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近現代社會史的研究逐漸升溫，自然也影響到中共黨史界，各種與中共有關的社會問題，備受學者青睞。研究中共黨史，不能繞開中共領袖人物。近年來中共領袖人物思想生平的研究取得不少成果，其中尤以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為最，本文特就當前毛澤東研究若干問題研究現狀作一綜述。
有不少學者考察了青年時代毛澤東的思想生平。彭大成指出，毛澤東在湖南一師學習期間，楊昌濟的英才思想對毛澤東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楊昌濟提倡創新學說，崇尚大公無私的高尚品德、特立獨行的性格和堅毅不拔的意志等。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教育下，毛澤東青年時代的理想、人格、斗爭才華以及哲學思維逐漸形成。(彭大成：《楊昌濟的英才思想及其對毛澤東的影響》，《中共黨史研究》2008年第5期。)在鄭林華看來，青年時代的毛澤東還深受傳統文化中墨家思想的影響。他從小就接觸反映墨家思想的《水滸傳》等文學作品，使自己具有同情農民，尊重和倡導體力勞動，提倡節儉的思想。事實上，深受墨家思想影響的老一輩革命者，不止毛澤東一人，還有蔡和森等。(鄭林華：《毛澤東和黨的其他早期領導人與墨家思想略論》，《黨的文獻》2009年第3期。)
關于毛澤東沒有赴法勤工儉學的原因，楊曉偉認為，從歷史邏輯來看，并非某一個單純原因在起作用，而是幾大深層原因綜合作用的結果，主要反映為：毛澤東主張先研究中國文化和國情再出國，打好本國文化基礎;新民學會為了合理配置人才做了理性分工;蘇俄成為當時毛澤東留學的新目標;毛澤東此時正投身于火熱的社會運動和實踐，無暇出國。(楊曉偉：《毛澤東未赴法勤工儉學原因再探》，《黨的文獻》2011年第6期。)
毛澤東何時入黨?這個在一般人看來已不成問題的問題，又引起了學者們的研究興趣。陳述認為，完全可以相信“中共一大前湖南(長沙)有共產黨組織，毛澤東又是湖南共產黨組織的發起人和領導者，所以說毛澤東1920年入黨絕不是‘孤證’”。(陳述：《對質疑毛澤東的入黨時間是一九二〇年的回答》，《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10期。)李永春通過考察1920年10月至11月的“長沙學術講演會”，提出此間的活動和見聞成為促使毛澤東思想轉變的一次重要契機。他一方面受到蔡元培、章太炎等許多名人推動的新思潮新學術的熏陶，另一方面揚棄了羅素的思想主張，選擇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李永春：《毛澤東與1920年長沙學術講演會》，《黨的文獻》2010年第5期。)
在向馬克思主義轉變的過程中，毛澤東關于群眾運動的理論和實踐發生了三次大的轉變。首先，通過俄國十月革命，青年毛澤東初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其次，通過領導湖南農民運動和井岡山武裝割據，他開始將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再次，到蘇區建設時，毛澤東提出了以群眾運動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出發點。(譚獻民：《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關于群眾運動的理論與實踐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2期。)
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毛澤東特別注重從實際出發制定策略。秋收起義中，毛澤東提出了中國共產黨應該走自己道路的主張。他認為既然國共合作已不存在，中共就沒有必要樹立國民黨的旗幟，為了更好地領導革命獲得民眾的支持，必須廢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建立工農兵代表蘇維埃，武裝奪取政權和在革命基礎好的地方進行局部暴動，不能冒險做無謂的犧牲。(蔣伯英：《毛澤東與中共中央關于秋收起義若干重大問題的分歧與爭論》，《黨史研究與教學》2008 年第3 期。)古田會議前后，毛澤東根據主客觀形勢，再次改變了革命斗爭的戰略和策略。在紅軍自身建設方面，實現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而在革命道路上，由“工農武裝割據”轉向“農村包圍城市”。(蔣伯英：《古田會議前后毛澤東關于中國革命三個重大理論問題的轉變》，《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12期。)石仲泉認為，1932年毛澤東親臨指揮的漳州戰役，對周恩來也產生了重要影響。攻打贛州受挫與攻取漳州勝利，使周恩來對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才能更加敬佩。從某種意義上說，漳州戰役的勝利是毛澤東、周恩來雙星定位的歷史起點，影響了兩位偉人一生的合作關系。(石仲泉：《漳州戰役是毛澤東、周恩來雙星定位的歷史起點》，《黨的文獻》2012年第4期。)
