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是一個從黃土地上走出來的人民公仆。
當革命斗爭的風暴席卷陜西大地的時候，習仲勛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斗爭。他從一個農民子弟逐漸成長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
習仲勛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深深認識到，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只有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堅決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這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那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共識。
本文擬通過對習仲勛革命斗爭實踐的考察，從人民史觀的角度來揭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沒有“施小惠而不及大義，謀近利而禍及長遠”，而是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來制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指導著中國革命走向勝利。這對于我們今天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仍然具有重要意義。
一、習仲勛人民史觀產生的歷史背景。
習仲勛人民史觀形成的背景是復雜的。這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實踐，陜北的人文歷史環境和階級斗爭狀況，以及父母的教育與家庭變化的綜合影響下形成的。下面我們首先來分析這個問題。
1、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的偉大實踐是習仲勛人民史觀產生的根源。
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但是自從進入階級社會以后，人民群眾卻遭受剝削和壓迫，創造的財富被無償占有，這就奠定了他們進行革命斗爭的正義性基礎。近代以來，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剝削和壓迫下，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工農大眾)辛勤創造的社會財富被攫取，處于水深火熱之中，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他們要求擺脫壓迫，消滅剝削，過上平等富裕的生活。這就構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的歷史背景。
在近代中國要想取得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勝利，不僅要尋找先進的思想武器，還要組建先進的政黨，也要找到進行革命的現實依靠力量。
中國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取得勝利的。只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才是先進的中國人認識中國和改造中國的指南，是勞苦大眾尋求解放和維護自身利益的強大思想武器。中國革命的發展歷程表明，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了。不論從中國共產黨的階級性，還是指導思想，她只能是無產階級政黨，是勞苦大眾的政黨，只能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共產黨是革命的向導。要想取得革命的勝利，單靠共產黨是難以成功的。這就要尋找中國革命的動力—人民群眾。而工農大眾則是人民群眾的主體，也是其基本動力。中國革命如果沒有人民群眾(特別是工農大眾)的參與，要想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
廣大的人民群眾(特別是工農大眾)由于深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剝削和壓迫，是進行革命斗爭的現實依靠力量。這就需要中國共產黨人利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武器將他們組織起來，武裝起來，引發他們斗爭的豪情，鼓舞他們的斗志，使他們認識到自己受苦受難的真正原因，使他們明白只有通過斗爭在推翻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這兩座大山以后，才能維護他們的根本利益，才能消除他們的苦難。
中國近代歷史既然選擇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革命的領導核心，成為中國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人民群眾(特別是工農大眾)不僅發展了生產，創造了社會財富，又是在他們的參與下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因而要想救國，就要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進行反帝反封建斗爭。這也就自然會接受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觀點，自覺為廣大的人民群眾謀福利，將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的宗旨和信念。習仲勛就是抱著救國救民的愿望，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斗爭，并進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黨的一名高級干部的。這是習仲勛人民史觀形成的根源。
2、陜北豐厚的人文歷史環境和嚴峻的階級斗爭狀況是習仲勛人民史觀形成的重要條件。
陜北有著光榮的革命斗爭傳統，豐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在陜北人們生存環境惡化，以及階級斗爭尖銳的情況下促進了習仲勛人民史觀的形成與發展。
早在明代陜北就是著名的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張獻忠的故鄉，他們發動了農民起義，提出了“均田免糧”的口號，曾經震撼華夏，推翻了腐朽的明王朝，在中國農民的革命斗爭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到了近代，辛亥革命后屢次發軔于習仲勛家鄉富平和鄰縣白水、三原的護國護法武裝斗爭，在陜西乃至全國產生了強烈震動和深遠影響。尤其是習仲勛的同鄉幾位著名民主主義革命人士于右任、井勿幕、胡景翼、張義安的奮斗精神，給他以深刻的影響和重要的人生啟迪，使習仲勛憎恨黑暗、向往光明、不畏強暴、勇于反抗的性格開始形成。[1]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設立了中共陜西省委，開始領導組織革命活動。習仲勛在上高小的時候，就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當時還不到十三歲)，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書籍，在黨組織的領導下參加革命斗爭活動，逐漸接受了革命理論，這逐漸形成了習仲勛的無產階級世界觀。[2]
