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
為什么要討論“文化大革命”(文革是1965年到1976年間共產黨中國里面發生的長時間大動亂的官方名稱)?至少有以下三點原因：
1.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終作為一個鮮活的標桿影響著全世界范圍內的激進行動，其中又屬對法國的影響尤為重大，至少是1967年到1976年間的法國。文革是“我們”政治歷史的一部分，亦是毛主義浪潮得以存在的基石，同時還是六、七十年代唯一貨真價實的政治創造。我能說“我們”，因為我就曾身處其中，并且在某種意義上用蘭波的話來說，“我在那里，我仍在那里”。在中國革命分子不知疲倦的創造力中，各式各樣主體的和實踐的軌跡找到了它們的名字。改變主體性，換一種方式生活，換一種方式思考：中國人把這叫做“革命改造”，我們也跟著這么叫了。他們說：“要從根子里改造人”。他們通過政治實踐來教導人們，我們必須同時做“改造者和被改造者”，因為過去老舊的世界觀現在仍然殘留在我們身上。到了六十年代末，我們奔向了廣闊天地：去工廠、去郊區、去鄉下。成千上萬的學生成為了無產者，或和工人打成一片。也因此我們會用這些詞來形容文化大革命：“大串聯”，“為人民服務”，然后還有最關鍵的那句口號，“民眾的大聯合”。我們和PCF(法國共產黨)的頑固惰性作斗爭，和它強大的保守主義作斗爭。在中國，黨內的官僚主義同樣受到攻擊;我們稱之為“與修正主義斗到底”。就連不同派別的革命分子之間的分歧和對抗，我們也用這種中國方式來表達：“打倒黑幫”，以此和那些“左派皮、右派心”的人劃清界限。當我們碰上什么民眾的政治局勢，比如工廠罷工或對抗法西斯地主時，我們知道我們必須“團結左派，爭取中間派，孤立和打擊右派”。毛的紅寶書是我們的指路明燈，這并非像那些蠢貨所說的，是在服從教條主義的教義問答，而是正相反，它讓我們在面對各種未知的情形時，得以理清和開辟新的道路。基于以上種種，由于我并非那些用諸如心理幻覺或道德失明等原因來為自己的跟風和背棄開脫之人，我們只能援引中國革命者，并向他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2.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滲透進整個政黨國家組織形式的政治經歷的典型（根據毛主義，文革還是這樣一個典型：一個有必要推而廣之的革命性的重大發現）。我是按照席爾萬·拉扎魯(譯注：巴迪歐的一個革命戰友)的理解來使用“滲透”這個概念的：我將試圖說明，文化大革命是最后/最近一次重大的政治連鎖，它以失敗告終，且至今仍內在于政黨國家(也就是中國共產黨)之中。68年的五月風暴及其余波，和這有些許不同。而波蘭的運動或恰帕斯(譯注：指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則非常不同了。至于The Political Organization(譯注：巴迪歐和席爾萬•拉扎魯曾經在內活動的一個后列寧主義-后毛主義政治組織)，完全就是兩回事了。但是倘若沒有六、七十年代的滲透，在政黨國家或多黨國家的魔影之外，這些都將是不可想象的。
3.文化大革命是歷史和政治上的重要一課，這里的歷史指的是那種從政治內部被思考的歷史（而非相反）。確實，根據我們對這個“革命”(這個詞本身就處在滲透的核心位置上)的檢驗方法——究竟是根據主流的史學說法來檢驗呢，還是根據一個實際的政治問題來檢驗——我們于是產生了非常大的分歧。問題在于，我們必須認清楚，這種分歧的本質并不是在于有的人考據得夠精確，而有的人不夠精確。對于實際上發生了什么，我們可以在這個問題上達成一致，但結果卻還是會得出截然不同的判斷。而正是這個悖論將成為我們通向本文主題的一個切入口。
敘事
最主流的史學版本是眾多專家，尤其是漢學家，早在1968年就編寫出來的，之后就一直延續到了現在。而這一版本后來不知不覺成為了由鄧小平領導的天朝的官方版本，因此地位也更加穩固了，并被1976年之后那些從文革中劫后余生或尋求平反的人們奉為圭臬。
這個版本是怎么說的呢?關于革命，它說這是黨內官僚機構高層一次權力斗爭的結果。說毛在經濟上的唯意志論——表現為“大躍進”這句口號——是徹徹底底的失敗之舉，導致農村又回到了饑荒年代。說經過這次失敗后，毛發現他在黨內領導團體內淪為了少數派，而一群“實事求是”的人開始推行他們的法令，其中的主要人物為劉少奇(主席)、鄧小平(總書記)、彭真(北京市長)。說早在1963年，毛就想要奪回領導權，結果卻在黨內常委中失勢。說他接著便轉而尋求黨外力量，有些是外部的(學生紅衛兵)，有些是半外部、半內部的，尤其是軍隊，那個他在移除彭德懷并讓林彪接任以后重新掌權的軍隊。說之后，就因為毛想要重奪力量的一己之愿，招致了血腥而混亂的國內局勢，直到這個罪人死去的那天(1976年)，這局面也未能安定下來。
要說這個版本中有什么不實之處的話，我們完全可以說，沒有。但關于這些事實的真實意義，卻只有通過對于這些事件的政治性理解才能得到，也就是他們所專注的那種至今仍然活躍的思維方式。
1.不穩定?沒錯。但這是因為結果我們發現在政黨國家這個架構下要政治創新是不可能的。不論是學生和工人大眾最廣泛的創造性的自由(1966年至1968年間)，還是對軍隊采取的意識形態層面和國家層面的控制(1968年至1971年間)，亦或是政治局采取的臨時解決辦法——該政治局由那些不滿文革的人掌控，都沒能讓那些革命性的觀念扎根，于是一個徹底擺脫蘇聯模式的、社會整體范圍內的全新政治局面也就胎死腹中了。
2.求助于外部力量?沒錯。但這是有意的，而此舉，不僅在短期、還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可能甚至到今天，確實有局部地分離黨和國家的效果。它關乎的是對官僚政治形式主義的踐踏，至少是為了維持這場浩大的運動。而它與此同時所挑起的派系混亂，標示出了長久以來反復出現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政治問題：如果政治統一不是直接由國家形式上的統一來保證，那么又是由誰來保證的呢?
