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八年初夏,我應邀參加了在沖繩舉辦的研討會"為了創造'自我決定權'--沖繩·亞洲·憲法"。這是一個由沖繩思想界和社會運動界籌備和舉辦、面向沖繩市民的公開學術討論會,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沖繩的知識分子、社會活動家對于施政權歸還日本之后沖繩社會思想狀況的一個回顧和總結。
在會議中,我通過影像資料了解了老一輩知識分子岡本惠德等人關于沖繩復歸日本基本狀況的思考,也通過詩人川滿信一的報告了解了他在復歸--反復歸運動中起草《琉球共和社會憲法草案》的真實動機。聽到在場的社會活動家關于沖繩社會現狀的看法,并有幸接觸到了新崎盛暉和很多戰斗著的沖繩人。
新崎在《沖繩現代史》中譯本前言中告訴讀者,今天的沖繩是日本的一個縣,但是它不同于日本其他的縣(也有別于作為其他縣的北海道),它有著以琉球王國命名的悠久歷史,曾與明朝和清朝保持著以禮儀為表象的朝貢關系;在被江戶時期的薩摩武力控制之后,它的獨立性漸漸被剝奪,在明治初期的一八七九年,琉球成為日本的一個"縣",它在朝貢體系中曾經擁有過的自主性不復存在,它的歷史也被日語所遮蔽,今天多數的沖繩年輕人甚至不再會說自己的語言,也不再熟悉琉球的文化藝術。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沖繩以琉球之名脫離了日本,但是卻沒有獲得自由,因為它被置于美國的占領之下。在世界強權政治的網絡之中,沖繩這個被踐踏的區域社會卻占有一個重要的位置:它是美國稱霸全球的重要軍事基地,也是日本轉嫁危機的一個載體。然而,這個"重要性"給沖繩民眾帶來的,不僅是無盡的災難,還有選擇認同的艱難。發生在五十年代初期、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一直持續到今天的"復歸日本還是獨立于日本"的兩難,就是沖繩人歷史命運的寫照。一九七二年沖繩的施政權"復歸"日本,但卻絲毫沒有解決沖繩的問題。日本政府給了沖繩某些經濟援助,但這不過是轉嫁本土各種危機(首先是本土的美軍基地)的鋪路石而已。沖繩人要獲得各種基本權利,依然必須依靠自己的抗爭。
一位社會活動家告訴我,沖繩的社會活動家們正在為持續對抗美軍基地的運動不斷注入能量,對抗美軍基地在沖繩的擴展,特別是把美軍基地從沖繩趕出去,是一個曠日持久的斗爭。
她說,美國最終可能會撤走在沖繩的基地,但是這未必意味著沖繩人的勝利和美國政府的失敗,因為撤出沖繩的美軍基地可以立刻重新安置在太平洋中的其他島嶼,并非所有的島嶼都有如同沖繩這樣的反對美軍基地的能量;美國早已預備了幾套可以選擇的基地設置方案,沖繩的抵抗即使可以趕走在沖美軍,卻未必可以把美軍真的趕回自己的國土。
沖繩人的斗爭目標并不是把美國從自己的土地上趕走,而是真正消滅戰爭的潛在威脅,取消美國在其國土之外的軍事基地。
川滿信一介紹他所起草的《琉球共和社會憲法草案》時說,這份草案是一份"社會的憲法"。它曾與另外一份由法學家起草的《琉球共和國憲法草案》一起,最初發表于一九八一年的《新琉球文學》上,當時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川滿在草案第一章《基本理念》里是這樣寫的:
第一條我們琉球共和社會人民,立足于歷史的反省與悲愿,揚棄人類有史以來權力集中的功能所造成的一切罪孽的根基,在此明確宣布堅決廢除國家。
這部憲法僅僅保障共和社會人民的如下行為:憑借對于萬物的慈悲原理,不斷地創造互助互惠的制度。
超越和偏離了慈悲原理的人民,以及協調機構及其當權者,他們的任何權利都不會得到保障。
