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鄭鴻生的《青春之歌-追憶一九七○年代臺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

　　讀鄭鴻生的《青春之歌-追憶一九七○年代臺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

　　作者：楊照/2002年1月22日

　　鄭鴻生的《青春之歌》，其實并沒有真如書名副標宣稱的那樣，去記錄「臺灣左翼青年」在七○年代的種種活動。在我閱讀接觸的範圍內，兩年前出版的郭紀舟的《七○年代臺灣左翼運動》(海峽學術出版社)，對于「臺灣左翼青年」所思所為的關切，就遠比鄭鴻生來得廣泛且深入。

　　鄭鴻生記錄的，只是非常非常小的一群「左翼青年」。而且也只記錄了他們非常非常短一段時期的活動。這一群人恰好一九七○到一九七叁年間都活躍在臺大校園，當然這幾年也正是鄭鴻生在臺大唸書的時間。

　　《青春之歌》比較明確的內容，是鄭鴻生自己的大學生活回憶錄。書中明白以年輕時代的鄭鴻生為敘述主體，寫的也幾乎都是年輕時代鄭鴻生所接觸到的人與事與校園文章，如此充滿自我意識的回憶與懷舊，當然不適合拿來當作「臺灣左翼青年」的集體或社會學式整理研究閱讀。

　　這樣說卻并不表示《青春之歌》不重要或不夠重要。相反地，把《青春之歌》歸類定位清楚后，我們才更能評估這樣一本書的價值所在。

　　明明是一個個人的大學生活回憶，《青春之歌》卻絕不是一本瑣碎、濫情的書。第一個重要塬因，是這短短幾年中，掀起了臺灣戰后第二波的校園行動主義。在此之前，有「二二八事件」前后的學生蜂起，不過那波熱潮，到了「四六事件」、進入五○年代之后，就被嚴厲鎮壓、嚴格控管了。在此之后，到八○年代中期，有另一股最后推至「九○學運」的校園活力冒出來，是為第叁波校園行動主義。

　　第二波校園行動主義，由「保釣」開啟其端，卻軋然終止于七叁年的逮捕行動與隨后的「哲學系事件」。這短短叁、四年間，發生了很多事，又因為校園外的社會依然極度壓抑威權管制籠罩了一切，校園中的熱火思想與活動，在靜滯的背景對照下更顯凸出，也就帶著今日難以想像的衝擊動能。

　　鄭鴻生的大學生涯，剛剛好落在這個時點上。而且他所交接的「左翼」師友們，又都是這波行動主義中的主要行動者。鄭鴻生以局內人的身份近距離參與，然而在逮捕行動及「哲學系事件」中，他卻陰錯陽差地逃過了國家機器的反撲懲罰，替他在記憶、描述這段經歷時，保留了較大的心理與情緒空間。

　　歷史條件使得鄭鴻生的觀察、記錄，越是個人、越是能挖掘中那次校園行動主義的底蘊。鄭鴻生青年時代的好友，也是《青春之歌》當中出現最多、事蹟佔了最大篇幅的錢永祥，替這本書寫了一段既深刻又感人的〈跋〉，文章裡錢永祥如此說：

　　「……叁十幾年來，我對于自己成長的那些年頭、那些人與事，不敢回首之外始終也有難捨的眷戀--那是一群活得認真的朋友、一個自信不平凡的時代、一段豐富而狼狽的經歷。」

　　所以故事就在他們怎么樣活，他們真正做出什么事倒還在其次，畢竟箇中最具滋味的，不是那個時代真有什么不平凡真有什么了不起，而在于那么一群人認真地自己相信時代的不平凡。換句話說，這段經驗如果有意義，也是在于那么一小群人，用那樣獨特的方式，建構了一個自己意識意念裡的輝煌世界，他們不顧苦悶的威權管訓、他們超脫了貧瘠的物質及思想補給限制，給自己的生活賦予了一組高超的、激越的價值內涵，是他們的想法、他們實踐、活過這些想法的日常細節，真正杰出、表現杰出。

　　然而從世俗現實的角度，這樣一個豐富的想像價值世界，卻帶給他們狼狽的災難。塬本順利的學業因而中斷了。更狼狽的是想像中的高貴價值圖像硬生被國家機器的威嚇粉碎了。那是一種最可怕最深沈的屈辱。你被迫在塬本看不起的國家威權前面承認錯誤承認失敗，放棄那高貴的、超越的價值追求。

　　這也就是為什么像錢永祥這樣真正具有反思能力的當事人，會那么抗拒去回憶的主因。這也就是為什么其他局外人很難準確掌握到其間實存感受的主因。

　　鄭鴻生的《青春之歌》寫出了生活、寫出了自以為的不平凡，更重要的是，也寫出了其間及其后的狼狽。鄭鴻生的位置，使他沒有掉入書寫這段故事最可能掉進的雙重陷阱裡：他沒有以現實面為標準去矮化那些其實只活在少數幾個人心靈裡的高貴理念;他也沒有純然封閉在高貴裡念裡，把這些人刻劃成為英雄，或賦予他們改變歷史、影響歷史的角色。

