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紀念毛主席119周年華誕而作 題引： 馬克思說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圖樣。我們要建筑中國革命這個房屋，也須先有中國革命的圖樣。不但須有一個大圖樣，總圖樣，還須有許多小圖樣，分圖樣。而這些圖樣不是別的，就是我們在中國革命實踐中所得來的關于客觀實際情況的能動的反映(關于國內階級關系，關于國內民族關系，關于國際各國相互間的關系，以及關于國際各國與中國相互間的關系等等情況的能動的反映)。 ——引自毛澤東《駁第三次“左”傾路線》 研讀馬列經典 拜讀無字天書 ——試論中國革命和建設“圖樣”的設計大師毛澤東(上篇) 陳談強 偉大導師毛澤東主席堪稱“建筑中國革命這個房屋”“圖樣”的設計大師，也是中國建設“圖樣”的設計大師。毛主席不僅做了“頂層設計”，從戰略高度設計了中國革命與建設“大圖樣”、“總圖樣”，而且設計了“許多小圖樣”、“分圖樣”，其中包括新中國成立之前和新中國成立后頭30年革命性“改革”和“開放”的“許多小圖樣”、“分圖樣”。 馬克思列寧主義圣火的中國盜火者和播火者毛主席(1)，不愧為革命導師和科學巨匠，不愧為中國革命和建設“圖樣”的設計大師。作為中國革命和建設“圖樣”設計大師的毛澤東，他的“圖樣”設計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化的設計，堪稱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典范。 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中國人民從勝利走向勝利，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在新中國建立后對資產階級實行“和平贖買”、成功地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為邁向未來共產主義創造了歷史前提。毛主席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和縝密的判斷力，在同儕同輩中出類拔萃，無人能出其右與之比肩。他不是神卻料事如神，甚至預言：“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于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2)如今在他“死后”的中國新的歷史時期，毛澤東思想的確仍然是指引中國共產黨人、中國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組織起來”，反帝反修反和平演，變堅持“繼續革命”的旗幟！ 毛主席的腦海浩瀚無垠，既傳承歷史悠久的中華民族文化的精華，又吸納國際無產階級思想寶庫中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髓，研讀包括《資本論》三卷“長篇的東西”在內的馬克思主義經典。這位馬克思主義理論巨匠“學富五車”，研讀馬列經典，同時拜讀“無字天書”——通過調查研究，向群眾學習，向社會學習，向實踐學習。他學以致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具體實踐相結合，創立了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從而成為中國革命和中國建設“圖樣”的設計大師。 偉大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的一生，是研讀“有字之書”的一生，是拜讀“無字之書”的一生。毛澤東思想是一部博大恢宏的書，讀懂弄通，絕非易事，細嚼慢咽，興味無窮。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干革命、搞建設，“須先有”“圖樣”，就要把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解決“我們對于時局的估量和伴隨而來的我們的行動問題”(4)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 毛主席這位讀書大師、大學問家早就自勵讀書學習，還在湖南第一師范讀書期間，他曾作過一幅有關讀書的對聯：“貴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無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確立了毛主席在全黨領導地位后，他更是鼓勵和教育全黨、全體干部要終身學習。1939年1月27日，毛主席在八路軍延安總兵站檢查工作會議上指出：“有了學問，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遠很多東西。沒有學問，如在暗溝里走路，摸索不著，那會苦煞人。”(5)毛主席終其革命的一生，的確是終身學習的楷模和典范；終身學習成就了作為偉大的革命家、戰略家、軍事家、思想家的毛澤東，從而極其深刻地影響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前途命運。 毛主席一生嗜書如命，手不釋卷，以書為伴：書以伴行，書以伴眠，書以伴廁，書以伴終。如今，主流“精英”、主流媒體不是以高分貝叫喊“終身教育”、“學習型黨組織”、“學習型社會”為時髦嗎？殊不知，毛澤東早已于上世紀40年代在延安號召干部學習時就說：“年老的同志也要學習，我如果再過10年死了，那么就要學9年零359天。”1938年8月22日，毛主席還在中央黨校的講話中說過：你學到一百歲，人家替你做壽，你還是不可能說“我已經學完了”，因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學一天。你死了，你還是沒有學完，而由你的兒子、孫子、孫子的兒子、孫子的孫子再學下去。