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禪即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十世)，達賴即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十四世)，是西藏的兩大宗教領袖。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與他們交往頻繁。這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3冊)、《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歷輩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年譜》以及其他一些相關著作中有明確記載。把這些記錄統計和整理出來，既有利于全面認識毛澤東對國家統一的貢獻，同時也可以從一個側面觀察中共對西藏發展的重視。
一
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早在1949年8月6日蘭州解放前夕，毛澤東就曾致電彭德懷:“班禪現到蘭州，你們攻蘭州時請十分注意保護班禪及甘青境內的西藏人，以為解決西藏問題的準備。”[1]10月1日，也就是新中國成立的當天，毛澤東收到了班禪從青海香日德發來的賀電:“刻下羈留青海，待命返藏。茲幸在鈞座領導下，西北已獲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氣，同聲鼓舞。今后人民之康樂可期，國家之復興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2]毛澤東隨即復電說:“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必能滿足西藏人民的這個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愛國人士一致努力，為西藏的解放和漢藏人民的團結而奮斗。”[3]
但攝政達扎控制的西藏地方政府，卻調集了十個代本(相當一個團)約七千多人，陳兵金沙江畔，阻止人民軍隊進入西藏。在此情況下，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決定發動昌都戰役，以為和平解放西藏創造條件。1950年10月人民解放軍一舉攻克昌都，這迫使達扎下臺，十四世達賴出而親政。親政后的達賴一時舉棋不定。他一面寫信給毛澤東，表達謀求和平的愿望，一面滯留中印邊境的亞東，對時局采取觀望態度。
鑒于達賴的矛盾心理，毛澤東于1951年1月29日復電中國駐印度大使袁仲賢轉呈達賴，祝賀其親政，并歡迎其速派代表赴京和談。3月27日，達賴派出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代表團抵達北京。與此同時，毛澤東也十分關注班禪及西藏堪布會議廳的意見，專門指示邀請班禪來京參加談判。4月27日，班禪及堪廳官員一行45人到達北京，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隆重歡迎。
5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班禪及達賴的和談代表。這是班禪第一次會見毛澤東。此后，經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共同努力，加上班禪及堪廳方面的積極配合，終于達成了《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5月24日，毛澤東再次接見了阿沛等和談代表與班禪一行。班禪還向毛澤東敬獻了寫有藏漢兩種文字的“中國各族人民的大救星”的錦旗，以及金盾、長壽銅佛、銀曼札、藏香等珍貴禮物。
當日，毛澤東再次致信達賴，感謝他“經阿沛•阿旺晉美先生帶給的信和禮物”，并指出這個決議“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希望你和你領導的西藏地方政府認真地實行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盡力協助人民解放軍和平開進西藏地區”[4]。與此同時，班禪也于5月30日致電達賴，表示愿意和他精誠合作，為徹底實現協議而努力。7月21日，達賴喇嘛率僧俗官員離開亞東返回拉薩。10月26日，張國華、譚冠三率領人民解放軍入藏部隊進駐拉薩，隨后派部隊分駐邊防各要地。
為落實《協議》的內容，班禪也自西寧啟程返藏，并于翌年4月28日抵達拉薩。臨行前，他致電毛澤東表示:“此次返藏以后，一定在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與達賴佛緊密團結，共商一切，為徹底實現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驅逐帝國主義在西藏的影響，鞏固國防和建設新西藏而奮斗。”[5]毛澤東隨即復電班禪:“我完全同意你的這種志愿”，“并祝你順利地到達目的地”[6]。至此，西藏得以和平解放。在這期間，毛澤東與班禪晤談兩次，互通電文或信件達六次;與達賴互通電文或信件兩次。毛澤東與兩大活佛的坦誠溝通，奠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重要基礎。事實上，早在和談之初，毛澤東就曾在1950年5月27日西南局所擬同西藏談判十項條件的第八條，即“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完全根據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協商方式加以解決”中，在“由西藏人民”后面加寫了“及西藏領導人員”七字，以表明他對達賴及西藏地方政府的態度[7]。此后，他又于同年8月3日致電彭德懷，認為“我們對班禪的地位，終須有適當安置”[8]。