陜北不僅具有豐富的革命斗爭歷史，當時也存在著嚴峻的階級對立和矛盾。
陜北由于連年干旱，災害頻繁，土地又高度集中，軍閥地主捐稅繁重，橫征暴斂，廣大農民流離失所，難以生活下去，階級矛盾迅速激化。面對饑寒交迫的農民，貧富懸殊的對立，嚴酷的現實引發了習仲勛深深地思索，農民苦難的根源是什么?怎樣才能夠擺脫苦難，過上富裕的生活?這像一塊巨石壓在了習仲勛的心頭，成為他進行革命斗爭的強大動力。
陜北嚴峻的階級斗爭形勢與革命歷史相結合，爆發了蓬勃發展的革命斗爭。這種斗爭來勢兇猛，此起彼伏，迅速掀起了高潮，展現了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這種斗爭也在呼喚著能夠維護他們利益，帶領他們擺脫剝削和壓迫的領導人的出現。習仲勛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由一個農民子弟逐漸成長起來的。這樣陜北地區豐厚的人文歷史環境和嚴峻的階級斗爭狀況，就成為習仲勛人民史觀形成的重要條件。
3、父母的言傳身教、理解與支持以及對家庭敗落的反省成為習仲勛人民史觀形成的直接原因。
習仲勛出生在一個農民家庭，他從父母身上繼承了許多勞動人民的優良品質。面對社會的不平，官府的險惡，習仲勛的父親對兒子能夠為窮人辦事感到很欣慰，理解并支持習仲勛的行動。
習仲勛的父親習宗德是一個心地善良的農民。他耳聞目睹了當時政府官吏的貪污受賄，漁肉百姓，商人的唯利是圖，為人狡詐。他跟習仲勛兄弟說長大后不要做官，也不要經商。如果有了學問，就做一名教書先生，要不就種莊稼，做一個本分的農民。[3]母親生性善良，為人勤樸，孝敬婆婆，賢惠慈愛。耳濡目染父母的言談舉止，效仿先輩為人處事的風范，勞動人民忠厚、友善、勤勞、忍讓、負重的優良品德，深深影響了習仲勛。[4]習仲勛從事學潮被捕出獄后，他擔心受到父親的責備。而父親不但沒有怪怨他，還對他說：你還小呢，等你長大了，再當共產黨的代表，為廣大窮人辦事就好了。[5]父親的一番話，讓習仲勛感慨萬端，久久難以忘懷。直到幾十年后他回憶起父親這番話的時候，還為父親的深名大義感到自豪，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心中依然難以平靜。
家境的急劇衰落，生活狀況的迅速惡化，處境的艱難，進一步加深了習仲勛對黑暗社會的認識，強化了他從事革命斗爭的決心。
習仲勛童年時候家庭經濟尚寬裕，一日三餐，粗衣淡飯，還能維持。在習仲勛十四歲的時候，家里出現重大變故，父母相繼去世。母親死后，連棺木都買不起，竟然無力下葬。[6]這個時候關中出現嚴重的饑荒，習仲勛一家人的吃飯成了大事。為了全家人的生計，習仲勛加入了饑民馱鹽進山換糧食的人群之中。他將鹽馱到百里外的旬邑縣馬欄一帶，換些包谷之類的粗糧回來，勉強維持一家食不果腹的生活。[7]
習仲勛家境的急劇變化，為謀生進行的艱難奔波，以及從進步文藝作品《少年漂泊者》中汲取的精神力量，引發了他對社會黑暗和不平的深刻思考，使他意識到要實現社會的公平和富裕，就必須通過斗爭，推翻舊的剝削制度。這堅定了他外出干革命的決心。[8]
由此看來，習仲勛從父母的言傳身教中形成了為窮苦人做事的意識，從家境衰落進行的艱難生活中更進一步認識了社會的腐敗與不公，堅定了他為窮苦人革命的決心。這就構成了習仲勛人民史觀形成的直接原因。
以上我們分析了習仲勛人民史觀形成的背景，那么習仲勛人民史觀的內涵又是什么呢?下面我們就來分析這個問題。
二、習仲勛人民史觀的基本內涵。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這是人民史觀的基本內涵。由此我們進一步分析，堅持人民史觀就要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要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就必須從關系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關健環節入手，制定措施，取得實效，從而使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能夠得到切實維護。這些關健環節就構成了習仲勛人民史觀的基本內涵。
1、要建立真正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并能夠維護人民根本利益的民主政權。
我們知道，當時國民黨政權維護的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欺壓以工農大眾為主體的人民群眾，致使人民群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特別是在農村中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農民主要靠租種地主土地為生，在封建剝削嚴重，階級矛盾尖銳的情況下，當時的政權則是維護這種剝削的工具。因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就是要推翻國民黨反動政權，建立革命政權，人民翻身當家做主人。
在井岡山旗幟的引領下，習仲勛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到達陜北前，就在劉志丹的領導下在陜甘邊區進行了民主政權建設的探索活動。[9]
習仲勛到照金后，便以主要精力從事地方武裝和群眾工作。他“一村一村做調查研究，一家一戶訪貧問苦。同時發動群眾進行分糧斗爭。由于這一帶自一九二九年大旱之后還沒有恢復過來，分糧斗爭很快發展到旬邑、耀縣一帶，游擊運動也隨著擴大起來。”[10]
在這種情況下，一九三三年四月，中共陜甘邊特委在耀縣照金土兒梁召開第一屆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陜甘邊區革命委員會。雇農周冬至當選為革命委員會主席，習仲勛為副主席。習仲勛與金理科、周冬至等陜甘邊區負責人在建立蘇維埃政權過程中，經常深入山寨，吃住在群眾家中，訪貧過苦，調查研究，進行組織發動工作，掀起了邊區土地革命斗爭的高潮。[11]
對于習仲勛這一時期的工作，時任紅二十六軍第二團團長的王世泰后來評論說：“仲勛是陜甘邊區特委軍委書記和總指揮部的政委，很多軍事活動需要他去領導和指揮;他又是籌建根據地民主政權的主要負責人，有許多具體工作需要他做。革命委員會主席雖然是周冬至，他是按照上級要求必須選出一位雇農來擔任主席的，人老實又沒有文化，大量的工作是習仲勛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去過問。凡熟悉這段歷史的同志，都為仲勛同志扎實的工作作風、任勞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動，認為他是搞地方工作的一個典范，為照金根據地的民主政權建設，付出了心血，做出了貢獻。”[12]
由此看到，照金革命根據地的民主政權建設確實凝結著習仲勛的心血和汗水，因為他認識到只有為人民謀福利，為人民服務的政權才會得到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只有得到人民衷心擁護的政權，才是真正有力量的。這是建立一個鞏固革命根據地的前提。后來習仲勛說：“照金根據地是西北第一次在山區建立根據地的嘗試，是紅二十六軍的立足點和出發點。它生長和保存了紅軍主力，使西北革命過渡到一個新的階段。”[13]
后來，在敵人的“圍剿”下，陜甘邊政府及紅軍退出照金，又轉移到南梁地區，建立根據地。在關于民主政權的選舉問題上，劉志丹提出代表選舉要從基層做起，用投票的辦法選舉產生代表。但有的同志卻認為根據地文化落后，交通不便，這種民主選舉能行得通嗎?習仲勛解釋說：“志丹同志說，原始社會都知道選有能力、有本領的人做首領，何況現在的人。先由村民選代表，再選鄉代表，再選政府組成人員。”革命委員會采納了劉志丹的意見，確定了陜甘邊區工農兵代表大會代表產生的辦法，即：按照選舉地區和單位人數比例產生代表，并照顧到工人、農民、軍人、婦女等各個方面，然后在代表大會上民主選舉產生蘇維埃政府委員。其明顯區別于原來革命委員會機構和領導成員由群眾團體推選的辦法，而受到群眾的歡迎，紛紛贊揚說：“共產黨和國民黨就是不一樣。”[14]
