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不能為戈爾巴喬夫的方向路線錯誤作辯護(上)

　　決不能為戈爾巴喬夫的方向路線錯誤作辯護(上)

　　——評左鳳榮對蘇聯劇變教訓的片面解讀

　　2013年06月03日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6月3日第458期 作者：鄭秋實

　　【核心提示】戈爾巴喬夫在改革過程中所犯的錯誤，并不是一般性的、具體政策措施的錯誤，而主要是放棄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和“改旗易幟”的方向路線錯誤。

　　筆者看到中央黨校左鳳榮《片面解讀蘇聯教訓的又一“力作”——評〈蘇聯亡黨亡國20年祭：俄羅斯人在訴說〉》(《探索與爭鳴》2013年第1期，以下簡稱“左文”)一文。該文斷言，電視片《蘇聯亡黨亡國20年祭：俄羅斯人在訴說》片面解讀蘇聯劇變教訓，“基調不是實事求是”，“不客觀，不科學，不能以理服人”，“誤導觀眾和讀者”，“抱殘守缺，為舊體制大唱贊歌”，“起誤導改革的作用”。這樣的評論出人意料。其實，恰恰是左鳳榮自己不實事求是，而又強詞奪理，對蘇聯劇變教訓作了片面解讀，甚至蓄意掩蓋戈爾巴喬夫改革的方向路線錯誤，竭力為戈爾巴喬夫辯護，推卸其對蘇聯劇變應負的重大責任。基于此，筆者對左文(包括左鳳榮其他有關文章)提出一些看法。

　　決不能全盤否定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發生亡黨亡國的悲劇，這是震驚世界的重大事件。多年來，國內外學者普遍認為，對蘇聯劇變必須進行綜合分析，既要看到內因，也要看到外因;既要看到現實原因，也要看到歷史原因。但在綜合分析時，必須分清主次，找出導致蘇聯亡黨亡國關鍵性、決定性的原因。

　　左鳳榮認為，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是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問題。她強調，蘇聯亡黨亡國的根源在體制;“表面上看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導致了蘇聯的解體，實際上其根源還在于斯大林體制”，“我們不應該過多地歸咎于戈爾巴喬夫”。筆者認為，這種說法是本末倒置的，不符合客觀歷史事實。

　　這里涉及兩個原則性的重大問題。

　　第一，必須正確評價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筆者認為，對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必須作歷史的全面的評價，決不能全盤否定。蘇聯模式是幾百年來世界社會主義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重要階段，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當時客觀上需要把權力集中在蘇共中央手里，以匯集一切力量來鞏固蘇維埃國家，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正是在這種高度集權體制之下，蘇聯通過多年努力，實現了國家工業化，發展了科學文化，使原本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迅速強大起來，并鞏固了社會主義制度。隨后，蘇聯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主力，打敗了希特勒德國，挽救了歐洲和世界文明。這樣偉大的歷史功績都是客觀事實，任何人都否定不了。

　　當然，蘇聯模式也存在嚴重弊病。例如，權力過分集中，個人迷信滋長，忽視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計劃經濟片面化，忽視商品貨幣關系和市場調節的作用，片面發展重工業;理論思想僵化，教條主義盛行，文化領域缺乏創作和學術自由;等等。所有這些，都必須隨著形勢的發展而進行改革。但改革是為了完善社會主義，決不能放棄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特別是共產黨的領導、馬克思主義的指導、社會主義的方向、公有制為基礎等，這些基本原則都必須加以堅持。

　　第二，社會主義國家搞改革決不能“改旗易幟”。筆者認為，戈爾巴喬夫1985年上臺執政時，蘇聯面臨改革的客觀形勢，他當時強調蘇聯必須進行改革，這應該說是對的。問題在于，他在改革過程中犯了一系列錯誤，后來更走上了全盤否定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及“改旗易幟”的邪路。