上述意見最終體現在1951年簽訂的和平解決西藏辦法的《協議》中。如《協議》第四項規定:“對于西藏現行的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第五項規定:“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應予維持”;第六項規定:“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系指十三世達賴喇嘛與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彼此和好相處時的地位及職權”[9]。這也反映了毛澤東在和平解放西藏過程中所取的慎重態度。
二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毛澤東與班禪及達賴的交往更為密切。從往來的電文或信件的內容看，除了在節假日互致問候外，他們談論的一個中心問題即是西藏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毛澤東多次向兩位活佛表示:“在為祖國和西藏民族利益奮斗的道路上，你達賴喇嘛先生和班禪額爾德尼先生和西藏僧俗人民永遠會得到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幫助”[10];“中央人民政府一定會幫助你們，使西藏的經濟逐漸繁榮，人民的生活逐漸改善”[11];“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就是要執行幫助你們的政策。開始進去的時候不會有幫助，三、四年之內也不可能有多的幫助，但以后就能幫助你們的，那是一定的。如果共產黨不能幫助你們發展人口、發展經濟和文化，那共產黨就沒有什么用處”[12]。
至于西藏的各項社會制度，毛澤東認為只有“待公路修通、生產自給并對藏民物質利益有所改善之后，方能談得上某些較大的改革”[13]。1952年10月8日，毛澤東還通過西藏致敬團代表，向達賴及西藏地方政府表示:第一，“共產黨對宗教采取保護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這種教的或信別種教的，一律加以保護，尊重其信仰，今天對宗教采取保護政策，將來也仍然采取保護政策”;第二，“分地的問題，與宗教問題有所不同”，“少數民族地區分不分土地，由少數民族自己決定。西藏地區現在談不上分地，將來分不分，由你們自己決定，并且由你們自己去分，我們不代你們分”;第三，“成立軍政委員會和改編藏軍是協議上規定了的，因為你們害怕，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們慢點執行”;第四，“西藏地方大、人口少，人口需要發展”，“還有經濟和文化也需要發展”，“共產黨實行民族平等，不要壓迫、剝削你們，而是要幫助你們，幫助你們發展人口、發展經濟和文化”[14]。
毛澤東不僅確認達賴與班禪在西藏的特殊地位，而且還主張在新的國家政權中予以合適安置。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京舉行。達賴和班禪作為西藏地區的代表，聯袂來京，共商國是。在歷史上，五世達賴、十三世達賴、六世班禪、九世班禪曾先后到過北京，但達賴與班禪聯袂來京，這還是第一次。當時由于交通不便，達賴一行從拉薩啟程，走康藏路;班禪一行從日喀則啟程，走青藏線。9月1日他們在西安會合后，于9月4日一同到達北京。
9月11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見兩位活佛。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會見達賴，也是第一次同時接見西藏的兩大宗教領袖。9月15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開幕。達賴和班禪都被選為主席團成員。會議期間，毛澤東及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與達賴、班禪交換意見，親切會談。在9月28日的一屆人大閉幕會上，19歲的達賴當選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在隨后召開的第二屆全國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上，16歲的班禪當選為政協副主席。毛澤東還多次勉勵達賴和班禪——兩位最年青的國家領導人，“好好團結，努力學習，大膽工作”，“把西藏的事情辦好，把全國的事情辦好”[15]。
人大、政協會議結束后，達賴、班禪分別到全國各地參觀視察，直至次年2月下旬回到北京。1955年2月23日，是藏歷木羊年的除夕。當天下午和晚上，毛澤東在自己的寓所豐澤園分別會見達賴和班禪。24日在兩位活佛的邀請下，毛澤東和其他國家領導人在中南海與藏族同胞共度木羊新年。3月上旬，達賴和班禪離京返藏，著手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工作。1956年4月，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正式成立，這是西藏歷史上的一件大事。毛澤東熱忱地給達賴和班禪發電祝賀:“希望西藏各階層人民在你們指導之下更加團結和進步，在發展西藏政治、經濟和文化事業上獲得更大的成就”[16]。
從西藏和平解放到自治區籌委會成立，毛澤東與達賴互通電文或信件共七次，與班禪互通電文或信件有六次。兩位活佛在京期間，除受到一般性的接見外，毛澤東還與他們就西藏的建設進行了多次長談。在此基礎上，最終形成了《國務院關于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決定》、《國務院關于有關西藏交通運輸問題的決定》、《國務院關于幫助西藏地方進行建設事項的決定》、《國務院關于西藏地方工作人員工資待遇問題的決定》、《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禪堪布廳委員會之間關于歷史和懸案問題的談判達成的協議》、《達賴喇嘛隨行官員領導小組關于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組成人員的名額和比例及其主要人員、藏鈔、藏軍問題的報告》等六個文件。這是中央政府與達賴、班禪在民主協商基礎上，共同規劃的西藏發展藍圖。