在民主選舉政府領導人上，習仲勛堅決支持劉志丹的主張。人民可以選舉，同時也可以隨時罷免瀆職的工作人員。這是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體現，是人民參加政治管理，監督政府工作人員的民主權利。這樣可以將政府工作人員置于人民的監督之下，是使政府工作人員保持公仆本色，全民全意為人民服務，避免腐化變質的重要保證。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陜甘邊區工農兵代表大會在荔園堡大廟內舉行，選舉了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領導成員，習仲勛當選為蘇維埃政府主席。[15]
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成立后，即把懲治貪官污吏、樹立廉潔政風列為政權建設的頭等大事。習仲勛等政府領導帶頭執行政府工作人員供給制度，從吃飯穿衣到公文草擬所需筆墨紙張等用品，均由財經委員會統一計劃，統一籌辦，按每個人的最低的需要發給，形成以艱苦為榮的良好風尚。劉志丹特別向習仲勛說：“群眾最痛恨反動政府的不廉潔。他們無官不貪。我們一開始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有骨氣，要講貞操，受凍受餓也不能取不義之財。”據此，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制定了一個法令：凡一切黨政軍干部，如有貪污十元錢以上者執行搶斃。以此警戒自己的同志。正是有了這條法令，在根據地工作人員中沒有貪污案件發生。對于負責干部要求更為嚴格，犯了紀律，有了錯誤，都要施以相應處分。“高崗犯過紀律，就曾受到撤職處分。”[16]
我們看到，在陜甘邊蘇維埃政權建立后，就將反腐倡廉作為頭等大事來抓，嚴厲懲處貪腐的黨政軍干部，以確保蘇維埃政權的廉潔高效，深得民心。這是保證民主政權永不變質而又長治久安的必要條件，對于我們今天的反腐敗斗爭仍然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習仲勛到綏德任地委書記后，“為五十二萬群眾服務”，成為他在綏德工作期間經常用來告誡自己、告誡機關工作人員的口頭禪。
當時處于抗戰時期，我黨在邊區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權。習仲勛把建設適合抗日戰爭需要、真正為全區人民服務又能兼顧各界利益的抗日民主政權，作為地委工作的頭等大事常抓不懈，以保證邊區政府政令暢通和各項社會事業的順利推進。
習仲勛經常提醒各級黨政組織和黨員干部同黨外人士交朋友，注意聽取他們對中共組織和政權機關的建議，以不斷鞏固和完善抗日民主政權的建設。每逢參政會開會，他和參議員一起討論，廣泛聽取意見。他還請一些民主人士到地委來，讓他們對全區的工作建言獻策。由于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實行和習仲勛的努力工作，極大地調動他們的抗日積極性。[17]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習仲勛在陜甘寧邊區綏德分區的一次會議上說：“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性這一方面”，“不要當‘官’和‘老爺’”，“既是為老百姓服務，就應該站在老百姓中間，萬不能站在老百姓頭上。”，“要走出‘衙門’，深入鄉村。”[18]
雖然習仲勛是針對司法人員講的，但他在這里實際上是要求綏德分區黨政軍部門的全體工作人員都要站在老百姓的立場上，為人民服務，不要當“官”作“老爺”，要走出機關，深入群眾，到農村中去，和農民打成一片，了解他們的疾苦，傾聽他們的呼聲，解決他們存在的實際困難。
要建立一個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民主政權，保持政權的性質不變，就不但要制定出能夠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的方針政策，而且還要有創造性地執行這些政策的干部。
習仲勛不僅根據中央和上級的方針政策，結合本地區的具體情況，創造性地制定了適合本地區情況的政策和斗爭策略，有力地推動了本地區工作的開展，圓滿完成了上級交給的任務，而且還培養了一大批既能夠實事求是，忠于職守，又可以創造性地執行中央和上級方針政策的得力干部。
為了防止干部的腐化和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作風，他不僅自己以身作則，而且還制定了嚴格的紀律和處置措施。他時常教育干部要和群眾打成一片，保持優良作風，使他們具有高度的黨性修養和自我約束能力，始終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真正了解民間疾苦，真正為群眾排憂解難，和人民群眾心連心，成為人民群眾的貼心人。
2、開展土地革命（或改革），廢除封建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實現耕者有其田。
封建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已經在中國大地上存在了二千多年，成為套在農民脖子上的枷鎖。沉重的地租剝削壓得農民翻不了身，成為幾千年來農民貧困的根源。
到了近代，封建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以及小農經濟，又成為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導致了近代中國的貧窮與落后。因而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也就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重要內容。
廢除封建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砸掉套在農民頭上的經濟枷鎖，這是前所未有的壯舉，是兩千年來惠民之大事，昭示了中國共產黨人為天下勞苦人謀福利的決心和誠心，是大義而非小惠，是共產黨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和信念的生動體現。
習仲勛就是在進行反對封建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的民主革命中涌現出來的優秀領導干部。
早在渭北進行革命斗爭時期，習仲勛就在中共渭北特委的領導下，學習蘇維埃土地法，研究討論分配土地問題，使許多貧苦農民實現了“耕者有其田”。[19]
隨后，習仲勛在富平西區都村一帶開展游擊運動。由于關中一帶大年饉剛過，農民吃糧極為困難。習仲勛和黨支部研究，決定以淡村游擊隊為主力，帶領群眾開展一次大規模的分糧斗爭。處死了惡霸地主，分得了糧食和財物。半個月后，分糧群眾發展到幾千人，擴大了游擊隊，建立了農民總會。[20]這樣通過組織農民起來進行斗爭，既奪得了糧食，為廣大群眾解了燃眉之急，渡過了難關，又打擊了鄉村地主階級勢力，擴大了黨的影響。
習仲勛在當選為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后，他根據黨中央的土地政策，并結合陜甘蘇區的實際情況，進行調查研究，制定了陜甘蘇區的土地政策：
沒收富農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參加勞動的可以分地;分川地不分山地，因為山地很多沒有人種，川地也是種一年休息一年;中心地區分土地，邊境地區不分，當邊境地區變成中心地區后仍分土地。田、苗一齊分，因農民最需要的是苗，如分田不分苗，就會降低農民情緒;沒收地主富農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給雇農、貧農和缺土地牛羊的中農;紅軍家屬分好田地，具有分地的優先權;階級劃分以主要生活資料的來源和剝削或被剝削的程度來決定;爭取與改造流氓參加生產。[21]
