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路軍向西退卻問題上兩條路線的斗爭

三、在西路軍向西退卻問題上兩條路線的斗爭

　　（一）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在行動方向上面臨三種選擇

　　1、北攻寧夏

　　2、東返河東

　　3、西退甘西

　　（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在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西退問題上進行了三個回合的斗爭

　　1、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在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向西退卻問題上進行的第一個回合的斗爭

　　2、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在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向西退卻問題上進行的第二個回合的斗爭

　　3、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在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向西退卻問題上進行的第三個回合的斗爭

　　（三）要正確認識和準確界定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及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在西路軍向西退卻過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

　　（四）在西路軍向西退卻問題上張國燾路線的影響

　　1、在西路軍向西退卻問題上張國燾西退路線的影響

　　2、在西路軍向西退卻問題上張國燾路線中軍閥主義因素的影響

　　有人說，西路軍是奉中央軍委打通國際聯系的命令向西退卻的，事實果真是這樣的嗎?下面我們就來分析這個問題。

　　（一）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在行動方向上面臨三種選擇

　　我們看到，紅四方面軍三十軍、九軍、五軍及直屬部隊過河后，根據河西的地形，東面、南面有黃河相隔，這樣在行動方向上就面臨著三種選擇：北攻寧夏，西退甘西，東返河東。

　　1、北攻寧夏。

　　在河東南敵與北敵打通，河東紅軍向東轉移的情況下，僅靠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向寧夏進軍，確實有著勢單力孤之嫌，處于不利地位。對此徐向前曾回憶道：“如我們單獨北進取定遠營，通過騰格里沙漠至少需四天以上的行程，部隊缺糧、缺水，缺駱駝，很難完成任務。而且，蘇聯的軍用物資何時到達那帶，還是未知數。我孤軍深入該地，取不到援助物資，就有被寧馬封鎖和消滅的危險。”[97]彭德懷在給毛澤東、周恩來的電報中也說，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以襲擊鎮虜、涼州及其以北為目的，估計目前單獨出寧夏不利”。[98]我們從徐向前的回憶和彭德懷的電報中可以看到，當時他們認為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是不適宜單獨北攻寧夏的。

　　雖然導致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北攻寧夏不利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消極對待中央擊破南敵的方針，積極要求紅四方面軍迅速渡河造成的，同時在他們渡河期間也不時流露出西退的動機。但是在南北兩敵已經打通，河東紅軍向東轉移的情況下，從這種現實出發，我們也不能不說單獨由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向北進攻寧夏確實是不利的，因而從這個角度上講當時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沒有向寧夏進軍也是可以理解的。

　　2、東返河東。

　　在返回河東問題上，有兩個問題需要我們認識到：一是是否失去了返回河東的渡河條件;二是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是否愿意返回河東。那么，當時到底是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失去了渡河的條件，難以返回河東呢，還是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根本就不愿意返回河東呢?下面我們就來分析這個問題。

　　從渡河條件上來說，我們現在尚未發現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難以返回河東的切實有力的證據。

　　程世才曾回憶道：“紅三十軍兩個團占領五福寺的第二天，忽然接到總部電報，命令我們大量收集船只，準備回陜北去。……回河東，去陜北是我們衷心盼望的，所以接到電報后十分興奮，經過一天的努力，我們收羅了大船七只，小船十余只，同時將對岸情況也作了些調查。不料第二天上級又來電報說，船只不要了，并命令我帶領部隊返回一條山。……渡河以來，紅三十軍雖然節節勝利，但是整整一夜我沒有睡好，有很多問題困繞著我：北進寧夏的計劃應該放棄，可是為什么東進陜北與中央會合的計劃又撤銷了呢?‘五馬’主力十三個旅在我們周圍，胡宗南的一個補充旅隨時都可趕到，我軍面對著壓倒優勢的敵人，在這片地瘠貧困，沒有群眾基礎的狹小地區，能夠長久地呆下去嗎?”[99]從程世才的回憶看，當時是存在渡河條件的。河西部隊沒有返回河東不是失去了返回河東的渡河條件，而是當時上級領導放棄了返回河東的行動。這個上級領導不是張國燾就是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但我們可以肯定不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

　　十一月十一日，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還在詢問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如果返河東有何困難情形?”，[100]十二日也同樣詢問張國燾“如遇困難要重返河東時有可能否?”[101]，我們現在尚未發現張國燾及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向中央提出的在西路軍返回河東方面已經失去渡河條件的有力證據。他們實際上避開了中央的這個詢問，卻要求西路軍向西行動。徐向前、陳昌浩于十一日電告中央“依據現在敵我力量估計，我們可以單獨行動(指西路軍向西退卻—引者注)，完成任務”[102]，而張國燾也于十二日電令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你們應利用目前時機，在涼州、民勤、永昌、古浪、大靖地區形成鞏固的新局面。”[103]從電報中我們看到，張國燾及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避開中央對他們東返征求意見的詢問，是極力主張西路軍向西退卻的。