照這樣說，人類已經學了多少年呢？據說是50萬年，有文明史可考的只有二三千年而已。以后還要學多少年呢？那可長哉長哉，不知有多少兒孫，一代一代學下去。(6)這里，毛主席把學習(認識世界)的主體，由個人推延到整個人類。客觀現實世界運動永遠不會完結，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識也永遠不會完結。毛澤東以終為始、反求諸己，踐行了他的終身學習的箴言。 毛主席1975年82歲眼睛患白內障視力很差之時，還求助于大學一位教師給他念書而“讀書”。1950年11月到1966年5月“負責為毛澤東同志管理圖書”的、十七年間與毛主席讀書生活相伴的逄先知談到，毛主席1976年9月9日零時10分逝世，而在之前的頭一天——1976年9月8日5時50分，毛主席病危在醫生實施搶救之際還讀了7分鐘的《容齋隨筆》。(7)2007年“七一”前夕，逄先知在接受《大眾日報》記者訪談時又講到的這一史實。(8)毛主席最后一段生命旅程的見證人——護士孟錦云，也講述了主席病危時讀書的另一則動人的故事：“1976年9月7日，毛澤東生命垂危，不斷搶救，而又不斷陷入昏迷狀態。即使如此，每當他清醒過來的時候，他還是要看書。當時政治局的常委，身邊的工作人員，一直守護在他的身旁。他講要一本書，但他語言的含糊與聲音的微弱，連最能聽懂他話的秘書，也不明白他說的是什么。他著急了，示意給他紙筆，毛澤東用顫抖的手在紙上寫下了個‘三’字，又用手敲敲床頭。還是秘書猜出了他的意思，當時三木正準備下臺，當秘書找來介紹三木武夫的書拿給他看時，毛澤東點點頭，露出了滿意的神態。”“毛澤東的手已沒有托住《三木武夫》這本書的力氣了，盡管這是一本很輕很輕的書，只好由小孟為他托著。毛澤東看了幾分鐘，就又昏迷過去了。”(9) 1974年12月到1976年12月出任日本自民黨總裁、內閣總理大臣（首相）的三木武夫多次訪問中國，是自民黨內較早呼應“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的人。然而，也就是這個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竟然于1975年8月15日以“私人身份”在東京參拜供奉有日本發動對外侵略戰爭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開啟了日本首相在“終戰紀念日”參拜靖國神社之先例。毛澤東病危之際，日本政局動蕩，“洛克希德政治獻金案”(1976年2月，在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跨國公司小委員會上，洛克希德公司副經理證實，洛克希德公司曾經向日本政要提供30多億日元的活動經費)導致自民黨派系紛爭不已。毛主席他老人家立足中國、胸懷世界，即使上下肢插著靜脈輸液導管，胸部安有心電監護導線，鼻子里插著鼻飼管，也讓人用手托著書，來“讀”這個三木武夫。 毛主席學識淵博，博古通今。他嫻熟于“國學”，年少時“讀了六年孔夫子的書，即所謂‘舊學’”，潛心探討中國先秦諸子、程(頤、顥兄弟)朱(熹)理學、陸(九淵)王(陽明)心學、王(船山)顧(炎武)顏(元)等主張“經世致用”、“踐后篤行”的實學，以及譚嗣同的仁學。稍長，他“又讀了七年‘新學’，即資產階級的政治哲學著作，以及一些自然科學著作，如亞當·斯密的《原富》、盧梭的《民約》、孟德斯鳩的《法意》、約翰•穆勒的《名言》、斯賓塞的《邏輯》、耶勞斯的《名言淺說》、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和赫胥黎的《天演論》等書”，觸及到近代西方文明的脈搏。”(10)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毛主席既傳承歷史悠久的中華民族文化的精華，又吸納國際無產階級思想寶庫中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髓，研讀包括《資本論》那樣“長篇的東西”在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 披著“共產黨員”外衣的謝韜，鼓噪“中國共產黨向民主社會主義轉變”。他宣稱“為了避免修正主義之嫌”，“執政者只能采取‘打左燈、向右拐’的策略”，聲言“中國走上了民主社會主義道路”。而尤其不可小覷的，則是謝韜在其文章中詆毀毛澤東是“最大的修正主義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叛逆謝韜，莫名其妙地吹捧他的同道辛子陵具有“精湛的馬克思主義學識”。其實，他和他的同道才是真正的修正主義者，竟然在三卷《資本論》中發現了西方“新大陸”，胡謅“《資本論》第3卷推翻了《資本論》第1卷的結論，不再需要‘炸毀’資本主義的‘外殼’了”。(11)謝韜同時信口開河，反而說什么“毛澤東沒有讀過《資本論》”，意在說明毛澤東并不知曉他們發現的那個“新大陸”。 千奇百怪，無獨有偶。謝韜的知音——山東大學附中有一個名叫李昌玉的退休教師，也在他寫的《春節拜年，盛傳謝韜“救黨”之聲》文章中說：“特別請注意，毛澤東沒有讀過《資本論》不是新發現，早已有人一再證實。”(12)這里所云“早已有人”“證實”，而且“一再證實”，也不過是無稽之談！ 謝韜輩胡謅“毛澤東沒讀過《資本論》”，實可謂：信馬由韁逞輕狂！毛主席這位科學巨匠、大學問家，博覽群書，研讀馬列，那“長篇的東西”《資本論》作為“工人階級的圣經”，(13)是潛心研讀了的。巨人毛澤東學貫中西，一個個侏儒“疊羅漢”也不能與之比肩。 毛主席推崇《資本論》始于青年時代，他于1920年7月31日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發起文化書社》一文中指出，現在全中國全世界都還沒有新文化，只有“一枝新文化小花，發現在北冰洋岸的俄羅斯”。他寫道：“沒有新文化由于沒有新思想，沒有新思想由于沒有新研究，沒有新研究由于沒有新材料。