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春在北京碰見浙江大學的河清先生，他說他在主持編寫一套叢書，要我寫一本關于中國“困難時期”死亡問題的書。我答應了，寫了大約10萬字。這套叢書沒出，也就沒往下寫。此后雖然一些朋友說這個課題很重要，但覺得出版困難，一直沒再動筆。
2011年春讀了一篇關于蘇聯解體的文章。文章介紹了關于戈爾巴喬夫推動的“重評蘇聯歷史”中“解密”斯大林迫害死多少蘇聯人的“研究”：從幾百萬到上千萬，再到幾千萬;還分析了蘇聯人聽信這些結論對蘇聯解體和蘇共解散的作用?？粗粗贡秤行┌l涼。
蘇聯為什么解體的說法有很多。
開始說是有“特權階層”。實際上蘇聯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低基尼系數的社會：蘇共總書記與普通勞動者工資差別不過數倍，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以及城鄉居民之間幾無差別甚至倒掛。而那點所謂“特權”即使在西方國家也算不上啥事兒。“階級斗爭說”顯然說不通!
后來說是計劃經濟體制僵化，與西方差距越拉越大，80年代經濟增長緩慢，最終到了“崩潰邊緣”?？墒?，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計算的蘇聯人均國民收入1980年已達到9554 國際元，美國是11528國際元。僵化的經濟體制能讓蘇聯人均收入從不足美國的五分之一在三十年里變成五分之四?收入差不多，分配更平均，美國普通老百姓的日子一定比蘇聯老百姓好?西方國家剛經歷70年代焦頭爛額的“滯脹”，80年代年均增長不過兩個多百分點，比同期蘇聯還低。數據不支持這個說法。
最新說法是，一黨執政不民主，垮了臺?？刹幻裰鞯膰叶嗟氖?，海灣六國個個酋長當家。人家沙特皇族和國家干脆一個姓，也沒見垮臺。
有點靠譜的說法是，“社會帝國主義”與美帝國主義斗法燒錢、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在阿富汗沒完沒了地燒盧布——這倒真會耽誤改善民生。
不過有一點肯定會起作用。假如有人“解密”說這個執政黨曾經不分青紅皂白搞死了數千萬人，每幾個蘇聯人中就有一個死于非命，而且大多數蘇聯人都相信了，結果會怎樣?結果多數蘇聯人會認為蘇共是“反人類組織”，沒下臺是老天瞎了眼!這種草菅人命的制度早該完蛋了。民心向背見勝負，就算戈爾巴喬夫拼命撇清自己，一個有“犯罪前科”的組織的總書記能有個好嗎!
這很像老戈指使人往一把槍里裝彈藥。既然槍口對著斯大林和“前蘇共”，當然是威力越大越顯得自己與“老路”切割的決心大：從幾十萬到幾百萬再到幾千萬?；鹚幯b滿了，扣扳機的是葉利欽——轟——一聲，已經是新思維的蘇共、蘇聯，連同戈爾巴喬夫先生自己，都找不到了。
等90年代前蘇聯檔案解密，當人們知道斯大林時期包括處死和死于勞改營的人總計不足百萬(包括刑事犯罪)時，晚了!
想到這里，已經不是這本書該不該寫了，而是自己有沒有能力寫了。
首先面臨的問題是，已經有很多專家就此進行過充分的論述，牌子亮出來讓人景仰：美國人口與人口學委員會主席、法國國立人口研究所所長、美國普查局中國科科長、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復旦大學教授、前公安部三局戶政處的公安干警、《炎黃春秋》副主編……他們沒有像蘇聯人那樣“層層加碼”，一開始結論就是餓死了幾千萬。連令人尊敬的某農業領域專家都在《廣州日報》上證明當時餓死4000多萬人，還說是“親眼見”!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承認僅1960年就比1959年年末人口少了1000萬。
專家、名人眾口一詞，自己還有研究的余地嗎?
等我深入進來后發現，研究1959年—1961年中國人口死亡問題既難又不難。
說難，是因為官方人口統計中不同口徑的數據之間有很大矛盾，而且口徑繁多，只有綜合分析，消除矛盾才能有結果。
說不難，是因為只要有實事求是的態度，遵循統計學、人口學的基本規則，具備基本數學知識就夠了。
專家們推薦的基本計算方法是：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當年死亡人口-正常死亡人口
這個算式雖然有毛病，但大致能自圓其說。用“官方數據”和這個算式能算出幾千萬“非正常死亡”嗎?
實際一驗算會發現不能!
