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蔣介石消極抗日的“底線”——關于抗日戰爭的對話》一文在網上貼出后，絕大多數網友拍手叫好。但也觸動了某些極右誹毛反共人士的敏感神經。這篇文章就像挖了他們家的祖墳，在如喪考妣的哀嚎聲中，紛紛對筆者大加撻伐。他們除了極盡污蔑謾罵之外，還惡毒捏造臭名昭著的“三大觀點”：中共消極抗戰，游而不擊，借抗日之名保存實力;蔣介石是抗日英雄，中國的抗戰是在蔣介石領導下取得勝利的，根本不存在消極抗戰的說法”；抗戰期間，國民黨200多名將官陣亡，共產黨方面只死了一個高級領導人左權。
針對極右分子的無恥讕言，筆者曾以《駁斥“中共不抗戰”的有力證據》為題，通過毛領導下的大量高級將領和干部犧牲在抗日戰場的活生生歷史事實，對那些極右分子的造謠污蔑進行反擊。該文在網上貼出后，立即被多家網路媒體轉載，受到正義人士的支持和好評。
誣蔑毛領導下的的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戰中“游而不擊”，這本來是蔣介石上個世紀40年代炒過的冷飯。從戰爭年代過來的人，都明白這是站在政敵的角度攻擊對手的一種策略手段，也是國民黨政府宣傳的需要。奇怪的是，現在的一些“精英”們，連日本鬼子是什么樣的都沒見過，也跟著大肆宣傳這些陳詞濫調。還有那些受到迷惑或接受“洗腦”的人，也人云亦云地跟著搖旗吶喊。在他們的心目中，只要是大陸宣傳的東西，都是假的。為了揭穿“精英”們造謠污蔑的丑惡嘴臉，也讓那些接受“洗腦”的人心服口服，我在這里引用兩則日偽當年公開發表的歷史資料，看看那些一貫巧舌如簧的“精英”們還有什么話可說。
先摘錄日本國內報刊公開發表的一則電訊——
敵西部《朝日新聞》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 電：華北軍發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度綜合戰果，充分說明了過去以重慶軍為對手的華北軍，在今天已完全轉變為以掃共戰為中心的事實……敵大半為中共軍……交戰回數一萬五千次，與中共黨軍的作戰占七成五，交戰的二百萬敵兵力中，半數以上都是中共黨軍，我方收容的十萬九千具敵遺尸中，中共黨軍約占半數。而七萬四千的俘虜中，中共黨軍所占的比率，則只有三成五。這一方面暴露了重慶軍的劣弱性，同時也說明了中共黨軍交戰意識的昂揚……
大家看清楚沒有，《朝日新聞》報道的這則消息，內容和數據均來自日本華北方面軍的年度工作總結。被蔣介石污蔑的“游而不擊”的軍隊，一年作戰次數竟占一萬五千次的七成五!而且與日寇交戰的軍隊占半數以上，戰死的遺體中，中共軍隊也占半數。更能說明問題的是落入敵寇之手的俘虜人數。比國民黨軍隊交戰次數多、參戰人員多的八路軍，落入日寇之手的俘虜卻比國民黨軍隊少了接近一半。連日本鬼子自己都承認：“這一方面暴露了重慶軍的劣弱性，同時也說明了中共黨軍交戰意識的昂揚……”。筆者在這里要問一句：一個“劣弱”的軍隊能稱為抗戰的主力嗎?一個交戰意識“昂揚”的軍隊能說他們是“游而不擊”嗎?
我們再看看叛國投敵的偽軍自己是如何說的——
《新民報》(筆者注：北平偽政府辦的報紙)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 載中華社(筆者注：北京偽新聞社)訊：中共軍……潛行于地下，發動正規軍二十萬，配之以六十萬之農民游擊隊，與組織突破二百萬之農民自衛團。……吾人對解決大東亞戰爭之關鍵之中國事跡之終局，乃在解決中共軍，此當再加確認者也。
看到沒有，在日偽軍眼里，消滅八路軍已經上升到結束“大東亞圣戰”的戰略高度。自詡“武運長久”的大日本“皇軍”已經不把國民黨軍隊看在眼里，而把“游而不擊”的八路軍作為主要的作戰對象。那些對自己國家沒有好感的“精英”們，不相信大陸中國共產黨的宣傳，總得相信日本人自己說的話吧，總得相信日本人自己的年度總結報告吧!其實，當年投降日本皇軍的“二鬼子”們對這場戰爭最有發言權。因為他們是日本人的炮灰，打仗沖在頭里。他們是見過真槍實彈的，也多次領教過八路軍的厲害，所以感受深，說話也比現在的“精英”們實在。
中國“精英”們看了上面的兩段文字后，還有臉說八路軍“游而不擊”嗎?再看下面七個部分——
一、蔣的“抗日”語錄
1.炮不如人，教育訓練不如人，機器不如人，工廠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頂多三天就亡國了。(1931年9月)
2.ZF現在既已此案訴之于國聯行政會，以待公理之解決，故以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避免沖突，對于國民亦一致告誡，務必維持嚴肅鎮靜之態度。——國民ZF《告全國民眾書》(1931年9月)
3.如果日本能擔保中國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則國民ZF可同意與日本協商，或可在不損我國尊嚴之前提下讓出東北。——國民ZF密使許世英赴日本談判轉述蔣的口信(1931年10月)
4.中國亡于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茍延殘喘;若亡于GCD，則縱肯為奴隸亦不可得。——蔣介石在南昌的講話(1931年8月22日)
5.我國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辱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決。——蔣介石在南京國民黨黨員大會上的講話(1933年9月23日)
6.我們要以專心一致剿匪，要為國家長治久安之大計，為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礎，皆不能不消滅這個心腹之患，如果在這個時候只是好高騖遠，奢言抗日，而不實事求是，除滅匪患，那就是投機取巧……無論外面怎樣批評謗毀，我們總是以先清內匪，為唯一要務，如果不是這樣，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蔣介石對剿共高級將領訓詞(1933年4月7日)