湖南人現在腦子饑荒實在過于肚子饑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書社愿以最迅速、最簡便的方法，介紹中外各種最新書報雜志，以充青年及全體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許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產生，那真是我們馨香禱祝、希望不盡的！”(15)他“通告好學諸君”，把《資本論入門》列為“書之重要者”。書社9月開始正式營業，經營中外各種書報、雜志212種，其中就有《資本論入門》。(16) 有檔案可查，毛主席讀過不同版本的中文全譯本《資本論》，對書中許多章節和段落、乃至譯者注釋都圈圈畫畫并寫有批注。 這里，有見諸“京報網”的毛主席讀《資本論》留下的筆跡為證。 毛主席1954年讀過的一套三卷《資本論》，每卷都蓋有“毛澤東”印章。在《資本論》第一卷版權頁上，“中華民國27年8月31日出版”一行字的下方，他用鉛筆寫有“1938年”字樣，左側空白處還寫有一個“-)”，列出減法算式：1938(年)-1807(年)=“在71年之后中國才出版”(見左幅照片)。在1867年出版問世的《資本論》第一卷目次頁上，他用鉛筆寫下“1867，距今87年”(見右幅照片)。(17)在這套《資本論》“原著者初版序”的頁面天頭，毛主席用鉛筆寫道：“距1847年共產黨宣言的時候27(年)”；并在“初版序”三字的下方畫一橫線并寫有“(1867年)”；在原著者第2版跋的下方毛澤東用鉛筆寫有“(1873年，過了差不多7年之后)”，在此跋的第9頁第一行文字“《資本論》已有一個優秀的俄文譯本，于1872年春出版于圣彼得堡”中，他在“1872年”處用引線引出一節文字：“距中國這個譯本出版的時候(1938)65年”。毛主席研讀此書，在書中的第1、第2、第11至第22等章節，用鉛筆、紅藍鉛筆作了曲線、單橫線、單橫線加曲線、雙橫線、中括號、問號等圈畫和標注。(18) 毛主席收藏的《資本論》中文全譯本，最早的版本是讀書生活出版社印行、郭大力王亞南翻譯的。在這套書的第1卷中，毛澤東不僅對第1章至第12章大部分內容用鉛筆作了圈畫，而且連下方的部分注釋認真閱讀后也作了標注。在第3卷中，他不僅用鉛筆、藍鉛筆圈畫了第13至20章、第37章至第39章的一些段落，還糾正了原書中的錯字，將漏字一個一個增補上去，改正了原書中不妥當的標點符號。毛澤東讀《資本論》，刻苦用心，非同一般。毛主席藏書中，還有一套16開大字本的《資本論》，共29冊，由人民出版社于1968年出版，書中也留下了他研讀時圈畫的手跡。此外，1939年11月出版的、由何錫麟翻譯的《資本論》提綱，毛主席研讀時用紅鉛筆也作了圈畫。(19) 毛主席研讀《資本論》，可謂稔熟于心，真正學以致用，從中以可看到毛澤東思想的光輝。 1941年5月19日，毛主席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倡導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具體實踐相結合，注重研究現狀，注重研究歷史，注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應用。他在報告中闡釋了《資本論》第1卷第2版跋中所表述的內容，強調指出：“應當從客觀存在著的實際事物出發，從其中引出規律，作為指導我們行動的向導。為此目的，就要像馬克思所說的詳細地占有資料，加以科學的分析和綜合的研究。我們的許多人卻是相反，不去這樣做。”(20) 如前所述，也就是在1941年的《駁第三次“左”傾路線》一文中，毛主席闡述“我們要建筑中國革命這個房屋，也須先有中國革命的圖樣”這一論斷時，引述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5章中關于“人比蜜蜂不同”之論。 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毛主席還多次引用《資本論》中的觀點和運用其中的方法論，教導黨的高級干部和指導社會主義建設實踐。 《資本論》第3卷在“關于商人資本的歷史考察”中寫道：“近代生產方式最初的理論的考察——重商主義——必然會從流通過程及其獨立化為商業資本運動時的表面形象出發，所以僅僅把握了一個外觀。一部分因為在封建生產的最初的變革時期，即近代生產的發生時期，它(商業資本)曾經發生過壓倒一切的影響。現代經濟的真正科學，是在理論考察由流通過程過渡到生產過程時開始的。”(21)1958年3月，毛主席在四川成都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將摘下來的那段文字前面擬了“從生產出發，還是從交換和分配出發”(22)。這樣一個標題，印發給與會的各省和中央有關各部門負責同志學習和研究。 毛主席在1958年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1959年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的批注、談話之時，就論及《資本論》的方法論等問題。他指出：“研究問題，要從人們看得見、摸得著的現象出發，來研究隱藏在現象后面的本質，從而揭露客觀事物的本質的矛盾。”(23) 他舉例說：“《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分析，就是用這種方法，總是從現象出發，找出本質，然后又用本質解釋現象，因此，能夠提綱挈領。而教科書與此相反，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繹法。”“教科書對每個問題總是先下定義，然后把這個定義作為大前提，來進行演繹，證明他們所要說的道理。他們不懂得，大前提也應當是研究的結果，必須經過具體分析，才能證明是正確的。”(24) 他批評蘇聯教科書作者沒有辯證法時指出：“沒有哲學家頭腦的作家，要寫出好的經濟學來是不可能的。馬克思能夠寫出《資本論》，列寧能夠寫出《帝國主義論》，因為他們同時是哲學家，有哲學家的頭腦，有辯證法這個武器。”