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王教授,請談談你在文革時候的經歷。
王：1966年,文革爆發(fā),我十二歲。批判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黑店”時,我還在武漢市三元里小學五年級畢業(yè)班。當紅衛(wèi)兵運動興起時,我已進入武漢市實驗學校讀初一。這使我有機會親身投入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在這種豪氣沖天的口號激勵下,我打起背包,與幾個小伙伴到首都北京串聯。在北京期間,我們沒去頤和園等名勝景點游玩,而是認認真真地花了不少時間在街頭抄大字報,“取”革命之“經”。
從北京返回武漢已是秋天,學校里成立很多組織。我申請參加“紅衛(wèi)兵”,但也許是因為成份不夠“過硬”,沒被批準。正好“毛澤東思想紅衛(wèi)兵武漢地區(qū)總站”招兵買馬,我就入了他們的伙。同時,還跑到武漢二中參加了一個名為“國際紅衛(wèi)兵”的組織。但那時畢竟只是個初一的小男生,沒人把我當回事。
為了過“革命”的癮,我和幾個小伙伴回到三元里小學,弄到油印機、鋼板、蠟紙和紙張;然后又到已被“砸爛”的市委大樓占了一間辦公室。于是我們自己的“武漢市毛澤東思想小八路”誕生了,隔幾天我們就刻印一批傳單。最讓我們興奮的是在鬧市區(qū)向人群撒出傳單那種感覺。看到人們紛紛搶那從天而落、五顏六色的傳單時,我著實過了把電影中那種革命工作者的癮。
不過好景不長,家長們很快發(fā)現了我們早出晚歸的秘密,加上他們此時自身難保,于是我們被趕回了家。
編：對此后武漢地區(qū)的文革,你有什么見聞?
王：此后兩年中,武漢文革高潮迭起,“二八聲明”、百萬雄師、1967年6、7月的大規(guī)模武斗、“七二零事件”、大聯合、三結合、鋼新之爭、成立各級革委會、1968年夏天的搶槍和武斗??這一切令我這個十三、四歲的少年眼花繚亂。我既是這些事件的觀察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參與者。
1973–1976年,武漢文革派系斗爭的戰(zhàn)火重燃。那時,我已成年,在近郊堤角中學任教。每天下班之后,我都會騎著自行車趕赴大字報集中的水塔、民生路、武勝路、航空路等地,打聽最新進展。這幾年留下的日記和與友人的通信,日后也成為我研究文革的素材。
編：那么你為何會走上研究文革的學術道路?
王：1977年8月,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上正式宣布文革結束;同月,鄧小平決定恢復高考。這樣,我幸運地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成為“七七級”的一員。北大畢業(yè)后,教育部公派我到美國康奈爾大學留學。
1985年,我通過了博士資格考試,下一步就是寫博士論文了。寫什么呢?出國前的打算是以研究西方政治為主攻方向,但在美國待了幾年后,卻覺得用學到的新方法研究中國政治更有意思。于是,我馬上想到了自己親身經歷過的文化大革命。
以毛澤東為中心研究文革,是史學中長期占統(tǒng)治地位的“偉人史觀”的表現。誰也不能否認毛澤東在文革中的關鍵作用,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沒有億萬人民的參加,文革就不成其文革了。我決定將分析重點放在群眾身上:老百姓為什么會投身文革?群眾為什么會分化成水火不容的派系?大眾參與的行為模式有什么特點?這些便是我所關注的問題。
編：你是用什么方法來研究群眾的行為呢?
王：我決定以一個城市作為分析單位。這個城市當然就是我所熟悉的武漢。為了收集論文資料,我于1986年返回武漢。在武漢市圖書館和湖北省圖書館我足足蹲了三個月,每天早出晚歸。中午圖書館休息,我就在附近轉轉,思考問題。圖書館沒有文革小報目錄,館員們每天上午捧出一大摞小報,他們拿出什么,我就看什么。館里規(guī)定不許復印,找到有用的資料,只能一個字一個字抄在筆記本上。
之后,我將重點放到了人物專訪上。幾個月里,共采訪八十多人,包括武漢文革時期各大派的核心人物二三十人。人物專訪讓我了解到不少文字資料所無法提供的內情。
最后論文寫成。我要達到的目的有二:一是系統(tǒng)地論證我對文革的解釋;二是替武漢寫一部地方文革史。
編：你的論文提出了什么新的學術見解?
王：我對文革的解釋很簡單:在瘋狂的表象下,文革參與者實際上是理性的。這個解釋基于文革期間自己的觀察:一個人參加造反派還是保守派幾乎是可以預測的。我當然并不否認文革中人們的行為有瘋狂的成分。這種瘋狂與他們對毛澤東的崇拜分不開。用韋伯(Max Weber)的說法,毛澤東屬于那種有超凡魅力的領袖(charismatic leader)。
問題在于,韋伯也好,其他學者也好,當談到超凡領袖現象時,他們似乎都認為這類領袖的追隨者必然會喪失理性分析能力。但文革參與者并不是這樣。如果他們真是完全喪失了自我,只會盲目地按“最高指示”行事,文革進程決不會亂到連“偉大領袖”也難以駕馭的地步。我自己的觀察以及對幾十人的訪談都證明,文革參與者在涉及自身根本利益的問題上表現得非常理性。
文革這個個案說明,超凡魅力型領袖的追隨者可以同時既是瘋狂的也是理性的。這就需要對韋伯有關超凡魅力領袖的理論稍加修正。我認為個人崇拜有兩個向度:一方面,崇拜者對偶像充滿了信賴、敬畏,甚至有愿意為之獻身的情感;另一方面,他們又把偶像作為認知的對象,試圖理解偶像發(fā)出的種種信息。處于不同社會地位的人對同一信息的解讀有可能截然相反,解讀過程便是理性發(fā)揮作用的過程。文革中各派大打“毛主席語錄戰(zhàn)”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情感向度可以解釋為什么毛澤東的崇拜者會有瘋狂的行為,而認知向度可以用來解釋為什么他們能在個人崇拜的大環(huán)境下進行理性選擇。
除了論證文革參與者是理性的以外,我還試圖解開一個理論上的疑團。熟悉曼瑟爾.奧爾森(MancurOlson)《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的朋友們都知道,理性的人并不一定會因為具有共同利益而參加集體行動,他們更可能采取“搭便車”(free-riding)策略。這樣一來,如果我們說文革參與者真是理性的話,就必須解釋文革中的種種集體行動為什么會發(fā)生。通過對比各種“理性選擇”理論和深入分析文革這個實例,我發(fā)現狹義的理性選擇理論難以解釋文革中的群眾行為,只有將理性的假設條件有限度地放寬,才能比較好地解釋群眾為什么參加文革、在多大程度上卷入派性斗爭、在什么條件下訴諸武力、何時退出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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