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博:關于猶太人的幾個歷史常識(四)

　　桑博：關于猶太人的幾個歷史常識(四)

　　作者:桑博

　　西奧多-赫茨爾：“我已有權利成為最堅定的反猶主義者”

　　西奧多-赫茨爾是誰?政治猶太復國主義思想體系的創始人，也就是以色列“復國”的理論奠基者。今天被認為是近代史上“猶太民族”的先知人物。

　　什么叫“反猶主義”?簡單地說就是：仇恨猶太人或猶太教的思想和行為。

　　那么，一個猶太人國家的理論國父、先知人物，又怎么會自認為“最堅定的反猶主義者”?這聽上去的確不可思議。但這確實是赫茨爾本人對一名質疑他的復國理論的猶太人的回答。事實上赫茨爾也并沒有說假話，就“反猶主義”的定義指向而言，他確實是一名最堅定的反猶主義者。

　　赫茨爾自認他是一個反猶主義者——這本身是符合邏輯的，理解起來也并不困難，但在今天討論這個問題，很容易被誣為“反猶主義勢力”對猶太先知人物的抹黑。因此本文只列舉一部分相關歷史事實，不作評論。

　　之所以說理解這個問題并不困難，是因為：只要認真閱讀了本文上一節關于政治猶太復國主義學說的簡介，注意到它的起源背景，厘清了它與歐洲種族主義、殖民主義思想之間的師承關系，特別是理解了它對猶太教的“連根鏟除”(馬丁-布伯爾語)的破壞作用，就不難理解這一學說的創始人為什么要以“成為最堅定的反猶主義者”為榮。

　　就宗教信仰而言，西奧多-赫茨爾是一名不可知論者，他并不是一個虔誠的猶太教徒。赫茨爾感興趣的是“民族”和政治，而不在宗教。為了讓人們接受他的“猶太人是一個民族”的新理論，他甚至激烈反對那些把猶太教看作一個宗教的猶太人。就思想淵源而言，19世紀——需要再強調一遍：19世紀是歐洲民族主義學說興盛、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時期，并在當時的德國表現尤為嚴重——的歐洲，彌漫著西方民族主義和殖民主義空氣，這對于受日耳曼教育的赫茨爾構思他的政治猶太復國主義理論，產生了相當重要的影響。

　　殖民主義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從事海外“開發”活動，不必重視當地居民。在殖民者的眼里，任何一塊被他們“發現”的新大陸，都只是一片充滿上帝所賜財富的“空地”。因此，當赫茨爾的政治猶太復國主義學說構思完成之后，他所需要的，只是一塊這樣的“空地”，來實現他雄心勃勃的“復國”計劃。而當時擺在赫茨爾面前的，是一個多項選擇——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曾有過到許多其他國家去建國的計劃：例如1897年，巴倫-赫希曾建議他去阿根廷實施建國計劃;1901年至1902年，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提出去塞浦路斯建國;1902年提出去西奈地區的計劃;1903年至1904年英國政府曾建議赫茨爾去烏干達……但赫茨爾最終瞄準了巴勒斯坦作為他的目標。

　　選擇巴勒斯坦作為“復國”計劃的“空地”，足見赫茨爾非凡的戰略目光。同時也讓我們更加清晰地看到了政治猶太復國主義的本質：巴勒斯坦地處亞歐非三大洲的匯合處，被稱為“世界的十字路口”，自古以來是亞歐各大帝國的必爭之地，從拜占庭帝國與波斯帝國數百年的拉鋸、綿延兩百年之久的十字軍東征、直到近代歐洲殖民列強在中東地區的角力，無不圍繞著新月地帶的心臟巴勒斯坦而展開。當時，威廉二世打算修建一條從柏林經伊斯坦布爾到達巴格達的鐵路，俄國從未放棄過控制地中海通道的野心，英國已經控制了經蘇伊士運河通向印度的水路以及海灣油田。

　　——赫茨爾所瞄準的，正是當時歐洲列強對巴勒斯坦地區的殖民野心。因為他深知：一個強行植入的以色列國，在未來不可能孤立地在中東存活下去，除非通過某種手段將未來的以色列國與西方殖民主義的利益牢牢捆綁為一體。所以他要孤注一擲，利用歐洲殖民列強對巴勒斯坦的野心，作為與它們之間進行交易的籌碼。

　　對此，赫茨爾在他的《猶太國》一書中絲毫未加掩飾：“我們要為歐洲筑起一道防御亞洲的墻。我們將成為保護文明不受野蠻人攻擊的前衛戰士。”