7.外寇不足為慮，內匪實為心腹之患，如不肅清內匪，則決不能御外侮。——蔣介石對圍剿紅軍將領訓話(1933年4月10日)
8.日本終究不能作我們敵人，我們中國亦究竟有須與日本攜手之必要。——蔣介石文《敵乎?友乎?中日關系之檢討》(1934年12月)
9.奢言抗日者，殺無赦。——蔣介石在中日簽定《何梅協定》后的講話(1935年底)
二、抗戰前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
1933年3月，日軍占領熱河，并大舉進攻長城各口，中國守軍奮起抵抗，因蔣介石國民黨破壞而失敗。5月31日國民黨ZF派熊斌與日本代表岡村寧次在塘沽簽訂停戰協定。規定中國軍隊撤至延慶、通州、寶坻、蘆臺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以上地區以北、以東至長城沿線為武裝區，實際上承認了日本對東北、熱河的占領，同時劃綏東、察北、冀東為日軍自由出入地區，從而為日軍進一步侵占華北敞開了大門。
塘沽協定內容：
關東軍司令官元帥武滕信義，于昭和8年5月25日，在密云接受國民ZF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所派軍使、該分會參謀徐燕謀所提出的正式停戰提議。依此，關東軍司令官元帥武滕信義，關于停戰協定，委任全權于該軍代表關東軍參謀副長少將岡村寧次，在塘沽與國民ZF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所委任的停戰協定全權、華北中國軍代表、北平分會總參議、陸軍中將熊斌，簽訂停戰協定于下：
一、中國軍隊一律迅速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臺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爾后，不得越過該線，又不作一切挑戰擾亂之行為;
二、日本軍為證實第一項的實行情形，隨時用飛機及其他方法進行監察，中國方面對此應加保護，并給予各種便利;
三、日本軍如證實中國軍業已遵守第一項規定時，不再越過上述中國軍的撤退線繼續進行追擊，并自動回到大致大城一線;
四、長城線以南，及第一項所示之線以北、以東地區內的治安維持，由中國方面警察機關擔任之，上述警察機關，不可利用刺激日軍感情的武力團體;
五、本協定蓋印后，即發生效力。
作為以上證據，兩代表于此簽名蓋櫻
昭和八年五月三十一
關東軍代表岡村寧
華北中國軍代表熊
(選自《中外約章匯要1689—1949》，592頁—593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版)
三、蔣介石“抗戰到底”的“底”界
蔣中正在1937年8月7日國防聯席會議上講話：“許多人說冀察問題、華北問題，如果能予解決，中國能安全五十年”。“有人說將滿洲、冀察明白的劃個疆界，使(日本)不致再肆侵賂。劃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長城為界，長城以內的資源，日本不得有絲毫侵占之行為，這我敢做?？梢砸蚤L城為疆界。”——國防聯席會議記錄(1937年8月7日)
1939年1月，蔣中正在中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闡述“抗戰到底”的“底”界說，正式提出“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的方針。他說：“抗戰到底的‘底’在哪里?是否日本亡了或者中國亡了才算到底，必須有一個界說”。“在盧溝橋事變前現狀未恢復，平津未恢復以前不能與日本開外交談判。”“我們不恢復‘七七’事變前原狀就是滅亡，恢復了就是勝利。”——中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會議記錄(1939年1月)
蔣中正就這樣把“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說成是“抗戰到底”的“底”界。他對內：試圖以“恢復了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就是勝利”界說，來統一全國對抗戰的認識;對外：“以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作為對日議和的交涉條件。
1937年11月5日，蔣中正對德國大使陶德曼說：“假如日本不愿恢復戰前狀態，中國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中國在華北的主權和行政權不得改變。——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至德國外交部(1937年11月5日)
日本ZF不理睬蔣中正的條件。他們用行動回答：攻占上海、南京;1938年1月11日御前會議決定：“對中國現中央ZF，帝國采取的政策是設法使其崩潰”;終止“陶德曼調停”;近衛首相于1月16日發表“今后不以國民ZF為對手”的聲明。
1939年3月，蔣介石親自指揮復興社的杜石山、柳云龍與日本宣野長知、小川平吉在香港談判。3月17日，柳云龍向宣野提出和平條件;必須“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關于滿洲，另行協定”。“小川、宣野對蔣的條件根本不予置理。日本ZF于9月13日發表聲明，決定扶植汪精衛成立中央ZF。香港日蔣談判告吹。——《小川平吉關系文書》卷2，東京1973年版，614頁。
四、抗戰期間賣國反共的《和平意見》
據日本檔案《桐工作圓桌會議的經過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憶錄》收錄的雙方“對答記錄”和中國方面3月10 日提出書面的《和平意見》記載，重慶代表在交涉中對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讓步：