3.權力斗爭?沒錯。要反對“權力斗爭”和“革命”其實是件很可笑的事，因為通過“革命”二字我們能了解到的僅僅只是反對派政治力量對于權力問題的態度。除此之外，毛主義者反復引用列寧的話，后者明確指出在革命的最后階段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就是權力。真正的問題倒是要弄清楚，文化大革命究竟有沒有真的給把政治事務和國家結合在一起的這種革命性觀念畫上一個句號。事實上這才是其最重要的問題，是其最中心、最激烈的爭論。
4.“大躍進”，一次殘酷的失敗?沒錯，在很多方面上都是。但是這一失敗是對斯大林經濟教條的一次重要檢驗的結果。無疑它不能被歸結于以“集權主義”對農村發展的諸多問題的統一處理。毛仔細審視了（如無數手稿所記載的那樣）斯大林主義對于集體化的構想，及其對農民們的無盡鄙視。他的想法顯然不是要通過武力和暴力推行集體化，以此來不惜一切代價地確保城市里的糧食儲備。而是恰恰相反，是為了在農村當地推行工業化，從而使農村達到經濟上的相對自治，以避免野蠻粗暴的無產階級化和城市化，因為這一點在蘇聯已經釀成過災難了。事實上，毛按照共產主義觀點，想要有效處理城市和農村之間的矛盾，而非暴力地消滅農村，一切向城市看齊。如果這是一次失敗，那是它的政治性使然，這和斯大林的失敗是全然不同的。
最終，我們必須承認，就算對于事實采取了同樣的抽象描述，也絕無可能導向相同的思考模式，因為這些思考是基于不同的政治公理而進行的。
日期
當談到日期這個問題時，爭論也是同樣清楚的。根據主流觀點，同時也是中國官方的觀點，文化大革命持續了十年，從1966年到1976年，從紅衛兵到毛死去。這是動亂的十年，荒廢理性發展的十年。
事實上，要是有人嚴格從中國官方對這段歷史的看法，通過下列標準來來理論的話，這樣的日期劃分是可以作數的：人民穩定、生產狀況、高層統一、軍隊團結等等。但我并不是這樣判斷的，以上這些也并非我的標準。如果我們從政治活動、政治創新的視角來考察這一日期問題的話，那么首要的標準將是以下這些：我們何時可以說，我們擁有了一種對政治模式進行思考的集體創造的局面?實踐與對這些實踐的指示，是在何時切實地蓋過了中國黨國的傳統和職能?對于普世價值的陳述是何時出現的?于是，我們通過一種完全不同的方法，來劃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法國人稱之為“GPCR”)這一歷史進程的邊界。
就我而言，我想說文化大革命，按照這種構想，其時間段應該被劃定為從1965年十一月開始至1968年七月結束。我甚至能接受進一步的大幅壓縮(這是一個關于政治的技術上的討論)，這將把這個革命性的時間界定在1966年五月至1967年九月之間。而我的劃分標準，是看有沒有人民的政治性活動，看人民的標語、人民的新組織、以及人民所處的地位。通過所有這些，我們為所有名副其實的當代政治思考，提供了一種矛盾但是無可否認的標準作為參考。在這層意義上，文革之所以能被稱作“革命”，是因為有紅衛兵，有革命的造反工人，有數不清的組織和“總司令部”，有完全讓人無法預料的局面，有新的政治聲明，有前無古人的文章發表，等等。
假說
我們應如何解讀才能讓這樣一場翻天覆地的運動激發我們的思考，并對我們今天仍然產生意義呢?我將對我之前提到的那個時期(也就是1965年十一月至1968年7月的中國)建構一個假說，并在幾個層面上對它進行檢驗，既有事實層面的，也有考據層面的。
該假說如下：文革當時正處在一個重要的黨國(從1949年起就掌權的中國共產黨)分化時期。這一分化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引出了與這個國家的未來息息相關的一些關鍵問題：城市與農村的經濟與關系;軍隊的最終轉型;對于抗美援朝的評價;知識分子、大學、藝術和文學;最后還有，對于蘇聯模式或斯大林模式的評價。而最最重要的是因為，這個在黨內干部中的少數派潮流，同時還是由這么一個人來領導或者說代表的，他就是那個留下了最偉大歷史遺產和普世遺產的人，也就是，毛澤東。黨在歷史上的所作所為(打了很久的仗，打完日本人又打蔣介石)和黨對國家政權進行架構的現狀之間，產生了巨大的不一致。不僅如此，延安時期還將在文化大革命中，作為共產黨人政治主體性的榜樣被屢屢提起，尤其是在軍隊之中。
這一現象導致了以下結果：這些立場間的沖突既無法被官僚政治的形式主義控制，也無法用斯大林在三十年代采用的恐怖清洗的方式來壓制。然而，在黨-國體制的內部，無非就是形式主義和恐怖主義這兩種選擇。毛和他的小組必須必須發明第三條道路，求助于調動廣大人民搞政治運動，并試圖與多數派潮流的代表們，尤其是與這些多數派在黨內和國家內的高層領導們劃清界限。如果實行這一舉措，那就意味著他們認可了各種不受控制的造反和組織。毛的小組在幾番猶豫之后，最終將強行推進這種認可，先在大學里，然后在工廠里。然而矛盾的是，他們同時還試圖把所有這些革命中的組織創新團結在黨-國這個一般空間內。
現在我們來到了這個假說的核心部分：文化大革命是這個矛盾之舉隨著歷史發展而演變出的結果。一方面，此舉想要鼓動人民在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邊緣地帶鬧革命，或者說是為了昭示，用那個時代的“術語”來說，就算國家在形式上已經是一個“無產階級”國家了，但階級斗爭并不會就此停止，而其斗爭形式就包括人民造反。毛和他的追隨者甚至會進一步說，在社會主義的表面下，資產階級“在共產黨自己內部”又卷土重來了。另一方面，內戰仍然不在考慮之中，黨和國家間關系的一般形式，尤其在對鎮壓武力的使用權這點上，必須盡可能地不去變動，因為還沒必要把這件事上升到“破壞”黨的高度。毛為了明確這點，于是會說“黨內絕大多數干部還是好同志。”
這一矛盾行為同時將導致一連串后果，首先是地方上的造反了超過了黨的權限，接著是這種超越又會導致暴力的混亂，然后大家就不可避免地開始呼吁要整頓這些可怕的暴行，最終，軍隊就上臺了。
事態的發展一浪高過一浪，文化大革命也據此被劃分成幾個階段。起統帥作用的的革命小組最初想把造反保持在學習小組的背景內。這一嘗試在1966年八月紅衛兵蔓延進各大城市中時開始失敗了。之后，問題就在于能否把造反限制在中小學和大學的年輕人中。但自從1966年末起，尤其是1967年的一月以降，工人們便開始成為這場運動的主要力量。然后目標又變成了將黨和國家的行政機構與運動之間保持一段距離，但不久行政機構就將在始于1967年的“奪權”運動中被推上風口浪尖。最終，目標變成了要不惜一切代價把軍隊維持在掌控之下，作為殺手锏和最后的救命稻草。但在1967年武漢和廣東無法無天的暴亂下，這個目標也快變得無法實現了。正是因為考慮到武裝力量有可能分裂出去的真正危險，鎮壓和平反工作才于1967年九月開始慢慢展開了。
讓我們這樣說：這些給之后的事件以毋庸置疑的革命感染力的政治創造，若非以超越事先分配給他們的目標的方式發展，將是無法展開的，因為這場運動的目標是由革命的參與者(年輕人和難以計數的青年小組、造反工人……)視作天然領袖的那個人下達的：也就是毛澤東和他的少數派小組。出于同樣的原因，這些創造始終被是局部化的和獨有的;它們無法真的轉變成戰略上的和可推廣的提案。最終，這些創造的戰略意義(及其散布范圍)變得負面了。因為他們之后干的，以及他們在全世界激進分子心中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僅僅是黨-國作為革命性政治活動生產中心的終結。更寬泛地說，文化大革命顯示了，不論是人民大眾的革命行動還是組織上的現象，都無法將它們按照階級代表的嚴格邏輯來歸因。這也是為什么文革始終是一段具有至高重要性的政治歷程的原因。
檢證范圍
我將通過以下七個參照事件(按時間順序排列)，來檢驗我的上述假說：
1.1966年八月的《十六條》文件，這份文件絕大部分應是出自毛澤東自己之手，且從各種意義上來說都是最具革新性的中央文件，宣告與黨-國內的官僚政治形式主義徹底決裂。
2.紅衛兵和中國社會(從1966年八月最少到1967年八月)。無疑，無論情況如何，對于那些多少被放任自由的高中及大學學生，此舉是一次有關他們在政治上究竟能有多大作為的極限探索。
3.“革命造反工人”和上海人民公社(1967年一月至二月)，一段重要但夭折的插曲，因為它提供了在黨的中央集權制以外的另一種政權組織形式。
4.“奪權”運動：“大聯合”，“三結合”與“革命委員會”，1967年一月至1968年春。這里的問題是，這場運動是否真的創造了新的組織，還是僅僅相當于黨換了個名字卷土重來。
