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視野編者按：這是一篇很有趣味、值得反思的文章。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徹底拋棄了馬克思主義這個國家的指導思想和人民的精神支柱。當這種現實出現的時候，會是一種什么樣的情景呢?本文作了比較翔實的介紹。后來，俄羅斯政府重視起這個問題，加強了意識形態領域里的道德建設，希望以東正教的宗教精神和價值觀念來填補空缺的意識形態真空，結果又怎么樣呢?本文也有評說。
本刊全文轉載這篇文章，希望讀者能在其中引出一些有益的思考。
一、道德建設主體的缺失
蘇聯解體以后俄羅斯道德領域的基本狀況是放任自流，幾乎談不上自覺的道德建設。在此期間，關心公民道德建設的主要是一些左派力量。俄羅斯共產黨曾經多次在國家杜馬提出公民道德建設方面的議案，均遭否定。之所以出現上述情況，是因為道德建設主體嚴重缺失：十幾年來惟一能夠充當道德建設主體的俄羅斯政府和議會不作為。
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在于，第一，多數俄羅斯人反對任何機構、任何組織進行有計劃的道德建設。自覺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培養人們的共產主義道德，曾經是蘇聯社會的主要特點之一。尤其是在1967年蘇共中央宣布蘇聯進入發達社會主義以后，為了培養共產主義新人，道德建設成為全社會，特別是各類學校的最重要的工作。蘇聯解體后，這種做法受到激烈批判。經久不絕的反蘇宣傳，極大地敗壞了社會主義制度和斯大林的聲譽，國家干預道德建設被等同于斯大林式的思想領域的專制。這種情況集中表現在現行俄羅斯憲法第13條中。憲法的這一條文指出：
1、俄羅斯聯邦主張意識形態多元化。
2、任何思想體系都不能被確立為國家的、每一個公民都必須接受的意識形態。
這一條文從根本上制約了俄羅斯的公民道德建設。
第二，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國家本身被極大地削弱。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以高度集中為重要特征，國家是全部社會生活的組織者和中心。葉利欽受自由主義思潮影響，仇視對社會進行集中管理的國家。在評價葉利欽的改革時，哲學家梅茹耶夫說：改革所依靠的蓋達爾等人是新西化派，而新西化派最大的特點就是國家虛無主義。國家被他們認為是私有制的主要敵人，他們鄙視自己的國家，為了經濟自由不惜使它解體。蘇聯解體后，政治領域出現真空，成為各種思想和政治力量瘋狂角逐的戰場。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宗教勢力以及每一種“主義” 或勢力中的眾多色彩不同的派別，互相爭斗得不可開交。國家無力控制局面，不論在經濟領域還是在思想文化領域，都不可能成為認真從事建設工作的社會主體。這是蘇聯解體之后俄羅斯社會發展的基本狀況，在將近10年的時間里，俄羅斯社會的政治動蕩、經濟災難，都與此有關。公民道德建設主體的缺失，政府的無所作為，只是整個社會建設主體缺失的表現之一。
2000年普京上臺執政，大力加強中央政府的地位和作用，政治局勢迅速穩定，經濟也開始好轉。然而由于實用主義方針的影響以及憲法第13條的約束，因此普京雖然出于政治考慮大力推行愛國主義宣傳，但是自覺的道德建設在俄羅斯依然空缺。
道德領域和政治領域的混亂，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災難和外交困境，迫使俄羅斯政府竭力尋求實現社會穩定的辦法。為此它在十幾年間采取了三項措施，這些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與公民道德建設有關。
二、與道德建設相關的三項措施及其效果
這三項措施分別是：復興并寄厚望于東正教;尋找“俄羅斯思想”;開展愛國主義教育。
1991年蘇聯解體，社會主義制度和馬克思主義在俄羅斯遭到批判與清算。馬克思主義被否定，俄羅斯人的精神生活出現真空，整個社會急需一種思想或者理論取代馬克思主義，為社會提供凝聚力、凈化人的靈魂、提高人的道德水準。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東正教身上。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盡管長期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之中，但幾乎所有的東正教教堂都修葺一新，到處可以見到重新貼上金箔后金光閃閃的教堂尖頂。重大的東正教節日，俄羅斯總統親自參加，東正教大牧首則儼然是全體俄羅斯人精神生活的最高領袖。2002年11月俄羅斯教育部向全國各地下發關于教學方法的信件及其附錄——“關于東正教文化課的示范內容”，規定中小學各年級都要開設“東正教文化” 課，總計340—544(或374—612)個課時。軍隊則由神父取代原先的政治委員。一些部隊由于經費的原因不能聘用固定的神職人員，則堅持請駐地教堂的神父布道或開展其他宗教活動。