(一)“滿洲國的獨立是既成事實”，蔣委員長“對此表示承認毫無異議”。目前，中國方面主張中日“締結特別協定，兩國共同將其作為保護國”。(注：《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4、136、341頁。)
(二)原則上同意“締結防共協定及使內蒙地區特殊化”;萬一“在國防上有必要時，可推遲一部分撤兵”。(注：《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7、340頁。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桐工作圓桌會議的經過概要》的表述是：“中國方面提出，當撤兵之際，在具體方法上，日本軍可在必要地點，相當長期地延緩撤兵。”)
(三)中國放棄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協定后中國所取之必然步驟”。(注：《和平意見》第二條;《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9頁。)重慶代表、最高國防會議秘書主任章友三強調：“自然停止抗日”;“中國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問題可交給中國好了。”(注：《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2—133頁。)
(四)可以把華北、長江下游地區作為“經濟合作”地帶。(注：《今井武夫回憶》第133頁。)“絕對同意”給日本臣民以在中國內地的居住、營業自由。(注：《和平意見》第五條;《今井武夫回憶》第139頁。)
(五)中國招聘日本的軍事、經濟顧問。(注：《和平意見》第六條;《今井武夫回憶》，第139頁。)
五、蔣介石投敵賣國“檔案”揭秘
1938—1940年秋中日有過三次議和，檔案材料顯示，蔣中正的國民ZF一方，以茍安性質的“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作為“底線”，對日謀求妥協。而天皇制日本的權力機構則明確決定要設法使中國現中央ZF崩潰。1938年7月，五相會議決定的《適應時局的對中國的謀略》規定，日本ZF的方針是“推翻中國現中央ZF，使蔣中正垮臺”，這就是明證。在雙方“底線”有天壤之別的交涉中，日本方面的條件一步步升級，變本加厲，而且對重慶寸步不讓。蔣中正及其代理人卻一味地單方面讓步，答應諸如對“滿洲國加派公使或大使”;締結特別協定，認可偽滿作為日本、中國的“保護國”，同意“討共”，“用密約辦理”;重慶放棄“抗日容共”政策，劃內蒙為“特殊地區”;可以華北和長江下游作為“經濟合作”地帶;承認共同開發中國資源、接受日本顧問“都是好事情”等等。——《抗日戰爭研究》2000年第3期：《抗日戰爭前期蔣介石對日議和問題再探討》
直到1940年秋，蔣中正才中止以“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為條件的對日言和，擱置他原來已經同意親自與日軍總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將舉行的“長沙會談”。蔣介石轉而決定采納“苦撐”的方針，寄希望于國際形勢發生變化。
這些事情發生在七七事變以后，但在蔣中正的心目中，東北是可以放棄的。雖然在七七事變以前,蔣中正沒有明確表示，但一個人的指導思想總是會在其政策中透露出來的，比如1934年簽訂的《塘沽協定》，認可長城線是與偽滿的政治分界線，默認了“滿洲國”的存在。
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在1935年10月對中國駐日大使提出的所謂“對華三原則”，其內容是：一、中國取締一切抗日運動，放棄依賴英美的政策;二、中國承認偽“滿洲國”，樹立中日“滿”經濟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11月至12月間，中日雙方就“廣田三原則”多次進行談判。1936年1月，國民黨ZF外交部發表聲明，說“國民ZF既非全部承認三原則，亦非全然不承認”。
1936年11月間，蔣中正的代表張群曾和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茂進行秘密談判(高宗武參與其事)，談判達成的條件之一就是承認“滿洲國”。
——錢昌照：《縱橫》民國八十八年年第1期
為蔣招魂的無良人士，把蔣美好成抗日英雄，太無恥!
六、蔣介石集團與侵華戰犯關系曖昧
一、放棄戰爭賠償的《中日和約》
1987年11日30日，日本政府公布了《中日和約》的外交檔案。日本報紙《朝日新聞》第二天(12月1日)還以頭版頭條的位置進行處理。《中日和約》的揭秘，讓蔣介石集團的賣國嘴臉徹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蔣介石集團與日本于1952年4月28日簽訂的《中日和約》第十條明確規定：“中華民國國民應認為包括依照中華民國在臺灣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將來可能施行之法律規章而具有中國國籍之一切臺灣及澎湖居民及前屬臺灣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裔;中華民國法人應認為包括依照中華民國在臺灣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將來可能施行之法律規章所登記之一切法人。”又在“照會第一號”中明定：“本約各條款關于中華民國之一方，應適用于現在中華民國政府控制下或將來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領土。”