　　我們還可從紅四方面軍在渡河期間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的作為來看，他們也是不愿意返回河東的。我們知道，在河東南敵快速推進的情況下，他們匆忙令紅三十軍渡河，而后不顧中央擊破南敵的方針，又要紅九軍渡過了黃河，直至提出紅四方面軍全軍西渡的要求。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之所以消極對待中央擊破南敵的方針，匆忙渡河的原因還是為了避開南敵的打擊，為了保存紅四方面軍。這樣好不容易渡過了黃河，在河東形勢仍然嚴峻，尚未給敵人以殲滅性的打擊，斗爭形勢仍然復雜的情況下，他們又怎么再會令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返回河東呢?與其那樣，還不如留在河東，何必冒著風險匆匆忙忙地西渡黃河呢?因而在這種情況下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是不愿意返回河東的。

　　我們從前文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對中央向他們詢問返回河東有何困難的電報的反應中，也可以看出他們是不愿意返回河東的。同時，我們也可以從徐向前的回憶中看到他們對東返是持反對態度的。[104]]

　　這樣我們既沒有發現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返回河東失去渡河條件切實有力的證據，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又不愿意返回河東，因而我們說在沒有失去渡河條件的情況下，他們卻不愿意返回河東，這是他們自動放棄了返回河東的機會。

　　這樣我們看到，在北攻寧夏，東返河東均已被否定的情況下，西退就成了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的唯一選擇。

　　（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在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西退問題上進行了三個回合的斗爭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在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西退問題上進行了三個回合的斗爭，這種斗爭的結果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最終同意了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的西退行動。

　　1、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在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向西退卻問題上進行的第一個回合的斗爭。

　　紅四方面軍主力渡河后，背靠黃河，三面環敵，同時在河東敵軍也隨時有可能西渡黃河的情況下，從自身安危計，向北、西、南三面適度拓展，擴大戰略縱深，是必要的。

　　十一月二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朱德、張國燾、毛澤東、周恩來：“行動方針請速示，因一條山、五佛寺在地理、生活、敵情各項估計，都不容許我們爭取較久時間。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種關系不便久停時，即我方決先向大靖、古浪、平番、涼州行，而后待必要時，再轉來接主力過河。目前大靖、土門、古浪、涼州甚空虛、易襲，不缺糧，人多，均漢人。若不出動，待敵迫近或布妥，在此方即陷于極大困難之境況中。”[105]

　　從這封電報中我們看到，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首先向中央提出在河東主力不能迅速渡河的情況下，向大靖、平番、涼州行動的建議，并向中央陳述了向西行動的原因。這實際上是河西紅軍戰略行動方向的重大改變，也就是由預先北攻寧夏，轉向西退甘西。

　　十一月二日十二時，毛澤東、周恩來致電徐向前、陳昌浩：“你們率四方面軍主力，暫以現地區為中心，向三面擴大占領區域，以一部占領永登，一部出蘭，大的方向仍前不變。”[106]

　　在寧夏戰役尚未放棄，河東也未擊破南敵的情況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并沒有同意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的提議，而是指示他們北攻寧夏的方向仍然不變，但是為河西部隊安全計，可以向三面擴大占領地區。

　　十一月三日二十二時，毛澤東、周恩來致電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所部主力西進占領永登、古浪一線，但一條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電臺，以利交通及后方行動。”[107]

　　考慮到河西部隊背靠黃河，面對甘青二馬，同時河東主力又難以及時西渡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因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同意河西紅軍可以西進占領永登、古浪一線，擴大戰略縱深，但明確要求一條山、五佛寺必須留一部扼守，并附電臺。這是要求河西部隊要守住渡口，不隔斷與河東的聯系，以便于在情況不利時隨時可以返回河東。由此可以看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同意河西紅軍西退是有條件的，也就是不隔斷與河東的聯系，以便在西進不利時可以隨時返回河東。

　　十一月四日八時，徐向前、陳昌浩致電朱德、張國燾： “現地區糧難、資材缺，敵據堡寨，須分兵圍困，而敵騎四出活動，我又不能分兵行動。如情況不利時，惟有放棄現地區，集兵出大靖、涼州方面。”[108]

　　我們看到，徐向前、陳昌浩向張國燾所在的紅軍總部提出放棄景泰一條山地區，向大靖、涼州地區退卻的建議。這一提議顯然違背了十一月三日二十二時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要求他們在景泰一條山地區及五佛寺渡口留一部扼守的指示。

　　十一月五日十四時，朱德、張國燾致電徐向前、陳昌浩：“目前最主要任務是消滅馬步芳部，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乘敵人尚未十分注意你們的時候，站穩腳跟，首先占領大靖、古浪、永登地區，必要時應迅速占領涼州地區。行動要迅速、秘密、堅決和機斷專行”“你們盡可能派一部帶電臺保持黃河五佛寺附近渡口在我手，但不可因此妨礙你們主力的行動，不得已時不必留兵力守渡口，如有必要，當有三十一、四軍來接通你們。”“寧夏戰役能否實現，取決于明后日之決戰，你們應不受一切牽制，獨立去完成你們的任務”。[109]

