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紅軍正規化建設

　　一、毛澤東與紅軍正規化建設思想的提出

　　隨著工農革命的深入發展和紅軍隊伍的不斷壯大，毛澤東見微知著、預察先機，準確判斷和把握了事物發展的趨向，及時提出了紅軍正規化建設的要求。但客觀地講，紅軍正規化建設的開展，在更大程度上是紅軍隊伍發展壯大的一種必然選擇，有其深厚的時代背景。

　　1.部隊快速發展的戰略需要。南昌起義后，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根據地和游擊區迅速擴大，特別是從1930年底開始，紅軍在大規模反“圍剿”作戰中，取得連續勝利，兵力得到較大發展，已發展到10多個軍約7萬人，另有地方武裝約3萬人。同時，繳獲敵人大量武器和一部分器材，部隊的裝備得到了加強和改善。這就要求紅軍在組織、裝備、紀律和人員素質等方面，作相應的調整和提高，對紅軍正規化建設提出了時代要求。

　　2.提高軍隊戰斗力的現實需要。快速發展的紅軍隊伍

　　被國民黨政府視為心腹大患，所以，中原大戰一結束，蔣介石立即集中重兵對紅軍進行大規模的“圍剿”。國民黨軍裝備精良，訓練有素，戰法新穎。而中央蘇區地處荒僻，在國民黨政府的高壓態勢下，許多工作都面臨困難。例如，征兵工作中存在“只圖征募小公差及任意增添挑夫，極少注意戰斗兵之補充。更有招募五官不全、駝背、跛足及患肺癆、花柳病、盲腸炎、痔瘡等癥者”[1]P148。紅軍的這一狀況迫切需要通過正規化建設來改善。

　　3.建立新型人民軍隊的需要。中國革命的實質是工人

　　階級領導的農民革命，農民小資產階級是革命的主力軍，但農民階級存在許多不利于革命的先天性弱點。毛澤東在《古田會議決議》中指出：“種種不正確思想的來源，自然是由于黨的組織基礎的最大部分是由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分所構成的”[1]P85，“像紅軍本來這種‘爛糟糟的’現象，我們只好認它是一種原始的游民的隊伍的現象，要極力和這種現象斗爭”[1]P76。為了糾正錯誤，純潔黨風，把入伍的農民改造成為真正的革命者，也迫切需要對紅軍進行正規化建設。

　　總的來說，順應形勢的發展變化，紅軍正規化建設是歷史的必然選擇。毛澤東作為中國革命的領導者，高瞻遠矚，能準確地發現紅軍隊伍中存在的不足，并及時地提出修改意見，在紅軍正規化建設中發揮了引領者的作用，為締造一支戰無不勝的人民軍隊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毛澤東與紅軍正規化建設的全面展開

　　從1930年開始，紅軍的正規化建設逐步進行，它涉及內容多，輻射面廣，包括規章制度的制定、統一編制體制、建立軍校和統一指揮機關等內容。

　　1.制定各種規章制度

　　規章制度是規范軍隊活動和軍人行為舉止的準則，只有建立健全各種規章制度，用規章制度去規范軍人的言行，建立良好的內部關系，使軍隊的活動令行禁止，才能保證紅軍正規化建設目標的順利實現。毛澤東一向注重這項工作，在剛上井岡山不久，即制定了“三條紀律六項注意”，作為全體指戰員共同遵守的行為準則。1929年12月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期間，毛澤東提出“編制紅軍法規”，用于規范紅軍的建設和內外關系。1930年6月，紅四軍頒布《紅軍第四軍各級政治工作綱領》，規定了各級政工干部和政治機關的職責職權。

　　從1930年初夏開始，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為促進紅軍的正規化建設，把制定軍事法規的工作提上議事日程。5月召開的全國紅軍代表會議，決定首先制定體制編制、政治工作和紀律方面的條令、條例。通過翻譯學習蘇聯紅軍的條令、條例，中央軍委組織人員起草制定了紅軍的條令、條例。10月，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國各蘇區紅軍頒發《中國工農紅軍編制草案》《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工作暫行條例草案》《中國工農紅軍紀律條例草案》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軍制草案》。

