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捷：斯大林與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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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知識分子，斯大林有過許多論述。他對“知識分子”的概念作了說明，講了知識分子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區分了知識分子的不同類型，敘述了十月革命后知識分子的變化。總的說來，他是重視知識分子的，不過對新舊知識分子態度有所不同。他特別重視培養新一代的知識分子，愛護和器重他們。而對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則根據他們不同的政治表現和工作態度，給以不同的對待。在各種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中，有一個時期他特別關注所謂技術知識分子的培養，后來他又在關心和引導所謂創作知識分子方面花了不少時間和精力，與其中不少人有過密切的交往。斯大林在當政時期，曾采取一系列具體措施，以保證知識分子的物質生活和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使他們能安心工作，同時大力獎勵他們當中作出突出貢獻的人。另一方面，也對他們的錯誤思想和言行進行批評，發動過幾次批判，有時不免有過頭之處，傷害了一些人。總之，斯大林與知識分子這個題目包含著多方面的內容。現概述如下。

　　一

　　首先講一下關于知識分子的概念。所謂“知識分子”通常指的是從事腦力勞動的人們，他們有別于從事體力勞動的工農大眾。當然，這只是一個大致的劃分。在這兩者之間還有一些可以說從事半腦力和半體力勞動的人，例如在某些服務行業工作的人以及各種管理部門的人員。通常這些人不歸入知識分子之中。而知識分子就其工作的性質和特點來說，又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科研人員和工程技術人員，其中包括各個學科和各個部門的研究人員以及不同專業的技術干部;另一類則是從事文化藝術工作的人員，其中包括作家、畫家、戲劇家、音樂家、雕塑家等。

　　接下來講一講知識分子在社會生活中占有什么地位和起什么樣的作用的問題。關于這個問題曾經有過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人用超階級的觀念來看待知識分子，認為這不是任何特殊的社會集團，不屬于任何階級，而是社會的精英，他們是超階級的，所表達的是全人類的理想。在俄羅斯，這樣的看法十月革命前曾比較流行。另一些人則用階級觀點來看待知識分子，認為知識分子由不同階級的人構成，因而有不同的類型，例如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無產階級知識分子，農民知識分子，甚至還有流氓無產者知識分子等。還有人則認為知識分子是一個特殊的階級。十月革命后，上述不同的看法還存在了一段時間。

　　1936年在制訂蘇聯新憲法時，草案的第1條里把蘇聯稱為“工農國家”，當時曾有人表示異議，提出用“勞動者國家”、“工農和勞動知識分子的國家”等提法來代替，后一種提法實際上把知識分子看作一個與工農相并列的階級。斯大林在關于新憲法草案的報告里表示不能采納這樣的修改意見。他說：“憲法草案第1條說明的是什么呢?它說明蘇聯社會的階級成分。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在憲法內是不是可以不提到我國社會的階級成分問題呢?不可以。大家知道，蘇聯社會是由兩個階級，即工人和農民組成的。憲法草案第1條說的正是這一點。所以，憲法草案第1條正確地反映了我國社會的階級成分。也許有人會問：那么勞動知識分子呢?知識分子從來不是一個階級，而且也不能是一個階級，——它過去是、而且現在還是由社會各階級出身的人組成的一個階層。從前，知識分子是出身于貴族和資產階級的，有一部分是農民出身，而工人出身的是極少數。而在我們蘇維埃時代，知識分子主要是工農出身的。可是，不管它的出身如何，不管它的性質怎樣，它還是一個階層而不是階級。”①

　　斯大林在他的報告里明確指出，知識分子不是一個階級，而是由社會各階級出身的人組成的一個階層，無論在過去和現在都是這樣。他還指出，與過去不同的是，現在知識分子在社會生活各方面享有與工農完全平等的權利。

　　在這之后不久，斯大林于1937年1月8日會見了來訪的德國作家福伊希特萬格，兩人在談話中談到了知識分子問題。福伊希特萬格大概看到了斯大林的報告，便問他在報告里把知識分子確定為階級之間的階層是什么意思。斯大林作了詳細的說明。他說：“我說的是對知識分子的通常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沒有說任何新的東西，只是說階級是生產過程中占有一定穩定的和固定的地位的人群。工人階級生產一切而不占有生產資料。資本家掌握著資本。沒有他們，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就無法進行。地主掌握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土地。農民掌握小塊土地并租地來種，但在農業中占有一定的地位。知識分子是提供服務的人，不是社會階級。他們本身什么也不生產，在生產過程中不占有獨立的位置。在工廠里有知識分子——他們為資本家服務。在地主莊園和領地里有知識分子——他們為地主服務。只要知識分子一開始不好好干，就會被別的人所取代。也有一批像文學家和文化工作者那樣的不與生產相聯系的知識分子。”他還說，當知識分子不考慮社會的需要給自己提出獨立的目標并試圖實現這種目標時，他們就會遭到失敗。他強調說：“知識分子所起的作用是輔助的作用，這作用相當光榮，然而是輔助的。知識分子愈了解統治階級的需要，服務得愈好，他們所起的作用就愈大。在這些范圍內，在這個基礎上，他們所起的作用是重要的。”他還指出，知識分子的權利在不同社會是不同的：在資本主義社會知識分子不享有平等的權利，而在蘇聯社會主義社會是與工農完全平等的，他們能像工人和農民那樣進行勞動，發揮自己的才能。②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階級指的是在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由于所處的地位不同和對生產資料的關系不同而分成的集團。斯大林說“階級是生產過程中占有一定穩定的和固定的地位的人群”，確實是通常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他指出知識分子在生產過程中不占有獨立的位置，是提供服務的人，不是社會階級，他們所起的是輔助的作用。他強調知識分子如不考慮社會的需要而試圖提出和實現自己獨立的目標，就會遭到失敗，但這并不是說他們起不了什么作用。如果他們了解統治階級的需要并能很好地為其服務，他們起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十月革命后，俄羅斯和后來蘇聯的知識分子大致可分為舊知識分子和新知識分子這兩類。在革命前形成的舊知識分子中政治上比較積極的部分或在國內戰爭中犧牲了，或自愿地和被迫地定居國外，留在國內的是政治上比較消極的部分。二十年代初，這些舊知識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對新的蘇維埃制度持反對的態度，不接受新的價值觀念。他們采取抵制或怠工等消極反抗的做法，成為所謂的“國內的僑民”。但是也有相當多的人希望在新制度下按照自己的專業誠實地工作，開始表現出與新政權合作的愿望。隨著時間的推移，舊知識分子隊伍逐漸發生了變化，愈來愈多的人轉移到擁護蘇維埃制度的立場上來。另一方面，蘇維埃政權開始大力培養自己的知識分子。大批出身工農和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的知識分子開始迅速成長起來，構成了一支新知識分子的大軍，逐漸成為整個知識分子隊伍的主力。斯大林當政后，知識分子隊伍的狀況和變化大致如此。

　　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國家進入了工業建設時期，如何造就大批工業建設干部，成為斯大林十分關注的一個問題。1926年4月，他在給列寧格勒黨組織積極分子做的關于聯共(布)中央全會工作的報告里說：

　　“……我們現在是處在工業建設時期。現在，我們已從國內戰爭的戰線轉到工業戰線了。與此相適應，現在我們需要新的工業指揮干部，需要優秀的工廠經理，優秀的托拉斯領導干部，能干的貿易工作人員，聰明的工業建設計劃人員。現在我們需要鍛煉出經濟方面和工業方面的新的團長和旅長、師長和軍長。沒有這樣的人才我們就一步也不能前進。

　　“因此，任務就在于從工人和蘇維埃知識分子——那些把自己的命運和工人階級的命運聯系在一起并且跟我們一道建設我國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的蘇維埃知識分子——隊伍中，造就大批工業建設干部。”③

　　這里斯大林把擁護蘇維埃政權的知識分子稱為“蘇維埃知識分子”，提出要從工人和他們當中造就大批工業化所急需的干部。這說明他對這一部分知識分子的信任和重視。

　　他在1927年12月召開的聯共(布)十五大上做的政治報告中談到了知識分子隊伍發生的變化。他說：“如果以為所有的職員，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對蘇維埃政權懷有不滿情緒，懷有埋怨和憤懣的情緒，那就錯了。雖然新資產階級中間的不滿情緒在日益增長，但是同時知識分子卻在分化，數百數千的勞動知識分子離開路標轉換派而轉到蘇維埃政權方面來了。”他這里說的“路標轉換派”指的是十月革命后流亡國外的俄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組成的一個政治集團。這個集團因1921年7月在布拉格出版《路標轉換》文集而得名，它的成員在事實證明用外國武裝干涉的辦法不能推翻蘇維埃政權后，轉而指望新經濟政策的實行會使蘇維埃政權蛻化為資產階級政權。斯大林指出，不少勞動知識分子已放棄了這樣的幻想開始采取擁護蘇維埃政權的立場了。他接著說：在這方面帶頭的是技術知識分子，農村的勞動知識分子，特別是農村教師就更不必說了，他們早已轉到蘇維埃政權方面來。最后他總結說，“雖然某些知識階層中的不滿情緒在日益增長，但是同時勞動知識分子卻正在和工人階級結合起來”，因此“黨的任務就是要繼續貫徹孤立新資產階級的方針，鞏固工人階級和城鄉蘇維埃勞動知識分子的結合”。④

