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紅四方面軍渡河問題上兩條路線的斗爭

　二、在紅四方面軍渡河問題上兩條路線的斗爭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發布了《十月作戰綱領》，即寧夏戰役計劃。其中規定：“四方面軍以一個軍率造船技術部進至靖遠、中衛地段，選擇利于攻擊中衛定遠營之渡河點，以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號前完成一切渡河裝備。”“攻寧部隊準備以一方面軍西方野戰軍全部及定鹽一部、四方面軍之三個軍組成之，其余兩個軍及二方面軍全部、一方面軍獨四師組成向南防御部隊，可能與必要時，抽一部參加攻寧。”[5]

　　一九三六年十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在河東處于南北兩敵的夾擊之中。北敵是沿黃河一線布防的國民黨軍鄧寶珊、馬鴻逵、馬步青等部，南敵是從會寧、靜寧、固原一線由南向北進攻紅軍的國民黨軍胡宗南、毛炳文、王均、關麟征各部及東北軍王以哲、何柱國等部。北敵處于防御狀態，北敵處于進攻態勢，且向北推進迅速。

　　（一）、從檔案文獻中來看紅四方面軍三個軍渡河的真相

　　1、關于紅三十軍渡河問題。

　　根據中革軍委《十月作戰綱領》的安排，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命令紅三十軍到靖遠附近造船。

　　本來在《十月作戰綱領》中，規定“十一月十號間完成一切渡河準備”。但由于南敵推進迅速，對河東紅四方面軍構成嚴重威脅，于是張國燾等人加快了渡河準備工作的進程。

　　十月十八日，張國燾與朱德聯名致電軍委：“三十軍電謂二十日晚可開始偷渡，我們決二十日早去打拉池。”十九日，軍委回電：“三十軍渡河以至少備足十個船渡河為宜，恐船過少載兵不多，不能一舉成功。”[6]

　　十九日，毛澤東電告彭德懷：紅四方面軍三十軍二十號開始渡河，朱德、張國燾二十號去打拉池。[7]

　　十月二十四日十時，毛澤東、周恩來致電彭德懷，要他與朱德、張國燾“詳商”“三十軍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軍擬以暫不渡河為宜，爾后北進到海、靖線防御，四、五兩軍主力是否足夠”等有關作戰事宜。[8]

　　紅三十軍是十月二十四日夜成功強渡黃河的。我們看到，紅三十軍渡河前，張國燾所在的紅軍總部曾電告中革軍委，軍委回電只是說要他們備足必要的船只，保證渡河成功，并沒有反對他們渡河，并且在二十四日十時毛澤東、周恩來致彭德懷電報中提出“三十軍迅速渡河控制西岸”的要求，因而我們認為中革軍委雖然沒有直接下達紅三十軍渡河的命令，在南敵進逼之下，紅三十軍匆忙渡河確實也不能排除避敵的因素，但是鑒于紅三十軍渡河前已經報告了軍委，并得到軍委的認可(軍委不過是擔心渡河不成功對渡船的數量提出疑問)，因而紅三十軍是奉軍委之命過河還是能夠說得過去的。

　　2、關于紅九軍渡河問題。

　　紅三十軍開始渡河后，在南敵迅速推進的情況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的分歧，主要表現在紅四方面軍是按原定計劃仍以三個軍渡河，還是暫停渡河，集中兵力以擊破南敵為重點，這集中體現在紅九軍渡河問題上。

　　十月二十四日十時，毛澤東致電彭德懷，要他與張國燾見面時提出：“準備在該地區與北進之敵進行決戰，企圖消滅其一部，停止或遏阻其追擊問題。”“三十軍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軍擬以暫不渡河為宜，爾后北進到海、靖線防御，四、五兩軍主力是否足夠。”[9]

　　這是我們現在發現的毛澤東首次提出要紅九軍留在河東的電報。因為彭德懷二十四日已與張國燾見面，因而，當天張國燾就知道了中央的這個意圖。

　　十月二十四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紅軍總部，就當前行動提出如下建議：渡河成功時，九軍、三十一軍尾三十軍后渡河，以一個軍向蘭州方向活動，以兩個軍向一條山、五佛寺、寧夏方面發展。這一建議紅軍總部于25日以158號電令批準。 [10]

　　這樣我們看到，張國燾在已經知道中央要紅九軍留在河東的情況下，仍然于二十五日批準了徐向前、陳昌浩按原定計劃要求紅九軍渡河的建議。在紅九軍渡河問題上，張國燾與徐向前、陳昌浩是一致的，而與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產生了重大分歧。

　　十月二十五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朱德、張國燾并紅四方面軍各軍指揮員：“九軍決今夜跟進渡河”。[11]徐向前、陳昌浩根據張國燾的批準，仍然在指揮紅九軍渡河。

　　十月二十五日十六時，朱德、張國燾、彭德懷致電中央軍委并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劉伯承、徐向前、陳昌浩：“一、四方面軍布置我們原則上同意徐、陳二十四日電所提意見，四方面軍主力應速渡河，搶占一條山、五佛寺、永登、紅城堡、古浪一帶地區，重點在控制五佛寺渡河點在我手中，并對蘭州北進敵為有力之拒止。”[12](據彭德懷說，這封電報是張國燾發后才給他看的，是“陰謀的強奸式的”[13]，因而這封電報并不代表彭德懷的意見。)我們看到張國燾在得知中央擊破南敵方針的情況下，仍然批準紅四方面軍主力(包括紅九軍)渡河，顯然是違背中央擊破南敵方針的。同時，我們從電文中也可以看到張國燾有使紅四方面軍過河部隊向西退卻的跡象。

　　十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周恩來致電朱德、張國燾、彭德懷并賀龍、任弼時、徐向前、陳昌浩：

　　“(一)以九軍以外的一個軍接三十軍渡河后，兩軍迅速占領黃河彎曲處兩岸頭盧塘、三眼并堡、大營盤、大塘驛地區之樞紐地帶及向中衛方向延伸，偵察定遠營與中衛情形，準備第二步以一個軍襲擊戰略要地之定遠營。

　　(二)四方面軍除渡河之兩個軍外，尚余以九軍為中心之三個軍。二方面軍除派赴七營部隊外，尚余其主力。對南敵不須多加抵抗，如在若干天內逐漸集結于打拉池南北地區，對敵則堅壁清野，誘其深入;對我則構筑陣地，鼓勵士氣，待敵前進時消滅其三四個團，即足以停止南敵矣。

　　(三)一方面軍之主力于四方面軍兩個軍控制河西樞紐地帶后開始行動，以突然手段占領金積、靈武地帶。徐、陳撥造船技術隊二分之一或更多些附屬之，迅速造船，準備渡河。

　　(四)在南敵確受嚴重打擊后，第九軍從中寧渡河。此時整個戰局進入以北面為重點之第二步，而以四方面軍之兩個軍與二方面軍之全部防御南敵，如何盼復。”[14]

　　在這封電報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確立重點擊破南敵的方針后，對三個方面軍的作戰事宜作了部署。由于紅九軍是紅四方面軍的主力軍，因而為了擊破南敵，讓紅九軍暫留河東。要河東紅四方面軍紅九軍以外的一個軍渡河，協助紅三十軍在河西行動，以九軍為中心的紅四方面軍三個軍和紅二方面軍主力來擊破南敵。在南敵確受打擊，停止北進后，紅九軍再從中寧渡河。這樣我們看到，中央要紅九軍進行渡河的條件是在南敵確受打擊，停止北進后。如果這個條件不具備，紅九軍處于擊破南敵的需要，顯然是不宜渡河的。

　　可是我們看到，最終紅九軍卻在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的命令下不顧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反對開始了渡河行動。在紅九軍已經開始渡河的情況下，中央才不得不同意了紅九軍的渡河行動，并命令留在河東的紅四方面軍三個軍與二方面軍以打胡為中心[15]，在證實胡敵無北進之意后，再以一個軍渡河。

　　十月二十六日一時半，毛澤東、周恩來致電朱德、張國燾、彭德懷：“甲、三十軍、九軍過河后，可以三十軍占領永登，九軍必須強占紅水以北之樞紐地帶，并準備襲取定遠營，此是極重要一著。乙、等二三日如真(證)實胡敵無北進之意，再以一個軍渡河不遲。目前，封(對)南敵應取擊破手段，僅取抗擊手段不夠。”[16]

　　在這封電報中我們看到，中央對紅三十軍、紅九軍在河西的行動作出了部署，在擊破南敵，南敵無北進之意后，再以紅四方面軍一個軍西渡。這顯然是中央對紅九軍渡河后所作的認可，而并非中央要紅九軍渡河的命令。

　　可是這封電報在徐向前回憶錄中作為中央要紅九軍渡河的命令，我們認為這是不妥當的。

　　徐向前在回憶錄中說：“九軍雖已開到河邊，但不得不待命行動。部署變來變去，我們很著急，只好令機關人員先過一部分。二十六日一時半，中央軍委又電令九軍過河：‘三十軍、九軍過河后，可以三十軍占領永登，九軍必須強占紅水以北之樞紐地帶，并準備襲取定遠營，此是極重要一著。’”[17]

　　這段回憶讓人感到頗為費解。

　　本來，按照原定計劃，紅九軍是緊隨紅三十軍渡河的，但是由于南敵推進迅速，如果不能停止南敵就無法進行寧夏戰役，因而中央才確立了擊破南敵的方針，要求紅九軍留在河東，暫不渡河。這是在敵情發生變化后，為了確保寧夏戰役的順利執行而采取的必要措施。

　　在十月二十四日，徐向前、陳昌浩也已經知道中央的這個方針[18];十月二十五日，他們也已經知道中央要紅九軍留在河東的指示。[19]徐向前承認此前已“令機關人員先過一部分”，這里讓我們感到費解的是為什么徐向前、陳昌浩在確已知道中央擊破南敵的方針并要紅九軍留在河東的情況下，還要讓紅九軍的“機關人員先過一部分”呢?這不是公然違背中央的命令嗎?