　　對于西奧多-赫茨爾的“復國”計劃的殖民主義性質，可以通過下面的事實得到確認：他在1897年瑞士的巴賽爾大會上宣布，要建立政治上的而非精神上的猶太復國主義。這種主張顯然是從英國的殖民公司那里學來的。赫茨爾把英國當時最大的殖民者塞西爾?羅茲作為最好的學習榜樣和最權威的咨詢對象，他于1902年1月11日專門寫信向正在南非推行殖民計劃的塞西爾?羅茲征詢意見、尋求支持：“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向您講清一件與您無關的事情，但這件事與殖民主義有關。我所希望您做的就是——請您告訴您的同伴們說：‘我(羅茲)已經審閱過這項計劃了，我認為它是正確的、可行的。’”赫茨爾自己也曾說過，他的綱領是“殖民主義類型的”。

　　赫茨爾所要做的事情有兩件：第一件是號召身處歐洲種族主義歧視迫害下的猶太人，支持他本人并不相信的“上帝許諾建立一個以色列國”的《舊約》神話，利用猶太民族主義者的情緒，來推動他所發動的“復國”運動;更重要的是第二件，他要積極尋求歐洲殖民主義、特別是反猶主義勢力的支持，借助強大的外部力量，來實現他的“復國”夢想。

　　在1895年的日記中，赫茨爾寫道：“我準備對德國人說：算了吧，讓我們走吧——我們和你們是完全不同的。他們阻止我們與當地人融合，我們也不打算而且也不可能同他們融合。”

　　在1896年3月4日，赫茨爾曾說過這樣的話：“這些天，我的最好的支持者就是反猶主義者。”(見猶太復國主義作家艾-邵拉基《赫茨爾的生平》一書)

　　在談到猶太人的出路時，赫茨爾指出：“反猶主義者是有道理的，是對的。但我們不必妒忌他們，因為我們也將是幸運的。”

　　為了推動他所設計的“復國”運動，赫茨爾不惜跟最兇惡的反猶主義者交涉，并投其所好：沙皇俄國的財政大臣當面對赫茨爾說：“我曾向阿列克塞三世陛下建議：‘如果能把600萬猶太人淹死在黑海，這對于我們來說是一件極為滿意的事情。’”赫茨爾依然向對方乞求：“我們期待俄國政府的鼓勵。”這位財政大臣則回答他：“我們已經對住在俄國的猶太人離開俄國給予足夠的‘鼓勵’了!”赫茨爾說：“當我宣布我們要組成一個獨特的民族時，我的同伴們會說我是在走反猶主義道路。”

　　臭名昭著的反猶太主義者、沙皇俄國內務部長勃里夫，是1903年4月發生的“柯奇尼夫屠殺猶太人”事件的策劃者和劊子手之一。當年5月，赫茨爾在給勃里夫的信中向他建議：政治猶太復國主義者手中握有能夠避免發生革命行動而直接解決猶太人問題的妙策。信中稱：“在柯奇尼夫事件后，這個妙策對年輕的猶太人來說，將是十分有吸引力的。”同年8月，赫茨爾與勃里夫會談時，要求對方起草并簽署一封信件，支持自己的“復國”計劃。勃里夫簽發了這一信件，并表示支持能使猶太人離開俄國的政治猶太復國主義方案，但不允許在俄國發展猶太民族勢力。赫茨爾對這個文件感激涕零。在另一次，他又呼吁和請求勃里夫把該文件的內容透露給奧斯曼土耳其蘇丹。這樣一來，赫茨爾就可以向蘇丹請求，讓猶太人進入巴勒斯坦。就在當年，即1903年，在他的朋友還顧慮重重的情況下，赫茨爾就迫不及待地在猶太復國主義大會上公布了信件的內容。

　　為了得到各國反猶主義勢力對其“復國”計劃的贊同和支持，赫茨爾采取了針對不同的談判對手使用不同的語氣、方式來游說他們。只要能促使對方認識到：如果誰不給猶太人遷移以方便，那么猶太人在所在國是危險的。例如在倫敦，赫茨爾聲稱：政治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方案，能夠“消除一場將由猶太人發動的、其后果不堪設想的革命……”此外，赫茨爾還用同樣的方式與德國外長馮比洛、德皇威廉二世、俄國內務部長勃里夫、沙皇尼古拉二世等人談判。

　　早在1896年，赫茨爾的《猶太國》一書出版之前，一名獲悉了他的“復國”方案的猶太人聲稱：“赫茨爾將會給猶太人帶來一場巨大的災難!”企圖刺殺他。對此，赫茨爾斷然回應：“我已有權利成為最堅定的反猶主義者。”