5.武漢“七·二〇事件”(1967年七月)。現在我們來到了這場運動的最高點，軍隊試圖分裂出去，而極左派乘勝追擊，但最后還是不得不屈服。
6.工人沖進大學(1968年七月末)，這實際上也標志著獨立學生組織的完結。
7.對毛的個人崇拜。這一點如此頻繁地在西方被當做嘲諷的對象，以至于到最后我們都忘了問一問自己，這一點究竟在當時有著什么樣的意義，特別是，這一點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著什么樣的意義，其間“崇拜”作為一面旗幟發揮著作用，但是使用這面旗幟的并非黨內保守派，而是工人和學生的造反派。
“十六條”決定
這份文件是由中央委員會于1966年八月八日在一次會議上通過的。文件中所傳達的精神顯示出了在“文化大革命”這一努力中根本性的矛盾。其中一個標志當然是以下這一事實：這份文件沒有解釋，或者說基本沒有解釋，這場進行中的政治運動其名字的含義(為什么冠以“文化”之名?)，除了開篇那句深奧難解、玄之又玄的句子：“……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在這里，“文化”在一種尤為激進的意義上，與“意識形態”等同了起來。
這份文件很大一方面，是按照把革命合法化的偉大傳統，對自由造反發出的一次完全呼吁。
這份文件很有可能是非法的，因為中央委員起草的內容，被毛的小組在軍隊(或者是某些林彪麾下的部隊)的支持下“糾正”過了。當時在場的有來自高校的革命激進分子，而保守派官僚則被拒之門外。非常重要的一點是，這份決議事實上開啟了一段中央委員會和黨的秘書處形同虛設的時期。從現在開始，重要的中央文件都會由以下四個機構聯合簽署：首先肯定有中央委員會，但從現在起它只是掛個名而已了;“文化革命小組”，一個高度挑選成員的特設小組，盡管如此卻在某種程度上掌握著真正的政治權力，因為造反派都聽這個小組指揮;由周恩來主持的國務院;最后還有，由林彪改組的強大的中央軍委，以此來保證行政能夠在最低限度上得以維持下去。
這份文件中有幾段尤為致命，包括要求立即開展革命，以及呼吁用新形式的組織來與黨對抗。
關于動員群眾，我們可以專門引用第三條和第四條，其標題分別為“‘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和“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例如：
“黨中央對各級黨委的要求，就是要堅持正確的領導，‘敢’字當頭，放手發動
群眾，改變那種處于軟弱無能的狀態，鼓勵那些有錯誤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
，參加戰斗，撤換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那里的領導權奪回到無產階級
革命派手中。”
以及
“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亂子。毛主席經常告訴我們，革命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溫良恭儉讓。要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識別那些是對的，那些是錯的，那些作法是正確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確的。”
中的一個細節尤為重要，并將在實踐上產生巨大的后果。引述如下：
“在運動中……大學、專科學校、中學和小學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
每個中國人都懂了，至少在這段將要開始的時期內，城市中的革命青年拿到了一道免死金牌。很明顯，正是這一細節，使得年輕人得以一邊走南闖北、一邊傳播革命精神，這種無所顧忌的狀態直到1967年九月才告結束。
關于組織形式，第九條“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對于在運動中和隨著運動涌現出的各種黨外新政治組織形式表示了贊許：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開始涌現了許多新事物。在許多學校、許多單位，群眾所創造的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等組織形式，就是一種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新事物。”
這些新組織并未被當做一些暫時性的組織來看待，這證明了毛的小組在1966年八月的時候，有設想過摧毀黨在政治上的獨斷地位：
“因此，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不應當是臨時性的組織，而應當是長期的常設的群眾組織。”
最后，我們清楚意識到，我們所談論的這些組織并非服從于黨的權威，而是服從于大眾民主，這可以從文件對巴黎公社的提及中看出，也就是說，首先服從于無產階級的當前形勢，而黨的列寧主義理論則要靠后站了：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產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候選名單，要由革命群眾充分醞釀提出來，在經過群眾反復討論后進行選舉。”
“……如果不稱職，經過群眾討論，可以改選、撤換。”
然而，如果我們細讀該文件，也就是用那種共產黨領導發文件下來后，我們稱之為“領會文件”的方法去讀，我們會發現，通過對批評自由的關鍵性的限制，文件中一再召喚的革命沖動被戴上了某種鐐銬。
首先，仿佛這是個自明之理一般，文件中說，黨在本質上還是好的。第八條(“干部問題”)區分了四類的干部，而文革就是要來檢驗他們的(讓我們記住，在中國，“干部”指的是任何一個手中握有權力的人，不管這權力有多小)：好的;比較好的;有嚴重錯誤但還可以改過的;以及最后“少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然而其論點是“前兩種人(好的，比較好的)是大多數”。這也就是說，國家機器及其內部領導(即黨)本質上還是好人在掌權的，而矛盾也由此產生了——既然大多數是好人，那為什么還要求助于那么興師動眾的革命方針呢?
其次，雖然文件中說讓群眾放手去干，但是對于國家或黨內負責人的點名批評，事實上卻被“上面”嚴格控制著。在這一點上，黨的等級制結構又突然殺了個回馬槍(第十一條，“報刊上點名批判的問題”)：
“在報刊上點名批判，應當經過同級黨委討論，有的要報上級黨委批準。”
這一指示的結果是，黨內無數干部，從共和國主席劉少奇開始，在他們的名字出現在中央報刊上之前，會以“小報”、漫畫、大字報等各種形式，受到群眾革命組織成年累月的強烈批判。然而，與此同時，這些批判將始終保持其地方性，或隨時會被一筆勾銷。它們將被擱置在那里，看上面的“批示”意思。
第十五條，“部隊”，是非常簡明扼要的一條，它最后仿佛在真空中提出了這么一個關鍵性問題：鎮壓機器歸誰管?馬克思主義者的典型回答是，革命既然發誓要把國家從頭到底改換一新，那就必須要摧毀國家的鎮壓機器。但是在下面這句話說的肯定不是這個意思：
“部隊的文化革命運動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按照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的指示進行。”
又一次，黨的中央集權制殺了個回馬槍。
基本上來說，十六條這篇批示包含了各種互為抵觸的傾向，同時也因為它對于斗爭的挑動，于是運動與黨-國之間的關系后來遭遇到的一連串僵局也就被預先埋下了伏筆。當然，這總是會涉及到這樣一個問題，也就是如何在群眾運動這個基礎上，去判定一條政治道路是否有別于前幾年由黨內領導中的主流所強行推進的那一條。但有兩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回答：敵人是誰定的，革命批判的目標是誰定的?還有，在這個嚴峻的事件中，重要的鎮壓機器究竟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是公安、民兵組織還是軍隊?
