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耀邦：朝鮮戰爭

(加)馬耀邦著 李冬梅譯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雖然杜魯門總統拒絕承認新中國，但美國國會中的保守勢力還是給了他巨大的壓力，要求他對華采取更為強硬的政策，并在臺灣建立軍事基地。由于擔心美國的人員傷亡，杜魯門不愿派遣10個師的軍隊來拯救臺灣。1美國的右翼分子強烈要求保護臺灣。針對這一情況，1950年1月5日，杜魯門發表聲明說，“美國現在無意在臺灣獲取特權或建立軍事基地，也不擬對在臺灣的中國軍隊提供軍事援助或建議。”2

　　然而，美國國務院已經解密的絕密全面外交政策評估顯示，杜魯門總統不干涉中國內戰的政策很快就發生了巨大轉變。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顯示，中國被視為蘇聯共產主義在東南亞進行擴張的“跳板”。3所以，美國不允許再喪失對抗共產主義的陣地。美國國務卿艾奇遜也認為：“蘇聯已經完全控制了中國的共產主義政府”。4

　　前美國駐北京總領事柯樂博此時也積極慫恿美國政府準備發動全面對華戰爭。他建議對華進行強硬的制裁，并利用日本人來對付中國。只有“對敵人發動戰爭”才能避免核戰爭，“如果不能避免，那就要取得核戰爭的勝利”。5在柯樂博看來，這種對敵人發動的戰爭包括通過派遣“志愿軍部隊”來控制臺灣。此外，“與蘇聯的關系也可能影響”中國的形勢，“進而導致中國共產黨的潰敗”。6

　　艾奇遜任命約翰·福斯特·杜勒斯起草對日和約。后者的意見則進一步強化了柯樂博敵視中國的建議。杜勒斯認為，美國對中國應“擺出一個能夠顯示自身信心和決心的鮮明而又強硬的立場”。美國的戰機應該轟炸中國的城市，在沒有美國地面部隊參與的情況下，也能夠同中國共產黨再次發生沖突。因此，以鎮壓國民黨為借口，臺灣是可以從中國分離出去的。杜勒斯的計劃“恰恰來自于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7

　　毫不奇怪，杜魯門政府也改變了美國對臺灣沒有特別計劃的看法。1950年5月初，艾奇遜向英國外交大臣貝文表示，美國已經將臺灣置于“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上。這給貝文的感覺是美國很可能要打破中國的中央權威。8

　　同時，大量的美國軍事援助和軍事顧問抵達臺灣。美國國務院的一些高級官員現在建議，美國應該發動對中國和北朝鮮的反革命運動，用美國的積極干預來推翻共產黨的政府。當時，美國國務院和艾奇遜全神貫注的是臺灣問題，正在尋找機會否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在評論臺灣的重要性時，盟軍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把臺灣稱為“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9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這正好給杜魯門政府以可乘之機，來否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就在被稱為內戰的朝鮮戰爭爆發2天后，“杜魯門總統宣布，美國第七艦隊將巡弋駛入臺灣海峽‘中間’,而且臺灣問題的最終解決要等待國際協議”。當時，美國的軍艦游弋在中國領海之上。這引起了中國人民強烈的憤慨與怨恨。中國政府極力譴責美國侵略和占領臺灣的行徑。中美關系轉為敵對狀態。這掀開了美國在朝鮮半島和亞洲同中國長期沖突的新篇章，給美國人民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10

　　在僅僅數周后，北朝鮮軍隊就占領了首都首爾，并繼續向南方挺進。對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的研究顯示，美國當時在戰略上將南朝鮮視為鉗制中國的重要軍事經濟基地。因此，難怪美國會卷入朝鮮內戰，并且把南朝鮮從共產黨軍隊迅速的勝利之中解救出來。

　　隨著美國的不斷介入，北朝鮮軍隊的命運急轉直下。1950年9月15日，美國第10軍在朝鮮漢城仁川港登陸。美軍和南朝鮮軍隊開始發動反攻，切斷了數千名北朝鮮軍隊的撤退路線，并迫使其余部退回到三八線以北。麥克阿瑟將軍向北朝鮮發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鮮人民軍立即無條件放下武器，停止戰斗”。11