第二條 這個憲法是為了廢棄所有法律而設的唯一的法。因此它廢除軍隊、警察、固定的國家管理機構、官僚體制、司法機關等等集中權力的組織體制,不設置此類組織。共和社會人民須在每人心中摧毀權力的萌芽,竭盡全力將其去除干凈。
要指出這部"憲法"的烏托邦性格是很容易的,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它似乎也得到了這一類評價。然而,在時隔二十多年之后,盡管這一類批評還在,但沖繩的知識分子重溫這部"憲法",卻是出于清醒的現實認識。
川滿信一在研討會上說,在日本國會并不讓沖繩議員發揮作用的狀態下,他希望這部憲法可以喚起日本民眾對現行日本國憲法合法性的質疑,喚起日本人自主設計自己社會形態的主體意識;假如日本每一個都道府縣都有一部自己的"憲法草案",那么,日本國的憲法就不得不被真正重新制定。
著名評論家仲里效則說,他是對于沖繩本土發生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復歸日本"運動的徹底批判,同時提示了一種對于權力的另類想象,這就是基于對沖繩"近代"深入反思的"反復歸·沖繩自立論"。局外人或許僅僅把它理解為"沖繩要求獨立自治",那就實在大錯特錯了。仲里效和其他反復歸運動的倡導者絕對不是直觀意義上的"獨派",相反,他們反對對現實不負責任的"沖繩獨立論"。在嚴酷的斗爭中,這些思想家時刻關心著斗爭的有效性和理念性,為此,他們錘煉著作為斗爭靈魂的原理。按照仲里效的解釋,"反復歸·沖繩自立論"試圖對峙的,不是簡單的"復歸日本",而是這樣一種復歸潮流中表現出來的對于殖民地主義的內在化認同以及這種認同的文化形態。同時,也如同本書作者新崎所說,反復歸思想并非是復歸思想的反命題,它包含著更多的創造性想象。仲里強調,真正的問題在于,"生長于沖繩的我們,是否能夠獲得通向世界也回到自身的話語?"這兩部憲法對于政治權力的另類想象,應該理解為對沖繩話語和沖繩的世界意象的創造。
這次會后,我一直想動筆寫下我所受到的沖擊,把它傳達給中國的讀者,卻苦于無法找到準確的語言。沖繩的經驗并不是用苦難和反抗就可以概括的,它凝縮了半個多世紀東亞的戰后史,幾乎聚集了這段歷史里所有的殘酷和兩難;而沖繩人的反抗,不僅決定著沖繩的命運,也影響著東亞的命運。沖繩的活動家們在艱苦的"持久戰"中付出了幾代人的生命歲月,沖繩的思想家們在緊迫的實踐課題中為這一持久戰打造著不斷變動著的思想輪廓;在當今世界的知識格局中,沖繩人清醒地意識到,要想表述自己的歷史,必須從鍛造自己的話語開始,因為,這個被強權支配的世界并沒有為沖繩這樣的區域預留屬于它的表述空間。
二
貫穿《沖繩現代史》的線索,是從日本戰敗之后直到今天發生在沖繩政壇與社會中的抗爭。沖繩在戰后從被美國"托管"到施政權回歸日本,再到復歸后與日本政府和美國的尖銳沖突,沖繩民眾一以貫之的依靠自己的力量為自己爭取最大限度的自決權;同時,這一奮斗一直是在非常艱難的條件下,利用各種制度空間和時代變化的空隙來推進的。這個特性,正來源于沖繩在國際政治格局中所處的特殊位置。
從沖繩在戰后以"琉球"之名脫離了日本而被美國"托管",直到一九七二年施政權返還日本,這期間它是美國的一個州還是東亞的一個孤兒,一直是曖昧不明的問題。這對于美國和日本政府而言并不重要,因為琉球僅僅是轉嫁危機和進行交易的籌碼而已;但是對于需要在現代世界中確定自己位置的沖繩人而言,這個問題卻至關重要,因為它意味著對于現實政治權利的確認與斗爭目標的設立。沖繩在戰爭后期就被日本政府"丟卒保車"了。當美軍在沖繩登陸之時,美國建立世界霸權的計劃也同時推進。當日本本土的進步勢力還在把美國軍隊視為解救民眾于天皇制水火之中的"解放軍"之時,沖繩的民眾卻已經飽嘗了這"解放"的艱辛;而當本土的人們還對美國輸入的"民主化"充滿幻想的時候,沖繩的民眾卻已經在現實的抗爭中深刻地體味到了這民主制度的虛假內涵。