紅衛兵與中國社會
隨著八月那份文件的頒布，“紅衛兵”現象，也就是在校青年的組織，將會引起一場翻天覆地的大震蕩。我們知道天安門廣場的大接見一直持續到1966年底，毛在那里沉默地檢閱成千上萬的青年男女。但最重要的一方面是，革命組織借用軍隊提供的卡車，以及“大串聯”政策提供的免費火車，先是席卷了各大城市，隨后是國家的其余地方。
很明顯，這些人是運動席卷全中國背后的主力軍。在紅衛兵的運動中，一種極其驚人的自由君臨天下，各種意見公開地相互對抗，報紙、傳單、橫幅和永遠貼不完的大字報使得各種內幕和政治聲明層出不窮。辛辣的諷刺漫畫幾乎誰也沒放過(1967年八月，北京一夜之間貼出了好多大字報，其中就有要求打倒周恩來的，這也成了極左派倒臺的原因之一)。敲鑼打鼓、喊著激動口號的游行隊伍一直行進到深夜。
另一方面，全民皆兵的傾向和暴力群體無法無天的行徑開始冒頭。總口號表示這是一場破除舊思想、舊風俗的革命斗爭(這終于和修飾革命的那個詞“文化”沾上邊了，“文化”在中國意為“以文教化”，用馬克思主義術語來說，則“屬于上層建筑”)。許多團體把這句口號作了破壞性的、暴力的，甚至是殘暴的解讀。扎辮子的女人、識文斷字的知識分子、左右搖擺的教授、以及所有不和這些分裂出來的小派別使用同一套語匯的“干部”，都要被揪出來，抄圖書館、抄博物館，還有革命小將對于一般群眾那不可一世的氣焰，這一切都將在普通人中激起一股對紅衛兵中極端分子的強烈反感。
實際上，這一問題早在1966年5月16日的一份公告上就已經初露端倪了，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公開與中央委員會中的多數派對抗。這份公告直言“不破不立”，指責保守派為了防止他們的權力從根本上產生動搖而傳播“腐朽”思想。然而“破”和“立”完全沒有齊頭并進：“破”得摧枯拉朽，“立”卻緩慢而扭曲。
事實上，只仗著一句“破四舊、立四新”的標語，許多紅衛兵都陷入了這樣一種廣為人知(或者說臭名昭著)的革命傾向中：搗毀偶像，以莫須有的罪名迫害他人，像是回到了野蠻狀態。這種野蠻本身就是年輕人的天然傾向，如果放任他們自作主張的話。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任何政治組織都必須是囊括各個年齡層的人的，單把年輕人拎出來搞政治是個糟糕的主意。
要明確一點，革命精神中激進的反智主義無論如何也不是紅衛兵首創的。早在法國大革命中對化學家安托萬·拉瓦錫宣判死刑時，控告他的安東·康坦·富基埃-坦維爾就作出了以下引人注目的發言：“共和國不需要科學家”。他實際上是在說，在一場真正的革命中，凡是革命需要的，革命自己都已經創造出來了，而我們應該尊重這種創造性的“一口咬定”。按照這一說法，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真正的革命。在科學和技術問題上，基本口號是“專”不重要、“紅”才重要。或者，按照后來成為官方版本的那個“弱化”版本來說：一個人應該“又紅又專”，但是紅壓倒一切。
然而，讓某些革命暴力團體的野蠻行徑變得更為糟糕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在這種青年行動的規模下，卻始終沒有一個總體性的政治空間，為政治上的肯定和對新事物的積極創造開放。對青年來說，他們接到這些批判和破壞的任務，只是證明了沒有多少創造的任務能派給他們，而只要創造的任務仍然被從不間斷的國家高層的斗爭束縛著，這種缺乏只會更加嚴重。
上海公社
1966年末和1967年初，工廠工人大規模上臺，這一決定性的登場使文化大革命迎來了一次高潮。上海在這波高潮中扮演了領頭羊的角色。
工人按照官方說法是構成了中國“領導階級”的人，我們有必要思考一下他們上臺這件事中的內在矛盾。這一矛盾，我要說，是右派搞出來的。1966年十二月，不騙你，正是地方官僚，也就是黨和市政當局的保守派領導，率先使用了一支工人階級小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工人還是工會會員——來對抗紅衛兵的毛主義運動。而我還要補充一句，這和法國1968年5月及其后面幾年的情況如出一轍，法國當時是PCF想要利用CGT(總工會)的保守勢力來對抗與年輕工人結盟的革命學生。利用瞬息萬變的局勢，上海的黨領導和市政當局的領導，唆使工人在各個部門上都純粹以經濟為重，以此讓工人同年輕的革命分子對抗，防止后者在工廠和行政機關內進行任何干涉(正如1968年五月，PCF在工廠周圍設起路障，利用工人豎起警戒線，并到處追捕“左翼分子”)。這些工會指使的運動存心魯莽冒進，把事情鬧得相當大，尤其是讓交通部門和能源部門搞罷工，好造成一種混亂的氣氛，這樣黨領導就能以秩序的救世主的身份登場了。因為所有這些原因，革命的少數派不得不去對抗由官方操縱的罷工，并發起支持共產主義工作的艱苦樸素運動，以對抗“經濟主義風”和對“物質刺激”的需求，以此讓總體的政治意識凌駕于個別的需求，維持其首要地位。這就是那句林彪尤為提倡的偉大口號“斗私批修”提出的背景(我們知道“修”對毛主義者來說意味著一條拋棄一切革命動力的路線，蘇聯先是走上了修正主義路線，然后是蘇聯的幾代共產黨，還有中共的一大批干部)。
起初，毛主義工人的群體是相當弱小的。1966年末有種說法叫四千工人。的確，這個群體將與紅衛兵聯合起來，形成一個激進的少數派團體。但這無法抹去以下事實：這個群體在工廠中的活動范圍，嚴格來說，不是很大，除非是在那些類似機床廠的地方，他們在這些地方成名，并將在好幾年中被視作革命分子的榜樣。在我看來，正是因為工廠工人的直接行動遭到了非常積極的抵抗(官僚主義在工廠里有他們的大本營)，才導致毛主義激進分子開始擴張成了一股城市力量。在一小撮對毛始終忠心不二的干部的幫助下，以及一小部分軍隊的幫助下，他們將清除市政當局和地方黨委。于是那場打著“上海公社”的旗號、被稱作“奪權”的運動，將標志著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轉折。
這個“奪權”馬上又自相矛盾了。一方面，就像之前的十六條一樣，“奪權”在一種與黨-國體制完全相反的模式中找到了啟示：曾組成過巴黎公社的各種雜七雜八的組織的聯合，及其早已被馬克思批判過的沒效率的無政府狀態。另一方面，這一相反模式不可能推廣到全國，因為在國家層面上，黨仍然是以獨此一家的形象出現的，即便它的許多傳統組成部分都處在危機之中。在整場革命的騷亂之中，周恩來始終是國家統一以及行政機構得以最低限度運作的保證。就我們所知，在這一任務上，毛一直是承認他的，這讓他不得不盡可能謹慎地引導局勢，這也包括盡可能謹慎地引導右翼元素(正是他扶植鄧小平重新上臺，鄧小平，用革命語匯來說是“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70年代中期開始正式復出)。雖然如此，周恩來還是對紅衛兵說得很明白，如果全國搞“大串聯”是可以的話，那么后面再有什么全國性的重要革命組織都不許搞了。
