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之父
當外祖父莫尼旺國王在1941年過世時，19歲的西哈努克正在越南西貢上學。在那所法國人的學校里，他擅長的是古典文學、音樂和戲劇。王位的繼承是王位委員會推選的結果，換句話說，這是法國的選擇。那時，法國對柬埔寨的殖民已進入第78個年頭。
根據法國官方的說法，西哈努克是諾羅敦和西索瓦兩大王族的后裔，立他為國王，有助于緩解王室內部的權力斗爭。但外界相信，這一決定其實是基于一種判斷：年輕的西哈努克是王室中最沒有獨立想法的人。他尊重法國文化，在法國學校里學習，寫作都用法語;他是易于馴服的紈绔子弟：喜歡跑車、賽馬，追逐女孩。
法國人并沒有發現，西哈努克對掌握個人和國家命運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渴望。在少年西哈努克的記憶里，外祖父莫尼旺國王對處理行政事務毫無興趣，他幾乎從不閱讀任何遞交給他的文件，他只是簽上名字，令它們生效。西哈努克曾尖刻地諷刺說，外祖父就像是法國人訓練好的只會說“是”的鸚鵡。
“花花公子的名聲模糊了西哈努克的真實政治能量。”歷史學家大衛·錢德勒告訴本刊，“作為國王，西哈努克是柬埔寨人心目中神一般的人物。這不僅因為他是民族的實體象征，也因為在這個佛教國度，他同時也是精神領袖。重要的是，西哈努克并沒有忽視他的政治能力。他經常召開皇室見面會，聽取民眾的疾苦;他四處發表演說;他的個人魅力極富感染力，他也有足夠的智慧和渴望去改變柬埔寨人的生活。”
1945年，日軍占領造成的真空一度短暫中斷了柬埔寨的殖民。西哈努克借此機會迅速終結了兩項法律：一項強制將高棉文字改稱羅馬字母;另一項是撤換掉柬埔寨一直使用的佛教歷法。在他看來：“我們柬埔寨人尊重古代傳下來的舊法規和習俗，法國的法律是要剝奪我們的歷史和文化。”
但在爭取國家獨立的方式上，西哈努克和當時掌握政權的民主黨之間存在很大差異。民主黨主張以激烈的方式反對法國殖民主義者，西哈努克則主張以較溫和的方式，在不傷害與法國關系的前提下使柬埔寨獲得完全獨立。1947年時，他解釋說：“沒有人比我更渴望獨立，但我們的國家如此貧窮，根本無力保衛自己。我們依賴一些大國為我們提供技術和軍隊，如果沒有法國，還會有其他國家來取代法國。”
在柬埔寨內部，由于民主黨主張實行民主共和制，反對君主制，他們和西哈努克的關系已經劍拔弩張。對于西哈努克來說，這種和平獨立的道路選擇也為自己提供了政治回旋的空間：國王可以憑借憲法所賦予權力和法國的支持削弱民主黨的勢力。1949年11月和1953年1月，他兩次解散民主黨議會。
西哈努克向人民許諾，3年內實現柬埔寨的完全獨立。“那時，他已經完成向一個強有力的政治領導人的轉變，他清楚地感覺到法國在印度支那的影響力正在消失。”大衛·錢德勒這樣認為。
1953年2月，西哈努克前往法國，他相信自己找到了法國的弱點。當時，柬埔寨全境有一半的國土被反殖民武裝自由高棉陣線控制。“自由高棉陣線的宣傳說我是獨立的最大障礙。他們說我和我的政府都太法國化了。”西哈努克對法國總統樊尚·奧里奧爾這樣說，“那么，我現在問你，總統閣下，如果我不能捍衛民眾的權利，我如何能夠回擊這種宣傳?我認為，讓柬埔寨人決定自己的命運是法國的責任，也符合法國的利益。”
但是，舉行了數次高層會議，并與法國總統進行了一次午餐會后，西哈努克最終被告知，其要求是“不合時宜”的。根據1949年的《法柬協議》，柬埔寨作為自治王國，其軍隊和外交都由法國控制。當時，法國對越南的戰爭已經進入第八年，對于法國來說，這是他們對越戰爭的重要據點。一位法國外交官對美國大使形容說，西哈努克“殺氣騰騰”，他們不能理解他為什么要用這種威脅趕走“友好的”法國。