　　我們看到，張國燾所在的紅軍總部批準了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要求向西退卻的建議。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十一月三日二十二時要求徐向前、陳昌浩在景泰一條山地區及五佛寺留一部扼守的電報也同時發給了張國燾，在張國燾知道中央指示的情況下，卻要求徐向前、陳昌浩向西“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 “行動要迅速、秘密、堅決和機斷專行”，“迅速占領涼州地區”，“不得已時不必留兵力守渡口”，“獨立去完成你們的任務”，這顯然就違背了中央的指示。這樣我們看到，在寧夏戰役尚未放棄的情況下，張國燾就將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的行動方向由北攻寧夏調整為西退甘西，率先為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打開了西退的“閘門”。

　　由此我們看到，在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向西退卻問題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顯然具有不同意見。在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提出向西退卻的動議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要求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在保持景泰一條山地區和五佛寺渡口的情況下向西退卻，而張國燾卻命令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可以放棄渡口，“不受一切牽制”地向西退卻，率先打開了向西退卻的“閘門”。這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在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向西退卻問題上斗爭的第一個回合。

　　2、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在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向西退卻問題上進行的第二個回合的斗爭。

　　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在接到張國燾所在的紅軍總部十一月五日十四時批準他們向西退卻的電報后，不顧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要求他們在景泰一條山地區及五佛寺渡口留一部扼守的指示，于十一月六日迅速制定出向西退卻的《平大古涼戰役計劃》，并于當日上報軍委和張國燾所在的紅軍總部。

　　《平大古涼戰役計劃》的綱領中規定：“我四方面軍北渡之主力，遵軍委電令，有首先消滅平番、大靖間馬步芳野戰部隊，進取大靖、平番、古浪、涼州一帶地區，發展創造甘北抗日后方，配合主力行動之任務。”[110]

　　《平大古涼戰役計劃》的主旨是在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的行動方向上由北攻寧夏轉為西退甘西，從兵力部署上由紅一、四方面軍共取寧夏變為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單獨向西退卻。這個戰役計劃是在中央沒有明確表示放棄執行寧夏戰役計劃的情況下，徐向前、陳昌浩根據張國燾十一月五日十四時對他們西退的授權制定的。從這個戰役計劃的制定看，徐向前、陳昌浩顯然執行的是張國燾的西退命令，而不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命令。可是他們卻在這個戰役計劃的綱領中說“遵軍委電令”，這顯然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他們之所以這樣做無怪乎是為了說明他們的西退是遵軍委命令行事的，以使他們制定的西退計劃披上合法的外衣。

　　張國燾所在的紅軍總部收到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制定的《平大古涼戰役計劃》后，于十一月六日致電徐向前、陳昌浩：“戰役計劃已讀悉，我們同意，希望照此執行。”“你們即在甘北、寧夏西部、青海東部大大擴大行動區，根據實際情況組織回蒙革命團體政權機關和游擊隊等，必要時你們自己提選人員組織地方黨和政權機關。”[111]

　　我們看到，張國燾所在的紅軍總部于當日就批準了徐向前、陳昌浩上報的《平大古涼戰役計劃》，并且要求他們可以進一步擴大行動，授權他們建立地方黨政機關。

　　十一月六日十七時，徐向前、陳昌浩致電朱德、張國燾：“決將三十軍在一條山、景泰、五佛寺一帶部隊，于今夜撤到荒草渠、鎖罕堡線，便擊敵。” “五軍沿河北岸部隊明(七)日全撤收，擬于十日到達大拉牌，九軍、三十軍、直指均約十日向目的地出發。”[112]

　　我們看到，徐向前、陳昌浩開始調動部隊，執行《平大古涼戰役計劃》了。

　　十一月七日，林育英、朱德、張國燾致電徐向前、陳昌浩：“平大古涼戰役計劃以迅速執行為好，兵力集結應稍靠前。”[113]

　　這是張國燾所在的紅軍總部又一次摧促徐向前、陳昌浩實施《平大古涼戰役計劃》。我們看到，徐向前、陳昌浩根據張國燾十一月五日十四時授權西退的電報制定的《平大古涼戰役計劃》上報后，張國燾所在的紅軍總部迅速予以批準，而且還進一步摧促徐向前、陳昌浩要迅速執行，而徐向前、陳昌浩也開始調動部隊準備實施《平大古涼戰役計劃》。

　　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在收到徐向前、陳昌浩上報的《平大古涼戰役計劃》后，卻與張國燾所在的紅軍總部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沒有立即批準，而是采取了暫時擱置的態度。中央沒有立即批準，就進一步表明中央對他們的西退存在顧慮，因而才對他們的向西退保持慎重態度，同時也反映出中央對他們在這個戰役計劃中打著軍委旗號而實際違背軍委意圖的西退行動表示不滿。

　　這樣我們看到，根據張國燾所在的紅軍總部十一月五日十四時的授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迅速制定了《平大古涼戰役計劃》，上報軍委和總部。張國燾所在的紅軍總部當即予以批準，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卻對此采取暫時擱置的態度。在《平大古涼戰役計劃》的批準上彰顯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在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西退問題上存在著嚴重分歧，這種分歧就構成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在西退問題上斗爭的第二個回合。