其實，條文中的關鍵字就是那個“或”字。照蔣介石的原案，用“或”字則表示他沒有控制中國大陸領土的含義，應該用“及”字。但是日本不肯。早在頭一年，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岡崎勝男就對董顯光說過：“我國固極敬重貴國政府，所惜者目前領土僅臺灣耳!”如今簽約之際，蔣介石自己以“僅臺灣耳”的臺面，卻要日本簽下“含大陸也”的條款，日本人當然不肯。事實上，日本根本就不愿同“僅臺灣耳”的蔣介石簽約，日本的原意是附和英國的提議，“邀中共參加對日議和”。蘇聯也有這種想法。美國不在乎蘇聯，卻在乎英國。因此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趕赴英國，于1951年6月15日，把結果告訴“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顧維鈞說：“此次在英與英外相等商議對日和約，余對英主張邀中共參加堅決反對;而英對美主張中華民國政府參加簽字，亦反對甚力。最后，余提折中方案——即由若干國家與日簽訂多邊條約;另由日本自主決定與何方國家商訂大致相同之雙邊和約，英國已表同意。此雖未能滿足貴國希望，然十之九成當如貴國之意。”杜勒斯并以嚴守秘密為囑，對顧維鈞保證：“余知日本政府對貴國態度甚好，必愿與貴國簽約，而反對與中共成立關系。”就這樣，1951年9月4日，對日媾和會議在舊金山歌劇院開幕了，“中華民國”根本不在邀請之列，簽訂的《金山和約》自然也和它完全無關。蔣介石臉上無光，只好等日本單獨和他簽約。所以第二年日本在美國壓力下，跟“中華民國”做簽約談判時候，蔣介石就亟思不惜代價，挽回面子了。
日本派來的代表是曾任藏相(財政部長)的河田烈，這個鬼子是臺灣通。他在二次大戰時任“臺灣拓植株式會社”董事長，是搞亞洲經濟侵略的能手。他被派出來同蔣介石政府談判，早把蔣介石的處境與心態摸得一清二楚。他在臺北演的是白臉，黑臉留給東京那邊演。談判過程中，東京那邊作弄蔣介石的小動作，一直此起彼落，一會兒說臺灣是地方政府非中央政府，一會兒又說中共如肯他們就同中共簽約，一會兒又推翻前議說有了新訓令，一會兒又要把“中華民國”的秘密約本公布……反反復復，把蔣介石弄得團團轉。前后鬧了70天(日本在對美國等國簽約時服服帖帖，只用四天時間)，最后戰勝國的蔣介石對戰敗國的日本乖乖就范。
所簽文字中，最醒目的是《議定書》中如下文字：“為對日本人民表示寬大與友好之意起見，中華民國自動放棄根據金山和約第十四條甲項第一款日本國所應供應之服務之利益。”這意思就是說，關于戰敗國賠償問題，戰勝國“中華民國”將《金山和約》第十四條所規定的“服務賠償”予以自動放棄。也就是什么賠償都免啦!整個的條約中沒有提到賠償條款，這在世界歷史上也是空前絕后的。
此中屈辱，請看葉公超對日本代表說的一段話：
金山和約對戰敗國之寬大已屬史無前例，而我方約稿甚至放棄服務賠償，是較之金山和約不及則有之，絕無過分之處，有何令貴國難于接受者?自貴我兩國開始談判以來，貴方所提異議者均屬金山和約之條文，換言之：貴方所要求者無一而非更改金山條約之提議，是誠有令人難于索解者。
蔣介石在抗戰勝利時不同任何中國人商量，單獨決定“以德報怨”。在退守臺灣后，又屈膝求全“放棄賠償”。根據《中日和約》談判時日本首席隨員木村四郎七回憶，最初“中華民國”提出的條件，只要日本承認他們是“正統政府”等三項，根本就沒提出賠償問題。后來加入這一問題，乃是作為談判籌碼的換取條件，換到手后，賠償都可以不要。
二、蔣介石力保侵華戰犯岡村寧次
事實上，蔣介石在死要面子的同時，對日本總是奴顏婢膝。僅以他對日本頭號戰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的態度為例，就可看出蔣介石的媚骨和奴才相!岡村寧次以侵略中國總司令之尊，怎么可以被判無罪呢?可是蔣介石硬要判他無罪!不但要判他無罪，甚至在受降典禮前，把降書內容先給他過目，還“打招呼”叫他不必當場獻出軍刀。另外還特別召見他，問他“貴官健康如何?生活上如有不便之處，希勿客氣的告訴我或何總司令”。最后，當蔣介石兵敗下野，李宗仁接班，下令逮捕岡村寧次時，岡村寧次還得到蔣介石之蔭命，快速潛歸日本。
與蔣介石媚骨相伯仲的，是他的私心。……蔣廷黻后來論斷說：“個人盡管愛國，但一旦加入政權的爭奪，免不了只顧目的，不擇手段……這樣的爭奪，久延下去，國家將賣盡了。”蔣介石從“以德報怨”到“放棄賠償”，一再喪權辱國而不惜，除了對日本的媚骨外，保住他政權的私心也是主要原因。盡管蔣介石一身媚骨，卻時常被日本人出賣。1972年9月，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承認中共時表示：“《中日和約》已失去了它的意義，業已終了。”消息傳來，蔣介石感到灰頭土臉，無地自容。最具諷刺意味的是，蔣介石死后，日本人又公布了《中日和約》的秘密文件，再次出了蔣介石的洋相。
《中日和約》簽訂之前，張群對日本代表談話時說：“在中日戰爭之前，我們竭力消弭戰禍，惜無所成。在日本投降、戰爭結束之后，我們但有悲哀警惕之懷，從未以戰勝國自居。”這番話真把中國人的臉都丟盡了!抗戰前“竭力消弭戰禍”，戰勝后卻“從未以戰勝國自居”，這還是人說的話嗎?(臺灣外交文檔：《中日和約簽訂后各國之反應》，一九五二年五月十日)
三、侵華戰犯極力頌揚蔣介石集團
日本投降以后，岡村寧次的運氣極好，因為他碰到蔣介石的“以德報怨”;運氣更好的是蔣介石派何應欽去受降，何應欽一直是對日本軍人矮半截的人物，從《何梅協定》時代到南京受降時代，腰彎得一直比日本人還多。岡村寧次后來回憶投降時情景說：
我面臨這空前的投降，雖感不安，但極力保持沉著冷靜，默誦白隱禪師夜船閑話語句，并以將上斷頭臺的心愿處之。我僅凝視會場的一點，時常轉視何應欽將軍的動作，因向中國友人中最親近的何應欽投降，頗有安全感。(轉引自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下冊，頁一一九二)
岡村寧次無罪回到日本后，何應欽在一九五六年去日本看他。同年四月號的《文藝春秋》上，登出這樣的對話：
岡村：久違久違，您好么?