　　1923～1928年頓巴斯堅持反蘇維埃立場的專家組織進行各種暗害活動，由于這個組織是1928年初在頓巴斯的沙赫特區被破獲的，因此這些暗害活動被稱為沙赫特事件。斯大林在關于聯共(布)中央七月全會(1928年)的總結中就此事件再次談到關于造就工業建設干部的問題。他說：“從改進工業的觀點來看，沙赫特事件的實質是什么呢?沙赫特事件的實質和意義就是：在保證我國工業有一定數量的忠實于工人階級事業的專家方面我們幾乎是赤手空拳，非常落后，落后得不像樣子。從沙赫特事件得到的教訓就是：要加速從工人階級中培養出忠實于社會主義事業并能在技術上領導我國社會主義工業的新的技術知識分子。”他接著說：“這并不是說，我們要拋棄那些不按蘇維埃方式思想或不是共產黨員而同意和蘇維埃政權合作的專家。不，不是這個意思。我們今后還將用一切辦法，盡一切力量去吸收那些在建設我國工業方面愿意和蘇維埃政權攜手并進的非黨專家，非黨技術人員。我們決不要求他們立刻拋棄或立刻改變他們的社會政治觀點。我們只要求一點：既然他們自愿地同意和蘇維埃政權合作，那他們就要老老實實地合作。”他接著又說：“但是問題在于這些愿意和蘇維埃政權攜手并進的舊專家是相對地愈來愈少了。問題在于以新的一代年輕專家來替換他們是絕對必要的。所以黨認為，如果我們不愿意遭到新的意外，那就應當加速造就新的一代專家，并且必須從工人階級中，從勞動人民中造就這種人才。這也就是說，要造就能夠滿足我國工業需要的新的技術知識分子。”⑤他批評教育人民委員會沒有擔負起培養新的技術知識分子的任務，決定讓它與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和交通人民委員部分擔加速培養的工作。

　　1930年6月27日，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向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作的政治報告中談到工業和農業方面的干部問題時，提出了解決這個問題的一些具體措施，其中包括堅決和暗害分子作斗爭，盡量關心和照顧已經和暗害分子劃清界限的絕大多數專家和技術人員，組織國外的技術援助，派遣經濟工作人員到國外去學習并一般地吸取技術經驗，把技術學校移交給各有關經濟機關，以便最快地培養出足夠的工農出身的技術人員和專家。⑥

　　大約一年后，斯大林在1931年6月23日又在經濟工作人員會議上發表了演說。他在談到工業干部問題時，首先提出工人階級應該有自己的生產技術知識分子。他指出，隨著工業的迅速發展和生產規模的擴大，以前還夠用的為數極少的工程技術人員和工業指揮人員已不夠用了，因此舊有的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基地已不夠用了，應建立巨大的新的基地網，應當保證有比原來多三倍五倍的工程技術人員和工業指揮人員。他還提出，“現在我國已進入這樣的一個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工人階級應當為本身造就自己的生產技術知識分子，造就能夠維護工人階級在生產中的利益，即統治階級的利益的生產技術知識分子”。他強調說：“任何一個統治階級都不能沒有自己的知識分子。蘇聯工人階級也不能沒有自己的生產技術知識分子，這是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懷疑的。”⑦

　　接著他談到工人階級的生產技術知識分子的兩個來源，一是由高等學校培養，二是由企業中的實際工作人員、熟練工人、工廠和礦井中的工人階級文化力量來補充。他又一次談到應正確對待其中的非黨員的問題，提出應大膽提拔他們擔任領導職務，批評了那種排擠有能力和有創造性的非黨員同志、而把那些即使能力較差和沒有創造性的黨員提到首位的做法，認為“再沒有比這種所謂‘政策’更愚蠢和更反動的了”，“這種‘政策’只能破壞黨的威信，使非黨工人離開黨”。同時斯大林談到了舊的生產技術知識分子的轉變，他說，與一兩年前相比形勢已發生變化，這不能不對他們產生影響。新的環境在他們當中“應當造成而且實際上已經造成了一種新的情緒”，“從前同情過暗害分子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已經有了轉到蘇維埃政權方面來的明顯的征兆”;“現在不僅這一部分舊的知識分子，就連昨天的明顯的暗害分子也有很大一部分人開始在許多工廠里和工人階級同心合力地工作，這個事實毫無疑問地說明了舊的技術知識分子的轉變已經開始”。由此斯大林得出結論說：“我們對待舊的技術知識分子的政策也應該根據這種情形而改變。在暗害活動猖獗時期，我們對舊的技術知識分子的態度主要地表現于粉碎政策，而現在當這些知識分子轉到蘇維埃政權方面來的時期，我們對他們的態度就應該主要地表現于吸收和關懷他們的政策。”⑧

　　1934年7月，斯大林在和英國作家威爾斯談話時也談到了技術知識分子問題。他說：“我們蘇聯人對于技術知識分子有不少切身的經驗。十月革命后，一部分技術知識分子不愿意參加新社會的建設，抗拒這一建設，實行怠工。我們曾經多方努力把技術知識分子吸引到這一建設中來，對他們用了各種辦法。經過不少的時間，我們的技術知識分子才走上積極幫助新制度的道路。今天，他們當中優秀的一部分已站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最前列了。我們有了這一經驗，就決不低估技術知識分子的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我們知道，他們既能造成危害，又能創造‘奇跡’。”接著他還談了知識分子的作用，這樣說道：“我并不低估知識分子的作用，相反地，我卻強調他們的作用。問題只在于，說的是哪一種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是有各種各樣的。”他還說：“知識分子只有和工人階級結合起來，才能是強有力的。”⑨

　　從二十年代下半期到三十年代上半期，由于處于工業建設時期，斯大林在談到知識分子時，主要地講工人階級應該培養自己的技術干部和如何加速培養的問題，同時也講舊技術人員的狀況及其變化以及如何正確對待他們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和處理得好壞，是決定工業化能否順利開展和它的成敗的大問題。斯大林重視這個問題，反復講這個問題是很自然的。

　　二

　　上面說過，在知識分子隊伍里，技術知識分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除他們之外，還有從事科學研究、文化藝術工作等方面的人。其中的科學研究工作者，尤其是從事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研究的人，他們工作的對象與技術知識分子有共同之處，因此工作的特點也有某些類似的地方，只不過前者從事研究開發，后者重在實施。現先講一下斯大林對從事科學研究的知識分子的看法和態度。

　　舊俄羅斯在許多方面都比較落后，蘇維埃政權成立后，需要迅速改變這種狀況。1931年2月4日斯大林在《論經濟工作人員的任務》的講話中根據歷史教訓，尖銳地指出“落后者是要挨打的”，說過去許多國家就打過俄羅斯。他指出，蘇聯比先進國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需要加快發展，在十年內跑完落后于先進國家的距離。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需大力發展科學技術，使之達到先進水平。因此斯大林十分重視科技的發展，甚至提出，“在改造時期，技術決定一切”。⑩而他十分器重有創見的杰出科學家。他指出，在科學家中保守的、死啃書本的、墨守成規的人較多，而有獨特個性的創新者比較少見，因此應當特別珍視。他指出生理學家巴甫洛夫、植物生理學家季米里亞捷夫就是這樣的人。除了巴甫洛夫和季米里亞捷夫外，還有一些像他們那樣的老一代科學家受到斯大林的重視，得到了蘇維埃政權的關心、愛護和支持，他們的不少科研成果就是在蘇維埃時代取得的。例如園藝學家米丘林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1934年9月18日，他在自己從事科學活動六十周年前夕寫信給斯大林，信中說，是蘇維埃政權把他六十年前的一個培育果樹新品種的小小的試驗點變成全蘇擁有數千公頃園地的巨大的試驗場，是黨和政府把他這個個體試驗者變為培育幾十萬種植物的試驗的組織者，黨和工人階級給了他進行試驗工作的需要的一切，——他對所有這一切表示深深的感謝。信中最后說，他已八十歲了，但是千百萬工農的創造力使他這個老人渴望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繼續生活和工作。

　　兩天后，一直注視著米丘林的工作的進展的斯大林給他發了賀電，電文如下：

　　“伊萬·弗拉基米羅維奇，在您為我們偉大祖國進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六十周年之際，衷心地向您表示敬意。11

　　“祝您健康并在改造園藝學方面取得新的成就。

　　“緊緊地握您的手。

　　И.斯大林”

　　米丘林在回電中說，斯大林的賀電對他來說是他八十年生活中最高的獎賞，比任何別的獎賞都要珍貴，他為得到斯大林的關心而感到幸福。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再說一說斯大林與研究火箭和宇宙空間的先驅齊奧爾科夫斯基的交往。斯大林于1934年曾應這位航空航天的科學家的請求會見了他。齊奧爾科夫斯基認為再過二十五年到三十年技術上將有可能實現登月，提出了一個建設宇航隊計劃。斯大林同意了，政治局通過了一個準備登月航行的秘密綱要，并開始實施，后因爆發戰爭而中斷。齊奧爾科夫斯基得了重病后給斯大林寫了這樣一封信：

　　“全體勞動者最英明的領袖和朋友斯大林同志：

　　“我畢生的愿望就是以自己的勞動推動人類進步，哪怕是稍微推動一些也好。但是在革命以前我的愿望不可能實現。

　　“只有十月革命才使一個自學者的勞動得到承認;只有蘇維埃政權和列寧-斯大林的黨才給了我實際的幫助。我感覺到人民群眾的愛護，這給我這個病人以繼續工作的力量。可是，現在疾病不允許我來完成我已開始的工作。

　　“現在我把自己有關航空、火箭航行以及星際交通方面的全部勞動成果交給人類文化進步的真正領導者——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政權。我相信它們一定會勝利地完成這些勞動成果。全心全意地忠實于您。致以最后的真摯的敬禮。”

