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今年年初明確提出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指出“三十二年來我們取得的成就還是主要的，忽視或否認我們的成就，忽視或否認取得這些成就的成功經驗，同樣是嚴重的錯誤。我們的成就和成功經驗是黨和人民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結果，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表現，是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繼續前進的基礎。”某些人動輒說毛澤東時代后期“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借此全盤否定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進而徹底否定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他們慣用說辭是文革時期“失業大幅攀升”，還說“失業率嚴格來說是世界第一”，以此來證明所謂的“文革使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
確實，用失業率也衡量經濟是否崩潰，是一個棒棒的標準。拿上世紀30年代發生在美國的大蕭條來說，人們通常說它有三個主要表現：
第一個表現，是工業產值大幅的下降。美國在1929-1933年的四年里，工業產值下跌了69.5%，平均每年下跌17%。
反過來看中國的1966年-1976年，其間工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達到了8.8%，總產值翻了一番;至于接近于所謂“崩潰邊緣”的1970至1976年其間，更是高達了10.5%！這就一下子戳穿了“崩潰邊緣”的鬼話。
其次是股市爆跌的表現。1929年9月到1932年6月的不到三年間，美國股市爆跌了85％。股票，在我看來是一種用產品來做抵償的債券。產品產量大跌，股票自然要狂跌，并且跌幅還超過了工業產值的跌幅。因此在西方國家，常常把大蕭條與股市崩潰當作一回事。詭譎的是中國的股市，官方說GDP年年漲，大盤卻一路跌倒了20年前的水準，簡直是在逆天(違反客觀經濟規律)啊。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沒有股市的，不好比較。但要從“債券”的觀點來看，又是可以比較的。毛澤東主席逝世時中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恰好證明了當時的生產、財政、國力全都棒棒的，談何“崩潰”?
第三個表現，是開頭提到的失業率。眾所周知，美國大蕭條帶來了奇高的非農失業率：從1929年的3.2%上升至1933年的24.9%，緊接著的一年甚至達到了26.7%，這一數據不包括遭受巨大損失的農民家庭。大蕭條期間，3400萬美國的男人、女人和兒童沒有任何收入，城市收入大幅下降，學校和大學關門或倒閉，營養不良發生率達到20%，非正常死亡據估高達數百萬人!
現在，國際上通常是把失業率12%當作經濟危機的臨界點。對于處在低工業化階段的時代、國家而言，這個門檻是20%。
毛澤東時代如何?請看下面這兩張圖表：“1952-2004年全國歷年非農就業狀況(年底數)”。這是根據國家統計局網站：1952-2006年全國歷年分三次產業的就業人數 (年底數)提供的數據，計算和編排的。
1、第一張圖上，非農(第二、第三產業)失業率最高的年份是1952年(22.7%)。1966年，失業率是15.3%，然后一路下降，到1976年降到了10%以下(9.6%)，降幅高達近6個百分點。
2、第二張圖上，一個顯著的特點是，毛澤東時代的后十年稱得上“理想就業狀態”的時期。所謂理想就業，就是“就業增長跑贏了勞動力增長”。由于失業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就業趕不上勞動力人口的增加，失業者自然會越積越多;反之，當新增加的就業人數超過了新增加的勞動力人數，就會把之前遺留下的失業人口也連帶著消化掉，為后來減輕了就業負擔，自然，失業率會越來越低。
這十年，實際的失業率應該比這賬面的數字更低，這是因為，沒有把下放到國營和集體農場、林場等的知青(十年累計1100萬人)包括到就業人口中去。此外，文革期間農村工業有很大的發展，務工農民(農民工的前身)增加不少;占10%(農業勞動力十個人里一個務工)的話就有2千萬人，都沒有歸到非農就業人口中來。
右派把“失業率”大幅下降顛倒成“大幅上升”，可又拿不出數據來證明，吾不知其為可。
那么美國呢?同時期美國的失業率，從1966年5月的3.9%逐年上升，最高達9.0%(1975年5月)，上升了5個百分點，正好與中國的狀況反向而行。換句話說，在中國的“文革期間，美國的失業大幅上升”。(美國歷年失業數據)
