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父挨打”破綻十出
《文史參考》第46期刊登了丁東先生寫的一篇《邱會作之父得罪班長挨了打》。文章的題目很吸引人,不由得看了幾眼,竟然發現那位打人的班長屬于第四野戰軍第48軍,而我當年正是48軍政治部的干部;再看該文所述情景及時間、地點,恰恰我當時正跟隨48軍軍長賀晉年和政委陳仁麒率領的軍指揮所行動,就住在邱會作的家鄉興國縣城,而且我當時正被領導指定做群眾工作,對這件奇事竟一無所知,堪稱咄咄怪事。
丁東先生的文章是根據程光所著《歷史的回顧》(以下簡稱《回顧》)中所記的一件事情寫成,據說是邱會作親述:在1949年解放大軍南下過程中,48軍直屬隊的一個班住在他家中,因為給養一時供應不上,強吃了他家的谷,又殺了他家的豬,他父親還挨了班長的打,這位班長并罰他父親挑炮彈去興國縣城。丁東先生據此作了一番評論,認為“大軍南下,氣勢如虹”,但是,也不應掩蓋背后的陰暗面,而“底層百姓為之付出的代價,往往被歷史所忽略”。我又認真看了一遍該文,然后不禁掩卷沉思,繼而喟然長嘆,因為這段所謂邱會作的親述,純屬編造,而造假者即《回顧》-書的作者,是邱會作將軍的兒子。
人們常用“破綻百出”來形容一些不合情理的文章。關于邱父挨打的陳述只有四五百字,自然不可能有百處破綻,但我至少也可以指出10處:
1、該文稱,邱會作是“從四野下發的戰報”中,得知東路大軍已打到贛南。其實,這類消息當時都是由新華社統一發布的,新華社在四野政治部設有一個總分社。四野總部不發這類戰報。
2、該文稱,住在邱父家中的那個班,是因為“給養一時供應不上”,才強吃邱家的稻谷(應是大米)并殺豬的。實則當時并未出現“供應不上”的情況。48軍軍部和直屬隊是7月31日晚間從高安一帶向贛南迸發的,當時永新、泰和以北地區都已解放,初步建立起地方政權,大力支援部隊開進。由于時值三伏酷暑,又無敵情顧慮,部隊在吉安以北都是旅次行軍,一般是夜行曉宿,因而部隊不太疲勞,供應也有保障。從泰和以南部隊轉入戰斗行軍,從泰和到興國不過一兩日行程,無論如何也不應發生因斷糧而與民爭食的情況。再說,“一時供應不上”就能成為強吃民糧特別是殺豬的理由嗎?
3、無論是部隊還是農村,在60多年前殺豬都是一件大事,更何況是像土匪似地強殺老百姓家的豬,這可不像在瓜地里偷吃或強吃群眾一個甜瓜那么簡單。而且,一個班不過十人左右,居然能殺掉、吃掉房東的一口豬!我在48軍軍部工作了4年有余,還從未聽說過這樣的奇事。因為工作關系,我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與邱家時有往來。我向邱家人求證此事,最后輾轉得到解放前一直與邱會作的父母生活在一起的邱會作之妹邱聯鳳的回應,她說:“那時候全家吃糠咽菜,哪里養得起豬!”
4、我軍從1949年4月開始統一佩帶“中國人民解放軍”胸章。48軍全體官兵是4月下旬佩帶胸章南下的。興國縣城是8月8日由48軍144師解放的。大約是8月9日上午,軍前指隊伍經高興圩進駐興國縣城,在那里住了兩天。記得經過高興圩時,大路兩旁站滿了人,氣氛熱烈,如同趁墟(趕集)。多數群眾是看熱鬧的,還有的是向部隊打聽十幾年前北上的親人的下落的--當年有上萬名興國籍的紅軍官兵參加了長征。邱父是個消息靈通的老革命,而在南下大軍如潮水般涌來之時,他竟會把佩帶著胸章住在他家中的解放軍當成“老總”,“問他們是什么部隊”。倘若邱父真的要問,依當時情況,他應該說:“同志哥,你們是哪一部分的?”
5、據該文稱,那位班長打了邱父不算,第二天又罰老人家“為炮兵營挑炮彈到興國縣城去。”這就奇了:稍有點軍事知識的人都該知道,炮彈是不能離開火炮的,這個炮兵營的炮彈怎么能脫離火炮,先運到邱父所住的偏僻小山村,然后再運(包括邱父的挑)回興國縣城的炮兵營,豈不是胡折騰嗎?順便說一句:興國縣城很小,當時我在興國城內沒見過一門火炮。再說遠點,軍指揮所的駐地,誰敢安排無關單位宿營?