　　鄭鴻生恰如其份地走在現實與理念中間的狹窄地帶，讓沒有活過那段時期的人，可以更清楚地瞭解：這些不曾真正改變過歷史的人藉著思考與生活，給那個時代的臺灣多增添了一項多元基因。他們不同于服膺黨國意識型態的同時期的李大維、馬英九、趙少康、馮滬祥們，他們創造了，或至少努力去創造過，自己的信仰與價值。這是臺灣社會的寶貴資產，反過來看，這些認真活過的人，在往后的生命歷程中，幾乎都毫無例外地被邊緣化了，而是那些沒有創意地唿應黨國宣傳的人，成了這個社會的主流菁英，這樣的篩選說明了臺灣的問題，臺灣的悲哀。

　　《青春之歌》裡寫到一段奇特的經過。一九七叁年二月十七日，警總動手抓人。本來是要同時逮捕黃道琳和錢永祥的。黃道琳被抓了，可是錢永祥卻逃過了。

　　「老錢(錢永祥)頓然想起，這天早上出門下山的路上，有人向他詢問翠嶺路九號的位置，而他家則是十九號。那是在新北投的一個山腰上，周遭還頗荒涼，沒太多房舍，走到山腳則有一段路程。他也記得看到一輛吉普車就停在山腰，方位正可觀察到他們那一片房舍的出入情況。由此他推斷那個問路的人以及那輛吉普車應該就是來抓他的。……這天早上在翠嶺路上問路的那個人終于找對了門號，也發現了他要的人剛巧和他錯身而過，就火速下山企圖攔下開往臺北的公車抓人，但還是遲了一步讓老錢懵然無覺地來到臺大註了冊。」

　　不過這么神奇的巧合，卻只替錢永祥多爭取了半天的時間。下午錢永祥在孟祥柯的陪同下還是去了警總自行報到。

　　這段故事，多么適合拿來作為這段校園行動主義具體而微的象徵。在那個年代，國家機器私了一個錯誤(自大傲慢的警總及國家機器必定會犯錯的)，意外地讓一些應該被監管的學生獲得了自由，只不過這自由如此短暫，最后他們還是只能被迫回到那個由威權管束搭蓋起來的牢籠裡。

　　為什么自由那么難、那么短暫?鄭鴻生記錄下的錢永祥二月十七日那天的感觸，說明得最清楚：

　　「老錢……到西門町漫無目的地走著，……想著這不是革命的時代，沒有革命組織可以投靠，沒有媒體輿論可以求援，他望著西門町的茫茫人海，個人像滄海一粟般無助。」

　　明明是無助的滄海一粟，他們卻硬要認真自信地活出「一段如火年華」，他們的困境更凸顯了他們不可磨滅不該磨滅的精神。

 追憶1970年代臺灣左翼青年 “給我們談談……1830年代吧”

2009年11月14日   東方早報

　　李公明

　　“給我們談談1830年代吧 / 那電光閃閃的時代 / 談談它的戰斗，它的熱力……”泰奧多·德·班維爾的這幾句詩可以成為所有激進思想史回憶錄的永恒主題。在我們的精神成長史上，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就是這類主題中影響巨深的著作，它既是大革命的余焰在十九世紀俄羅斯心靈中燃燒的明證，同時也成為了后來各類所有曾在威權專制下掙扎、抗爭的“青春之歌”的回憶塬型。

　　讀鄭鴻生的《青春之歌:追憶1970年代臺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年12月)，不僅對于過去僅略有所知的臺灣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校園民主抗爭、保釣運動等有了更多感性的認知，對于臺灣左翼思想的脈絡、暗潮和歷史的吊詭有了更多的思考，同時更產生了對于“談談1830年代”這類“青春之歌”的反思。作為書中記述的主要人物的錢永祥教授為該書撰寫了《跋:青春歌聲里的低調》，以十分嚴肅、冷靜的心態分析了在該書的記憶敘事中潛藏的真正有意義的問題。例如，關于“反對”這個概念，他說不能容忍這個概念的庸俗化，因此必須在威權與反威權的框架之外更要追問價值理想的問題，要追問反對者的價值理想的內核是否更能使人具有做人的尊嚴、反對者的價值理想是否能在反對的行動中得到深化、擴展和取得認同。他繼而深刻地揭示了臺灣社會思想價值環境的“貧瘠破碎”:保守者的中產階級意識形態、自由知識分子僅以符號式的反威權自恃、被壓迫的草根被迫求助于各種反現代導向的族群主義。由于價值意識的貧乏、扁平化，“反對”淪為“取而代之”、民主變為政治動員的操作術。因此之故，憲政塬則、社會整合、公共政策等等問題難以在價值理念的引導下展開公共討論。錢教授說，往者已矣，新一代仍以“反對”為念的人應該叁思關于價值意識的問題:“自己的承諾究竟何在?”(第311-315頁)又比如，他指出應該把“反對”納入思想史研究的課題，從而使事件與思想相互撞擊、發酵的實際情由和可能具有的豐富性得以呈現。更令人動容的是作者對于屠格涅夫筆下的哈姆雷特和堂·吉訶德形象的分析:屠格涅夫對于“反對”作為實踐模式的矛盾和游移，而“我們”時而堅信、時而虛無彷徨的命運竟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那個時代整個世界的思想局面所決定的;這種命運“注定既不快樂、也成就不了什么事業。到今天，這個局面仍未改變，并且看起來也不會改變”(第322頁)。

