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風時期馬克思主義集中教育活動的基本方法

　　摘 要：開展適當的集中教育是中國共產黨加強自身建設的重要經驗。作為黨史上一次大規模的馬克思主義集中教育活動，延安整風堅持和運用了諸多教育方法，收到了顯著效果。

　　延安整風是中國共產黨內一次偉大的馬克思主義集中教育運動。它之所以能夠譜寫無產階級政黨思想建設史上的壯麗篇章，關鍵之一就在于這次教育運動堅持運用多種靈活而科學的教育方法，至今仍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一、以研究中國具體實際問題為中心

　　以研究中國的具體實際問題為中心，開展系統的調查研究工作是中國共產黨在九十多年歷程中形成的深刻認識。延安整風開始后，毛澤東強調，我們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來研究中國和世界，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是我們還有很大的缺點，主要表現為“不注重研究現狀，不注重研究歷史，不注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應用。這些都是極壞的作風”。許多同志學習馬克思主義似乎并不是為了革命實踐的需要，而是為了單純的學習。雖然讀了馬克思主義的本本，但消化不了，只會片面地引用個別詞句，而不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來具體地研究與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更談不上對具體情況作周密的調查研究。這不可等閑視之，要切實改正，使全黨能“確立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為指導的方針，廢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

　　在毛澤東要求改造學習風氣的號召下，全黨理論學習的重點轉向了對中國實際問題的研究和分析，黨內逐漸興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調查研究之風。1941年8月，《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明確規定，黨必須力戒空疏，力戒膚淺，掃除主觀主義作風，采取具體辦法，加重對于歷史、環境以及國內外具體情況的調查研究。同年12月，中共中央通過的《關于延安干部學校的決定》也明確指出，當時延安干部教育過程中的基本缺點，“主要表現在使學生學習一大堆馬列主義的抽象原則，而不注意或幾乎不注意領會其實質及如何應用于具體的中國環境。”為了糾正這些缺點，必須強調在全黨使調查研究工作成為學習的基本方面，激發黨員的學習興趣，努力使他們能夠用馬克思主義的精神與方法，去研究中國歷史和當前的具體問題，去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培養他們養成這種習慣，以便在學習結束之后能更好地分析問題、指導實踐。1942年3月，毛澤東重申了干部教育的過程就是培養他們學習掌握馬克思主義和了解中國社會具體情況相統一的過程這一重要思想。他指出：“認識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馬克思、恩格斯努力終生，作了許多調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學的共產主義。列寧、斯大林也同樣作了許多調查。中國革命也需要作調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國是個什么東西(中國的過去、現在及將來)。”在這一思想要求的指導下，經過整風學習，黨日益深化了對中國社會內在實情及其發展規律的認識，并依據中國的特點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二、“古今中外”的全面的歷史的方法

　　學習馬克思主義，最終是要把它應用到中國的具體實踐中，而應用的一個必要前提是要熟知中國的歷史、現狀和未來，通曉中國與外國的聯系和差異。

　　毛澤東認為，“不要割斷歷史。不單是懂得希臘就行了，還要懂得中國;不但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后來，他又將其簡要地概括為“古今中外法”，并作了具體解釋。他說，以“古今中外”為主要研究內容的全面的歷史的方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問題發生的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把問題當作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過程去研究。所謂‘古今’就是歷史的發展，所謂‘中外’就是中國和外國，就是己方和彼方。”熟知“古今”便于總結經驗，深化認識;通曉“中外”便于分析比較，借鑒利用。兩者結合便能克服教條主義的根本缺陷，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中國的具體實踐。

　　在研究“古今”方面，毛澤東一貫主張“研究問題應該從歷史的分析開始”。他批評黨內一些人對于歷史，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近百年的歷史一點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為恥而反以為榮的反常現象，批評他們沒有認真動手去研究近百年來的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和文化史。繼而他強調了加強對黨自身歷史研究的重要性，認為從根本上把黨的路線政策的歷史發展過程徹底搞清楚，是澄清全黨思想認識，明辨問題是非，科學總結經驗教訓，研究當今路線政策，有效推進黨內教育等各方面工作的必要措施。毛澤東指出：“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道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我們要研究哪些是過去的成功和勝利，哪些是失敗，前車之覆，后車之鑒。”