　　3、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在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向西退卻問題上進行的第三個回合的斗爭。

　　我們看到，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將制定的《平大古涼戰役計劃》上報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和張國燾所在的紅軍總部后，張國燾所在的紅軍總部當即予以批準，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卻暫時予以擱置。

　　在這種情況下，十一月七日，徐向前、陳昌浩等七名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高級領導干部致電黨中央并洛甫、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國燾：“為加強與統一河左岸四方面軍部隊黨政軍的領導及保障黨的路線的執行，我們提議左岸部隊在目前獨立行動中組織黨的西北前敵委員會，簡稱西北前委……在軍事指揮方面，提議組織軍委西北分會。”[114]

　　我們看到，徐向前、陳昌浩等紅四方面軍高級領導干部主張成立西北前委和軍委西北分會，這顯然是提高了河西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的領導級別。應該說，在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孤懸河西，河東紅軍向東轉移，暫時難以執行寧夏戰役的情況下，為河西部隊安全計，需要向西適度拓展戰略縱深，為了行動的集中統一，提高領導機關的聲譽和影響力，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等七名高級領導干部主動提出成立西北前委和軍委西北分會，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在河西只有紅四方面軍的部隊，而沒有兄弟部隊，成立西北前委和軍委西北分會，不過是換了一個名稱而已，由他們向中央請示成立西北前委和軍委西北分會，可以看出他們是主張向西進行獨立行動的。因為如果他們要求返回河東而不是向西退卻的話，是沒有必要成立西北前委和軍委西北分會的。只有向西退卻，獨立開展行動，處于向西開展新局面，創立根據地，建黨建政的需要，才有必要建立新的領導機構和授予新的部隊番號。如果我們再聯系到他們此前上報的向西退卻的《平大古涼戰役計劃》，而中央卻予以暫時擱置的處理來分析，可以說他們這次要求成立西北前委和軍委西北分會的提議，是向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強化了向西退卻的信號，恰恰又一次表明他們這樣做是為了向西退卻。

　　由于河東形勢的變化，寧夏戰役計劃暫時難以執行，于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又制定了《作戰新計劃》。十一月八日，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林育英致電朱德、張國燾、彭德懷、賀龍、任弼時：河東紅一、二方面軍組成南路軍，紅四方面軍兩個軍組成北路軍，分別向南、向北行動，而后轉戰到黃河岸邊，東渡黃河，進入山西。當視情況或者東進，或者回返陜甘，或者南下直魯豫，到達鄂豫皖，再轉回西北，用一至兩年完成之。“徐、陳所部組成西路軍，以在河西創立根據地，直接打通遠方為任務，準備以一年完成之。”[115]

　　這個新計劃中央尚在征求意見，還未做出最后決定。后來由于河東山城堡戰役的勝利和西安事變爆發，結果沒有施行。在這個計劃中，決定河東紅軍要轉移到外線作戰，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組成西路軍，在河西創立根據地，打通遠方為主要任務。從這個計劃看，中央開始考慮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的提議，并將他們的提議納入戰略計劃。處于慎重考慮，中央還在征求意見，尚未批準他們向甘西退卻。

　　十一月八日二十時，張聞天、毛澤東致電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李特等七同志：“提議河西部隊組織前委與軍分會，我們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隊稱西路軍，領導機關稱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管理軍事、政治與黨務，以昌浩為主席，向前為付，其余名單照你們來電批準。”[116]

　　這是一封征求意見的電報。我們看到，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基本上批準了徐向前、陳昌浩的提議，不過是從《作戰新計劃》中整個紅軍的分布及行動方向上將河西部隊稱為西路軍，領導機關稱為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僅僅是改變了名稱而已，領導機關的組成人員及主要領導人的任命均照他們的來電批準。同時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又于十一月十日專門就這個問題致電征求朱德、張國燾的意見，在得到他們的同意后，于是十一月十一日十時，中央及軍委正式致電徐向前、陳昌浩：“你們所部組織西路軍”“依照你們提議的名單組織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以昌浩為主席，向前為副主席，統一管理軍事、政治和黨務。”[117]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授予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西路軍番號，同意他們組織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是不是就意味著同意了他們的向西退卻呢?我們認為還不是這樣。因為前文引用的檔案文獻資料顯示，中央同意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在確保景泰一條山地區和五佛寺渡口的情況下，可以向西占領永登、古浪一線。這樣處于西退行動的需求，同時中央在《作戰新計劃》中也初步吸收了徐、陳的提議，因而從大局考慮，從西路軍的安危出發，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雖然授予了他們西路軍的番號，同意組織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但是并沒有明確表示同意西路軍向西退卻。這就表明中央雖然有同意西路軍西退的意向，卻尚未同意西路軍向西退卻。

　　正是由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尚未同意西路軍向西退卻，十一月十一日，毛澤東、周恩來才致電徐向前、陳昌浩：“你們現到何處?情況如何?”“請考慮并電告下列各點：(1)你們依據敵我情況有單獨西進、接近新疆、取得接濟的把握否?(2)如果返河東有何困難情形?”[118]