對于毛澤東的核心地位是如何確立的這個問題，廖心文認為從遵義會議到中共七大，前后歷經十年時間，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解決了紅軍的軍事路線和軍事領導問題，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和紅軍中的實際領導地位;1938年9月至11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線，進一步從組織路線上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1942年至1945年開展的延安整風學習運動，解決了黨內思想路線問題，為確定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最終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奠定了重要基礎;在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上，毛澤東思想寫入黨章，標志著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真正建立起來。(廖心文：《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形成過程研究——兼談毛澤東的核心地位是怎樣確立的》，《黨的文獻》2012年第1期。)
長期以來，有一種議論認為，毛澤東重視發展實力輕視抗日。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并非如此。比如，頗受爭議的平型關戰役，實際上是毛澤東親自批準、同意打的，認為此戰役違背了毛澤東提出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思想，是沒有根據的。(黃允升：《毛澤東批準打平型關戰役》，《黨的文獻》2010年第1期。)再如，毛澤東一直重視東北抗日聯軍的斗爭。他多次對東北抗聯作出重要批示，高度評價抗聯領導人，不斷總結東北抗聯的斗爭經驗，并在與東北抗聯失去聯系時做了妥善部署。而東北抗聯及其領導人也在極其困難條件下，盡最大可能學習黨中央的方針和政策，把毛澤東思想同抗日實踐結合起來。(尚金州：《毛澤東與東北抗日聯軍》，《黨的文獻》2010年第1期。)
毛澤東總是根據變化的形勢調整決策，在后來指揮淮海戰役中，也有充分體現。(于化庭：《毛澤東在指導淮海戰役期間的重大決策變化》，《中共黨史研究》2008年第6期。)占善欽認為，毛澤東對解放戰爭“兩條戰線”的論斷，盡管前后表述有些不同，但概括起來說，這“兩條戰線”就是“解放區和蔣管區的人民運動”。其中，解放區人民運動的標志是人民解放軍的勝利，蔣管區人民運動的標志是學生運動。毛澤東關于解放戰爭“兩條戰線”的論斷，對指導全黨認清解放戰爭期間的復雜形勢，引導和推動解放戰爭走向勝利有著重要意義。(占善欽：《毛澤東關于解放戰爭“兩條戰線”問題的論斷解析》，《黨的文獻》2012年第4期。)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么人)學經濟工作。”(參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1481頁。)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頭幾年的經濟工作中發揮了最主要的作用。只是后來的實踐表明，毛澤東決心要學會的“經濟工作”并不是很成功。
需要指出的是，在曲折的經濟建設過程中，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進行了許多有益探索，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從最初“走蘇聯的路”到“以蘇為鑒”走自己的路，從“超英趕美”到“兩步走”，從工業化到四個現代化，毛澤東一直在試圖找到合適的發展道路和方案。(劉洪森、田克勤：《毛澤東社會主義建設趕超戰略探析》，《黨的文獻》2009年第4期。)“大躍進”時期，對高指標和浮夸風，毛澤東反復強調要“留有余地”，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在這一時期復雜的思緒脈絡。“大躍進”反復直到結束階段，毛澤東把對“留有余地”的思考，進一步放到了掌握工作主動權、提高全黨領導國家經濟建設水平的戰略高度，體現出他在認識上的更上層樓;“大躍進”運動結束后，仍持續不斷地講“留有余地”，反映出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速度和建設規律的深入思考和探索。(王香平：《對毛澤東“大躍進”時期提倡“留有余地”的幾點分析》，《黨的文獻》2012年第3期。)盡管毛澤東在經濟上的抉擇有失誤，但是，毛澤東所做的一切經濟努力，是為了“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他曾強調，幫助群眾發展生產、不斷增加物質利益是黨的根本任務。(張積毅：《“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毛澤東關于為人民謀利益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黨的文獻》2009年第4期。)毛澤東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提出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關系、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的關系、自力更生和對外交流的關系、生產和生活的關系、統一意志和生動活潑的關系等，深刻影響了新中國的歷史進程。(逄先知：《毛澤東關于建設社會主義的一些思路和構想》，《黨的文獻》2010年第6期。)