　　斯大林收到信后，給他發了電報，電報中說：

　　“您的來信充滿著對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政權的信任，請接受我的感謝。

　　“祝您身體健康，并繼續為勞動者的利益進行富有成效的工作。

　　“握您的手。”12

　　病重的齊奧爾科夫斯基寫了這樣的回信：

　　“深為您的電報所感動。覺得今天我還不會死。相信并且知道，蘇聯的飛船將會是世界上最好的。”

　　幾天后他就與世長辭了。這位杰出的科學家在臨終前仍念念不忘他從事的宇航事業，深信蘇聯將走在世界各國的前面。他的這一遺愿后來終于實現了。

　　以上講了斯大林對老一代科學家的尊重和關心，為他們從事研究工作和發揮自己的專長創造了各種條件。同時他像上面所說的對待技術知識分子那樣，十分重視新生力量的培養。一方面他為培養新一代科學家創造各種必需的客觀條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發展高等教育，讓大批出身于工農的青年受到良好的科學技術的教育。在他領導下，把1755年根據羅蒙諾索夫的建議創立的老校莫斯科大學進一步擴大，把它辦成了各個學科的科學家的真正的搖籃。整個高等教育得到了重大的發展。與此同時，1925年在俄羅斯科學院的基礎上改建了蘇聯科學院，加強了對它的領導，并進一步擴大規模，將其擴建為包括將近八十個研究所的龐大的學術研究機構。此外各地還陸續建立了各種學術研究和實驗機構，包括科學城、設計院、大型實驗室等等。這就為邁出高校大門的顯示出學術才能的年輕人創造了工作和進一步學習以及施展他們才能的條件。

　　另一方面，斯大林號召青年學習科學。1928年5月16日他在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發表講話時這樣說道：

　　“要建設，就必須有知識，必須掌握科學。而要有知識，就必須學習。頑強地、耐心地學習。向所有的人學習，不論向敵人或朋友都要學習，特別是向敵人學習。咬緊牙關學習，不怕敵人譏笑我們，笑我們無知，笑我們落后。

　　“在我們面前有一座堡壘。這座堡壘就叫做科學，它包括許多部門的知識。我們無論如何都必須占領這座堡壘。青年們如果愿意成為新生活的建設者，愿意成為老近衛軍的真正的接班人，就必須占領這座堡壘。”

　　他進一步指出：

　　“現在我們需要大批大批的、成千上萬的能夠在各種知識部門中成為行家的新的布爾什維克干部。沒有這些干部，就談不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飛快速度。沒有這些干部，就談不到我們能趕上和超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

　　“掌握科學，培養各種知識部門的新的布爾什維克專家干部，學習，學習，最頑強地學習，——這就是現在的任務。”

　　最后他向革命青年發出了“向科學大進軍”的號召。13

　　斯大林在上面提到的《論經濟工作人員的任務》的講話中再次提到要學習再學習，并且強調指出：“沒有布爾什維克攻不下的堡壘。”14

　　廣大青年響應號召，勤奮學習，在他們當中涌現出了一批有抱負和有才干的人。通過實際工作的鍛煉，這些人脫穎而出，成為科學大進軍中的先鋒戰士，成為許多重要學科的杰出帶頭人。例如物理學家庫爾恰托夫、朗道和塔姆，數學家和力學家凱爾迪什，宇航學家科羅廖夫，飛機設計師圖波列夫、伊柳辛和雅科夫列夫等就是這樣的人，他們都成為聞名世界的杰出科學家和設計師，在改變蘇聯科學技術的落后面貌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接下來講一下斯大林對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知識分子的看法和態度。他對其中的哲學家、經濟學家、歷史學家比較重視。他本人重視哲學的學習，讀過不少哲學著作，在學習過程中還邀請著名哲學家為他系統講授辯證法。隨著蘇聯國內大規模的經濟建設的深入發展，他感覺到提高廣大干部對發展經濟的理論認識的重要性，曾在三十年代末組織經濟學家編寫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供廣大干部學習。后因戰爭爆發，這部已寫出初稿的教科書未能經修改后出版，戰后他重新組織人馬編寫教科書。開頭委托經濟學家列昂節耶夫等人負責。斯大林認為他們的初稿不合要求，又責成謝皮洛夫牽頭重新編寫。1951年7月初稿完成后根據他的指示組織自由討論，充分聽取意見。斯大林看了發言紀錄，詢問了參加討論的一些人后，寫了《對于和1951年11月討論有關的經濟問題的意見》一文，隨后又陸續給諾特京、雅羅申科、薩寧娜和文熱爾寫信，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和指出他們的錯誤。不久斯大林的這篇文章和他的信編成《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出版。這次討論對闡明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大問題具有重要意義，同時這也可以說是斯大林與蘇聯經濟學家們的一次規模較大的交流。

　　斯大林也對歷史教科書的編寫給以極大的關注。這突出地表現在對《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編寫上。早在三十年代初就提出了編寫聯共(布)黨史的問題，確定了審校人員和編寫人員的名單，其中包括斯大林和其他領導人以及一批著名的歷史學家，例如克諾林、波波夫、雅羅斯拉夫斯基、貝斯特梁斯基等人。由于種種原因，編寫工作進展緩慢。1937年重新提出這個問題，要求加速編寫。斯大林親自具體抓這項工作，親自設計了全書總的框架結構，擬定了各章的題目。初稿完成后他進行了詳細的校訂，作了大量的修改，并撰寫了該書第4章中講哲學的第2節《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因此應該說，《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是斯大林和一些歷史學家通力合作的成果，有人甚至稱斯大林是它的“主要作者”。

　　在斯大林看來，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知識分子的價值不僅在于他有豐富的學識，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于他有正確的觀點。如果發現了錯誤，就很不客氣地指出并要求改正。上面提到過，他認為列昂節耶夫等人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在觀點上存在問題就加以否定。又如他曾與日丹諾夫、基洛夫在一起批評了蘇聯歷史教科書的提綱和近代史教科書的提綱，指出其中的一些主要錯誤。他通常總是直截了當地提出問題和指出錯誤，有時語氣是十分嚴厲的。

　　三

　　如上所說，在知識分子隊伍中還有一支文學藝術工作者的大軍，其中包括作家、音樂家、戲劇家、畫家、雕塑家等等。而就斯大林本人來說，他喜愛文學，有深厚的文學修養，對文學創作有他獨到的理解，高度尊重作家的創造性勞動，重視文學的社會作用，因而論述較多，與作家的交往比較密切。下面講一下他對作家的看法以及作家的關系。

　　斯大林曾形象地把文學創作稱作“生產靈魂”的特殊的精神生產。1932年10月26日，他在高爾基寓所與四十多位黨內外作家座談時提出，文學創作這種特殊的精神生產同機器、飛機、坦克的生產相比，具有“頭等的重要性”。出席座談會的伏羅希洛夫不完全同意他的意見，插話說：“這要看什么時候。”斯大林堅持自己的意見，接著說：“不，伏羅希洛夫同志，如果坦克里的人的靈魂是腐朽的，那么你的坦克就一錢不值。不，生產靈魂要比生產坦克重要。”然后他對自己的看法作了進一步的發揮，對在座的作家說：“我們國家的各種生產都是與你們的生產相聯系的。如果不了解一個人如何參加社會主義生產，那么你們的生產是無法進行的。剛才有人說得對，作家不應待在一個地方不動。他們應當了解國家的生活……人往往受生活本身的改造。但是也請你們幫助他們進行靈魂的改造。生產人的靈魂是一種重要的生產。你們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15

　　“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句話，是對作家的勞動的性質以及他應起的巨大作用和擔負的重大社會責任的高度概括。

　　文學創作既然是一種特殊的精神生產，那么作家的世界觀的作用就很重要。不過兩者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甚至有時出現世界觀與創作的矛盾，而且文學創作的成敗得失，常常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作家的才能和他對生活的熟悉程度起著相當大的作用。斯大林反對在這個問題上簡單化和庸俗化的傾向，1932年10月20日他在與黨員作家座談時著重談了這個問題。他并不否認世界觀的作用和作家需要掌握思維的辯證手法，認為“只有掌握思維的辯證方法，作家才能真正地認識和領會他周圍的現象和事件;只有做到這一點，他才能在自己的創作中達到與革命的社會主義思想相適應的高度藝術性”。但是他指出思維的辯證方法不是立刻就能得到的，并以自己為例說道：“想當年我也曾是一個非黨人士，不了解辯證法的規律，對許多事情弄不清。但是年長的同志并不因此而推開我，而是教會了我如何掌握辯證方法。我也不是立刻學會這一點的。而你們在這些問題上對待非黨作家的態度表現出不能容忍，完全不會做工作。你們不懂得，不能要求一位非黨作家立刻成為辯證論者。你們對運用于藝術創作的辯證方法的理解是對這一方法的庸俗化。”16這里斯大林提出掌握思維的辯證法有一個過程，不能要求作家，尤其是非黨作家，在掌握這一方法后才進行創作;應該團結尚未掌握這一方法的非黨作家。這里提到的藝術創作的辯證方法，指的是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協會(簡稱拉普)宣揚的“辯證唯物主義創作方法”。斯大林是反對這個方法的，認為這個方法具有庸俗化傾向，并且不利于團結廣大作家，尤其是非黨作家。

　　斯大林要求作家真實地表現生活。他在1932年10月26日與黨內外作家座談時這樣說道：“你們應該往藝術家的腦袋里塞滿各種觀點，藝術家應該真實地表現生活。如果他將真實地表現我們的生活的話，那么他就不能不在其中看到，不能不表現那種把生活引向社會主義的東西。這就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17他主張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蘇聯文學的基本方法，后來這一點寫入了1934年召開的蘇聯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通過的蘇聯作家協會的章程中。