毛主席研讀《資本論》等馬克思主義經典后的斷語是：“像馬克思寫《資本論》、列寧寫《帝國主義論》那樣，才是完整、嚴格、系統的科學著作。”(25) 1961年3月23日，毛主席《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檢討說：“這幾年出現的高指標等問題，總的責任當然是我負，因為我是主席。我的責任在什么地方呢？為什么到現在才提倡調查工作呀?為什么早不提倡呢？而且我自己也沒有下去，搞一個公社、一個工廠的調查。為補過起見，現在我來提倡一下。”于是，他再次闡釋“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倡導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他指出：“正確的策略只能從實踐經驗中產生，只能來源于調查研究。所謂策略路線是包括很寬的，包括政治路線的。”又說：“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則是經過調查得出的結論。如果沒有倫敦圖書館，馬克思就寫不出《資本論》。”(26) 馬克思精于抽象法，億萬常人和幾多學者面對資本主義社會中“龐大的商品堆積”熟視無睹，而馬克思《資本論》的研究卻能從分析商品開始，完成宏篇巨制。他透視表面上為“物”的商品的價值量實際上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關系的產物，特別是科學發現勞動力成為一種能夠創造大于自身價值的特殊商品，證明商品的價值量不是任何人的偏好所決定而是由社會關系決定——生產一定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一定商品的價值量。“自由”出賣勞動力商品的無產者是價值和剩余價值的創造者，由此抽象出資本增殖的奧秘在于資本擁有者無償占有“自由”出賣勞動力商品的無產者所創造的剩余價值這一科學判斷。 1963年12月16日，毛主席在聽取聶榮臻和中央科學小組匯報《科技工作十年規劃》時說：“三大革命運動中的科學實驗，主要是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不能完全采用實驗的方法。例如研究政治經濟學不能用實驗方法，要用抽象法，這是馬克思在《資本論》里說的。”(27)原來，馬克思《資本論》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就指出：“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28) 注釋： (1)火，是人類文明發展極為重要的源動力，是古先民心中至為神圣之物——圣火。在寓意深邃的美麗希臘神話中稱頌：為人類盜得火種的普羅米修斯，在希臘神話中是泰坦神族的神明之一，名字的意思是“先見之明”(forethought)。他不顧自身安危，從太陽神阿波羅那里去偷走了火種。主神宙斯得知是普羅米修斯觸犯了天條，決定嚴厲懲處他。而火神赫淮斯托斯十分敬佩普羅米修斯，對他勸說道：“只要你向宙斯承認錯誤，歸還火種，我一定請求宙斯他饒恕你。”普羅米修斯搖頭回答：“為人類造福，有什么錯！我可以忍受各種痛苦，但決不會承認錯誤，更不會歸還火種！”如今主流“精英”“非毛化”、“去毛化”，甚囂塵上，何其毒矣！我輩相信，毛主席如在天有知，也會蔑視一切侏儒，而昂起他那巨人的頭！ (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央文獻出版社，第12冊第73頁。 (3)《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1～382頁。 (4)《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橫排一卷本，笫94頁。 (5)《毛澤東年譜》(1893～1949 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第121頁。 (6)逄先知：《毛澤東讀書生活我見我聞》。 (7)逄先知：《博覽群書的革命家——毛澤東讀書生活我見我聞》。 (8)《容齋隨筆》作者宋人洪邁（1123年～1202年）進士出身，當過知州地方官兒，在朝廷當過起居郎、侍讀、直學士、端明殿學士等職，監修過“國史”。洪邁勤于讀書，隨筆記錄心得，積四十年之功，寫成五十多萬字的《容齋隨筆》，留下了許多野史趣聞和他的人生感悟。 (9)郭金榮著：《走進毛澤東的最后歲月》，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2009年1月。 (10)新浪網[讀書]2003年12月16日網文：《尋求“改造中國與世界”的真理》。 (11)謝韜：《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炎黃春秋》2007年第2期。 (12)傳播學論壇網2007年3月28日網文，李昌玉：《春節拜年，盛傳謝韜“救黨”之聲》。 (13)恩格斯：《<資本論>英文本的序（1886年11月5日）》，《資本論》第1卷第XXXII頁，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14)《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2頁。 (15)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第69～70頁。 (16)紀國偉：《毛澤東與<資本論>》，《湘潮》2006年11期。 (17)中國網2007年7月9日轉自京報網。 (18)(16)。 (19)(16)。 (20)《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2版的跋中說：“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3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1)《資本論》第3卷第20章，中文譯者1966年校訂后的版本這段文字變化為：“對現代生產方式的最早的理論探討——重商主義——必然從流通過程獨立化為商業資本運動時呈現出的表面現象出發，因此只是抓住了假象。