因此上海公社，這個在當地學生、工人組織無數次討論后建立起來的公社，實際上在聯合方面是非常脆弱的。問題又一次發生了：如果說這個姿態是很根本的(革命分子“奪權”)，那么它的政治空間卻太狹窄了。作為結果，工人的上臺既標志著革命群眾基礎的一次顯著擴張，同時也是對官僚化勢力的一次大考驗、甚至有時候是暴力的考驗，還是大眾政治主動創新和國家權力之間的一次短命的新結合。
奪權
1967年的頭幾個月里，以上海革命分子扳倒反對毛主義者的市政當局的事件為榜樣，我們將看到“奪權”運動在全國范圍中蔓延開來。這場運動有其非常現實的一面：革命分子，以主要由學生、工人組成的小幫派和戰斗隊的形式，沖進各大行政辦公室，包括市政當局和黨的辦公室，在一種伴隨著暴力與破壞的狄俄尼索斯式的混亂中，他們賦予了自己一種全新的“權力”。 常常，過去掌權的保守派要被“示眾”，而這“示眾”的過程絕非什么和平的儀式。官僚主義者，或有官僚主義嫌疑的人，要戴上高帽子，和一塊寫有罪狀的牌子;他必須低下頭，任人拳打腳踢，甚至更甚。這些驅邪儀式是眾所周知的革命活動。這樣做是為了讓圍觀群眾明白，以前大家默默忍受這些老余孽的趾高氣揚，從現在起他們要接受人民的唾棄了。在中國共產黨人1949年得勝之后，他們就曾在農村里四處組織過類似儀式，讓這些過去的大地主、這些“地主惡霸”抬不起頭來，讓全中國幾個世紀以來都做牛做馬的貧下中農都知道，世界這個已經“翻天覆地”了，從現在起他們將成為這個國家真正的主人。
然而，我們應該注意這個事實，從二月往后，“公社”消失了，因為“公社”這個用詞標示著新的地方政權，因此被換成了“革命委員會”這種表達方式。這一變化無疑不可小覷，因為“委員會”一直是省或市政當局黨機構的名號。于是我們將看到一場浩浩蕩蕩的運動把新的“革命委員會”安插進各個省份。很難說清，這些委員會究竟是純粹簡單地取代了可怕的舊“黨委”，還是復制了舊“黨委”。
事實上，這個名字的曖昧性顯示出委員會實為政治斗爭的不純產物。對于當地革命分子來說，這是在舊的領導干部已經被基本清理完畢的情況下，用一種不同的政治力量來取代黨。對于步步為營的保守派來說，這是在做樣子批判一番后，把當地干部重新安排回原位的途徑。而中央委員會通過一遍遍重申黨的絕大多數干部本質上還是好的，同時鼓舞了上述兩者。毛主義的國家領導們精簡人數組成了一個非常小的“中央委員會下面的文革小組”，組里只有十幾個人，對他們這些人來說，這是一次給革命組織(“奪權”運動)論功行賞、以及讓反對者聞風喪膽的機會，與此同時自始至終保持權力運作的一般架構，而這在他們眼里始終是黨而且只能是黨。
逐步推行的口號將統一放在了第一位。比如有“三結合”的說法，其意思是：把新加入的革命分子、完成自我批評的老干部、軍人，以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在委員會里結合起來。還有“大聯合”的說法，意思是當地各革命組織停止對抗(有時候是武斗)，聯合起來。這種聯合實際上反映了高壓政治的不斷升級，包括對討論內容的限制，以及越來越嚴格地限制圍繞某個新發想或信仰來自由結成組織的權利。但如果不這樣做，要不就是讓局勢一步步滑向內戰，要不就是讓鎮壓機器來收拾下場。這一爭論幾乎從1967年的年頭持續到年尾，從各方面來講，這都明顯是決定性的一年。
武漢事件
這段1967年夏天的事件尤為有趣，因為它展示了一場革命發展到最高潮時所具有的所有矛盾，而這最高潮當然也就是它開始走下坡路之時。
1967年七月，在保守派軍隊的支持下，官僚主義的反革命行動占領了武漢這個工業大城市，城里至少有五十萬以上工人。實權掌握在一名軍官手上，他就是陳再道。的確，五月、六月之中，有兩大工人組織相互對抗，造成許多人傷亡。第一個組織稱作“百萬雄師”，實際上有軍隊在背后撐腰，并和當地干部與舊工會關系密切。第二個組織，是一個少數派小組織，被稱作“鋼派”，堅決走毛主義路線。
中央領導，擔心城市被反動勢力所掌控，于是派公安部部長去現場主持工作，同行的還有中央委員會文革小組一名非常著名的成員，他就是王力。王力因為對自己的左派傾向直言不諱，而在紅衛兵中擁有很高的威望。他早已聲明過有必要對軍隊進行清洗。王力受命傳達周恩來的指示，要求支持“鋼派”造反小組，這也與他對廣大干部、尤其針對軍人發表的直接講話相一致：“要在運動中提高分辨無產階級左派的能力，做好支左工作(譯注：原話翻遍了沒查到)”。就連周恩來自己也扛起重任，充當兩派之間、兩大互不相讓的革命組織間的仲裁人，為此，他從早到晚一刻不停地接見著來自省里的各大代表。“大聯合”的進展、各個“革命委員會”間的統一、在具體情況中分辨哪些人屬于“無產階級左派”——這一任務已經越來越讓人迷惑和充滿暴力了，很大部分都要歸功于他的工作。
他們到達的那天，中央來的代表在當地的市體育館(譯注：經查為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體育館)同造反組織召開了一次大會。革命的熱潮沖到了最高點。
我們可以看到，革命活躍期的所有演員都各就各位了：保守派干部和他們不可小覷的動員能力，先是動員農村(來自鄉下地方的民兵將加入對紅衛兵的鎮壓，然后在1968年的轉折點之后又開始幫助鎮壓造反)，但同時也動員工人，當然還有行政機構里的人;由學生和工人組成的造反組織，他們全靠自己的敢作敢為，以及中央毛主義小組的支持，來占領上風，盡管如此他們通常還是屬于少數派;軍隊，他們不得不選邊站;還有中央的力量，他們在盡力按照目前的局勢來調整他們的政策。
在一些城市里，把這些演員們綁在一起的局勢是非常緊張的。尤其是在廣東，沒有一天看不到針鋒相對的組織間的武斗。軍隊決定在當地抽手以示清白。當地軍官借口“十六條”通知里面說運動中的問題一律不整，于是他們僅僅要求在街頭巷戰開始之前，參加武斗的人簽署一份“為革命打架聲明(譯注：查不到原話)”。唯有對后備部隊的調動是被禁止的。結果造成了那個夏天有數以十計的人死去，廣東也不例外。
在這個背景下，局勢在武漢有進一步惡化的趨勢。7月20日早晨，百萬雄師的突擊隊在軍方部隊的支持下，占領了戰略要地，并對全城的造反派進行政治迫害。其中一次進攻沖擊了中央代表所下榻的旅館。一支小隊抓住了王力和幾個紅衛兵，把他們一頓臭揍。這個情況的諷刺性在于：現在輪到王力這個“左派”被拎出來“示眾”了，他這個曾經到處說別人是修正主義的人，現在脖子上掛了塊牌子，上面正寫著“修正主義”!公安部部長被鎖在自己房間里。曾經是造反浪潮中心的大學和鑄鋼廠，現在被坦克掩護下的武裝部隊占領了。然而，當消息傳開后，軍方的其他部隊卻站在了相反的一邊，反對保守派及其領導陳再道。“鋼派”組織發起了反攻。革命委員會遭到拘禁。幾支小隊想辦法把王力救了出來，后者不得不穿過森林和荒地逃離這個城市。
無疑當時已經處在內戰爆發的邊緣了。唯有中央狠下心來整治，以及各省軍隊放出堅定聲明，才能改變這一局勢的走向。
從這類事件中我們能獲得什么教訓?鼻青臉腫的王力，北京在第一時間把他當做英雄來歡迎。毛的老婆兼偉大的造反派頭頭江青，熱情地表揚了他。7月25日，林彪召開百萬人群眾大會支持王力。極左派相信自己時來運轉，于是要求在軍隊里進行大清洗。也正是在這個八月，到處貼滿了聲稱周恩來是右派分子的大字報。
但這些都不過是曇花一現。的確，在武漢，人們被強迫支持造反派，陳再道也被卸了職。然而兩個月之后，被一腳踢出領導小組的倒是王力，而軍隊內并沒有進行明顯的清洗，周恩來的重要性只有越來越加強，而秩序的回歸也天然地在對抗著紅衛兵和某些造反工人組織。
