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詞語成為體系”
——蘇聯解體和意識操縱(2)
西方把語言變成統治工具，為毀滅語言，也為實現、擴展和鞏固其統治的過程開了頭。
資產階級社會花費在創造新語言并將其灌輸到意識中的資金，比花費在警察、軍隊、武裝上的資金要多得多。這種新創造的語言變成資本的語言、變成商品，而且是市場上決定國民生產總值的最主要的商品之一。富有者以用它吸入難以計量的金額。這些與現實生活脫節的阿米巴語言，進入意識，接著進入日常生活，操控著社會。墨索里尼說，“詞具有巨大的魔力”。他們的綱領有時候被稱為“詞義恐怖”。資產階級學校的主要任務，正在于鏟除各被壓迫民族、本國各民族的基于實際生活的“本土”語言，使人們在不知不覺中改用他們的書籍、報紙、廣播、電視的語言。馬賽克文化代替了人文科學文化。
天才的操縱家戈爾巴喬夫上臺，蘇聯進入黑暗的改革時代，“1985年在俄羅斯成了創造和采用‘新語’的真正極權運動的開端。”
上層轉變方向，蘇聯共產黨全部龐大的意識形態機器飛轉起來，竭盡全力推行這個運動。他們的目的，是不讓國人明白改革的目的和改革未來的真實狀況，最近的將來等待人民的是什么結果。報刊和廣播電視完全轉移了國人對行將臨頭的生活劇變的思考。操縱者描繪一幅美妙而迷離的前景，國家的資金和主要企業將轉走，僅僅剩下將轉到哪些具體人物手中尚未點名。在全社會布下謊言，下面出場的，就是蓋達爾和丘拜斯。
俄羅斯反蘇革命進程出現一種風氣，就是民主派制訂一整套文化方案，推行社會工程，強行窒息本土語言，使俄羅斯人的意識尤其是青年人的意識，塞滿破壞語言涵義的阿米巴詞語。他們打破俄語原有的穩固嚴謹體系，創造新語，展示了改革派的技巧。改革中的新詞語，成為一個完整的體系。
操縱家避免使用群眾交往中已經彼此通曉的、有明確理解的詞語，代之以顯得新穎委婉和貌似公正客觀而是非不清的詞語，有時候還要加上不相干又別有深意的畫面。用他們的語言來說就是，“主要不是真實，而是我們想看見的、所需要的東西”。
代替戰爭、侵略、屠殺的，是一些中性詞，如沖突、戰役、設備。在越南戰場，把美軍大規模轟炸叫“防護性反應”，把凝固汽油彈叫“軟裝藥”，把使用二惡英的死亡地帶叫“防疫線”，把監獄似的集中營叫“戰略村”。如美國語言協會主席D·傅林杰爾所說：“美國是第一個做到了真正禁忌一切不愉快詞匯的國家。”
1996年中美圍繞臺灣問題出現緊張局勢。西方電視臺的相關報道播放的是一段1992年的錄像：中國處決毒販，毒販跪在地上，槍彈擊中他的后腦勺。然后是美國航空母艦開進。觀眾看到的，是中國的殘暴和美國的仁慈救援。美國教授奧·哈拉《伊萬人的信息手段》，還特別表彰他們的播音員：“在不表示贊同或反對的情況下，他的報道看來是客觀的，但是它那如歌的補充語言、音調的運用，那些意味深長的停頓以及臉上的表情，卻常常產生編輯的觀點需要賦予的效果。”
這是一種刻意創造、竭力掩飾事物本質的幽靈語言。如同跳大神的巫師口中念念有詞，政客、播音主持人、欺世盜名的“專家”和所有的操縱家，都力求避免使用涵義業已鞏固于公眾意識的詞語，而是炮制并向公眾傾瀉海濤巨流般的、涵義令人捉摸不清和模棱兩可的詞語。他們用反反復復、顛三倒四的廢話，或者鸚鵡學舌式的、大家難以聽懂的語言說話。開始的時候不說清楚，偷偷地做下去，有意使人們看不明白，如果遇到質疑，就用另外的說辭掩蓋，等到真相大白，就生米煮成熟飯，無可挽回和不可逆轉了。在改革派的意識形態綱領中，模模糊糊，不明不白，沒有明確涵義，可以這樣解釋，也可以那樣解釋的詞語，恰恰是最具戰斗力的詞語。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受到西方歡迎不足為奇。蘇聯人和后來的俄羅斯人，仿佛突然面臨一部美國證券交易所的黑話辭典。
