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黨風廉政建設,是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性質決定的,是無產階級黨性的要求和實踐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的體現。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在陜甘寧邊區大力倡導加強黨風廉政建設,使之成為“全國政治上最進步的區域”。后來毛澤東進一步具體指出:“這里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磨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隨著時間的推移,陜甘寧邊區黨風廉政建設的實踐,越來越顯示出它的意義,在今天仍然可以作為我們加強黨風廉政建設的借鑒。
勤儉養廉
毛澤東在談到共產黨員模范作用的問題時曾經指出:“共產黨員在政府工作中,應該是十分廉潔、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報酬的模范”,“自私自利,消極怠工,貪污腐化,風頭主義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無私,積極努力,克己奉公,埋頭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陜甘寧邊區政府十分重視以儉養廉。《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中明確規定,要實行“廉潔政治”,貫徹勤儉養廉的原則。
1937年4月21日,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與中央審計委員謝覺哉聯名發出通知,通令各單位在財政上必須更加注意健全各種制度,發展種菜、養豬、養雞、做鞋襪等生產事業,注意保持蘇維埃紅軍刻苦節省的傳統作風,防止浪費腐化的習氣侵入”。通知中還規定:“公私費用必須嚴格分開,一切私人費用均‘不能出公家賬’,禁止‘辦高價酒席’。”
邊區政府規定:“不急之務不舉,不急之錢不用,且須在急務和急用上,力求合理經濟”。“要減少公差公馬,提倡動手動腳”。“要注意一張紙,一匹布,一點燈油,一根火柴的節省”;“要愛惜每件公物,使之多用些日子。要不追加預算,加強監督管理,反對鋪張浪費,愛惜民力,節制動員。疏散機關,調整窯洞,盡量減少工作團、調查團之類,極力減少客飯和招待。”邊區各部門、各單位認真執行邊區政府的這些規定,停止了不急用的基建項目,加強了對馬匹牲口的管理,按使用標準配給馬匹,多余的一律組織運輸隊。1942年,邊區政府在財政統籌統支辦法中強調:除招待外賓外,一切大會、節慶、紀念、婚喪,不論公家與私人,不得鋪張宴請。這一年僅客飯招待一項就節省糧食6000余石。
邊區軍民和政府工作人員,響應黨中央和毛澤東提出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積極開展大生產運動。經過幾年的艱苦奮斗,各機關、部隊、學校,逐步實現了糧食、蔬菜、衣服和經費的自給或半自給,大大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受到人民的贊揚。
邊區政府奉行的艱苦奮斗、勤儉養廉的原則,不僅幫助政府克服了極端的財政困難,而且培養了一批克勤克儉、任勞任怨、廉潔奉公、不圖私利的黨的優秀干部,使之成為中國革命的中堅。不僅受到廣大人民的贊揚,而且令那些從國民黨統治區來到延安的民主人士也刮目相看。
法紀護廉
制定必要的法規制度,堅決地依法肅貪懲腐,是保證邊區政府達到廉潔的關鍵所在。邊區政府成立后,區黨委及時公布了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的《關于堅決清洗腐化分子的通知》。這是中國共產黨最早反對腐敗作風的文件。1938年8月,邊區政府公布了《陜甘寧邊區懲治貪污暫行條例》,1939年又公布了《陜甘寧邊區懲治貪污條例(草案)》。條例對貪污行為有嚴格的界定,并根據貪污行為的輕重,施以相應的處罰。規定:貪污1000元以上者,處以死刑;貪污500元以上者,處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死刑;貪污500元以下者處以五年以下不等之有期徒刑。邊區在施政綱領和立法中,都明確規定公務人員必須廉潔奉公,如有違者,處以相應的行政處分。觸犯刑法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邊區政府不但制訂了懲貪反腐的規定,而且堅持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同時,堅決貫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對共產黨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給任何人以特權,不能因人枉法。對此,黨中央和毛澤東還特別規定了“共產黨員有違法者從重治罪”的原則。當時擔任高等法院院長的董必武曾在邊區的一次會議上指出:“黨決不允許在社會上有特權階級。”