　　因為此刻他已經清醒地意識到：政治猶太復國主義方案的實施，離不開反猶主義勢力的配合。因此，他公開宣揚：“反猶主義者，將成為我們堅定的朋友。奉行反猶主義政策的國家，勢必將成為我們的盟友。”

　　僅僅與反猶主義勢力結盟，并不足以說明赫茨爾對反猶主義的貢獻。事實上，他進一步推動了當時盛行于歐洲的反猶主義潮流，豐富和發展了反猶主義思想。為了贏得猶太富商們對政治猶太復國主義方案的支持，赫茨爾曾以向各個猶太人所在國散布“猶太人威脅論”的方式，發動了一場針對猶太富商們的訛詐運動。例如1902年，在贏得英國猶太商人羅斯柴爾德的支持之前，他組織了“反羅斯柴爾德家族運動”，宣稱“羅斯柴爾德家族”如同大海里的章魚，將其觸角伸進了各個角落，構成了對世界的威脅。對于這種散布“猶太人威脅論”、煽動反猶主義情緒的作法，赫茨爾在其日記中提出了一系列行動提綱，并對外作了客觀的解釋。

　　當越來越多的猶太人領袖擔憂赫茨爾這樣干，會使猶太人居住國對猶太人的忠誠度發生懷疑、從而給猶太人帶來更大的壓力時，他們向赫茨爾提出了抗議。為回答這一抗議，并進一步散布猶太人在居住國里總是“外人”的思想，赫茨爾寫道：“在英國，愛國主義的主要保衛者，是倫敦的德籍猶太法學博士阿德拉爾;普魯士的愛國主義的主要衛士，是柏林的猶太法學博士米布姆(匈牙利人)。最近，布魯塞爾的猶太法學博士布魯赫加入了比利時人反對米布姆的行列。根據他的名字‘布魯赫’，可以斷定他既不是弗萊明人，也不是沃龍人。”——羅杰-格魯迪對此評論道：“即使那些最敵視猶太民眾的人，也不會說出比這更過分的話。”

　　赫茨爾清楚地知道：他的理論將猶太人捏造成一個民族——使之喪失了宗教信仰的特性而具有了民族特性之后，再指望通過一場“重返圣地錫安山”的宗教運動、來推動各國的猶太人“重返”巴勒斯坦的力量微乎其微。所以，他和他的追隨者們不得不提倡一種“跨越國界的民族主義”，宣傳猶太人在各個居住國里，都是異族，是“永遠的陌生人”，以此為反猶主義思想提供營養;在另一面，又用“反迫害運動”來鼓動猶太人“重返”巴勒斯坦。——這種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策略，說明了赫茨爾為什么不但不以反猶主義為患，反而鼓勵、推動反猶主義運動的理由。

　　西奧多-赫茨爾死于1904年7月。同年10月，《猶太季刊》雜志登載了英國學者盧西恩-沃爾夫針對反猶主義和政治猶太復國主義宣傳的調查結果。他總結道：“盡管融合還存在不少問題，但是組織起來的反猶主義勢頭，日趨削弱了。……但政治猶太復國主義的宣傳，將會給反猶主義運動補充新的活力。如果沒有這種宣傳，那么反猶主義就會繼續削弱下去。”這篇調查報告的結尾指出：“政治猶太復國主義最突出的危害，就在于它是反猶主義長期的、天然的盟友，并為它提供了強有力的辯辭。”

　　對于赫茨爾所采取的作法，奧地利議會議長約翰-舒洛莫斯基在給赫茨爾的信中說：“如果你們所提倡的，意在鼓勵反猶主義運動，那么你可能會如愿以償。我完全相信，在這樣的宣傳下，反猶主義會得到發展，也相信你會最終把猶太人引入血腥的大屠殺之中。”

　　赫茨爾死后，他的遺囑執行人認為，最好不要把他的日記全文發表。但是，在1922年和1923年，他的全部日記被合訂成3本小冊子出版了。赫茨爾日記的出版，連非常懷念赫茨爾的奧地利作家約瑟塞繆爾-伯勞克都感到可怕：“赫茨爾給羅斯柴爾德和赫熙伯爵的書信，以及他關于猶太人是隱藏在居住國的造反者和革命者的說法，足以毀掉猶太人民。赫茨爾給猶太人的敵人提供了‘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方法’，并為他們在這方面開辟了一條未來的實踐之路。他的日記真是個可怕的東西。”

　　——這一擔憂很快就被驗證了：1933年至1945年間，在德意志第三帝國所發生的、眾所周知的事情，客觀地說，背后不乏西奧多-赫茨爾及其追隨者們的竭力推動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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