　　我們知道，作家不同的階級立場、政治態度、倫理道德觀念、審美理想等社會價值觀念必然會在他們的作品中表現出來，使作品具有不同的傾向性。斯大林重視作品的傾向性，但是不同意用“左傾”和“右傾”這些黨的概念來表示這些傾向，而主張運用階級方面的概念甚至“蘇維埃的”和“反蘇維埃的”、“革命的”和“反革命的”等概念來表示。他在1929年2月2日答比爾-別洛采爾科夫斯基的信中講了這個問題。18

　　斯大林尊重作家的勞動，大量閱讀他們創作的作品，在評論作品時當然把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特別重視作品的政治傾向性，同時也重視藝術表現力。這里特別要指出兩點。一是任何作品都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會有這樣那樣的缺點。斯大林提出一部作品的價值不是由個別細節決定的，而是由它“總的傾向”決定的。如果總的傾向是好的，雖存在一些錯誤，仍應該肯定。1929年7月9日他在給《工人報》編輯的費里克斯·康的信中就這樣評價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寫道：“當代名作家肖洛霍夫同志在他的《靜靜的頓河》中寫了一些極為錯誤的東西，對塞爾佐夫、波德焦爾柯夫、克利沃什呂柯夫等人物做了簡直是不確實的介紹，但是由此由此應當得出結論說《靜靜的頓河》是一本毫無用處的書，應該禁止出售嗎?”19他把年僅二十五歲的肖洛霍夫稱為“當代名作家”，看重這位作家的文學才華，認為《靜靜的頓河》雖然寫了一些錯誤的東西，但是總的傾向是好的，應該肯定。二是盡管作者的思想政治立場存在著問題，但是只要他們的作品產生的客觀效果和社會影響是好的，就不應該否定。1929年2月2日，斯大林在給《答比爾-別洛采爾科夫斯基》一信中對“不是自己人”的布爾加科夫用同情的筆調寫白軍軍官的劇本《土爾賓一家的日子》發表了評論。他說：“至于《土爾賓一家的日子》這個劇本本身，他并不那么壞，因為它給我們的益處比害處多。不要忘記，這個劇本留給觀眾的主要印象是對布爾什維克有利的印象：如果像土爾賓這一家人都承認自己的事業已經徹底失敗，不得不放下武器，服從人民的意志，那就是說，布爾什維克是不可戰勝的，對他們布爾什維克是毫無辦法的。《土爾賓一家的日子》顯示了布爾什維克主義無堅不摧的力量。”20由于斯大林持這樣的看法，這個一度被禁演的劇本恢復上演了。

　　斯大林不僅準確地說明了作家的勞動的性質和他們的產品的特點，而且對這一類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和個性的特點有很好的了解，要求理解和尊重他們，對他們有時表現出來的常人看來比較怪癖或乖謬的言行采取謹慎和諒解的態度。三十年代中期，斯大林讀了小說家索波列夫的小說《大修》后給作協領導人斯塔夫斯基寫信說：“請關心索波列夫。他無疑是一位很有才能的人(根據他的《大修》一書來判斷)。從他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任性和情緒不穩定(不聽從‘駕馭’)。我認為這些特點是所有具有文學才能的人所共有的(也許少數例外)。”信中提出不要給他規定他寫小說第2部，讓他想寫什么就寫什么，想什么時候寫就什么時候寫。“總之，讓他先胡鬧一陣……請愛護他。”21可以看出斯大林對有才華的作家的理解、尊重和愛護。

　　接下來簡要地說一說斯大林與作家的關系。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是俄羅斯文學的一個興盛時期。俄羅斯批判現實主義雄風猶在，一些大家仍在進行創作。在批判現實主義的基礎上出現了新的革命文學，出現了一些著名作家。在此同時現代主義文學興起，象征派、未來派和阿克梅派都有一些著名的領軍人物。十月革命后，一大批作家因為反對蘇維埃制度而流亡國外，成為僑民，他們在國外繼續進行創作，形成所謂僑民文學的第一浪潮。留在國內的作家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蘇維埃政權，不過他們的思想觀點不盡一致。十月革命前后大批新人陸續登上文壇。其中一部分人接受了外來文藝思潮的影響，思想和創作都比較復雜，這些人當時被稱為“同路人”，并且分為各種派別，各自成立自己的組織。而大部分人則是離開車床和放下犁杖的工農青年以及參加過革命斗爭的戰士，他們自稱無產階級作家，人多勢眾，開始在文壇上起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們成立的“拉普”成為最大的作家組織。二十年代作家隊伍的情況大致如此。

　　斯大林根據作家的不同情況不同表現，對他們采取不同的態度。他尊重和重視老一代作家中的革命作家，首先是像高爾基這樣的人。他與高爾基的直接交往開始于1928年，進入三十年代后變得頻繁起來。在他心目中高爾基是一個大人物，不僅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政治人物;不僅是一筆藝術資本，而且是一筆政治資本，需要愛惜。同時，他認為高爾基是一個搞藝術的人，容易受感情和情緒的支配，有時可能偏向一邊，無意中做出不利于黨的事情來。在這一點上，他的看法是與列寧相近的，當年列寧也在高度評價高爾基的藝術才能和所起作用的同時，也指出他“在政治上最沒主見而且習慣于感情用事”22因此斯大林要求周圍的人對高爾基采取十分小心謹慎的態度，愛護好“黨和國家的這筆極其寶貴的財富”。為了表示對高爾基的高度尊重，給了他很高的榮譽。斯大林親自建議把高爾基的故鄉下諾夫哥羅德市改名為高爾基市，用高爾基的名字命名莫斯科的一條大街和莫斯科藝術劇院，隆重慶祝高爾基從事文學活動四十周年。在籌備成立蘇聯作家協會時，斯大林請這位文學界的元老擔任作協籌委會名譽主席，并請他在第一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上做主旨報告，建議大會推選他為蘇聯作家協會主席團名譽主席。

　　而從高爾基方面來說，二十年代末他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開始以批判態度對待抽象人道主義，轉而提倡無產階級人道主義，關心國內社會主義建設，支持斯大林實行的一系列方針政策。他贊揚農業集體化運動，支持當局對一系列破壞活動采取嚴厲懲罰措施，贊成蘇聯政府實行的勞改政策。對此斯大林當然是滿意的。可見，兩人是相互信任并在許多問題上是有共同語言的。總的來說，他們的關系比較融洽，甚至可以說是親密的。有一段時間，他們的住處離得較近，兩人經常見面，親切交談。同時常有書信來往。斯大林雖像他后來在一封信里自白那樣“在寫信方面像豬那樣懶惰”，23但總共還是寫了十七封信外加一個賀電;高爾基自然寫得更多，總共寫了五十二封信，再加上一個賀電和一個慰問電。來往信件之多，這在斯大林與作家通信中是首屈一指的。

　　從他們交往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尊重高爾基，認真聽取他提出的建議，在多數情況下加以采納和付諸實施。有時雖然心里不愿意，但為了表示尊重，也違心地同意了。例如當高爾基替反對派首領布哈林和加米涅夫說情，請求安排他們的工作時，斯大林就是這樣做的。斯大林還應高爾基的請求，認真閱讀他送來的稿子，對其中一些文章進行了贊揚，也對個別文章不客氣地指出批評。高爾基則常在自己的信里表達對斯大林的敬慕的感情，關心他的健康和人身安全，不止一次地提醒他注意。所有這一切都說明兩人的關系已達到十分親密的程度。

　　當然，兩人在大方向一致的情況下，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也有過不同意見。這種情況曾出現在召開第一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和成立蘇聯作家協會的時候。高爾基對斯大林作出的解散拉普、成立統一的蘇聯作家協會的決策是支持的，但是在具體問題上出現過分歧。高爾基主張讓布哈林在大會上作關于詩歌的報告，并在新成立的作協的領導班子的組成上提出了不同意見，斯大林雖然心里不同意，但是從大局出發，作了讓步和妥協，使問題得到了解決，結果代表大會開得很成功，實現了文學界的大團結。另外，在就一些問題(例如關于語言問題和形式主義問題)進行討論和爭論時，兩人的看法也不盡一致。由于斯大林采取慎重的態度，沒有使分歧和矛盾擴大。

　　高爾基是在1936年6月18日逝世的。在他逝世后的一段時間內并沒有對他是病故的這一點產生和提出疑問。到大清洗時，卻把高爾基說成是根據托洛茨基的指示被謀殺的。這顯然是沒有根據的。“改革”年代出現了另一種說法，說什么高爾基與斯大林存在著矛盾和對立，斯大林認為高爾基的存在構成了對他的危險，便把他“除掉了”。這同樣是毫無根據的。這不僅違反斯大林與高爾基思想觀點一致和關系密切的基本事實，而且也不符合經過反復研究作出的醫學結論。