　　左鳳榮說，戈爾巴喬夫“否定斯大林，都是改革的需要，這與我們否定十年‘文革’，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路是一個道理”。這種說法混淆是非，毫無道理。怎么能把中國的改革與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混為一談。中國當年否定“文革”，“撥亂反正”，但并沒有否定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的領導，也沒有因為毛澤東主席晚年有錯誤而全盤否定。當時中國共產黨強調，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和掌握毛澤東思想”，同時“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中國過去受蘇聯模式的影響，具體的體制存在許多缺陷和問題，必須實行改革開放，以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中國共產黨在否定“文革”后實行的基本路線，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既不走蘇聯當年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也就是說，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條件下進行的。鄧小平同志在1979年發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強調中國“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也就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根基。而戈爾巴喬夫在蘇聯進行的改革，卻強調要“根本改造”和“摧毀”斯大林體制，全盤否定斯大林，放棄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并“改旗易幟”，要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所以才導致“亡黨亡國”。

　　歷史事實說明，導致蘇聯劇變的關鍵性原因并不是斯大林體制，而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可以斷言，任何一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果在改革過程中按照戈爾巴喬夫這套辦法去做，都必然會出現“亡黨亡國”的惡果。然而，左鳳榮在談改革時根本不提四項基本原則。這是為了給戈爾巴喬夫作辯護而故意不提，還是認為戈爾巴喬夫放棄共產黨的領導等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改革路線是正確的呢?

　　決不能回避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犯了方向路線錯誤

　　關于蘇聯當年的改革，左鳳榮很少涉及戈爾巴喬夫的錯誤，即使不得不提，也是輕描淡寫，竭力回避要害。她只是說，“戈爾巴喬夫也犯了一些錯誤”，改革的“步伐走得太快了，相應的法制建設沒有跟上”，“加速戰略”不對頭，“反酗酒”運動搞錯了，“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改革“不切實際”，“許多改革措施出臺得過于匆忙，政策改變太快”，“政治體制改革搞得過激，面鋪得過寬”，“沒有給予民族問題以更多的關注”，以及“用人的失誤”，重用了葉利欽等人，等等。

　　其實，戈爾巴喬夫的主要錯誤是方向路線錯誤。一是他全盤否定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認為那是“變了形的社會主義”，是“極權主義”，應當加以“摧毀”，并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理論和路線，使改革走上了“改旗易幟”的邪路，從而導致蘇聯“亡黨亡國”。

　　二是他否定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鼓吹指導思想多元化，實行西方式的“新聞自由”，禁止“任何政黨”壟斷“任何一種輿論工具”，不允許蘇共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來管理輿論工具，放任資產階級思想自由泛濫。

　　三是他強調“徹底革新”蘇共，改變黨的性質，使蘇共成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黨”。1990年7月蘇共二十八大通過的一系列決議，標志著蘇共向社會民主黨方向轉變，不再提蘇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不再提蘇共是工人階級政黨，不再提蘇共“是蘇聯社會的領導力量”，而強調蘇共的“目標”是“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

　　四是他主張“根本改革”政治體制，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大力推動蘇共中央全會和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作出決議，修改憲法，實行多黨制，放棄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實行西方式的“三權分立”、總統制、議會制和“自由選舉”，導致反共勢力迅速發展壯大，并一步一步奪取國家政權，而蘇共則不但丟失政權，而且迅速崩潰，社會主義制度也隨之被徹底摧毀。

　　五是他放任民族分裂主義猖獗，對聯盟國家的解體無所作為。他雖然不贊成蘇聯解體，但沒有采取任何果斷措施，始終堅持“人道”和“民主”的原則，采取聽之任之的消極態度，放任各加盟共和國宣布獨立。他的所作所為，實為世界各國所罕見。對比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面對車臣宣布獨立的民族分裂勢力，葉利欽和普京都態度鮮明，發動兩次車臣戰爭，維護了國家的統一。

　　總之，戈爾巴喬夫在改革過程中所犯的錯誤，并不是一般性的、具體政策措施的錯誤，而主要是放棄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和“改旗易幟”的方向路線錯誤。如果像左鳳榮那樣回避要害，避重就輕，只輕描淡寫地列舉一些具體錯誤，實際上就是為戈爾巴喬夫作辯護，也就是認為戈爾巴喬夫“改旗易幟”的方向路線是正確的。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