這部分地是因為商業資本是資本本身的最早的自由存在方式；部分地是因為它在封建生產的最早的變革時期，即現代生產的發生時期，產生過壓倒一切的影響。真正的現代經濟科學，只是當理論研究從流通過程轉向生產過程的時候才開始。” (2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16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 (23)《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清樣本第801頁。 (24)《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清樣本第801—802頁。 (25)《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清樣本第713頁。 (26)《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61—262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7)《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52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題引： 馬克思說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圖樣。我們要建筑中國革命這個房屋，也須先有中國革命的圖樣。不但須有一個大圖樣，總圖樣，還須有許多小圖樣，分圖樣。而這些圖樣不是別的，就是我們在中國革命實踐中所得來的關于客觀實際情況的能動的反映(關于國內階級關系，關于國內民族關系，關于國際各國相互間的關系，以及關于國際各國與中國相互間的關系等等情況的能動的反映)。 ——引自毛澤東《駁第三次“左”傾路線》 研讀馬列經典 拜讀無字天書 ——試論中國革命和建設“圖樣”的設計大師毛澤東(下篇) 陳談強 毛澤東主席研讀馬克思的《資本論》“長篇的東西”，而他研讀馬列經典卻始于1920年研讀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此后，他始終堅持不懈地研讀馬恩列斯著作，特別喜歡研讀列寧的著作。 1924年到1927年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馬列著作翻譯到中國來的還很少，可是毛主席“在1926年已經直接或者間接從別人的引述那里，讀過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的部分內容”，“用《國家與革命》的理論來說明中國的革命問題，指導中國的革命。”(1)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被國民黨反動政府封鎖的革命根據地內，要讀馬列著作十分困難。“那個時候，打下一些城市后，才好不容易弄到一點馬列主義的書。在戎馬倥傯的長征路上，毛主席很起勁研讀馬列經典，其中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和列寧的《兩個策略》(即《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左派”幼稚病》(即《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紅軍到了毛兒蓋，沒有東西吃，肚子餓，但他讀馬列的書仍不間斷”。毛主席特別喜歡研讀列寧寫的《兩個策略》和《“左派”幼稚病》，并且用這兩部經典教育中國共產黨人。早于1933年——彭德懷回憶說——接到毛主席寄給我的一本《兩個策略》，上面用鉛筆寫著(大意)：此書要在大革命時讀著，就不會犯錯誤。在這以后不久，他又寄給一本《“左派”幼稚病》(這兩本書都是打漳州中學時得到的)，他又在書上面寫著：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書，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會知道‘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前一本我在當時還不易看懂，后一本比較易看懂些。根據延安時期給毛主席管過圖書的史敬棠回憶，毛主席在延安仍然經常讀《兩個策略》、《“左派”幼稚病》，他“在這兩本書中寫了一些批語，有幾種不同顏色的筆劃的圈、點和杠杠，寫有某年某月‘初讀’，某年某月‘二讀’，某年某月‘三讀’的字樣。這說明，到那個時候為止，這兩本書至少已讀過3遍了。” (2) 1964年3月，毛主席對一個來訪的外國代表團說，他“是在馬背上學的馬列主義”。(3)毛主席要從列寧的著作中尋找關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進行民主革命以及由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理論；還從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和《哲學筆記》等經典中，學習和汲取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思想。 無論在戎馬倥傯的革命戰爭時期，還是在創新探索的和平建設年代，毛主席總是持之以恒、孜孜以求，用心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致力于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精心設計中國革命和建設必須的“圖樣”。