務股長管永才聯(lián)手貪污工程款。中央人民委員會即令中央工農檢察部、中央總務廳抓緊調查，結果發(fā)現(xiàn)左祥云在任職期間有勾結反動分子，貪污公款246.7元，。1934年2月13日，最高法院在中央大禮堂開庭公開審判左祥云及有關人員。審判歷時近五個小時。判決左祥云死刑，執(zhí)行槍決。同時，對其他有關人員做了相應判決。2月18日，對左祥云執(zhí)行了槍決。
被處以極刑的唐達仁是瑞金貪污腐敗窩案的主犯。
1933年夏的一天，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工農檢察部收到一封匿名舉報。部長何叔衡先后派出兩個調查組進行調查，1933年12月28日，毛澤東同志主持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會議，聽取中央工農檢察部關于瑞金縣蘇維埃貪污案的匯報。會議決定，瑞金縣財政部長藍文勛撤職查辦，會計科長唐達仁交法庭處以極刑，并給予縣蘇維埃主席楊世珠以警告處分。
黃克功之死被譽為毛澤東“揮淚斬馬謖”。
黃克功少年時代參加紅軍，跟隨毛澤東經(jīng)歷了井岡山的斗爭和二萬五千里長征，是“老井岡”中留下來不多的將領。
1937年10月，26歲的紅軍時旅長黃克功，對陜北公學一個女學生劉茜逼婚未遂開槍將她打死在延河邊。有人提出國難當頭，人才難得，可讓他戴罪殺敵。經(jīng)陜甘寧邊區(qū)高等法院審判，黃克功被處以死刑。黃克功給黨中央、中央軍委寫信，要求從輕處理， 戴罪立功。時任中央軍委主席的毛澤東接信后給邊區(qū)法院院長雷經(jīng)天寫信，支持法院判決，并要求在公審大會上，當著群眾和黃克功的面公布這封信的內容。
全文是：
雷經(jīng)天同志：黃克功過去斗爭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黨中央的同志是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個共產黨員紅軍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殘忍的，失掉黨的立場的、失掉革命立場的、失掉人的立場的行為，如為赦免，便無以教育一個普通人。因此，中央與軍委便不得不根據(jù)他的罪惡行為，根據(jù)黨和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正因為黃克功不同于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共產黨與紅軍，對于自己的黨員和紅軍成員，不能不執(zhí)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厲的紀律。如此國家危急、革命緊張之時，黃克功卑鄙無恥殘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處死，是他自己的行為決定的。一切共產黨員，一切紅軍指導員，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黃克功為前車之鑒。
毛澤東信在公審會上被宣判了死刑的黃克功心服口服。臨服刑前，當黃克功聽說中央已安排對他的家人進行安撫時，感動得霎時痛哭流涕。
就這樣，一個勇冠三軍的紅軍將領被公審槍斃了。
身上戰(zhàn)爭傷疤90多處的肖玉壁被處決。
1940年，是陜甘寧邊區(qū)經(jīng)濟最困難的年頭。上級安排老戰(zhàn)士肖玉壁到清澗縣張家畔稅務所當主任。肖玉壁打過多次仗，僅身上留下的傷疤就有90多處，可謂戰(zhàn)功赫赫。
上任后，肖玉壁以功臣自居。不久，就貪污受賄，同時利用職權，私自做生意，甚至把根據(jù)地奇缺的食油、面粉賣給國民黨破壞隊，影響極壞。案發(fā)后，邊區(qū)政府依法判處他死刑。他不服，向毛澤東求情。
毛澤東問：“肖玉壁貪污了多少錢?”林伯渠答：“3000元。他給您寫了一封信，要求看在他過去作戰(zhàn)有功的情分上，讓他上前線，戰(zhàn)死在戰(zhàn)場上。”毛澤東沒有看信，沉思了一陣，他想起了黃克功案件。毛澤東對林伯渠說：“你還記得我怎樣對待黃克功吧?”林伯渠說：“忘不了!”毛澤東接著說：“那么，這次和那次一樣，我完全擁護法院判決。”就這樣，貪污犯肖玉壁被依法執(zhí)行槍決。
(二八)毛澤東與農業(yè)合作化運動
詩曰：農耕社會幾千年，世代耕者盼有田。探索求真非易事，“三農”何日夢能圓?