　　斯大林大概在1912年創辦《真理報》時就認識詩人和寓言作家杰米揚·別德內依，可以說是“老戰友”了。二十年代兩人關系比較密切。但是到三十年代初情況發生了變化。斯大林認為別德內依在他的作品中宣傳了錯誤思想，而別德內依未能很好接受批評，兩人的關系變得疏遠起來。老一代的革命作家還包括綏拉菲莫維奇，斯大林是尊重他的，但是交往不多。而在流亡國外的作家中，斯大林似乎特別看重布寧的才華和欣賞他的文學筆法。他曾指示駐法使館注意布寧的思想動向，作過勸說其回國的嘗試，但沒有成功。這里要特別說一說那位曾一度流亡國外、1923年回國的A.托爾斯泰的情況。斯大林對他這樣做當然感到滿意和表示歡迎的，給了他特殊的禮遇。一方面在生活上盡可能給予照顧，另一方面在政治上信任他，給他較高的地位。他當選為最高蘇維埃代表，進入了蘇聯作協的領導班子，成為科學院院士，被授予列寧勛章。他的創作也受到重視，曾先后三次獲得斯大林獎金一等獎。托爾斯泰為了表示對斯大林的感激之情，創作了中篇小說《糧食》，其中寫了國內戰爭期間保衛察里津之役，頌揚了斯大林的英明領導。斯大林與這位被稱為“紅色伯爵”的作家之間的關系的主要特點是客客氣氣，相互尊重，沒有發生過爭執和糾紛，不過還不完全像一家人那樣親密無間。

　　再講一下斯大林與老一代詩人的關系。由于勃洛克與勃留索夫先后于1922年和1924年早逝，斯大林未能與他們有具體的接觸。他看重的有馬雅可夫斯基、葉賽寧和帕斯捷爾納克三人，據說1924~1925年間曾會見過他們，與他們商討過把他的故鄉格魯吉亞詩人的作品譯成俄語的問題。不久葉賽寧自殺身亡，這樣就剩下馬雅可夫斯基和帕斯捷爾納克兩人。先說馬雅可夫斯基。這位詩人曾是未來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接受了十月革命同時詩歌風格也發生了明顯變化，這使得他的作品既保持著語言的新穎奇特，不落俗套，又易于理解和接受，因而受到人民群眾的喜愛。斯大林原來對詩人的藝術風格有一定的保留，這時也表示要像老百姓喜歡那樣喜歡他的詩歌，曾幾次出席詩人的朗誦會，聽完朗誦熱烈鼓掌表示贊賞。

　　但是不幸的事發生了。馬雅可夫斯基于1930年4月14日開槍自殺。斯大林感到突然，思想感情是比較復雜的，他在痛惜之余感到失望，對詩人的態度變得比較冷淡起來。而馬雅可夫斯基去世后，受到冷遇，他的文學遺產不受重視。全集未能順利出版，馬雅可夫斯基陳列室沒有如期設立等等。于是詩人的女友莉麗婭·勃里克于1935年1月24日給斯大林寫信反映這些情況，斯大林在信上作了批示，其中說“馬雅可夫斯基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我們蘇維埃時代最優秀的、最有才華的詩人”。斯大林作這樣的批示，說明他對馬雅可夫斯基的態度有了新的變化。在這之前他似乎對帕斯捷爾納克抱有很大希望，也許曾有意把他樹為詩歌界的旗幟。帕斯捷爾納克也很崇敬斯大林，兩人有過直接接觸，關系顯得非同一般。布哈林在第一次蘇聯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上做關于詩歌的報告時，把馬雅可夫斯基與已故的勃洛克、勃留索夫、葉賽寧等人放到所謂的“轉折時期”來講，言下之意，他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而在《同時代人》一節里則突出帕斯捷爾納克，稱他為“當代最優秀的詩歌巨匠之一”。事先斯大林曾經看過這個報告，沒有對這些說法提出反對意見。因此在一段時間內帕斯捷爾納克被看作蘇聯首屈一指的詩人，大有被樹為旗幟之勢。但是帕斯捷爾納克的作品重在抒發內心的感受，具有遠離現實生活斗爭的傾向，語言過于雕琢，不易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斯大林雖然看重帕斯捷爾納克的才華，但是認為他的創作并不完全符合自己對文學的要求，同時也知道布哈林對他的贊揚遭到了文學界許多人的反對，在這種情況下，覺得需要慎重考慮在詩歌界樹誰為旗幟的問題。恰好在這時收到了勃里克的信，便作了上述批示。批示中說“馬雅可夫斯基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我們蘇維埃時代最優秀的、最有才華的詩人”，這不無批評和糾正布哈林的說法的意思。斯大林的批示使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得到進一步的傳播，使他的影響進一步擴大，對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的確定起了很大作用。

　　剛才已經講到了斯大林與帕斯捷爾納克的關系，這里再補充幾點。三十年代初原來沒有完全接受蘇維埃時代的現實的帕斯捷爾納克有了較大轉變，思想感情發生了明顯的變化。1931年的格魯吉亞之行加深了他對這一方沃土培育出來的斯大林的認識和了解，產生了一種敬愛之情，曾帶頭寫獻給斯大林的詩，這種感情保持了相當長的時間。帕斯捷爾納克除了在詩歌創作上有其特點外，而且具有獨特的性格、價值觀念和處世態度，喜歡談論哲理性問題，思考問題有不同于常人之處。斯大林對這一點也是了解的，因而對他的某些表現表示理解和采取寬容的態度。例如1937年肅反期間，作家協會曾起草贊同判處圖哈切夫斯基等人死刑的信，要求帕斯捷爾納克簽名。他拒絕了。在當時簽名不簽名是一個重大的政治態度問題，不簽名自己就有被追究和被捕的危險。親人們再三勸說，他固執己見，就是不簽，理由是自己無權充當決定別人生死的法官。如上所說，斯大林理解有才華的人個性強的特點，知道這個情況后說了“別動這個遠離塵世的人”這樣一句話，使他免遭一場劫難。在隨后十多年里，帕斯捷爾納克與斯大林聯系不多，大概由于斯大林的關照，遇事能逢兇化吉。

　　再講一講斯大林與曼德爾什塔姆的關系。他知道這位詩人，但是沒有同他有過直接聯系和交往。曼德爾什塔姆于1933年11月寫了一首被內務人民委員部人員稱為“沒有先例的反革命文件”的猛烈攻擊斯大林的詩，他在此詩流傳開來后于1934年5月被捕。布哈林給斯大林寫信為他求情，斯大林立即在信上批道：“是誰給他們逮捕曼德爾什塔姆的權力的?不像話……”。同時他又給帕斯捷爾納克打電話了解曼德爾什塔姆的情況，主要想知道這位詩人是不是“大師”。結果曼德爾什塔姆被從輕發落，被判處三年流放，送到條件較好的沃羅涅日服刑。斯大林比較寬容的態度使得曼德爾什塔姆的思想感情發生重大變化，寫了《頌歌》等頌揚斯大林的詩。他在1937年流放期滿后回到莫斯科時正是大清洗時期，可是他活動頻繁，朋友們同情他的遭遇，把他看作受難者。不少原來與他意見不合、對他沒有好感的作家非常不滿，而且將這些表現視為政治問題。作協領導人斯塔夫斯基便請求內務人民委員部幫助解決這個問題。于是曼德爾什塔姆再次被流放，而且被送往遠東，最后病死在那里，結果造成了本來有可能避免的悲劇。

　　通常被歸入“同路人”的著名作家有A.托爾斯泰、皮利尼亞克、普里什文、巴別爾、費定、愛倫堡、弗謝沃洛德·伊萬諾夫、拉夫列尼約夫、列昂諾夫、吉洪諾夫、左琴科等人，此外還有一位算不上是“同路人”的布爾加科夫。A.托爾斯泰的情況比較特殊，斯大林與他的關系上面已作了介紹。布爾加科夫的情況也在上面提到過，斯大林曾肯定他的劇本《土爾賓一家的日子》。當布爾加科夫因生活和創作陷入困境，上書中央要求允許出國時，斯大林親自打電話給他，為他安排工作，使得他留了下來，并能繼續進行創作。

　　總的說來，斯大林并不因為“同路人”不是黨團員和思想有搖擺而另眼看待。他重視他們當中有才華的人和肯定他們的有價值的作品。1929年他在會見烏克蘭作家時曾提到分別寫了《鐵甲列車》和《決裂》的弗謝沃洛德·伊萬諾夫和拉夫列尼約夫這兩位“同路人”作家，說他們帶來的益處要比十個、二十個或一百個不會用藝術方法寫作的黨員作家多得多。24斯大林對“同路人”作家的創作的重視可見一斑。另一位“同路人”作家列昂諾夫也引起斯大林的注意。他仔細讀過這位作家的長篇小說《賊》，并對另一部長篇小說《通向海洋的道路》提出過修改意見。戰爭年代則對劇本《侵略》作了高度評價，打電話給列昂諾夫進行了贊揚，支持它上演。再說一說斯大林與愛倫堡的關系。他不僅重視這位作家的文學創作，肯定他的一系列作品尤其是稱贊寫國際題材的《巴黎的陷落》和《暴風雨》，而且覺得此人有政治頭腦，再加上在國外有廣泛的聯系和較大的影響，便一直把他視為有用的人才，盡量加以保護和利用。

　　不過斯大林與“同路人”作家中的一些人也有過糾葛，例如他與皮利尼亞克之間就發生過。這位作家在中篇小說《不滅的月亮的故事》中寫了一位高級將領住院治病時根據上面的命令動手術而死亡的事。這樣寫實際上影射攻擊斯大林，說紅軍統帥伏龍芝就是這樣根據他的命令被整死的。小說發表后聯共(布)中央通過決議，認定這是“對中央和黨的惡毒攻擊”，下令沒收發表這部小說的雜志。皮利尼亞克做了檢查，承認了錯誤，不過當時并沒有受到嚴厲的處分。他照常能夠發表作品，而且還同斯大林有書信來往。斯大林曾幾次同意他出國訪問，他訪問回來后還向斯大林匯報，看來關系比較正常。從中看不出斯大林有記仇的表現。大清洗時他主要因被控充當外國間諜而被處決。有人認為斯大林沒有保護他是因為沒有忘記他對自己的攻擊，甚至有人認為斯大林一直懷恨在心，乘機除掉他，這只能是一種缺乏根據的猜測。