怎樣進行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面對新中國成立后的這一全新的歷史課題，如前所述，毛主席在1954年再次閱讀《資本論》。不僅如此，他還多次研讀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列寧有關政治經濟學論文十三篇》等經濟學多種經典。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毛主席最先察覺并努力糾正“左”的盲目性，對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加快社會主義建設作了深如的理論思考。他“很多遍”地研讀斯大林的名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經他批注的至少有4個版本”。他正確闡釋了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必要性，嚴正批評了黨內高級干部中有人宣揚社會主義可以廢除商品生產的“左”的錯誤觀念。毛主席從1958年11月到1961年6月的這段時間里，先后四次在全黨范圍內提倡各級領導干部學習政治經濟學。其中，包括學習《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以及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毛主席在1959年底，還就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專門組織讀書小組到杭州作了為期兩個月的研讀，聯系現實，邊讀邊議。如今，主流“精英”炫耀的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其淵源和前導實為毛主席在這次杭州研讀中提出來的一個重要思想：“社會主義分為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和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兩個歷史階段。” 毛主席研讀馬列經典，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具體實踐相結合，進而實現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和實踐邏輯的高度統一，成為中國革命和建設“圖樣”的設計大師。 毛主席重視本本而又不搞“本本主義”，不埋頭書齋而講究開放式學習。他以解決現實社會問題為中心，為“中華崛起而讀書”，特別十分注重讀“無字之書”，亦稱“無字天書”。他青年時代就采用一種游學的方式，向群眾學習，向社會學習，調查民俗民情，研究中國國情，探索改造中國社會之路。他說過：“社會是學校，一切在工作中學習。學習的書有兩種：有字的講義是書，社會上的一切也是書——‘無字天書’。”早年求學時，他就有海納百川的情懷，在湖南第一師范讀書時整理的課堂筆記《講堂錄》中寫道：“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則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4) 1917年暑期，毛澤東、蕭子升兩學子徒步游歷湖南長沙、寧鄉、安化、益陽、沅江五個縣作社會考察，步行一路、調研一路、學習一路。他們得知安化縣勸學所所長夏默庵先生是位飽學之士，便前往造訪。這位恃才孤傲的夏老先生，一向不理游學先生。他們登門拜訪，兩次被拒，當第三次登門之時，夏默庵不便再拒，但是為試探來者學識，寫下一原對置于案上。青年毛澤東，文思敏捷，應了勝對： 綠楊枝上鳥聲聲，春到也，春去也； 清水池中蛙句句，為公乎，為私乎。 夏默庵甚是稱贊毛澤東工對嚴謹，佩服他將“晉惠帝聞蛤蟆聲問”典故中的“為官乎，為私乎”巧改一字。(5)夏默庵與毛澤東談詩論史十分投機，臨別之時饋贈銀洋八元作為學子旅資。這段“為公乎，為私乎”警言妙語的軼聞趣事，倒也說明青年時代的毛澤東早就并非封閉于井底之蛙，游學歷時月余、步行幾近千里的他是何等豪放灑脫，竟然“身無分文，心憂天下”，以“天下為公”啊！(6) 這樣的“游學”，事實上就是毛主席一貫非常注重的調查研究。“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而非常注重調查研究的毛主席，理所當然地擁有中國革命乃至建設“圖樣”的設計權，是出類拔萃的設計大師。 早在青年時代的毛主席，就刻意調查研究大千世界，立志“改造中國與世界”。(7)湖南，毛主席生于斯、長于斯，而他氣度不兒，執意沖決那湖南的“閉鎖一個洞庭湖”。(8) 1918年4月14日，他同蔡和森等人發起組織新民學會，關注“向外發展”問題，認為留法勤工儉學“頗有可為”。(9)毛主席隨著五四運動開啟的中國新文化運動迅速成長，更把目光投向十月革命后的俄國。1920年2月，毛澤東在同新民學會一位會員的通信中主張，“組織一個留俄隊，赴俄勤工儉學。”他“為這件事，腦子里裝滿了愉快和希望”。(10)是年3月14日，他在另一封長信又主張“組織一個游俄隊”之事，因為他認為十月革命后，“俄國是世界第一個文明國”，并且談到“要在長沙辦自修大學，在這個大學里‘實行共產的生活’。”(11) 1920年7月31日，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發表的《發起文化書社》一文中說，“現在全中國全世界都還沒有新文化”，“湖南人現在腦子饑荒實在過于肚子饑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他由衷歡呼“只有‘一枝新文化小花，發現在北冰洋岸的俄羅斯’”。(12) 1920年8月22日，姜濟寰(引者按：姜為長沙縣知事)、何叔衡等十余人在長沙縣知事公署開會，發起組織俄羅斯研究會，議定何叔衡、毛澤東、彭璜等為發起俄羅斯研究會籌備員。