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抗日戰爭時期通貨膨脹述評
抗戰期間國民黨政府的通貨膨脹政策，是國民經濟生活中的一個重大問題。究其原因，通貨膨脹固然和紙幣流通相聯系，但是，抗戰時期，國民黨政府在解決戰時財政的問題上，由于不是采取發展生產、開源節流的措施，而是把增加發行膨脹通貨的政策作為籌措戰費和平衡財政收支的主要手段，使戰時法幣的發行日益往膨脹的道路上發展。所以，抗戰時期的通貨膨脹是國民黨政府執行通貨膨脹和物價高漲政策的結果。本文擬對此作一述評。
通貨膨脹是國民黨政府執行通貨膨脹和物價高漲政策的結果
1935年，國民黨政府發布金融改革令，宣布實行貨幣改革，實施法幣政策。根據11月3日國民黨政府發布的《國民政府財政部改革幣制布告》和財政部長孔祥熙發表的宣言，法幣政策的主要內容，是把由四大家族官僚資本掌握的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1936年2月又加入中國農民銀行)所發行的紙幣定為法幣，在全國流通。規定：“所有完糧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之收付，概以法幣為限，不得行使現金，違者全數沒收，以防白銀之偷漏。”又規定：“舊有以銀幣單位訂立之契約，應各照原定數額，于到期日概以法幣結算收付之。”1還規定：“凡銀錢行號商店及其他公私機關或個人，持有銀本位幣或其他銀幣生銀等銀類者，應自11月4日起，交由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或其指定之銀行兌換法幣。”2這就將全國分散的白銀，通過兌換，在國有化的方式下集中起來，極大地膨脹了四大家族的金融壟斷資本。
通貨膨脹產生的直接原因不是紙幣制度，而是國民黨政府執行“無限制的通貨膨脹和無限制的物價高漲”3政策的結果。幣制政策是國家政權的經濟政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都企圖通過貨幣的手段對人民大眾進行種種榨取和掠奪，以維持其反動統治。而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政府推行法幣政策的目的，正是為了壟斷紙幣的發行權，獨占外匯管理以及貨幣資本的貸放，控制國民經濟領域的各個部門，在其推行的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政策中，乘機榨取，掠奪人民的財富，以便加速官僚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籌集龐大的軍費，維護其法西斯的獨裁統治。又因為貨幣改革后，中國的幣制已改行紙幣制度，因此法幣的流通，便必須受紙幣的流通規律所支配，四大家族控制的中、中、交、農四行發行的法幣量，往往超過了客觀必要量，必然引起幣值下跌，物價上漲，這些都為通貨膨脹提供了條件。所以在改革令下時，財政部長孔祥熙就曾宣布要在法幣通行十八個月后，平衡財政收支，反映了專制主義的國民黨政府，一開始便企圖通過任意發行紙幣來彌補財政之不足。
到了抗戰初期，國民黨政府財政當局即已確定采取通貨膨脹的政策來緩和財政危機。根據中央信托局的檔案材料，1937年11月10日，在孔祥熙主持討論如何既“維持法幣同時并應增加籌碼(即增發紙幣)”的“妥善辦法”時，實際上就已決定實施通貨膨脹政策，只是在增發法幣，還是另發一種貨幣券上，“各人贊否不一”。41938年11月，又準備“極端秘密”地“空投”(即不要發行準備的辦法)法幣5億至10億元，此項辦法并“曾探羅哲士(即隨同李茲羅斯來華的英帝國主義分子——筆者注)對戰時財政之意見，羅亦謂此項辦法為佳。”5國民黨財政當局，幾經秘密商時，決定以增發法幣的辦法，來推行它的通貨膨脹政策。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肯定了這一辦法，認為“供應軍需，收買物資，使用多量法幣，則籌碼之流通，自無不足之慮。”正式決定“軍費所需及收買物資仍以法幣”。6