　　在研究”中外“方面，毛澤東強調，談到中國的反帝反封建斗爭，就要講到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如何侵略中國;講到中國的無產階級，就要講到世界無產階級;講到中國共產黨的斗爭，就要講到馬、恩、列、斯他們怎樣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把“古今”和“中外”對照起來研究，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全面的歷史的方法。

　　在以“古今中外”為主要內容的學習活動中，毛澤東特別指出了需要注意的三個問題。一是研究黨的歷史，不能把目光只聚焦在犯過錯誤的少數幾個人身上，而要根據事實去探究歷史事件的實質與客觀原因。如果過分關注幾個人的錯誤，就會把歷史看成是少數人創造的，就會誤讀歷史唯物主義，走上主觀主義的道路。二是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在研究歷史時也應該注意歷史上有沒有這些東西。把這些問題搞清楚，才能更好地研究黨在各個時期的策略路線。三是要堅持以中國為中心，來研究世界的東西，切忌以外國為中心，不研究中國的特點，就機械地把外國的東西搬到中國來。

　　三、“擠”、“鉆”和“學到底”相結合

　　在整風學習中毛澤東告訴全黨，身為共產黨員就要學習理論，共產黨員的真精神就是能夠積極地想辦法去解決已有的問題，而不是回避和躲懶。為此，他在全黨提出了著名的“擠”、“鉆”和“學到底”相結合的學習方法，要求全黨在學習實踐中嚴格貫徹和靈活運用。

　　首先是“擠”，即針對時間少、工作忙的情況，要以“擠”時間的辦法來學習理論。毛澤東形象地說到，用“擠”來對付忙，“好比木匠師傅釘一個釘子到木頭上，就可以掛衣裳了，這就是木匠向木頭一‘擠’，木頭讓了步，才成功的”。雖然是特定時期，每個人工作忙、時間緊，但通過“擠”，可以為學習爭取到不少時間。“在每天工作、吃飯、休息中間，擠出兩小時來學習，把工作向兩方面擠一擠，一個往上一個往下，一定可以擠出兩小時來學習的。”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要求下，黨內逐漸形成了一種“擠”時間參加理論學習和接受教育的良好氣氛。

　　其次是“鉆”，即針對文化水平低，看不懂理論的情況，要以“鉆”的辦法來進行學習。毛澤東指出：“忙可以‘擠’，這是個辦法;看不懂也有一個辦法，叫做‘鉆’，如木匠鉆木頭一樣地‘鉆’進去。看不懂的東西我們不要怕，就用‘鉆’來對付。在中國，本來讀書就叫攻書，讀馬克思主義就是攻馬克思的道理，你要讀通馬克思的道理，就非攻不可，讀不懂的東西要當仇人一樣地攻它。”他強調，只要持之以恒，一定可以把看不懂的東西變成看得懂的。這樣長期堅持研究和學習，黨的所有干部和黨員就能逐漸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并在實踐中變成巨大的物質推動力量。

　　此外，為了克服驕傲自滿的情緒，還采取“學到底”的辦法。早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提醒全黨，“學習的敵人是自己的滿足，要認真學習一點東西，必須從不自滿開始。對自己，‘學而不厭’，對人家，‘誨人不倦’”。整風學習開始后，他更是把對理論的一知半解，學不到“底”，看成是學習的最大敵人。他多次勸告全黨，參加學習應該抱以自覺的熱情和堅持不懈的決心，一定要學到底，不但要學懂，更要學精，學會對理論的實際運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四、發揚黨內民主，走群眾路線，實行批評與自我批評