　　一系列條令條例的頒布和實施，為紅軍的作戰、訓練、工作、生活等方面提供了規范和依據，把紅軍建設納入到了法制化的建設軌道，有效地改變了紅軍內務建設、作戰訓練、內外關系等方面極不統一的狀態，提高了廣大官兵按章辦事、依法訓練的法紀意識，養成了學法守紀的習慣。

　　2.注重文化教育，建立現代軍事學校

　　毛澤東一再強調：“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這樣的軍隊是不能取得勝利的。”他認為治軍必先治校，紅軍應當借鑒黃埔軍校模式，辦一個“紅埔”，培養所需要的干部。

　　1930年初，紅四軍將隨營學校改為閩西紅軍學校，由朱德、毛澤東擔任校長和政治委員。在此前后，贛西南、贛東北和洪湖蘇區也建立了紅軍學校。4月，前委決定將贛西南紅軍學校并入閩西紅軍學校，經中央批準，學校改稱紅軍軍官學校第一分校。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蘇區中央局于1931年11月決定，將紅軍軍官學校和紅一、紅三軍團隨營學校合并為紅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簡稱紅校。紅校設置的高級班，培訓具有兩年以上實際經驗的團以上干部;上級班，培訓具有兩年以上實際經驗的連、營干部;還有培訓班、排干部的步兵科，培養政工干部的政治科;培訓特種兵干部和技術人員的機關槍科、炮兵科和工兵科。這是紅軍第一所層次和學科相對齊全的綜合學校。

　　1933年10月，為了便于組織和實施不同層次、不同學科和專業的教學，也為了更多地培養人才，中革軍委下達《關于改編紅軍學校的命令》，將原紅校高級班和上級班改為紅軍大學，設高級指揮、上級政治、上級指揮、上級參謀4科;原紅校的第六、第七兩期學員團隊，分別改為步兵第一、第二學校;原紅校的工兵營、炮兵連、重機槍連、防空和防裝甲連改編為特科學校。同時，創辦了紅軍通信學校，紅軍衛生學校，紅軍供給學校，地方武裝干部學校。這樣，中央蘇區紅軍學校就由一所綜合學校發展為層次、專業和學科相對齊全的多所專科學校。

　　各地紅軍十分重視提高軍校的辦學質量，注意選調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和實戰經驗，并且具有辦學、教學經驗的高級將領擔任教學、管理工作。劉伯承、葉劍英、蕭勁光等先后出任過軍校校長;鄧萍、粟裕、陳賡等先后擔任過軍校的機關領導;左權、周子昆、伍修權等先后擔任過教員，毛澤東和朱德等都親自到中央蘇區的紅軍學校授課。這既體現了紅軍對辦學的重視程度，也從根本上保證了學校的教學質量。

　　3.建立統一的指揮機構

　　古今中外的賢才良將莫不重視作戰統一指揮問題，只有建立統一、高效的作戰指揮機構，自上而下制定統一的作戰計劃，下達作戰命令，才能調動各方面的力量取得作戰的勝利。鑒于井岡山根據地初創時期，余灑度、陳浩等指揮員對作戰命令執行不力的教訓，毛澤東痛感建立統一指揮的必要。1930年，黨中央采納了他的建議，設立了具有決策權力的統一指揮機構———中央軍事委員會，使其由原來單純的全黨軍事行動的指導機關，轉變為全國紅軍的統帥部，規定“一切指揮權完全統一于中央軍委”。6月，主要戰略區的紅軍開始合編為正規兵團，建立了指揮部。8月，中共中央決定“中央軍委直接在政治局指導之下”工作，并決定建立參謀部作為全軍指揮機關。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頒布編制草案，規定團以上各級建立參謀處，作為部隊指揮機關。與此同時，紅軍司令部的建設也得到了加強，以紅一方面軍司令部為基礎建立了總參謀部，下設作戰、偵察、管理、教育、動員等5個科和無線電隊，提高了指揮工作的正規化程度。