　　為了擊破南敵，中央在十月二十五日的電報中明確要求紅九軍必須留在河東。可是，隨后不久(還不到一天)，在南敵尚未擊破，敵情沒有變化的情況下，突然改變決定，又命令紅九軍西渡黃河，中央變化的依據是什么呢?這從邏輯上也是說不通的。我們再從電報的內容看，這封電報并沒有命令紅九軍渡河的文字，而只是對紅三十軍、紅九軍在河西的行動作出了部署。

　　我們認為真實的情況應該是：本來中央是為了擊破南敵才命令紅九軍留在河東的，但是鑒于紅九軍已經開始渡河，在九軍渡河已經成為事實的情況下，中央才不得不改變要紅九軍留在河東的命令，認可了紅九軍渡河的事實。因而我們說徐向前將紅九軍造成渡河事實后中央認可紅九軍渡河的電報當成中央要求紅九軍渡河的命令是不妥當的。

　　從以上分析我們看到，本來在預定計劃中是紅三十軍渡河成功后，紅九軍緊隨渡河，但是由于南敵推進迅速，已經嚴重影響到寧夏戰役的施行，因而中央才確立了擊破南敵的方針，明確要求以紅九軍為中心的紅四方面軍三個軍留在河東。可是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卻不顧中央的命令，仍按原定計劃命令紅九軍渡河。在中央得知紅九軍渡河的既成事實后，從大局考慮認可了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批準的紅九軍的渡河行動。

　　因而我們說紅九軍不是中央命令渡河的。這是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違背中央擊破南敵的方針，沒有執行中央要紅九軍留在河東的命令，卻在造成了紅九軍渡河的既成事實后，被中央認可的行動。

　　3、關于紅五軍渡河問題。

　　在紅三十軍渡河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本來是要河東紅九軍以外的一個軍渡河，以紅九軍為中心的紅四方面軍三個軍留在河東與紅二方面軍共同擊破南敵的。但是在紅九軍渡河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才要求紅四方面軍在河東的紅四軍、五軍、三十一軍留在河東共擊南敵，在南敵擊破后再以一個軍西渡。

　　十月二十六日二十一時，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四、五、三十一軍、二方面軍，應以打胡為中心，僅抗擊不夠，打法可采誘敵深入。”[20]

　　十月二十八日十三時，中央及軍委致電朱德、張國燾、彭德懷、賀龍、任弼時、徐向前、陳昌浩：“除九軍、三十軍已過河照張電位置(于)眼井堡、三塘驛地區，準備以一軍向中衛、一軍向定遠營，其余以堅決擊破南敵為目的，務必消滅其進攻部隊之一部或大部，根本停止其追擊。”[21]

　　在這兩封電報中，我們看到在紅三十軍、九軍渡河后，中央明確要求紅四方面軍三個軍留在河東，共擊南敵。

　　十月二十九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蕭克、周純全、王宏坤、陳再道并朱德、張國燾：“已令五軍今晚派一個營在二十里鋪，兩營迫近城東及東北口監視靖遠敵，到三十一日二十時止，決當夜該團主力移三角城河東。三十一日晚以后，靖遠附近及二十里鋪無部隊。五軍余部控制靖遠河北岸及三角城一帶，爾后待命向一條山進。北岸船只今晚全移三角城。”[22]

　　在這封電報中，我們看到徐向前、陳昌浩實際上有調動紅五軍過河的趨向。

　　十月二十九日，朱德、張國燾致電徐向前、陳昌浩：“五軍主要任務要在靖遠東北牽制毛、王，不能全部過河。”[23]

　　這個時候，朱德、張國燾認為紅五軍在河東有牽制敵人的任務，不同意紅五軍這個時候全部過河，消弱河東防御力量，致使毛、王兩軍長趨直進。

　　十月三十日七時，彭德懷發布關于海打戰役的部署：“五軍主力在靖遠以東附近，一部在黑城子附近吸引毛炳文部向靖遠前進，至必要時轉至三角城、打拉池之間與四軍聯絡。”[24]

　　我們看到，在海打戰役部署中，紅五軍是作為牽制力量使用的。也就是說，當時紅五軍實際上是已經被前敵總指揮彭德懷作為戰役的機動力量投入了戰斗。

　　十月三十日十時半，朱德、張國燾致電徐向前、陳昌浩：“五軍在靖遠警戒，已令渡到三角城，同時將新(疑為“所”—引者注)有船只下開三角城左岸。”[25]

　　這個時候，紅五軍實際上已經奉張國燾所在的紅軍總部的命令進行了渡河，這顯然就改變了十月二十九日電報中五軍“不能全部過河”的命令。

　　十月三十日十六時，毛澤東、周恩來致電朱德、張國燾：“除九軍、三十軍已過河外，其余一、二方面軍全部，四方面軍之三個軍，統照德懷二十九日部署使用，一戰而勝，則全局轉入佳境矣。”[26]

　　從這封電報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指出河東紅四方面軍三個軍與紅一、二方面軍共同進行海打戰役，又一次明確肯定了紅四方面軍三個軍(含紅五軍)必須參加海打戰役。

　　十月三十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朱德、張國燾：“五軍三十日晚布(部)署如下：一團位北灣，一團位中和堡，一團位確子灣，軍部率一團位三角城內，以兩個營在三角城對岸向靖遠活動，掩護打拉池右翼側。以三角城為后方，并竭力將河右岸陣地控制，主力位吳家川，維護后方交通。四分之一兵力位確子灣、中和堡，向北灣活動并固沿河警戒;四分之二兵力集結三角城及南岸休整。沿河一帶人密糧多，很可解決五軍物質困難。”“五軍確急須休整，現不能擔負更重要任務。五軍報告兩營控制靖遠東北地區至多二三日，敵人迫近急須收過河。”[27]

　　從這封電報中我們看到，這個時候紅五軍大部已經渡過黃河，但是還有兩個營留在河東靖遠東北地區對敵人作短時間的牽制，一旦敵人迫近就渡過黃河。

　　這樣我們就看到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就改變了中央及前敵總指揮彭德懷要求紅四方面軍留在河東的三個軍(含紅五軍)和紅一、二方面軍的部隊共同擊破南敵，在擊破南敵，停止南敵進攻以后，再讓一個軍渡過黃河的計劃。

　　有人說，紅五軍是由于南敵迅速推進，情急之下才不得不渡河的，這是軍事常識問題，不足為怪。這種說法對不對呢?

　　我們看到，在紅九軍西渡后，按中央要求紅四方面軍三個軍(含紅五軍)本來是要與紅二方面軍一起擊破南敵的。既然要擊破南敵，紅五軍大部應該布置在河東，而不是在河西。這樣在南敵迅速推進下，位于河東的紅五軍大部是向東轉移最為便捷，而不是西渡黃河。

　　根據我們前文引用的資料可以看到，紅五軍大部實際上已經奉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的命令渡過了黃河，而留在河東的僅是紅五軍余部擔任警戒任務和看守渡船。這樣在南敵迫近渡口的時候，紅五軍才能夠從容渡河，撤到河西。我們從紅五軍全軍渡河前在黃河兩岸的兵力分布上就可以看出，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消極執行中央擊破南敵的方針，積極主張西渡。因而我們認為有人以軍情緊急為由說紅五軍不得不西渡是沒有說服力的。

　　我們知道，紅九軍渡河后，在擊破南敵前，本來中央是不同意河東紅四方面軍的部隊再繼續西渡的。雖然在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的一再要求下，中央于十月二十九日一度同意河東紅三十一軍渡河，[28]紅三十一軍直屬隊也已經渡過了黃河，但是鑒于海打戰役的需要，在朱德、林育英、彭德懷等人的斗爭下，紅三十一軍又掉轉頭來參加了海打戰役。中央同意，在擊破南敵之后，紅三十一軍再從中衛渡河，[29]而并非要求紅五軍西渡黃河。

　　由此看來，紅五軍是奉張國燾所在的紅軍總部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的命令西渡黃河的。在紅五軍西渡問題上，不但沒有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命令，也是違背中央擊破南敵方針的。因而我們說紅五軍奉中央命令西渡黃河是沒有歷史依據的。

　　從以上所引用的檔案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紅三十軍在渡河前報告了中央，是在中央允許下渡河的(僅是對渡船數量問題提出疑問)。紅九軍是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明令其留在河東擊破南敵的情況下，奉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的命令渡河的。在造成渡河的既成事實后，又是經過中央認可的。我們當然不能把中央事后認可九軍渡河的電報當成中央要求九軍渡河的命令。紅五軍則是奉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的命令渡河的。不論是紅九軍，還是紅五軍的渡河都是不僅違背了中央擊破南敵的方針，對南敵作戰產生了嚴重的不利影響，而且也成為后來導致寧夏戰役被迫中止的重要原因。

　　由此看來，除紅三十軍以外，紅九軍、紅五軍就不能說是奉中央命令渡河的。我們的這個判斷還可以從陳昌浩“我們渡河后，在中和堡約停留了一天一夜，中間接到毛主席電報：‘河西只有一個軍，指揮部帶兩個軍仍過河東準備夾擊敵人’”[30] 的回憶中得到進一步的驗證。

　　因而有人不顧當時渡河的復雜情況，籠統地說紅四方面軍一部是奉軍委命令過河的，這就沒有反映歷史的真實情況，因而是錯誤的。

　　（二）、由于南敵推進迅速，嚴重影響到寧夏戰役計劃的實施，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之間在對待南敵的作戰方針上及攻占定遠營問題上產生了嚴重分歧，這種分歧的實質是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聯合執行寧夏戰役計劃還是紅四方面軍單獨向甘西退卻，從性質上是執行東進路線，還是西退路線。

　　由于南敵推進迅速，如果南敵推進到靖遠河邊，進而與北敵打通，不僅紅軍渡河會化為泡影，而且寧夏戰役的實施也會遇到極大困難，甚至變為不可能。在這種情況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確立了欲進行寧夏戰役必先擊破南敵的方針，而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卻不顧敵情的變化，仍然按照《十月作戰綱領》中規定的紅四方面軍三個軍渡河進行寧夏戰役之規定，甚至不顧河東敵情的嚴峻，紅一、二方面軍作戰的困難，又提出紅四方面軍全軍西渡的要求。這樣圍繞是以擊破南敵為主，還是繼續渡河，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產生了嚴重分歧。這種分歧的實質是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聯合進行寧夏戰役，還是單獨向甘西退卻，從性質上是執行東進路線，還是西退路線。