三
1956年成立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是帶政權性質的一種統一協商機構，噶廈(即西藏地方政府)、班禪堪布會議廳委員會、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除接受自治區籌委會領導進行各項工作外，其它有關行政事宜，仍保持一定的獨立性。達賴被任命為自治區籌委會主任，班禪被任命為籌委會第一副主任。
自治區籌委會成立后，民主改革已成為西藏各階層關注的熱點。為緩解西藏地方政府的壓力，毛澤東親自給達賴寫信:“西藏社會改革問題，聽說已經談開了，很好。現在還不是實行改革的時候，大家談一談，先作充分的精神上的準備，等到大家想通了，各方面都安排好了，然后再做，可以少出亂子，最好是不出亂子。”“我們大家對你很了解，相信你能把西藏的工作做好。我總是擔心，漢人在那里和你們合作得不好，得不到藏人的信任。請你負起責來，對于犯了錯誤的漢人，給他們以嚴格的教育，把他們當作你自己的干部看待。”[17]
盡管毛澤東和中央政府一再謹慎，但西藏的一些上層分子仍然心有余悸。他們看到廣大農奴群眾日益覺醒，認為改革遲早會發生，便妄想用武裝叛亂的辦法阻止改革，以實現他們分裂祖國、保持封建農奴制的迷夢。他們利用達賴1955年從北京途經四川藏區返回西藏的時候，與當地叛亂分子發生聯系，又借著達賴1956年去印度參加釋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紀念活動的機會，和當地的帝國主義分子和西藏分離主義分子相聯絡，企圖在西藏掀起一場暴動。
1958年下半年到1959年初，拉薩的叛亂分子越聚越多。中央指示西藏工委，應當對噶廈表明嚴正的態度，警告他們對西藏地區的反動分子和金沙江東逃入西藏的叛亂分子采取縱容的錯誤立場。然而，噶廈對中央的方針置若罔聞，致使叛亂分子更為猖獗，在西藏地區制造了一連串血腥事件。1959年3月，他們利用達賴到軍區看戲的事情，造謠說軍區要扣留達賴喇嘛，并以保衛神圣的佛爺為借口，掀起了一場大規模、全區性的武裝叛亂。
中央人民政府一舉平息了這場叛亂。3月28日，周恩來總理發布命令:“為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除責成中國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徹底平息叛亂外，特決定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委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在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主任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被劫持期間，由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副主任委員代理主任委員職務。”[18]29日班禪致電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我個人并代表西藏廣大僧俗人民，堅決擁護國務院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平息叛亂的命令”，“我將竭誠努力，團結西藏僧俗人民和一切愛國人士”，“徹底粉碎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在帝國主義和蔣介石集團支持下所搞的一切無恥的叛國勾當”[19]。4月5日，班禪從日喀則前往拉薩，主持自治區籌委會的工作。
自1956年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成立，毛澤東與達賴互通電文或信件四次，以望共同推進西藏的發展。即使在拉薩發生叛亂以后，毛澤東仍然對達賴留有余地。他說:“中國共產黨并沒有關死門，說達賴是被劫持走的”，“我們希望達賴回來”，“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長于斯，現在到外國，仰人鼻息，幾根槍都繳了”，“我們采取這個態度比較主動，不做絕了”[20]。正因為此，1959年4月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仍然選舉達賴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并保留其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職務。但達賴在分裂中國的道路上越走越遠。1964年12月，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不得不撤消了他的上述職務。
在此期間，毛澤東與班禪除在一般節假日互致問候外，還分別于1959年5月7日、10月22日和1961年1月23日，在北京就平叛后的西藏發展有過三次長談。毛澤東告訴班禪:“我們信任你，信任和你一道做事的那些人。”[21]“達賴周圍有許多人，對達賴影響不好。當然也不能說達賴是進步的，他自己不那么進步。他到外國去發表的一些言論，做的一些事，是反對祖國的。他們說，西藏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是獨立王國。第二就是改革問題，他們不贊成。你們和他們不同，愛國和改革這兩條，你們都贊成。”[22]
毛澤東與班禪的相互信任，是西藏工作得以展開的一個重要前提。1959年9月，在班禪的主持下，西藏自治區籌委會通過了《關于廢除封建農奴主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土地所有制的決定》、《關于西藏地區土地改革的實施辦法》、《關于成立土地制度改革委員會的決定》等三個文件。到1961年5月，西藏的民主改革已有顯著成效。90%的農奴翻身做主，過上了前所未有的幸福生活。1965年9月，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這標志著西藏的發展又步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四