土地改革完成后，一些剛剛獲得土地的農民就開始組織起來，成立各種形式的互助合作組織。一九五0年，全國農村有互助組二百七十一萬四千多個，參加農戶一千一百三十一萬三千多戶。到一九五一年，互助組發(fā)展到四百六十七萬五千多個，參加農戶有二千一百萬戶，增加了將近一倍。農業(yè)生產合作社也從一九五0年的十九個增加到一九五一的一百三十個。正是從一九五一年開始，毛澤東對農村中正在興起的互助合作事業(yè)給予高度重視和積極支持。他對中國農村社會主義改造道路的探索，就是從這時開始的。他突破蘇聯(lián)農業(yè)先搞機械化，后搞集體化;依靠政權力量，強調消滅富農經(jīng)濟，一舉實現(xiàn)全盤集體化的模式，為中國社會主義改造走出一個新的路子。
一九五一年九月，根據(jù)毛澤東的提議，全國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他直接主持起草了《關于農業(yè)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文件寫好后，他向熟悉農民的作家趙樹理征求意見。趙樹理看了后說，現(xiàn)在農民沒有互助合作的積極性，只有個體生產的積極性。毛澤東從這個意見中受到啟發(fā)，他說趙樹理的意見很好。草案不能只肯定農民的互助合作的積極性，也要肯定農民的個體經(jīng)濟的積極性，我們既要有農業(yè)生產合作社，也要有互助組和單干戶。既要保護互助合作的積極性，也要保護個體農民單干的積極性。既要防右，又要防左。
一九五二年底，組織起來的農戶，老解放區(qū)占百分之六十五以上，新解放區(qū)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全國還成立了四千多個農業(yè)生產合作社和幾十個高級社。糧食生產也有很大發(fā)展，糧食總產量達到三千二百多億斤，比上年增長四百億斤。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區(qū)黨委書記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七月三十一日，毛澤東作《關于農業(yè)合作化問題》的報告。這個報告受到高度評。，劉少奇說：“毛澤東同志關于農業(yè)合作化的報告，是從規(guī)定黨的總路線以來，為進一步地貫徹實現(xiàn)總路線而斗爭的一個極關重要的歷史文件。”鄧小平說：“毛主席的報告不只是從理論到實際最透徹地解決了農業(yè)社會主義改造方面的問題，而且對于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各個方面，具有普遍的意義。”
毛澤東根據(jù)有些省委書記的意見，編寫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于一九五六年一月公開出版。原打算將書名改為《五億農民的方向》，因田家英提出不同意見，為毛澤東所接受，仍用原書名。
作為一個農家子弟出身而長期領導農民革命斗爭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他的心，他的感情，總是同廣大貧苦農民息息相通、緊緊相聯(lián)。他自始至終不忘農業(yè)、農村、農民。直到1958年在井岡山對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說：“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yè)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jīng)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yè)基礎就會動搖，工業(yè)產品賣給誰嘛!