但他們巧妙地利用日本與美國的關系、利用美國占領的事實和美國軍政府(從一九五○年開始,這個直到一九七二年為止都擁有琉球實際統治權的美國軍事機構改名為"民政府")出臺的各種政策條文,一步步推進和確立沖繩社會的自由度和自決權。本書上部花了大量篇幅勾勒了沖繩政壇本身的紛爭對立:革新勢力與保守勢力、革新勢力內部的對立,以及這些對立導致的沖繩社會的變化。在幾乎難以喘氣的緊迫節奏中,新崎描述了一個復雜變遷的動態政治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美國、日本政府與沖繩政壇內各種勢力所構成的緊張力學關系,在不同的歷史時刻具有不同的結構關系,很難使用同一的尺度加以衡量。例如在這一時刻需要捍衛的政策條文的法律效應,在另一時刻卻需要徹底摧毀;在這一時刻需要堅持的對日對美的某種立場,在另一時刻卻需要加以否定。
政壇斗爭如果沒有民眾意志的參與,不免會流于黨爭;而沖繩的政治斗爭卻始終貫徹了民眾的意志。書中不止一次地介紹了"舉島上下"的大規??範幮螒B,而且特別強調這種全島奮起的政治斗爭傳統直接影響政治局勢的能量,它不僅能夠有效地制止例如美軍對于那霸市政的操縱,也能夠迫使美國駐沖政策進行讓步和調整。沖繩人這種在極限狀態下形成的戰斗傳統,在日本政府出賣沖繩利益、美國把沖繩作為控制亞洲的主要立腳點的險惡局勢下,幾乎是維護自己基本權益唯一可靠的方式。
當本書敘述戰后歲月中發生在沖繩政壇的政黨分歧和不斷形成的各種社會組織的時候,它正是在敘述沖繩民眾的"多元"性格,顯示了沖繩的民眾政治抗爭依然保持了它的活力,民眾的多元化政治欲求依然可以影響到政壇的斗爭形態。而造成這種局面的,正是沖繩在當代東亞格局中的重要位置和它戰后命運的兩難處境。
最具代表性的,應該是本書涉及的"復歸-反復歸"運動了。這個運動盡管內部充滿了歧異和對立,但從整體上看,卻相當清晰地體現了沖繩戰后歷史中最大的兩難。本書上部第九章所寫的問題,并不在于沖繩的最終歸屬,而是圍繞著這個歸屬問題在沖繩與日本本土之間、在沖繩內部所引發的一系列派生的問題。例如沖繩施政權返還給日本政府,與日美安保體制之間是什么關系?日本自衛隊是否可以開進沖繩?美軍基地在沖繩返還時是否可以保留核武器使用權?沖繩的美軍基地在返還之后與本土的基地之間是否應該建立一個"平等"的標準?沖繩的復歸與反復歸運動在時間形態上似乎是前后相續的,其實它們是同時進展的。因為在倡導沖繩復歸的活動家中,很多人僅僅是把復歸日本視為突破沖繩被占領局面的一個出路,為此,復歸"擁有和平憲法的日本"就成為一個有感召力的口號,而這個口號的實質,與其說是回歸日本,不如說是回歸"和平憲法";但是,復歸"和平日本"的理想并不能解決沖繩被日本政府離棄和歧視對待的現實,也不能解決日本政府在戰后并沒有真正獨立于美國、因而復歸日本并不能有效地對抗美軍占領的問題。因此,從復歸日本的運動興起的時候開始,反復歸的理念和情感就同時生長了。但是,反復歸是否可以通向沖繩的獨立?當反復歸與沖繩獨立論結合的時候,它的具體困境是什么?這些困擾著沖繩人的問題最終使得"復歸-反復歸"變成了一個思想和現實斗爭的框架或者媒介,而不是實踐的目標。借助于這個框架,最為清晰地浮現出來的就是沖繩人在孤獨的戰斗中為自己設定的一個個具體的目標,而這些目標不僅關系到沖繩人的生存問題,也同時關系到東亞地區的國際局勢。
沖繩的歸屬問題納入日美兩國談判日程的時候,正是越南戰爭進入白熱化、沖繩成為侵略越南的前線基地、日本政府更深地介入越南戰爭的時期。沖繩施政權回歸日本,與美國把東亞反共政策的具體實施轉嫁給日本的政策互為表里。與沖繩人回歸"和平憲法"的愿望相反,擁有和平憲法的日本政府正是在這一時期表現了它最強烈的戰爭愿望。據《朝日新聞》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報道,當中國在一九六四年核試驗成功之后,一九六五年一月訪問美國的日本首相佐藤榮作曾經明確表示,如果日中之間爆發了戰爭,希望美國立刻使用核武器進行報復。正是同一個佐藤首相,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訪美并簽署"佐藤·尼克松聯合聲明",使得沖繩復歸日本成為現實,而這個現實的直接后果,正是本書下部中所提示的,日本本土的美軍基地進一步集中到了沖繩,沖繩復歸日本沒有使它通向和平,而是相反,把它進一步推向戰爭。