　　紅軍統一指揮機構的建立把處于分散指揮狀態下的各根據地連成了一個整體，能夠圍繞中共中央的戰略部署而進行整體性的協作和配合。對此，毛澤東評論說：“這是由散漫的游擊隊的行動進到正規的與大規模的紅軍部隊的行動的重要關鍵。”[1]P337

　　4.軍隊編制體制的調整

　　編制體制科學與否直接關系到軍隊戰斗力水平的高低和作戰效能的發揮，所以，一支勝利的軍隊在編制結構上往往是科學的和統一的。隨著紅軍隊伍的壯大和各根據地之間聯為一體，原來呈條塊分割狀的各支隊伍逐漸走向統一，但卻帶來了軍隊編制體制上的問題。在毛澤東的籌劃下，中央軍委通過兩次調整，實現了編制體制上的整齊劃一。

　　第一次調整是在1930年，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會師后，組建了紅一方面軍，但兩軍團在編制上卻不統一，紅一軍團的編制序列是軍、縱隊、支隊，而紅三軍團的編制序列則是軍、師，團。編制體制上的不統一給部隊的日常管理和行軍打仗帶來很大的弊端，不利于指揮效能的發揮和作戰上的有效協同。編制不統一的問題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關注，責成有關部門進行研究，經認真商討，總前委下達《關于部隊編制問題》的通令，規定：各軍所轄的“縱隊改為師，支隊改為團，大隊改為連，中隊改為排，分隊改為班”[2]P137。第二次調整是在1933年。接連四次反“圍剿”的勝利，激發了根據地的革命熱情，廣大青年紛紛從軍，紅軍隊伍迅速壯大，產生了部隊機構臃腫，直屬部隊系統過于龐大，指揮不夠順暢的問題。毛澤東建議中革軍委主席項英進行編制調整以適應機動戰的需要，得到采納，1933年6月，中革軍委頒布了《中國工農紅軍暫行編制表》，規定從軍到排一律按“三三制”原則編成，2—4個軍為1個軍團。軍委對各級部隊的武器配備及軍政干部的編制和職責也有明確規定。

　　整編后的紅軍，在編制體制上日趨一致，既利于各作戰單位之間的聯絡以便協同作戰，也滿足了部隊集中或分散作戰的需要，適應了機動作戰，為打破國民黨軍的“圍剿”奠定了基礎。

　　5.后勤機關和后勤體系的建立

　　紅軍組成正規兵團進行運動戰后，加大了對后勤的依賴性;蘇區的鞏固和擴大，則增強了對紅軍的物資支持能力。這促使紅軍的后勤建設發生了重大變化。1930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頒布的《中國工農紅軍編制草案》規定，中央軍委設經理部和軍醫院，集團軍至師設經理處和軍醫處，團設經理處，從條例上確定了后勤為獨立部門。隨著紅軍大規模反“圍剿”作戰，戰場救護和傷員治療問題十分突出，促使紅軍加強了醫療機構的建設。

　　1933年6月，中革軍委頒布《中國工農紅軍暫行編制表》，各級經理處改為供給部，總經理部該為總供給部，同時規定供給部門和衛生部門不再隸屬司令部，這是紅軍后勤機關體制的一項重大改變。中央蘇區紅軍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后，贛南、閩西蘇區連成一片，紅軍作戰范圍擴大，戰線延長到縱橫300公里以上，因此必須進一步完善后勤機構的設置，并在后方建立統一的領導機關，這使后勤建設又增加了兩方面內容，一是擴大兵站和建立兵站線;二是擴建后方辦事處。

　　后勤機構和制度的建立，使適應紅軍特點和反“圍剿”斗爭需要的后勤體系基本形成。雖然后勤系統中供給部、衛生部和后方辦事處尚未統一，但就整個后勤部門而言，已經與司令部、政治部一樣，成為獨立的系統。隨著獨立后勤體系的建立，紅軍的供給關系也發生了一些變化，裝備雖仍然主要取自作戰繳獲，但彈藥已有少量自供，糧食給養則主要依靠中央蘇區的后方供應。

