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章節標題：國民黨中央代理宣傳部長
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以后，中國共產黨通過國民黨這一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發動和組織了反帝反封建軍閥的革命斗爭。
1925年10月，毛澤東再從湖南到廣州，不久即代行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職務。關于毛澤東這一職務問題，1936年毛澤東與斯諾談話時說：“我到廣州不久，便任國民黨宣傳部部長和中央候補委員。”而斯圖爾特·R施拉姆撰寫的《毛澤東》一書中則有不同的記述：“毛在回廣州時，除了關心農民運動外，擔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的領導職務。最初是秘書，后來是副部長。”據考證，這兩種說法都是有誤的。而《毛澤東年譜》對此則作了準確的回答。書中寫道：
1925年10月5日，國民黨召開第111次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會上，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國民黨政府主席、政治委員會主席汪精衛，以政府事繁，難于兼顧宣傳部長職務為由，向會議提出調毛澤東代理宣傳部長。對汪的這一提議，會上沒有不同意見，于是便決定要求毛澤東盡快到宣傳部主持工作。10月6日，《廣州民國日報》公布了這一消息。10月7日，毛澤東到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就職，并主持召開宣傳部第一次部務會議。
可見，毛澤東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既沒有擔任部長或副部長，也沒有任秘書，而是代理部長。毛澤東利用這一重要職務作了大量的反帝反軍閥的宣傳工作，從而在國共合作史上書寫了反對共同敵人的新篇章。
毛澤東上任后，正值中共在北方發起一場規模巨大的反奉倒段(段祺瑞)運動。以段祺瑞、張作霖為頭子的北京政府，秉承日、英帝國主義旨意，到處“壓迫國民革命運動，屠殺工人群眾，封閉民眾團體，摧殘人民的自由。”因此，全國主要城市紛紛舉行反奉倒段示威運動。1925年10月，直系軍閥孫傳芳，利用當時人民的反奉情緒，對張作霖宣戰，發動反奉戰爭。當時，毛澤東認為，反奉戰爭關系重大，其性質為反英、日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運動之一幕，各地各級黨部有指導宣傳之必要。于是，國民黨中央黨部委托毛澤東起草反奉戰爭宣傳大綱。11月27日，毛澤東出席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及各部部長聯席會議，他向大會報告了《中國國民黨之反奉戰爭宣傳大綱》，最后會議通過了他的報告。
12月3日，國民黨公布了《反奉戰爭宣傳大綱》，刊載于《政治周報》創刊號。廣州《國民新聞》等報刊都以醒目標題轉載。同一天，毛澤東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代理部長”名義，發出《中央宣傳部對反奉宣傳之通告》，要求“全國各地高級黨部宜指揮所屬全體同志為廣大之宣傳，引起民眾之革命高潮”，以奪取“國民革命”的“部分成功進而至于全部成功”。《宣傳大綱》及《通告》發出之后，全國各地掀起了反奉高潮。
12月，毛澤東兼任了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員養成所所長。在此期間，他經常來所講演《帝國主義》、《共產主義》、《農民運動》等課程。該所學員畢業后，絕大多數分配到國民革命軍擔任政治宣傳干部和營、團黨代表。
1926年1月，國民黨于廣州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向大會作了關于宣傳部兩年工作情況的宣傳報告，全面總結了宣傳工作的成績和問題。毛澤東的報告受到許多代表的稱贊。參加會議的中共四川省委書記楊闇公稱贊毛澤東的報告較其他報告“都系統些”，“能把具體的事實指出來，并對每個時期所施的宣傳口號，也恰中客觀的需要”。會議期間，毛澤東還積極參加起草宣傳問題的決議。經過他的努力，大會通過了關于宣傳工作的三個決議案，即《宣傳問題決議案》、《黨報決議案》和《宣傳報告決議案》。這些決議案詳細、具體地規定了今后的宣傳方針、政策和任務，使各地黨部宣傳部做到了有章可循，對于改進和健全國民黨宣傳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會上，毛澤東再次當選為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同時，中央常委會批準毛澤東繼續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
1926年2月，國民黨中央黨部在廣州主辦了政治講習班，培養國民革命軍和各省、區的政治、軍事工作干部。譚延愷任理事長，譚不在，由毛澤東代理，毛澤東經常到政治講習班講演。2月28日，他參加了政治講習班第一期開學典禮，并發表題為《革命分子團結起來》的演說，要求大家團結起來，努力作國民革命運動。毛澤東還在講習班講授《農民問題》課程，每周一至二次。他講課過程中，十分注意理論聯系實際，給學員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澤東從2月5日至6月7日繼續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期間，共出席了18次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對革命宣傳工作提出過許多重要提案。比如，在第12次會議上，他以宣傳部的名義提出上海《革命導報》，為偽中央機關報，應請中央通告各級黨部禁止流行案，會議決議通過。在第20次會議上，毛澤東提議開辦上海黨報案，會議議決照準。在第24次會議上，毛澤東以宣傳部的名義提議：“(一)用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于‘五一’節發表告工人農民電并在廣州發一傳單;(二)于‘五四’‘五七’紀念日發表通電”，會議議決交宣傳部起草。他還以宣傳部的名義請中央發起“五四”全國反帝國主義示威運動案，會議決議照辦。