措施之二是尋找俄羅斯思想。1991年的蘇聯劇變并沒有使俄羅斯順利走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道路，而是使它陷入災難之中。在這樣的背景下，總統葉利欽于1996年向俄羅斯科學院和俄羅斯的學者們布置任務，要求他們在一年之內研究并確定俄羅斯的“民族思想”，希望建立俄羅斯人在價值目標和民族性格上的共識，凈化社會環境，把他們團結起來。
措施之三是大力推行愛國主義教育。蘇聯解體以后真正由俄羅斯政府作出的與公民道德建設有直接關系的決定，是關于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的決議。2001年2月，應俄羅斯國家杜馬、俄聯邦政府、各聯邦組織、俄聯邦各主體、社會各界的共同建議，俄羅斯聯邦政府制定了《俄羅斯聯邦2001—200年公民愛國主義教育綱要》。該《綱要》指出：
最近一個時期的事實表明，經濟的分散化和社會分離化傾向，各種精神價值的貶值，對國內居民大多數社會集團和年齡層次的人都產生了消極的影響，使作為形成愛國主義最重要因素的俄羅斯文化、藝術和教育在對人的培養方面的意義急劇下降。我國社會正在失去傳統的俄羅斯愛國主義意識，這已經越來越明顯。各種客觀的和主觀的過程使民族問題變得十分尖銳。在某些地方愛國主義開始演變為民族主義。人們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對國際主義的真實意義的認識與理解。冷漠無情、利己主義、個人主義、不知羞恥、無端的攻擊性行為、對國家和各種社會機構的不尊重，正在社會意識中廣為擴散。在軍隊中和國家事務中為祖國服務越來越得不到人們的尊重。
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的目的是：
在社會思想方面，要保證社會在精神和道德上的統一，減緩思想上的對立，恢復俄羅斯民族真正的精神價值，鞏固俄羅斯聯邦各民族的統一與友誼。
在社會經濟方面，要保證社會對國民經濟發展的興趣并在此基礎上降低社會緊張程度，支持社會和經濟的穩定。
在國防領域，要提高年輕人在軍隊中服務的熱情，做好保衛祖國的準備，保持和發展我國戰斗和勞動的光榮傳統。
實施本綱要的最終結果應當是社會在經濟、精神和文化方面熱情的高漲，鞏固國家和國家的國防能力，實現社會穩定和經濟穩定。俄羅斯人的高尚精神境界、公民立場、愛國主義意識將極大地促進克服危機并決定俄羅斯的未來。
2005年，俄羅斯政府又頒布了《俄羅斯聯邦2006—2010年公民愛國主義教育綱要》。新綱要認為，愛國主義為社會團結提供了精神道德基礎，是它最重要的前提。
這些措施的初衷并不在于開展公民道德建設，而在于政治穩定，但它們都與道德建設有關。其效果如何?
大力弘揚東正教的實際效果與俄羅斯政府的初衷相去甚遠。去教堂的人數增加了，然而相當多自稱是教徒的人，事實上越來越不信教。
社會學家杜賓指出：71%的俄羅斯人同意這樣的說法，即“許多人自稱教徒只是想借此說自己與信仰以及教會有關，真正信教的人很少”;54%的人認為，在俄羅斯，教會對人們的日常生活和道德影響很小;22%的人認為把俄羅斯多數人團結了起來的東正教教會應當在國家中占有特殊地位，擁有特殊的權利，而50%的人不同意這種說法，另有25%的人拒絕回答。杜賓的結論是：東正教標志著俄羅斯國家的、民族的共同性的外在范圍。俄羅斯人需要這種共同性，以自我滿足，使自己有歸屬感，但并不認為它在事實上與自己及自己的親友的實際生活有什么實踐上的聯系。東正教以及俄羅斯的其他宗教，并沒有實現政府在思想和社會道德方面寄予它的厚望。
而今天在俄羅斯刻意培養出來的愛國主義情感往往帶有民族主義情緒。與任何一種情緒一樣，民族主義情緒也是非理性的。愛國主義教育在許多俄羅斯人那里喚醒的是強國夢，或者說是帝國夢。沙皇俄國和蘇聯以往的強盛，在今天使俄羅斯人產生失落感，產生對昔日的懷念和對當前處境的不滿。這種失落感和不滿進而演化為排外情緒，尤其是對來自中國等在改革中生活迅速得到改善的發展中國家的公民的反感。
調查表明，在今天的俄羅斯，多數人反對外國人移居俄羅斯。持這種觀點的，在工人、職員和退休人員中數量達到三分之二。民族主義情緒在青年人中增長很快，在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中增長尤為迅速，近年來增加一倍，達到總人數的69%。直到20世紀末，民族主義主要存在于共產黨等反對黨中，進入21世紀后已經為各派別所共有。多年來一直因宣傳民族主義而在俄羅斯社會享有巨大影響力的自由民主黨，近來提出“我們站在俄羅斯人一邊，我們站在窮人一邊”的口號。這一動向引起一些俄羅斯學者的高度關注。他們把它與20世紀30年代德國的納粹即民族社會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后的民族屈辱中的興起聯系起來，對俄羅斯的民族主義表示了深深的憂慮。
三、俄羅斯公民道德現狀