6、據說炮兵營教導員因為“有點文化”,聽邱父講了邱會作的名字,“知道我的職務”,“吃了一涼”,知道自己的部下打了不該打、不能打的人(看來這個營打人似是平常事),炮彈也不叫邱父挑了,給了他一塊大洋,“打發他趕緊回去”。這段描繪極具想像力和戲劇性。我自信我的文化不比那位教導員低,而且又在軍機關工作,但說來慚愧,當時我并不知道邱會作其人,不知這位教導員是如何知道的?再者,48軍從北京地區出發,直到贛南戰役之前,都沒有同國民黨軍隊作戰,因而也就沒有發到“洋財”,我們發的津貼費都是人民幣,不知這位教導員的大洋又是哪里來的?
7、據說那位班長所在的連,把邱父挨打一事“報到了軍部”(這應當是那位教導員發現打了不該打的人之后).結果驚動了軍政委陳仁麒。這又外行了,連和軍之間隔了幾級,按正常程序,這個連是不能直接向軍部作報告的。倘若逐級上報,需多日之后才能報到軍部,即使陳仁麒能夠看到報告,而此時他早已離開興國了,哪里還能見到邱會作“父親的容貌”?
8、據說陳仁麒在得知邱父挨打之事后,“用電臺詢問了正在湖南作戰的我”。這一句話露出兩個馬腳:第一,45軍與48軍不在同一方向作戰,是不能互通電報的,更何況為私事通電報也不應該;第二,48軍進占興國之時,45軍還正在江西萍鄉一帶休整待命,邱會作既未到湖南,更未作戰。
9、據說陳仁麒在核實情況后,給邱父“趕緊送去了幾百斤谷子和十塊大洋慰問”。48軍軍部拿出十塊大洋可能不難,谷子恐怕一粒也拿不出來,后勤部門和地方供應部隊的糧食全是大米。
10、據說邱父挨打之事連四野政治部主任譚政也知道了,他很生氣,“用通電的方式在全野戰軍批評了他們”。首先,這是一句外行話,軍語應叫“通報批評”;其次,既然是通報批評,就應當廣泛傳達,深入教育,可是我作為軍政洽部的一名干部卻從未聽過傳達。須知48軍是違紀挨批單位,競無聲無息,這就更難解釋。不知四野政治部的這份通報發到哪里去了?
遭肢解的《邱會作回憶錄》
我早就聽說在《邱會作回憶錄》出版之后,邱會作的次子程光(即邱承光)接連出版了《心靈的對話)(以下簡稱《對話》)和《回顧》兩本書,但很多人看后頗多非議,認為水分和疑點太多,很多話與邱會作的身份和一貫作風相去甚遠,對《邱會作回憶錄》甚至對邱本人都有負面影響;繼而聽說連他母親和他的兄弟等人對他寫的東西也不認可,并由此事造成家庭關系極度緊張。我只閱讀了邱會作夫人胡敏大姐贈送的《邱會作回憶錄》,感到受益匪淺,因還沒看后兩本書,當有人問我的看法時,我表示不愿妄加置評。今年(注:2011年)9月我赴京探訪故舊,程光去看我時,從良好愿望出發,我還勸程光要慎重行事,認真聽取和對待弟弟的合理意見,也許他是缺少經驗,分寸把握不準,只要他能接受教訓,改了就好,不要為此事鬧得兄弟失和,遭外人議論。
最近看了丁東先生文章中引用的《回顧》中關于邱會作之父挨打的這段文字,在吃驚之余我趕緊有重點地看了此書含有邱父挨打這段文字的第15章《工作在中南軍區》。不看則已,一看目瞪口杲:通篇信口開河,已經到了肆無忌憚、隨心所欲的地步。繼而我又把《對話》找來,對照《邱會作回憶錄》看了我認為對其中內容比較熟悉的一些章節。看后總的感覺是,《對話》和《回顧》這兩本書,實際是改頭換面的《邱會作回憶錄》,但是作者已經不是邱會作了。兩書的作者當然想到了這個問題,為了表示兩書是不同于原作的創作,于是利用原作的一些空檔,加進一些個人的東西,或者對原作的一些段落加以改寫、充填、抻拉。這種手法,一般讀者如不對照原著,往往不易發現,但對于熟悉邱會作歷史的人來說,則恰恰可以從中發現對原作進行肢解、拼接甚至杜撰的馬腳或痕跡。這里掛一漏萬地舉幾個比較明顯的例子:
1、《回顧》第243頁假邱會作之口稱:“衡寶戰役殲敵7.7萬余人,我們45軍就殲滅敵5萬余人,……擊斃生俘將官十余人”;“45軍殲滅敵人4個精銳主力師”。而實際情況是,整個衡寶戰役共殲滅國民黨軍4.7萬多人,其中有白崇禧集團4個精銳師2.9萬多人,被俘(無擊斃者)將官8人,但這包括了第40、41、49軍的戰績。《邱會作回憶錄》對這次戰役的戰果記述雖然也不夠準確,但比較接近實際,而《回顧》的描述則太離譜了。