按照《中國統計年鑒》人口統計“主要統計指標解釋”：
當年死亡人口=當年年中人口×當年死亡率
代入《中國統計年鑒》人口數，1959年—1961年全部死亡人口為3600萬。這個數字竟然比很多學者給出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數還少!
問題在于這還要減去“正常死亡人口”。1956年—1958年是“正常年份”，如果把這三年總計死亡的2143萬作為“正常死亡”，那么非正常死亡人口為3600萬-2143萬=1457萬。也就是說，真的回到規范計算方法和官方數據上，沒有人能計算出超過1500萬的“非正常死亡”!
這些專家尤其是外國人口學專家都不是白當的，都清楚規范的計算方法和可應用的數據，但他們怎么依然不約而同地往更大數字上想呢?
我想可能是這個原因：
1983年中國第一次公布了1958年—1961年的人口數據。數據顯示1960年年末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第二年又減少348萬。兩年累計比上年減少1348萬!要知道，此前每年年末人口都比上年多出1200多萬。這意味僅這兩年人口就比“正常年份”少了不下3800萬。還有1959年呢?傳說河南信陽、安徽阜陽“餓死人”主要是那一年!
減少的人口肯定是死了，這還要加上出生的。按照《中國統計年鑒》人口統計“主要統計指標解釋”可以推演出這樣的算式：
當年死亡人口=當年出生人口-(當年年末人口-上年年末人口)
就是說1960年死亡人口=1960年出生人口-(-1000萬)?！吨袊y計年鑒》上1960年出生約1400萬人。這樣一計算，1960年有2400萬人死亡，減去一年715萬“正常死亡人口”(1956年—1958年死亡人口的算術平均)，僅僅1960年一年“非正常死亡”就接近1400萬，還有1959年和1961年呢?
這讓人不往“餓死3000萬”上想都難!
在這樣的情況下，研究者就面臨一個難題：按照人口統計學規范計算，這三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最多能算到1500萬。但從年末人口減少的數量上看，這個數字應該起碼有3000萬。
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為了揭開“真相”，他們另辟蹊徑，各顯神通。
說實話，為了搞懂這十幾個中外專家究竟怎么算出幾千萬的數來，昏天黑地搞了一年多， 90%的時間都用在這上面了。等到搞清楚他們是怎么計算的，又讓我啼笑皆非。
三年總計3600萬死亡人口是研究的最大障礙，幾個外國人口學者這樣解決了問題：
1982年剛成立的中國計生委搞了一次婦女婚育情況抽樣調查，他們發現1953年—1964年間，調查推算的出生人數比《中國統計年鑒》上的登記出生人數多出5000多萬來。在死亡人口=出生人口-(年末人口-年末人口)的算式中，只要“出生人口”因婚育調查增加，死亡人口就會以同樣幅度增加。超出登記的出生人口部分屬于“漏報出生”，超出的那些死亡人口自然屬于“漏報死亡”。他們推算的死亡率比登記的死亡率高出近一倍來。這樣，死亡人數太少的問題就被解決了。
計算“非正常死亡”(外國專家們用的是“超線性死亡”，含義差不多)還要很多步驟，但是研究進行到這里時他們就會面臨一個問題：
“漏報出生”是什么意思呢?是“孩子出生了但一直沒登記戶口”的意思。意思不錯，會發生嗎?尤其是在計劃經濟時期每年會有數百萬孩子的家長堅持不給孩子登記戶口嗎?是個中國人就知道，肯定不會!別說那時候沒戶口就沒糧本沒布票沒……沒法活，就是現在沒戶口也上不了學結不了婚!如果有，那一定是沒來得及上戶口就死亡的嬰兒。這些人確實生了一次還死了一次，但一定與“餓死3000萬”無關!
外國專家津津有味地計算了半天，沒考慮到算的是中國孩子。當然，人家畢竟是學者，一頭霧水以后，法國人口學家說得很中肯：“中國的問題最好由中國人自己來回答。”
一一指出這些學者論證的錯誤篇幅太長，但有些研究還是值得說說的。
楊繼繩先生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以下簡稱《墓碑》)在中國影響巨大，幾乎沒有人不知道他在這本1100頁的巨著中用“官方數據”計算出“困難時期”中國“餓死”了3600萬人。讀完《墓碑》我驚訝地發現，楊先生從頭到尾沒有用“官方數據”“計算”出3600萬。他用了五個違反統計學和人口學規則的計算方法才得出“1958年—1962年非正常死亡2098萬人”的結論。他的3600萬是通過在王維志同志的研究上加碼實現的。愛“求甚解”而不“好讀書”的流行文風讓人驚嘆!