　　新生代作家遍及小說、詩歌、戲劇各個領域。斯大林對這一代人比較關心和重視，對他們表示支持，幫助他們解決創作上和生活上遇到的問題。他信任其中的少數人，委以領導作家協會的重任。受到他的器重或與他有較多聯系的有小說家法捷耶夫、肖洛霍夫、巴甫連柯、利別進斯基、潘菲洛夫、西蒙諾夫等，詩人別澤緬斯基和米哈爾科夫以及劇作家比爾-別洛采爾科夫斯基、阿菲諾蓋諾夫、維什涅夫斯基、基爾順、波戈廷、柯涅楚克等。斯大林與這些作家或有直接的交往，或曾與他們通訊聯系，為他們解決生活和創作中的問題，對他們的作品作出評論。法捷耶夫是原“拉普”領導人中第一個得到斯大林信任和重用的作家。他曾先后兩次被任命為作協的主要領導人，第一次稱為作協主席團責任書記，第二次稱為總書記。斯大林不僅賦予他領導作協的重任，而且關注他的創作，曾對他的長篇小說《青年近衛軍》提出修改意見。法捷耶夫接受了，對小說作了重大修改。上面提到過，斯大林雖指出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有一些極為錯誤的東西，但仍肯定這部作品。后來當他得知小說第3部的發表遇到困難時，便親自過問，在了解情況后準予繼續連載。肖洛霍夫曾給斯大林寫信反映他家鄉的地方政府強征糧食造成農民吃不飽飯并有完不成春播計劃的危險，斯大林收到信后立即作出反應，采取了具體措施。由于肖洛霍夫常向斯大林“告御狀”，當地受到處分的干部懷恨在心，便捏造罪名，企圖逮捕他。他便秘密跑到莫斯科求見斯大林。斯大林保護了他。再說一說西蒙諾夫。斯大林十分看重這個年輕人，他剛三十歲出頭就被任命為作協副總書記。斯大林還重視他的創作，肯定他的作品，這使得他連續六次獲得斯大林獎金。在詩人當中米哈爾科夫受到了受到了的親睞。最典型的例子是1943年在征集蘇聯國歌歌詞時，斯大林從收到的大量歌詞中看中了當時還不那么有名的米哈爾科夫和他的朋友埃爾-列吉斯坦的作品，并且具體幫助他們修改定稿。斯大林重視戲劇創作，曾對許多作品作過評論和提出過修改意見。這里只提一下他對柯涅楚克在戰爭年代寫的劇本《前線》的評價。這個揭露部隊高層領導的矛盾的劇本發表后，西北方面軍司令員鐵木辛哥持否定態度，他打電報給斯大林要求禁止。斯大林作了完全相反的評價，認為它對紅軍和紅軍的指揮人員將會起巨大的教育作用。這個劇本得到斯大林的肯定后，在全國各地成百家劇院同時上演，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以上用較多的篇幅講了斯大林與作家的關系。這主要是因為斯大林與這一部分知識分子接觸較多，關系比較密切。把許多事實展示出來，有助于比較直觀地說明他對知識分子的 看法和態度。

　　四

　　上面講了斯大林關于知識分子的論述以及他與知識分子的關系。下面將在這基礎上講他的知識分子政策。他所作的論述為制訂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和作了理論上的說明，而且這樣做時有時已具體談到政策本身，如提出對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采取不同態度的問題。現在再集中地談一下政策。

　　斯大林重視知識分子，他心目中的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高度文明發達的社會，全社會文化水平很高，既有高度發達的科學技術，又有繁榮的文化藝術。有人把他的觀點概括為“社會知識化”。他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認為這是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社會力量。他在一次講話中提出要把工人階級和農民全都變成知識分子，提高他們的水平。25后來在聯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則把說法改為“我們想把所有的工人和農民都變成有文化有知識的人”，26這樣說比較準確。總之，他重視知識，重視知識分子，反對對知識分子采取輕視和蔑視的態度。1938年10月10日他在政治局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嚴厲批判了蔑視知識分子的“馬哈依斯基主義”27，同時嘲諷了仍然以工人自稱的赫魯曉夫。28斯大林重視知識和知識分子，可見一斑。

　　從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中期，由于歷史形成的原因，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還占相當大的比重，他們在社會生活中還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而出身于工農和其他勞動者的知識分子還正在培養和形成。因此斯大林在實行知識分子政策方面，把相當大的注意力和精力花在如何正確對待舊知識分子上。如上所說，他對待舊知識分子的總的方針是區別對待，這特別明顯地表現在對待技術知識分子的態度上。對其中擁護蘇維埃政權、愿意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的人表示熱烈歡迎，并在工作中加以重用;對思想上還有搖擺的人，則采取說服教育和爭取的態度，歡迎他們的進步;對敵視蘇維埃政權的人就毫不客氣地進行批評，如他們有破壞活動，則依法加以懲處，二三十年代處理沙赫特事件就是一個具體的例子。對待其他部門的舊知識分子總的政策基本相同，不過具體做法有所區別。另一方面，斯大林深感培養新的蘇維埃知識分子的重要性，在這方面采取了有力的措施，使得新知識分子迅速成長起來，而有力措施之一，則如上所說，是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尤其是發展高等教育。據統計，在革命前的1914年/1915年度，全國只有高等學校一百零五所，在校學生十二萬七千人;而到1940年/1941年度，高等學校增加到八百一十七所，在校學生八十一萬二千人。科學工作者1913年為一萬一千六百人，而1940年則為九萬八千三百人，增加的幅度是很大的，增加的都是新培養的人。

　　大致到三十年代末，一方面由于自然規律，舊知識分子逐漸年老，而且知識老化，愈來愈跟不上形勢，因而他們逐漸退居無足輕重的地人民出版社位，新的知識分子開始唱主角。斯大林在1936年11月25日在關于蘇聯憲法的草案的報告中就指出，知識分子的成分改變了，貴族和資產階級出身的人所占百分數很小，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工人階級、農民和其他勞動者出身的，而且知識分子活動的性質也改變了，因此，這已是“完全新的勞動知識分子”。29

　　1939年3月10日他在黨的十八大上做關于聯共(布)中央的總結報告時又講了舊知識分子的分化瓦解過程和新知識分子力量的形成動員和積聚過程。他說：

　　“幾十萬從工人階級、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中出身的年輕人，進入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他們畢業后就補充了知識分子的人數減少了的隊伍。他們為知識界注入了新的血液，并用新的方式，用蘇維埃的方式使知識界復活起來。他們按照自己的模樣徹底改變了知識界的整個面貌。舊知識分子和殘余已溶解在新的、蘇維埃的、人民的知識分子中了。這樣就形成了新的蘇維埃的知識分子，他們與人民有密切聯系，其中大多數人都決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結果，我國現在就有了一個人數眾多的、新的、人民的、社會主義的知識界，它無論在成分方面或社會政治面貌方面，都和舊的資產階級知識界根本不同。”30

　　也許斯大林對知識界的變化估計得過于樂觀，沒有充分考慮到知識分子問題的復雜性。但是不可否認變化確實是很大的。根據這種估計，斯大林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作了某些調整，開始一視同仁地對待所有知識分子。

　　為了表明對知識和知識分子的高度重視，蘇聯政府在斯大林領導下采取了一系列提高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和改善他們的物質待遇的具體措施。首先恢復和完善了職稱評定和學位授予制度以鼓勵知識分子積極上進。到1950年，被授予博士學位的有八千三百人，授予副博士學位的有四萬五千五百人。成為科學院院士、通訊院士和教授的有八千九百人，成為副教授的有兩萬一千八百人。與此同時，根據職稱、提高他們的物質待遇。戰后知識分子的工資待遇曾大幅度提高。副教授和副博士的工資大致為熟練工人的四倍，而教授和博士則為七倍。在知識分子當中作出杰出貢獻的人，像先進的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者一樣，被授予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光榮稱號，同時被授予列寧勛章和金星勛章。不少科學家曾不止一次地獲得這個稱號，其中物理學家庫爾恰托夫、數學家動力學家凱爾迪什、飛機設計師圖波列夫和伊柳辛等人曾先后三次榮獲此稱號，另一位飛機設計師雅科夫列夫和化學家涅斯緬揚諾夫等則兩次獲此稱號。再就是用授予列寧勛章和勞動紅旗勛章的方式獎勵在工作中有突出表現的人。

　　1939年12月在斯大林六十歲誕辰時，設立了斯大林獎金，授予科學和藝術領域的優秀作品。起初獎金共分以下十六項：一、數學和物理學;二、技術科學;三、化學;四、生物學;五、農業科學;六、醫學;七、哲學;八、經濟學;九、歷史和語文學;十、法學;十一、音樂;十二、繪畫;十三、雕塑;十四、建筑學;十五、戲劇藝術;十六、電影藝術。獎金各為十萬盧布。1940年2月2日增設四項斯大林文學獎，獎金也各為十萬盧布，分別授予詩歌、小說、劇本和文學批評方面的優秀作品。斯大林獎金設立后按照規定，每年評獎一次，就是在戰爭年代也照常進行，一直到斯大林逝世后才停止。各個領域的大量的優秀成果獲得了獎賞。有的人曾多次反復獲獎。在這方面飛機設計師伊柳辛創作了記錄，曾先后獲獎七次。獲獎五六次者大有人在。如上所說，西蒙諾夫共獲獎六次，在作家當中高居榜首。授予獎金既是精神上的鼓舞，又是物質上的獎勵，對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鼓勵他們努力工作和開拓創新起了很大作用。