(13)及至是年9月15日俄羅斯研究會舉行成立會，公推姜濟寰為總務干事、毛澤東為書記干事、彭璜為會計干事。與會者一致認為，“研究俄國學術精神及其事情，有十分必要，一班腦筋陳腐的人，盲目反對，是不中用的”。(14)從對“北冰洋岸的俄羅斯”“一枝新文化小花”的驚喜發現，到對“研究俄國學術精神及其事情”的十分關注，表明此時的毛主席已萌發“以俄為師”的開放思想，主張學習“世界第一個文明國”，探索舊中國的“社會改革”之路，探索“改造中國與世界”之路。他倡言“世界主義，愿自己好，也愿別人好，質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義。”(15) 當青年毛澤東還是一個信奉平民主義的革命民主主義者的時候便關注“改造中國與世界”，大講“改革”了；并且將“改革”同“革命”乃至同“炸彈革命”、“有血革命”等量齊觀。(16)而最早見諸文字的就在他1919年7月14日發表的《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之中。時年26歲的毛澤東意氣風發地宣稱：“‘世界革命’的呼聲大倡，‘人類解放’的運動猛進”，“這種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它的軟化。”“自文藝復興，思想解放，‘人類應如何生活’成了一個絕大的問題。從這個問題，加以研究，就得了‘應該那樣生活’，‘不應該這樣生活’”的結論。一些學者倡之，大多民眾和之，就成功或將要成功許多方面的改革。”接著，他一口氣連講“改革”見于八個方面，即“見于政治方面”，“見于文學方面”，“見于社會方面”，“見于教育方面”，“見于經濟方面”，“見于思想方面”，“見于國際方面”。他說：“各種改革，一言蔽之，‘由強權得自由’而已。各種對抗強權的根本主義，為‘平民主義’（德莫克拉希，一作民本主義、民主主義、庶民主義）”，“要借平民主義的高呼，將它打倒。”“在對人的方面，主張群眾聯合，向強權者為持續的‘忠告運動’，實行‘呼聲革命’——面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無血革命’，不致張起大攪亂，行那沒效果的‘炸彈革命’‘有血革命’。” 1919年7月21日至8月4日，《湘江評論》第2號、第3號、第4號連載的毛澤東《民眾的大聯合》長文，也表明他是把“近世”的“改革”、“政治改革”、“社會改革”，也是同“革命”等量齊觀的。他說：“到了近世，強權者，貴族，資本家的聯合到了極點，因之國家也壞到了極點，人類也苦到了極點，社會也黑暗到了極點，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眾的大聯合。”“自法蘭西以民眾的大聯合，和王黨的大聯合相抗，收了‘政治改革’的勝利以來，各國隨之而起了許多的‘政治改革’。自去年俄羅斯以民眾的大聯合，和貴族大聯合資本家大聯合相抗，收了‘社會改革’的勝利以來，各國如匈，如奧，如截，如德，亦隨之而起了許多社會改革。”“許多社會改革”究竟如何實行，此時的毛主席還在探索之中。全文雖然沒有跳出前者《湘江評論》創刊宣言的窠臼，還明顯地反映出受到俄國革命家和無政府主義理論家普林斯•克魯泡特金的影響，(17)但是仍然可見毛澤東當年具有極其鮮明的革命民主主義的過人膽識和戰斗精神。他認識到人民大眾是天下、國家、社會的主人，而同主人融為一體，發出震天價的吶喊：“我們知道了！我們覺醒了！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刻不容緩的民眾大聯合，我們應該積極進行。”他激情滿懷地寫道：“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壓迫愈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我們總要努力！我們總要拚命向前！”“我們黃金的世界，光榮燦爛的世界，就在面前！” 1921年元旦，長沙少有的滿城飛雪，好一派燦爛寒光、簇新景象！這天，新民學會在長沙潮宗街文化書社舉行的會員新年大會上，主要討論關于學會的三個問題：一是應以什么作共同目的，二是需采取什么方法達到目的，三是所取方法從何著手。毛澤東的發言顯現他開放的世界眼光，他說：“改良是補綴辦法，應主張大規模改造。至用‘改造東亞’，不如用‘改造中國與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儕的主張是國際的；提出‘中國’，所以明吾儕的下手處。”又說：“中國問題本來是世界的問題；然從事中國改造不著眼及于世界改造，則所改造必為狹義，必妨礙世界。”至于改造方法，他“極贊成”“主用俄式”，“因俄式系諸路皆走不通了新發明的一條路。”第二天即1月2日新年大會繼續討論，毛澤東首先列舉世界解決社會問題的五種方法：一、社會政策；二、社會民主主義；三、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列寧主義)；四、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主義)；五、無政府主義。他說：“社會政策，是補苴罅漏(引者按：音為bǔ jū xià lòu，意為“補好裂縫，堵住漏洞”。)的政策，不成辦法。社會民主主義，借議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議會的立法總是保護有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如羅素所主張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18) 偉大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主席，融會貫通中西文化，不拘泥于古今中外的本本，集百家之長，淬火于一爐。