何：托福托福，我初次見到岡村先生，好像是一九三三年，在北平談判塘沽停戰協定的時候。
岡村：是的。在士官學校我比您高好幾班，所以沒見過您。在九一八事變時代，我們才首次見面。當時我是關東軍副參謀長，您是中國軍總司令官，不過，互相并沒有敵對的感覺。那時候我時常到北平去見您，而到現在仍然未能忘懷當時您所講的一句話：“日本應該就此罷手了，如果仍繼續向中國本土揮兵侵略，則必使中國共產黨回益坐大，結果，也必使日本吃個大苦頭。”經過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們在東京聚首，回憶起來，不幸得很，當年您所講的這句話，到今天變成事實了。
何：是的么!當時我一直憂慮日本的一般軍人想要侵略我國，可是，碰到岡村大將——
岡村：當時還是少將。
何：碰到少將，一談起來，才認識您是一位值得敬佩的人，您認為中日兩國非攜手友好不可?？偠灾袊腿毡臼峭耐N，從歷史上、地理上或從文化方面來說，都必須攜手合作。關于這一點，先生和我們看來很像是同志，這是我得到的第一個印象。
岡村：其后我們再度見面，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我在任職參謀本部第二部長的時候，適值排日運動最激烈之時，空氣緊張，我在南京宿了一夜，當然無法訪問中國官廳，只好到領事館找現在國會議員的須磨彌吉郎君?？墒?，您來了電話，要我到您使館去吃飯，并約定不做任何有關政治的談話，這使我高興極了。那時候我記得您是參謀總長。
何：不，是軍政部長。
岡村：您在重慶的時候，常常受到很厲害的轟炸吧?
何：時常有轟炸，就是日本的疲勞轟炸較為討厭，你們叫做什么?
岡村：日本叫做神經轟炸。
何：一連轟炸一整天，教人無法工作。
岡村：都是我的部屬干的。
何：多謝多謝!(笑)
岡村：可是那里的氣候很壞，真使飛機師吃不消。
何：冬天一直看不到太陽，有“蜀犬吠日”之說。
岡村：府上受過炸么?
何：我住的地方炸中了兩三次。
岡村：不是有防空洞么?
何：但若中了一千磅重的炸彈，就是避在防空洞，人也會晃動。這種情形前后有過三次。
岡村：真抱歉，如果您先在公館屋頂上做一個記號，我可以叫他們不來炸呢!(笑)
岡村：還有一件事，應該向您深深感謝：就是我們打了“敗仗”，卻沒有一個人變成“俘虜”，這是您的鼎助所賜。照國際上的慣例，戰敗的軍隊應被繳械，分別拘集軍官與士兵，并分開受戰俘待遇，一般情形都是如此，蘇俄、中共均是，但是我們卻不同。我們所受的稱呼，不是俘虜而是“徒手官兵”，就是說，沒有武裝的軍人，在簽字投降次日，九月十日清晨您召我去，當我去見您的時候，您一開口就說：“日本已經沒有軍隊了，現在我們兩國可以不受任何阻礙而真正攜手合作。”您鼓勵我：“我們一同努力做吧。”那時您并曾把中國政府的派令遞交給我，把日本全軍及僑民的遣回事務委任我來辦理，那張派令是怎么寫的?
何：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后聯絡部長官。那個派令，曾使您正正堂堂地發布命令。我們為遣返貴國人民，曾調配船舶三十萬噸，這占當時中國船運力的百分之八十。
岡村：中國也曾給我們增配火車。因而，自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起至一九四六年七月止，在短短十個月期內二百萬人終獲全部遣返完畢，然而，看到四五年前中共遣僑回國的情形，令我不勝其憤慨。中共在酷使日人后，感覺不需要時，便任意遣回。如果以他們遣僑的速度來計算，我們自中國大陸回來，必須要四十二三年的時間。
何：若按這種蘇俄式的速度來說，是需要四十多年。
岡村：你們當時因把整個運輸力量集中到揚子江沿岸，致未能接濟東北的軍隊，從而影響到國軍敗于共產黨，實使我們感覺抱歉!