此外，想找到同時期世界各國的完整的、擱在一張表單的失業數據，是不可能的。搜集零星的數據也是可以的，但缺乏可比性。幸好IMF提供了從1980年以來各國的有關數據，這就有助于進行比較。僅以1980年為例，失業率超過10%的國家，就有西班牙11%、阿根廷15.8%、智利11.5%、牙買加27.3%、尼加拉瓜13.5%、圣多美和普林西比13.6%，等等。
上面從工業生產、股市、失業率這三個衡量“經濟崩潰”的主要指標，分析證明了毛澤東時代后十年是一股很大的正能量。
右派信口開河，把毛澤東時代的后十年說成“失業率嚴格來說是世界第一”，居然還自稱“準確”、“嚴格”。如此令人恥笑的行為，真心說、吾不知其為可也。
鈴蘭臺
2012年9月12日
附文：
用數字補充辛子陵的“瀕臨崩潰的邊緣”
云淡水暖
總說“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草民也跟著說了一段時間，草民發現，這個說法被引用的頻率很高，時間跨度很長，想來大概已經不下20多年了。直到有一次跟一位北京的工程師就此事爭論，拿不出具體數據，那小子倒是說了些項目什么的。最近，一個原先名不見經傳的辛子陵先生跑出來又講這個話題，并且言之鑿鑿地說出來一個“實例”，說鄧小平去聯合國開會，“全國外匯儲備為零”，全國上下忙活，才“搜集”到“三萬八千美金”，使得鄧小平為“孫女”買禮物都缺錢，只好買一塊巧克力應付，辛子陵先生的結論就是“瀕臨崩潰的邊緣”。
草民對這個“野說”或者“戲說”有點好奇，一個“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的國家，就像一個人已經處于“奄奄一息”的地步，都說“弱國無外交”，怎么就在那段時間來了一個“外交大突破”?與西方主要發達國家進行了一系列外交往來，并且將蔣介石集團盤踞了20幾年的聯合國席位回歸正常，鄧小平也就是那段時間去的聯合國。如果已經“瀕臨崩潰的邊緣”，正是一個國家及其“衰弱”的時候，而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又沒有“看出來”，“上當受騙”了?
但辛子陵的“三萬八千美金”一說，倒是提醒了其他人，要拿實在的東西出來說話，草民查閱了1981年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通篇沒有出現“瀕臨崩潰的邊緣”一詞，而辛子陵“舉證”的東西不知道出自何典，待考。
草民最近見到一本資料《中國工業交通能源50年統計資料匯編1949-1999》，國家統計局工業交通統計司編，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一個基本前提是，這本統計資料是“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之說已經流傳已久之后編制出版的，此書的編者勢必也聽到過“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的說法，比如“理論輔導報告”之類。此資料是國家最高級別的最權威的統計機構發布的數據，編者及其單位要對其內容負責，所以，草民想，與其聽信辛子陵的“野說”，不如看看正規發布的數據資料，看看怎么個“臨崩潰的邊緣”。
《中國工業交通能源50年統計資料匯編1949-1999》共400余頁，編者說明道：“全書共分綜合部分、工業部分、運輸郵電部分、能源部分及附錄。可供……了解和研究我國工業、交通、能源經濟發展情況使用和參考”。那么，可不可以從這個統計中得出一些“臨崩潰的邊緣”的數字形象呢，草民想是可以的。但此書有數百張統計表格，不可能一一看讀，草民就揀幾個數據來看看“臨崩潰的邊緣”的具象是怎樣的一個概念，這應該有個時間點，草民不妨按照“坊間”關于“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的前提，將其定點在1976年看看，并且，找一個最初參照點1950年(有的資料從1952年開始)。
一、國家鐵路線路里程
年份 里程(公里)·
1950 32010
1966 60583
1967 61924
1968 62504
1969 63959
1970 66862
1971 69982
1972 72039
1973 73339
1974 74792
1975 76904
1976 78048
前十六年增加了28573公里，平均每年增加1785.75公里，后十年增加了17465公里鐵路里程，平均每年1746.5公里，“瀕臨崩潰”的前3年1975年比1974年增加2112公里，1976年比1975年增加1144公里。
二、公路里程
年份 里程(萬公里)
1950 9.96
1966 54.36
1967 55.75
1968 57.17
1969 60.06
1970 63.67
1971 67.54
1972 69.99
1973 71.56
1974 73.79
1975 78.36
1976 82.34
前十六年增加了44.4萬公里，平均每年增加2.775萬公里，后十年增加了27.98萬公里，平均每年增加2.798萬公里。“瀕臨崩潰”的前3年1975年比1974年增加4.57萬公里，1976年比1975年增加3.98萬公里。