“全人類價值”，誰明白這種阿米巴詞指什么東西呢?當說“回歸文明社會”、“建設法制國家”、贊揚“民主”葉利欽和他的民主派、自由派的時候，等于宣布蘇維埃社會是專制的、反民主的、反自由的和無法無天的野蠻社會，等于展覽一個千篇一律的許諾：推翻蘇維埃，就可以享有這一切，“隨著共產主義垮臺，就開始了民主”。民主的葉利欽政府炮轟議會大廈。蓋達爾表示遺憾了：蘇聯內戰時期的白衛軍將領心慈手軟，沒有把列寧格勒浸淹在血泊中。民主派的大會號召取締一切共產主義團體、建立皮諾切克式的強硬獨裁統治。“人道主義”被圈定為歐洲文化的概念。人道主義的歐洲曾經大肆屠殺印第安人，把1900萬黑人販賣到美洲。在蘇聯販賣這種人道主義，就是要蘇聯人成為印第安人和黑人。
從人道主義思想里，產生出另一個美輪美奐而同樣面目模糊的幽靈詞語“公民社會”。沒有一位發誓信仰這具良善偶像的政治家闡述過這個概念的實質。據說公民社會是一個“借助于權力分配和法制優先的機制保障一切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由公民的聯合體”。這很誘人。但是權力分配的基礎是財產。于是公民社會成為有產者共和國，無產者不得入內而且成為討伐的對象。它的軸心是私有制。
這里出現“市場經濟”。蘇聯人知道商品經濟，現在都在說市場經濟;差別在于，本質上不應該成為商品的存在物——貨幣、勞動力、土地，且不說政治、教育、科學、學術、官職、學術頭銜、道德、良心、肉體，都作為商品推上市場。什么都可以買賣，都是生意。您想到哪兒去了，我們可沒有說資本主義，我們要建設的是“市場經濟”，“市場就意味著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產”。關于改革的官方文件和宣傳文獻，從來不用建設“資本主義”，只有“市場經濟”。在消滅全民所有制的時候，官方文件和宣傳文獻不說“全民所有制”甚至也不說“國有經濟”，而說“非公有制”、“非國家化”。
滿腹經綸的學者向你推薦美國：“只有生滿了虱子的黨的教科書才告訴我們，在海外是福特家族和杜邦家族占有一切。而實際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例如，持有通用電氣公司股票的就有100萬人。”但是請看1995年4月7日《紐約時報》提供的資料：美國各種財富的40%屬于1%的人口。美國人口中，無論富人還是窮人，收入所占份額1950年以來一直保持千分之幾精確度的統計。國情普查局的公報寫著：小時實際工資數額在1972年達到最高點以后一路下降，到1987年總共下降60%。說到股票，《當代美利堅合眾國·1988》說：股票對雇傭勞動者的收入并不起重大作用，股票帶給個人的平均收入，僅為其家庭收入的0.003。以此誘惑人們擁護私有化和資本主義，目的是葬送蘇聯和俄羅斯的全部工業。
西班牙共產黨書記胡利奧·安吉塔九十年代初寫道：“一位著名政治家說過，當一個社會階級使用壓迫它的那些人的語言時，這個階級就永無翻身之日。語言絕不是無關緊要的東西。人們說話的時候，總是直接指出，我們是被壓迫者還是被壓迫者。”
2013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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