　　1、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在紅四方面軍渡河期間產生分歧的重要表現。

　　(1)關于作戰方針的分歧。

　　①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確立了擊破南敵的方針。

　　由于南敵推進迅速，對實施寧夏戰役構成嚴重威脅，十月二十四日，毛澤東復電彭德懷并致電朱德、張國燾，賀龍、任弼時，徐向前、陳昌浩：“胡、毛、王、關業占大道，如繼續北進，而地形、給養條件又可能給以基本限制，則我處南北兩敵之間，非擊破南敵無法向北，現雖有各種材料判斷，南敵不能持久，但蔣介石在短期內拼命一干之可能仍是有的。因此，目前先決問題是如何停止南敵。”[31]

　　同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要他在與朱德、張國燾見面時，要協商“準備在該地區與北進之敵進行決戰，企圖消滅其一部，停止或遏阻其追擊問題。”[32]

　　這是我們現在發現的已公開的檔案文獻資料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最早提出的擊破南敵方針的電報。我們看到，張國燾和徐向前、陳昌浩在十月二十四日就已經知道中央欲進行寧夏戰役必先擊破南敵的方針。

　　十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周恩來致電朱德、張國燾、彭德懷并致賀龍、任弼時，徐向前、陳昌浩：“根據敵向打拉池追擊及三十軍已渡黃河的情況，我們以為今后作戰，第一步作戰應集注意力于擊破南敵，停止追擊之敵。我處南北兩敵之間，北面作戰帶陣地戰性質，需要準備兩個月時間。不停止南敵，將使爾后處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點集注意力于向北。”[33]

　　在這封電報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又一次明確提出擊破南敵的方針。

　　十月三十日，毛澤東、周恩來致電朱德、張國燾：“目前方針，先打胡敵，后攻寧夏，否則攻寧不可能。請二兄握住此中心關健而領導之。”[34]

　　我們看到，這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在海打戰役前夕再一次重申擊破南敵的方針，可是張國燾卻命令紅四軍和紅三十一軍撤出戰斗，最終導致海打戰役流產，寧夏戰役被迫中止，紅西路軍形成。

　　由以上所引檔案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早在紅四方面軍開始渡河時就已向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提出了擊破南敵的方針。但是在中央確立這個方針后，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是什么態度呢?

　　② 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消極對待中央擊破南敵的方針，按原定計劃繼續渡河。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根據河東敵情變化確立了擊破南敵的方針后，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又是什么態度呢?

　　徐向前回憶道：“二十三日，我們令三十軍渡河。同時，向軍委及紅軍總部建議，為打開河西戰局，四方面軍至少應以三個軍以上的主力渡河，南拒蘭州北進之敵，北進一條山及五佛寺，西控永登、紅城子一帶，以便有力策應一方面軍的渡河行動。拒阻南敵的任務，請從兄弟部隊中抽一部力量，協助四方面軍完成。”[35]

　　我們看到，徐向前在渡河前雖然基本上仍按照《十月作戰綱領》的要求來安排紅四方面軍渡河，卻又突破了《十月作戰綱領》的要求。因為在這個綱領中是要求紅四方面軍三個軍渡河的，另兩個軍與紅二方面軍一起阻擊南敵。在徐向前的回憶中，要求紅四方面軍以三個以上的軍渡河(這里已經顯露了紅四方面軍全部西渡的苗頭)，河東阻擊南敵力量不足，從兄弟部隊去抽調，這樣就突破了綱領的要求。當時紅二方面軍已經全部用于阻擊南敵，如果兵力不足就只有從紅一方面軍用來攻寧的部隊中抽調了。從紅一、四方面軍所處的地理位置上來看，紅一方面軍所處的位置便于攻寧，而紅四方面軍所處的位置卻便于阻擊南敵，為什么陳昌浩、徐向前建議便于阻擊南敵的紅四方面軍渡河，而讓便于攻寧的紅一方面軍南下來阻擊南敵呢?聯系到他們是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這一事實，除了避戰，保存實力的考慮外，便不好作別的什么解釋了。

　　陳昌浩回憶道：“此時三十軍已渡河成功(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晚)，九軍、五軍急向北開進，四軍、三十一軍扼阻大路。敵人急進之下，指部本總部命令，隨九軍、五軍渡河，三十一軍也準備渡河(直屬隊大部已渡河，隨后又開返河東)。我們渡河后，在中和堡約停住了一天一夜，中間接到毛主席電報：‘河西只要一個軍，指揮部帶兩個軍仍過河東準備夾擊敵人。’”[36]

　　從陳昌浩的回憶看，當時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是奉張國燾所在的紅軍總部的命令而不是奉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命令渡河的。從毛澤東要徐向前、陳昌浩率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及兩個軍返回河東可以看到，九軍、五軍過河是違反軍委作戰意圖的。

　　十月二十四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紅軍總部，就當前行動提出如下建議：渡河成功時，九軍、三十一軍尾三十軍后渡河，以一個軍向蘭州方向活動，以兩個軍向一條山、五佛寺、寧夏方面發展。這一建議紅軍總部于25日以158號電令批準。[37]

　　據前文的分析可知，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在十月二十四日就已經知道中央擊破南敵的方針，張國燾所在的紅軍總部于二十五日以158號電令批準徐、陳建議的時候不僅已經知道中央擊破南敵的方針，而且也知道中央讓紅九軍留在河東的意圖。十月二十六日，徐向前、陳昌浩在已經知道中央擊破南敵方針的情況下，卻仍然繼續貫徹張國燾所在的紅軍總部以158號電令批準的紅四方面軍主力渡河的命令[38]，我們就不能不說徐向前、陳昌浩仍然是執行張國燾的命令，而對中央擊破南敵的方針持消極態度了。

　　十月二十八日，朱德、張國燾致電毛澤東、周恩來并徐向前、陳昌浩：“若謂目前重心在擊破南敵，停止敵之追擊，事實上，四、三十一兩軍亦難有保證的完成任務，恐反多消耗，不如利用天然障礙堅壁清野，以四軍牽制敵人，也可得到爭取時間之利。”“取得物質后，再以主力回擊深入之敵，那就更有把握了。究應如何?盼今晚十二時電復。如未得復，徐、陳即依此電執行。(指紅三十一軍渡河。—引者注)”[39]

　　我們看到，在紅三十軍、紅九軍過河后，張國燾甚至連海打戰役也不愿意執行了，要紅三十一軍渡河。

　　十月三十日，中央致電共產國際并王明：“中央軍委屢次命國燾堅決打擊南面追敵，只有停頓南敵之追擊，方能北取寧夏，但國燾畏敵過右，始終不愿執行命令，欲北進取得接濟后再打南敵。”[40]

　　中央無奈之下，將張國燾的這種態度電告共產國際。

　　由以上我們所引用的檔案文獻資料可以看到，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在得知中央擊破南敵的方針后，卻消極對待中央擊破南敵的方針，不僅仍然繼續堅持《十月作戰綱領》中要求紅四方面軍三個軍渡河攻寧之規定，甚至還有所突破，意圖抽調寧夏戰役計劃中紅四方面軍阻擊南敵的部隊西渡，顯露出紅四方面軍全軍西渡的苗頭。

　　由以上我們分析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在作戰方針上的分歧可以看到，鑒于當時河東紅軍受到南北兩敵的夾擊，而南敵推進迅速，又是運動之敵，一旦南北兩敵打通聯系就會對寧夏戰役的實施構成嚴重威脅，因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確立了欲進行寧夏戰役必須首先擊破南敵的作戰方針，要求河東紅四方面軍主力與紅二方面軍集中力量給南敵以殲滅性打擊，停止其前進，解除實施寧夏戰役的后顧之憂。但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卻表現出不同意見，不僅仍然在按照原定計劃繼續渡河，還要抽調紅四方面軍阻擊南敵的部隊西渡，這樣就使軍委不得不使抽調紅一方面軍攻寧部隊南下來阻擊南敵。

　　(2) 關于對擊破南敵態度的不同。

　　作戰方針上的分歧必然導致雙方在擊破南敵態度上的不同，下面我們來分析這個問題。

　　①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主張擊破南敵，停止南敵進攻。

　　由于南敵推進迅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確立了對南敵不僅是抗擊而且要擊破的方針。

　　十月二十四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要他在與朱德、張國燾見面時，要協商“準備在該地區與北進之敵進行決戰，企圖消滅其一部，停止或遏阻其追擊問題。”[41]

　　十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周恩來致電張國燾、朱德、彭德懷并賀龍、任弼時、徐向前、陳昌浩：“重點應集注意力于擊破南敵”“待敵前進時消滅其三四個團，即足以停止南敵矣。”[42]

　　十月二十六日一時半，毛澤東、周恩來致電朱德、張國燾、彭德懷：“封(對)南敵應取擊破手段，僅取抗擊手段不夠。”[43]

　　十月二十六日二十一時，毛澤東致電彭德懷：“目前以打胡敵、取定遠營兩著為最重要。”“四、五、三十一軍、二方面軍，應以打胡為中心，僅抗擊不夠，打法可采誘敵深入。”[44]

　　十月二十八日十三時，中央及軍委致電朱德、張國燾、彭德懷、賀龍、任弼時、徐向前、陳昌浩：“除九軍、三十軍已過河照張電位置(于)眼井堡、三塘驛地區，準備以一軍向中衛、一軍向定遠營，其余以堅決擊破南敵為目的，務必消滅其進攻部隊之一部或大部，根本停止其追擊。現當敵人輕我銳進之時，正是我們打勝仗的時候。”[45]

　　由以上所引檔案文獻資料可以看到，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在南敵急速推進的情況下，認為只有擊破南敵，給南敵以殲滅性的打擊，才能停止南敵，為寧夏戰役創造必要條件。

　　② 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主張遲滯南敵，為渡河爭取時間。

　　在南敵迅速推進下，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又采取了什么樣的措施呢?