　　三、毛澤東與紅軍正規化建設的歷史經驗

　　紅軍的正規化建設是適應紅軍隊伍發展壯大和戰場需要而進行的必然選擇，毛澤東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積極的領導作用。隨著紅軍隊伍的發展壯大，為紅軍實現游擊戰向運動戰的戰略轉變提供了可能，毛澤東準確地把握了紅軍隊伍的發展動向，未雨綢繆，及時地進行了科學指導。毛澤東是土生土長的且對中國國情有深入研究的馬克思主義者，所以，他不會照搬不經“消化”的外來經驗，對博古和軍事顧問李德在不顧敵我力量懸殊情況下提出的“對壘戰”和“短促突擊”的錯誤戰略戰術進行了堅決抵制。毛澤東所提出的正規化建設實質上是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對紅軍進行的現代化改造，這是符合紅軍的自身實際和反“圍剿”作戰需要的，他以自身的實踐活動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歷史經驗。

　　第一，正規化建設要注重基本制度的建立。紅軍正規化建設所處的環境十分惡劣，經驗也不足，許多措施也不夠完善，只能是初步的正規化建設。但它卻使紅軍面貌一新，從根本上區別于舊軍隊，原因在于決策者十分重視在基本制度上建軍。這一時期建立的基本制度，如黨支部建在連上的制度、軍隊內部的民主制度等，保證了中國共產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紅軍新型人民軍隊性質的確立，也大大提高了部隊的戰斗力，成為紅軍不斷以弱勝強的重要原因。今天加強軍隊正規化建設，也應注重基本制度的建立，牢牢抓住部隊建設的核心和關鍵，這樣就能避免出現因人治事、混亂不明的狀況，使部隊建設始終沿著健康的道路前進。

　　第二，正規化建設要借鑒經驗而不迷信經驗。紅軍借鑒了蘇軍正規化建設的一些經驗，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自身經驗不足的缺陷，有助于正規化建設的開展。但隨著臨時中央遷到中央蘇區后，毛澤東遭到排擠，他的正確領導得不到貫徹。而以博古和李德為代表的“左”傾中央盲目照搬蘇聯建軍和作戰經驗，不顧客觀實際同敵人進行死打硬拼，機械地實施統一指揮，不能科學地處理集中指揮與前線將領臨機決斷的關系，從而給我軍建設和革命事業造成了重大損失。這對當前正在進行的中國特色軍事變革來說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一方面要繼承發揚我軍的優良傳統和軍事訓練中好的做法;另一方面，決不能墨守成規，要密切關注世界軍事變革的發展動向，及時吸收軍事變革的精華為我所用，只有這樣才能勇立世界軍事變革的潮頭，牢牢把握住制高點。

　　第三，進行正規化建設時要多一些辯證的眼光。對紅軍而言，游擊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是非正規性，是不集中、不統一、紀律不嚴、工作方法簡單等，這是需要在正規化建設中除去的;另一方面又因為運動戰的方針和敵強我弱的客觀形勢，需要承認紅軍的游擊性，而不是一般地反對游擊性。“左”傾錯誤領導者看不到這一點，將紅軍正當的游擊性當做“游擊主義”反對，照搬蘇軍經驗和標準，在軍隊建設過程中出現了嚴重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傾向，充分反映出他們是缺乏辯證眼光的。這對我們未來的軍事斗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在未來一段時間內，西方主要國家在軍事技術和裝備上對我仍占有優勢，如何化解它們在軍事技術上的壓力呢?我們必須運用辯證思維，堅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牢牢把握作戰行動的主動權，只有這樣才能變被動為主動，最終打開勝利之門。

　　參考文獻：

　　[1]毛澤東.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M].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

　　[2]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編寫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M].北京：軍事科學院出版社，2010.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68期，摘自2013年第3期《黨史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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