被回絕后，西哈努克轉而向國際社會尋求幫助。在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對西哈努克粗暴地說：“我們現在正處于戰爭的緊要關頭，必須贏得這場戰爭，因而此刻我們更需要團結，而不是喋喋不休去搞分裂。你與法國鬧分歧只會讓我們的共同敵人坐收漁利，你們國家要是沒有法國軍隊的幫助，將很快被共產黨征服，你們的獨立也就報銷了。”“深感失望。”西哈努克這樣向《紐約時報》形容他的感受。但也許正是杜勒斯的反應啟發了西哈努克：令法國和美國真正擔憂的是胡志明領導的越盟，而非自由高棉陣線。越盟向柬埔寨的滲透才是問題的關鍵。
在這次重要的采訪中，西哈努克拋出這樣的觀點：如果柬埔寨不能獨立，柬埔寨人就會拿起武器反對現政府，加入越盟。這次采訪獲得了西哈努克期盼已久的效果，很快，法國人說想和他談談。1953年4月，當他在日本訪問時，杜勒斯也開始催促他和法國談判。這年11月9日，法國就承認了柬埔寨的獨立。
不要美元要尊嚴
兵不血刃地贏得獨立讓西哈努克的政治聲望達到了頂點。但對他而言，身處作為“冷戰”前沿的印度支那地區，美蘇在鄰國越南的爭奪日益激烈，弱小的柬埔寨如何保持這得之不易的獨立依然是一個巨大的難題。10年后，西哈努克給出了他的最終答案。這年11月，柬埔寨王國政府通知美國政府，將不再繼續接受“任何形式，哪怕數量很少的美國援助”。兩年后，柬埔寨宣布與美國斷交。
然而就在10年前，柬埔寨和美國的合作幾乎是一拍即合的事。1954年，關于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的國際會議在日內瓦召開。大國博弈的結果是：承認柬埔寨、老撾以及越南獨立，一切外國軍隊從三國領土上撤出;三國不參加軍事同盟，不得在本國領土上建立外國軍事基地。這一協議的簽訂意味著美國“遏制共產主義在印支擴張”的政策破產。胡志明領導的越南民主共和國在越南北方的成立，被美國政府視為自“失去”中國后最大的失敗。
在這一背景下，小國柬埔寨在美國戰略中的地位突然變得重要起來。1954年5月，日內瓦會議還未結束，美國派駐日內瓦會議觀察員、副國務卿史密斯就發回一封電報，建議在日內瓦會議的某個階段宣布向柬埔寨派駐大使。美國駐金邊的臨時代辦麥克林德克該年6月在向國務院發回的電文中說：“通過正確的處理和巧妙的外交談判，柬埔寨的人力資源對美國的外交來說是一筆真正的財富。”而就在日內瓦停戰協議簽署的次日，柬埔寨首相賓努會晤美國駐金邊臨時代辦古德曼，重申柬埔寨希望獲得美國的直接援助。
但令美國沒有想到的是，柬埔寨并沒有意愿加入美國1954年9月簽訂的《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拒絕成為反共軍事屏障中的一環。用西哈努克的話說：“當大象在打架的時候，螞蟻應當躲到一旁。”
在美國人看來，西哈努克善變而難以捉摸：他在國內嚴控共產主義運動，但卻不拘于向中國等共產主義國家表示友好;他需要美國的援助，但卻不肯給予任何防務承諾。《柬埔寨日報》的發行人、美國《新聞周刊》前任記者、與西哈努克有半個世紀交情的伯納德·克里舍告訴本刊：“理解西哈努克的關鍵是：當你是一個沒有防御能力、需要外國援助的小國時，當競爭中的大國只有在你加入他們的陣營才會幫助你時，唯一有效的戰略就是變得不可捉摸——用一方去對抗另一方，保持所有人的猜想。這是一項精細的藝術，而西哈努克無疑是個大師。”
在1955年4月召開的萬隆會議上，柬埔寨公布了自己的“中立”原則：“皇家政府認為，‘自由世界’包括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而不僅僅指西方陣營。”柬埔寨“決不與任何國家簽訂任何軍事同盟，決不允許外國在其領土上建立軍事基地。它將既不加入東方陣營，亦不加入西方陣營”。