　　十月二十四日，朱德、張國燾致電徐向前、陳昌浩：“三十軍渡河尚未成功，對自會寧突進之敵就進行部分決戰而掩阻之。”[46]

　　同日，朱德、張國燾致電徐向前、陳昌浩并報毛澤東、周恩來：“四方面軍為完成渡河任務，必須對北進敵以有力遲滯。”“(四方面軍)在郭城驛或蔣家大路以南，須準備與敵決戰，企圖消滅敵之一部，這樣才能爭取渡河之充裕時間。如靖遠附近渡河機會已失去，四方面軍亦須于打拉池、郭城驛、靖遠間遲滯敵人，打拉池以東不便敵人大部隊行進，我軍據海原附近地區與敵決戰。”[47]

　　我們看到，決戰不是為了停止南敵，而是為渡河爭取時間。如果渡河不成功，就要利用有利地形，與敵決戰，這是為了自身安全和尋找新的渡口的需要。

　　十月二十六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朱德、張國燾、彭德懷：“為開展目前戰略方針，爭取主動，吸引敵人于蘭州方面，并盡力能遲滯會、定前進之敵……”[48]

　　我們看到，在南敵迅速推進之下，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采取抗擊、遲滯南敵，而不是擊破南敵的方式，這樣也就難以停止南敵進攻。之所以對南敵有時要采取部分決戰的方式，不是為了停止南敵進攻，而是要為渡河爭取時間。

　　(3) 對紅四方面軍渡河與阻擊南敵兵力分配上產生的分歧。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在作戰方針上的分歧，必然要表現在紅四方面軍是按原定計劃仍以三個軍渡河，還是暫停計劃執行以擊破南敵為重點。這不僅表現在紅九軍渡河問題上，而且也表現在紅三十一軍、紅五軍及紅四方面軍全軍西渡問題上。

　　① 關于紅三十軍、紅九軍、紅五軍渡河問題。

　　根據前面我們引用的檔案文獻資料可以看到，在紅三十軍渡河問題上，雖然張國燾在加快渡河，但是畢竟在渡河前報告了中央軍委，在紅三十軍渡河問題上，軍委也沒有提出反對意見，因而我們說紅三十軍渡河是經中央軍委同意的。

　　由于南敵推進迅速，中央確立了要進行寧夏戰役必先擊破南敵的方針，要求以紅九軍以外的一個軍渡河，明令以紅九軍為中心的紅四方面軍三個軍留在河東，可是我們卻看到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卻置中央的命令于不顧令紅九軍開始了渡河。在造成紅九軍渡河的既成事實后，中央又不得不同意了紅九軍的渡河行動。因而我們說紅九軍是奉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的命令造成了渡河的事實后，又被軍委同意了的渡河行動。

　　在紅九軍渡河后，中央又明令紅四方面軍三個軍留在河東擊破南敵，在擊破南敵后再由一個軍渡河，可是我們卻看到在擊破南敵前紅五軍卻奉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的命令過了黃河。因而我們說紅五軍是奉張國燾的命令渡河的。

　　這樣我們看到在紅四方面軍三個軍渡河問題上，只有紅三十軍是渡河前經中央軍委同意的，紅九軍、紅五軍渡河是違背中央軍委擊破南敵作戰方針的。

　　② 關于紅三十一軍渡河問題。

　　我們知道根據徐向前、陳昌浩十月二十四日致張國燾關于紅四方面軍主力渡河的請示電及張國燾所在的紅軍總部158號電令，準備在紅三十軍渡河成功后，紅三十一軍、九軍隨后跟進的。[49]

　　因而，十月二十六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朱德、張國燾、彭德懷：“我們即遵二十五日收到總部158號批準二十四日提議之電示，決以三十、三十一、九三個軍迅速渡河”。[50]

　　十月二十六日十七時，朱德、張國燾電示：“同意你們布置”。[51]

　　根據業已公開的檔案文獻資料，在張國燾批準徐向前、陳昌浩十月二十四日電要紅四方面軍三個軍(含紅三十一軍)過河的提議前，已經知道中央擊破南敵的方針，徐向前、陳昌浩在執行張國燾批準的158號電令時也已知道中央擊破南敵的方針，但他們還是置中央擊破南敵的方針于不顧，繼續按原定計劃令紅四方面軍三個軍(含紅三十一軍)渡河。

　　在紅三十軍渡河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要求紅四方面軍以紅九軍以外的一個軍渡河，以紅九軍為中心的三個軍留在河東擊破南敵。[52]

　　在紅九軍渡河后，十月二十六日二十一時，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四、五、三十一軍、二方面軍，應以打胡為中心，僅抗擊不夠，打法可采誘敵深入。”[53]

　　我們知道，紅三十軍渡河后，為了貫徹擊破南敵的方針，中央要紅九軍以外的一個軍渡河是以紅九軍留在河東為前提的，但是在紅九軍渡河后，這個前提已不復存在，因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才要求紅四方面軍三個軍(含紅三十一軍)留在河東與紅二方面軍共破南敵。

　　十月二十七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朱德、張國燾、彭德懷并毛澤東、周恩來，提議不論執行寧夏戰役與否，紅四方面軍均全部渡河。[54]

　　我們看到，徐向前、陳昌浩仍然置中央擊破南敵的方針于不顧，不但繼續堅持紅四方面軍三個軍(紅三十軍、九軍，三十一軍)渡河，而且還進一步要求紅五軍、紅四軍渡河。

　　十月二十八日，朱德、張國燾致電毛澤東、周恩來并徐向前、陳昌浩：“三十一軍即開大小盧子，準備待命渡河，四軍主力應在郭城驛、蔣家大路線牽制敵人。”“中革軍委認為必須由四、三十一兩軍在打拉池線與敵決戰時，三十一軍即開打拉池。如明晨八時前毛、周無回電，三十一軍即宜開河堡口渡河。”[55]

　　十月二十八日，朱德、張國燾致電毛澤東、周恩來并徐向前、陳昌浩：“三十一軍即隨三十、九兩軍后面，迅速渡河。”“究應如何?盼今晚十二時電復。如未得復，徐、陳即依此電執行。”[56]

　　這樣我們看到在紅三十一軍渡河問題上，張國燾所在的紅軍總部和徐向前、陳昌浩是一致的。在紅三十一軍渡河問題上，張國燾在爭分奪秒，向中央發出了最后通牒式的請示。

　　十月二十八日十九時，朱德、張國燾致電河東紅軍各部：“四方面軍之三十一軍速集中打拉池，四軍以一部遲滯敵人，主力接三十一軍后集中小水、打拉池，五軍即照二十八號五時徐、陳來電，轉移到靖遠東北方，鉗制王、毛，船只速放到三角城。”[57]

　　這封電報與上封電報是針鋒相對的，上一封電報迫切要求紅三十一軍渡河，而這一封電報則是要求紅三十一軍參加海打戰役，擊破南敵。如果再聯系到十月二十七日五時朱德、張國燾致徐向前、陳昌浩并毛澤東、周恩來關于執行中央擊破南敵方針的電報，[58]我們看到同樣以朱德、張國燾名義拍發的電報，意見竟是如此不同，以致于截然相反。我們不能不說張國燾在執行中央擊破南敵方針問題上產生嚴重動搖，如果再聯系到張國燾的一貫作為和朱德自北上以來的主張進行分析，我們也不能不說在張國燾所在的紅軍總部中存在著嚴重的斗爭。這種斗爭才是以朱德、張國燾名義發出的電報出現前后矛盾的決定性因素。

　　十月二十九日，毛澤東、周恩來致電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根據朱、張、徐、陳意見，為迅取寧夏起見，三十一軍可以立即渡河，在九軍、三十軍后跟進。”[59]

　　從這封電報中看到，中央同意紅三十一軍渡河，是根據“朱、張、徐、陳意見”作出的決定，如果聯系上文所引用的電報，我們就可以看到紅三十一軍渡河，是違背中央擊破南敵方針的，中央同意紅三十一軍渡河是不得已的。因為在朱德、張國燾電報中說如果十月二十八日夜十二時前沒有收到中央電報，紅三十一軍就開始渡河。因而中央在十月二十九日拍發這封電報時，紅三十一軍實際上已經開始了渡河。中央是在這種情況下，才不得不同意了三十一軍的渡河行動。

　　十月二十九日十九時，朱德、張國燾致電徐向前、陳昌浩、蕭克、周純全：“據毛、周電令，同意三十一軍立即渡河，接九軍后跟進。”“四軍即由我們直接指揮，仍開打拉池，配合一、二方面軍打胡敵。”[60]

　　張國燾迅速命令紅三十一軍渡河，河東就只有紅四軍配合紅一、二方面軍擊破南敵，這樣擊破南敵的重任就主要由紅一、二方面軍來承擔。

　　十月二十九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蕭克、周純全、王宏坤、陳再道并朱德、張國燾：“接朱、張二十八日十九時命令，決集中一、二、四方面軍主力于海原、打拉池一帶消滅南線進犯之胡、毛、王部，并令三十一軍火速開打拉池，四軍一部在原地遲滯敵，主力跟三十一軍向打位池進。”[61]

　　朱、張二十八日十九時命令，[62]是要集中三個方面軍進行海打戰役，是要貫徹中央擊破南敵的方針。本來在張國燾及徐向前、陳昌浩的要求下，中央已經同意紅三十一軍渡河，可是這時徐向前、陳昌浩卻又表示執行朱、張二十八日十九時命令，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們現在雖然沒有發現直接的檔案文獻資料依據，但是我們從其他檔案文獻資料中可以判斷出這可能是紅軍總部中朱德、彭德懷、林育英的斗爭所致。

　　通過我們對引用的檔案文獻資料的考察可以發現，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是紅三十一軍渡河的主導力量。雖然在原定計劃中是要紅三十一軍渡河的，但是由于南敵推進迅速，在中央確定擊破南敵的方針，特別是紅九軍渡河后，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仍然在按原定計劃繼續要求紅三十一軍渡河，并且一度付諸于實施。這就違背了中央在紅九軍渡河后要求紅四方面軍三個軍留在河東擊破南敵的重要指示，也就違背了中央擊破南敵的方針。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是在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的一再要求下，同時也是得知紅三十一軍已經開始西渡的事實后，才不得不同意了紅三十一軍的渡河行動。

　　③ 關于紅四方面軍全軍西渡和河東三大紅軍主力西渡問題。

　　下面我們就來分析紅四方面軍全軍西渡和河東紅軍三大主力西渡問題。

　　十月二十五日十六時，朱德、張國燾、彭德懷致電中央軍委，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劉伯承、徐向前、陳昌浩：“一、四方面軍布置我們原則上同意徐、陳二十四日電所提意見，四方面軍主力應速渡河，搶占一條山、五佛寺、永登、紅城堡、古浪一帶地區，重點在控制五佛寺渡河點在我手中，并對由蘭州北進敵為有力之拒止。留出一部機動部隊于一條山、五佛寺之線，以便將來適時協助一方面軍在中衛、靈武段渡河。其河右岸郭城驛前線部隊，盡量遲滯和吸引會寧方向之敵，該掩護部隊將來若必須渡河時，其一部可于掩護任務完成后，在靖遠下游至五佛寺段渡河。”[63]