我們看到，當時這個土地政策已經克服了“左”傾機會主義者制定的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政策，明確指出可以分配給地主和富農田地;規定按主要生活資料的來源和剝削程度來劃分階級，這是要消滅地主階級，而非消滅地主的肉體，要把地主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僅沒收地主富農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給貧雇農和缺土地牛羊的中農，這樣不僅給地主富農以生活出路，而且還緩和了農村的階級矛盾，保持了農村的穩定，有利于土地革命的順利進行，以及農業生產的恢復與發展;在中心區和邊境區實行不同的政策，彰顯了領導者的斗爭水平;對紅軍家屬優先照顧，這樣通過擁軍優屬活動的開展，不僅穩定了部隊，而且還有利于紅軍的壯大和戰斗力的提高。在“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全黨占統治地位的時候，習仲勛領導下的蘇維埃政府能夠制定出這樣的土地政策是相當了不起的，這顯示出習仲勛等人高超的斗爭藝術和政策水平。
習仲勛擔任綏德地委書記后，針對綏德地區人多地少，大部分土地還為地主富農所有，因而對廣大農民剝削甚為嚴重。當時處在抗日戰爭時期，處于抗日的需要，黨已經將土地革命時期的政策變為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的政策，在這種情況下，習仲勛十分注意在減租減息中將一般號召變成一場有組織的普遍的群眾運動。農村成立起農會、減租會，組織發動農民減租減息。據一九四三年十月至十二月統計，綏德縣六個區、米脂縣三個區、子洲縣五個區、清澗三個半鄉及佳縣個別村，除按條例減租外，勾欠三萬一千七百三十二點八二石，退租一千八百四十二點七三石，并抽約換約同時進行土地回贖。至一九四三年后，綏德地區地主將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土地賣給了農民，極大地改善了廣大貧雇農的生產生活條件。[22]
我們看到，在抗日戰爭的特殊形勢下，在我黨暫時難以實行土地革命政策的情況下，習仲勛在進行減租減息地同時，創造性地通過贖買的方式將土地轉到農民手中，在相當程度上解決了農民的土地問題。這是習仲勛在綏德期間為農民做出的一個重大貢獻。
解放戰爭時期，習仲勛擔任中共西北局書記。他根據中央在三類解放區要施行不同政策的指導意見，鑒于土改過程中農村發生的“左”的傾向，針對陜甘寧邊區的的階級成份一般訂得偏高，現時中農多，貧雇農少，如再平分土地，將會有百分之八十的農民不同意的實際情況，于是向中央提出抽補調劑的方法，來解決少數無地或少地農民的土地問題。這些意見得到中央的同意，并轉發其他解放區參考。 [23]
從這里我們看到，鑒于老區已經進行過土地改革，中農又占多數，如果再次進行土地改革，就會挫傷多數人的積極性，這不利于農村的穩定和農業生產的發展。從這里可以看出習仲勛實際上是從對農業生產力的影響上來看待農村實行的土地改革的。同時，在黨的土地改革路線的指導下，他根據老區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通過調查研究，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制定了適合老區情況的土地改革的具體政策。
民主革命時期，由于農民是人民的主體，而土地則是農民的“命根子”，因而要堅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必須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習仲勛根據我黨在不同時期制定的土地政策，踐行著為人民服務的誓言，主動、積極、靈活而又創造性地解決了農民的土地問題，使他領導的地區的農民在民主革命的春暉中取得了農業生產的大豐收。
3、搞好以農業生產為重點的經濟建設，維護人民群眾的物質利益。
能否搞好根據地的經濟建設，切實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解決民生問題，事關民心向背。這不僅關系到我們黨能否獲得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也是關系到革命成敗的重大問題。因而在根據地建立后，各級領導干部就必須把經濟建設放在工作的突出位置。由于我黨領導的革命重心在農村，因而這個時候搞好經濟建設的重點就是農業生產的發展。抓好農業生產，千方百計搞好經濟建設，開辟財源，增收節支，不僅可以減輕群眾負擔，贏得群眾擁護，密切黨群政群關系，而且還可以使根據地不斷得到鞏固和發展。
這個時候，各級領導干部的公仆意識，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就集中表現在對農業生產的重視程度及其取得的成效上。如果各級領導干部不僅高度重視并且狠抓農業生產，取得了明顯成效，減輕了群眾負擔，增加了政府收入，改善了群眾的生活水平。這不僅可以提高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和聲望，增強黨和政府的感召力，而且還彰顯了領導干部的公仆意識。反之亦然。因而領導干部重視農業生產，狠抓糧棉產量，就成為根據地工作的關健環節。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代表黨中央曾經為領導經濟建設成績卓著的習仲勛等二十二人予以表彰。毛澤東在一幅漂白布上為習仲勛題寫了“黨的利益在第一位”八個大字，以表示對習仲勛領導經濟建設的肯定與鼓勵。習仲勛長期帶在身邊，成為他改造世界觀的一面鏡子。[24]
習仲勛在陜甘邊區擔任蘇維埃政府主席時，就重視經濟建設工作。他主持制定的財經糧食政策規定：“鼓勵農民生產，使之發展;成立牧場，養豬喂羊;糧食供應是保證軍糧和民生，建立流動倉庫，分散儲藏，對群眾不動員糧，也不‘歡迎’糧，靠收買民糧供應部隊;財、糧來源主要是取之于豪紳地主，并有計劃地向敵人奪取;在白馬廟、梨園堡等地成立集市，便利群眾交易，保護小商人，允許其來蘇區做生意;發行蘇區鈔票，流通金融，解決了市場缺少零錢的困難。”[25]
我們看到，在這個政策規定中在鼓勵農民發展農業生產的同時，還要求農民從事副業生產，發展集市貿易，搞活商品流通，采取多種措施籌措軍糧，而不是一味通過征糧來加大農民負擔。這些措施就為農業生產的恢復與發展創造了條件。
習仲勛主政關中分區時，為了粉碎國民黨反動派對邊區的經濟封鎖，減輕農民負擔，支援長期抗戰，堅決貫徹毛澤東提出的“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經濟財政工作總方針，實行“農業為主，兼顧工業，商業為輔”的原則，黨政軍民齊動員，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從一九三九年起，分區機關首先在新莊窩開辦農場，鄉區機關及各縣也辦起了農場、合作社，以解決分區工作人員吃糧和物資貿易問題。
一九四一年，關中因旱災夏糧收成不好，秋作物又不能按時下種，對此習仲勛提出每人種二畝蕎麥，以秋補夏。當年二十萬畝蕎麥收獲四萬石。秋種時，習仲勛又要求每人多種一畝小麥，并提出不誤農時、適時下種、多種多收、隨收隨打的口號，次年夏糧豐稔，群眾生產積極性有了很大提高。[26]
習仲勛為了發展農業生產，搞好經濟建設，通過調查研究來總結經驗，汲取教訓，以便于及時調整政策，改進工作，同時抓住典型，以點帶面，以此來推動本區生產運動的發展。
習仲勛在陜甘寧邊區任綏德地委書記時，根據毛澤東提出的發展生產是邊區最中心的任務和“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總方針，在西北局和邊區政府制定的“生產第一，教育第二”工作方針的指導下，為了使發展生產這一中心工作迅速開展，他親自帶一個調查組到郝家橋村進行蹲點調查，以便取得經驗，指導全區工作。