　　在電報中，毛澤東、周恩來首先關切地詢問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西路軍現在所處的位置，遇到的情況如何?然后就東返和西退征求他們的意見。看來，中央對這個問題是慎重的，只有在征求了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的意見后，才能就他們的西退做出決定。

　　如果是中央要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西退的，應該在先征求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的意見后，再授予他們西路軍番號，同意他們組織西路軍軍政委員會，而不是在授予番號，同意他們組織軍政委員會后，再去就西退與東返去征求他們的意見。這也就從另一個角度證明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西退，并非出自于中央的決定。

　　西路軍西退，標志著西路軍行動方向的改變。這不僅關系到西路軍的安危，也會對中國革命的發展產生重大深遠的影響。因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對此事顯得格外慎重，在征求徐向前、陳昌浩意見的同時，還要征求張國燾所在的紅軍總部的意見。

　　十一月十二日十五時，毛澤東、周恩來致電朱德、張國燾：“甲 河西徐、陳所部現進到何處?情況如何?乙 依據西面情況，他們有單獨前進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難要重返河東時有可能否?”[119]

　　我們現在雖然尚未發現張國燾所在的紅軍總部的復電，但是我們根據張國燾在此事上的一貫態度，從邏輯上判斷他是同意西路軍西退的。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于十一月十一日向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所發出的征求意見的電報，十一月十二日，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致電中央軍委、紅軍總部：

　　“指揮部全部及八十八師今集大靖附近，……八十九師全部今早出土門。我(九)軍主力位干柴洼，截擊松山敵一部，經紅涼山到古浪。”

　　“大靖、涼州地區人糧較豐，以后籌資擴紅都有大的辦法。現時即不能與主力互相策應。依據現在敵我力量估計，我們可以單獨行動，完成任務。”

　　“提議：此方第一步，以主力迅速進到涼州地區，以一部盡量控制土門、古浪，遲滯南敵，占領涼州地區后擊敵;以一軍進占永昌、大靖，掃清道路。我第二步，如受著南敵壓迫時，或后路受威脅時，即主力擬進占甘州、肅州地區，并準備接通新、蒙和遠方，現決在甘、涼、肅、永、民創立根據地，不在萬不得已時，不放棄涼、永。”[120]

　　十一月十三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朱德、張國燾、毛澤東、周恩來：“世才帶八十九師今夜向涼州進，明晚襲城。九軍主力已集紅涼山，準備擊松山、干柴洼來敵，海松帶八十一團今夜襲古浪。八十八師主力位土門，二六三團今夜向古浪，配合海松動作。五軍仍位大靖。”[121]

　　我們從這兩封電報中可以看到，西路軍兵分兩路：右路為西路軍主力部隊，其主力已經位于大靖、土門一帶，前鋒已經向涼州進發;左路紅九軍為偏師，主力已集紅涼山，前鋒已經向古浪進發。從西路軍的兵力分布及發展態勢來看，在中央尚未批準他們西退行動之前，他們已經開始執行張國燾批準的《平大古涼戰役計劃》，并且已經取得重大進展。

　　針對中央就東返問題對他們的詢問，在電報中徐向前、陳昌浩避而不答，反而卻對西退充滿信心，豪情滿懷，向中央表示依靠他們的力量可以單獨行動，完成在河西創立根據地和打通遠方的任務。這樣他們就向中央明確表示了他們的西退意見。從后來西路軍在甘西的征戰歷程看，他們基本上是按照在十一月十二日電報中的提議行動的。

　　雖然得到了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就西退充滿信心的保證，但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對西退問題還是心存疑慮的。因為盡管共產國際十一月三日表示從新疆提供援助，[122]但是共產國際是否能夠及時從新疆提供援助呢?如果共產國際還是像以前那樣表示從寧夏提供援助，但是在紅軍過河后卻又突然表示停止提供援助的話，那將會給懸軍甘西的西路軍帶來災難性的影響。

　　正是由于這樣，十一月十三日，中央書記處才致電王明等轉共產國際：“請你們切實無誤的從新疆接濟物品，并以準備情形迅即電告我們。”[123]

　　我們看到在這封電報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要求共產國際“切實無誤”的提供援助，而且要求他們將“準備情形迅即電告”，這就是說中央不但要看共產國際能否確保從新疆向西路軍提供援助，而且也要視他們就援助提供的及時與否來決定西路軍的行動。同時，在十一月三日共產國際表示從新疆提供援助的電報中說是要將援助運到哈密的，但是十一月八日中央對共產國際的復電中表示“你們除非能用汽車將物資送到安西，否則要紅軍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為哈密、安西之間是一千五百里荒無人煙的沙漠。”[124]

　　我們現在尚未發現共產國際的回電，但是從十一月十五日毛澤東、周恩來致徐向前、陳昌浩“同意你們向涼州進” “新疆接濟正準備中”的電報中，[125]我們可以斷定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一定是收到了共產國際表示迅速從新疆提供援助并將援助運送到安西的電報，否則的話中央是不會同意西路軍向西退卻的。這個判斷我們可以從一月十六日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致西路軍“遠方貨物是只能在約定時間送到安西的”電報中，得到進一步的驗證。[126]由此我們進一步看到中央對西路軍西退是極為慎重的。