現在我們清楚了人民軍隊在中國黨-國內扮演的的支柱性角色。軍隊在革命中起到的是維穩的作用，上面要求軍隊支持造反左派，但決不允許有任何兵變的苗頭，因為這會招致大規模的內戰。所有想走內戰道路的人，都被一點一點地滅掉了。但是和軍隊的協議，本身也會讓江青生出揮之不去的疑心，就連毛似乎也是這樣疑心重重。
事實是，文化大革命到了這個階段，毛開始希望在造反派隊伍、尤其是工人中間宣揚統一了，派斗的風氣和紅衛兵的氣焰所造成的巨大破壞開始讓他害怕了。1967年九月，毛在武漢巡游之后，發表了“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的口號，這句話對于那些會“領會”的人來說，意味著首先，造反派和保守派組織之間有激烈的矛盾，其次，對于這些矛盾必須要做個了結了，要卸掉他們的武裝，鎮壓機器將奪回對于暴力的唯一法定使用權，讓政權回歸穩定。從七月開始，雖然很多證據表明毛依然不改斗爭和造反精神(他仍然用明顯高興的語氣說道，“天下大亂了”，以及“有些地方還要亂一些時候，亂是好事;矛盾暴露出來，就好解決”)，但他確實在擔心派系之間的戰爭，于是說“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要很好的領導小資產階級革命派”;他指責左派，說這是“形‘左’實右”;而最主要的是，他對以下情況開始不耐煩了——自從一月份上海奪權運動以來，“知識分子、青年學生中泛濫出來的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思想卻破壞這個形勢。”
工人沖進大學
1967年夏末，運動開始走下坡路，到了1968年二月，保守派認為是他們反撲的時候了。毛和他那伙人仍然處在警戒狀態。他們發動了一場運動，抨擊“二月逆流”，并且重新加強對革命團體的支持，鞏固對于新的權力機構的建設。
與此同時，大學再也不受敵對分裂派的鉗制，一是因為回歸秩序的大趨勢，二是因為即將到來的全國代表大會有義務交出一本軋平的革命功過帳(事實上，這次大會將在1969年初召開，會上進一步鞏固了林彪和軍隊的權力)。典型先要豎起來，同時還要始終避免最后一批紅衛兵受到完全沖擊，這批紅衛兵集中在北大校園里。最后施行的決策是非常驚人的：數以千計的工人奉命有組織地進入大學，以便不動用任何武器地占領北大，卸下兩派的武裝，向學生直接宣告工人的權威。正如領導團體日后會說的那樣：“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并且永遠領導學校。”這一事件是這整段時期中最令人震驚的一件，因為它赤裸裸地提出了，暴力和無政府的青年力量需要一個高于他們的、“有廣大群眾基礎的”權威來領導他們，而不僅僅是公認的機構領袖來領導，甚至不能以機構領袖為主。而更令人驚訝也更戲劇性的是，學生居然對工人開火了，有人死傷，最后毛和他的小組領導將和最知名的幾個學生頭頭坐下來談話，其中尤值一提的就是蒯大富，他是北大紅衛兵的核心領袖，在全國都享有聲望。有一份重謄本記錄了頑固革命青年與老領導之間這場面對面的談話。我們可以讀到，毛對青年間派斗的風氣表達了深深的失望之情，同時也對他們殘留著一份政治上的友誼，還有一份尋求解決辦法的愿望。我們能清楚看到，毛派工人去，是不想局面淪落到“軍事管制”的下場。他本來是想保護那些青年人的，畢竟他們是他最初的同盟，亦是他們將熱情與政治創造傳播了出去。然而毛同時也是黨-國里的一員。他想要革新黨-國，哪怕這革新的過程將充滿暴力，但他絕沒打算毀掉它。他深知最后，憑借著文化大革命公認的領導力，他只要把最后一小撮年輕造反“左派”的前哨站收回麾下，他就完成了對最后的邊緣左派與任何不在陣線中的人的清算：一條政黨重建路線。他知道這點，但他沒法強撐到那個時候了。因為在國家的存亡面前，他沒有——任何人都沒有——都無法做它想，也因為絕大多數人民，在經過了興奮又極度累人的兩年后，想要國家能好好過下去，并且希望上頭能發句話，讓他們知道國家不會散，如果有必要的話，動用武力也未嘗不可。
個人崇拜
我們知道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人們用很多驚人的方式來表達對毛的崇拜。不僅僅有巨大的雕像、“紅寶書”、在任何情況下都喊毛主席萬歲、歌頌“偉大舵手”的歌，還有全國上下對于毛語錄空前絕后的狂熱，好像毛寫的東西、說的話是一塊萬能膏藥，就算碰到種番茄、或者交響樂團里要不要用鋼琴這種問題，也可以藥到病除。令人驚訝的是，正是那些最激進的造反派、那些和官僚秩序界線劃得最清的人，把態勢的這一面推到了最極致。尤其是，正是他們提出了“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這一準則，正是他們宣稱人們哪怕理解不了這一思想，也必須絕對服從這一思想。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樣的聲明是完完全全反啟蒙的。
我們必須補充一點，由于所有相互沖突的的派別和組織都在拿毛澤東思想當槍使，那些話，隨便你正說反說都說得通，結果說了就像沒說一樣，剩下的唯有換著法兒地一勁引用毛的話，而怎么解釋這些話卻始終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盡管如此，我還是想順便點評兩句。一方面，這種忠誠，以及這種各執一見的解釋，在既有宗教中是非常常見的，我們也不例外，他們不該被看作在犯病，而是恰恰相反——當然偉大的一神論就這一點而言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與最近的歷史中，這些一神教里的人物為我們各國所做的貢獻相比較，不論是誰，不論是虛構人物還是神職人員，顯然都比不上毛為他的人民所做的貢獻，畢竟他同時趕走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西方”勢力的猖狂殖民、一掃農村封建、制止了前資本主義的洗劫，解放了人民。另一方面，對于偉大藝術家的神化，包括美化其生平，在我們的“文化”實踐中也是屢見不鮮的。我們很注重把這個或那個詩人描寫得純潔無暇。如果政治，如我所認為的那樣，是一種真理的過程，就像詩歌可以做到的那樣，那么神化政治創造者比起神化藝術創造者來說，既不會更妥當，也不會更不妥。而全面來看的話，也許還更妥當一些，因為政治創造大概更少見一些，無疑也更冒險，而且是更迅速地傳達給所有人的，尤其是傳達給那些其政治力量通常被無視的人——例如1949年以前的中國的農民和工人。
然而，所有這些都無法免去我們弄清楚這個政治崇拜中的特殊現象的義務，這一現象在共產主義國家和黨派中是一個不變的特征，并在文化大革命中引起了大爆發。