在第25次會議上，毛澤東以宣傳部的名義提出審定編輯國民運動叢書辦法案，會議決議照原案通過。在第26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請令財政部自五月份起每月撥北伐特別宣傳黨費3000元案，會議決議由提案人擬出具體計劃書后再行決定。如此等等。
“五卅”運動以后，反帝反軍閥的工農運動不斷高漲，廣東革命根據地獲得統一與鞏固。形勢的發展越來越有利于革命方面。這時，國民黨右派們再也“忍不住”了。于是，統一戰線內部時隱時現的爭奪領導權的斗爭便越來越尖銳起來了。在國民黨內享有極高威望、堅持國共合作的孫中山逝世后，這種斗爭更加公開化。除原有的老右派外，又出現了新右派。這是一場關系革命發展方向的大問題，是向共產黨人的嚴重挑戰。面對這種挑戰，毛澤東義無反顧，和其他共產黨人、國民黨左派一道，同國民黨新老右派進行了堅決的斗爭。
1925年11月，國民黨老右派分子鄒魯、謝持等十多人盜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義，在北京西山擅自召開所謂“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的非法會議，作出了取消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者之黨籍，開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中之共產黨員譚平山、李大釗、于樹德、林祖涵、毛澤東、于方舟、瞿秋白、張國燾、韓麟符九人之國民黨黨籍等反共決議。這次會議是在北京西山碧云寺舉行的，所以通稱這些人為“西山會議派”。會后，他們在北京等地設立偽國民黨地方分部，在上海成立偽國民黨中央黨部，并操縱了上海的《民國日報》，大造反革命輿論。公開宣布反共、反蘇、反對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對國民黨的一大宣言和決議。12月，中共中央發出67號通告，要求各地黨組織推動國民黨各級黨部，發表通電，聲討“西山會議派”。作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的毛澤東，堅定地站到了反擊國民黨右派的最前沿。
《政治周報》正是在這種斗爭的浪濤中誕生的。12月5日，由毛澤東主編的《政治周報》在廣州出版。在《政治周報》創刊號的“發刊理由”中，毛澤東公開申明了它的戰斗鋒芒：“為什么出版《政治周報》?為了革命。為什么要革命?為了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為了實現人民的統治，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福。”
毛澤東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名義主辦的《政治周報》，拉開了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聯合反擊右派斗爭的帷幕。12月13日，《政治周報》第二期出版了。毛澤東以《革命派黨員群起反對北京右派會議》(使用的是“子任”筆名，即毛澤東)為題，詳細報道了全國各地黨部聲討西山會議派罪行的電文，尤其是北京執行部給國民黨中央的報告書，更是以大量的事實把謝持、鄒魯、林森等右派分子組織反動的“同志俱樂部”，一個個氣勢洶洶“持鐵手杖”、“若強盜入室”沖擊北京執行部，散布攻擊共產黨和國民政府言論的罪行，一一揭露出來，造成了一個聲討“西山會議派”的強大聲勢。
在《政治周報》第三期“反攻”專欄中，毛澤東發表《北京右派會議與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的最后工具》等文章，集中揭露國民黨右派與帝國主義的關系，指出其“替帝國主義做了適合其需要的種種工作”的實質。
在《政治周報》第五期上，毛澤東發表了《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于革命前途的影響》。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首先認為，右派的分離“是一種必然的現象，我們雖不必以此為喜，卻斷不是什么不幸的事。”為什么?循著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毛澤東提出了許多精采的重要思想。
毛澤東任國民黨中央代理宣傳部長的時間雖然不長，但他以自己對國民革命的滿腔熱忱，深厚的思想文化素養，杰出的組織才干，使國民黨的宣傳工作很快打破了先前一潭死水的局面，出現了新的生機。當時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秘書長的林伯渠對此曾有過高度的評價：
有一件事可以樂觀的，就是本黨在海內外的宣傳工作很有進步，本黨在以前對于指導民眾運動的宣傳工作不很統一，現在可以說比較地統一了，在深入于民眾宣傳反帝反軍閥方面，本黨也都可以指導而有成效。
由于毛澤東卓有成效地開展了國民黨的宣傳工作，有力地推動了國共兩黨反帝反封建軍閥的革命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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