　　正確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在客觀上要具備良好的氣氛和環境，而這種氣氛和環境的營造又有賴于黨內民主的充分發揚。“擴大黨內民主，應看作是鞏固黨和發展黨的必要的步驟，是使黨在偉大斗爭中生動活躍，勝任愉快，生長新的力量，突破戰爭難關的一個重要的武器。”只有打開窗戶，廣開言路，實行高度的民主，才能團結同志，統一意志，在高度民主的基礎上建立高度的集中。正是在這種思想的主導下，毛澤東力倡要通過堅持發揚黨內民主，來營造“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民主氛圍，以使每位黨員都敢于和善于提出問題、發表意見、批評缺點，從關懷愛護和對黨負責的角度出發去監督別人、反省自己。

　　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正確開展離不開發揚黨外民主，即堅持走群眾路線，加強黨與群眾之間的血肉聯系。這是因為在涉及一些重大的是非問題時，僅僅在黨內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不夠的，還要傾聽群眾的意見，接受群眾的監督和批評。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教育全黨說：“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至于實踐中的具體做法，那就是“從下層總結經驗，然后再加以指導，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或者說集中起來，堅持下去”。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作出具體規定：凡學習期間，人人有批評的自由和自我批評的義務，要把無私無畏地自我批評看成是純潔黨性的崇高表現，要用自我批評的武器和加強學習的方法，來改造自己以適合于黨和人民的需要。作為共產黨人，進行深刻地自我批評，“以靈魂與人相見”，不但絲毫無損于自己的形象和地位，相反卻能夠體現出其勇敢和無畏的革命精神與風格。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要求下，廣大黨員在理論學習的同時，極為重視從世界觀的高度來剖析自己，認識別人，主動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自覺加強黨性修養和黨性鍛煉。

　　五、區別對待，突出重點，分類指導

　　延安整風采取了大規模的集中學習形式，從延安到各個根據地和邊區，從高級干部到一般黨員都參與其中，大家各自情況不同，政治水平、理論水平以及文化水平參差不齊，如何做到齊頭并進，共同發展，提高學習教育的實際質量，成為首先需要重視并予以解決的問題。

　　經過調查研究，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認真分析和了解教育對象的具體特點，提出要區別對待，突出重點，進行分類指導。

　　區別對待、分類指導，主要是指從黨員本身的實際情況出發，按照他們的學習時間、理論水平與知識文化水準來確定教育內容的精深度與側重點，在不同的階段和條件下，針對不同的對象，制定不同的教育計劃，確立不同的教育目標，運用不同的教育方法，有步驟、分類別地完成學習進度和任務，既堅持整體性，又注重層次性、最大限度地克服了單一性。

　　整風學習運動中，中央提倡領導干部要集中學習高深的理論，以便指導革命的運動，一般干部和黨員要加緊學習文化，建立學習理論的必要基礎;有相當理論水平的干部則必須以個人閱讀與研究為主要方式，在確保自己學習時間的同時，還應去幫助與自己有直接工作關系的其他文化水平較低的干部學習。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認為，在區別對待、分類指導的基礎上，學習活動還應該抓住主要矛盾，依據形勢和實際需要來突出教育對象和教育內容方面的重點，分清主次，做好中心工作。1942年2月，中央發出指示：“在目前條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應該是第一位的。而在職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應該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礎上，毛澤東更為詳盡地表達了這一觀點。他認為，教育以對象分，有干部教育、國民教育等項，目前重點應放在干部教育上，以內容分，有思想教育、政治教育、軍事教育、文化教育等項，而對于干部，特別就目前時期說來，應著重思想教育，這是建黨的基本政策。在教育對象上，要突出干部特別是黨的高級領導干部這一學習人群的重點，使普通干部和一般黨員圍繞在他們周圍，接受他們的引導，并互相監督;在教育內容上，要把思想教育即改造人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作為重點。只要把握住了這兩個重點，并以此來帶動全局，學習活動的成效就能明顯地體現出來。

　　歷史和實踐證明，理論教育工作的成效直接取決于教育原則和教育方法的科學性及其在教育實踐中的合理應用。綜上所述的這些基本方法，從一定意義上說，是黨思想理論教育工作的深刻經驗和優良傳統，是毛澤東思想中關于理論教育方法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時代變遷對理論教育的基本方法提出了更高和更新的要求，但這些方法，我們仍應珍視。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87期，摘自2012年第8期《高校理論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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