長達74年的蘇聯歷史在俄羅斯人的靈魂深處打上了自己的印記。經過70多年的建設，依靠無處不在的思想政治教育體系，共產主義道德曾深入人心，蘇聯解體以后，它的影響在短短十幾年的時間內不可能被徹底清除。蘇聯時期的共產主義道德還因為與俄羅斯的傳統道德在深層相互吻合而具有頑強的生命力。蘇聯共產主義道德的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核心是集體主義。十月革命前，大多數俄羅斯人是農民，生活在村社之中，而村社最基本的特點就是農民共同掌握和使用土地。由于有這樣的基礎，集體主義、互助合作是俄羅斯傳統思想、傳統道德的鮮明特色。顯而易見，它們與蘇聯的共產主義道德是有吻合之處的。這種吻合使共產主義道德很快為廣大民眾所接受，深入人心，根深蒂固。有學者認為，蘇聯時期的許多道德觀念至今在俄羅斯仍被很多人所認同，尤其是在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外的中小城市和廣大農村地區。這些地方由于受市場經濟和西方文化影響較小，與傳統道德融為一體的共產主義道德仍然在人們的道德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無論是俄羅斯傳統道德還是蘇聯時期形成的道德觀念，在當今的俄羅斯，都正在經受市場經濟的有力沖擊。
道德屬于上層建筑，一旦經濟基礎發生變化，它必然隨之改變。建設市場經濟包含了由生產資料公有制向生產資料私有制的轉變，它意味著俄羅斯人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價值目標和整個人生觀必將改變。此外，上述轉變并非在真空中進行，它伴隨著來自西方國家資本主義文化的入侵，這同樣要對俄羅斯人的道德觀念產生重大影響。這兩種因素引發的直接變化是，追求物質利益物質享受成為越來越多的俄羅斯人的主要價值目標。具體表現是，許多俄羅斯人，尤其是年輕人，越來越“務實”。有學者指出：在改革中，“社會精英形成這樣一種道德，其實質可以簡要地概括為：個人在物質上的成功就是一切，談論別人獲取成功的手段是不道德的好奇心(‘不要看別人的錢包’)。以‘民族’、‘祖國’、‘國家’、‘秩序’、‘公正’等觀念看世界的做法，被起著主導作用的社會精英稱為‘紅棕色意識形態’的表現而拋棄了”。俄羅斯出現了以金錢和物質價值作為評價生活成功惟一尺度的傾向。在改革以前，為人們提供精神營養的劇院、博物館是俄羅斯人經常光顧的地方，他們也為此而深感自豪，今天則門前冷落車馬稀。據調查，在俄羅斯25個地區，2004年53.6%的人沒有去過電影院，62%的人沒有進過博物館，69.8%的人沒有看過展覽。這在蘇聯時期是不可思議的。在俄羅斯，明確把追求物質富裕作為目的的人，1990年為30%，1994年36.2%，1998年48.3%，2002年達到50.8%。
“務實” 精神影響俄羅斯人道德生活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出現了“為了物質利益可以不擇手段”的觀念。社會調查表明：16%—18%的接受訪問的年輕姑娘認可把賣淫作為走出貧困的補充手段;32.5%的青年認為參加犯罪團伙也是可以接受的獲取金錢的途徑;24.5%的居民同意“不論以何種手段獲得收入都是可以允許的”(這一比例在富人中為42.2%，在窮人中為23.4%)。道德建設本來就困難重重，當這個國家的人們把物質享受作為自己的追求目標時，道德災難幾乎不可避免。蘇聯解體后，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屬于全體蘇聯人民的財產頃刻之間失去保護，成為眾多囊蟲的掠奪對象，不少人以極不道德的手段一夜暴富。今天在俄語中“寡頭” 一詞使用率甚高，這是因為俄羅斯社會財富高度集中，掌握在為數不多的少數人手里。這些人就是所謂的寡頭。他們幾乎每人都有一部巧取豪奪、化公為私的犯罪歷史，正在監獄服刑的尤科斯石油公司前總裁霍多爾科夫斯基就是代表。這些負面榜樣對俄羅斯人的道德產生了極壞的影響。
在這些沖突和較量中，蘇聯時期形成的道德觀念逐漸退出舞臺，集體主義、共產主義道德讓位于個人主義和享樂主義，這是當前俄羅斯社會道德生活領域的明顯趨勢。
1999年，俄羅斯社會輿論研究中心為總結1989年以來人們道德觀念的變化作了一項社會調查，幾乎對所有問題的回答都顯示出了上述趨勢。調查表明，1989年至1999年十年間，俄羅斯人除了對自己的近親以外，對國家、集體、他人的事情，關心越來越少。越來越多的人熱衷于個人享樂，過去蘇聯人曾以“閱讀的民族” 而自豪，現在讀書的興趣也明顯衰退。曾經讓俄羅斯人興奮不已的對政治權利的向往，與勤勞、節儉、道德、文化教養一道，都讓位于對金錢的崇拜了。
俄羅斯人道德觀念的以上變化的直接結果是，社會犯罪率大幅上升。許多俄羅斯學者把當今的俄羅斯社會稱為犯罪社會。俄羅斯教育家庫德里亞夫采夫院士說：“至于說到當今的俄羅斯，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盜竊、腐敗。犯罪率增長、官員不受懲罰的特權、酗酒、吸毒以及社會的精神不健康現象，從來沒有達到今天這樣的規模。這些現象使社會陷入危險之中，更準確地說，是災難之中。”