為了執行通貨膨脹政策，一方面國民黨政府以抗戰“非常時期”為名，運用政府權力，一步步地加強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在金融業中的統治地位，利用增發紙幣，發行公債、外匯投機、黃金買賣等手段，對全國實行經濟掠奪。另一方面則修改法幣的發行準備制度，進一步壟斷法幣發行與集中準備的特權，為其無限制地實施通貨膨脹創造更為有利的條件。為了更加放手大膽地進行通貨膨脹，1938年9月8日，國民黨政府還進一步發布了《鞏固金融辦法綱要》，在規定四聯總處負責政府戰時財政金融有關各特種業務外，同時對法幣的發行準備制度作了修改，規定“法幣準備金于原有之金銀及外匯外，得加入下列各款充實之：(1)短期商業票據，(2)貨物棧單，(3)生產事業之投資(即股票)。”7修改后的現金準備之內容不再限于金銀外匯兩項，而可以用票據、棧單、股票充之，這樣就解除了法幣發行必須以金銀外匯充做現金準備的束縛。1939年8月，國民黨政府以“最高國防委員會”的名義，改組“四行聯合辦事總處”，蔣介石自任總處理事會主席，“總攬一切事務”，對中、中、交、農四行實行戰時管理，極大地加強了四行的權力。1940年8月，財政部又賦予四行以集中準備的全權，同時加強四行對一般銀行的統治權。1942年7月，國民黨政府又宣布施行“貨幣統一發行辦法”，規定全國貨幣的發行都集中統一于所謂代理國庫的中央銀行。這樣，四聯總處就成了抗戰時期全國的金融統治機構。“四行兩局目前統制全國金融，而且有生殺予奪之權。膨脹由他們，收縮亦由他們。”8四大家族就是這樣利用手中把持的軍事、政治力量，無限制地發行法幣，遠遠超過商品流通總額所需要的數量，造成法幣購買力急劇下降，物價瘋狂上漲。據國民黨政府財政部長俞鴻鈞1946年3月在參政會上公布：“抗戰八年內，政府共發行紙幣十萬零三千一百九十億元。”9為抗戰前的7300多倍。法幣發行增加的速度自抗戰爆發到1938年底，每年增加40.6%，1939年起開始迅速增加，平均為每年增加87.2%，1942年以后，平均每年增加132.5%。10到1945年8月，共發行5569億元，為抗戰前夕的390多倍。物價上漲率，據四聯總處編制的“重慶市十五項物品躉售價格指數”統計，當年底的物價較上年同期相比，1938年上漲39%，1939年上漲95%，1940年上漲330%，1941年上漲124%，1942年上漲175%，1943年上漲191%，1944年5月較上年底上漲109%。11國難當頭，四大家族根本不考慮從發展生產，開源節流上去解決戰時財政問題，而是利用通貨膨脹，物價波動，掠奪人民的大量財富，大發橫財。馬寅初當時批評說：“有幾位大官，乘國家之危機，挾政治上之勢力，勾結一家或幾家大銀行，大做其生意，或大買其外匯。其做生意之時，以統制貿易為名，以大發其財為實，故所謂統治者，是一種公私不分之統治。”“可知中國的‘大貪污’，其誤國之罪，遠在奸商漢奸之上。”12
其次，龐大的軍政開支帶來了巨額的財政赤字。不斷的軍閥混戰，軍費支出空前浩大，每年達三億多元，占全部財政收入的60%以上。龐大的軍費支出致使國民黨政府的財政每年處于赤字狀態之中。根據財政部國庫署的統計，國民黨政府的財政赤字，到1935年為82，000萬元，1936年為60，000萬元，1937年為153，000萬元13。
抗戰開始以后，國民黨政府仍舊堅持專制獨裁的政治制度，發展了中國有史以來最龐大的軍閥、官僚、特務機構。軍隊人數，約計由1940年的250萬人增至1941年的450萬人.到1944年初約達570萬人。軍費支出銳升，其占財政總支出的百分比由1935-1936年度的36%增加到1937-1938年度的66%14。1940年由于國民黨政府發動了一個征兵的新高潮，預定今后三年每年征新兵50萬名，并在各省城鎮增建了大批的軍事活動基地。這一政策的后果，大大增加了軍費開支，1940年軍費支出猛增，占財政總支出的78%。1941年以后，軍費支出雖有所減少，但國民黨政府實行的田賦征實、糧食征購政策所征來糧食的88%都是供應軍需的。與此同時，國民黨政府為了強化其法西斯政權，還建立了龐大的官僚機構，這些機構重疊臃腫，人浮于事，官吏貪污腐化，營私舞弊。