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按語：本文選自于《新聞頻道·文史》，原題是《紅衛兵領袖談文革:毛主席為人民鳴不平》，現在的題目是轉載者自己加的。之所以轉載本文，是因為文章內容反應了作者親身的經歷，是作者積極參與了的文革實踐;還有更重要的原因是文章沒有戴上一雙有色眼鏡。
摘自《文史參考》2011年第2期
口述人李東民：
1947 年12月出生，河北唐縣人，父親是一名老革命。
文革時，李東民是北京第25 中的高中生，發起并組織了“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首都兵團”。
1967 年，北京市革委會成立后，李東民當選市委常委。
1968 年，李東民下鄉插隊到了內蒙古并很快加入解放軍。
1973年，李東民復員回到北京，在北京重型機械廠當工人。
1977 年，李東民因呼吁為天安門事件平反、讓鄧小平出來工作而被打為“反革命集團”，入獄4 年。
1980 年被平反。
1985 年，李東民創辦大陸第一家社會調查機構--北京社會調查事務所，現為該所所長。
貼大字報，是為了釋放壓抑
1960年，我進入北京25中讀書，25中是當時北京較好的學校之一。我當時覺得，教育，也就是課程內的那些東西，實在和現實生活相差太遠。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教育對于學生天性的壓抑是很大的。把我一個學生的感受，放大到全社會，就可以看出來。從1949年建國到1966年這17年建立了一套官僚體制，說是一種社會管理，實際上也是一種專政。形成了許多新的壓迫，這些禁錮了人民，而人民無法抗拒這種制度上的壓迫和禁錮。實際的許多利益被剝奪，天生的創造力被壓抑，這些負面的東西都在積累。忽然，毛主席會為人民鳴不平，告訴大家，你可以貼大字報，用大字報的形式訴說自己和身邊的不平。當毛主席號召的時候，尤其是聶元梓的第一張大字報出來的時候，全國的老百姓都沸騰了。
我至今覺得紅衛兵的很多訴求，不是錯的，而是一種天性的釋放。不要總覺得我們是被利用了、上了當。而后來造反派，有功利的一面。
面對工作組，我拿出了《憲法》
1966年，社會上已經開始了對“海瑞罷官”的批判，“文革”已經初現端倪。我便積極活動，到校外串聯。1966年6月7日，學生奪了學校領導的權，開始宣傳我們對教育改革的看法，那時，我干脆就不回家了，晚上就在課桌上睡3-4個小時。6月8日，工作組來到了25中，兩天后學校的情況就不一樣了，工作組要求每天上課8小時，同學們的熱情一下子就下去了。這時侯工作組支持一些干部子弟當權。誰家官大，誰家的孩子就當權。
我寫了一份《教育革命呼吁書》，這份“呼吁書”就成了斗爭的導火索。文章寫好之后，同學們湊了鋼板、鐵筆、蠟紙，可是沒有油印機沒法印，我們沒有別的想法就是想用學校的油印機，而工作組就是不讓。晚上在同學家里，我就隨手翻了一個大家都不看的東西--《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一翻，正好翻到第三章第87條，“公民有出版的自由，并且國家應給予支持，并給予物質上的便利”。第二天，我們就拿著《憲法》和工作組再去要油印機。最后對工作組說：“你們不同意我也要印，你們必須支持我們的!”工作組很生氣，也沒有辦法，嚇唬我說“那你們就印去吧!但是責任你們自己負。”“當然是我們自己負責”，我回答。
工作組坐鎮，把我打成“反革命”
這次沖突之后，工作組就開始用特務的辦法對付我們，一方面是抓《呼吁書》的“尾巴”，一方面叫人盯梢，記下我們說了什么、甚至偷聽我們的電話。到了6月16日，工作組突然發難，攻擊我們是“反革命”。又過了一天，工作組召開了全校斗爭大會，當時叫“辯論會”，學校幾千人，斗4個學生，被斗的一個是團總支書記，兩個班的團支部書記，還有我，是班主席。
早晨起來就開會，工作組坐鎮，用他們收集的材料攻擊我們，不讓我們吃午飯，一直斗到太陽下山，晚上我們吃一點飯，又繼續開會，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快上課了才散。這場 “辯論會”，還沒有動手打人，但是有些學生向我們扔石頭子，工作組故作文明地說：“不許破壞學校秩序”，其實我們知道，這都是工作組安排的。
團總支書記就低著腦袋不說話，另一個學生斗著斗著就哭了。而我這個人脖子硬，他們攻擊我們的造謠言論，我就據理反駁，始終沒有低頭。