復歸還是反復歸,這個問題遠比認同問題復雜。在越南戰爭爆發的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沖繩的民眾意識到了復歸與美國的遠東反共政策之間的潛在聯系,運動口號從"向和平憲法復歸"轉變為"反戰復歸",這是一個與日、美政府的沖繩施政權移交目標在方向上相反的斗爭,盡管它也使用了"復歸"這個口號。本書指出,這個運動雖然最終并沒有取得成功,但是它卻使得民眾認識到了對于美軍基地的默認就是對越南民眾構成事實上的加害,這一認識使得沖繩的歸屬問題和認同問題構成了東亞國際關系的一個環節。
沖繩復歸日本之后,日美軍事同盟以此為契機得到強化,自衛隊進入了沖繩,日美的軍事力量被重新整編,所謂周邊事態法案等補充條款進一步強化了日本民眾一直試圖摧毀的安保條約,為以后的海灣戰爭等準備了軍事條件,也為美國和躲在其保護傘下的日本在東亞確立軍事霸權不斷奠定基礎。與此同時,復歸為沖繩民眾帶來的,是虛假的繁榮和實質上的被掠奪。一位沖繩知識分子告訴我,如今充斥著沖繩的觀光、貿易、生產機構,基本上都是來自日本本土的大公司,它們在沖繩的盈利并非造福于沖繩人,這些收益被轉移出去,最大受益者仍然在沖繩之外,而沖繩在戰后的畸形發展,使得它喪失了自己的漁業和其他可以維持社會再生產的經濟形態,只能依靠"基地經濟"維持社會發展。因此,如果美軍基地真的被趕出沖繩,日本政府也將撤銷基地補償金(這個數額約占沖繩縣收入的一半),那么,并不具備合理的產業和商業結構的沖繩社會,將要面臨非常嚴峻的考驗。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一九七二年之后更加成熟的"反復歸運動"和反對美軍基地的運動,以及與此相應的反對天皇制和拒絕日本國旗的運動,經歷了艱難的奮斗過程。這意味著,它必須為自己設計更合理的社會形態,并且在現實斗爭中不斷打造它的基礎。在不具備可以與美國和日本相抗衡的"國家機器"的情況下,沖繩人激發了民主社會最大的潛能,依靠自己的危機感和決斷,利用合法斗爭的制度空間,不斷牽制美國的軍事擴張和日本的同謀,也不斷培育自己的政治理念。書中幾次提到的"一坪反戰土地所有者運動",就是這樣一個具有理念性的具體斗爭。由于它動員了多數人以"一坪"為單位分購美軍基地區域內部分土地所有權的形式在美軍基地內部造成了障礙,這使得它具有了一定的現實對抗功能;同時,由于這個運動強烈的象征性,使得它同時具有了某種社會啟蒙的功能。它與其他相應的運動,例如"一英尺膠卷運動"(即籌款以"一英尺"為單位聯合購買美軍占領沖繩時拍攝的膠卷以保留歷史資料教育下一代)等結合,在沖繩社會形成了使每一個體都可能參與的政治過程。只有理解了這樣的社會氛圍,我們才有可能理解川滿信一起草的《琉球共和社會憲法草案》的烏托邦所具有的現實性格,也才能理解由沖繩和平市民聯絡會發表的《沖繩民眾和平宣言》中的下面這段宣言:
所謂"經濟繁榮",只不過是追求一部分大國和其中的特權階級的利益,所謂"和平",只不過是維持足以保證這種利益的經濟體制和國際秩序而已。
我們所企望的"和平",是地球上的人們珍惜自然環境,盡可能平等地共享有限的資源和財富,絕不使用暴力(軍事力量),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制度之間相互尊重,從而實現共生。