何：不，事情已經過去了。
岡村：關于這一點，根據我所聽到的，美國顧問團也不好，我相信是美國貽誤了遠東的局面。它妄圖國軍開往東北，但擁有美式裝備的精銳部隊，多為南方人，中國自黃河以北沒有水田，北方人吃稀飯、吃饅頭，而南部多是水田，南北情形完全不同，必須吃米的精銳部隊開往東北，而為遣返日僑，大米不能運往接濟，結果在內戰上招致了不利的條件。也可以說，為了盡速遣返二百多萬的日僑，結果受到很大的犧牲。
何：戰爭結束的時候，斯大林曾揚言以此報復了日俄戰爭的宿仇。但是當時蔣總統卻聲明“以德報怨”。
岡村：我最佩服的是您總不懊喪訴苦，您也許更謙虛地說你們本身有致敗的原因。當時美國報刊等對于何應欽先生和接收上海的湯恩伯先生，頗有酷評，說你們過于“袒護日本”。
何：不，日本軍隊的復員，還是由于岡村先生的決心堅強，在戰后混亂時代未得日本陸軍部任何命令及日本復員局的援助，卒以自己力量完成了二百萬軍隊的復員，這是世界上史無前例的。
岡村：我所以能擺脫戰犯，亦多虧了您派來的律師幫助。這雖然是件私事，我是應該向您致謝的?，F在我又想起來的一件事，就是您認為我過去打仗的對手是中國，所以您叫我批判中國軍隊。我答應，如果對外不發表，我可以做，因其內容一經發麥，我必被殺害。于是我以鏖戰了八年的中國軍為對象，以其缺點為主，寫了一篇《從敵陣看到的中國軍》。
七、另外再看國軍將領投敵變偽軍的史實
一、蔣介石差點成為“汪精衛”
國民黨內地位僅次于蔣介石的副總裁汪精衛投靠日本人，在南京組織傀儡政府，令中國抗戰大局出現超級震蕩。其實，熟悉歷史的人都明白，大量歷史資料表明，如果不是汪精衛捷足先登，蔣介石就會成為叛國投敵的汪精衛。
整個抗戰期間，國民黨部隊不斷出現成建制地向日軍投降，轉成偽軍，使尾隨日軍作戰的偽軍(僅指正規部隊)達到100多萬以上。電影中“報告連長，來了一百多鬼子，二百多偽軍”的臺詞長期成為笑談。100多萬國軍成建制投降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場中國戰場上的奇觀。這樣的“光彩事”，蔣介石本人不會提，蔣家余孽是更不會提的!
那些極右人士不是惡毒攻擊共產黨人嗎?可是，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的高級領導者無一人向日本投降，八路軍、新四軍也沒有任何一支部隊投降日本人去當偽軍。有很多別有用心的人面對這些無法否認的歷史事實，竟然恬不知恥地替蔣介石招魂甚至打抱不平。我感到非常好笑，難道這些非毛反共的極右人士，真不知道世界上還有“羞恥”兩個字?
二、國民黨“降官如毛，降將如潮”
自抗戰開始至1943年8月，國民黨文武官員及作戰部隊投降日軍者數量非?？捎^。其中國民黨副總裁以下中央委員20人，旅長以上將領58人;直接投日的正規國軍達到50多萬人，占全部偽軍的一大半，在中國的土地上，出現“降官如毛，降將如潮”的可悲局面。1943年8月13日，《解放日報》公布《兩年來國民黨五十八個叛國將領概觀》，把這些“漢奸”永遠釘在恥辱柱上。他們分別是：龐炳勛、孫良誠、孫殿英、畢戴宇、金亦吾、李長江、王勁哉、吳化文、趙瑞、楊誠、榮子恒、楊仲華、吳漱泉、劉月亭、王清瀚、趙云祥、陳光然、黃貞泰、郭峻峰、丁樹本、夏維禮、孫玉田、趙星彩、李震汾、侯如墉、于光輝、楊汝賢、馮春田、楊克尤、王遂慶、王廷英、王瑞亭、趙天時、任蘭圃、薛豪平、潘勝富、蘇景華、張海平、蘇振東、李德興、丁聚堂、顏秀五、陳才福、秦慶霖、范杰、于懷安、寧春霖、厲文禮、齊子修、邱吉勝、劉景良、李其實、張良才、徐繼泰、韓子乾、景順揚、李志希、陳孝強。
《解放日報》的社論說：“當前人們傳唱一首民謠：‘新兵新槍，老兵老槍，內戰內行，外戰外行’，鞭撻國民黨以優良裝備擴編嫡系部隊，排擠非嫡系部隊，妥協投降，挑動內戰的倒行逆施，提醒全國人民警惕和深思。”
三、國民黨高級軍事將領投敵“大盤點”
下面這些敗類都是國名黨的軍事將領，不包括這些投敵叛國的黨政要員。(注：這些數字與《解放日報》上公布的有出入，這屬于當時統計原因造成的遺漏。)
1.1939年，何行健，國民黨忠義救國軍副總指揮，在蘇南率部50000人投敵;
2.1939年，蔡雄飛，晉綏軍副師長，在晉西北率部投敵;
3.1941年2月，李長江，蘇魯戰區游擊縱隊副總指揮，率所部8個支隊投敵;
4.1941年2月，丁叢堂，蘇魯戰區游擊縱隊第一縱隊司令，隨副總指揮李長江投敵;
5.1941年2月，顧秀五，蘇魯戰區游擊縱隊第二縱隊司令，隨副總指揮李長江投敵;
6.1941年2月，陳才初，蘇魯戰區游擊縱隊第六縱隊司令，隨副總指揮李長江投敵;
7.1941年2月，秦慶霖，蘇魯戰區游擊縱隊第七縱隊司令，隨副總指揮李長江投敵;
8.1941年2月，范杰，蘇魯戰區游擊縱隊第十一縱隊司令，隨副總指揮李長江投敵;
9.1941年2月，楊仲華，國民黨江蘇保安第八旅旅長，率所部全部投敵;
10.1941年2月，劉月亭，新編第5軍副軍長，率所部全部投敵;
11.1941年5月，公秉藩，國民黨第30師師長，率該師及第3、第9、第17、第80、第93各軍之一部共22000人投敵;