我建立了北京市最大的紅衛兵組織
1966年7月29日，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各校師生代表。江青說了“革命不要保姆，工作組滾回去!”第二天，工作組被趕走了。工作組走了之后，25中的紅衛兵當權派還是那些干部子弟，他們跟風提出“老子英雄兒好漢”，利用“血統論”，急于爭奪學生中的領導權。而反對血統論，我是比較早的。9月16日，我召集了幾十個學校的紅衛兵，組織了“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首都兵團”，正式打出旗號。
國慶節前，我到東北串聯，直到11月回到北京。那時北京就很亂了，我們“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首都兵團”提出反對工作組，反對血統論。一個叫秦希昌的同學，不遺余力地一個學校一個學校的跑，他以“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首都兵團”的名義刻了公章，成立了北京18區縣的聯絡站，建立了一個有效的聯絡系統。我們就成了全北京市最大的組織。
江青對我印象深刻
1966年底，只有我建立了全市性的紅衛兵組織。中央文革就找我們，江青召集我們到人民大會堂開座談會。那天下午，我們“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首都兵團”的19個紅衛兵，來到人民大會堂河北廳。別的同學都老老實實坐著等，我就滿處溜達，看見中央文革的領導走過來，我就迎上去和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戚本禹等人一起走進來。江青看我招呼大家，就主動問我：“你是誰家的孩子啊?我好像見過你?”我回答：“江青同志，您沒見過我。”她問我為什么，我就回答：“首長，您是我們億萬群眾的旗手，我要是見過您一定記憶猶新，可是您見過的群眾成千上萬，您可不一定記得住啊。”康生哈哈的笑了，戚本禹說：“這個人聰明”。后來，我就經常參加中央文革組織的座談會。
第一次見江青之后，我們都各自回家。第二天，江青又叫我去，那天我實在走不開。于是，我就鄭重其事地寫了一個條子，說：江青同志，我今天有什么什么事情，其實我很想去見您，可是實在沒辦法，特和您請假。假條寫得很誠懇。據說，江青看到假條之后還說：“李東民今天有事啊!那明天一定叫他過來啊!”其實，要是沒有這個假條，江青也未必記得起我。不過這樣一來，我和江青就好像挺熟悉了。還有一次，我們首都兵團的一個紅衛兵被打了，我就向江青匯報。她馬上就把謝富治叫來說：“小李反映的這個事情，你一定把這個事情解決好。”謝富治自然很重視，很快也就解決了。
12月16日，我們牽頭在工人體育館召開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那天請了周恩來、陳伯達、江青等中央文革的領導參加，江青在會上發言，支持我們。由于中央文革的支持，“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首都兵團”更加壯大起來。
“四·三派”與“四·四派”交鋒
1966年12月奪權后，到1967年5-6月間，幾乎每天我們都到人民大會堂開例會，這一段時間，中央文革主要依靠學生座談會。
1967年1月，謝富治給我們打了一個電話，叫我去。我趕到人民大會堂江西廳時已經是深夜11點了，謝富治還沒吃飯，他問我吃沒吃，我說我也沒有吃，他就叫了一碗面條，我也吃了一碗。然后，他就說：“小李啊，主席有這么一個建議，現在這個情況要成立一個臨時的權力機構吧!”我說：“好，應該的”。“主席建議，由你們革命小將、革命群眾和解放軍，再加上表現好的有經驗的干部結合起來，搞個三三制，一起工作。”我說：“可以啊。”就這樣成立了北京市革委會。3月25日，我把我們中學生紅衛兵召集起來，在人民大會堂開了一個會，當時除了主席、林彪沒有來，周恩來、陳伯達、江青都來了，開了一個首都中等學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我是組長。4月20日，北京市革委會就成立了，我成了常委。
