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熱播的電視劇《尋路》，再現了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探索“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革命道路的一些歷史細節，從一定層面上揭示了中國共產黨在“尋路”過程中與共產國際的關系。那么，如何從歷史上認識那段時間里中共與共產國際之間的關系呢?
■共產國際與早期中國共產黨的關系
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探尋“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歷經艱難曲折。之所以如此，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早期中國共產黨受到共產國際的干預和影響。
今天，許多人也許對共產國際這個詞語并不熟悉，對于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的復雜關系，更是了解不多。因此，脫離與這一概念相關的國際背景，單純地看電視劇《尋路》就會顯得單薄。因為從歷史的真實情況來看，毛澤東那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尋路”，不只是中國共產黨的“個人”行為，而是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背景、大環境影響的。對于當時他們的探索行為，用“戴著腳鐐跳舞”來形容，或許能讓人更好理解其中的艱辛。
先來了解一下共產國際的情況。共產國際(又叫第三國際)，1919年3月2日成立于莫斯科，1943年6月10日解散。成立這一組織的初衷，是通過一個國際性的組織來指導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共產國際規定：“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及其執行委員會的一切決議，所有加入共產國際的黨部都必須執行。”中國共產黨于1922年7月正式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
由于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下級組織，而共產國際又有嚴格的政治紀律，因此從兩者關系確立的那天開始，中共的一切重大革命行動均須聽命于莫斯科，比如國共合作、城市武裝暴動等等。這里要特別說明一下蘇聯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關系。蘇聯共產黨是共產國際中最大的也是唯一取得勝利并成為執政黨的，所以它在共產國際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具體表現在：一是把蘇聯經驗當作榜樣向全世界推廣，共產國際執委會要求各國共產黨以蘇共為榜樣，加強思想、組織建設，實際上是把蘇共的經驗神圣化、教條化，讓各國共產黨仿效，這就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現了教條主義的傾向。二是蘇共領導人直接控制共產國際。從1924年共產國際五大起，斯大林開始越來越多地過問共產國際的工作，對各國共產黨的內部事務橫加干涉;他把共產國際變成干預各國共產黨內部事務以及服務于蘇聯共產黨和蘇聯國家利益的工具。俄國有學者這樣認為：“在斯大林看來，根據世界發展的總體利益，一切支持馬列主義、共產主義的人們理應絕對服從于一個中心，那就是他斯大林本人。……沒有蘇聯，沒有他本人，也就是斯大林，一切共產黨人也都將消亡。只有捍衛蘇聯，一切國家的共產黨人才能有望最終取得本國勝利，這就是斯大林的邏輯?；趯栴}的這種認識，斯大林極力在中國尋求理解他的立場，對他言聽計從的共產黨領導人，王明正是這樣的人。”還有學者指出：“1919年成立的共產國際逐步變成了向其他國家共產黨轉達莫斯科政策的傳送帶。……所有重要的共產國際的決議并不是共產國際自己作出的而是在蘇共中央政治局中作出的。”張國燾于1928年在莫斯科逗留期間得到的印象是：共產國際不再是“世界革命的大本營”，而已發展成“斯大林鞭策各國共產黨人的指揮所”。由于共產國際實際上被蘇聯共產黨控制，因此，在對待中國革命與蘇聯國家利益的問題上，往往把蘇聯利益擺在中國革命和中華民族利益之上。為了“指導”中國共產黨，蘇共中央政治局在1923年至1927年專門開會討論多達122次，作出了738個決定。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甚至激烈爭論中國在什么時候應當建立蘇維埃。
以上材料的引用，并不是為了否認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對中國革命的幫助。毛澤東說過：“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這是肯定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對中國革命的影響的。
對于共產國際(實際上是蘇共)與中共24年之間的關系，周恩來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做了具體的評價。他說：“共產國際從成立到解散共存在24年(1919年至1943年)，3個8年。毛澤東同志說它是兩頭好，中間差。兩頭好，也有一些問題;中間差，也不是一無是處。”
■中國共產黨人“尋路”面臨的迫切任務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由于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之間這種關系，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國共產黨的獨立性，在共產國際“鐵的政治紀律”的威懾下，再加上早期中共自身理論上的幼稚，就很容易把共產國際的指示教條化，把十月革命的經驗神圣化，并對共產國際和蘇共領導人的指示唯命是從，套用一句話說就是：“凡是馬恩列斯講的話必須遵守，凡是共產國際的指示必須照辦。”