特別是，他把研讀馬列經典同拜讀“無字之書”結合起來，把自己整個身心同國家、民族乃至全人類的前途命運結合起來，到廣大工農群眾之中打成一片，同廣大工農群眾的社會實踐結合起來，終于實現從革命民主主義者到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而偉大導師毛主席關于“中國革命這個房屋”的“圖樣”設計，也就得以和這種轉變同步發展，終于成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圖樣”的設計大師。的確，毛主席不僅做了“頂層設計”，從戰略高度設計了中國革命與建設“大圖樣”、“總圖樣”，而且設計了“許多小圖樣”、“分圖樣”，其中包括新中國成立之前和新中國成立后頭30年革命性“改革”和“開放”的“許多小圖樣”、“分圖樣”。 結束語： 我輩學習與踐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就要像毛主席那樣“研讀馬列經典，拜讀無字天書”！這里講“馬列經典”，其實還應加上毛主席的著作。今天在毛主席119周年華誕之際，以“研讀馬列毛經典，拜讀無字之天書”共勉，也可算是對這位革命導師、科學巨匠的最好紀念！ 注釋： (1)龔育之、逄先知、石仲泉等：《毛澤東的讀書生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7月版。中央文獻出版社。 (2)同(10)。 (3)同(10)。 (4)逢先知：《讀有字之書，又讀無字之書》；龔育之：《毛澤東的讀書生活》第14章。又：湖南安化縣人民政府門戶網站2008年1月11日載文：《毛主席在安化親筆題詞》中稱：1917年暑假期間，毛澤東邀了當時已經畢業，在楚怡小學教書的蕭子升，和準備回安化老家度假的同學蕭蔚然，各帶一把雨傘，一個挎包，上路了。途中，他們靠作點詩，寫點對聯送人，換幾個錢，解決食宿。按湖南舊時習俗，他們被稱作“游學”先生，其實是比較高雅的“文化乞丐”。蕭子升有記述“游學”的文章，題為：《我和毛澤東曾是乞丐》。 (5)那個聞天下荒饉餓殍遍野而曰“何不食肉糜”的晉惠帝癡呆不任事，據《晉書•惠帝紀》載：“帝又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其蒙蔽皆此類也。” (6)華夏國防在線網2008年10月14日載文：《吉安所毛澤東故居》。 (7)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1頁。 (8)中央文獻研究室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9)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第41頁。 (10)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第60頁。 (11)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第62頁。 (12)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第69頁。 (13)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第70頁。 (14)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第73頁。 (15)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第80頁。 (16)的確，毛澤東歷來是把“革命”同“改革”等量齊觀的。在毛澤東的行文用詞中，有時“革命”和“改革”兩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是同一的。中共中央于1947年12月25日在陜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集的當時能夠到會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以及陜甘寧邊區和晉綏邊區負責同志參加的會議上，毛澤東作了《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報告。這篇報告文獻，不愧為“整個打倒蔣介石反動統治集團，建立新民主主義中國的時期內，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帶綱領性的文件”。在這個“各方面帶綱領性的文件”中，毛澤東強調“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就是“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義的改革”。見《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1141頁。 (17)《民眾的大聯合》中有一節文字寫道：“大大的聯合起來，聯合以后的行動，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辦法，同他們拚命的倒擔，這一派的首領，是一個生在德國的叫做馬克思。一派較為溫和的，不想急于見效，先從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貴族資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夠工作，能夠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殺他。這派人的意思，更廣，更深遠。他們要聯合地球做一國，聯合人類做一家，和樂親善——不是日本的親善——共臻盛世，這派的首領為一個生于俄國的叫做克魯泡特金。” (18)《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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