綏遠抗戰時蔣介石的兩副面孔

　　在我國近代史上，蔣介石一直是個有爭議的人物。古人曰:行事見于當時，是非公于后世。后人站在不同的立場，以不同的視角，對蔣介石褒貶不一是很自然的。我們不能只根據蔣的日記論事，應根據歷史的實際發展來論述蔣的功過是非。

　　一

　　蔣介石提出安內攘外、侈言抗日者殺無赦及和平未至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后關頭決不輕言犧牲等一系列錯誤政策，使國土淪喪大半。當時，華北被肢解了，日偽殷汝耕政權的首府就設在與北平近在咫尺的通州。日軍在平津地區經常演習，1936年11月2日，日駐屯軍在平郊演習攻守戰后，即分別由朝陽門廣渠門入城，穿行市街，又集中西郊八寶山一帶演習，由該軍司令官田代檢閱。由朝陽門入城者，經東四、東單、長安街、西單等地示威。天津的日本駐屯軍在大沽軍演，漢奸則舉行大游行，平津也成為華北最前線。日軍躊躇滿志，得寸進尺，1936年又與蒙奸德王、李守信、王英等密謀，策劃建立“蒙古大帝國 (或稱元帝國)”，其預擬版圖從熱河向西一直延伸到新疆。11月便向綏東綏北進犯，并有飛機助戰。綏遠省主席傅作義感到生存受到威脅，毅然舉起義旗，和日軍戰于陶林的紅格爾圖和武川的百靈廟。兩個戰役，都取得勝利。揭開了我國民族戰爭的序幕。

　　綏遠抗戰興起，舉國振奮?！洞蠊珗蟆钒l表了守綏遠的社評，其中講:“一般國民之中日關系觀，最近日趨于最小限，即絕無高調，亦并不講報復，但一致堅決主張國事不可再誤三誤，以至于無窮之誤。易言之，不論國力為何及一切條件為何，總之不堪再蹈五年以來之覆轍，坐看國土之再被削侵。此種情緒普遍于全國軍隊及知識界之間，不只北方也。”這里，包含兩層意義:一是尖銳抨擊從“九一八”以來的喪權辱國政策，造成了民族的無窮災難;一是忠告南京政府，懸崖勒馬，不可再有誤國政策。全國各階級各階層人民都被綏戰動員起來，聲勢之浩大前所未有。從城市到農村，從大學教授到幼兒園小學生，從文化界領軍人物到賣報小童，從金融界工商界人士到商販走卒、礦工、路工，從廚師、腳夫、賣山芋的、沿街算命的到乞丐、妓女、囚犯等社會最底層群眾，都投入到援綏運動中。援綏運動如火如荼，或宣傳或募捐，或節衣縮食，解囊捐輸或趕制防毒面具，或購買棉衣、皮衣和藥物，或組成慰問團，或組織戰地服務團。曾參加過“一二八”戰役的19 路軍戰士將自己身穿的絲棉背心脫下來給前方戰士，都以各種方式表達自己的心意。

　　就華北而言，各界的表現都很突出，學界尤令人注目。北大、清華、燕京、師大、北平女子文理學院、協和、平大兩醫院及天津的南開大學和北洋工學院都是援綏的中堅力量，使運動得以持續發展。北大綏遠抗戰后援會于12月6日赴百靈廟，清華前線服務團也到了武川，燕京大學新聞系戰地調查團于12月7日赴紅格爾圖。南開大學學生發起為綏省將士縫制棉衣軍衣1萬套，并于11月16日到17日素食兩天，停爐火三天，捐款300元。他們組成的赴綏勞軍代表團赴前線慰問，于11月25日由綏返津，向全校師生報告勞軍經過，并議決:“(一)電綏慰勞攻下百靈廟之國軍;(二)請全國一致組救護團，募集大量皮棉衣服，運前線應用，并定29日演戲助捐，工商界捐款現在募集中。”北平各學校學生以綏遠抗戰關系民族國家存亡，救亡工作已至最后關頭，應集中全國力量，一致奮起殺賊，特推派代表6人與津、保、京滬等地學生組織請愿團，赴京向政府請愿。25日晚6時離平赴津，當晚在天津與津、保兩方代表會合，由津乘車南下。