習仲勛通過調查認為，郝家橋在改革農業生產措施，理順土地租典關系，改造二流子，組織群眾移民南下，實行變工互助、精耕細作等方面都很有典型意義和推廣價值。他認為劉玉厚勤勞、忠誠、廉潔、奉公，全家親密和睦，全村團結一致，發展了生產，支援了抗戰，改善了生活。經他提議地委研究決定，授予劉玉厚模范黨員、勞動英雄稱號，在全區范圍內開展“村村學習郝家橋，人人學習劉玉厚”活動。習仲勛和專員袁任遠等領導共同署名將刻有“農村楷模”的牌匾獎給郝家橋村。
在典型村經驗的引導下，全地區各級組織制定了發展生產計劃，農村建立了變工隊組織，積極提倡革新農業耕作技術，發展副業及開展勞動競賽活動。至當年年底，糧食生產取得了較好收成，基本解決了全區五十二萬人口吃飯問題。
劉玉厚的事跡和郝家橋的經驗在綏德地區以至全陜甘寧地區廣泛傳播開來。一時對提倡自力更生、勞動光榮和發展生產、減租減息、厲行節約、度過難關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27]
習仲勛擔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后，從發展經濟是為人民群眾謀福利的根本目的出發，致力于陜甘寧邊區的經濟建設，將著眼點放在農業生產的發展上。在發展生產方面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既著眼于現時，又顧及長遠，不僅提出一般的號召，又制定相應的措施，為邊區軍民粉碎國民黨發動的重點進攻奠定了物質基礎。
一九四六年三月，習仲勛說“邊區在和平以后，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建設，就是生產，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提高文化，注意衛生。”[28]
同年五月，習仲勛在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說：“發展陜甘寧邊區的生產，要實事求是，從現在條件出發，要有遠景規劃，就是要看得遠一點。”“我們的遠景是什么呢?就是發展農業，加上邊區若干工業建設，這就是將來邊區的遠景。過去我們發展生產的方針是正確的。如果說不以發展農業為主，那就是錯誤的。因為邊區是以農業為主的地區，所以要以發展農業為主，但也要慢慢地發展工業，搞一些工業建設。如果沒有這樣的打算，就沒有出路。我們不在發展農業的基礎上建設一點工業，那我們將來就不得了，就拚不過人家。你光有糧食，糧食很便宜，一切工業必須品要從外邊來，那時我們就搞不過人家，所以方針還是過去的方針。”
“發展農業為第一，對于農業的要求，就是增產糧食。”“農業方面第一要增產糧食，第二是種棉花，爭取棉花自給。同時，由于今后邊區經濟發展的趨向，我們還要加上某些工業原料和能換得外匯的農產品。”[29]
接著他又指出干部要有農業生產的知識，懂得生產知識，才能領導好生產。農業生產要有計劃，要提高農業生產技術，在農業生產上要走群眾路線，對土生土長的好的農作法在總結的基礎上進行科學研究，然后再去推廣。要利用變工隊，將群眾組織起來，發展農業生產。要加強對農業生產的具體指導。要發展農村家庭紡織業，發展手工業。發展邊區畜牧業和組織合作社問題。
同年七月，習仲勛在陜甘寧邊區綏德分區的干部會議上說：“用一切力量爭取今年生產成績超過以往任何一年。‘經濟是一切之本’，搞好生產，經濟上有了基礎，才能完成其他一切準備工作。”“有了吃的，軍隊才能打仗，民食也解決了，可以使戰爭勝利。”[30]
由此我們看到，習仲勛是極為重視邊區經濟建設的。在經濟建設中他將重點放在農業生產上，提出了發展農業生產的具體措施。這不僅為革命戰爭的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而且還為邊區群眾的生活提供了基本保障。
在陜甘寧邊區土改過程中，出現了“左”的傾向。鑒于邊區中農多，貧雇農少的實際情況，如果重新分配土地，勢必會挫傷中農的生產積極性，影響農業生產的發展。一九四八年一月，習仲勛在致毛澤東的電報中說：“現在深入考察起來，邊區的勞動英雄還是好的多，真正勤苦勞動，熱愛邊區，因有余糧往往被當成斗爭對象。這不只是目前問題，而是今后發展生產問題。這分明是對勞動致富方針有懷疑。如不從堅持貫徹正確政策中打破這一關，對黨對人民都是莫大損失。擬規定，凡勞動英雄與干部家庭在處理前必須經過超一級的批準。”[31]
“邊區土改任務必須與生產救災結合起來，不首先解決人民的生計，土改就無法進行。土改的一切工作都應該是對人民的生產有幫助。不然，群眾連開會都不愿意參加，叫‘窮開會’、‘開窮會’。這種批評是很對的。”[32]
從這里我們看到，習仲勛主張土改必須要與生產救災相結合，土改最終是為了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鑒于陜甘寧邊區中農多，貧雇農少的實際情況，他主張不必重新分配土地，而采取抽補調劑的方法來解決土地分配不均勻問題。這是根據邊區實際情況對黨的土改政策的創造性運用，表明習仲勛已經具有較高的政策和策略水平。
由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經濟工作搞的好壞，直接關系到能否為人民群眾的生活提供必要的保障，能否為民主革命的勝利奠定物質基礎。這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實質上是一個政治問題，是關系到民心向背和革命成敗的大事。習仲勛在革命戰爭年代，始終把搞好經濟建設，特別是抓好農業生產擺在工作的突出位置，將一般性的號召與個別指導結合起來，不僅強調經濟工作的重點，而且還制定了進一步落實的具體措施，常抓不懈，卓有成效。這是習仲勛人民公仆精神的真實寫照。
4、進行武裝斗爭是爭取革命勝利和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必要條件。
沒有一支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
大革命失敗后，在黨的八七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著名論斷。[33]隨后到湘贛邊界，親自領導了秋收起義。由于敵強我弱，他毅然率領秋收起義的部隊到了井岡山，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形成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方向。
劉志丹領導的陜甘游擊隊就是在井岡山道路的指引下發展起來的。習仲勛從事兩當兵暴失利后，見到劉志丹。劉志丹不僅以自己切身的經厲鼓勵習仲勛，而且還特別向習仲勛說要走毛澤東開辟的井岡山道路，要將武裝斗爭和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開展農民運動結合起來，這使習仲勛心里亮堂了許多。[34]
此后，習仲勛在渭北、富平西區從事革命斗爭，組織游擊隊，進行分糧斗爭。在敵人的進攻下，由于渭北離敵人統治中心較近，為保存革命力量，后來又轉移到照金和南梁繼續從事創建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斗爭。期間習仲勛擔任中共陜甘特委軍委書記和蘇維埃主席等重要職務。在敵人“圍剿”時，采取內外線配合作戰的方式，習仲勛留在內線指揮反“圍剿”斗爭，保衛革命根據地。
這里尤為提到的是，在一九三三年四月中共陜甘邊特委、紅二十六軍、游擊隊總指揮部在照金以東的北梁召開的聯席會議上，當討論如何發展紅二十六軍和擴大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問題時，紅二十六軍政委杜衡主張放棄照金，南下渭南、華縣地區創建根據地，而以劉志丹和邊區特委書記金理科為代表的多數同志，堅決反對紅二十六軍南下，主張堅持以橋山中段為依托，開展游擊戰爭，鞏固和發展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在出現意見分歧的情況下，習仲勛雖然因為養傷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但是他還是委托金理科把紅軍不能離開邊區的意見帶到會議上，支持劉志丹的意見。[35]習仲勛當時雖然沒有預見到離開根據地南下將會給紅二十六軍帶來滅頂之災，從而給陜甘革命斗爭造成災難性的損失，但是他主張紅二十六軍不要脫離根據地南下渭華地區的主張則是富有遠見的，支持劉志丹為代表的正確意見的態度是堅定的。