“西哈努克從沒有支持任何一種意識形態，他所專注的只是什么對柬埔寨有利。”克里舍告訴本刊，在萬隆會議上，印尼總統蘇加諾曾經把西哈努克帶到一邊，告訴他，美國希望印尼和柬埔寨支持臺灣而不是大陸政府，支持韓國而不是朝鮮，如果柬埔寨不這么做就會切斷援助。蘇加諾總結說：“讓他們的援助見鬼去吧，我們是主權國家，讓我們自己做決定。”顯然，“西哈努克贊同蘇加諾的意見”。
但美國并沒有意識到，西哈努克具有堅定的個人意志，絕不喜歡由別人告訴他該怎么做。1956年1月，西哈努克應東南亞條約組織成員國菲律賓的邀請，對菲律賓進行國事訪問。美國對這次訪問寄予厚望。東道國菲律賓秉承美國的旨意，對西哈努克給予極隆重的接待。“一路上到處都是鮮花，街上站滿了歡呼的人群和人數眾多的樂隊。”菲律賓報紙評價說，隆重禮遇目的在于“要把這個中立國家推進東西方斗爭中來”。為配合菲律賓政府，東南亞條約組織還在西哈努克訪問期間舉行了首次聯合軍事演習。
菲律賓的做法令西哈努克十分感慨，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看到一個完全被外國主宰的國家，這更加強了我誓死保衛柬埔寨獨立的決心。”西哈努克在菲律賓國會發表了措詞強硬的演說：“東南亞條約組織對菲律賓來說或許是合適的，但卻不適合柬埔寨。”“我希望，有朝一日所有的民族彼此間有更好的了解，能夠在互不干涉內政的基礎上同所有國家保持正常的關系而不受意識形態分歧的干擾。”
美國政府2007年解密的一份文件顯示，上世紀60年代，美國中央情報局對西哈努克的政治轉向進行了分析，他們認為，西哈努克個人對美國的負面態度是柬埔寨外交轉向的重要原因，這也許更甚于他對整個東南亞局勢的判斷所產生的影響。
“西哈努克頭腦靈活，有極具天賦的口才，而且基于他在殖民時期在法國學校學習的經歷，他在跨文化的環境中游刃有余。”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南亞與東南亞研究學院主席佩妮·愛德華茲告訴本刊，她與西哈努克本人有過兩次工作上的接觸，“他的老練和敏捷與西方人對柬埔寨的陳見大相徑庭，西方總認為柬埔寨是個無精打采、易馴服的國家。西哈努克憑借他的外交技巧，將柬埔寨推向了世界舞臺，并努力證明，在西方力量和地區力量面前，他是一個平等伙伴。”
但美國人沒有給予西哈努克這種平等。1953年那次對美國的訪問給他留下了極不美好的印象。他覺得杜勒斯的政治說教令人不快，當他向杜勒斯遞交獨立文本，杜勒斯卻說：“回去吧，感謝上帝你們還有美國人。”他驚訝于美國國務院居然建議他把訪問中的空余時間消耗在馬戲團里。艾森豪威爾沒能安排一次國宴也讓他頗為失望，他深感美國人并不尊重他和他的國家。一次，美國資金援助建造的婦科診所在金邊落成，時任美駐柬大使麥克林德克在交接儀式上居然對西哈努克說：“這肯定能特別讓你感興趣，因為你這人就是一個‘超棒的育嬰工廠’。”
美國人是狗屎。”50年代末，西哈努克在一次國內的公共演講中說，“但我將否認我曾這么說，如果他們來問我的話。”不幸的是，在他的聽眾里有一名美國大使館的官員，他的任務就是搜集西哈努克的講話內容并把它發回華盛頓。
訪問菲律賓的同一年，西哈努克第一次到訪北京。在萬隆會議上，周恩來對和平外交政策的闡釋給西哈努克留下了深刻印象，并開啟了他們之間數十年的友誼。克里舍告訴本刊，多年后，西哈努克主動要求和他共同撰寫一本有關當代世界偉大領導人的書。西哈努克將戴高樂和周恩來列到了名單里，“那是他最為尊重的兩位領導人”。
西哈努克認為，他在北京受到的禮遇比在馬尼拉隆重得多，完全沒有他在西方國家所遇到的那種怠慢與偏見。中國政府對柬埔寨中立外交立場的贊美也令他頗為振奮。“我們愛中國，因為他們不要求我們接受他們的意識形態。”西哈努克后來這樣評價說。