除了經濟工作，毛澤東還提出過社會主義民主改革的構想，包括擴大民主生活、改革黨內領導制度等。(劉建武：《毛澤東的探索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孕育》，《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12期。)比如，他改革了中央領導機構，增設黨的副主席、總書記職位，設想建立“科學中央”和實行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醞釀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盡管這些探索并未很好地堅持下去，但其努力的方向為新時期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理論上的先導。(王欽雙：《八大前后毛澤東關于加強和改進中央領導體制的若干思考與實踐》，《黨的文獻》2010年第4期。)毛澤東一直重視發揮集體領導的作用，強調黨委負責制，要求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相結合，發揮黨的各級代表大會作用，但是，他本人執行得并不好。(謝撼瀾：《毛澤東關于集體領導的思想探析》，《黨的文獻》2008年第4期。)比如，他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式上與劉少奇等人發生分歧時，仍然一意孤行。(沈志華：《一九五七年整風運動是如何開始的》，《中共黨史研究》2008年第6期。)這說明，毛澤東本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也存在著理論和實踐上的反差問題。蔣積偉認為，如果毛澤東能夠按照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一偉大的探索路徑走下去，必然會結出豐碩的成果。令人遺憾的是，這一理論在后來的實踐中被放棄，走上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道路，在探索中犯了嚴重錯誤，造成嚴重后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毛澤東“繼續過渡”的訴求使其在社會主要矛盾等問題上的認識發生動搖，是一個重要因素。(蔣積偉：《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理論與實踐反差原因新探》，《黨的文獻》2010年第3期。)
在領導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毛澤東一直高度重視文化建設。費虹寰通過考察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關于“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等思想，發現其本質是在確立毛澤東思想對中國革命指導地位的目標下，以規范革命文藝發展方向的形式，改造知識分子文藝家的小資產階級屬性，使其徹底“無產階級化”，造就黨的“有機知識分子”，進而奪取中國革命的“文化領導權”，并以其為中介，宣傳、教育和組織人民，接受和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造就取得全國革命勝利的政治基礎。(費虹寰：《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與“文化領導權”問題》，《黨的文獻》2011年第6期。)
抗戰時期，毛澤東曾一度提出文字改革的方案，并對中國共產黨人倡導的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給予了支持。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繼續對文字改革傾注了大量心血，推動了文字改革的順利進行。(王愛云：《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文字改革》，《黨的文獻》2010年第3期。)受對待傳統文化態度的影響，中醫藥曾一度受輕視和排斥，但是，毛澤東發現這一問題后進行了糾正，他高度評價中醫藥的現實價值，認為中醫藥是中國對世界的一大貢獻，提出要中西醫結合，開展西醫學習中醫運動，并要求整理中醫典籍。(李洪河：《毛澤東關于發展中醫藥的思想和實踐》，《黨的文獻》2008年第5期。)在文化發展方面，更主要的是，毛澤東用心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一方面，根據變化了的社會條件結合對蘇聯哲學的反思，他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精通”和“應用”問題;另一方面，他對民族化的問題進行了理論說明，指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內容;此外，在方法論和認識論方面，就辯證統一規律、真理發展規律等提出了許多新的哲學命題。(袁輝初、彭輝艷：《毛澤東五六十年代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貢獻》，《黨的文獻》2008年第1期。)