工業(yè)公有制有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yōu)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fā)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yè)，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就不安穩(wěn)了……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等許多方面都有優(yōu)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既合作又排擠，怎么可能讓落后的中國獨立發(fā)展，后來居上?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黨的宗旨。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利用。”
(二九)“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詩曰：淮河千載任憑流，沿岸頻遭水患憂。盛世幸逢根治策，喜看稻菽獲豐收。
1950年夏，安徽、河南交界連降大雨 ，淮北地區(qū)受災嚴重，為百年未有。毛澤東在批閱淮北地區(qū)災情報告的時候，看到一份電報里說，有的災民，因躲水不及，爬到樹上，有的被毒蛇咬死。他看到此處，不禁流下眼淚。原來這份電報說到：“由于水勢迅猛，農民來不及逃走，或攀登樹上失足墮水(有在樹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統(tǒng)計四百八十九人。”在“翻船而死者”和“四百八十九人”這兩個地方，毛澤東都劃了橫線。毛澤東歷來有一種深深的農民階級情節(jié)，看不得農民受苦受氣受罪。這次農民遭災遇害就不禁傷心流淚。他自己種過田，深知農業(yè)是國民經(jīng)濟的基礎，水利是農業(yè)的命脈，就果斷地決策，“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既免得農民再次受害，又能為農業(yè)發(fā)展夯實基礎。
從7月至8月，毛澤東連續(xù)給周恩來寫了四個個批示，提出督導和抓緊根治淮河。
第一個批示是7月20日寫的。這個批示提出：除目前防救外，須考慮根治辦法，現(xiàn)在開始準備，秋起即組織大規(guī)模導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導淮，免去明年水患。請邀集有關人員討論(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導淮兩個問題。如何，請酌辦。”
僅過半個月，即8月5日，毛澤東又寫了第二個批示。這里指出：“請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導淮計劃，送我一閱。此計劃八月務必作好，由政務院通過，秋初即開始動工。如何，望酌辦。”
8月31日，毛澤東又寫了第三個批示，同第二個批示只隔25天。這個批語是針對華東軍政委員會8月28日的電報寫的。此電報轉報了蘇北區(qū)黨委對治淮的意見。其中第三項提出：如果今年就實行導淮的話，原定土改等工作的部署就要改變，蘇北今年整個工作的方針就要重新考慮。而且在導淮工作的各項準備上“均感倉促”。毛澤東表示：“此電報第三項有關改變蘇北工作計劃問題，請加注意。導淮必蘇、皖、豫三省同時動手，三省黨委的工作計劃，均須以此為中心。并早日告訴他們。”
8月25日至9月2日，在周恩來的直接指揮下，水利部召開了治淮會議，具體落實毛澤東關于治理淮河的指示，確定蓄匯兼?zhèn)涞姆结槪⒅贫酥位吹木唧w步驟。從此拉開了治理淮河的序幕。
9月16日，安徽省委書記曾希圣向華東局和中央報告皖北專區(qū)積極擁護治淮決定的情況，并提出調配糧食的建議。9月20日，毛澤東將這份電報批給周恩來：“現(xiàn)已9月底，治淮開工不宜拖，請督促早日斟測，早日作好計劃，早日開工。”
上述毛澤東的四個批示里，人們可以強烈感到他關心災民的心情、治理淮河的堅強決心、抓住不放一抓到底風范。