1943年10月,從小加入紅軍、曾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時任抗日軍政大學第六大隊隊長的黃克功,因逼婚未遂,開槍打死陜北公學女學生劉茜。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在董必武院長主持下,嚴肅辦案,根據邊區政府法律,判處黃克功死刑。黃克功在得知自己被判死刑后,于10月9日上書法庭,并致信毛澤東,要求念他10年艱苦奮斗,留一條活命。毛澤東接到邊區高等法院的判決意見及黃克功的信后,立即召集政治局委員和中央軍委的領導同志,細致審查了邊區政府的報告,同意將黃克功處以極刑。毛澤東在給審判長雷經天的復信中特別強調指出:“共產黨與紅軍,對于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正是由于邊區政府執行嚴明的法紀,才有效地防止了貪污腐化及特權思想,確保了政權的廉潔,取得了人民的擁戴與信任。
示范導廉
“位尊不泯濟民志,權重莫移公仆心。”古語也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意思是說領導人的榜樣力量是無窮的。它是無聲的命令,無字的指示。在陜甘寧邊區,從中共中央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領導人到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等無產階級革命家,都是廉潔奉公的模范。他們和人民群眾同甘共苦的故事,一直被人們頌為美德。毛澤東晚上辦公桌上點的是一盞小油燈。當他思考問題或者要休息的時候,總是把燈芯擰得很小,繼續寫作時才把燈芯擰大。他處處以身作則,和群眾同甘共苦,吃的是小米飯,穿的是粗布衣。為了毛澤東的健康,大家多次提議給他增加伙食費,都被他謝絕了。毛澤東說:“伙食標準是供給部統一規定的,大家都一樣嘛!我怎么能特殊呢?”毛澤東穿的衣服,領子、袖口和褲腿上都打著補丁。他就穿著這樣的衣服出外作報告、開會。他艱苦樸素、廉潔奉公的作風,給邊區的干部和廣大軍民以極大的鼓舞,也使采訪的外國記者深受感動。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也是處處嚴格要求自己。他說:“我們要像蠶一樣,將最后的一根絲都吐出來貢獻給人民。”主管邊區工作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說:“我們都是共產黨員,肩負著革命重擔,能堅持一百步,就不應走九十九步。”八路軍總部參謀長葉劍英曾評論:“任弼時是我們黨的駱駝,中國人民的駱駝,擔負著沉重的擔子,走著漫長的艱苦道路,沒有休息,沒有享受,沒有個人的任何計較。”
邊區政府號召開展生產節約運動,領導同志以身作則,帶頭響應。林伯渠首先在機關墻報上貼出了個人的生產節約計劃,其內容是:(一)在農業生產上,用變工合作方式,完成上交細糧二石的任務。(二)收集廢紙交建設廳。(三)戒絕吸外國紙煙。(四)今年的棉衣、單衣、鞋襪、被單、手巾、肥皂全不要公家供給。他還寫了一首生產節約詩:
待客開水不裝煙,
領得衣被用三年。
淡巴苑一畝公糧繳,
糖蘿卜二分私費贍。
施肥除草自動手,
整舊如新不花錢。
發動男耕和女織,
廣辟草萊增良田。
邊區子弟多精壯,
變工扎工唐將班。(筆者注:扎工、唐將班原是陜北和關中農村集體出雇的一種組織,當時帶有勞動互助的性質。)
自1940年12月邊區開展生產節約動員后,經過兩年的艱苦奮斗,在發展農業、工業和商業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績。對群眾來說,這種看得見、摸得著的模范行為,就是最有力的號召,對團結革命隊伍,維系黨心、軍心、民心,克服艱難困苦,爭取抗戰勝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愛國華僑陳嘉庚在1940年6月,把在重慶和延安兩地的所見所聞作了一番生動具體的比較后說:“余到重慶所見,則男長衣馬褂,滿清服制仍存,女則唇紅口丹,旗袍高跟染紅指甲,提倡新生活者尚如是。行政官可私設營業,監察院不負責任。政府辦事機關,除獨立五院及行政院所轄各部外,尚有組織部、海外部、僑務會及其他許多機關。各處辦事員多者百余人,少者數十人,月費各以萬計,不知所干何事。酒樓菜館林立,一席百余元,交際應酬,互相征逐,汽車如流水,需油免計核,路燈日不禁止,管理乏精神。公共汽客車人力車污穢不堪入目……”
“迨至延安,則長衣馬褂,唇紅旗袍,官吏營業,濫設機關及酒樓應酬諸有損無益各項都絕不見”。“所見所聞,不論政治與軍事,大出我意外。軍事則與民眾合作,聯絡一氣,同甘共苦,推誠相待。至政治方面,其領袖及一般公務員,勤儉誠樸,公忠耐苦,以身作則,紀律嚴明,秩序井然。優待學生,慎選黨員,民生安定。其它興利除弊,都積極推行”。“余觀感之下,衷心無限興奮,喜慰無可言喻,認為別有天地,如撥云霧而見青天。前此憂慮建國未有其人,茲始覺悟其人乃素蒙惡名之共產黨人物,由是斷定國民黨政府必敗,延安共產黨必勝。”
毛澤東在寫給郭沫若的一封信中寫了一副對聯:“重慶無官不墨吏,延安無土不黃金。”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陜甘寧邊區廉政建設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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