　　由前文我們知道，這封電報是張國燾盜用彭德懷的名義聯署發出的，實際上并不代表彭德懷的意見。徐、陳二十四日電提出紅四方面軍要以三個以上的軍渡河，在這封電報中我們看到張國燾不僅同意徐、陳要求紅四方面軍三個以上的軍過河的建議，而且實際上默許了紅四方面軍還可以全軍西渡。這就與中央的要求產生了矛盾。紅三十軍渡河后，中央原先要求以紅九軍為中心的三個軍留在河東。但是在紅九軍渡河后，又命令紅四方面軍剩余的三個軍留在河東，在擊破南敵后，再以一個軍渡河，而留下兩個軍與紅二方面軍抗衡南敵。中央始終沒有同意紅四方面軍全軍西渡。

　　十月二十六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朱德、張國燾、彭德懷：

　　“甲、為開展目前戰略方針，爭取主力，吸引敵人于蘭州方面，并盡力能遲滯會、定前進之敵，我們即遵二十五日收到總部158號批準二十四日提議之電示，決以三十、三十一、九三個軍迅速渡河，以一個軍向蘭州大力壓迫，兩個軍速控五佛寺、一條山、紅水一帶戰略地區，留五軍在河岸監視靖遠、一條城之敵及守船任務，四軍位現陣地扼阻會、定敵人。

　　乙、今十七時，我們即出動過河指揮，總部有何指示，望速告。”[64]

　　我們看到，徐向前、陳昌浩在得知中央南破南敵的方針后，卻消極對待中央擊破南敵的方針，積極執行張國燾的命令，而且還令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及直屬部隊過河。從電報中紅四方面軍五個軍的分布態勢看，三個軍渡河，一個軍看守渡口，一個軍在阻擊南敵，顯示出全軍西渡的跡象。

　　十月二十六日十七時，朱德、張國燾致電徐向前、陳昌浩：“同意你們布置”。“首先查由一條山經中衛去奪寧夏地區，或由中衛去取定遠營，一般地形條件如何?一條山、五佛寺一帶糧食情況如何?是否允許用四個軍去打中衛、北關?須考慮。”“你們應以一部在靖遠下游陡城堡、東海一帶，收集渡河(船只)，控制這些渡口，虎豹口船只將來也可同夜趕到陡城堡，四方面軍后衛將來從該處渡河。”[65]

　　我們看到，張國燾同意徐向前、 陳昌浩就紅四方面軍渡河問題的請示，同時也對紅四方面軍在河西的行動進行詢問，并提出了一些要求。從這里可以看出張國燾還是有執行寧夏戰役意向的。但從張國燾提出“是否允許用四個軍去打中衛、北關”來看，當時至少是準備紅四方面軍四個軍西渡的。從下文“四方面軍后衛將來從這里渡河”來看，紅四方面軍全軍西渡的意向已是昭然若揭了。

　　十月二十七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朱德、張國燾、彭德懷并毛澤東、周恩來：

　　“甲、敵如先知我已渡河，估計其企圖一面增兵蘭州，施行攔頭政策，一面從西南方向向我壓迫，飛機朝夕擾亂。現船只十六只，船釘用完，不易隱蔽，西岸掩護部隊至少需三個團，如渡河時間延長，渡河點恐有被敵切斷，船只有被敵破壞之可能。

　　乙、為了迅速實現寧夏戰役計劃及便利迎接一、二方面軍渡河起見，提議四方面軍全部渡河，以一個軍對待蘭州之敵，四個軍迅出中衛、寧夏，并放船到大廟及中衛，迎接一、二方面軍。

　　丙、如果一、二方面軍可單獨完成寧夏戰役計劃，無須我們在技術力量上配合時，提議四方面軍亦須全部渡河，準備在蘭州、平番間與敵部分決戰，亦乘機占蘭州之線死守均較妥當。

　　丁、四方面軍如不全部渡河，各方掩護顧此失彼，不但開路、掩護、決戰均難完成，甚至根本影響戰役計劃，望重決速示，萬勿坐失良機。我們已至大盧子，三十軍除一個團今晚渡河外，余部已全渡河，二十七師一部及軍直明晨前可渡河。”[66]

　　從這封電報中我們看到，徐向前、陳昌浩提議紅四方面軍不論執行寧夏戰役與否，均應全部過河。如果需要紅四方面軍聯合執行寧夏戰役計劃，紅四方面軍渡河后，就要迎接紅一、二方面軍渡河，與紅一、二方面軍共同執行寧夏戰役;如果紅一、二方面軍能夠單獨進行寧夏戰役，紅四方面軍渡河后就要向甘西行動。

　　從這里我們不僅可以看到徐向前、陳昌浩要求紅四方面軍全軍西渡，而且為了執行寧夏戰役還要求紅一、二方面軍西渡，甚至還流露出紅四方面軍單獨向甘西進軍的苗頭。這就違背了中央的計劃。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要求在紅九軍過河后，紅四方面軍三個軍、紅二方面軍，甚至還要抽調紅一方面軍南下，集中力量擊破南敵，停止南敵的進攻。此后，紅四方面軍再調一個軍渡河，留在河東的紅四方面軍兩個軍與紅二方面軍共同抗衡南敵，而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三個軍則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在占領寧夏，獲得國際援助后，再去進軍甘西。

　　由此看來，中央不僅不同意紅四方面軍全軍西渡，也不同意紅二方面軍西渡，中央不同意紅二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全軍西渡的原因還是因為如果這樣做就是紅軍主力向河西進軍，必然會失去河東根據地，而這恰恰違背了中央東進路線的要求。這樣我們看到，中央執行寧夏戰役是以不喪失河東根據地為前提的。在占領寧夏前，中央也是不同意向甘西進軍的。

　　十月二十八日十三時，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致電朱德、張國燾、彭德懷、賀龍、任弼時、徐向前、陳昌浩：“目前我們正處在轉變關頭，三個方面軍緊靠作戰則有利，分散作戰則削弱，有受敵人隔斷并各個擊破之虞;更不能達到擴大蘇區，擴大紅軍，把紅軍提到新階段，爭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勝利之目的。”“除九軍、三十軍已過河照張電位置(于)眼井堡、三塘驛地區，準備以一軍向中衛、一軍向定遠營，其余以堅決擊破南敵為目的，務必消滅其進攻部隊之一部或大部，根本停止其追擊。現當敵人輕我銳進之時，正是我們打勝仗的時候。[67]

　　在這封電報中我們看到，中央是希望三個方面軍“緊靠作戰”的。這也就從根本上否定了紅四方面軍單獨向甘西退卻的行動。這封電報強調指出，現在戰機有利，紅四方面軍留在河東的三個軍與紅一、二方面軍聯合擊破南敵，停止南敵的進攻，為實施寧夏戰役創造條件。

　　十月二十八日，朱德、張國燾致電毛澤東、周恩來并徐向前、陳昌浩：

　　“估計敵人必系齊頭并進，我軍又須迅速取得定遠營和寧夏地區。一方面軍此時須集結同心城，準備向金積、靈武進。二方面軍此時必須得到休息機會。四方面軍主力須迅速取得寧夏、定遠營。

　　我們對具體部署有如下意見：

　　(1)三十一軍即跟三十、九兩軍后面，迅速渡河。該三個軍至少以三個團扼守一條山、大盧塘陣地，對兩馬。指部即率兩個軍以上兵力，迅出中衛，先頭精干一個師襲擊中衛附近要點，以便接引主力進入中衛以東地區，消滅馬鴻逵部;迅以一個軍出定遠營。五軍暫位三角城一帶休整，將來可移到五佛寺、中衛間休整。四軍即在郭城驛、打拉池線遲滯敵人。

　　(2)一方面軍迅集同心城，將來與四方面軍主力在金積、靈武地區，隔河會合。如有必要，一方面軍即以一部或主力渡河，配合四方面軍完成基本任務。

　　(3)二方面軍仍在海原地區活動，將來移到適當地點休整。”[68]

　　從這封電報中我們看到，張國燾計劃紅三十軍、紅九軍、紅三十一軍過河后向中衛、定遠營開展行動，紅五軍也渡過河，在五佛寺、中衛間休息，這樣紅四方面軍四個軍就渡過了黃河，只留下紅四軍在河東遲滯敵人，張國燾就將擊破南敵的任務甩給了紅一、二方面軍。在南敵的快速推進下，留在河東的紅一、二方面軍自然首當其沖，擊破南敵的任務就必然主要由河東的紅一、二方面軍來承擔。在紅四方面軍幾乎全軍西渡的情況下，張國燾仍在要求紅一方面軍渡河配合紅四方面軍完成任務。不知張國燾是否想過，如果南敵北進，一旦河東紅一、二方面軍頂不住南敵的進攻，南敵與北敵打通，又如何進行寧夏戰役呢?