據《大公報》載，政府官吏1946年比1937年增加70%，擁有一千數百萬官僚。政府行政開支從抗戰開始到戰爭結束，都是直線上升。從1937年占財政總支出的8%，上升到1941-1944年期間的三分之一強。蔣介石強化法西斯政權的另一重要手段便是大力加強特務統治。特務機構和大批的特務人員耗資巨大，國民黨政府每年以“特別支出”的名義提供特務活動經費，1939年“特別支出”為6.4萬元，1940年1.4億元，到1945年就達4894億元15。所謂特別支出，是根據蔣介石“手諭”，從中央銀行支出的款項，而由蔣介石自任理事長的中國農民銀行，還把提供特務活動經費，作為該行在抗戰時期的主要業務活動，從抗戰開始到1940年6月，墊支軍費就占該行放款總額的80%，僅1940年11月一個月，就支付戴笠在息烽、漢中、蘭州辦特務訓練班的經費500萬元16。國民黨政府軍、警、憲、特隊伍十分龐大，這就不能不帶來巨大的軍政開支，整個抗戰時期，其費用每年都幾乎占財政總支出的70-80%，1940年高達90.13%。
另外，國民黨政府還不斷從預算中撥出大批款項，用以發展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預算中所謂建設費用，八年平均占21.92%。孔祥熙宣稱：“抗戰以來，政府即努力于國家資本之建立，每年預算中均有巨額之資本支出。”17這里僅以國民黨政府的資源委員會為例，1937-1947年對其預算撥款即約達12.64億元。資源委員會作為獨占中國工業的主要壟斷組織，在其整個壟斷活動中，除了在依賴外資和政治努力的基礎上，通過絞殺民族工業，兼并地方官僚工業，實現對中國工業的壟斷外，便是將它的壟斷資本始終和“國家政權結合在一起，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18
由于龐大的軍政費用和發展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投資支出，帶來了國民黨政府龐大的財政赤字。據財政部國庫署統計室的檔案材料，1937年財政赤字約15億元，赤字占財政支出的73.05%;1938年赤字約8億元，占支出的74.63%;1939年赤字約22億元，占支出的76.12%;1940年赤字約38億元，占支出的71.88%;1941年赤字約88億元，占支出的88.19%;1942年赤字約192億元，占支出的71.35%;1943年赤字約419億元，占支出的68.05%;1944年赤字約1387億元，占支出的78.95%;1945年(1-10月)赤字約6853億元，占支出的87.16%。19國民黨政府如此巨大的財政赤字，主要依靠執行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的政策來彌補，這是不容置疑的。1946年6月，財政部長俞鴻鈞承認;“從一月到五月，政府已將本年度預算總額二五萬千億元，用去了一萬五千億元，而同期稅收只有二億五千萬元，約為支出的六千分之一，巨額的赤字，由發行補足。”20國民黨政府彌補財政赤字的主要辦法就是依賴增發法幣，因此，為了適應通貨膨脹的需要，從1940年開始不得不全力開動印刷鈔票的工廠印制50元，100元、500元等大面額的鈔票投入流通，這就使他們陷入財政赤字不斷擴大和通貨膨脹不斷加劇的惡性循環之中。
第三，抗日戰爭以前，國民黨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除田賦外，就是關、鹽、統三稅。抗戰爆發后，由于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侵略及其對中國經濟的掠奪、破壞，給中國的財政經濟帶來嚴重影響，特別是工商業經濟比較發達的沿海沿江地區相繼淪陷后，三大稅源大部喪失，財政收入不敷支出，財政差額日趨增大，“自抗戰發生至1938年底，國庫支出達三十萬萬元之巨，其取給于稅收及捐款者，僅七、八萬萬元，約占支出四分之一，其余均以債款彌補。”