一九三三年八月在陜甘邊黨政軍聯合召開的陳家坡會議上，圍繞義勇軍、紅四團和游擊隊三支武裝要不要實行統一指揮領導，是集中行動還是分散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習仲勛作為會議的執行主席之一，在仔細聽取各種意見后，明確表示贊同多數同志的意見，要“繼續創造和擴大陜甘邊蘇區，就必須把抗日義勇軍、耀縣游擊隊、旬邑游擊隊和淳化游擊隊等多個武裝力量聯合起來，一致行動”。他認為，紅軍武裝只有統一起來，才能戰勝敵人，擴大蘇區。如果再分散回原地游擊，不僅不能堅持陜甘邊斗爭，還極有被敵人各個擊破的危險。[36]習仲勛的這個態度，對于將分散的武裝力量集中起來，組建主力紅軍，對于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后來，習仲勛在《歷史的回顧》一文中說：“武裝是革命之本，所謂槍桿子萬能并不是錯誤的。陜甘邊根據地斗爭史，實際上就是一部武裝斗爭史。只要槍桿子拿在農民手里，與紅軍、蘇區結合起來，那就是‘能’的。大革命后期，以劉志丹、謝子長為代表的一批共產黨員打入敵人部隊，從事兵運工作，搞了七十多次兵變，就是為了拿起武器進行斗爭。這些斗爭雖然都失敗了，卻使我們領悟到軍事運動不同農民運動和建立根據地結合起來，我們就難以存在和堅持下去。我們開始把開展游擊戰爭與三分(地、糧、財物)五抗(稅、租、債、糧、款)結合起來，把建立革命武裝同開創根據地和建立紅色政權結合起來，在戰略戰術上，不打硬仗，不死守一地，在運動中消滅敵人，積小勝為大勝等，使我們取得了主動，打開了局面。”“‘梢林主義’是創造根據地的馬列主義。”[37]
從習仲勛的這段回憶中我們可以看到，要想取得革命的勝利，就必須進行武裝斗爭。開展武裝斗爭，就必須開創革命根據地，進行土地革命，發動農民，建立紅色政權，運用正確的戰略戰術。這是對陜甘邊革命根據地進行武裝斗爭的經驗總結。
習仲勛到關中分區后，采取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領導了那里的反摩擦斗爭。抗戰勝利后，國民黨對我黨進攻的態勢日益明顯，習仲勛身為西北局書記，響應黨中央的備戰號召，在陜甘寧邊區綏德分區干部會議上說：
“利用一切空隙反復練兵。要能一個頂一個，甚至一個打幾個，沒有苦練的功夫，就不能達到這個目的，特別是在政治上練兵，更為重要。”“加強整訓民兵。為迎接新的形勢，我們要精練三萬民兵，才能有力配合正規軍作戰，因此我們要有中心動員和精心的組織工作。不是一般地搞，而是要具體抓住中心，分別在城市與邊境公路線組織一定數量的民兵。要挑選大批有軍事知識堅強的干部到民兵中工作。各級民兵的指揮機關應迅速堅強地建立起來，裝備民兵，擴充民兵武器，加強步槍、爆炸技術的訓練，使人和武器結合起來，人和技術結合起來，并開展更為廣泛的群眾性運動。”[38]
正是由于習仲勛提前做出了這樣的安排與部署，在胡宗南集團進攻邊區后，全邊區組織了兩萬余人的游擊隊和十多萬民兵，活躍在整個陜北的溝溝岔岔，配合主力作戰，搞得敵人晝夜不寧。沙家店大捷后，敵七個旅南逃，沿途民兵和游擊隊設置路障，連續出擊，使敵十五日內行程不足二百公里，我追擊部隊迂回敵前，擊潰四個整編旅，殲敵四千一百人。[39]
全面內戰爆發后，習仲勛參與策動領導了橫山起義，振奮了邊區軍民的斗爭精神，堅定了邊區軍民戰勝美蔣反動派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國民黨通過南北兩線夾擊陜甘寧邊區的狂妄計劃，在軍事上和政治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而后，習仲勛又與張宗遜出擊西華池，參加了延安保衛戰的戰斗。黨中央撤離延安后，習仲勛協助彭德懷指揮了著名的青化砭、羊馬河、蟠龍戰役，三戰三捷，初步改變了在陜北的敵我力量對比態勢。而后奉軍委指示與彭德懷率軍攻占隴東、三邊地區。此后，習仲勛轉入后方，主要和賀龍一起統籌陜甘寧和晉綏兩個解放區，進行土地改革，征集兵員，籌措物資，為前方作戰提供后勤保障。習仲勛圓滿完成了黨中央交給的各項任務，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習仲勛認識到拿槍的敵人是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的，他們不可能放下屠刀，更不會立地成佛。而“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兵民是勝利之本”。[40]這樣在嚴峻復雜尖銳的階級斗爭面前，要想取得革命的勝利，就必須將群眾組織起來，將武裝斗爭與農民運動及根據地的建設結合起來，探索出適合我軍作戰特點的戰略戰術，消滅敵人，保存自己。因而領導干部就必須懂得軍事，學會打仗，敢于并且善于拿起槍桿子進行武裝斗爭，只有這樣才能夠真正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是革命也是維護人民利益的根本大計。
5、忠于革命、無私奉獻、嚴于律己和率先垂范的公仆意識。
習仲勛從少年時代起就投身于革命斗爭，在黨的培養下由一個農民子弟逐漸成長為一名高級領導干部。在長期的革命斗爭歲月中，他深深體會到，一個共產黨員，特別是黨的領導干部，必須要始終保持堅定的信念，以身作則，率先垂范，吃苦在前，享樂在后，關心群眾疾苦，傾聽群眾呼聲，嚴格約束管理好自己的家人，不搞特殊化，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這是考察干部是否具有黨性，有沒有人民性的重要標準，也是甘當人民公仆，將為人民服務落到實處的重要體現。
當革命斗爭或個人的人生際遇處于低潮的時候，習仲勛能夠保持堅定的信念，百折不撓的精神和頑強的斗志。習仲勛不到十五歲的時候，在臨獄中就由武廷俊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41]當年和習仲勛一同從事革命斗爭的戰友，就有人在處于低潮的時候脫離了革命，有的甚至跑到敵對陣營里面去了，當了叛徒。[42]而習仲勛卻是在陜甘邊區錯誤肅反的氛圍下，寧可冒著被錯殺的危險，也不愿逃走，結果身陷囹圄。[43]在挫折面前，他不回頭，不泄氣，仍然立場堅定，相信黨終究會弄清楚這一切問題的，糾正這些人的錯誤的。后來在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他才被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解救出來。
習仲勛甘當人民公仆，時刻關心群眾疾苦，人民群眾的困難就是自己的困難，為群眾排憂解難，贏得了群眾的交口稱贊，體現了一個黨的領導干部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
習仲勛主政關中期間，關中分委駐馬家堡時，農民馬團兒妻子生小孩時發生難產，情況危急。習仲勛知道后，即派警衛員庚申給請來大夫，買來了藥，使嬰兒順利出生，母子平安。這家人感動得直流淚，堅持讓習仲勛給小孩起個名字。分委機關的馬匹飼養在馬家堡一位聾啞人的家中，房東的妻子嫌棄聾啞丈夫，鬧著要離婚。習仲勛知道這一情況后，除了給這對夫婦做調解工作外，還特別叮嚀分委機關飼養員說：要注意言行舉止，遵守群眾紀律，以免影響房東夫妻關系。這件事在群眾中傳開后，都稱贊說：共產黨的分委書記真是為老百姓操盡了心![44]
習仲勛成為領導干部后，并不以干部自居，依然兢兢業業，與機關工作人員打成一片，艱苦樸素，保持公仆本色，成為領導干部的楷模，起到了帶頭和示范作用。
由于當時條件限制，關中分區機關的伙食費每人僅三分錢，為了節省有限的經費，機關干部要經常出去打柴，有時要到很遠的大彎一帶去。每當此時，習仲勛總是堅持和同志們一起去，一起從溝里往塬上扛柴。同志們勸他休息時，他卻說：我們都是勞動者，參加這點體力勞動要比戰場上的同志輕得多。他們在前方流血犧牲，我們勞動磨破點皮算什么?習仲勛按規定配有馬匹，但每去農場勞動和其他集體活動，他總是讓馬給同志們馱行李，自己和大家一起步行，一路講故事、唱秦腔、拉家常，談笑風生。[45]機關里的干部及普通人員，并不把習仲勛當外人，有話就與他說，有了不順心的事就和他嘮，人們都說：習書記真是咱們的貼心人啊!