　　據張國燾回憶，為了紅四軍、紅三十一軍能夠渡河，他曾要求徐海東派人偵察渡口，徐向前、陳昌浩也曾給他拍電報要求紅四軍、紅三十一軍西渡黃河，不過是由于國民黨軍已封鎖渡口，失去渡河的機會才作罷。[69]

　　實際上，直到十一月四日，徐向前、陳昌浩還在致電朱德、張國燾：“建議四、三十一軍成一路，可令其過河增我方;如只使任掩護的消耗戰，于決戰時則分散牽制，似不能鼓起指戰員的滅敵雄心。” [70]

　　從上面我們引用的檔案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到，在紅三十軍過河后，張國燾和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面對南敵的迅速推進，當中央提出擊破南敵的方針，明確提出以紅九軍為中心的三個軍留在河東的要求后，他們竟然按原定計劃繼續命令紅九軍渡河。

　　在中央獲悉紅九軍已經開始渡河的消息后，才不得不同意了紅九軍渡河的行動，但是明令紅四方面軍河東三個軍和紅二方面軍必須擊破南敵，停止南敵的進攻。可是隨后徐向前、陳昌浩于二十七日提出紅四方面軍全軍西渡的建議，從而使河東擊破南敵遇到很大困難，中央才不得不調動抗擊北敵的紅一方面軍主力部隊南下作戰。

　　由于這時紅三十軍、紅九軍已經西渡，紅五軍當時正在黃河兩岸看守渡口，隨時可以全軍渡到河西，而紅四軍正在河東前線阻滯敵人。因而這個時候要求全軍西渡就首先體現在紅三十一軍的渡河上。

　　我們知道，紅九軍渡河后，從中央要求紅四方面軍河東三個軍與紅二方面軍共同擊破南敵看，在擊破南敵之前，中央是不會同意紅四方面軍三個軍中的任何一個軍西渡的。同時，從寧夏戰役計劃的部署看，中央是要求紅四方面軍兩個軍與紅二方面軍聯合抗衡南敵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央是反對紅四方面軍全軍西渡的。當然也沒有要求紅二方面軍西渡。不論在擊破南敵前，還是在擊破南敵后，中央都是反對紅二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全軍西渡的。這樣我們看到，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不僅違背了中央擊破南敵的方針，而且也背離了《十月作戰綱領》中關于紅軍三大主力的兵力部署要求。

　　由此可以看到，在紅九軍渡河后，中央本來是不同意紅三十一軍渡河的，但是在張國燾及徐向前、陳昌浩的反復要求下，同時也鑒于紅三十一軍已經開始了渡河的行動，中央才不得不同意紅三十一軍渡河。海打戰役前，紅三十一軍最終也沒有渡過河去的主要原因據現有史料判斷還是因為朱德、林育英、彭德懷的斗爭所致。

　　由此我們認為，張國燾及徐向前、陳昌浩在紅九軍渡河問題上是違背中央擊破南敵方針的，而后提出的紅四方面軍全軍西渡(當然包括紅三十一軍、紅五軍西渡)不僅違背了中央擊破南敵的方針，而且也違背了寧夏戰役計劃關于紅四方面軍的兵力部署要求。徐向前、陳昌浩提出的迎接紅一、二方面軍渡河的提議，實際上表明他們有要三個方面軍共同西渡黃河的意向，而這恰恰是張國燾西退路線的要求，是與中央的東進路線背道而馳的。

　　(4)在搶占定遠營方面產生的分歧。

　　是由紅一方面軍還是紅四方面軍占領定遠營方面，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之間產生了重要分歧。

　　①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主張由紅四方面軍過河部隊占領定遠營。

　　我們先看下面的檔案文獻資料。

　　十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周恩來致電朱德、張國燾、彭德懷并賀龍、任弼時、徐向前、陳昌浩：

　　“以九軍以外之一個軍接三十軍渡河后，兩軍迅速占領黃河彎曲處西岸頭盧塘、三眼并堡、大營盤、大塘驛地區之樞紐地帶及向中衛方向延伸，偵察定遠營與中衛情形，準備第二步以一個軍襲擊戰略要地之定遠營。”[71]

　　這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明確提出了由紅四方面軍過河部隊以一個軍襲擊定遠營。

　　十月二十六日一時半，毛澤東、周恩來致電朱德、張國燾、彭德懷：“三十軍、九軍過河后，可以三十軍占領永登，九軍必須強占紅水以北之樞紐地帶，并準備襲取定遠營，此是極重要一著。”[72]

　　由于紅九軍已經開始渡河，在這封電報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明確提出紅九軍渡河后必須攻占定遠營。

　　十月二十六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目前以打胡敵、取定遠營兩著為最重要。”“三十軍占領永登是對的。九軍必須占定遠營，這是接物攻寧的戰略樞紐，不應以一方面軍去占，不便利，又失時機。”[73]

　　我們看到毛澤東在電報中特別強調紅九軍必須攻占定遠營，并講了之所以由紅四方面軍而不是紅一方面軍攻占定遠營的原因。這實際上是要求彭德懷在河東通過與張國燾的斗爭來執行中央的這個決定。

　　十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周恩來致電彭德懷、朱德、張國燾：“九及三十軍速赴河岸西，向中衛、定遠營掃蕩前進。”[74]

　　由以上我們引用的檔案文獻資料可以看到，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原先計劃以紅九軍為中心的三個軍留在河東與紅二方面軍共同擊破南敵，而由紅四方面軍西渡兩個軍中的一個軍占領定遠營。但在紅九軍渡河后，又命令紅九軍必須占領定遠營。由此可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是要求紅四方面軍過河部隊去占領定遠營的。

　　② 張國燾主張由紅一方面軍來占領定遠營。

　　我們再來看下面的檔案文獻資料。

　　十月二十四日，朱德、張國燾致電徐向前、陳昌浩并報毛澤東、周恩來：“一方面軍主力最好于結冰前在寧夏地區渡河，搶占定遠營。”[75]

　　從這封電報中我們看到，張國燾明確提出紅一方面軍占領定遠營。

　　十月二十五日十六時，朱德、張國燾、彭德懷致電中央軍委，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劉伯承、徐向前、陳昌浩，電報提議：“一方面將來主要在金積、靈武、中寧、中衛段渡河，以從五堆子渡河為次要，必要時可從五佛寺渡河。”“從五佛寺出中衛，或經蒙古包去取定遠營，一則地較窄，一則四天露宿似不便，以由寧夏附近去取定遠營為好。”“四方面軍主力應速渡河，搶占一條山、五佛寺、永登、紅城堡、古浪一帶地區，重點在控制五佛寺渡河點在我手中”。[76]

　　據彭德懷說，這封電報是張國燾發后才給他看的，是“陰謀的強奸式的”[77]，因而這封電報并不代表彭德懷的意見。從電報中可以看到，張國燾要求紅四方面軍重點控制五佛寺渡口，而他又認為從五佛寺去取定遠營“似不便”，這實際上是說不宜由紅四方面軍從河西去取定遠營。張國燾認為“由寧夏附近去取定遠營為好”，當時紅一方面軍主要集中在寧夏附近，這實際上是建議紅一方面軍去占領定遠營。

　　由此我們看到張國燾是希望由紅一方面軍去搶占定遠營的。

　　由以上我們引用的檔案文獻資料可以看到，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要求紅四方面軍過河部隊攻占定遠營，而張國燾卻要求紅一方面軍去取定遠營。這就說明在是由紅四方面軍還是紅一方面軍來攻取定遠營的問題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之間產生了嚴重分歧。

　　(5) 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向甘北(西)發展的跡象逐漸顯現。

　　本來，中央同意紅四方面軍渡河是為了執行寧夏戰役計劃的。但是我們看到在紅三十軍渡河成功后，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在他們簽署的電報中卻流露出向甘北進軍的跡象。

　　紅三十軍渡河成功后，十月二十五日，徐向前、陳昌浩致電朱德、張國燾并報毛澤東、周恩來：“寧夏甘北地區廣大，人煙稠密，物資豐富。”“目前部隊正在奪取甘北、寧夏，鞏固與擴大陜甘寧邊區，實行停止內戰，準備出師東北抗日，大大擴大紅軍，高度鞏固部隊，盡一切擴大力量，爭取廣大回民，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學習與發揚我三十軍英勇堅決戰斗的模范。”[78]

　　按照中央寧夏戰役計劃的要求，紅四方面軍渡河后，是要向北攻占寧夏的。可是我們從這封電報中看到，徐向前、陳昌浩卻流露出向甘北發展的意向。

　　十月二十五日，朱德、張國燾、彭德懷致電中央軍委，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劉伯承、徐向前、陳昌浩，在談到紅軍三大主力的行動綱領時指出：“根據中央軍委歷次關于戰略方針指示，我三個方面軍在這一時期以占領寧夏地區，擴大甘北活動地區和盡量鞏固陜甘寧赤區以及維持擴大活動地區，吸引胡、毛、王、關諸敵于西蘭大路一帶，接通遠方，爭取抗日統一戰線的公開形成為戰略目的。”[79]

　　彭德懷說這一封電報是“發后才給我看，一種陰謀的強奸式的”，[80]因而這封電報并不代表彭德懷的意見。我們從這封電報中可以看到，在紅軍發展方向上，除了占領寧夏地區，又增加了向甘北地區進軍的內容。這樣就與中央的寧夏戰役計劃出現了不合。這是一個嚴重的動向。

　　我們從十月二十七日徐向前、陳昌浩致朱德、張國燾、彭德懷、毛澤東、周恩來的電報中可以看到，徐、陳提議不論紅四方面軍是否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四方面軍亦需全部渡河，準備在蘭州、平番間與敵部分決戰，亦乘機占蘭州之線死守均較妥當。”[81]我們從中可以看出徐、陳有使紅四方面軍向甘西退卻的動機。

　　從以上所引用的三封電報中可以看到，在紅三十軍渡河后，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表示在繼續按照中央要求占領寧夏地區的同時，又流露出向甘北發展的意向。這種意向在河東南敵快速推進，與北敵打通，河東紅軍主力向東轉移，紅一方面軍暫時不能渡河與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聯合執行寧夏戰役計劃的情況下，最終演變成向甘西進軍的實際行動。

　　2、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在紅四方面軍渡河期間分歧的歷史評析。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在對待南敵作戰方針上的分歧，不僅鮮明地表現在對待南敵是采取擊破還是遲滯的戰術措施上，而且也表現在紅四方面軍在黃河兩岸的兵力分布上。在是由河東紅一方面軍還是河西紅四方面軍來攻占定遠營問題上，他們之間也存在著重要分歧。與此同時，在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簽署的電報中卻不時流露出向西退卻的動機。那么，從今天的角度我們到底應該怎樣來看待他們之間存在的這些分歧呢?