10月14日，政務院發(fā)布《關于治理淮河的決定》，對治淮的方針和1951年治淮工作方案，作出了明確的規(guī)定 。在抗美援朝戰(zhàn)爭緊張進行、國家財政極度拮據(jù)的情況下，國家仍在當年11月?lián)艹鲈Z4億5千萬斤，保證治淮工作按時開工。這年冬天，淮河上游、中游和下游共有80萬民工參加治淮，奮戰(zhàn)80天，建成一條長達168公里的蘇北灌溉總渠。
第二年5月，毛澤東派組成由邵力子率領的中央治淮檢查團，赴治淮工地檢查工作。毛澤東親筆題詞：“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并制成四面錦旗，由中央代表團分送治淮委員會及下屬三個治淮指揮部，表現(xiàn)了中國人民的治淮堅強決心，激勵淮河兩岸民眾治理淮河的戰(zhàn)斗志意。
治淮工程是新中國第一個全流域、多目標的水利工程。經(jīng)過八個年頭的不懈治理，到1957年冬，治淮工程初見成效。國家共投入12億5 千萬元，治理大小河道175條，建成水庫9座，庫容量316億立方米，還修建了堤防4600余公里，極大地提高了防洪泄洪能力，奪取治理淮河戰(zhàn)斗的偉大勝利。從此長期為害淮河兩岸人民的水患基本得到根治，造福了淮河兩岸人民。
這是共和國前三十年，毛澤東領導水利建設的一個縮影。建國以來，到1983年，我國共建成八萬六千多座水庫，總蓄水量達四千二百多億立方。其中，大中型水庫二千七百零二座：而新中國成立時，全國僅有大中型水庫二十座。農用排灌動力，由建國初期的十二萬八千馬力，發(fā)展到七千八百多萬馬力，增加六百多倍。在缺水的北方，還新打機井二百四十一萬眼，為干旱農田開辟了地下水源。因此，我國的農田灌溉面積，從建國初期低標準的三億畝，增達六億七千萬畝，增加了一點二倍。建國前的三億六千萬畝易澇農田，有二億七千萬畝得到治理，占總數(shù)的四分之三。
聯(lián)合國糧農組織1980年年報指出，我國農田灌溉面積，已躍居世界第一位，多于印度、美國、蘇聯(lián)等國家。
(三0)毛澤東春節(jié)游黃鶴樓
詩曰：黃鶴樓前怎不詩，只因此處太神奇。
“白云千載”珠璣句，《水調歌頭》絕妙詞。
詩吟名樓今古誦，樓隨黃鶴地天知。
中華文化淵源久，滾滾長江無盡期。
1952年春節(jié)前，毛澤東南巡。到達武漢的第二天，他便去看望在東湖療養(yǎng)疾病的同志。并特意看了鄭位三同志，安慰他好好養(yǎng)病，鄭位三感動地說：“謝謝主席”。看過療養(yǎng)的同志后，毛澤東臨時決定上龜山、蛇山，參觀一下黃鶴樓。這是他舊地重游，1927年，青年時代的毛澤東曾在這里賦詩明志“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表明了他那澎湃的心潮，改造世界的偉大抱負。今天，正值春節(jié)假日，游人很多。為了不讓群眾認出來，他帶了個口罩。但這個裝束還是不大管用，當他走到一位賣煎豆腐的老人面前時停了下來，向老人問寒問暖，詢問生意如何。在相互問答中，旁邊的兩位小姑娘發(fā)現(xiàn)了這位高高的個兒，微微發(fā)胖的老爺爺，好生面熟，好像在哪見過?經(jīng)過一會兒細看，其中一位小姑娘忽然驚喜地說道：
“毛主席!”。
這一呼聲，就像蛇山上放了一串鞭炮，立即炸開了，驚醒了附近游山的群眾。首先是幾個年輕人飛跑過來，把手伸向毛澤東，毛澤東立即把手伸
了過去。可是這只手收不回來了!幾十只手又伸了過來，握著手的群眾不想松開，近在毛澤東身旁握不著手的群眾，搶著把毛澤東的左手握著。這時，人們像潮水般涌來，高呼著
“毛主席!”
“毛主席”!
“毛主席!”
毛澤東不得不摘下口罩，頻頻向大家招手。歡呼聲把整個蛇山的游春的人都動員起來了。群眾像海浪一樣隨著毛澤東的移動而波動著，成千上萬的群眾順著山勢，重重疊疊，起起伏伏，毛澤東被圍得水泄不通，前進不了一步。弄得當時在場的羅瑞卿、李先念、王任重、楊尚昆、楊奇清很是緊張，生怕蜂擁過來的激情群眾弄出個事故來。羅瑞卿和武擎天只好在毛澤東身邊，一左一右當起了“開路先鋒”，一邊開路，一邊呼喊著：
“同志們愛護毛主席，請不要擁擠!”
“請讓開一點路，讓毛主席走過去!”
