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全黨全國人民痛定思痛，首先面對的一個重大問題是：如何認識和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和國家實現了偉大的戰略轉折，但當時在思想領域出現了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少數堅持極左錯誤的人攻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背離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另一種是社會上刮起了一股懷疑四項基本原則、全盤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風。一些領導干部在思想上感到困惑，也發生了動搖。
彭真是“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被打倒的黨和國家領導人。1966年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的下達，就是他蒙難的開始。因此，有些人揣摩彭真不可能不對毛澤東有一肚子怨氣。出人意料的是，在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上，彭真從不以個人的遭遇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他每談及毛澤東，必先談其功績。他在回京后不久接受記者采訪時就說：“沒有毛主席，我們不可能在一九四九年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同志是我們的領袖，對毛澤東同志必須全面看，在我心目中毛澤東同志永遠是我們的主席。”他還說：“‘五一六通知’就是整我的，但我還是舉了手的。我那時覺得主席還是對的。后來我被關在監獄，反復想，我做得不錯呀。我想，共產黨、毛主席總有一天會再來找我的，這些事歷史上都有，錯了的又給平反嘛!”
原山西省委書記李立功回憶，1979年彭真住在北京醫院接受體檢，同住北京醫院的他多次看望彭真。談話中，彭真評論“文化大革命”時，“既對林彪、‘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深表痛恨，又對動亂給黨和國家帶來的災難惋惜不止。”但“針對當時社會上有人詆毀毛主席，否定毛澤東思想的言行，他旗幟鮮明地說，毛主席的歷史功績不容否定，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我黨工作的指針。毛主席的一生是偉大的，他在我國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我們這么大一個國家，這樣大的一個政黨，沒有一面旗幟不行”。
曾任彭真秘書的楊景宇回憶：1980年初，有一天談起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彭真說：“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與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是兩碼事。旗幟就是方向，一定要舉；丟掉這面旗幟，就會迷失方向，黨心民心會亂，那還得了？個人崇拜不是好事，不光誤黨誤國，還可能把被崇拜的對象推向反面。不過，對個人崇拜，也要歷史地看。講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就不能把賬都算在毛主席頭上，我們這些人都有責任。捫心自問，我不是一個盲目迷信的人，但我就是崇拜毛主席。打個比方，一件事情來了，如果主席與少奇或者總理有不同意見，我很自然地就贊成主席的意見;如果是少奇與總理有不同意見，那就不一定了，在這件事情上，我可能贊成少奇的意見，在那件事情上，我可能贊成總理的意見。為什么會有這樣一種心態?這是因為，在黨的歷史上，幾次重大關頭，毛主席的意見開頭多數人不贊成，他是孤立的，但最終的事實證明還是他正確，他高明，他站得高、看得遠。這樣一來，對他的個人崇拜就逐漸形成了，我也不例外。但是，人非圣賢啊!圣賢也會犯錯誤。搞‘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就犯了大錯誤。不過，也有好處，壞事可以變好事，是毛主席自己用他犯的錯誤打破了對他的個人崇拜，這對全黨全國人民解放思想一定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彭真還認為，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責任都推到毛澤東一個人身上。他說：“現在事后諸葛亮太多了，成績是大家的，錯誤你就沒份?好多錯事的決定我也舉手了，不能毛主席去世了都推在他身上。”彭真在一次講話中說：現在寫回憶錄，多是講自己一生如何正確，錯誤都是毛主席的。這不公正。毛主席是有很大的錯誤，我們有沒有責任呢？我當時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如果在中央討論和決定問題時，我要能夠站出來，提出不同意見，或者說這件事我要求在政治局付諸表決，那么，毛主席的錯誤就不會發展得那么大，但我就沒有這樣做，我有責任，其他的中央領導同志也有責任。
1979年4月5日至28日，彭真出席在京西賓館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不少同志認為彭真會講毛澤東的錯誤，因為他的冤屈實在是太深了。但彭真卻明確表示，這時候必須科學地、全面地、準確地認識和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
4月22日下午，會議分組討論鄧小平3月30日在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所作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彭真參加東北組討論，作了重要發言。他首先表示“完全擁護鄧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報告”，認為這個報告“透徹地解決了當前思想政治戰線上的關鍵問題”。彭真說：
小平同志講，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堅持四個原則。為什么現在要提出四個堅持?因為有人對這四個根本原則發生了懷疑，甚至否定。實際上，沒有這四個堅持，就沒有安定團結，沒有四個現代化，就沒有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的一切。
現在一個突出的問題是，應當怎樣看待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我們反對林彪的說法，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但有些人走到另一個極端，懷疑、否定一切，甚至連“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樣一個已經由半個多世紀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證明了的事實，居然也有人要否定。
對毛澤東同志，應當全面地來看。所謂全面，就是歷史的全面、現在的全面和未來的全面。
從“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歷史時期來看，毛澤東同志在革命中的英明領導和偉大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當然，這不是說他在工作中沒有這樣、那樣的缺點錯誤。
說到“文化大革命”這段時期，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犯了錯誤，但對他也不能一概否定。
楊景宇回憶：有一天，我向他匯報有些同志對他在東北組的發言中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有些議論。我說：“有些同志反映，你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得那么慘，復出后又高度評價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使人感到不理解，你這是何必呢?”彭真同志說：“不能這樣看問題。不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自由十二年多，監禁、坐牢九年，流放三年多。就個人講，我就那么痛快?我就沒氣?但是，總結教訓，那就不僅是個人的問題，教訓要深刻得多。作為共產黨員，首先需要考慮的是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毛主席一世英明，最后犯了嚴重錯誤，整了那么多人，挨整的人誰沒有氣?這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今后我們舉什么旗？我看，只有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能夠凝聚全黨、全國人民。我們說的毛澤東思想，就是七大講的，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解決中國的問題。這面旗幟能丟嗎？丟不得！如果丟了這面旗幟，必然造成混亂。”
原載《彭真傳》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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