　　我們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河東南敵迅速推進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之間的分歧主要表現在作戰方針上。這一分歧直接關系到對南敵采取的戰術措施、紅四方面軍在黃河兩岸的兵力分布。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已經電令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首先要擊破南敵，停止南敵進攻。否則一旦南敵與北敵打通，就會給寧夏戰役的實施帶來很大困難。這實際上就是說欲進行寧夏戰役就必須首先停止南敵，停止南敵是進行寧夏戰役的必要條件。只有擊破南敵，給南敵以殲滅性打擊，才能夠停止南敵。而要擊破南敵，就必須對紅四方面軍在黃河兩岸的兵力部署暫時作出調整，集中紅四方面軍三個軍與紅二方面軍一起給南敵以殲滅性打擊。這樣我們看到給南敵以殲滅性打擊，停止南敵進攻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實施寧夏戰役。

　　而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卻置中央為了擊破南敵，要求以紅九軍為中心的三個軍留在河東的命令于不顧，仍然在按原定計劃命令紅四方面軍主力渡河。在紅九軍渡河后，不顧中央作出的紅四方面軍河東三個軍擊破南敵的指示，仍然主張紅四方面軍繼續渡河，直至提出紅四方面軍全軍西渡的要求，這樣就將河東擊破南敵，抗拒北敵的任務推給了紅一、二方面軍。由于南敵是運動之敵，推進迅速，在紅四方面軍繼續西渡的情況下，為了擊破南敵，中央就不得不抽調準備渡河實施寧夏戰役的紅一方面軍南下作戰，來填補由于紅四方面軍相關部隊渡河后在抗擊南敵方面形成的空缺，這樣不僅勞時費力，貽誤時機，而且還消弱了對北敵的抗衡，嚴重影響到紅一、四方面軍聯合執行寧夏戰役計劃。

　　盡管我們從張國燾及徐向前、陳昌浩當時的電報中可以看到，他們這樣做是打著配合紅一、二方面軍進行寧夏戰役的旗號來西渡的，這就不禁使我們產生疑問：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為什么要這樣做呢?在南敵猖狂進攻，中央指示要擊破南敵的關健時刻，他們卻命令紅四方面軍迅速渡河，他們為什么不執行中央擊破南敵的方針，集中力量和南敵進行決戰呢?如果一旦阻止不住南敵，南北兩敵打通，又如何實施寧夏戰役呢?

　　正是由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擔心如果南敵猖狂北進，一旦與北敵打通，南北兩敵聯合起來就會給寧夏戰役的實施帶來很大困難，甚至會導致寧夏戰役的中止，因而才確立了擊破南敵的方針。

　　那么，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對一旦難以停止南敵就會對寧夏戰役的實施帶來災難性的后果，甚至會導致寧夏戰役難以實施的判斷是否正確呢?

　　這本來是一個常識性的問題。

　　因為當時中央正是從寧夏地區敵人力量薄弱這一現實出發才提出實施寧夏戰役計劃的，如果不能停止南敵進攻，一旦南北兩敵打通，北敵獲得南敵的增援，寧夏地區敵人的兵力得到空前增強，我軍就會失去實施寧夏戰役的先機，最終將會導致寧夏戰役計劃不得不放棄。我們從后來南北兩敵打通后，河東紅軍向東轉移，寧夏戰役中止的史實中可以看到中央的這個判斷是正確的。

　　可是，為什么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卻沒有看到這一點呢?難道是他們認識的局限嗎?如果僅僅是認識的局限，當時他們沒有認識到擊破南敵是進行寧夏戰役的必要條件，那么為什么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在擊破南敵問題上向他們指明了這一點后，[82]他們還是極力主張西渡呢?這就不能不使我們對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說渡河是為了執行寧夏戰役計劃產生質疑：

　　如果紅四方面軍渡河是為了執行寧夏戰役計劃，那么在不擊破南敵的情況下，南北兩敵打通，北敵得到空前增強，又如何實施寧夏戰役呢?

　　如果不是為了實施寧夏戰役，那么從河西的地理狀況上看，西渡黃河就是為了向甘西退卻了。

　　我們還可以從如果難以擊破南敵河東，河東紅軍的行動方向上作出進一步的分析。

　　如果難以擊破南敵，停止南敵向北進攻，在南敵的進逼下，河東紅軍將被迫向東轉移，或者西渡黃河。

　　如果河東紅軍主力向東轉移，遠離黃河渡口，又如何能夠渡河實施寧夏戰役呢?如果河東紅軍向東轉移，單靠紅四方面軍過河部隊能夠實施寧夏戰役嗎?我們從徐向前回憶 “如我們單獨北進取定遠營，通過騰格里沙漠至少需四天以上的行程，部隊缺糧、缺水，缺駱駝，很難完成任務。而且，蘇聯的軍用物資何時到達那帶，還是未知數。我孤軍深入該地，取不到援助物資，就有被寧馬封鎖和消滅的危險”[83] 中可以看到，單靠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是難以實施寧夏戰役的。既然這樣，那么他們西渡的目的是為了實施寧夏戰役就讓人生疑了。

　　如果河東紅軍主力西渡黃河，在南北兩敵業已打通，北敵得到增援的情況下，仍然會給寧夏戰役的實施帶來很大困難。由于河西地形獨特，紅軍西渡后，東面、南面均有黃河天險相隔，河西紅軍只有向北進攻寧夏，或者向甘西退卻兩個發展方向。這樣在向北實施寧夏戰役出現很大困難的情況下，也就不得不向甘西退卻了。

　　從以上我們對河東紅軍主力不論向東轉移，還是西渡黃河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要求紅四方面軍西渡的行動實際上潛藏著他們西退的動機。

　　定遠營是實施寧夏戰役接物攻寧的重要樞紐。可是我們看到，張國燾卻與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在攻占定遠營方面產生了重要分歧。張國燾要紅一方面軍去攻占定遠營，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卻明令過河后的紅九軍必須攻占定遠營。

　　鑒于紅四方面軍一部西渡后，東、南兩面有黃河相隔，只有向北、西兩個方向可以發展。由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向定遠營攻擊，既“便利”，又占“時機”，而張國燾卻將攻占定遠營的任務推給尚在河東的紅一方面軍，這實際上就使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避開了向北對寧夏的攻擊。在避開北向寧夏進軍的情況下，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也就只有向西退卻了。當毛澤東得知張國燾要求紅一方面軍攻占定遠營后，就敏銳地意識到張國燾有出涼州之意，[84]因而明確要求紅九軍必須占領定遠營。這不僅是因為這樣便利，而且這樣也就可以把張國燾拉上寧夏戰役的軌道，防止張國燾向西退卻。

　　我們由此看到從張國燾要求由河東紅一方面軍，而非中央電令的河西紅四方面軍來攻占定遠營，可以反映出他對待寧夏戰役的消極態度，也反映出他有向甘西退卻的動機。在攻占定遠營方面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和張國燾的分歧實質上反映了紅四方面軍是和紅一方面軍聯合進行寧夏戰役，還是單獨向甘西退卻。

　　從上文我們引用的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的電報中也流露出他們具有西退的動機。

　　由以上分析我們看到，在擊破南敵方針上，在是由河東紅一方面軍還是由河西紅四方面軍攻占定遠營的安排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存在著嚴重分歧。這種分歧的實質是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聯合執行寧夏戰役計劃還是單獨向甘西退卻，從性質上說則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堅持的東進路線和張國燾主張的西退路線的斗爭。

　　（三）要正確認識和準確界定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在紅四方面軍一部西渡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我們看到，在南敵快速進攻之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確定了擊破南敵的方針，而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卻命令紅四方面軍至少三個以上的軍西渡黃河，直至提出紅四方面軍全軍西渡的要求。

　　雖然紅三十軍渡河前報告了中央，但是我們通過對檔案文獻資料的研究可以發現，當時張國燾在南敵快速推進之下，對紅三十軍渡河的心情是急迫的，希望紅三十軍盡早強渡成功，開辟一條西渡通道。

　　紅三十軍渡河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明確要求以紅九軍為中心的三個軍留在河東，和紅二方面軍一起擊破南敵。可是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卻不顧中央的命令，讓紅九軍開始了渡河。在中央得知紅九軍已經開始渡河的消息后，才不得不同意了紅九軍的渡河行動。

　　紅九軍渡河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又明確要求紅四方面軍其余三個軍留在河東，和紅二方面軍一塊擊破南敵。待擊破南敵后，再以一個軍渡河。可是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卻提出紅四方面軍全軍西渡。此時，紅三十軍、九軍已經渡過黃河，紅五軍正在河邊看守渡口，這時渡河的部隊就集中體現在紅三十一軍的西渡上。紅九軍渡河后，從中央要求紅四方面軍三個軍留在河東擊破南敵的命令看，在擊破南敵前，紅四方面軍留在河東的三個軍繼續渡河是違背中央擊破南敵方針的。但是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在造成紅三十一軍西渡的事實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才又不得不同意了他們的渡河要求。但是由于林育英、朱德、彭德懷等人的斗爭，紅三十一軍已經渡河的部隊又返回來參加海打戰役，才沒有渡過河去。后來，由于張國燾在海打戰役的關健時刻，命令紅四軍、紅三十一軍撤出陣地，導致海打戰役流產。這樣南敵推進，在渡口附近的紅五軍才奉徐向前、陳昌浩之命收兵西渡，才導致了西路軍的形成。

　　我們通過對紅四方面軍渡河期間的檔案文獻資料的分析可以看到，在南敵快速推進下，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是希望紅四方面軍全軍西渡的。這不僅違背了中央擊破南敵的方針，而且也背離了寧夏戰役計劃要求紅四方面軍兩個軍留在河東抗擊南敵的部署，同時更是與中央的東進路線背道而馳的。

　　不論是紅三十軍，還是紅九軍、五軍以及紅四方面軍全軍西渡黃河問題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與張國燾保持了高度一致，而屢屢與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計劃和指示相背離。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往往是在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采取行動后，從大局出發才不得不認可了他們的行動。

　　因而我們說在紅四方面軍一部渡河，西路軍形成問題上，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是紅四方面軍一部西渡的主導力量，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則處于從屬地位。出現這個狀況的原因還是因為紅四方面軍深受張國燾路線的影響，尚未置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絕對領導之下。

　　（四）、紅四方面軍渡河期間張國燾路線的影響

　　在紅四方面軍渡河期間，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堅持的東進路線和張國燾主張的西退路線進行了尖銳的斗爭，那么這兩條路線的斗爭又是如何體現出來的呢?