21國民黨政府對待戰時財政問題，不是采取發展生產、開源節流的措施，和本著“有錢出錢，錢多多出”，合理負擔的原則籌措戰時費用，更不愿采取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購買力，繁榮市場，活躍工商業的經濟政策，而仍然主要依賴增稅、舉借內外債和增加發行貨幣的政策，其所造成的惡果，便是財政危機一天天加深。為了擺脫財政困難，1941年3月，國民黨政府發出《各省田賦改征實物辦法暫行通知》，決定從1941年下半年起實行田賦征實，即以該年正附稅額每元折征稻谷二斗或小麥一斗五升，1942年又將征實比例提高為每元折征稻谷四斗或小麥二斗八升。國民黨五屆八中全會通過改進國家財政收支系統，將各省地方收入的田賦劃人中央后，又把原來的糧食征購與田賦結合起來，稱為田賦征購。田賦征實、征購、名義上為田地所有者負擔，實際上“賦出于租”，地主階級和高利貸者通過征實征購、恢復實物地租，以出法幣收回實物等手段，把通貨膨脹、法幣貶值的負擔全部轉嫁到農民身上，迫使大批農民破產，生產遭到嚴重破壞。
為了彌補財政虧空，除增加田賦外，國民黨政府還不斷增加新稅，如開征戰時消費稅，財產租賃出賣所得稅，非常時期過份所得稅，遺產稅，提高印花稅稅率以及實行鹽、糖、火柴、煙類專’賣等，種種加稅措施，在通貨膨脹和物價不斷上漲的情況上，其實際負擔最終還是落在中小資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身上。再加上稅收機關內部的貪污舞弊，遲延上交，國民黨政府稅收的成效甚微，“在整個1937年-1945年期間，政府戰時支出50.1%是由通貨膨脹性的銀行借款來支應的，由稅收支應的僅為60%。”22
增稅不足以彌補財政虧空，那么舉債呢?“截至1944年7月為止，國民黨政府在戰時所募的外債，以英磅計算者十五種，共一億九千萬磅，以美金計算者十一種，合計九億九千七百八十萬美元，以法郎計算者三種，計十億三千萬法郎，以法幣計算者一種，計一億二千萬元，如將以外幣計算的外債全部按牌價匯率折算，則戰時全部外債合法幣達三百五十四億八千二百萬元。至于戰時所募的全部內債，共有十七種，計法幣一百六十五億二千二百萬元，關金一億金單位，英金二千萬磅，美金二億元，如將以外幣計算的內債也按牌價匯率計算，則戰時國民黨政府所募全部內債，共達法幣二百四十一億二千二百萬元。除債票外，尚有1942年糧食庫券計稻麥九百二十萬零三百零四市石，和1943年糧食庫券計稻麥一千二百七十八萬零三十六市石，也應列入戰時內債之內。”23國民黨政府所借外債大多充作外匯基金以維持法幣的對外價值，或作為易貨貸款，購買軍火和其它軍用品。而所舉內債，一方面由于戰前國民黨政府濫發公債，民眾早已對債券喪失信心，另一方面，國民黨政府在惡性通貨膨脹下，又以貶值的方法剝奪公債持有人，使公債信用徹底破產，債務收入大大減少。1936年債務收入占支出34.2%，1945年僅占支出0.4%。其間，盡管國民黨政府行政院特設“戰時公債勸募委員會”在民間“勸募”，但1942年4月公債勸募的成績也僅占債券發行的六分之一強。后來即使做到強迫攤派的程度，售出的數額也不及總面額的半數。于是戰時公債的發行便與紙幣發行更合成一元化，其所發行的公債大多不再印成公債票，而是以總預約券的方式向銀行抵押，銀行則用這種公債預約券作為發行準備金，發行不兌現的紙幣，以應政府的急需。舉債籌款表面上是發行公債，實際上只是不斷增加紙幣的發行，是變相的通貨膨脹。所以，抗戰時期國民黨政府所采取的增稅、舉債、發鈔三者相輔而行的財政政策為通貨膨脹的政策所代替，增發紙幣成了籌措戰費和平衡財政收支的主要手段，戰時法幣的發行便必然日益往膨脹的道路上發展。
通貨膨脹對工、農、知識分子的掠奪
列寧指出：“濫發紙幣是最壞的一種強迫公債，它正在使工人和貧民底生活狀況最為惡化。”24中國四大家族利用濫發紙幣，實行通貨膨脹，集中了全國大量的財富，控制著中國的金融、商業、工業和農業，對人民實行公開的搜刮和掠奪，致使民族工業凋敝，農村經濟衰敗，人民的生活狀況日益惡化。首先是由于通貨膨脹和物價飛漲，使市場投機活躍，商業投機空前畸形發展，商業投機利潤超過企業利潤和一切其他行業的利潤，因此許多企業把資金轉移到投機領域去，社會上生產資金日益萎縮，造成企業生產規模日益縮小，生產無法正常進行，以致停產或停工。在農村，地主、官僚、高利貸者則運用手中掌握的貨幣，大量搶購土地，加速了土地的集中。另則借口通貨膨脹增加租額，增加押租，擴大和加強對農民的剝削。由于貨幣貶值，物價飛騰，他們又通過田賦征實、征購、征借等名目，將貨幣地租改為實物地租，把通貨膨脹的負擔轉嫁到農民身上，從而使大批農民破產，農村經濟衰敗。據調查，1942年后方13省作物面積比1937年減少17%，產量減少13.3%，農民生活逐年貧困。25