按照通常觀點來看，“個人崇拜”是與這一論點緊密相關的，按照這一論點，黨作為工人階級的代表，是政治活動支配性的源頭，是正確路線義不容辭的守衛者。正如三十年代人們說(譯注：其實這句話最早是1924年托洛茨基在黨內受到排擠后打圓場時說的)，“黨永遠是對的”。問題是沒有什么可以擔保這一代表，也沒什么可以擔保這種夸張的確信是有任何理性依據的。作為這種擔保的替代品，捧出“一個代表的代表”就成了當務之急，他必須是獨一無二的，且正因為他是獨一無二的，他才恰恰擁有了合法性。最后，一個人，單單一個人，開始以那種迎合傳統大家對天才人物向往的方式，象征起了這個更高層次的擔保。順便說一句，雖然我們在藝術領域中受過很多天才論的教育，可當這種天才論出現在政治領域時，我們卻感到如此反感，這一現象是非常有意思的。在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間，對于共產黨來說，天才人物只是一個典型、一個固定點，用來驅散對于黨的代表能力的懷疑。比起相信一個黨組織的正確和純真來說，相信一個遙不可及又高高在上的人的公正和智慧，要容易得多，畢竟那個組織在地方上的小領導是個什么做派大家都看在眼里。
在中國，問題甚至要更為復雜。確實，在文革期間，毛與其說是作為黨的代表能力的化身，倒不如說更是作為一個在黨自身內部辨別“修正主義”并與其做斗爭的代表人物。是他說，或者允許別人以他的名義來說，在共產黨內部，資產階級在政治上仍然很活躍。也是他鼓勵造反派，后者傳播了“造反有理”這句口號并且煽動騷亂，而當時正是他被推選為黨主席的時候。從這一方面來說，很多時候對革命大眾來說，與其說他是一個確實存在的政黨之擔保，不如說他獨自一人，成為了一個仍待到來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化身。這多少有點像是他身上的獨一性在報復把他當作代表這件事。
最終，我們應該主張，在革命政治活動的領域內，“毛”是一個充滿內在矛盾的名字。一方面，他是黨-國頭一號人物，是其無可否認的主席，他作為軍事領袖和政權的奠基者，手握共產黨的歷史合法性。另一方面，“毛”在黨內，是一個無法被削弱為國家官員的名字。在號召青年人和工人起來造反這件事上，無疑印證了這一點。然而在黨自身的合法性結構中，這點也是真的。確實，經常是通過在當時尚屬少數派、甚至是不同政見的決定，毛從而確保了——讓中國共產黨員在1920年至40年代獲勝時期的那段最最獨特的政治體驗(對蘇聯顧問的懷疑、對起義模式的拋棄、“農村包圍城市”、堅定不移地走群眾路線，等等)——得以延續下去。在所有方面，“毛”都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名字：他是掌權的造反派，是受到考驗要去無上限搞“發展”的辯證學家，是一個希望自己能戰勝自己的黨-國的化身，是鼓動人們不要服從當局的軍事統帥……對他的“崇拜”，正是由于這些矛盾，而擁有了一個瘋狂的表象，因為主觀上他既擁有對斯大林模式那種煌煌盛世的喜愛，還擁有所有想像過去一樣造反的革命青年的熱忱，那些青年不滿足于當下存在的事態，想要進一步邁向真正的共產主義。“毛”既代表了“建設社會主義”，也代表了“毀滅社會主義”。
最終，文化大革命，哪怕在它最僵的僵局里，也在見證著，要把政治活動從禁錮著它的黨-國模式的框架中解放出來，是毫無可能的。它是一段無可替代的滲透經歷，因為這樣一個想要尋求新的政治道路、想要重新發動革命、想要找出工人在社會主義這種形式條件下搞斗爭的新方法——的強烈愿望，由于公共秩序和不愿內戰的理由，也由于黨-國的一般框架，而面臨維穩的壓力，最終不得不以失敗告終。
我們知道在今天，任何鬧解放的政治活動，都必須結束一黨或多黨的模式，以此來表明他們的政治事業是“去黨”的，與此同時還表明他們不會落入無政府的狀態中，而無政府僅僅意味著無用的批判，要么就是共產黨的疊加，或是共產黨的陰影，就如同黑旗也不過是紅旗的疊加或陰影罷了。
盡管如此，我們欠文化大革命的仍然太多。因為，在當下這個時代，文革無疑是最后一場仍與階級主題和階級斗爭相關聯的革命了，與黨這一主題的盛大而勇氣可嘉的滲透緊緊相連，我們的毛主義在這樣一個時代將成為一場重大變革的回憶及其名字。并且，如果沒有這一變革，或者如果沒有人再忠于這一變革，那就什么都沒了。
文化大革命簡要年表
1.前期背景(從“百花齊放”到“黑幫”)
1)“百花齊放”運動(1956年)。1957年六月，這場運動變成了對于“右派知識分子”猛烈告發與迫害，這些知識分子日后常被稱為“牛鬼蛇神”。1958年五月，“大躍進”發動，1958年八月，“人民公社”開始。1959年八月，彭德懷(國防部長)因批判集體化運動而被罷免。林彪繼任。
2)1961年起，經濟上的唯意志論導致的災難性后果開始引起重視。中央委員會決定“重新調整”目標。劉少奇取代毛澤東成為共和國主席。1962年至1966年間，劉的著作在中國賣出一千五百萬本(譯注：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后來被打成“黑修養”)，相比之下毛僅六百萬本。吳晗(北京市副市長)發表歷史劇《海瑞罷官》(影射罷免彭德懷一事)。1965年九月，在中央政治局一次會議上，毛要求對吳晗進行批判，但沒有成功(譯注：其實就是彭真沒有理他)。于是毛去了上海。
2.開端(從姚文元的文章到“十六條”決定)
1)在毛的老婆江青的幫助下，姚文元在上海發表了一篇抨擊吳晗的激烈文章。目的是要打擊北京市長彭真，他被認為是“黑幫”的頭頭。1966年一月、二月中，首個“中央文革小組”成立，用以審判吳晗一案，矛盾的是，這個小組倒是派彭真領銜的。該小組(人稱“五人小組”)發出了《二月提綱》，這份提綱本身無關緊要，主要是為了對已經開展的批判加以適當限制。
2)與此同時，在林彪與江青的支持下，另一個小組在上海成立，該小組召開了一次“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座談紀要被報送隸屬于中央委員會(最高權力機構)的中央軍委。黨內分裂看來已成定局。
3)1966年五月，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會上提出重新設立“中央文革小組”，并在一份統領后續事件的綱領性文件中對彭真小組進行了猛烈批判，該文件被稱作《五·一六通知》。文件表示，必須“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到5月25日，北大七名學生(譯注：據查實際是以北大哲學系黨支部書記為首的七人，教員為主)貼出大字報抨擊北大黨委書記。學生真正開始被動員起來了。
4)毛離開北京。中央派“工作組”前往北大，以求控制運動局面。在五月底至七月底之間，也即所謂的“五十天”(譯注：毛說這是劉少奇搞的白色恐怖的五十天)中，“工作組”的大力管制效果卓著。
5)7月18日，毛回到北京。廢除工作組。從8月1日起至8月12日，中央常委召開“擴大”會議。這和原定計劃并不相符(譯注：原定計劃會期五天，結果第四日毛在擴大會議上翻臉，會期因此改變)。林彪動用軍隊把一批常委成員攔在外面，而讓一批來自學生界的革命分子出席。毛主義路線在這種情況下總算獲得了多數支持。毛公開支持北大貼大字報一事。7月9日毛檢閱群眾(譯注：此處疑為有誤，一是時間回跳了，且就算是7月9日毛也是在接見亞非作家，有記載說大會結束后，百萬群眾通過天安門廣場接受檢閱，可能指的是毛第一次接見紅衛兵?但那也是8月18日的事情了，換算成農歷也是七月初三……如果是8月9日的話倒是十六條剛發布，但是好像也沒有群眾的事啊)革命的政治綱領：“十六條決定”頒布。決定中特別說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也就是說，對于來自學生群體的自發創新，不會予以任何壓制。