問題在于，做過公安干警的王維志同志的算法更不靠譜!
王同志懷疑當年的同事們“造假”，于是把1961年的年末人口“減掉”1500萬，再把1959年—1961年三年的自然增長人口“減掉”1361萬。然后代入死亡人口=出生人口-(年末人口-年末人口)的算式中，計算出這三年“非正常死亡”3378萬。
且不說王同志自創一組人口數據的問題，關鍵在于這位莫斯科經濟統計學院人口統計專業的畢業生、社科院人口所的專家用的是個“不等式”!
按照《中國統計年鑒》“主要統計指標解釋”：
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年末人口-年末人口
但是代入《中國統計年鑒》給出的人口數：
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年末人口-年末人口
用“年末人口-年末人口”計算，1960年比1959年少了1000萬，用“出生人口-死亡人口”計算只少了305萬。同樣算法1961年沒有比上年減少348萬而是增加了250萬。關鍵是，1955年—1980年這兩組數據年年相差幾百萬。也就是說，如果實際運算，只能把這個算式看作不等式。
如果堅持認為是等式，就會計算出這樣的結果：1964年死亡人口=2733萬(當年出生)-1327萬(比上年增長)=1406萬。減去700萬正常死亡人口，“非正常死亡”706萬。按等式計算,1962年—1964年的三年能算出約1500萬“非正常死亡”來!
先不說為什么人口統計數據會產生這么大的矛盾，起碼在搞清楚以前不能把這個實際的不等式當作等式來用。但是這個不等式不僅王維志同志用了，其他幾個專家包括外國專家也用了。
起碼有三個學者另行設計了計算“非正常死亡”的新算式。讓我目瞪口呆的是，這些算式看起來眼花繚亂，但把算式一推演，發現他們算的根本不是什么“非正常死亡”而是別的東西，甚至說不清楚是什么東西。也就是看了他們的研究，才對自己沒學過高等數學就膽敢研究這個問題有些釋然。
開始我還是盡量用學術文風分析評論這些研究。當注意到他們竟然沒有一個不是靠違反人口學、統計學基本規則，不是靠沒有統計意義的人口數據或者編造、挑選人口數據得出結論時，慢慢感覺自己在干一件 “臟活”，文字也不知不覺退化為網絡語言。如果讀者對第一編調侃的文風不喜歡，在這里先道歉了。
恰好2011年初再次動筆時，在網上看到徐州師范大學孫經先教授一篇文章，覺得孫老師的分析邏輯周延、事實清楚，就設法與他聯系。后來在鄭州、北京、濟南、徐州見了幾次面。通過討論，對研究1959年—1961年中國人口死亡情況有了信心。
人口統計是一個盡量反映人口實際情況的活動。這項工作既牽涉到統計的方法的科學性、手段的完備性，還牽涉到遷移漏報、出生漏報和死亡漏報的影響，嚴格來講只能逼近實際而不會等于實際。死亡問題研究是依據人口學和統計原理，對戶籍登記、人口普查得到的各種人口數據(包括國外同類國家的人口數據)進行對比、分析，以歷史原貌為基礎消除各口徑數據之間的矛盾，找到一組最逼近實際的數據。
不少研究者對饑荒期間的死亡情況進行了廣泛、大量的調查，訪問了當事人，寫出了很多感人的情節。我對這些專家的努力表示欽佩，并同意他們認為這一時期發生過大量饑餓至死事件的判斷。但我也清楚，經過挑選的個別加起來不等于整體。我在信陽、駐馬店、南陽、安陽等地進行了調查，目的是兩個：一是確認一些地方確實發生過死于饑餓的狀況;更重要的是通過公安局和民政局工作人員，尤其是當年從事戶籍工作的老干部了解當時戶籍管理規定和實際管理情況。這里，我對信陽市黨史辦、統計局，光山縣黨史辦，新縣公安局和遂平縣民政局幫助過我的同志表示感謝。
研究人口問題首先要了解戶籍管理辦法，了解人口數據是怎樣統計出來的。
1982年前，《中國統計年鑒》的人口數據是公安部門通過戶籍登記得到的?；鶎討艏芾聿块T對居民的出生、死亡、遷入、遷出進行登記并以此增加或減少戶籍人口。數字逐級匯總形成全國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年末戶籍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是根據實際登記的出生人口數、死亡人口數和年末人口數推算出來的。1953年、1964年和1982年進行過三次人口普查。這三次人口普查除了上述口徑外，還增加了普查當年各年齡段的人口數。一般認為，人口普查的數據更接近實際人口情況。這樣，利用人口普查數據可以對戶籍登記得到的人口數進行修正。