12.1941年6月，畢澤宇，國民黨第69軍軍長，率所部投敵;
13.1942年2月，趙瑞，國民黨騎兵第1軍第1師師長，率所部在晉西投敵;
13.1942年2月楊誠國民黨騎兵第1軍第5師師長，率所部在晉西投敵;
15.1942年4月，孫良誠，第39集團軍副總司令，在魯西率69軍、暫3旅、特務旅全部投敵;
16.1942年4月，王清浣，新編第6師師長，隨孫良誠投敵;
17.1942年4月，趙云祥，新編第30師師長;隨孫良誠投敵;
18.1942年4月，陳光然，新編第181師師長，隨孫良誠投敵;
19.1942年4月，黃貞泰，新編第13旅旅長，隨孫良誠投敵;
20.1942年4月，郭俊峰，特務旅旅長，隨孫良誠投敵;
21.1942年4月，丁樹本，冀察戰區游擊第1縱隊司令，隨孫良誠投敵;
1942年4月，夏維禮，冀察戰區游擊第2縱隊司令，隨孫良誠投敵;
22.1942年4月，孫玉田，警備處長，隨孫良誠投敵;
23.1942年6月，徐繼泰，蘇北四縣游擊總指揮，率所部投敵;
24.1942年6月，景順陽，第3戰區游擊支隊司令，率所部投敵;
25.1943年1月，吳化文，國民黨山東新編第4師師長，率所部于懷安投敵;
26.1943年1月，于懷安，國民黨山東新編第4師副師長，率所部隨吳化文投敵;
27.1943年1月，寧春林，山東保安司令部參謀長，率所部隨吳化文投敵;
28.1943年1月，呂其賡，蘇北游擊縱隊第1縱隊司令，率所部隨吳化文投敵;
29.1943年2月，厲文禮，山東游擊隊第2縱隊司令，本人被俘投敵;
30.1943年2月，王勁哉，國民黨第128師師長，率8個將官及所部投敵;
31.1943年2月，趙天時，國民黨第381旅旅長，隨王勁哉投敵;
32.1943年2月，任蘭圃，國民黨第382旅旅長，隨王勁哉投敵
33.1943年2月，薛豪平，國民黨第383旅旅長，隨王勁哉投敵;
34.1943年2月，潘勝富，國民黨獨立第1旅旅長，隨王勁哉投敵;
35.1943年2月，蘇景華，國民黨獨立第2旅旅長隨王勁哉投敵;
36.1943年2月張海平國民黨獨立第3旅旅長，隨王勁哉投敵;
37.1943年2月，蘇振東，國民黨獨立第5旅旅長，隨王勁哉投敵;
38.1943年2月，李德興，國民黨獨立第128師參謀長，隨王勁哉投敵;
39.1943年2月，吳漱泉，國民黨第351旅旅長，被俘投敵;
40.1943年2月，韓子乾，國民黨第113師師長，被俘投敵;
41.1943年3月，金亦吾，第6戰區挺進總司令兼第2縱隊司令，率所部投敵;
42.1943年4月，孫殿英，新編第5軍軍長，率所部投敵;
43.1943年4月，張良才，蘇北游擊縱隊第2支隊司令，率所部投敵;
44.1943年5月，龐炳勛，冀察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24集團軍總司令，與孫殿英聯名通電，判國投敵;
45.1943年5月，趙星彩，第24集團軍參謀長，隨龐孫投敵;
46.1943年5月，李震汾，第24集團軍第106師師長，隨龐孫投敵;
47.1943年5月，侯如墉，冀察戰區挺進第4縱隊司令隨龐孫投敵;
48.1943年5月，于光輝，冀察戰區挺進第4縱隊副司令，隨龐孫投敵;
49.1943年5月，楊志稀，冀察戰區挺進第4縱隊參謀長，隨龐孫投敵;
50.1943年5月楊汝賢(楊明清)新編第5軍副軍長，隨龐孫投敵;
51.1943年5月，馮養田，新編第5軍參謀長，隨龐孫投敵;
52.1943年5月，楊克友，暫編第3師師長，隨龐孫投敵;
53.1943年5月，王瑞慶，暫編第3師副師長，隨龐孫投敵;
54.1943年5月，王廷英，暫編第4師師長，隨龐孫投敵;
55.1943年5月，王瑞亭，暫編第4師副師長，隨龐孫投敵;
56.1943年5月，齊子修，山東保安第5師師長，被俘投敵;
57.1943年5月，邱吉勝，山東保安第8旅旅長，被俘投敵;
58.1943年6月，榮子恒，蘇魯戰區魯南112師副師長兼334旅旅長，率所部全部投敵;
59.1943年6月，劉景良，山東保安第4師師長，率所部全部投敵;
60.1943年7月，陳孝強，國民黨預備第8師師長，率所部全部投敵;
61.1944年9月，賀凱憲，新軍所屬第2旅旅長，率所部4個團12000人于河南投敵;
…………
日前，博友在筆者《駁斥“中共不抗戰”的有力證據》后面跟帖，并引錄一篇題為《共產黨與國民黨誰領導了抗日戰爭?》的文章。筆者覺得這篇文章寫得很好，遂將該文附在后面，以供廣大讀者和博友們閱讀參考。
附：共產黨與國民黨誰領導了抗日戰爭?
本來抗戰是中國人民的勝利，可是有人卻歪曲歷史事實，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的時候，吹噓國民黨蔣介石領導的300萬軍隊處在正面抗日戰場，是國民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抗戰的勝利。由此挑起了毛領導下的共產黨與國民黨到底誰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抗戰勝利的爭論!
