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現代中國研究的代表性學者、京都大學名譽教授竹內實于7月30日在京都市的醫院內逝世，享年90歲。據相關人士透露，竹內于7月底在家中就餐時倒下，送醫不治去世。
竹內實1923年6月出生于中國山東省。二戰后，竹內在京都大學主修中國文學，曾任該校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所長以及立命館大學教授等。
1960年，竹內和作家野間宏等人與毛澤東會面。竹內曾與人合著《毛澤東的詩與人生》等，在毛澤東研究方面受到矚目。他批判性地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論文也一度引發熱議。
竹內實是日本關于中國研究的第一人。他不單從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的觀點進行全角度分析，還從歷史、哲學和文學的角度進行分析，圍繞現代中國的政治、社會及古今中國文學等闡述觀點，可以說是“竹內漢學研究”的新現代中國論。
竹內實是相關領域首屈一指的學者。著有《毛澤東傳記三種》、《文化大革命觀察》、《回憶與思考：竹內實文集》等。
為悼念這位日本的中國研究學者，觀察者網特此刊發以下兩篇舊文。《毛澤東有理由讓人紀念》一文為2003年《國際先驅導報》對竹內實的采訪，時值毛澤東誕辰110周年。《一個日本人眼里的毛澤東》一文節選自《回憶與思考：竹內實文集》，講述竹內實本人與毛澤東見面后，對毛澤東的印象，并在文中指出，“毛澤東是一位具有深厚文學修養的人物。”以下為兩篇原文。
京都大學名譽教授竹內實：毛澤東有理由讓人紀念
“在我看來，他首先是一位文學家、一位詩人”
也許正是因為對毛澤東運用語言能力的折服，竹內實先生一生致力于向世界譯介毛澤東的文章。由竹內實教授主編的《毛澤東集》10卷和《毛澤東集•補卷》9卷及別卷，共20卷本，已成為國外研究毛澤東及其思想的必讀資料。
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之際，本報記者對這位日本當代著名的毛澤東研究專家和中國問題專家進行了專訪。
我見到毛澤東時非常激動
《國際先驅導報》：您還能回憶起與毛澤東主席會面時的情景嗎?
竹內實：那是1960年6月的事情，當時我參加了日本文學代表團到北京訪問，我們的團長是野間宏，現在的諾貝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也是代表團成員。那次主要是為了文化交流，事先并沒有毛澤東會見我們的日程安排。
突然有一天，我們被通知去上海，事先也沒有說明去干什么。到上海后的一天晚上，我們有幸見到了毛澤東，參加會見的還有周恩來、趙安博等人，我當時心情非常激動。先是和毛澤東一起拍照留念，而后在一個房間里，毛澤東和我們會談，回答問題由團長野間宏負責。
當時，日本人民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的斗爭如火如荼，毛澤東贊揚說：“日本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毛澤東還向我們講述了他半生的經歷，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毛澤東原來的理想是當一名小學老師，因為他年輕的時候上過師范學校，但后來卻走上了革命道路。
毛澤東思想還有頑強的生命力
《國際先驅導報》：您一直致力于毛澤東研究，為何會對這位鄰國的領導人情有獨鐘?
竹內實：1923年我生在中國，在中國長到19歲。小學的時候雖然上的是專為日本人辦的小學，但媽媽給我找了一位漢語教師。那位中國老師教得特別認真，小學時學習漢語一直沒間斷過，所以漢語學得很好，到現在我還由衷地感謝那位老師。
回到日本以后，很多日本人不再和中國打交道了，而我卻有志于中國問題研究，做了各種有關中國問題的調查，在不斷加深對中國認識的基礎上對毛澤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特別佩服配服毛澤東深厚的文學功底，我研究過許多中國古典詩詞，我認為，與李白的《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等千古絕唱相比，毛澤東的詩詞毫不遜色。他的確是一位偉大的詩人。
《國際先驅導報》：在日本，對毛澤東的關注是否也有潮漲潮落的情況?
竹內實：毛澤東思想一段時間內在日本很流行，特別是60年代，很多日本人對毛澤東思想非常佩服，但里面不乏追求時髦的人。不過，現在那些追求時髦的人已經不喜歡毛澤東思想了，但在日本，毛澤東思想還是有它頑強的生命力，一些日本學者不斷取得研究毛澤東思想的成果，最近在巖波書店，近藤邦康先生就出版了他的力作《毛澤東》，這是一本傳記，也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理性分析。
我對他晚年的錯誤有很多疑惑
《國際先驅導報》：有人認為，后毛澤東時代對毛澤東的反思使他失去了很多海外崇拜者，你怎么看?