　　在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執意西退的情況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雖然已經顯示出同意西路軍西退的意向，但又是憂心忡忡的，對能否調回西路軍是沒有把握的。

　　十一月十三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紅軍行動方向主要是向東，預計明春過黃河。四方面軍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調回來是個問題。現在我們的行動，都是腳踏兩邊船，最好是，向西的向西，向東的還是向東。如果向西不能達到目的，當然還可以轉向東。”[127]

　　我們從毛澤東的發言中看到，他對西路軍向西進軍是心存憂慮的。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這時已經收到十一月十二日徐向前、陳昌浩關于中央十一月十一日電報的復電，知道西路軍在中央尚未同意的情況下已經實施了向西退卻的行動。從他說的“能否調回來還是一個問題”來看，顯然對西路軍能否聽從中央的電令順利東返沒有信心。從他說的“最好是，向西的向西，向東的還是向東。如果向西不能達到目的，當然還可以轉向東”來看，這其實是一種無奈的選擇。當徐、陳表示東返比西退更為困難，[128]他們又認為依靠自己能夠在河西獨立開辟一個新局面，同時鑒于紅軍主力要離開陜北，因而從維護紅軍團結的要求出發，毛澤東才說了這樣的話。

　　這樣，直到十一月十五日，毛澤東、周恩來才致電徐向前、陳昌浩：“同意你們向涼州進”。[129]我們看到，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最終同意了西路軍的向西退卻。這時西路軍右路主力已位于涼州、土門一帶，其前鋒已逼近永昌，而左路紅九軍已全軍抵達古浪。[130]

　　我們看到，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對徐向前、陳昌浩上報的《平大古涼戰役計劃》暫時擱置而張國燾所在的紅軍總部卻業已批準的情況下，徐向前、陳昌浩卻根據張國燾的命令開始了向西退卻的行動。徐向前、陳昌浩主動要求中央授權他們組織單獨行動的領導機構和部隊番號，在中央就東返和西退征求意見時，他們執意于西退，認為依靠他們自己力量能夠完成建立根據地和打通遠方的任務。這樣經過反復考慮，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才最終同意了西路軍的向西退卻。這就構成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及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斗爭的第三個回合。

　　（三）要正確認識和準確界定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及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在西路軍向西退卻過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

　　前面我們通過對紅四方面軍一部渡河后向西退卻的業已公開的檔案文獻資料的分析可以看到，最初是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率先提出向西退卻的動議，而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鑒于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西渡后，在甘、青二馬的進攻下，背靠黃河，處境危險的實際情況，才同意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在保持景泰一條山和五佛寺渡口的條件下，可以向西適度展開，占領永登、古浪一線。而張國燾卻致電徐向前、陳昌浩要他們消滅馬步芳部，首先占領大靖、古浪、永登地區，必要時應迅速占領涼州地區。行動要迅速、秘密、堅決和機斷專行，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為此，可以不受一切牽制地獨立去完成任務，必要時可以放棄五佛寺渡口。

　　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就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行動問題出現分歧的情況下，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卻根據張國燾的授權，迅速制定出向西退卻的《平大古涼戰役計劃》，并上報軍委和張國燾所在的紅軍總部。張國燾當即批準了《平大古涼戰役計劃》，并催促他們及早執行這個計劃，向西退卻。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卻對這個計劃予以暫時擱置。這又一次表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在紅四方面軍向西退卻問題上的分歧。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雖然同意授予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西路軍番號，批準組織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在《作戰新計劃》中接受徐、陳提議，初步決定徐、陳所部組成西路軍。這不過是表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開始考慮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的西退主張，具有了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西退的意向，但還沒有明確表示同意西路軍西退。可是我們看到，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尚未批準《平大古涼戰役計劃》的情況下，徐向前、陳昌浩卻奉張國燾所在的紅軍總部的命令于十一月九日夜開始執行《平大古涼戰役計劃》，向西退卻。[131]

　　在西路軍開始向西退卻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又就東返和西退問題征求張國燾及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的意見。徐向前、陳昌浩在十一月十二日電報中回避了東返問題，卻對西退作出了信心十足的保證，表示依靠西路軍自身力量可以獨立完成創立河西根據地和打通遠方的任務。從十二日、十三日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致中央的電報中可以看到，當時西路軍右路前鋒已抵涼州，主力在土門和大靖一帶，而左路紅九軍主力位于干柴洼，前鋒直達紅涼山，進逼古浪。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從電報中分明看到，在中央尚未批準的情況下，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卻已將《平大古涼戰役計劃》付諸于實施，西退行動已經成為既成事實。在這種情況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在得到共產國際“確實無誤”的從新疆提供援助，并把援助運抵安西的保證后，才于十一月十五日最終同意了西路軍的西退行動。而這時西路軍右路的前鋒已經越過涼州，直逼永昌，而左路紅九軍則已全軍到達古浪縣城。