楊尚昆、李先念、陳毅緊貼著毛澤東，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從后面和兩側形成一個半圓形人墻，像一葉小舟順著波浪似的人群，慢慢向前移動。前面的群眾倒退著走，兩眼望著毛澤東;兩側的群中橫著走，看著毛澤東;后面的群眾則用力擠到兩側或前面，爭著看到毛澤東。隨著動蕩的人潮推著毛澤東向安全的地方走。但到處都是人，擁來擁去，出透幾身汗，終于移到山下，擁到了江邊。大家保護毛澤東登上了船，這時，整個蛇山自上而下，層層疊疊都是人，蛇山變成了人山，毛主席萬歲聲像大海的波濤，時起時伏。毛澤東站在渡船上，向群眾招手告別，滿山滿坡的群眾也揚起手來看去好像整個蛇山也在搖動向毛澤東送行。
為此，羅瑞卿后來不得不向政治局作了檢查，責任是安全保衛(wèi)工作沒有做好，差點出事。毛澤東倒毫無責怪的意思，只是說，不容易，再晚一點上船，怕就出不了黃鶴樓了!
“又一次黃鶴樓”。
1958年8月13日，毛澤東視察天津，參觀完南開、天津兩所大學后，已經(jīng)下午1點多鐘了，毛澤東提出，要去一家飯館吃頓便飯。
6年前“下不了的黃鶴樓”的事大家都記憶猶新。但毛澤東已經(jīng)明確提出的事就不好再回避。商量來商量去，只好去正陽飯館。一點半鐘，幾輛汽車來到了正陽飯館門前。正在門口等客人的飯店服務員范貴生，見到一輛汽車上下來一位身材魁梧、氣色紅潤的長者。這不是毛主席嗎?他又驚又喜，不知怎么辦好，只是下意識地推開門，卻忘記和毛主席問個好，握握手。
陪同的南開、天津兩所大學的校長、河北省省長劉子厚、天津市市長李耕濤等也依次進門。毛澤東一踏進店堂，便打聽廚房在哪里?每到一處，他總是這樣，特別愿意見見那些普通的工人農民，和他們嘮嘮家常。
廚房又窄又熱，毛澤東和廚師們攀談得很熱鬧。他問大家每月能掙多少工資?有沒有休息時間?生活過得好不好?聽大家說每月能掙六、七十元工資，每星期都有休息日，生活比過去過得強多了，他滿意地點頭笑了。
2點多鐘，在二樓就餐。也許天氣悶熱，毛澤東起身走動，經(jīng)過窗口時，被飯館對面在窗臺上曬衣服的一位婦女發(fā)現(xiàn)。
她脫口而出：“是毛主席!毛主席萬歲!”
這一喊是又驚又喜。立刻牽動街上行人。大家遲疑片刻，便不由分說潮水般涌道飯館門前。人越聚越多，黑壓壓一片，群情激動：“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的口號震天動地。
毛澤東坐不住了，他走到窗前，打開窗門，向群眾致意，連聲喊著：“人民萬歲!”
這時，門外到處是人，走也走不出去啊!毛澤東也開始擔心起來，這樣下去要把人曬壞了。市長李耕濤走到窗前對大家說：“毛主席叫我告訴大家：天這樣熱，怕大家曬病了，大家回去吧!”
“不要緊，不要緊，只聽下面連聲地喊。”
沒辦法，只好由警備區(qū)派出一個派的戰(zhàn)士，把一輛華沙牌小汽車從人群里推到飯店門前。這兩車窄小，容不下毛澤東那高大的身驅。這時也顧不了那么多了，硬是把他塞進車里。然后，推車前進。終于將車推出人群。
毛澤東在車上，講了一句話：“又是一次黃鶴樓噢!”事后清掃現(xiàn)場時，鞋帽和鋼筆手表等群眾遺失的零碎物品竟收了7筐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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