“‘冷戰’政治帶來了巨大的壓力，美國在東南亞的暴力干預是如此激烈，任何一個領導人都會感到這是一個十分困難的時期。西哈努克和中國關系的親近正反映了他在面對美國極富侵略性的政策時的困境。”澳大利亞默多克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卡羅琳·休斯這樣對本刊分析。
毫無疑問，北京之行堅定了西哈努克的想法，促使他在1958年7月19日正式與中國建交。在建交前一天，西哈努克與美國大使斯特羅姆談到了他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因素。他重申，不管美國的觀點如何，柬埔寨王國認為對柬埔寨構成威脅的不是中國，而是與柬埔寨有著共同邊界、不僅歷史上而且在現實中對柬埔寨的領土進行吞食的南越。西哈努克曾坦率承認，他的新的親共策略有可能最終把柬埔寨推進共產主義陣營，但即使如此，這個國家也會存在下去，而他主要關心的就是這一點。如果共產黨的往后發展成為嚴重的國內威脅時，金邊總還可以回到親西方的陣線上來。
1958年12月，美國駐南越使館官員埃爾廷在致美國國務院的電報中談到，南越無法接受柬埔寨承認共產黨中國的行為，認為這種舉動“對南越的安全和生存構成嚴重威脅”。在1958到1963年，南越和泰國屢次進犯柬埔寨邊界。1960年，南越宣稱對靠近柬埔寨海岸線的幾個小島擁有主權。1961年，南越軍隊進入柬埔寨境內，并劫走了3名柬埔寨人。1962年，泰國武裝力量侵入柬埔寨磅同省的柏威夏寺;兩天后400名泰國士兵連同10名美國軍事顧問侵入柬埔寨國公省的哈勒地區。
柬埔寨最初將解決問題的希望寄托在美國身上。西哈努克要求美國對柬埔寨現有邊界提出明確的保證，但美國顯然不愿意為了“中立”的柬埔寨得罪它在東南亞的忠實盟友們。
在南越入侵柬埔寨領土的問題上，美國幾次都保持了袖手旁觀的態度，這幾乎觸及了西哈努克的底線。他后來在回憶錄里說，柬埔寨王國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法國除外)的麻煩是由柬泰、柬越之間的邊界劃線問題引起的。這讓西哈努克對美國對柬政策的真實目的產生了懷疑。“美國對柬埔寨的真正政策是什么?是把我們自己的雙手反綁起來，慫恿我們的傳統敵人在他們所選擇的時刻和地點，盡力狠揍我們。”
柬埔寨對中國的承認顯然也讓美國深為不滿。根據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文件，1958年財政年度美國對柬埔寨王國的援助4790萬美元，在印支地區僅次于越南。但次年，這一金額就降為2850萬美元，甚至低于老撾。
更令西哈努克不滿的是，柬中建交之后，美越逐漸出現了將西哈努克取而代之的想法。1958年11月，南越總統顧問吳庭儒就向美國大使德布羅力薦用莫尼勒親王取代西哈努克。此后幾年中，西哈努克的政敵發動了多次未遂政變。有跡象表明美國對某些政變是知情的，但并未向西哈努克通告。對此，西哈努克以多次拒絕會見美國駐柬大使表示不滿。
1962年，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西哈努克說，他已告知美國駐柬埔寨大使，柬埔寨寧可不要美元而要尊嚴和中立。“在減少給柬埔寨軍援的同時，美國給南越的援助卻隨著南越對我們威脅的日益加劇而日益增長。”他感到，“美國只是在共產黨人‘威脅’我們的自由時，才對維護我們的‘自由’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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