　　既然在西路軍向西退卻問題上中央遲遲沒有表態，但是又為什么最終又同意了西路軍的向西退卻呢?我們經過研究發現，導致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最終同意西路軍向西退卻上的原因是復雜的。本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對西路軍向甘西退卻表示憂慮，但是在張國燾及西路軍領導人的執意要求下，西路軍未經批準已經開始了向西退卻的行動，處于維護黨和紅軍團結的考慮，蘇聯又表示從新疆提供援助，處于打通國際聯系，開辟河西根據地的需要，又與中央以發展求鞏固的方針和東進路線沒有根本性沖突。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才同意了西路軍的向西退卻。

　　由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主張的向西退卻與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主張的向西適度發展具有明顯的不同。張國燾率先要求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可以不受牽制地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而且又批準了徐向前、陳昌浩根據他十一月五日授權西退的電報制定的《平大古涼戰役計劃》，這樣就為西路軍打開了西退的“閘門”。同時，我們也看到，不論從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行動方向的提議和東返、西退問題的選擇上，還是從《平大古涼戰役計劃》的制定和實施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顯然是消極對待中央征求他們東返的意見，積極執行張國燾的西退命令，熱衷于西退。因而，我們認為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是導致西路軍西退的主導力量，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則在西路軍西退過程中處于從屬被動地位。在相當程度上說，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是在西路軍已經造成西退的既成事實后才不得不同意了西路軍的西退行動。

　　（四）在西路軍向西退卻問題上張國燾路線的影響

　　那么，張國燾路線在西路軍向西退卻中又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呢?下面我們就來分析這個問題。

　　1、在西路軍向西退卻問題上張國燾西退路線的影響

　　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知道，西路軍的向西退卻，是在張國燾及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的執意要求下，打著打通國際聯系和開辟河西新局面的旗號，經過十余天的反復斗爭才最終確定下來的。

　　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批準西路軍西退前，曾就西退和東返問題征求張國燾及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的意見。據徐向前說：“陳昌浩拿不定主意，召開軍政委員會討論。我在發言中列舉了西進新疆的好處：(1)解決了西路軍的戰略靠背問題;(2)能拿到蘇聯援助的武器;(3)回過頭來再打馬家軍，易如翻掌;(4)對河東紅軍和友軍，能起到有力的鼓舞和策應作用;……我列舉了五六條理由，說明西進的必要性。大家贊成我的意見，一致認為，黃河東岸已被敵人封鎖，東返與西進比較，困難更大。于是下決心西進，向中央表了態。”[132]由此看來，徐向前、陳昌浩及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是同意西路軍西退的，認為東返比西退更為困難。我們現在雖然沒有發現張國燾就西退問題的文獻檔案資料，但從前面張國燾放手讓河西紅四方面軍部隊向西退卻和當即批準并催促迅速執行《平大古涼戰役計劃》來看，他是支持西路軍向西退卻的。

　　我們看到，紅四方面軍渡河期間，在中央要求擊破南敵的情況下，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卻要求紅四方面軍全軍西渡，如果一旦紅四方面軍全軍西渡，抗衡南北兩敵的重擔就壓在了紅一、二方面軍的身上，因而這個時候的西渡確實具有避戰的考慮。在他們好不容易令紅四方面軍三個軍西渡后，同時還在要求紅四方面軍留在在河東的兩個軍西渡的情況下，[133]他們又怎么會同意河西紅四方面軍部隊東返呢?因為這個時候返回河東，在河東尚未打破國民黨軍隊進攻的情況下，東渡部隊勢必還要承擔起打破河東國民黨軍“圍剿”的重任。由其那樣，當初他們又何必急急忙忙地西渡呢?因而我們認為從他們處于避戰的考慮才進行西渡，而河東又尚未打破“圍剿”，這個時候東渡還要擔負起與敵作戰的重任來分析，他們是不愿意東渡的。

　　至于東渡有沒有機會，我們從十一月七日徐向前、陳昌浩令河西紅五軍看守渡口的部隊撤收來看，[134]他們已經主動放棄了河西渡口，隔斷了與河東的聯系。他們在中央征求東返意見的回電中，避而不談東渡的困難，也就進一步說明不管東返有無機會，其碼從他們心理上已經放棄了東返的要求。

　　我們再從河東河西國民黨軍隊的力量對比上進行分析。河東是國民黨中央軍，河西是甘、青二馬。兩相比較，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認為那個戰斗力更強呢?我們從當時張國燾及徐向前、陳昌浩簽發的電報中可以看到，他們是輕視馬家軍的。徐向前后來也承認“我們過黃河后，輕視馬家騎兵，這是我們的錯誤。”[135]陳昌浩也認為當時西路軍沒有東渡是因為害怕河東國民黨中央軍，認為馬家軍比國民黨中央軍好打，才向西退卻的。[136]因而我們認為，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從當時河東河西的國民黨軍隊的力量對比來看，河東的國民黨中央軍的戰斗力顯然強于河西甘、青二馬，因而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應該避實擊虛，向著敵人力量薄弱的河西而不是敵人力量強大的河東發展也有把握取得勝利。