三、原煤
年份 產量(億噸)
1952 0.66
1966 2.52
1967 2.06
1968 2.20
1969 2.66
1970 3.54
1971 3.92
1972 4.1
1973 4.17
1974 4.13
1975 4.82
1976 4.83
前十四年增加了1.86億噸，平均每年增加0.1328億噸，后十年增加了2.31億噸，平均每年增加0.231億噸，70年代后增速加快，“瀕臨崩潰”的前3年1975年比1974年增加0.69億噸，1976年比1975年增加0.01億噸。
四、原油
年份 產量(萬噸)
1952 44
1966 1455
1967 1388
1968 1599
1969 2174
1970 3055
1971 3941
1972 4567
1973 5361
1974 6485
1975 7706
1976 8716
前十四年增加了1411萬噸，平均每年增加100.785萬噸，后十年增加了7261萬噸，平均每年增加721.6萬噸，70年代后增速顯著加快。“瀕臨崩潰”的前3年1975年比1974年增加2112萬噸，1976年比1975年增加1010萬噸。
五、鋼
年份 產量(萬噸)
1952 135
1966 1532
1967 1029
1968 904
1969 1333
1970 1779
1971 2132
1972 2338
1973 2522
1974 2112
1975 2390
1976 2046
前十四年增加了1397萬噸，平均每年增加99.78萬噸，后十年中不是單邊增長，有升有降，總的趨勢是增長，以1973年為最高，“瀕臨崩潰”的前3年1975年比1974年增加278萬噸，1976年比1975年減少344萬噸。
六、農用化肥
年份 產量(萬噸)
1952 3.9
1966 240.9
1967 164.1
1968 110.9
1969 174.9
1970 243.5
1971 299.4
1972 370.1
1973 459.2
1974 422.2
1975 524.7
1976 524.4
1977 723.8
1978 869.3
1979 1065.4
1980 1232.1
1981 1239.0
前十四年增加了237萬噸，平均每年增加23.7萬噸，1966-1976十年增加了283.5萬噸，平均每年增加28.3萬噸，“瀕臨崩潰”的前3年1975年比1974年增加102.5萬噸，1976年比1975年減少0.3萬噸。這里，草民多引用了幾年的數據，可以看出，從1977年以后，化肥產量有一個“突跳”。
七、發電量
年份 電量(億千瓦時)
1952 78
1966 825
1967 774
1968 718
1969 940
1970 1159
1971 1384
1972 1524
1973 1668
1974 1668
1975 1958
1976 2031
前十四年增加了747億千瓦時，平均每年增加53.35億千瓦時，后十年增加了1206億千瓦時，平均每年增加120.6億千瓦時，從70年代開始快速增長，“瀕臨崩潰”的前3年1975年比1974年增加290億千瓦時，1976年比1975年增加73億千瓦時。
從上述數據看，政治運動對工業生產的影響是有的，可以從鋼產量、原煤產量、化肥產量等看出來，1967年至1969年3年中影響比較明顯，1969年以后基本都恢復了增長。十年中，特別突出的是原油產量增長了百分之四百九十九，是一個很大的飛躍。發電量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四十六，也是了不起的增長。農用化肥增長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七，特別是1974年開始的大化肥裝置建設，令1979年比1966年增長了百分之三百四十二，這也是導致以后農業生產高增長的一個原因之一。
草民仿佛看到，一座大廈的地基就是在50年代那樣一個極為低下的生產力水平中一鋤一鎬地開挖，一磚一石地堆砌起來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即便面臨著辛子陵們所謂的“瀕臨崩潰”的前景，最廣大勞動人民還在奮力勞作，草民對曾經流血流汗地拼搏的前輩、同齡人充滿敬意，蓋因為“瀕臨崩潰”，他們的奉獻才更具偉大的涵義，他們的勞動成果是不可磨滅的。
網上資料表明，辛子陵先生本名宋科，退休前是軍科院的研究員，既然是“研究”者，就應當懂得“研究”的起碼規范，要拿證據說話，對經濟是否“瀕臨崩潰”，證據就是權威發布的數字和建立在數字基礎上的分析，而不是帶有戲劇化色彩的“野說”。資料表明辛子陵先生生于30年代，在其所謂“瀕臨崩潰”的時期正當壯年，當其同齡人們正在辛勤勞作，為社會主義創造、積累財富的時候，他有沒有參與或者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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