3.“紅衛兵”時期
1)截止8月20日，來自各個高中和大學機構的名為“紅衛兵”的激進團體，在城市中蔓延開來，誓要“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尤其是，又一波對知識分子和教授的殘忍迫害襲來，他們再次被視作“牛鬼蛇神”，就連毛也親口這么稱。紅衛兵借著“大串聯”提供的免費火車，一批接一批以浩蕩之勢聚集在北京。對于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批判見諸大字報、傳單、漫畫和小報……
2)十一月起，因紅衛兵干涉生產而導致的政治事件首次出現(譯注：11月16日，北京機械學院東方紅50多名學生到北京第一機床廠串聯遭到拒接，學生強行進廠與工廠發生沖突，陳伯達出面鼓勵學生，從此紅衛兵大批進入工廠)。反毛的人利用官方工會和農民民兵對抗革命分子，而這些革命分子本身就分裂成許多小派別(“派斗”)。暴力隨處可見。
4.工人登場與“奪權”運動
1)上海地方當局因鼓勵基于工人出身環境的各種“經濟主義風”的要求，而引起了騷亂。尤其是這些尖銳問題：臨時農民工的工資，以及獎金問題。運輸部門罷工，學生團體四處受到沖擊。1967年一月，一群紅衛兵和“造反派”登場，這些人曾經依靠占領行政辦公室和通信工具等等，組成過“工總司”。他們推翻了黨委，決心建立“上海公社”。各個團體間進行了無數協商。工人團體占據了領導地位，而部隊和國家的老干部仍然只占很小的比重。
2)1967年二月起，“奪權”運動在全國上下盛行起來。國家和經濟出現嚴重混亂。這極不平等的政治化運動解釋了，為什么把新的權力機構扶上臺這一行為是無政府和危險的。一方面，罷免和“審判”老干部的之風吹得正勁，另一方面，與之相反，真真假假的“革命”群體的干部又一手遮天。利益分配與革命熱情交織在一起。
3)中央的權力于都是集中在中央文革小組里了，一方面，是周恩來領導的國務院，另一方面，最終是林彪控制的軍委。正是這一小組決定了新的政治力量的配方，該配方被稱為“三結合”：三分之一來自“革命群眾”的代表，三分之一經受住考驗或者改正錯誤的黨干部，三分之一解放軍代表。革命“群眾”組織必須首先在這些人當中聯合(“大聯合”)。這個新機構的名字是：“‘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首個此類的省級委員會于2月13日成立(在貴州省)。
5.動亂、暴力和各種派系
1)與此同時，對于劉少奇的批判開始出現在官方媒體上了(但仍然屬于不點名批評)，天下變得沒有一處太平的。暴力事件數不勝數，包括武斗在內，先是毛派分子打保守派，然后保安和武裝部隊輪流地打毛派和保守派，最后，毛派團體內部打了起來。群眾組織頻繁分裂。革命領導階層也出現分歧。一派人想盡快把各個革命組織都統一起來，然后把委員會安插到每個地方，好讓老干部都擁有一席之地。事實上，這派人馬上就想要著手整黨工作了。確實，周恩來，這個負責維持國家基本運作的人，是這派人里面最活躍的一個。另一派人則想淘汰掉很大一部分干部，將清洗擴張到行政機構、包括軍隊中。其中最知名的代表人物是王力和戚本禹(譯注：前面說的對劉少奇最早的不點名批評，就是出自戚本禹寫的《評歷史影片〈清宮秘史〉》。
2)七月的武漢“720”事件把武漢地區、乃至全國都推向了內戰邊緣。武漢地方的部隊公開袒護老干部及與這些干部相關的工人組織。王力，中央本來派他過去是想支持“造反派”的，結果他反被扣了起來，挨了一頓胖揍。事態已經到了需要外地部隊介入的地步了。軍隊的統一于是受到了威脅。
3)反對周恩來的大字報貼了出來。整個八月，無法無天的暴力事件層出不窮，尤其是在廣東。武器庫遭到洗劫。每天都有許多人死去。北京的的英國駐華大使館被燒。(譯注：嚴格來說燒的是使館的代辦處，這一事件是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涉外事件，被稱為“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有必要交代一下其背景：當時受文革影響，香港一些人也起來造反，受到港英當局鎮壓，中國外交部于是對英國政府提出抗議，到最后大批造反派和群眾不顧警衛戰士的阻攔，沖進英國代辦處，放火燒毀了辦公樓和汽車。)
6.秩序初回歸與革命嚴格來說的結束
1)1967年九月，毛在各省視察之后，決定支持“整黨”路線。最根本的，他支持了周恩來，并且讓部隊職能有所擴展(哪里有派系無法握手言和的，哪里就發動“軍事管制”)。極左派團體(王力)從中央權力機構里被剔除。人人都要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而且通常是在軍隊的領導下(譯注：即是說由軍宣隊領導)。口號：“要支左，不要派斗”(譯注：原話不詳)是基于毛澤東一份報告中的聲明：“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
2)在許多地方，這種矯正工作變成對于紅衛兵、乃至造反工人的猛烈鎮壓，很多人還趁機進行政治報復(作為對“二月逆流”事件的報復)。結果，到了1968年三月底，毛又開始號召大家鬧革命了：必須保護革命委員會，既不要怕亂，也不要怕派斗。
3)然而，這是最后的“群眾”爭斗了。中央決定端掉學生造反的最后堡壘，因為這些造反經常淪為兩派之間的流血沖突，同時還要避免直接的軍事管制，至少在北京要避免。工人小隊被送進各大高校。文革的中央小組接待了最出名的一些“左派”學生，這些學生真刀真槍地抵抗前來的工人。結果這場對話不過是各說各的，誰都沒有把對方的話聽進去(最臭名昭著的“造反”學生，蒯大富，將被逮捕)。
4)“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這一指示，為紅衛兵和革命造反派劃上了句號，并以“斗、批、改”為名，開啟了全面整黨的新階段。無數的青年革命分子被送往農村或邊防軍營。
7.余波
1)1969年四月，中共九大召開，會上通過了強制性恢復秩序的決定，而這主要由林彪指揮的軍隊(占到中央委員會成員的百分之四十五)來負責安排。
2)這一段極度壓抑的軍管時期，導致了黨內新的激烈對抗。林彪于1971年被滅(也許是被暗殺)。
3)一直到毛死前的這段時間，可謂又漫長又復雜，其間以兩派間沒完沒了的沖突為主，一方面是鄧小平和許多在周恩來的保護下重新出來做事的老干部，另一方面則是“四人幫”，說到文革首先想起的就是他們(姚文元、張春橋、江青和王洪文)。
4)1976年毛一死，四人幫就被逮捕了。鄧接過交椅，掌了很久的權，而他功績主要是他對于資本主義方法的移植(在文革期間，他被稱作“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還有就是沒讓黨-國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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