　　這樣我們看到，從他們執意于向西退卻而不愿意返回河東來看，他們確實是對在河東消滅國民黨中央軍信心不足。正是由于這種信心不足的悲觀心理，同時又鑒于對河東河西敵人力量對比巨大差異的認識，才成為驅使他們放棄東返，執意于向西退卻的強大動力。

　　我們看到，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是執意西退的。從徐向前、陳昌浩十一月十二日致中央的電報中可以看到，他們在十一月十日致中央的電報中有關于河東紅軍主力行動的建議。[137]十一月十日的電報現在尚未公布，因而我們還難以知曉他們在這個電報中關于河東主力行動的具體建議。但是我們從該電發出前后徐向前、陳昌浩關于紅軍主力行動的一貫態度來分析，從邏輯上判斷他們應該是建議河東紅軍主力西渡黃河的。當然我們的這個判斷尚有待于該電公布后的驗證。

　　不過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他們是希望紅四方面軍全軍向西退卻的，直到十一月四日他們還在要求紅四軍、三十一軍西渡歸還建制。[138]如果紅四方面軍全軍向西退卻，實際上就是紅軍主力向西退卻了，最起碼是在紅軍兵力的分布上超過了河東。我們再聯系到他們對河東河西國民黨中央軍與甘、青二馬實力對比差異的認識，由此產生的在河東戰勝國民黨中央軍信心的不足而采取的避戰行動以及熱衷于向自認為虛弱的甘、青二馬盤踞的河西退卻來進行綜合分析，我們就不能不說這顯然受到張國燾西退路線的影響。

　　2、在西路軍向西退卻問題上張國燾路線中軍閥主義因素的影響

　　我們看到，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在西退問題上確實向中央發出了請示電，同時也將執行西退的《平大古涼戰役計劃》上報中央，中央也最終同意了他們的向西退卻。如果我們單純從這幾點上來看，似乎他們是執行中央的命令進行西退的。我們通過對業已公開的檔案文獻資料的分析可以看到，這不過是采擷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在西退問題上的幾個片斷，還遠遠沒有反映當時斗爭的復雜狀況，更沒有反映當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在西退問題上出現分歧和矛盾的時候，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是執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命令還是張國燾的命令。

　　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在紅四方面軍向西發展問題上存在不同意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要求在不隔斷與河東聯系的情況下，也就是保留景泰一條山地區和五佛寺渡口的條件下，向西適度發展。而張國燾卻要求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可以放棄渡口，向西退卻。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出現分歧的情況下，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卻根據張國燾的命令制定了向西退卻的《平大古涼戰役計劃》，上報軍委和總部。在《平大古涼戰役計劃》已被張國燾所在的紅軍總部批準，而尚未被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批準的情況下，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就已將這個計劃付諸于實施，開始了西退的行動。鑒于西路軍已經開始了西退的行動，同時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又表示可以獨立完成任務，共產國際也表示可以及時從新疆提供援助，因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才最終不得不同意了西路軍的西退行動。

　　由此我們看到，在西退問題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之間顯然存在著嚴重分歧。在未經中央同意的情況下，張國燾就擅自批準了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的向西退卻。當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之間出現分歧的時候，徐向前、陳昌浩卻執行了張國燾的命令。不論是《平大古涼戰役計劃》的制定還是實施，都表明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是積極執行張國燾的命令，而消極對待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指示和命令的。因而我們說，在西路軍向西退卻問題上，雖然在形式上看張國燾及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是置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領導之下，但是他們在西路軍的向西退卻問題上卻時時表現出獨立性。他們是在造成西退的既成事實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才從大局出發不得不同意了他們的西退行動。這反映出西路軍尚未置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絕對領導之下，而呈現出張國燾軍閥主義的若干色彩。但是這與南下又有著重大不同，也就是這個時候他們不過是在形式上置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領導之下而已。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西路軍西退是在張國燾路線的直接影響下進行的。西路軍的向西退卻雖然報告了中央，但是他們是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尚未批準的情況下就開始了西退的行動。我們再聯系到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在南敵進攻下迫切要求紅四方面軍全軍西渡來分析，他們要求向西退卻的意向是明顯的，堅定的。張國燾西退路線的影響，使得張國燾及西路軍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在東返和西退問題上毅然選擇了西退。他們選擇西退的主要原因還是由于河東河西國民黨軍隊實力對比的差異，因而他們才決定向國民黨軍隊較弱的方向河西退卻。雖然徐向前、陳昌浩采取的西退行動希望獲得中央的同意，但是在中央與張國燾在西退問題上出現分歧的情況下，他們執行張國燾的命令制定出西退計劃，又在中央尚未同意的情況下開始了西退的行動。我們就不能不說這是他們獨立性的重要表現，仍然呈現出張國燾軍閥主義的若干色彩。這也在客觀上說明西路軍尚未置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絕對領導之下。

全文詳見：

碧血黃沙 白骨青山——關于紅西路軍問題的歷史考察暨紅西路軍失敗七十五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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