　　美國在朝鮮戰場上的勝利也增加了其與中國發生戰爭的可能性。麥克阿瑟將軍譴責中國“派遣大批作戰經驗豐富的朝鮮族軍隊，給北朝鮮提供了即使不具有決定性也具有實質性的軍事援助”。另一方面，中國也在抗議美國對中國東北一座城市的轟炸。12

　　1950年10月1日，南朝鮮軍隊跨過三八線，追擊北朝鮮軍隊。翌日，中國總理周恩來在午夜召見印度大使，強調了當時的嚴峻形勢，并請他向美國當局傳達中國政府的如下意見：“如果美軍入侵北朝鮮的領土，中國將參戰”。不過，周恩來總理還表示，中國不會干涉南朝鮮軍隊進入北朝鮮，因為這是屬于朝鮮的內戰。13然而，杜魯門總統卻完全無視中國的警告，命令麥克阿瑟越過三八線。當時，杜魯門政府認為，考慮到美國的強烈反應，蘇聯和中國不大可能會卷入這場戰爭。14

　　當時正在南方度假的斯大林給毛澤東發了一封密報，鑒于北朝鮮軍隊的形勢不斷惡化，請求中國出動5到6個師的軍隊支援北朝鮮。1510月2日，毛澤東起草了一份電報，告訴斯大林，中國已經決定以志愿軍的名義派遣中國軍隊開赴朝鮮戰場，抗擊美國的侵略，這樣能夠挽救北朝鮮軍隊失敗的命運，避免整個朝鮮半島落入美國的手中，從而維護遠東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最終的結果證明，毛澤東沒有把這份電報發給斯大林，因為在經過長時間的協商和討論之后中共內部許多人都反對與美國開戰。取而代之的是，毛澤東通過蘇聯大使給斯大林發了另外一份電報，告訴斯大林中國決定不向朝鮮派兵。他給斯大林的理由是，這么少的中國部隊無法抗擊美國軍隊。還有一種可能是美國將向中國宣戰。這也可能使蘇聯卷入朝鮮戰爭，從而把戰爭擴大。此外，中國需要和平的環境進行經濟建設，從數十年的抗外戰爭和內戰中恢復過來。16

　　在發出拒絕斯大林向朝鮮派兵的建議的電報后，毛澤東派周恩來和一位高級將軍同斯大林進行會晤。當周恩來說明中國的立場時，斯大林由于中國不能援助北朝鮮而顯得有些失望。然而，當周恩來一行返回莫斯科時，一份來自北京的電報使他們感到震驚。電報上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已經一致同意出兵朝鮮。當時，周恩來的任務就是向斯大林解釋中國態度的轉變，以及與蘇聯就武器供給問題進行談判。由于戰場形勢的嚴峻與緊迫，他們甚至在談判過程中根本沒有討論武器供給的價格與報酬。17最終的結果表明，在周恩來奔赴莫斯科后，毛澤東做了一定的努力才使中共內部達成一致，同意派遣中國人民解放軍跨過鴨綠江。鑒于1950年中國嚴峻的經濟和國內形勢，中共能夠做出這樣的決定，實屬不易。

　　在新中國成立一年之內，自然災害就嚴重影響了中國的經濟，并且常年的戰亂也導致中國經濟停滯不前。前國民黨政府留下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并且“將近20%的財政赤字需要增發紙幣來填補”。18在軍事上，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發展成為“一支龐大的軍隊，既能夠進行陣地戰，也能夠進行運動戰——這一點是亞洲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19然而，將近500萬人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太過龐大，“因此，現有的軍工企業無法滿足長期戰爭的需要。重型火炮、裝甲車和彈藥都嚴重短缺，空軍和海軍力量的匱乏也是顯而易見的。”在國內，遍及全國的國民黨軍隊和土匪殘余仍然威脅著這個新生政權。所有這些因素都對不干涉朝鮮戰爭的決定的提出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美國，杜魯門政府宣稱，朝鮮戰爭是中國和蘇聯共同謀劃的。戰爭爆發不久后，艾奇遜在寫給英國外交大臣貝文的信中提到：“克里姆林宮策劃了這次進攻。毫無疑問，由中國作為先頭部隊，共產主義現在開始對亞洲發動攻擊，其直接目標是朝鮮、印度支那、緬甸、菲律賓和馬來半島等地，中期目標是香港、印度尼西亞、泰國、印度和日本。”20然而，來自中國的消息稱，令毛澤東感到怒不可遏的是，金日成只與斯大林討論了他關于武力統一朝鮮的計劃，卻根本沒有告知它的近鄰中國。毛澤東認為，斯大林必定是害怕承擔朝鮮戰爭的某些責任。21