2、《回顧》第264頁稱,1951年春成立的華南軍區“受中央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和中南軍區(駐武漢)雙重領導,……管轄廣西軍區、海南軍區、粵東軍區、粵西軍區4個省級軍區”。這段文字既不符合實際,又講了外行話。中央軍委關于組建華南軍區的電令中,明確指示華南軍區“歸中南軍區領導”;把廣西軍區、海南軍區、粵東軍區、粵西軍區并稱為“省級軍區”,說明作者不了解當時軍隊的編制體制,須知廣西軍區當時是二級軍區,而海南軍區則是明令規定的三級軍區,粵東、粵西軍區分別由第41、43軍兼,也相當于三級軍區。《邱會作回憶錄》對這段歷史的記述還是比較準確的。
3、1952年7月,中南軍區機關移駐廣州,華南軍區機構與之合并,人事也相應調整。《回顧》第265頁稱,擔任軍區政治部副主任的邱會作居然“還兼任中南軍區保衛部部長”;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中南軍區司令員林彪,竟也隨機關來到廣州上班了,“林彪住在廣州市東山達道路的留園”;林彪甚至還不坐汽車,走街穿巷地到邱會作的家中串門!事實是,邱會作在他的回憶錄中說他兼任的是中南軍區軍法處處長,這在四野的大事記中也有記載;而林彪在南下作戰結束之后,一直住在北京;至于留園,則是廣州軍區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才在軍區司令部大院中建成的一個小招待所,林彪也從未住過;林彪到邱會作家串門之事,自然更是子虛烏有了。
4、《回顧》第269頁繪聲繪色地記述了中南軍區機關移駐廣州之后,陶鑄在一次黨委辦公會議上的講話,而《邱會作回憶錄》中則無此記載。其實,陶鑄早在1951年即去華南分局任第四書記,忙得不可開交,他雖然在軍區還掛著政治部主任的職務,卻基本不管軍區的事情了。
5、1960年1月中央軍委在廣州召開擴大會議,在此之前的廬山會議上取代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的林彪,提出了“北頂南放”的戰略方針。《回顧》第328、329頁對此的解釋是:“我們的假想敵是美國和蘇聯”,“北邊,對蘇聯要頂得住;……在東南沿海,對美蔣則要實行運動防御”。我是參加了這次會議的,而且會前還曾遵照林彪的意圖為他準備了一些資料。此時的中蘇關系雖已比較緊張,但還沒有提出以蘇為假設敵的問題,《回顧》是把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戰備思想大大提前了。“北頂南放”主要是糾正平分兵力、處處設防的思想和做法,而不是因為作戰對象的改變。這里還可以提供一個例證,渤海灣屬于“北頂”的戰區吧,這次會議之后組建的北海艦隊,就是為了防備美軍重走英法帝國主義的老路的。
6、《對話》第374、375頁稱,1971年5月,邱會作陪同越南黨負責人黎筍到廣州,“正在廣州(從化)的朱德打電話給我,說要見一見黎筍”,邱不敢作主,打電話請示周恩來,結果遭到嚴厲批評。此處還提到李富春、滕代遠等人。這段文字尤屬荒誕:朱老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李、滕則是中央委員,他們都已在1970年7月即離開從化去廬山參加九屆二中全會,以后直至去世,再未回來。邱會作在廬山應是見過他們的,豈能健忘若此!順便說明,《邱會作回憶錄》中也根本無此記載。
以上只是隨手拈來的幾個例子。據了解,兩書的作者在出書之前曾將書稿請一位當代史專家看過。由于時間緊迫,那位專家只對《回顧》作了若干修改。改總比不改強,不然還會留下更多錯誤。
邱會作不但在四野部隊而且在全軍素以勤奮好學、博聞強記、精明干練著稱,前面所舉數例,對邱會作來說,都是大事,即使他晚年再健忘吧,怎么競能被他攪得如同一盆糨糊?這哪里是人們印象中的邱會作?而更令人不解的是,同一個邱會作,在《對話》和《回顧》兩書中講的許多事情,同他在《回憶錄》中講的卻截然不同!那么,對兩書所述“歷史”的真實性,就不僅僅是一個懷疑問題了!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01期,摘自2012年2月(下)《文史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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