　　上面提到過，斯大林根據歷史的經驗，深深懂得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他提出要用十年時間跑完落后于先進國家的五十年到一百年的距離。他動員全國力量大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重用知識分子，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就是為這個目的服務的。由于竭盡全力搞發展，最后終于達到了目的。到三十年代末在某些方面已開始接近甚至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由于當時國際形勢復雜，需要致力于備戰，因此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被置于重要地位。在槍炮坦克以及飛機的設計制造方面迅速取得重大進展，為用先進技術裝備蘇聯軍隊從而對最終取得戰爭勝利起了重要作用。相對而言，輕工業和各種民用工業發展較慢，比較滯后。

　　戰后，斯大林審時度勢，又致力于原子能科學和火箭技術的研究和發展。根據記載，僅1946年一年，他就簽署與此有關的六十來個重要文件。執行這些決定的結果，蘇聯不僅很快獲得了核盾牌，而且在航天事業方面走在世界的前面。斯大林逝世后過了四年，1957年蘇聯就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開辟了人類航天事業的新紀元。丘吉爾在1959年12月21日斯大林八十歲誕辰時在英國下院發表演說時說：“斯大林是最偉大的、世界上無與倫比的獨裁者，他接手的是使用木犁的俄羅斯，而離開時它已擁有原子武器。”31他這樣說，充分肯定了斯大林的歷史功績。實現這種巨大的飛躍，知識分子功不可沒，說明他們服務得不錯，同時也說明斯大林的知識分子政策取得了成效。

　　然而問題還有另一面。以上事實并不說明斯大林實行的知識分子政策是完美無缺的。同時也并不說明任何時候所有知識分子都被奉為上賓，受到優厚的待遇，都能發揮他們的才干。他們也有受批判和受壓制的時候，有的人以各種罪名被逮捕和受懲罰，甚至死于非命。這樣的事比較集中地發生在1936年至1938年的肅反運動中。下面就講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這次肅反運動并不肇始于知識界，知識界只是被全國掀起的大清洗的浪潮卷了進去。即使如此知識界受到的傷害也是很大的。而就各種類型的知識分子來說，情況有所不同。一般說來，從事社會科學(尤其是其中的哲學和歷史等學科)研究的人以及文學藝術工作者被卷進去的人較多，而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部門的人相對少一些。由于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清除黨內反對派的殘余勢力和各種特務間諜以及其他的“人民的敵人”，因此過去與反對派有過聯系或支持過反對派的人，宣揚過各種被認為是錯誤的政治觀點的人，多次出國以及與國外有較多聯系的人首當其沖。還有一種情況是，有的學科(例如生物學)內部不同學派之間由于存在嚴重分歧和激烈的斗爭，這時便相互揭發，上綱上線，甚至編造事實，結果造成一些人受到懲辦的悲劇。有人估計，大清洗中學術界有五百多人被處決，其中包括教授、博士、研究生和其他科研人員。在受到懲辦者當中包括著名育種家、遺傳學家瓦維洛夫，他于1940年被捕，1943年死于獄中。就連著名飛機設計師圖波列夫也曾受到沖擊，一度被捕和被關押。文學界同樣存在肅反擴大化問題，究竟有多少作家受到懲治，尚未見根據檔案材料統計的具體數字，但是許多事實說明，打擊面是很寬的。首先，一些曾一度贊成過托洛茨基的觀點或者早期參加過托洛茨基派的活動的人遭到了清洗;其次一些人因其創作的思想傾向而獲咎，受到懲辦。再就是多次出國或與國外有某種聯系的人被懷疑有叛國行為而被逮捕和處決。總之，相當多的知識分子遭到了劫難，同時這也影響了其余的人的情緒，這不僅造成人力資源的損失，而且也使整個知識分子隊伍的積極性有所挫傷。

　　衛國戰爭勝利后，以斯大林為首的聯共(布)中央通過了有關文學藝術問題的多項決議，發動了對文藝界的某些人士和某些作品的批判。首先是1946年8月開展的對列寧格勒作家左琴科和阿赫馬托娃的批判以及通過的關于《星》與《列寧格勒》兩雜志的決議。起因是兩雜志看重左琴科和阿赫馬托娃等作家，不斷刊登他們的那些被認為思想政治傾向有問題的和不健康的作品。而導火索則是左琴科被聘為《星》雜志新編委會成員，同時發表了他的小說《猴子奇遇記》。8月9日，由聯共(布)中央組織局出面召開會議討論兩雜志的問題，斯大林親自出席，發表了講話，并在別人發言時多次插話。他強調文學對年輕一代的教育作用，并進一步指出它對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作用;要求發揚愛國主義精神，反對崇洋媚外;強調在不同制度下雜志的不同性質，指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雜志是用來賺取利潤的企業，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則是屬于人民的;指出開展正確的文學批評的重要性，反對只講朋友義氣、不講原則、胡亂吹捧等等。他在講話中反對兩雜志把寶貴的篇幅提供給左琴科和阿赫馬托娃那樣的作家，對他們進行嚴厲的批評，并在插話時使用了罵人的字眼。聯共(布)中央根據斯大林講話的精神，通過了關于兩雜志的決議，批評了兩雜志的錯誤，決定撤銷《星》雜志原主編的職務，改組該雜志的編委會，停辦《列寧格勒》雜志等。接著日丹諾夫在列寧格勒黨員積極分子大會上做報告，在批判左琴科和阿赫馬托娃時，話說得更厲害。蘇聯作家協會也通過決議，改組作協列寧格勒分會的領導機構，開除左琴科和阿赫馬托娃作協會員的會籍。這就是當年震動整個知識界的關于兩雜志事件的大致情況。

　　上述8月9日的會議的第二項議程是討論影片《燦爛的生活》，斯大林也發表了講話，對它提出了嚴厲批評，同時還對兩部歷史題材電影《海軍上將納西莫夫》和《伊萬雷帝》提出了自己的看法。9月4日聯共(布)中央通過決議，禁止《燦爛的生活》上演。

　　在此前的十來天，聯共(布)中央還通過了《關于劇場上演節目及其改建辦法》的決議，指出現代主題的劇本受到排擠，過分熱衷于上演歷史題材的劇本，并把外國資產階級劇作家的劇本編入上演節目等，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在于缺乏原則性的布爾什維克的戲劇批評。決議要求藝術工作委員會在最短時間根除所有這些嚴重缺點和錯誤。

　　1946年8月在討論兩雜志時，斯大林曾批評過崇拜西方和外國人的表現。1947年5月他和莫洛托夫、日丹諾夫會見蘇聯作協領導人法捷耶夫、西蒙諾夫等人時著重談了這個問題。他說，蘇維埃愛國主義的主題非常重要，而一般知識分子，例如科技界的知識分子、教授、醫生，往往缺乏蘇維埃愛國主義的感情。他還說：“他們毫無理由地崇拜外國文化。總覺得自己還沒有長大，不是百分之百的大人，習慣于認為自己處于永遠是學生的地位。”接著他讓日丹諾夫拿出一封黨中央分發給各級黨組織的密信，其中講的是關于醫學科學院通訊院士克柳耶娃和她的丈夫羅斯金擅自把專著送到西方出版而受到追究的事，讓法捷耶夫讀給大家聽。讀完后他又說道：“應當消除妄自菲薄的習慣。”32后來這封信在報上發表了，于是開始了一場反對妄自菲薄、反對缺乏自信和自尊、反對毫無理由地崇拜西方的運動。法捷耶夫根據斯大林的指示，行動起來，揭露了戲劇批評界的一個“反愛國主義集團”，批判了“無愛國心的世界主義”。

　　1948年2月10日，聯共(布)中央又通過了關于穆拉杰里的歌劇《偉大的友誼》的決議，指出這部歌劇是失敗的，其原因在于作者走上了對蘇聯作曲家的創作極其有害的形式主義的道路。決議重提了1936年《真理報》對肖斯塔科維奇的歌劇《姆岑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的形式主義傾向的批判及其對蘇聯音樂發展的危害性的揭露，列舉了戰后聯共(布)關于文學藝術通過的各項決議，指責蘇聯音樂界沒有遵照決議中的指示進行任何改造。決議最后要求中央宣傳鼓動部和藝術工作委員會努力改正蘇聯音樂的狀況，消滅中央決議中所指出的缺點，并保證蘇聯音樂按現實主義方向發展。

　　就這樣，在戰后的三四年內，聯共(布)中央就文藝界的問題發動一場場批判，通過一項項決議，要求消除存在的缺點和不良傾向。一些文藝界的重要人物被觸及，他們的一些作品遭到了否定。這里首先需要弄清，各項決議所揭露的問題在戰后的文藝界是否存在?應該說，這些問題在不同程度上是存在的，也許有時話說得夸張了些，但有的人確實有崇尚西方文明的表現。因此決議并非完全無的放矢。指出和解決這些問題是必要的，而問題在于用什么樣的方法和手段。斯大林本來知道，文學創作是一種特殊的精神生產，從事創作的知識分子具有特殊的個性特點，對待他們應當采取與對待其他人不同的方式方法和態度。可是他在這時卻沒有這樣做，見到這些知識分子的不恰當的表現和有問題的作品，便上綱上線地進行嚴厲批判，用通過決議這樣的行政命令手段來解決問題，甚至采取懲罰的手段。這樣從表面上看似乎一時能把某種不良傾向壓下去，但是由于知識分子思想上并未完全解決問題，他們還會不斷有錯誤的表現。剛才提到過，音樂界就是如此。而且往往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在嚴厲批判歪曲和丑化現實生活的傾向的同時，可能出現粉飾和美化生活的另一種傾向，這后一種傾向在戰后的文學創作中不斷有所加強。總而言之，要解決文藝界出現的問題，不能采取所謂“騎兵奔襲式”的方法，不能靠通過幾個決議和下幾道命令，而要求對創作知識分子做艱苦細致的思想工作，提高他們的自覺性，引導他們深入現實生活，幫助他們解決創作中遇到的問題，只有這樣才能產生一定的效果。