　　令許多人疑惑的是，作為一個羸弱的農業國，中國為何敢于挑戰美國。美國當時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工業國，擁有最強大的軍事力量。中國卷入這樣一場沖突，有再一次被西方列強擊敗的危險，同時其工業和城市也可能會被原子彈徹底摧毀。

　　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艾倫·S.惠廷(Allen S. Whiting)強調了中國沒有發動朝鮮戰爭的觀點。他宣稱：“有證據顯示中國早先沒有計劃派遣中國人民解放軍參加這場戰爭”。22在《中國跨過鴨綠江》一書中，惠廷詳細研究和分析了中國決定參加朝鮮戰爭的動機。他提出了許多可能性，比如，斯大林直接命令中國派遣軍隊;中國在戰爭中的利益、朝鮮“正義”的和平問題以及中國的弱點與不安;美日關系以及中國在亞洲的作用等等。不幸的是，就像惠廷的許多美國同行一樣，他實際上忽視了中國介入戰爭的真正原因：日本和西方侵略中國的歷史教訓。這些侵略行為總是以朝鮮作為跳板(如日本侵華戰爭)，或者占領中國的海島(如英國)。正如美國資深記者埃德加·斯諾所說：“情感的紐帶同歷史和戰略上的國家利益相結合，使得北京最高指揮中心別無選擇，只能進行‘自衛反擊’”。23

　　在這種形勢下，我們不得不指出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和杜勒斯計劃將臺灣從中國分離出去的重要影響。從1960年斯諾對周恩來的一次采訪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參與朝鮮戰爭的真正動機：

　　“在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后，杜魯門改變了政策，采取了侵略中國的政策。在出兵朝鮮的同時，美國派軍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準備軍事占領臺灣。從那時起，美國就開始了對中國的新侵略。”24

　　中國人民已經遭受了近一個世紀的外國侵略與羞辱。對于他們來說，新的侵略就會遇到新的抵抗。然而，美國仍然在臺灣海峽介入中國內戰，在中國邊界部署軍隊，并且無視中國的嚴肅警告。這樣一來，美國必然要在朝鮮戰場上面臨一個新的對手。這造成了多年的流血戰爭，最終給美國帶來了越南戰爭的泥潭。

　　Notes:

　　1. Chang Michael H., “Friends and Enemies” , pp. 62.

　　2. Ibid., pp. 62.

　　3. Ibid.

　　4. Ibid., pp. 69

　　5. Ibid., pp. 71

　　6. Chang, pp. 71-72.

　　7. Ibid.

　　8. Chang P. 73-74

　　9. Ibid., pp. 75.

　　10. Chang., pp. 75-76.

　　11. Whiting, Allen S., “China Crosses the Yalu” pp. 103-104.

　　12. Whiting, pp. 105-107.

　　13. Whiting, pp. 108 -109.

　　14. Chang, pp. 77.

　　15. Shi Zhe, “Memoir of Personal Witness in Sino-Soviet Relations”, pp. 105-115.

　　16. Ibid.

　　17. Shi Zhi, pp. 105-115.

　　18. Whiting, pp. 17.

　　19. Whiting, pp. 20.

　　20. Chang, pp. 76.

　　21. Shi Zhe, pp. 105-115.

　　22. Whiting, pp. 126.

　　23. Snow, Edgar,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pp.714.

　　24. Ibid., pp.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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