　　援綏抗戰的愛國運動是很感人的，僅就捐款一項事實來說，有捐小銅元一枚者，有捐大銅元一枚者。北平幼稚師范中心幼兒園小學生說:“我們是小孩，可是我們愛我們中國，聽說敵人來搶綏遠，我們捐錢了。又把我們零食錢省下來，可是還太少，我們又開了一個元宵鋪，賺了4元多，也捐了。”天津膠皮車5人團各捐一角，并附言:“我們5個人聯合起來各捐一角，請代匯前方的戰士。這個數目很小，可是我們的力量也就是如此，再多也捐不出來，這樣我們已經把褲腰帶勒得很緊了。我們要表現我們的愛國精神，叫我們下層的苦力知道愛國是每一個人所必有的責任與義務，請諸位先生不要見笑我們這點小意思。”腳夫李曾泉捐國幣1 元，并述其節約飲食經過:“大公報諸位先生，你們為代收捐款這樣辛苦熱心，我很受感動，又鑒于囚犯絕食捐助，自覺慚愧無地，但勻不出錢來表示我的一番意思，我每天住小店，夜間太冷，必須喝幾分錢的酒才能熬出日頭來，想到此，我停此喝酒，四頓飯減去兩頓，5天半居然省出1元錢來，請你們收下轉匯給冰雪中的士兵我們的同胞，表我們的寸心吧。”還有署名“罪人奴下奴”捐洋1元，并說:“我是奴下奴，每日做奴事，而心不奴志不奴，相信不至終身為奴。自貴報公布代收捐款日起，奴亦湊集1元，請代收轉交綏遠不教我當亡國奴的戰士們。”這種愛國的情操，在南京執政者的身上是找不到的。相比之下，執政者的心靈是很污濁的。

　　二

　　看看南京政府的表現，令國人失望、憤怒、痛恨。當綏遠戰爭爆發以前，蒙奸已蠢蠢欲動，媒體提請政府注意，而南京政府卻熱衷于談判，“調整邦交”，《大公報》猛烈地進行批判:“中國人民對日感情之劣化，有極深厚之根據。東北四省之被侵占，兩年來華北之橫遭畸形分化，最為中國人民所痛心，而且目前綏遠之被策動侵擾，尤招中國人民之激憤，如何能調整邦交?”日本駐華大使武官喜多誠一承認其肢解陰謀，對內蒙現局確已參加，承認其軍官協助綏東蒙匪軍事，承認其入侵內蒙、陰謀將一萬七千方里之中國領土置于日本統治之下。日本軍部后備軍官已在察北設立大規模軍事學校，專門訓練蒙軍，日本軍官之補給，由蒙人擔負。日本已售飛機給蒙軍。在這種狀態下，南京還高唱“敦交睦鄰”，調整中日關系，并以取締抗日行動為代價，以喪權辱國為得意之作。外交部直言:“近年來中國人民感情，雖因種種事實日益激憤，中國政府為保持兩國之和平，以期待發現正當的外交解決途徑，故力為告誡取締。”這種言論，使國家之尊嚴喪失殆盡。

　　為迫使南京取締“排日”運動，從1936年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駐平日軍在北平昌平的湯山、懷柔、八達嶺、十三陵等地舉行戰術演習;駐津日軍在津郊的大畢莊、邢莊子、歡坨村、范莊子等地舉行實彈射擊，一片殺氣騰騰。而南京政府竟心甘情愿，俯首帖耳，只要看看蔣介石的表現就再清楚不過了。蔣介石設行轅于洛陽，其追隨者計劃在洛陽廣寒宮前花10萬元以上建立中正紀念堂。11月12日到13日，蔣逍遙游覽嵩山及中岳廟少林寺。他擺出兩副面孔，一是表示抗日，是給國人看的;一是鎮壓抗日運動，是呼應日方要求的。