這一時期我作為常委主要就是聯絡中小學的學生和老師。我主張恢復上課，但封資修的教材要改，在我的推動下搞了一個新教材的編寫小組，在東四附近弄了個院子。我來到自己的母校25中，聯合附近的北京2中，配合解放軍搞軍訓，在解放軍的支持下，把學生先招呼回來學毛選、學報紙，逐漸恢復秩序。
中央文革就在4月3日，召集了一批比較左的學生開了個座談會，他們反對軍訓，反對恢復秩序，說解放軍支持老紅衛兵。他們告了解放軍的狀，炮轟負責軍訓的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李鐘奇，說他是鎮壓革命學生。這批學生就成為“四·三派”。會后我私下和江青及戚本禹說：“首長，您今天聽到的只是一面之詞”。4月4號，中央文革又召集了一次座談會，我贊揚了解放軍，贊揚秩序恢復的好、學校里的教學改革也有成績，我說，“要講穩定”，“不能再亂了”。我們成了“四·四派”。當時，江青就火了，拿起話筒訓斥我：“你是個新生的小官僚!思想太右!你要注意，不要走到另一個極端去。”
最后，陳伯達和江青表了態，定了調子，解放軍有問題要改正，“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學生要團結。陳伯達說自己是“不三不四派”。
勞動節、國慶節，兩次天安門上見毛主席
我第一次見毛主席是在1967年五一，白天的游行完了之后，晚上我們這些紅衛兵的代表再次登上天安門城樓，準備去觀禮花。大約是晚上6點，我們就上了天安門，這時，中央領導還沒有上城樓。我比較小、好動，就竄來竄去，正好撞見毛主席從樓梯往上走，我遠遠地看見毛主席，毛主席也看見我，可能是主席看我小，挺高興的，微笑著主動伸出手來要和我握手，我也趕緊伸出手去迎，我和毛主席的眼神已經對上了，就在這一剎那，一個工人粗壯的手伸了過來，搶了我的位置，和毛主席握手了。這一舉動弄得我和毛主席都有點尷尬。那天晚上，我心情激動，就跑到天安門城樓最上面一層去了，差點錯過北京市革委會的代表和毛主席合影。
1967年國慶節，我再一次作為北京市革委會的紅衛兵代表登上天安門城樓。上午八九點鐘我們就上了天安門城樓，那時候已經是秩序井然，完全不像1966年的時候，那么多紅衛兵登上天安門。我和蒯大富、韓愛晶等幾個學生代表在天安門城樓上東側的漢白玉欄桿上面坐著，群眾游行之后，大約到10點或11點，周總理就引著毛主席走過來了，到了我們跟前的時候，我正好在最靠西的位置，周總理就拉著毛主席，第一個就介紹我：“這是中學的李東民”，1967年，周總理和我在工作上打過一些交道，在制止武斗、處理北京飯店事件時，都是我報的信兒。毛主席就伸出手說：“噢!你的兵多得很嘛!”這一刻我在上面，毛主席在下面。我沒想到毛主席會和我開玩笑，靈機一動：“我們都是您的兵，沒有解放軍不行，沒有毛澤東思想不行!我們都聽您的話。”毛主席聽了很高興，我和毛主席說話的時候，好幾個人都過來問，我就告訴他們剛才的對話，這時候主席就走遠了。
離開北京：“不插隊，不當兵，就種地”
1967年上面在評價紅衛兵領袖的時候，我得到了毛主席的好評。主席說，群眾領袖里有三個是比較好的，一個是西安交大的李世英，北京大學的譚厚蘭，還有一個就是我。我辦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兵團戰報》，毛主席看了覺得很有些想法，曾對身邊的人說：“這份小報不俗啊!沒有怪言語，也不搞丑化”。
1966年，我就應該高中畢業，可是因為“鬧革命”到1967年也沒有畢業，這一年已經有許多同學陸續到各地“上山下鄉”，1968年，我主動提出要去黑龍江建設兵團，謝富治就對我說：“你是不是對我有意見了啊?”于是我就沒走成，1968年招兵，我又報名了，謝富治還不同意我走。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吳德就和我商量：“小李啊!要不你就在北京的將臺人民公社插隊吧!這樣你就可以留在北京”，我說：“同學們都到了五湖四海，我也不能只呆在北京啊!”
沒過多久，北京市革委會領導安排我下部隊農場鍛煉。下邊部隊對我這樣一個“大人物”還是很重視，而我不想張揚，改名叫李國良。1968年夏天，我就在內蒙古65軍194師580團開始我的“種地”生活了。
轉載人：石臺中學 張新國 2013·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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