竹內實：坦率講，關于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我有很多疑惑之處。毛澤東自己是知識分子，是一位詩人、文學家，他本身就受到了中國文化的哺育，而文化大革命恰恰對知識分子有些刻薄，或者說不尊重知識分子，這是十分矛盾的。這里面一定有其他問題。
我認為，在文化大革命中民眾多少也有責任。1994年我到北京訪問時，曾見過中國的演員徐松子。徐松子在舊社會飽經風霜，解放以后，當上了演員，過上了幸福生活，但到文化大革命時，周圍的人虐待他，包括關系很好的鄰居。我覺得，文化大革命確實還有很多值得研究之處。
《國際先驅導報》：2003年是毛澤東誕辰110周年，您認為，今天值得人們紀念毛澤東的理由是什么?
竹內實：我知道中國有句古訓：吃水不忘挖井人。當時的共產國際脫離中國的實際，對了解中國情況的毛澤東采取排擠的態度，但毛澤東克服各種困難把馬列主義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選擇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這是一條適合于中國國情的道路，所以中國共產黨從上井岡山打游擊不斷發展壯大，最后統一了全中國，這是非常偉大的。
關于日本“毛學”和竹內實
日本的“毛澤東學”起源于50年代，60年代是大發展階段。日本學者憑借與中國民間交流較多，文化傳統相近的優勢，收集整理了大量毛澤東的文獻資料。各種形式的毛澤東思想學習會、研究會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在整個海外毛學研究中，除美國外，日本無論在研究機構，人員，資料及出版物的數量方面都居于領先地位。
竹內實教授屬于日本“毛學”權威之一，在日本學界享有很高的聲譽。是日本當代著名魯迅研究專家、毛澤東研究專家和中國問題專家。他著述甚豐，早期代表作除主編20卷本《毛澤東集》外，還著有《毛澤東：詩與人生》等。近些年翻譯出版《毛澤東語錄》(1999)，《毛澤東的讀書生活》(1999)。
下文節選自《回憶與思考：竹內實文集》一書：
一個日本人眼里的毛澤東
我見過一次毛澤東，而且握了手。握手時，他的手實在太柔軟了，我的內心很是一驚。因為革命家的手持槍握鎬，想必是粗糙的。而我卻覺得他的手很軟和，像是被他的手掌包住了似的。有一種叫棉花糖的糖果，很軟很輕，放在嘴里一塊，不用嚼就化了。我握著毛澤東的手時，就正好有這種糖果的柔軟感。
也許是自己握手時太用力的緣故，當時他卻沒有把我的手握住。或者他并沒有正經握手，而只是表示一個握手的姿態而已。
拍完紀念照片后，他向另一房間走去。我緊隨其后，看著他的脊背，感到其肩部像虎背似地高高隆起。
經常有描繪出沒于竹叢中的老虎的畫。虎從半山腰的竹叢里走出來，脊背部較前足要高。畫家借以畫出了虎的全身。就是說，那肩部很突出，前大腿的骨頭，緊頂著脊背。
毛澤東是肥胖型身體，不像消瘦的人那樣瘦骨嶙峋。但是，從后面看他的脊背，覺得他那隆起的肩部，確實像是虎視眈眈的老虎的脊背那樣。現在回想起來，他的脊背實在很寬。
到了另一個房間之后，我們隔著桌子坐下來。桌子上放著疊起來的毛巾。當然，我和其他人都沒有使用。此外，還有帶蓋的茶杯。在日本，茶杯是放在茶托上的。而那里好像沒有茶托，茶杯就直接放在桌子上。桌上鋪了綠色的絨布。
入座后，他對我們的團長說了一、兩句無關緊要的話，就開始談話。
他的話幾乎持續了一個半小時。因為有翻譯在內，我想實際上是講了三、四十分鐘。我幾乎全部筆錄了下來，不過記錄的是翻譯后的日本語。
能夠見到毛澤東，聽他講話，真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很想聽他講的漢語，然而，毛澤東對坐在他身邊的翻譯耳語般地講話，聲音很低，根本聽不見。我并沒能聽清他說話的聲音，覺得很是遺憾。
只是有一處，我聽出了他的聲音。
“Maiguo”。
我明白了，這是說“美國”。
而用北京話說，應該是：
“Meiguo”。
他的湖南鄉音沒有改，一直是用湖南口音講話。說話時口型變化也不大。恐怕湖南省的方言不是飛快、爆豆般的說話方式，而是相反。
我看過新中國成立大典的電影。毛澤東站在麥克風前，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那聲音很是高昂。