針對有人誣稱：“《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文章中，由毛澤東執筆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經毛澤東修改的共有十三篇，其余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領導成員，或中共中央辦公廳以及毛澤東的秘書等人起草”的謠言，中央檔案館曾長期負責毛澤東手稿保管工作的齊得平撰文介紹了他受命為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檔案，參加《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部分文稿的校對、鑒別、核實和考訂等情況，用歷史事實批駁了以上謠言。(齊得平：《我所了解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檔案和手稿情況——兼駁所謂〈《毛澤東選集》真相〉》，《黨的文獻》2012年第2期。)
在用心建立一個新中國、一個新社會的過程中，毛澤東并沒有對各地采取千篇一律的方式。比如，對西藏，毛澤東就采取了不同的方式。1949年，在解放了全國大部分領土以后，盡管毛澤東適時地將西藏問題的解決提上日程，但是他并沒有沿用“軍事解決”的慣性思維，而是從西藏問題的特殊性出發，根據國內外形勢的變化，逐步提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這一方針是從西藏實際出發，立足全局，著眼于歷史的長遠發展，充分考量國內外各種政治因素，因時、因地、因勢而做出的，其復雜過程蘊含了毛澤東的政治智慧和軍事韜略。(杜玉芳：《不戰而進：和平解放西藏決策的出臺》，《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11期。)后來，在決策西藏民主改革的過程中，毛澤東同樣因地制宜制定了一系列的策略、步驟和政策，提出了“贖買”、“六年不改”、“穩定發展”的方針。(宋月紅：《毛澤東關于西藏民主改革的認識與決策》，《當代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2期。)值得注意的是，在臺灣問題上，毛澤東、周恩來采取了更為靈活的策略。大致說來，1949年至1955年, 毛澤東、周恩來考慮以戰爭方式解放臺灣;1956年至1976 年, 毛澤東、周恩來更多地考慮以和平方式解放臺灣, 其中從1958 年開始, 加強了防止臺灣分裂工作，為此在國際上始終強調一個中國原則，反對臺灣問題國際化。(熊華源、單勁松：《毛澤東、周恩來對解決臺灣問題的思考和決策》，《黨的文獻》2009年第6期。)
新中國成立后，“不熟習的東西”迅速擺在中共的面前。(參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80頁。)其中，如何從國家的立場上，與外國發生關系，成了毛澤東和中共不得不思考和解決的問題。譬如，在處理與美國、蘇聯的關系上，早在抗戰勝利時，中共原本希望得到美國的援助，但美國對國民黨的熱衷和對中共的冷淡，與斯大林對中共的支持形成鮮明對比(沈志華：《求之不易的會面：中蘇兩黨領導人之間的試探與溝通》，《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09年第1期。)，這最終使得毛澤東決心同蘇聯建立政治聯盟，推行“一邊倒”的中國外交戰略。(沈志華：《從西柏坡到莫斯科:毛澤東宣布向蘇聯“一邊倒”》，《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4期。)在抗美援朝問題上，毛澤東曾一度拒絕出兵朝鮮，而后來根據形勢的發展才改變初衷。(沈志華：《俄國檔案解密毛澤東曾拒絕派出志愿軍援助朝鮮》，《蘭臺世界》2009年第2期。)從20世紀50年代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同外國領導人的談話和所作的外交報告來看，為打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中國的包圍和封鎖，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進行了種種努力，比如與印度建交、與周邊國家開展經濟往來并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確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外交方針等。這些做法對維護國家安全與世界和平發揮了重要作用。(廖心文：《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毛澤東等打破西方封鎖、包圍的決策歷程》，《黨的文獻》2008年第4期。)
為了更好地鞏固中蘇聯盟，在1957年的莫斯科會議上，經毛澤東的提議中蘇發表了共同宣言，推動中蘇同盟關系達到了頂峰。(沈志華：《毛澤東、赫魯曉夫與一九五七年莫斯科會議》，《歷史教學》2008年第6期。)隨著此后國際環境的變化，中蘇關系出現裂縫并由結盟走向惡化，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領導層及時調整了外交策略，同蘇聯進行了控制與反控制、包圍與反包圍的斗爭，提出了“三個世界”、“一條戰線”等新的國際戰略思想。從爭取亞非國家到“聯美抗蘇”，再到鞏固與美日關系、發展與東盟關系，充分體現了中國外交政策的變化。(廖心文：《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毛澤東、鄧小平等打破蘇聯包圍的戰略思想與決策歷程》，《黨的文獻》2010年第6期。)中蘇聯盟的最終破裂是一種必然。在這一同盟形成的過程中，毛澤東同斯大林并未彼此完全信任，而是在不斷相互退讓，之所以這樣，并不是雙方出于意識形態的要求，更多的是時局的無奈選擇。(沈志華：《無奈的選擇: 中蘇同盟建立的曲折歷程( 1944—1950)》，《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6期。)