　　掩卷之后，猶有幾個問題無法釋懷。首先是對廣義上的上世紀六十年代精神遺產，實有一些基本分野。薩科齊在當選法國總統后說，為了解決國家道德危機，必須“一勞永逸地抹除1968年5月”。可以認為，“抹除”六十年代的精神遺產是一類有普遍性的威權心態和意志表述，無非證明了六十年代精神遺產仍有其尖銳的、挑戰性的品格。而對于像西德尼·塔羅、莫里斯·迪克斯坦以及所有《青春之歌》的作者來說，無論如何批判地反思，“六十年代在我們身上，在那些對其有過最強烈體驗的人身上幸存下來”( 迪克斯坦語)。但是，真正有意義的“幸存”不是符號象征的光環或懷舊，而是思想與學術事業的結合。社會運動和政治斗爭行為這些主題，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后就一直是當代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等學科的重要研究領域，其與青年造反運動的聯系顯而易見。其次，關于“遺忘”。朱爾·米什萊在寫作《法國大革命史》的時候正痛苦地目睹大革命的理想慢慢消逝，也對自己所處時代的悲劇本質有更清醒的認識。但他聲稱自己仍然相信大革命的理想，更重要的是，他把“遺忘”作為比死亡更可怕的性質，用以描述那個專制的時代。于是，他作為歷史學家站出來說:沒有什么會被遺忘，人和事不會被遺忘。……連空氣都不會被遺忘。還有，關于 “青春之歌”的主人公的命運可以回到赫爾岑那里得到理解:他說文學、藝術與歷史使我們看清楚了這個荒唐的環境、侮辱人的風習和畸形的權力社會，我們對這種生活既不可能適應，也不愿意和它搏斗而被毀滅。這時，“在我們的內心深處有一種東西在說話:要離開還太早;因為看來在死魂靈的背后，也還有活的靈魂” (《赫爾岑論文學》，辛未艾譯，第74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5月)。那么，重新談論 “1830年代”就是命運的安排和使命。

　　為了反抗“遺忘”，文獻檔案與口述歷史資料的相互參證有重大意義。臺灣“中研院”近代史所自上世紀五十年代末以來相繼進行了“口述歷史訪問計劃”的工作，為中國現代史研究保留了一批涉及政治、軍事、學術文化等各個領域的重要史料。當初這項工作是由近代所籌辦主任(后任首任所長)、著名的中國近代史宗師郭廷以先生擬定推行，他自己無法料到的是，在他辭世近叁十年后，近代史所口述歷史組完成了對其門生故舊的口述資料整理工作，出版了這本“口述歷史叢書” 之八十四《郭廷以門生故舊憶往錄》(陳儀深等訪問，王景玲等記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2004年4月)。該書收錄了郭先生門生故舊的二十二篇訪問記錄及六篇回憶錄，以大體論，所錄者不外是對郭氏學術風范、成就及篳路藍縷之艱辛的追述，以及學生門人在郭師引領下進入學術生涯的歷程。但從細處看，這些訪錄還記述了不少因門戶歧見而導致的人事恩怨、借國際冷戰氛圍而產生的告密誣陷，以及官僚政治干預學術等史實。誠如多位訪談者所言，近代史所自籌創之際便充滿著各種或明或暗的憂患，其間郭廷以先生更是經受了不少的冤屈和打擊。而近代史所仍能在“內憂外患”中堅守學術之職、取得國際矚目的成就，實與郭先生的堅韌努力和學術卓見不可分割。陳永發教授為該書作的“序”中認為，“郭廷以先生的時代，最大的挑戰是在一切要求政治正確的時代氛圍中，為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建立客觀研究的學術聲譽，同時經受得起特務政治和檢舉文化的折騰，堅持一切以學術為重的信念”。所言甚是，這可以看作是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在兩岸所經歷的共同景況和愿景。

　　與這部口述歷史關系甚密的是張朋園先生著的《郭廷以 費正清 韋慕庭:臺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97年5月)。張是郭的重要門生，在上述《憶往錄》也收有他很平實、客觀的訪談，而該書所論自是郭廷以學術生涯中極其重要的一段經歷，也是臺灣史學發展的重要節點。余英時先生為該書作的序更把郭、費、韋叁位以學術為道而超越了各自的政治、團體利益視作學術交流與合作的關鍵，可見此段個案研究的深意。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