習仲勛舍家別子，盡瘁革命事業。成為領導干部后，更是嚴格要求家人，杜絕特殊化，以人民公仆的本色，勤勞為黨，默默工作，為革命的勝利作出了自己獨特的貢獻。
一九三○年二月，年僅十六歲的習仲勛就離開了家庭，投身到更廣闊的斗爭生活中去，走上了職業革命的道路。[46]
他在渭北富平西區從事革命斗爭時，妹妹習冬英跟他說：我們回去吧，咱家缺人。他斬釘截鐵地說：以后再不要說讓我回去的話，你們和三叔好好在家里過，我要走得很遠很遠。面對地主揚言要對他家進行報復的威脅，他毅然組織游擊隊，領導群眾進行了分糧斗爭。[47]
在革命和家庭之間，他選擇了革命，拒絕了妹妹要他回去料理家務的請求，橫眉冷對敵人的威脅利誘，義無反顧地投入到火熱的革命斗爭中去。
由于身處戰爭環境，盡心于革命事業，習仲勛的兒女出生后，就送給當地群眾撫養。二女兒乾平由于關中分區首府馬家堡被國民黨軍占據失去了聯系，直到九年后陜西全境解放才與習仲勛見面。見面后女兒望著陌生的父親不敢相認，而習仲勛撫摸著骨瘦如柴的女兒更是百感交集，心中久久難以平靜。[48]
國民黨重點進攻陜北后，習仲勛在前線作戰，夫人齊心在后方工作，夫妻倆一直沒有團聚。在蟠龍戰役后舉行的真武洞祝捷大會上，習仲勛見到了隨陜甘寧邊區慰問團參加祝捷大會的齊心。他驚訝而又嚴肅地問齊心道：戰爭這么殘酷，環境這么艱苦，你來干什么?隨后習仲勛又說：戰士們都在流血犧牲，他們哪能與家人團聚?如果戰爭進行十年，我寧可十年不見你!后來齊心回憶說：“雖然他當眾批評了我，但我能理解他是一位把黨和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人，便更從內心敬佩他，愉快地接受了批評。”[49]
習仲勛嚴格要求自己的親屬，卻為戰友親屬的安全憂心不已。在陜甘邊區時，由于劉志丹的妻女和父親劉培基老先生住在國民黨統治區，非常危險，他卻不顧劉志丹的反對派人將劉志丹的父親、妻子和女兒秘密接到南梁住了下來。[50]
由此看來，習仲勛以對革命忠貞不渝的信念，舍棄了家庭，投身于革命斗爭的烽火中。他關心群眾生活，維護群眾利益，解決他們存在的實際問題，與群眾同甘共苦，以滿腔的熱情投入到工作中去。身為領導干部，他從不居功自傲，以人民公仆的面目出現，嚴于律己，寬于待人，嚴格要求自己的親屬，不搞特殊化，與群眾打成一片，充分體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
以上我們分析了習仲勛人民史觀的基本內涵，這五個基本內涵是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關健環節。它的形成也是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堅持的人民史觀的指導下，習仲勛在具體工作中創造性地應用并取得了實際成效的結果。
三、習仲勛人民史觀的歷史影響。
雖然習仲勛人民史觀具有它形成的特殊性，但是習仲勛人民史觀是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堅持的人民史觀的指導下產生的，在本質上又與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堅持的人民史觀是一致的，因而這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斗爭中形成的人民史觀。習仲勛人民史觀不過是這種人民史觀的具體表現而已。這種人民史觀對中國社會的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維護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人民群眾翻身做了主人。
千百年來，廣大人民群眾創造了歷史，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與進步，但是他們卻遭受著奴役、壓迫和剝削，由社會的主人變成統治階級的奴隸。這種顛倒的歷史直到近代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發生了根本改變，人民群眾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運，由統治階級的奴隸變成社會的主人。這就形成了習仲勛他們那一代共產黨人的人民史觀。
如果拋開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只是虛幻地講人民群眾的主人地位，那是對人民群眾的愚弄和欺騙，是一種虛假的人民史觀。因為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地位只有在維護他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夠得以實現。要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就必須找到關系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關健環節，并采取切實有力的措施，將處理好這些關健環節作為保護人民群眾利益的保證。這是維護人民群眾利益的根本大計。只有將這些關健環節處理好了，才能不僅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而且還可以真正貫徹人民史觀的基本要求，使人民群眾當家作主。因而檢驗真假人民史觀的試金石就是以是否真正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人民群眾是否真正當家作主為標準。
習仲勛那一代共產黨人由于真正抓住了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關健環節，也就是政權的人民性、解決人民的土地問題、搞好根據地的經濟建設(主要是農業生產)、抓緊武裝斗爭和人民軍隊的建設，因而就為人民群眾當家作主奠定了基礎。這也就體現了真正的人民史觀。
2、糾正干部脫離群眾的作風，防止官僚主義，純潔干部隊伍，避免腐敗現象，保持人民政權的性質不變。
一個干部只有認識到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確立了人民史觀后，才會甘當人民公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盡心盡責地做好工作，自覺完成任務。
一個干部只有從思想上確立了人民史觀，才會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立足于廣大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學生，把人民群眾的實踐經驗經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整理，上升為黨的政策，而后又將這些政策拿回到人民群眾的實踐中，經過檢驗得到充實與發展，從而保證黨的政策能夠始終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這是防止官僚主義，保持政權人民性的重要手段。
一個干部只有從思想上確立了人民史觀，才會自覺關心群眾生活，了解群眾疾苦，傾聽群眾呼聲，主動深入群眾，和群眾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甘當公仆，把人民群眾的事情看得比自己的事情還重要，時刻銘記為群眾排憂解難，自覺維護群眾利益。這是干部擺脫驕氣和糾正脫離群眾作風的有效途徑。
一個干部只有從思想上確立了人民史觀，才會甘愿將自己置于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既然人民群眾是主人，干部是公仆，那么就應該把干部置于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由人民群眾來選舉干部，審查干部，評定干部，考核干部，根據干部的實際表現，隨時可以由他們對干部提出質詢和罷免，使政權始終掌握在真正忠實于人民利益的人手中。這是保持人民政權的性質不變，純潔干部隊伍，消除干部特權的重要保證。
一個干部只有從思想上確立了人民史觀，才會自覺抵制腐敗的侵蝕，處污泥而不染。干部利益和群眾利益是統一的，所謂腐敗無非就是干部為謀求個人利益造成的惡果。干部利益特殊化，必然會損害群眾利益，破壞干群關系，導致政權變質，重蹈歷史上王朝興衰的周期率。因而確立人民史觀是避免干部腐敗的重要防線。
習仲勛那一代共產黨人，正是由于從思想上確立了人民史觀，所以他們才能夠與群眾同甘共苦，拒腐蝕，永不沾，形成了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使共產黨保持了強大的生命力和戰斗力。這是共產黨永保生機活力的源泉。
3、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我們看到，正是由于習仲勛那一代共產黨人領導人民群眾采取武裝斗爭的方式，推翻了舊政權，建立了新政權，使人民群眾的主體—農民分得了土地，通過根據地的經濟建設，又改善了人民生活，使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利益從根本上獲得了保障。干部深入群眾，和群眾打成一片，同甘共苦，親密無間，一掃舊官吏欺壓人民的惡習，使人民切身感受到人和人之間的平等，共產黨干部的清廉，體會到人民群眾真正是翻身當家做主人了。這極大地激發了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積極性。