在人們可以用自己的斗爭去影響現實,并且在分歧和爭執中日益培養出相應的社會共識的時刻,這樣的宣言就絕不是觀念性的紙上談兵,它規定了具體的抗爭目標,也規定了具體的理念環境,因此,它具有真實的政治能量。
三
沖繩民眾和沖繩思想家曠日持久的抗爭,并沒有成為東亞社會共有的精神財富。盡管這持續了半個多世紀的抗爭每一次的起伏跌宕都牽動著東亞和亞洲的國際局勢,盡管"舉島上下"的對抗行動意味著沖繩人為世界和平直接牽制美軍的手腳,并為此耗費著巨大能量,但是,沖繩人卻是在孤獨中戰斗的。他們的孤獨不僅起源于一次次被日本政府出賣,而且也起源于難以找到沖繩以外區域的深度理解者和同盟軍。
書中多次提到了日本本土的進步力量與沖繩社會之間的隔閡,提到了部分沖繩人激憤于本土日本社會的淡漠態度轉而"支持基地"或者"支持挾核返還"的曲折糾結情緒;與此相對,其實本土進步人士在面對沖繩的時候也常常因為感覺到問題的復雜而無所適從。本土日本人中的良知者對于沖繩近代以后的遭遇有著深刻的罪孽感,他們常用"沖繩應該獨立"或者"沖繩不是日本"來表達自己的心情,其實他們的感情大多比這種表述更為復雜。據我觀察,本土進步知識分子的高調批判態度在沖繩并沒有找到立腳的基礎,而本土的良知者在面對沖繩時的那份真誠的歉意也并非是沖繩社會真正的期待和需求。這個深刻的錯位不僅折磨著沖繩的人們,也同樣折磨著本土有良知的日本人。
我曾經查閱過從一九五一年"日美安保條約"締結到一九六○年安保條約改定時期、再到七十年代沖繩施政權回到日本這一時期的部分資料,可以說沖繩的歸屬問題與安保條約的關系、沖繩回歸日本和安保斗爭中本土進步勢力的認識盲點等等,構成了一個相互勾連很難化約的龐大問題群。冒著掛一漏萬的危險,我想僅僅初步地指出一個問題,那就是沖繩被美國占領的二十余年,正是安保條約在日本不斷滲透、日本政府從"不戰國家"轉向"向戰國家"的時期,安保條約這個以維護遠東和平為借口的軍事條約把美國在東亞的軍事部署合法化,并使其不斷"日本化"(日本政府在沖繩回歸之后在很大程度上"接管"了原來由美國負擔的軍費、基地補償費和土地管理權,成為美國在沖繩擴建軍事基地的得力幫兇;同時,日美通過條款的修訂使日本自衛隊更直接地參與到美國軍事行動中來),而沖繩的基地何去何從,正是安保條約中最核心的問題;對此,日本本土的思想界并非缺少意識,但是棘手之處在于,沖繩問題并不能完全被國家視角所回收,而日本的進步知識分子卻無法建構足以對應沖繩現代史困境的有效視角。這也是本書批評本土安保運動致命弱點的原因。在作者看來,本土反對安保條約的群眾運動與沖繩民眾的斗爭是相互脫節的,這種脫節導致了后來沖繩民眾反基地斗爭孤立無援的困境。
沖繩在當今世界是一個飽受凌辱但卻不被真正尊重的地方。人們今天仍然很難理解的一個問題是,沖繩人并不需要同情,他們需要的是對"沖繩邏輯"的理解和尊重,需要的是立足于這樣的理解和尊重的思想與行動支援。而建立這種理解和尊重,需要人們在認識論層面上進行根本性的變革。近代以來的國家觀念造成的主流意識形態使得所有與認同相關的歷史問題都被歸入國家主權和民族自決權的范疇,這樣的思維定式固然處理了世界體系中那些重大的政治問題,卻無法觸及重大問題所遮蔽的更為深層的社會問題。當今世界上的多數政治問題都被從"歸屬"的視角來定位和爭執,但是歸屬問題的討論可以處理的對象以及解釋問題的有效性卻需要具體甄別:這個視角并不是萬能的,在很多情況下,它不過是一個媒介,卻并非問題的核心。在那些主權問題沒有受到威脅或者也不存在選擇余地的地方,有關歸屬的問題很難被相對化,也很難被問題化,它往往被順理成章地視為可以提綱挈領的先在前提;但是在沖繩這樣的社會里,歸屬這個關乎主權也關乎認同的重要問題卻必須是相對的。沖繩的思想家對于無條件的復歸日本和絕對化的沖繩獨立同樣保持了警惕,這恰恰是朝貢時期的古老琉球和飽受創傷的現代沖繩給他們提供的寶貴思想遺產。沖繩人為了什么而戰斗?他們反抗的方向是什么?他們給這個世界帶來了什么樣的貢獻?