毛澤東與班禪及達賴的交往記錄，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共對西藏問題的關注。而新中國成立以來西藏發展變化的事實，也使得這種交往經受住了歷史的檢驗。其實，若是再往深一層看，這種交往還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在民族、宗教、自由、人權以及國家統一等問題上的鮮明立場。
第一，尊重歷史，實事求是。一方面，毛澤東注意到，“在西藏人民中，佛教有很高的威信。人民對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的信仰是很高的”，因此“對上述兩位藏族人民的領袖的地位和職權也應予以尊重”[23];另一方面，毛澤東又從實際出發，在解決西藏問題上確定以爭取達賴集團為主、以團結班禪集團為輔的基本政策。后來毛澤東也向班禪坦承:“在你們看來，會覺得我們信任達賴比信任你們還大，如決定不打第一槍、六年不改革。處在你的地位，是會那么想的。我們考慮到當時一百二十萬人口中，信達賴的是絕大多數。前藏、后藏、昌都、康區、阿里，還有青海、甘肅的一部分地區，群眾對他有很大的迷信。”[24]“你們能主動地擁護他們，主動地讓步，能讓達賴喇嘛當主任，你當副主任，計晉美能主動提議讓阿沛當秘書長，這是很好的，比我們共產黨來提出要好得多。這樣今后的事情就好辦了。”[25]毛澤東的誠懇態度，是他與班禪的交往始終如一的重要基礎。
第二，民族團結，區域自治。新中國成立初期，由于歷史上形成的隔閡，漢藏之間不夠團結。為此，毛澤東一再向西藏方面表示:“團結起來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區的不同情況進行工作。有些地方可以做得快一點，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慢一點，不論做快做慢，都要事先商量好了再做，沒有商量好就不勉強做。”“商量辦事，這是共產黨和國民黨不同的地方”[26]。“團結起來有利，對你們有利，對我們有利，對全國各族人民都有利”[27]。“西藏民族在政治上給我們的幫助很大，民族團結搞好了事情就好辦”[28]。然而在西藏地區，實現民族團結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在該地區設立自治機關，讓西藏人民行使管理國家和地方事務的權利。毛澤東也一再告誡入藏的漢族干部:“我們進藏是誠心誠意幫助的，不是代替的，而且幫助還要幫助得好，不能讓人家不舒服。”[29]他還告訴達賴說:“凡是派去西藏工作的漢族干部，有和你們搞不來的、團結不好的，你告訴我，我們就調回來。”[30]“實行區域自治是真正的自治，主要是依靠西藏自己的干部”[31]。
第三，維護統一，反對分裂。這是中國各民族的共同利益所在。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西藏事務是中國的內政，任何外國勢力無權干涉，西藏地方政府和領導人在處理一切事務時，必須堅持祖國統一的原則。這可能也是毛澤東與班禪有始有終而與達賴中道而崩的真正原因。毛澤東說:“達賴要叛亂的陰謀，從一九五五年由北京回去后就開始了。一九五七年初他從印度回來，到一九五八年布置了兩年。”[32]不過，“我們是留有余地的，還選舉他做人大副委員長，自治區籌委會主任委員的位子也給他留著。留有余地，我們的態度就很主動。其他叛國分子，他們也可以回來，但是要改變態度。”[33]與達賴不同，班禪是反對分裂的。毛澤東說:“我們一起合作了這樣久，從一九五一年以來，在平叛、改革等大政方針上，我們都是一致的，始終一致合作。”[34]他還勉勵班禪說:“前藏和昌都方面的事，過去你沒有管，平叛前也不好管。現在我勸你要關心這兩方面的事情，同這兩方面的上層和勞動人民多聯系，多了解情況，這樣經過若干年，你的威信就可以建立起來。”[35]
第四，發展西藏，造福人民。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社會制度、生活習慣、文化心理等各方面的差異，從根本上講，是社會經濟發展程度的差距。幫助西藏發展經濟，改善西藏人民的生活，促進西藏地區的繁榮進步，這是毛澤東從整個國家利益出發，解決西藏問題的深層次考慮。早在和平解放西藏之初，毛澤東就要求入藏部隊，“進軍西藏，不吃地方”，“一面進軍，一面建設”。于是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人民軍隊迅速修筑川藏、青藏兩條公路，保證了物資的供應。1951年11月，駐藏部隊開始大面積拓荒生產。到12月13日，單是進駐拉薩的部隊17天就開荒2300多畝;1952年3月，該部隊又抽調50%到80%的人力投入墾荒，當年春播蔬菜、糧食3000多畝，完全做到了生產自給[36]。直至1959年西藏叛亂以后，毛澤東仍然向班禪重申:“西藏工委和軍區的全部工作經費，完全由中央負責，不從西藏地方財政收入中開支。西藏無力舉辦的事，中央還可以幫助。”[37]毛澤東和黨中央的一貫政策，為西藏后來的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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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中國共產黨西藏歷史大事記[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52.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63期，摘自2010年第3期《青海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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