　　請看他的抗日表現，11月18日，陶林以東紅格爾圖戰爭爆發，蔣介石飛往太原，講了幾句不痛不癢、似是而非的話:“綏東蒙偽匪軍擾亂問題之性質與關系，雖至為重大，然政府已有充分之準備與整個的計劃，以吾觀之，實甚安全，無需驚異，現在吾人一切應以堅固寧靜沉著處理。我國自九一八后，不斷進步，現已統一告成，全國團結一致，現代國家之基礎已漸俱備。今后但須自強自立，埋頭苦干，任何外患直不足懼，語云: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我能統一團結，自強自立，必須實行三民主義，建立現代國家，復興中華民族。”就在蔣發表官樣文章之際，綏東集寧學生救國會以恥辱的歷史教訓和現實的危險性緊迫性，懇請南京政府明瞭綏遠民意，改弦更張，出兵援綏:“溯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東三省以不戰而淪陷，熱河省因失援而棄守，奇恥巨禍，自有史以來未之有也。去秋以來，情勢更急，冀察之侵略，津滬之受脅，平郊之大規模演習，領土主權，兩受損失，大好河山，行將色變，中華民族任人宰割，含垢忍痛，迄于今茲，而敵人依然得寸進尺，進攻不休，野心不死，覬覦綏東，是欲陷我民族于萬劫不復之深淵。中山先生所遺托吾人之重任，先烈所以糜軀灑血以殉者，亦將永絕成功之望。每念及此，令人悲痛，令人發指，叛逆李守信等，在察招兵買馬，儲糧運械，殘害同胞。翹首北望，無淚可揮，環顧抗事，悲憤欲絕。近日更猛攻我紅格爾圖陣地，欲使該地成為焦土，居心惡毒，匪言可喻。集寧為國防要地，綏遠門戶，如今危機四伏，一觸即發，風鶴頻驚，人心憤激，幸賴我軍將士奮勇殺敵，固守疆土，匪逆終難越雷池一步。敝會本良心之促迫，在此風云緊張之時，但愿政府明瞭綏遠之真正民意，樹立救亡目標，并希全國同胞，共起援助，以伸民氣，而卻頑敵，使我中華民族永久光耀于世界。”這代表了全國人民的呼聲。類似的言論都指向南京，南京感受到輿論的壓力，蔣介石作出了有限抗日的姿態，派陳誠到綏遠主持軍事，陳偕樊崧甫、劉耀揚、李則芳乘汽車離太原，還有8個團的兵力向綏境移動。洛陽行轅當局于12月2日還宣布:如匪偽軍仍盤踞不退，繼續進擾，則定以全力出擊。蔣介石且講:“百靈廟之收復，實為我民族復興之起點。”但這種姿態，并不是蔣的中心思想，11月1日蔣出席洛陽軍分校擴大紀念周，作了題為《國家之現勢與前途》的講話，其中說:“欲謀復興民族，必先肅清一切危害國家之漢奸，必須盡先消滅有知識有組織之漢奸，亦即為整個國家民族最大禍害之赤匪。” 從這里可以看出蔣介石的抗戰言論是虛偽的。

　　三

　　蔣介石用“赤色漢奸”和“被赤色漢奸利用”的惡語來實行他的暴政，救國會和紅軍是他的專政對象。把民族敵人當朋友，把自己的同胞當仇敵。

　　11月23日，百靈廟勝利之日蔣介石集團向上海救國會開刀。救國會是上海各界領軍人士于1936年5月3日組成的，在其成立大會宣言中明確申明自己的志趣:“我們唯一救亡圖存的要道，在實行全國團結一致，以全力抗敵。救國陣線會一再的主張，全國各實力派即日停止一切自相殘殺消耗國力的內戰，從速團結起來，一致對外。”但在蔣介石的眼中，這個組織是非法的，是有罪的。上海市公安局會同法租界、公共租界捕房于同一天同一時間拘捕救國會7名常委入獄蘇州，理由是他們組織救國會，主張抗日。他們是:

　　沈鈞儒，律師公會常務委員。

　　李公仆，量才補習學校校長兼圖書館長，主辦讀書生活社，環球通訊社。

　　王造時，平時除執行律師事務，又兼光華大學教授，也為《東方雜志》、《新中華》雜志撰寫國際問題的專論。

　　沙千里，平時除執行律師事務，又擔任職業救國會總務和蟻社(一個有千余成員的職業青年業余文化集體)工作。

　　鄒韜奮，生活書店總經理，《生活星期刊》總主編兼發行人。

　　章乃器，經濟學家，浙江實業銀行協理，經常寫短論、散文和國際間的政治金融散文，著有《激流集》，《國際金融問題》，救國會早期不少文件是章起草的。

　　史良，律師。

　　這七人之外，南京救國會負責人孫曉村和曹孟君也遭到同樣命運。

　　因為這一群體是為中國實行憲政而奮斗，影響深遠，他們的被捕，引起了千萬人的憤怒與不平，成為震驚中外的大事件。南京政府連忙以上海市市長吳鐵城的名義，發布了聲明，羅列了一些罪狀，稱:李公仆等自從非法組織所謂上海各界救國會后，托名救國肆意造謠，其用意無非欲削弱人民對于政府之信仰，近日勾結“赤匪”，妄倡人民陣線，煽動階級斗爭，更主張推翻國民政府，“該救國會內部尚有共黨分子潛伏”，“在沙家”(指沙千里)抄出之日文書籍《史的唯物論》;指七君子請張楊出兵援綏為罪狀。隨后又查禁救國會和一些進步人士所辦雜志和所寫的一批書，表明政府絕不屈從輿論，要對抗到底。而這更加激起國人的憤怒，引發起革命性的救亡運動，全國救國會發了《緊急宣言》和《告全國同胞書》，駁斥了橫加于救國會的種種罪名。七君子在獄中表現出知識分子的傲骨，沙千里論述了他們羈押生活的感言，振聾發聵，促人深思。如:鄒韜奮講:“哲學的信念不管是好的，或是壞的，對于自己都是有益的，都可以使人在危難中處之泰然，持之彌堅。歷史上一切視死如歸，從容就義，可歌可泣的事跡，都是哲學信念所造成的。”李公仆講:“我們要努力喚醒每個中國人有寧為抗戰而死，不愿偷生而作亡國奴的決心，萬眾一心，必得最后的勝利。”蔣介石輕而易舉地鎮壓了救國會，于12月4日從洛陽到西安，親自指揮其部隊，誓言在短期內消滅陜西紅軍，任命 “蔣鼎文為西北剿匪前敵總司令”，“衛立煌定為晉陜甘綏四省邊區總指揮”。他和各“剿匪”將領逐個談話，認為自己是至高無上的，都要絕對聽從他的命令。他相信自己的武力可以在兩個月內肅清各省邊區的紅軍。但是這次蔣的說話不靈了，紅軍、西北軍、東北軍已形成救國戰線，蔣的不去抗日頑固堅持打內戰的思維遭到了猛烈反擊，張學良和蔣介石爭論起來。張講了這樣一個故事，七君子被捕后，他單槍匹馬，乘軍用機飛洛陽，請釋放那幾位無辜的同胞，蔣予以拒絕。張說:“蔣委員長這樣專制，這樣摧殘愛國人士，和袁世凱、張宗昌有什么區別?”蔣回答:“全國只有你這樣看，我是革命政府，我這樣作，就是革命。”歷史表明，救國會事件，綏遠抗戰問題和延續內戰，成為西安事變的催化劑，蔣介石成了階下囚，西安事變終于結束了十年內戰，指明了中國歷史的航程。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