依據以上方法和數據，在孫經先教授研究的基礎上，我最終推算出的數字是：
1960年—1961年并沒有1348萬的人口凹陷，而是有1241萬的人口增長。
1959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在350萬～400萬之間。
這里，所謂“非正常死亡”是“按照1959年—1961年前后年份死亡人口為標準，這三年死亡人口多出了350萬～400萬”的意思，也被稱為“超量死亡”或“超線性死亡”。至于這數百萬人的死亡原因是什么，并不能依靠上述研究作出判斷。如果根據這期間農作物大幅減產、記載和回憶出現了大面積饑荒和因饑餓死亡而判斷這些人的死亡與饑餓有關，我認為判斷是客觀的。
在調查中很多人回憶說有非常多的老年人扛不住饑餓而死亡。通過1953年和1964年人口普查中各年齡段人口數可以證實這種說法。
人口普查數據顯示：1964年40歲～64歲各年齡段人口數比1953年增加20個左右的百分點，但65歲以上人口卻比1953年減少了1個百分點。同時，東北、山陜、東南一些受災較輕的省份65歲以上人口有十幾個百分點的增長，而豫、皖、魯、川、甘等饑荒嚴重的省份65歲以上人口減少了一二十個百分點。這就可以證實饑荒嚴重的地區60歲(當時60歲)以上的老人超量死亡比較多。把災害較輕省份的增長率作為65歲以上人口“正常增長率”，那么全國65歲以上人口比“正常”減少了300萬左右。表明350萬～400萬超量死亡人口中75%~85%是因為60歲以上老人的“過早死亡”。
一個哥們兒在知道我在做這方面的研究時嘲笑說：“你就算研究出沒死3000萬而是死了2700萬，有意義嗎?”當然數字不是2700萬，但超量死亡三四百萬也是執政者交代不清的事。
在大家忙著減肥的時候讓人認識“因饑餓死亡”是件困難的事。
可是，歷史既然是歷史，就要回到歷史的環境中，站在世界的角度進行認識。
50年代全球人均糧食產量250公斤左右。90年代初，全球人均產糧突破360公斤，中國提前十年實現了這個指標。人均產糧360公斤時中國人感覺吃飽了?，F在議論五六十年代尤其是饑荒時期中國人肚子的事，就必須注意在當時的人均產糧情況下，肚子會有什么感覺和感覺造成的結果：
1949年中國人均產糧209公斤，新中國成立前收成較差年份也是這個水平;而印度80年代人均產糧徘徊在200公斤～220公斤上下。
中國饑荒史研究表明較大饑荒死亡人口在千萬以上;艾奇遜回憶說民國時期每年有300萬～700萬人死于饑餓;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印度學者阿瑪蒂亞·森在《饑餓與公共行為》一書里提供了這樣的數據：“印度每年會有400萬人因營養不良和相關問題而過早地死亡。”
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學者的調查顯示當時中國人預期壽命為35歲，“人過七十古來稀”。印度這時期也是這個水平。80年代印度人預期壽命比中國少10歲。1980年，印度人口死亡率為12.6‰，中國是印度的一半。
以上數據表明，人均產糧在200公斤上下的時候，無論新中國成立前的中國還是80年代的印度都會有數百萬人“因營養不良和相關問題而過早地死亡”，尤其是老人。
1960年—1961年中國人均產糧212公斤。
當然，即使人均產糧超過360公斤，也難以避免因饑餓而死亡。登陸聯合國糧食計劃署中國網站就會看到：
2007年，全世界每6秒鐘就有一個兒童死于營養不良，每天有25000人因饑餓喪生。一年有1000萬!
列舉以上數字并不是為當時的政府開脫，本書第三編詳細介紹了我為什么贊同“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給出這樣的背景是讓忙著減肥的人讀這本書時找到點感覺。當然，也希望能把那支槍的槍膛里的火藥摳掉一點兒。
本書第一、二編涉及大量算式和數字，很多人讀起來會覺得既吃力又乏味。但沒有辦法，因為離開這些內容就寫不成這本書。
本書第二編主要是引述孫經先教授的研究。另外，杜倫大學的王星博士在統計學方面給我以很大幫助，魏亞洲和吳維平老弟對定稿提出了很重要的意見并對文字進行了校訂，這里一并表示感謝。
楊松林
2013年3月15日于三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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