我們幾個人隔著桌子，面對毛澤東并排坐著。他沒有同我們一一說話，只是邊注視著他與我們之間的空間，邊講著話。
談話的內容是中國近代簡史，同時也回顧自己的經歷。他一邊追憶過去，一邊娓娓道來。這樣的說話方式，把視線放在眼前的空間，是很自然的。我想，偉大人物的目光，一般不注視下面的百姓，恐怕自己也不太愿意讓別人看見自己的面孔。但是，我還是熱心地盯著他的表情。現在回想起來，真是有點失禮了，覺得非常慚愧。
正如想親耳聆聽他的講話一樣，我也很想把他的表情深刻印在腦海里。
他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句話，是說他本來想做一名小學教師，不是想成為革命家，而是不得已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當時，日本關于他的研究尚未真正進行，我只知道他畢業于長沙師范學校。因此，這句話記得特別清楚。
上面說過，他和我握手的那只手(手掌)，柔軟得令人吃驚。而剛進入房子的大門，立即就能看到站在大廳里的毛澤東的身影，那簡直就像一座山似地聳立在那里。因為是在夜里，由于從天花板上照明的關系，他就好像置身于劇場舞臺的中央。用漢語的“巍然屹立”來形容，是再確切不過了。
立刻，我就注意到他渾身上下充滿了沉靜的氛圍。那種沉靜的氛圍很感染人，好像人被吸進去了似的。據說宇宙有“黑洞”，而毛澤東具有的沉靜的氛圍，就像黑洞一樣——巨大的、深不可測的空洞。
我覺得可能在剛剛不久之前，他還坐在那所房子深處的某間書房里，沉浸于讀書之中。我從自己的印象中得出的結論是：毛澤東“與其說是革命家，勿寧說更是一個讀書人”。
一直到后來，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北京時，毛澤東在書房會見他的照片公開發表了。書房里成排地擺放著書架，堆放著書籍。看到這張照片時，我再次確信我以上的印象沒有錯。
我與毛澤東會見是在1960年。四年以后，《毛主席詩詞》出版了。北京的朋友寄給我一本。偶然間，拿給出版社的朋友一看，他們建議我翻譯出來。而且已得知，拜托了武田泰淳先生與我合譯。
恰巧武田先生要去北京，我委托他購買當時出版的革命回憶錄《星火燎原》。他給我買了一套。我在翻譯詩詞原文時，譯文力求一聽即懂。為了了解毛澤東吟詩填詞時置身于怎樣的環境，我只能依靠讀革命回憶錄來汲取資料。于是，我也被毛澤東的詩詞引導著，開始追溯起中國革命史來了。同時，還參考了軍事博物館發行的紅軍長征地圖。
我們執筆是在1964年夏天。那時，對毛澤東的政治見解，在日本有各種各樣的觀點。而我，決定主要理解作為文學家的毛澤東，不加政治性的評論。
當時，日本還沒有關于詳細記述中國革命艱難困苦的歷程的書籍，也沒有幫助理解毛澤東創作的詩詞所必要的注釋。1965年5月，這本著作終于出版了。出版社一登出廣告，盡管書還沒有發行，書店里的預定單早就到了。出版時，幾乎所有的報紙都刊載了書評。我對日語譯文傾注了心血，努力傳達出其文學的味道，而不加自己的評論，詩句的注釋也盡量詳細。我想，這可以使讀者引發自己的感受，直接進入毛澤東的詩詞世界。
許多日本讀者，由此知曉毛澤東是一位具有深厚文學修養的人物。直到現在，還能見到談論當時被此書感動的讀者。我在寫那本書(《毛澤東——其詩與生涯》)時，頗感他作為中國的語文教師，是確有非凡才能的。如果不選擇革命道路的話，毛澤東作為某所大學的教授，會留下業績。而且，說不定我還會聽到他講的課呢!
現在想來，他在師范學校學習了五年，具有豐富的中國文學、歷史方面的知識，這并不怎么奇怪。
在那本書出版的第二年，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對我來說，給自己帶來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不管怎么說，我的那本關于文學家毛澤東的著作能于1965年出版，是我的幸運。對于1960年在百忙中擠出時間，為我(當然還有別的日本人)談論革命及其經歷的人——毛澤東，如果能在這里表達自己的謝意，那對我來說，無疑意味著一種難得的安慰。
竹內實：《回憶與思考：竹內實文集》，程麻譯，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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