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河南接連遭到嚴重的旱災和蝗災，使河南中部、南部一帶赤地千里，大部分莊稼絕收。當時駐扎在河南的湯恩伯在大災之年仍不顧百姓死活，大事征收所謂的“湯糧”，弄得百姓流離失所、人盡相食。有人估計，大約有三百萬人被餓死，占當時河南人口的十分之一。當時有民謠一則︰“河南四荒，水旱蝗湯”，其中的“湯”就是指湯恩伯。
《大公報》記者張高峰進行實地調查采訪，寫成一篇6000字的報道——《饑餓的河南》，發表在1943年2月1日的《大公報》。他憤怒地指出:“災旱的河南，吃樹皮的人民，直到今天還忙著納糧!”
次日，社長王蕓生親自撰寫社評《看重慶，念中原!》，將矛頭直指當政者。他將逼災民納糧的官員比作“石壕吏”，提并出質問:中央宣稱的賑災款項為何遲遲未能到位?政府既然可以“無條件征發一切物資來分配分售”，為何不征發既得利益集團資產用于救災，卻對災民敲骨吸髓“照納國課”?
這兩篇文章惹得蔣介石勃然大怒。2月2日晚，他下令《大公報》停刊三天。3月初，尚在河南的張高峰被國民黨豫西警備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訊。
一個親蔣的美國記者白修德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來到河南實地采訪，饑荒地區人相食、賣兒女、餓殍滿地的慘像讓他感到萬分震驚和心痛。他發現，軍隊征走了農民的所有糧食，倉庫里堆滿了吃空額剩余的糧食，軍官們通過黑市倒賣這些糧食中飽私囊。教會和清廉的官員，卻要花高價從黑市上買來糧食用于賑災。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的報道《等待收成》刊發在美國《時代》周刊。返渝后，白修德見到了蔣介石，但蔣介石“臉上帶著明顯的厭煩神情聽我講述”。他把災民紛紛餓死的慘狀、官員們征稅和敲詐勒索的丑行告訴蔣介石。蔣介石一開始對此矢口否認，但當白修德拿出大量現場照片后，“總司令的腿開始輕輕抖了一下，有點神經質地抽搐。”
蔣介石問了照片的來歷，又詢問了很多官員的名字，還拿本子和毛筆記了下來，表現出要整頓這件事的決心。20分鐘后，白修德被送出了總統官邸。后來，“的確有人受到處分彈劾甚至掉腦袋了”，不過掉腦袋的不是他的愛將湯恩伯，而是洛陽電報局那個將白修德的文章發往美國的發報員。
1944年春夏之交。侵華日軍發動“一號作戰”，欲打通直通華南和東南亞的大走廊。在歷時38天的奪取河南戰略要地的戰斗中，日軍僅用5萬余人的兵力，就打垮了湯恩伯指揮的40萬人的國軍，豫中30多個縣城被日軍占領。
湯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時，“歷史性一幕”(白修德語)發生了:豫西山地的農民舉著獵槍、菜刀、鐵耙，到處截擊這些散兵游勇，后來甚至整連整連的解除他們的武裝，繳獲他們的槍支、彈藥、高射炮、無線電臺，甚至槍殺、活埋國民黨官兵。5萬多國軍士兵，就這樣被深受湯軍之害的河南民眾消滅。河南地主組織的民團也參加了襲擊，這表明國民黨蔣介石的暴政也損害了地主階級的利益，支持他的只有一小撮比日寇和漢奸還壞的的民族敗類。
60多年之后，這樣的獨夫民賊居然還有人崇拜，中國的民族敗類難道死不絕嗎?
河南一戰，日軍繳獲了湯恩伯部大量食品物資，僅面粉便存有100萬袋，足夠20萬軍隊一年之用。
這時的日本侵略者已經知道要征服中國單靠武力是不行的了，他們竟然用繳獲的糧食賑起了災。不管日軍賑災的動機有多復雜，這個對比都說明，把蔣介石說成是法西斯，對于他是一種拔高——他沒有德國和日本法西斯的強國本領，在對本國人民的殘忍上卻比侵略戰爭末期異國的法西斯有過之無不及。“寧愿日軍來燒殺，不愿湯軍來駐扎。”便是河南人民對你的蔣公及其爪牙湯恩伯的血淚控訴。白修德說:“如果我是一個河南農民，我也會被迫像他們一年后所做的那樣，站在日本人一邊并且幫助日本人對付他們自己的中國軍隊。我也會像他們在1948年所做的那樣，站在不斷獲勝的共產黨一邊。”
淮海戰役中，華野和中野以60萬人的部隊消滅了國民黨80萬軍隊，但淮海戰役支前的民工有543萬人，其中常備民工22萬人，二線轉運民工130萬人，后方臨時民工391萬人。他們不止是運輸隊，還是擔架隊、衛生隊、預備役部隊。數以萬計的支前隊伍冒風雪，忍饑寒，翻山涉水，運輸糧食和其他軍需品。他們自己吃“三紅”(紅高梁、紅胡蘿卜、紅辣椒)，省下小米、白面供應部隊。這些事實有力地說明，打倒蔣家王朝是人民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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