綜觀近年來關于毛澤東思想生平的研究，有不少進展，諸如研究視角的轉換、研究領域的拓展、新的研究方法的采用等。但是，有一些論文仍然停留在就思想論思想、就事論事的層面。其中，有的還以現在的概念和思想強加于歷史，由此不但遠離了歷史的本相，而且造成了無謂的紛爭。通觀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及其他中共領袖人物的研究，成果非常多，好像所有的問題都有人涉及。在這樣的情況下，今后如何實現突破?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其一，學術史的梳理。有些論文，橫空出世，對前人的既有研究不管不問，以不知為創新，甚至說是填補空白。當然，前人的研究也并非都有價值，研究者無需一一介紹。但是，無論如何，關注前人的研究是立論的前提。特別是對于像毛澤東這樣研究較多的領袖人物，后來的研究與前人對話，就成為必要。歷史的魅力在于有人說這樣，另有人總是能找到材料證明那樣。歷史人物尤其是領袖人物往往是復雜的、多面相的。要實現中共領袖人物研究的突破，研究者需在通曉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著重“立異”，“從普遍的聯系中見異，正是史學探究人類歷史規律的重要形態”。(桑兵：《傅斯年“史學只是史料學”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
其二，新資料的公布和利用。傅斯年認為，“新史料之發見與應用，實是史學進步的最要條件”(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民族與古代中國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9—450頁。)。陳寅恪也說過，“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陳寅恪：《陳垣〈敦煌劫馀錄〉序》，《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頁。)。實現中共領袖人物研究的進展，新材料的發現和利用，同樣是最重要的條件之一。當然，也有已公布而少見利用者。今后，隨著新材料的公布，中共領袖人物的研究將會實現更大的進展。
其三，把研究對象變為研究路徑。人物研究走到一定程度，常常會出現選題的困難。但是，如果改變研究取向，把研究視點從人物身上移開，轉向與其相連的人物與社會存在及歷史變革，即把研究對象變為研究路徑，則可以無限擴大人物研究的范圍。無論多么偉大的歷史人物，其獨立的行為和活動往往是很少的，即使較多，歷史意義也不大。歷史人物的作用大多表現為歷史活動或歷史事件的參與者，亦可謂具體的歷史創造的參與者。因此，研究歷史人物，轉向研究與其相連的歷史事件，就會別開生面。在這種研究取向之下，人物的言說或活動就成了一種線索、道具、媒介、切入口或參照物，以此可以由“知人”而“論世”，從而極大地擴展人物研究的范圍。
不難想見，把人物作為一種研究視角或研究路徑，就可以由微觀通向宏觀，使人物與時代相連，與社會相依，不但可以呈現時間之流程，而且可以展現空間之構成，并可使歷史的靜態與動態融為一體。這一研究取向下的人物，就像一只多彩筆，用它可以繪制立體的動態圖景;又好比一扇窗，憑它可以開啟風光無限的新視野。這樣以人物為路徑重建的歷史，也會更直觀，更貼近歷史的本來面目，自然可為越來越專業的史學作品平添幾分魅力。
其四，走進人物的心靈。了解歷史人物的心理，不是憑空去想象，必須有一定的心理知識和訓練，比如對意識和潛意識的心理分析。歷史人物的思想產生于一定的社會情狀和時空環境，所以，要有“同情之了解”，必須把眼光從本人和相關人身上移開，采取多維視角，利用不同渠道，真切地再現當事人所處的歷史場景，進而探究一種思想的原生狀態，給之以立體式的全方位的感知和體認，以達到不言得失而得失自現，不談是非而是非自明的效果。
同時，研究歷史人物，既要看其言，又要思其未言，還要觀其行。對于其言，要注意其前提、時間、場合、對象和用意，言有隱曲，言有未盡之意，言有前后之變。真實完整地再現歷史人物，就是要探究他的言外之意，未言之思，行中所寄，未行所系。再者，其想的未必能做，做的未必符合所想。甚至說的、寫的、做的，與內心所想，都可能完全不一致。說、寫、做，尚能有明確的記載，而內心真實之想，則不可能都有所附載，并且有時其內心所想也未必清楚。因此，揭示歷史人物的所思所想，要慎之又慎，一不小心，就可能走偏。
[本文是作者參加朱漢國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當代社會史”(課題號：10ZD&077)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張太原，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教授;尹傳政，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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