　　斯大林在領導文化藝術各個部門時，力圖盡可能多了解各部門的情況，以便在處理這些部門的問題時能夠作出正確的決斷。當某些學科內部發生不同學派的論爭時，他的表態尤其特別重要，有時決定著這些學科發展的方向。例如，他曾對語言學界內部的爭論進行了干預。在一段時間內以馬爾為首的學派曾獨霸語言界，他們宣揚語言屬于上層建筑、具有階級性的錯誤觀點，排斥其他學派，打擊不同觀點的學者。斯大林發現后，認為這種現象很不正常。他把持不同觀點的另一派的代表人物契科巴瓦請來進行長談，以便了解情況，并建議他發表文章，以便進行公開討論。接著他自己寫了《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一書，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對語言的看法，糾正了馬爾關于語言的錯誤觀點。這樣一來，語言學界一派獨霸的局面得到了改變，這對語言學的健康發展是有利的。這樣做得到學術界許多人的贊同。

　　但是斯大林并非像有人吹捧的那樣，是曠世的天才，是精通各門學科的泰斗，是永遠正確的。事實證明，他在介入學術界的論爭時，并非任何時候都做得對，也有過大的失誤。最突出的例子是支持李森科對生物學界的遺傳學派的批判和否定。上面說過，斯大林推崇米丘林，他認為在生物學方面米丘林的觀點是唯一科學的觀點，自然對遺傳學是否定的。三十年代生物學界在遺傳學問題上發生了不同觀點的爭論。以李森科為代表的一些人自稱為米丘林學派，反對遺傳學，將其稱為“資產階級的反動科學”。他們給遺傳學派扣政治帽子，把這一派的學者在自己著作中引用外國學者的話的做法看作對外國人卑躬屈膝的表現。在大清洗中遺傳學派的一些人由于受到懷疑而遭到懲辦。衛國戰爭時期，爭論曾一度中斷，戰后重新爆發，而且更加激烈。

　　由于斯大林推崇米丘林和否定遺傳學派，李森科派得了勢，李森科當上了全蘇農業科學院院長。不過斯大林認為李森科也不是理想的人選。1947年10月18日，他在同日丹諾夫的兒子尤里·日丹諾夫談話時一方面明確地說：“摩爾根派和孟德爾派是被收買了的人。他們用自己的科學自覺地支持神學。”另一方面在談到李森科時也這樣說道：“李森科是注重經驗的人，他在理論上不行。這是他的弱點。我對他說：如果您作為農業科學院院長而不能動員大多數人跟您走，您算是什么樣的組織者呢?”33不久尤里·日丹諾夫被任命為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科學處處長。他對生物學界的爭論有自己的看法，便于1948年4月10日在聯共(布)州委和市委的講師班上講了一堂題目為《當代達爾文主義的爭論問題》的課，指出生物學界李森科派與其對立面的爭論并不是蘇維埃生物學派與資產階級學派的斗爭，不能把所有蘇聯生物學家分為兩個陣營，有人這樣做，更多的是追求小集團的利益而不是為了發展科學，而且是違反真理的。這實際上是對李森科派的批評。

　　李森科得知后十分生氣，認為這是對他的誹謗，便立即寫信向斯大林告狀。信中說，這是要求他保證各種不同學派都得到發展，對他來說“這個要求是無法實現的”。他覺得農業科學院院長很難當，如果讓他只搞科學研究，他將感到高興。這實際上是以辭職相要挾。斯大林收到信后沒有馬上回信。不過他在6月召開的一次尤里·日丹諾夫被邀請參加的政治局會議上說：“有一位同志講了一堂反對李森科的課。他把他批得體無完膚。中央不能同意這樣的觀點。這種錯誤的說法具有右傾調和主義的性質，有利于形式主義的遺傳學家。”顯然斯大林是不同意尤里·日丹諾夫那樣做的。

　　不久，全蘇農業科學院要召開例會。李森科把他要在會上做的報告呈送斯大林審閱。報告題目為《關于蘇聯生物科學的狀況》，其中闡述了他對生物科學的一貫看法，雖然沒有提到尤里·日丹諾夫的講課，實際上許多方面是對講課的回答。斯大林基本上贊同李森科的觀點，并添寫了一些話。例會在1948年8月召開。李森科做完報告后，參加會議的遺傳學家紛紛表示反對。李森科讓他們一個個上臺發言，然后宣布報告是經斯大林批準的，這就把那些有不同意見的人置于反對斯大林的境地。于是有人認錯，有人仍然堅持自己的看法。會后，一些主要的遺傳學家被解除職務，有幾人被逮捕，中學和高等學校禁止講授遺傳學。這使得生物學界的斗爭上了一個臺階，開始動用組織手段、甚至采取懲罰措施來解決問題了。這不僅阻礙蘇聯生物科學的發展，使之在一段時間內處于落后于西方先進國家的狀態，而且造成不良的政治影響。

　　但是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也是有矛盾的。一方面他錯誤地對遺傳學作出完全否定的評價，同時由于反對崇洋媚外進而不贊成蘇聯生物學家學習西方經驗，因而在生物學界的爭論中支持李森科而反對遺傳學家。另一方面，如上所說，他認為李森科理論水平低，不善于團結人，不是學術界帶頭人的理想人選，同時他也知道學術界一派獨占的做法不利于學術研究和科學的發展，像上面所說的那樣對語言學界進行了干預，改變了那里由馬爾一派壟斷的局面。因此也許他覺得在生物學界也應該這樣做。大概他經過反復考慮，于1952年夏天給馬林科夫下達了這樣的指示：“消除李森科在生物學界的壟斷，成立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的集體領導制的主席團，吸收反對李森科的人參加主席團，首先是吸收齊清和熱爾巴克。”34可惜，這個指示下得比較晚了些。斯大林沒有看到生物學界在貫徹他的指示后發生的變化就逝世了。

　　斯大林與知識分子是一個大題目。以上作了一篇大致的考察，最后覺得需要強調以下幾點。首先，在他關于知識分子的論述中，他對知識分子下的定義特別重要。他指出知識分子不是一個階級，而是由社會各階級的人組成的一個階層。知識分子依附于某一階級，是提供服務的人。明確這一點，可使我們對知識分子的某些特點和表現有正確的理解。其次，過去常常有人認為斯大林不重視知識和知識分子，尤其是在他遭到批判后，更斷定他不僅不重視，而且迫害知識分子。以上引用了大量材料和列舉了大量事實，說明情況恰恰相反，他一貫重視知識和知識分子，肯定他們作出的成績，與知識界的某些著名人士有過密切交往，并不是像某些人形容的那樣，是一個沒有文化修養的專制暴君。再就是斯大林的知識分子政策隨著形勢的發展和知識分子隊伍的變化前后有過調整和改變。應該承認有過某些失誤，尤其是在他的晚年，但是總的來說，他實行的政策在團結和教育廣大知識分子、動員他們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貢獻力量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①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0頁。

　　② 《斯大林文集》，第14卷，第2版，聯盟信息出版中心，2007年，第174～175頁。

　　③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6頁。

　　④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2～273頁。

　　⑤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6～187頁。

　　⑥ 見《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5～286頁。

　　⑦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1頁。

　　⑧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5-66頁。

　　⑨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22-23頁。

　　⑩ 見《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7～39頁。

　　11 《斯大林文集》，第14卷，第2版，聯盟信息出版中心，2007年，第37頁。

　　12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5-56頁。

　　13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5～66頁。

　　14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0頁。

　　15 《文學問題》1991年第5期，第156～157、166頁。

　　16 《書刊大檢查——蘇維埃國家內的作家和新聞記者(1917～1956)》，文件匯編，國際民主基金會、大陸出版社，2005年，第265頁。

　　17 《文學問題》1991年第5期，第167頁。

　　18 《見《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0頁。

　　19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1～102頁。

　　20 《斯大林全集》，中譯本，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2頁。

　　21 見《斯大林文集》，第18卷，聯盟信息出版中心，2006年，第116頁。

　　22 《列寧全集》，中文版，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35頁。

　　23 《新文學評論》1999年第6期，第289頁。

　　24 見《電影藝術》1991年第5期，第135頁。

　　25 見《歷史問題》雜志2003年第4期，第8頁。

　　26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5頁。

　　27 “馬哈依斯基主義”因波蘭社會民主黨人馬哈依斯基而得名，他蔑視知識分子，甚至認為黨內糾紛是知識分子造成的，只有消滅了知識分子，黨內生活才能恢復正常秩序。

　　28 見《斯大林文集》，第18卷，聯盟信息出版中心，2006年，第164頁。

　　29 見《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5頁。

　　30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4～285頁。

　　31 轉引自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權力的統治者》，奧爾馬出版社，2000年，第88頁。

　　32 K.西蒙諾夫：《我這一代人的看法——關于斯大林的思考》，書籍出版社，1990年，第94～95頁。

　　33 《斯大林文集》，第18卷，聯盟信息出版中心，2006年，第453頁。

　　34 《斯大林文集》，第18卷，聯盟信息出版中心，2006年，第4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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