　　根據以上我們對檔案文獻資料的考察，下面我們再來進一步分析紅四方面軍渡河期間張國燾路線的影響。

　　1、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堅持的東進路線與張國燾主張的西退路線的斗爭及張國燾西退路線對紅四方面軍渡河部隊的影響。

　　由以上分析我們看到，張國燾不論是消極對待中央擊破南敵的方針，還是主張河東紅一方面軍占領定遠營，實際上潛藏著紅四方面軍向西退卻的玄機。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主張的東進路線認為紅軍主力必須向東發展，但是不排除在適宜條件下派出一個支隊向河西進軍。這是長征期間毛兒蓋會議決議中關于東進路線的內容。[85]這個內容不論是張國燾還是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都是知道的。因而從東進路線的要求出發，在紅四方面軍一部西渡黃河的條件下，從邏輯上來講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應該知道中央是不會再同意河東部隊西渡黃河的，但是我們卻看到不論張國燾還是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均不但要求紅四方面軍全軍西渡，甚至流露出紅一、二方面軍西渡的要求，這實際上就是主張紅軍主力向河西進軍，這樣我們就不能不說他們并沒有真正理解中央的東進路線，而是仍然受到西退路線的影響。

　　從十月二十六日徐向前、陳昌浩致朱德、張國燾、彭德懷的電報中可以看到，紅四方面軍五個軍的分布態勢以及本日十七時徐向前、陳昌浩率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過河來看，他們顯然是作好了全軍西渡的準備[86]，隨后得到了張國燾的批準。[87]十月二十七日，徐向前、陳昌浩向張國燾所在的紅軍總部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提出了紅四方面軍全軍西渡的建議[88]，迅速得到張國燾所在的紅軍總部的批準。[89]這個時候，在貫徹執行中央擊破南敵的方針以及實施海打戰役方面，張國燾所在的紅軍總部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雖然曾一度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保持了一致，[90]但是最終還是被張國燾所破壞，沒有能夠貫徹落實到底。[91]究其原因，盡管有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及紅軍總部的朱德、彭德懷、林育英等人的斗爭，也有毛澤東要求彭德懷“全戰役須掌握在你一人手里”的命令，[92]但是鑒于當時張國燾對紅四方面軍有著無與倫比的影響力，同時張國燾的西退路線在紅四方面軍高級干部中仍然存在著重要影響，因而最終也沒有能夠阻止住張國燾的行動。

　　根據前文的分析，如果不能擊破南敵，阻止住南敵進攻，河東紅軍也有可能被逼著西渡黃河。一旦紅軍主力西渡，在國民黨軍隊的進攻下，河東乃至陜北根據地的鞏固就會面臨極大風險，我黨就可能失去河東根據地。如果失去了河東根據地，國民黨軍隊再沿河布防，我黨領導的革命力量就會被限于河西，這樣黨的工作重心也就轉向河西。而河西地區經濟、人口、民情、地理環境的局限，又會使黨和紅軍力量的發展受到極大限制。這樣就不僅使我黨遠離抗日戰爭的前線，難以承擔起抗日戰爭的領導重任，為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做出貢獻，在政治上處于不利地位，同時也會嚴重制約我黨領導的革命力量的發展，使我黨領導的革命力量在未來抗日戰爭的歲月里難以得到發展壯大。

　　這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堅決反對的。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進行寧夏戰役的目的是為了鞏固而不是放棄河東根據地，這是進行寧夏戰役的基礎。正是這樣，才在《十月作戰綱領》中要求紅二方面軍全部和紅四方面軍兩個軍用來抗擊南敵。在南敵快速推進下中央又確立了擊破南敵的方針，指出擊破南敵，停止南敵進攻是進行寧夏戰役的必要條件。這不僅是為了執行寧夏戰役計劃軍事上的要求，同時更是處于保護河東根據地的需要，以防止國民黨軍占領河東，使我黨領導的革命力量局限于河西而失去發展前途，為我黨領導的革命力量能夠隨時向東發展創造的必要條件。這是貫徹執行黨的東進路線的必然要求。

　　這樣我們就看到，面對南敵的猖狂進攻，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采取了不同的方針。一個主張擊破南敵，一個主張西渡，避開敵人。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還是由于他們對河東敵我力量對比及河東河西在我黨領導的革命力量發展過程中的不同作用的認識的分歧所致。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認為，根據河東敵我力量的對比狀況，只要我軍集中必要的兵力，利用敵軍銳進，創造有利的戰機，是可以給予南敵以殲滅性打擊，停止南敵進攻的。同時，鑒于河東河西經濟、人口、民情、地理環境的巨大差異，導致河東河西在我黨領導的革命力量發展中的不同作用，只有占領河東，向東發展，才能不僅使我黨領導的革命力量獲得廣闊的發展空間，同時還可以承擔起抗日戰爭的領導重任，使我黨在政治上處于有利態勢，這樣不僅有利于我黨領導的革命力量的迅速發展，而且也會極大地推動民族解放戰爭的進程。因而只有擊破南敵，停止南敵進攻，防止南北兩敵打通，才能保持河東根據地在我手中，為寧夏戰役的實施創造必要條件。

　　而張國燾的西退路線則不僅沒有認識到河東河西在我黨領導的革命力量發展中的不同作用，而且認為經過長征以后紅軍力量遭到嚴重消弱，因而紅軍主力應該向河西的甘肅、青海地區西退，以保全革命力量。這樣在南敵的猖狂進攻下，他認為依靠河東我軍的力量是難以擊破敵人，停止南敵進攻的。因而他主張河東紅軍西渡黃河在獲得蘇聯援助后，再返回頭來擊破敵人。[93]這樣張國燾就將戰勝敵人的希望寄托在蘇聯援助上。這種不是依靠自我力量卻將戰勝敵人的希望寄托在獲得蘇聯援助上的行為是非常危險的。因為蘇聯援助一旦不能及時獲得，就會給紅軍的發展帶來災難性的后果。這反映出張國燾不僅在與河東國民黨軍作戰上信心不足，而且也缺乏在河東建立根據地的堅定信念。

　　面對南敵的猖狂進攻，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確立了擊破南敵的方針，主張給南敵以殲滅性打擊，而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卻主張退卻，西渡黃河，而將與南敵作戰的任務留給河東的紅一、二方面軍，這顯然是與國民黨軍作戰及在河東建立根據地信心不足的表現。

　　這樣我們就看到在擊破南敵問題上的分歧實際上反映出紅四方面軍是與紅一方面軍共同執行寧夏戰役計劃，還是單獨向西退卻，而從性質上則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執行的東進路線和張國燾西退路線的斗爭。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命令紅四方面軍消極對待中央擊破南敵的方針，急速渡河，是在張國燾西退路線影響下的行動。

　　2、在紅四方面軍渡河期間張國燾路線中的軍閥主義因素的影響。

　　我們通過考察發現，張國燾路線中軍閥主義的影響在紅四方面軍西渡期間與紅四方面軍南下期間是有著重大不同的。紅四方面軍南下期間張國燾路線中軍閥主義的影響，不僅表現在張國燾公然違背中央政治局北上方針，擅自率軍南下，而且更表現在張國燾竟然另立“中央”，分裂黨。這樣就將張國燾路線中的軍閥主義行為推向高峰。而在紅四方面軍渡河期間，張國燾是在名義上承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領導地位的前提下，盡管采取了不少違背中央指示的行動，但他還是希望自己采取的行動能夠獲得中央的認可，以使自己的行動披上“合法”性的外衣。這個時候，張國燾路線中軍閥主義的影響集中體現在紅四方面軍多次違背中央指示所表現出來的獨立性方面。這也在客觀上說明當時紅四方面軍尚未置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絕對領導之下。這是我們在研究過程中應該注意到的。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根據南敵迅速推進對實施寧夏戰役構成的嚴重威脅，確立了擊破南敵的方針，但張國燾卻消極對待中央擊破南敵的方針，“始終不愿執行命令”。[94]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要求以紅九軍為中心的紅四方面軍三個軍留在河東，可是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卻置中央的命令于不顧，仍然要紅九軍渡河。在中央得悉紅九軍已經開始渡河的既成事實后，才不得不同意了紅九軍的渡河行動。

　　后來紅三十一軍也是在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的一再要求下，中央才不得不同意渡河的。不過是由于實施海打戰役的需要，在朱德、林育英、彭德懷等人的堅持下，已經渡河的紅三十一軍先頭部隊才又返回河東。但是在海打戰役實施的關健時刻，張國燾又命令紅四軍、紅三十一軍撤離陣地，造成海打戰役流產，致使河東紅軍失去擊破南敵的良機。[95]

　　在紅九軍渡河后，中央要求紅四方面軍河東三個軍與紅二方面軍集中兵力擊破南敵，而紅五軍則是在尚未擊破南敵，又未經中央批準的情況下渡過了黃河。

　　在南敵進攻之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確立擊破南敵的方針后，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還曾提出紅四方面軍全軍西渡的要求，這不僅是消極執行中央擊破南敵的方針，而且也違背了中央《十月作戰綱領》(即寧夏戰役計劃)中關于紅四方面軍兵力部署的規定。[96]

　　由此我們看到在紅四方面軍渡河過程中，張國燾雖然多次違背中央的命令和指示，確實存在著獨立性的傾向，但在形式上又是置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領導之下進行的(也就是他們的行動力圖獲得中央的同意或認可)。這種獨立性是張國燾軍閥主義的變種，又與張國燾南下時的軍閥主義有著重大區別。

　　由以上的分析我們看到，在紅四方面軍渡河問題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存在著嚴重斗爭。這種斗爭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在維護中央東進路線的前提下，處于團結張國燾的目的，實行了靈活的斗爭策略，同時張國燾也在形式上承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領導地位的基礎上進行的。在紅四方面軍渡河及調動問題上，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起著主導性的作用，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則是處于從屬地位。這種斗爭具有路線斗爭的性質，但是又與張國燾南下有著重大區別(形式上置于中央的領導之下)。

　　這樣我們從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與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在紅四方面軍渡河期間斗爭的整個歷程來看，從他們對紅四方面軍渡河期間的不同影響來分析，我們不能不說張國燾路線對紅四方面軍的行動起著決定性作用，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對紅四方面軍的行動雖然起著重要作用，卻難以制約張國燾路線對紅四方面軍的影響，從大局計有時還不得不做出必要的讓步。這樣我們看到盡管紅四方面軍的行動違背了中央的東進路線和擊破南敵的方針，中央也竭力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但是最終也沒有阻止住紅四方面軍的渡河形動，導致了紅西路軍的形成。

全文詳見：

碧血黃沙 白骨青山——關于紅西路軍問題的歷史考察暨紅西路軍失敗七十五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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