被殺、自殺和酗酒死亡人數近年來大幅度增加，直觀地說明俄羅斯社會的道德狀況正在迅速惡化。此外，針對個人財產的詐騙案1986—1996年增加了4倍以上。僅僅在1995年一年，走私案增加 98%，經濟犯罪總量增加70.5%，入室搶劫增加18.8%。蘇聯解體后性生活隨便成為中學生中的流行病。不少女中學生把賣淫掙錢視為正當。1996—2000年4年間梅毒患者增加了25倍。僅1994年一年，15—17歲的梅毒患者人數增加了76倍。中學生普遍吸煙。一個8年級的班級，29個人中吸煙者達27人。老師對此不聞不問，還和學生們一起抽煙喝酒。
四、造成俄羅斯公民道德建設上述失誤的原因
從總體上看，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的公民道德狀況令人擔憂。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
根本原因和俄羅斯改革的特點有關。俄羅斯的改革，戈爾巴喬夫時期以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為目標，葉利欽又想把美國式的制度照搬到俄羅斯來，說到底，他們都想把一個完整的資本主義制度強加在俄羅斯頭上，以取代原有的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然而由于俄羅斯在長達70多年的蘇聯時期一直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生活中根本不存在資產階級，因此它又是一場“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革命”。這是俄羅斯改革的基本特點。一位俄羅斯學者指出：“社會主義沒有了，資本主義還沒有建成”，這就是今日俄羅斯的基本現實。當今俄羅斯社會中的許多問題均由此而來。
然而為什么俄羅斯會出現這樣一場“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革命”?
其中的原因首先與俄羅斯的傳統有關。俄羅斯歷史上向他國學習經常表現為一種自上而下的強制，表現為當權者要依靠政權的力量把他人的經驗強加在俄羅斯身上。俄羅斯自走上文明道路以來，幾乎所發生的每一次重要社會轉折都是這樣完成的。公元10世紀，基輔羅斯的弗拉基米爾大公以這樣的方式強迫俄羅斯人的先民接受了東正教;18世紀初彼得大帝又把俄國強行拖上了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學習的道路;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領導進行的“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革命”，在思想方法上與上述這些改革有許多深層的相似之處，都是俄羅斯傳統的體現。
如果再進一步具體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俄羅斯這場“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革命”與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對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影響有著極大的關系。戈爾巴喬夫本人，通過他的夫人，一位哲學教師，接受了人道主義化了的蘇聯哲學的影響，在此基礎上進而對當了十幾年蘇聯駐加拿大大使并早已徹底西化的雅科夫列夫的思想大加賞識，事實上把他奉為蘇聯改革的總設計師。葉利欽本人不學無術，但是身邊有一批以蓋達爾為代表的被西方世界俘虜的知識分子，他直到下臺也未能從這些人的控制下走出來。有人這樣批評蓋達爾：葉利欽之所以選擇蓋達爾作總理，是因為蓋達爾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安插的人，西方保證向他及他的一伙人貸款，蓋達爾手中握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制定的俄羅斯經濟改革方案。蓋達爾表達的是一種新自由主義思想，這是與俄羅斯強國主義和俄羅斯國家思想論戰的產物。蓋達爾在自覺地削弱國家。一些毫無政治經驗的知識分子，在接受了西方思想宣傳的影響后在俄羅斯鼓吹新自由主義，并被政治家所采納，由此產生了激進的新自由主義西方化改革，試圖把某種西方式的資本主義制度強加在俄羅斯身上。這就是俄羅斯發生“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革命”的原因，也是俄羅斯在經濟、政治以及社會道德眾多方面不從實際出發開展認真的建設工作，從而使這些領域陷入混亂和危機的真正原因。
(《環球視野》摘自2006年第12期《國外理論動態》)
注：本文原刊于烏有月刊第32期，2007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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