本書分析現實運動中"反復歸論"(因為篇幅,無法在此展開"反復歸論"在沖繩的多義性問題;這里新崎所說的作為現實運動的"反復歸論"與本文開頭提到的仲里效作為理念的"反復歸·沖繩自立論"并非同一對象)的弱點時,尖銳地指出:"反復歸論主張通過徹底斬斷沖繩人自身構成日本國家統治沖繩內在基礎的'大和情結',從而與日本國家在根本上相抗衡;但反復歸論不得不止于反復歸論,是因為它并不擁有屬于它自己的獨特社會構想。"統觀本書,可以注意到一個重要特征,作者雖然把復歸與反復歸作為一條闡述沖繩現代史的基本線索,卻并沒有把它設定為討論的到達點。顯然,真正的焦點是"獨特的社會構想",并不是歸屬問題。
本書或許并不是寫給外國人看的。在無暇喘息的反對美日軍事霸權第一線上戰斗了半個多世紀的沖繩人,還沒有獲得足夠的時間來斟酌他們"通向世界的話語";但是,當飽嘗歧視之苦、付出慘重代價的沖繩人拒絕把他們僅僅視為受害者、同時也拒絕把他們的"邊緣"位置翻轉為中心的時候,他們卻已經在為我們生產著人類未來的理念。對于外界的想象力而言,或許脫離美國和日本、回歸歷史上的琉球、重新獲得獨立自治,這就是沖繩人斗爭的最終到達點,而對于沖繩人來說,他們的戰斗目標卻遠遠高于這一想象,他們的具體奮斗又遠比這一目標預設的內容豐富而曲折。
如果說,《琉球共和社會憲法草案》所提供的理念對我們而言僅僅意味著遙遠的將來,那么,它在沖繩這塊燃燒的土地上卻是腳踏實地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沖繩人走在我們的前面。理解本書所記錄的那些抗爭的含義,需要顛倒我們的世界感覺,需要反思我們的政治意識,需要重新思考關于認同的那些基本問題。發生在沖繩人和本土日本人之間的隔閡,并不僅僅是他人之事,這隔閡也同樣存在于我們的政治想象與世界想象之中。在我們中國人的社會生活中,并非不存在沖繩人所面對的問題,只不過它們沒有以赤裸裸的形態呈現,沒有形成基本的社會結構關系罷了。或許沖繩人已經在自己的實踐中摸索出的政治表達方式,只有通過必要的轉換才會與我們真實的問題意識發生連接,我們無法直接套用這些寶貴的思想經驗;但是,即使不在這一意義上學習沖繩,至少,我們也需要捫心自問:沖繩人在反戰和平意義上的國際主義視野,沖繩人反對霸權的平等共生理念,沖繩思想家在認同問題上表現出的清醒判斷力,不正是中國社會也需要的基本共識嗎?
(《沖繩現代史》,新崎盛暉著,胡冬竹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一○年二月出版)
來源:《讀書》,201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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