其次，國民黨政府又假借管理物價，以限價、議價的名義，實行壟斷經營，統購統銷，低價收進，高價賣出，以此來實現對人民的巧取豪奪，最后造成財富高度集中于一極，而另一極是極端的貧困。由于惡性通貨膨脹和達官貴人的囤積居奇所造成的不可遏止的物價飛漲，工人的按貨幣計算的名義工資雖有所增加，但是卻遠遠落后于物價上漲的速度，因此造成實際工資的下降。1942年3月重慶物價較戰前增加34倍，而同期工廠工資僅增加5倍，工人實際工資收入已比戰前降低了80%以上。26上海永安紗廠工人平均每人每月貨幣工資收入可購米數，1936年為1.48石，1939年降為1.05石，1943年僅為0.32石。27根據《榮家企業史料》，大體上，抗戰期間工人實際工資降到抗戰以前的20%左右。而農民在物價上漲的過程中，由于農產品價格上漲速度慢，工業品價格上漲速度快，工農業產品交換價格的剪刀差迅速擴大，到1945年4月，兩者之間上漲指數差達4.91倍，而且出售農副產品換回來的又是即將進一步貶值的紙幣，農民實際收入大大下降。戰前一年可以換洋布15尺，至1940年初僅能換洋布4尺多，農民的購買力只及戰前的四分之一。28
此外，廣大公教人員、士兵和青年學生的生活水平也在迅速下降。1943年重慶大學教授的1工資僅及戰前的8.9%，中學教師為18%，小學教師為25%。中下級公務人員其實際收入下跌到戰前的8.8%，士兵待遇僅及戰前6%。29士兵及公教人員“待遇低微，饑寒交迫，骨形菜色，時有餓莩。”青年學生更是嚴重營養不足，體力衰退，失學率空前激增。30
由此可見，國民黨政府的通貨膨脹，為四大家族帶來了巨大的投機利潤”從抗戰開始到解放前夕，歷時12年，四大家族從實施通貨膨脹政策，增加法幣發行中掠奪人民的財富總共約達150億銀元以上。而廣大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以及中小資產階級，飽受了通貨膨脹的剝削和榨取，生活陷入極度貧困的境地。
注：1.2.15.吳岡編：《舊國通貨膨脹史料》第66-67頁'第67頁，第153頁.
3.《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88頁。
4.5.10.13.19.楊培新：《舊中國的通貨膨脹》，第44頁，第44頁，第34頁.第43頁，第162頁.
6.《財政年鑒》續編，上刪，第一篇，第66頁。
7.《財政年鑒》續編，下冊，第十一篇，第288頁。
8.《大公報》1947年1月10日。
9.蔣建平、柳思維編：《中國近代經濟史問答》第249頁。
11.21.23.壽進文著：《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統治區的物價問題》，第2頁，第12頁.
12.周永林、張廷鈺編：《馬寅初抨官僚資本》第90-91頁。
14.22.張公權著楊志信譯：《中國通貨膨脹史》第82頁，笫98頁。
16.《財政年鑒》第三編，第三篇，第129-150頁。
17.同上書，第一篇，第27頁.
18.《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1149頁。
20.29.《中國近代經濟史》下冊，第183頁，第181頁。
24.《列寧選集》兩卷集，第二卷，第124頁。
25.張憲文主編：《中華民國史綱》第588頁。
26.張錫昌等著：《戰時的中國經濟》第239.240頁。
27.黃逸平編：《中國近代經濟史論文選集》(四)第1563頁.
30.蕭超然，沙健孫主編：《中國革命史稿》第3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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