從早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實踐來看，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一系列重大問題都有具體指示。比如，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共產國際根據巴黎起義、十月革命的現成“經驗”，指示中共發動城市武裝起義(即城市中心論)，于是中共就發動了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義，12月11日又發動廣州起義，由于在城市沒有基礎，起義隊伍最后被迫撤出城市。共產國際還指示中共組織隊伍進攻占領城市，于是中共就去攻打城市，1927年9月9日的秋收起義，起初的目標是攻打“大城市”長沙，結果是大城市還沒有打下來，工農革命軍第一師5000人的隊伍在半途中就只剩下1500余人。城市武裝起義和進攻城市的計劃使中共領導的武裝遭受嚴重損失。再比如，在黨的建設上也聽命于共產國際，搞“唯成份論”。根據蘇共領導人的觀點，認為“工人階級”的出身是革命的招牌，他們最革命，于是就在中共“六大”上指令中共要實現干部的“工人化”，把所謂“工人干部”像向忠發、顧順章、盧福坦等提拔到黨的重要領導崗位上來，分別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兼中央特科負責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全總負責人等十分重要的黨內職務。這些人當中，有的工作能力不強，有的政治品質不好，最后成了叛徒，幾乎給黨的中央機關帶來了滅頂之災。
大革命失敗后，中共中央的幾次“左”傾錯誤，也都受到共產國際和蘇共的影響。后來甚至把中國工農紅軍的指揮權交給一個對中國實際情況一無所知的李德。本來所謂“顧問”，只有建議權，而無決定權，更無指揮權，“顧問”應當聽命于中共中央和軍委。但實際上，李德這位“顧問”卻成為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李德并不了解中國革命戰爭的特殊規律，而是將他的歐洲戰場經驗和在蘇聯軍事學院書本上所學到的知識，盲目地用來指導中國的革命戰爭，機械地抄襲搬用蘇聯紅軍一套東西來改造中國紅軍。他把紅軍的打仗、籌款、做群眾工作三項任務，縮減為單純打仗一項任務。他把紅軍的游擊戰術看成是“游擊主義”，要求進行所謂的“正規戰”，堅持打陣地戰，反對運動戰，反對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戰中殲滅敵人的積極防御方針，其結果是直接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
因此，如何擺脫共產國際的錯誤指示，擺脫思想上的教條主義，就成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尋路”過程中面臨的一項迫切而又艱巨的任務。為此，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敢于擔當的革命精神，毅然率領秋收起義的隊伍上了井岡山。盡管在此過程中他個人的政治生命受到打擊，被撤消了政治局候補委員，盡管這條道路的探索之后不斷受到來自共產國際和受其影響的黨內錯誤的干擾、排擠與打擊，但最終因為真理的力量，最后被全黨同志所接受，中國共產黨終于“尋路”成功。
■從中國共產黨人“尋路”中獲得的歷史啟示
從中國共產黨人“尋路”中可以得到這樣一個重要歷史啟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立場，從中國實際出發，絕不能被別人牽著鼻子走。1936年3月20日至27日，毛澤東在在山西孝義等地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中說：“中國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1964年3月23日，毛澤東同外賓談話時總結說：通過遵義會議，我們得到一條經驗，任何一個黨的綱領或文件，只能由本國黨來決定，不能由外國黨決定。1963年9月3日，毛澤東同外賓談話時又說：“中國人不懂中國情況，這怎么行!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這次會議批判了教條主義。”周恩來也說過：“中國共產黨的產生及其發展，是得到了共產國際不少的指導和幫助的，但中國共產黨的靠山卻不是共產國際，而是中國的人民。”他在肯定共產國際作用的同時，主要指出中國革命靠的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自己。
對于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關系，有的學者這樣評價說：中國共產黨與莫斯科有過長達40年的密切關系，這種密切關系既在相當程度上幫助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也在很長一段時間束縛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手腳。但是，如果只是按照莫斯科的計劃、經驗和需要來進行中國革命的話，中國共產黨人大概不會有1949年的勝利。
中國革命最終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尋找的道路而取得勝利的。對此，胡喬木曾指出：“這個傳統可以永遠保持。中國有十億人口，一定要依靠自己，絕不能依靠蘇聯，也不能依靠美國，子子孫孫都要繼承這個思想”。
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看出：中國共產黨經歷了苦難，最終取得了輝煌，正是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執著探索下，才找到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革命道路。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尋路”成功中蘊涵的經驗與教訓，對于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人仍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作者：中共中央黨校黨史部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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