正是由于這樣，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即使出現了大革命和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這兩次巨大挫折，也沒有遏制住我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發展勢頭，每一次的挫折都是為下一步的崛起提供了沉痛的教訓和經驗，并進而展開了一個更為輝煌的局面。這使得中國共產黨人經過八年抗戰，由抗戰前夕的三、四萬軍隊，南方若干紅色游擊隊，一個陜北根據地及南方若干游擊區，在抗戰結束時就發展為十九個解放區，一百多萬正規軍和二百萬民兵，為民主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基礎。在解放戰爭開始后，僅用了三年時間就消滅了蔣介石的八百萬軍隊，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勝利。這是人民戰爭的勝利。
這雄辯地說明了由于習仲勛那個時代的中國共產黨人確立了人民史觀，才砸碎了套在廣大人民群眾頭上的枷鎖，維護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人民當家做了主人。這是習仲勛那個時代的中國共產黨人能夠贏得全國人民的擁護和支持，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要義所在。
習仲勛那個時代的共產黨人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人民領袖毛澤東，因而那個時代又叫作毛澤東時代。從前文的分析中我們看到，習仲勛就是在毛澤東旗幟的指引下進行革命活動的，他又是在毛澤東的教導下成長為一名黨的高級干部的。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立足于中國國情，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找到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又確立了人民史觀，找到了進行革命的現實依靠力量—人民群眾，經過二十八年的奮斗終于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這是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領導下取得的勝利。習仲勛就是那個時代的共產黨人中的一個優秀代表。
我們欣慰地看到，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的人民史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信念，一代一代傳承下來，而且在新的條件下不斷發場廣大。十一月十五日，在十八屆一中全會上剛剛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習近平就面對中外記者代表新一屆常委向世人宣告：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團結帶領人民前仆后繼、頑強奮斗，把貧窮落后的舊中國變成日益走向繁榮富強的新中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接過歷史的接力棒，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使中華民族更加堅強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這個重大的責任，就是對人民的責任。我們的人民是偉大的人民。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國人民依靠自己的勤勞、勇敢、智慧，開創了民族和睦共處的美好家園，培育了歷久彌新的優秀文化。
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期盼著孩子們能成長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
人世間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勞動來創造的。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努力解決群眾的生產生活困難，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這個重大的責任，就是對黨的責任。我們的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黨領導人民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我們完全有理由因此而自豪，但我們自豪而不自滿，決不會躺在過去的功勞簿上。
新形勢下，我們黨面臨著許多嚴峻挑戰，黨內存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尤其是一些黨員干部中發生的貪污腐敗、脫離群眾、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問題，必須下大氣力解決。全黨必須警醒起來。
打鐵還需自身硬。我們的責任，就是同全黨同志一道，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切實解決自身存在的突出問題，切實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使我們的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我們深深知道：每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們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每個人的工作時間是有限的，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
責任重于泰山，事業任重道遠。我們一定要始終與人民心心相印、與人民同甘共苦、與人民團結奮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歷史、向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51]
這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宣言，是人民史觀在新時代的生動再現，是中華民族走向復興之路的接力新篇。
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文獻索引
1、《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二版。
[40]，第509頁，511頁。
2、《毛澤東軍事文選》，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33]，第3頁。
3、《習仲勛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18]，第9頁至10頁;[23]，第38頁至48頁;[28]，第18頁;[29]，第24頁至25頁;[30]，第32頁;[31]，第43頁至44頁;[32]，第45頁;[38]，第32頁至33頁。
4、《習仲勛傳》(上卷)，《習仲勛傳》編委會編，賈巨川執筆，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二○○八年四月第一版。
[1]，第9頁至10頁;[2]，第24頁，26頁，31頁;[3]，第13頁至14頁;[4]，第13頁;[5]，第52頁;[6]，第57頁;[7]，第56頁;[8]，第58頁，61頁;[9]，第99頁，117頁，126頁，170頁;[10]，第128頁;[11]，第130頁;[12]，第132頁;[13]，第164頁;[14]，第175頁;[15]，第176頁;[16]，第182頁;[17]，第361頁至362頁;[19]，第105頁至106頁;[20]，第111頁至114頁;[21]，第185頁;[22]，第347頁至348頁;[24]，第334頁;[25]，第185頁;[26]，第315頁至316頁;[27]，第342頁至346頁;[34]，第99頁;[35]，第138頁至139頁;[36]，第154頁至155頁;[37]，第219頁;[39]，第567頁;[41]，第44頁;[42]，第109頁，25頁，125頁;[43]，第204頁，206頁;[44]，第316頁至317頁;[45]，第317頁;[46]，第63頁至64頁;[47]，第112頁至113頁;[48]，第299頁，605頁至606頁;[49]，第503頁至505頁;[50]，第189頁。
5、[51]，載二○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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