什么是領導呢?領導就是行動上率領，理論上指導。
首先，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由什么理論指導的呢?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理論，指導著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連蔣介石及其國民黨的高級將領都不否認，抗日戰爭既不能速勝，也不是亡國，而是經過戰略防御、相持和進攻三個階段。美國軍事專家李海說，即使美國不投原子彈，中國人民的抗戰勝利和日本侵略戰爭的失敗都是肯定的，只是稍晚一些，中國人民的犧牲要更多一些。我們要問一句，國民黨蔣介石有什么值得稱道的抗戰理論呢?
其次，中國人民是誰在行動上率領進行的抗戰呢?
一、國民黨盡管有多于日本侵略者的軍隊，處在正面戰場，也進行了抵抗，有的甚至是頑強的抵抗，可是并沒有阻止住日本侵略者的前進，從東北開始節節敗退，助長了侵略者的戰爭野心，連首都南京都丟了。而共產黨不僅沒有敗退，而且主動到抗日前線去，到敵人的后方心臟去打擊敵人。共產黨與國民黨一進一退，是誰在行動上率領中國人民抗戰呢?大家心里都是很明白的。
二、日本侵略中國初期，真共黨在江西瑞金就對日宣戰，要求國民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而國民黨蔣介石硬是要消滅這支抗戰的隊伍，致使這支抗戰隊伍在達到抗戰前線華北時，由30萬人削弱為3萬人。國民黨蔣介石則把東北軍從抗日前線撤出。一個開往抗日前線，一個從抗日前線撤出，是誰在行動上率領抗戰還不清楚嗎?
三、在日本侵略者大舉進攻華北之時，國民黨蔣介石對共產黨僅剩的3萬抗日武裝力量，還在進行“圍剿”，必欲除之而后快。國民黨軍隊不但不抗日，而且把重點放在消滅抗日人民武裝上，在行動上幫助了日本侵略者，這樣的軍隊能說是領導抗戰嗎?直到出現了人心所向、軍心所向的“西安事變”，國民黨蔣介石才被迫停止剿滅共產黨抗日武裝的軍事行動。一個主動抗日，一個被迫抗日，是誰在行動上率領中國人民抗戰呢?難道通過兵諫才被迫抗日的國民黨蔣介石是中國人民抗日的行動率領者嗎?
四、就在抗日統一戰線建立以后，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到前線去，到敵人的后方去，如果沒有廣大的敵后抗戰，國民黨正面戰場能夠進入相持狀態嗎?而國民黨的軍隊大批的投降日本侵略者成了偽軍，甚至國民黨的高級領導汪精衛都成了漢奸，共產黨在敵人心臟，不但要抗擊日軍，還要抗擊大量的偽軍。一個堅決抗戰，一個大批投降，是誰在行動上率領中國人民抗戰呢?
五、在抗戰的關鍵時刻，共產黨及其抗日武裝在前線奮力抗戰，自稱抗戰總指揮的蔣介石，公然破壞抗日統一戰線，斷絕抗日武裝八路軍、新四軍的糧食、衣服、武器、藥品的供應，同日本鬼子一樣封鎖抗日根據地，迫使八路軍不得不抽調部隊進行“大生產”，堅持抗戰。一個在堅持抗戰，一個在軍事經濟上封鎖抗日根據地，是誰在行動上率領中國人民抗戰呢?
六是，在抗戰最艱難的時候，國民黨蔣介石嫌軍事、經濟封鎖抗日根據地還不夠，直接動用軍隊圍剿共產黨抗日武裝，僅“皖南事變”就使開赴抗日前線的新四軍犧牲近萬人，做了日本侵略者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一個向抗日前線開進，一個消滅開進抗日前線的隊伍，是誰在行動率領中國人民抗戰呢?難道消滅向抗日戰場開進的抗日武裝是在領導中國人民抗戰嗎?
確實國民黨許多將領士兵為抗戰做出了重大犧牲，如張學良、楊虎誠、張治中、上海的800壯士、臺兒莊犧牲的勇士等等，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是中國抗日戰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國民黨的高層，蔣介石盡管在名義上是抗戰總指揮，但在基本的方面不但沒有正確的理論指導，而且在行動上是被迫的消極的抗日，有時甚至是直接幫助日本侵略者，消滅抗日武裝，破壞抗日。
正因為毛領導下的共產黨在抗戰中有正確理論指導，在行動上率領中國人民抗戰，建立廣泛的包括蔣介石的抗日統一戰線，其行動率領理論指導，形成事實上領導作用，得到了全國人民更大的支持，大批的青年投奔延安和解放區，人民自愿地送子參加八路軍新四軍等，到抗戰結束時共產黨抗日武裝發展到120萬人。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和根據地在抗戰中發展壯大，就是共產黨領導抗戰最有力的證據。
國民黨與共產黨一方面都對抗日戰爭做出了犧牲和貢獻，誰都承認。但是在抗戰中他們是有重大差別的，一個不怕犧牲向抗日前線開進，堅決抗戰，在《論持久戰》理論指導下，建立統一戰線，建立抗日根據地，到敵人后方去開展人民戰爭。一個從抗日前線撤出，消滅抗日武裝，被迫抗戰，大量投降敵人，破壞抗日統一戰線，在軍事經濟上封鎖抗日根據地。誰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在理論上指導行動上率領——領導中國人民抗戰，難道還有疑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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